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三十七

译查办宫省直卫及百姓从事角道的人，诛杀了一千多人。角等人知道事情已经败露，急忙传令四方，同时起事，都戴着黄巾作为旗帜。各地焚烧劫掠，长官官吏纷纷逃亡。在十天到一个月之间，天下纷纷响应。

译臣按：黄巾之起，始于张角。他以符水治病，于是辗转欺骗诱导，历时长达十余年，人数多达数十万。天下九州，跟随他的有八州。内部宫廷中的宦官，近处京城中的禁卫，没有不信奉他的道术并与其同谋的。其根源都起于符水咒病而已。如今天下往往有以此治病来谋求衣食的人，而京城尤其多。不仅不禁绝他们，反而为他们建立祠庙，任用他们担任清要之职。那么，就不只是下层百姓被他们所迷惑了。唉！先王时代，左道惑众的人必定被诛杀，政令恐怕其迷惑世人而逐渐导致大乱。有志于防止动乱的人，能不警惕于防范吗！

灵帝因为黄巾日益兴盛，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北地太守皇甫嵩认为应当解除党禁，拿出中藏库的钱和西园马厩的马分给军士。中常侍吕强说：“党锢之祸积怨已久，人心怨恨愤怒，如果不赦免宽恕，他们就会与张角合谋，变乱会更加严重，请先诛杀左右贪浊之人，大赦党人，考察选拔州牧郡守的才能与否，那么盗贼没有不能平定的。”灵帝恐惧而听从了他。当时宦官赵忠、张让等人尊贵受宠，宅第比拟宫室。等到封谞、徐奉等人的罪行暴露，皇上责问各位中常侍说：“你们常说党人想要做不轨之事，都让他们被禁锢，如今党人反而为国家所用，你们反而与张角勾结！”

臣按：张角的动乱，积累十余年，而跟随他的人，几乎遍布天下。那么即使是内官在天子左右，也与他通谋，没有一人敢进言的，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一时的贤人君子都被中常侍以谋为不轨的罪名禁锢，所以举世之人无不闭口结舌。吕强说不赦免党人，将与张角合谋，这大概是用危言来激怒皇帝罢了。党人难道是作乱的人吗？由此可知，治理国家的急务，没有比疏通言论更急迫的了。言论不通，即使以天下之大，都跟随一个贼人，而没有一人敢言。黄巾之乱，如果不是其党徒自己进言，那么灵帝终究不会知道。唉！后世君主应当以此为鉴。

黄巾余党贼帅韩忠再次占据宛城抗拒朱儁，朱儁击鼓进攻其西南，贼众全部前往应对，朱儁亲自率领精兵偷袭其东北，乘势登城而入，韩忠于是退保小城，请求投降。众将想要答应他，朱儁说：“军队本来有形同而势异的情况，过去秦、项之际，百姓没有固定的君主，所以奖赏归附者以鼓励来投。如今海内统一，只有黄巾造反，接纳投降无法鼓励善行，反而开启逆反之意，让贼人得利就进战，失利就乞降，放纵敌人助长寇乱，不是好计策。”

臣按：处理事务的人，应当知晓天下的大义。朱儁说：“秦、项之际，百姓没有固定的君主，所以奖赏附者以鼓励来投。如今海内一统，只有黄巾造逆，所以不接纳其投降，以免纵敌长寇。”认为形同而势异。唉！这难道仅仅是形势吗？大义也不过如此。

交阯多珍奇货物，前后刺史大多没有清廉的品行，所以官吏百姓怨恨反叛，拘捕刺史。朝廷选派贾琮为交阯刺史，贾琮到任，讯问反叛的情况，众人都说赋税过重，百姓无不贫困。京城遥远，申诉冤屈无处可去，百姓无法生存，所以聚集成为盗贼。贾琮立即发文告示，各自让他们安守资业，招抚流散百姓，免除徭役，诛杀为首作大害的渠帅，选拔良吏试守各县。一年间平定，百姓得以安宁。街巷道路为之歌唱说：“贾父来晚，使我先反；今见清平，吏不敢吃饭。”

苏洵说：“天下的形势，远近如一，以我看来，近处的可忧，不如远处的可忧之深。如今广南、川峡，惯例认为遥远，而朝廷稍有优异者，不再官派于此，况且其地控制南夷、氐、蛮，最为要害之地，土地所产，又极富饶，明珠、大贝、纨锦、布帛都极精好，水运出境，而其利百倍，所以官吏不能都廉洁。如今赋取日益加重，科敛日益烦杂，疲弊之民无法承受，官吏又在其中规求。淳化年间，李顺在蜀地窃发，州郡数十，望风奔溃。近来侬智高扰乱广南，乘胜夺取九城，如反掌。国家设置城池，养育士卒，积蓄器械，储备米粟，以为战守之备，而凶险一起，如同进入无人之境，这是官吏不肖的缘故。”

臣按：天下的地势，虽然有内外远近，而圣人一视同仁，起初没有内外远近的差异。看贾琮的治绩，苏洵的议论，清楚地知道远方百姓之所以容易动乱，不是百姓的习性如此，而是治理者不得其人。大概远方州县，得到一个良令，如同得到胜兵三千人；得到一个良守，如同得到胜兵三万人；得到一个良部使者，如同得到胜兵三十万人。当相安无事之时，一方数千里之地，如藩、如郡、如县，得到二三十位贤守长，就足以安定了。不幸而百姓贫困，起而为盗为乱，非得数十万人马钱粮، 未易以平之也。唉！当道之大臣，掌铨选者，何必不为国家计，不为地方计，而专为仕者计？不权衡其轻重缓急，而拘泥于远近内外的计较？不仅不智，大概不忠也。

元魏孝文帝以李崇为兖州刺史。兖州旧多劫盗，李崇命令各村设置一楼，楼都悬挂鼓。盗贼发生之处，乱

译击鼓。旁边村庄最先听到的人，以第一下鼓声为节拍，接着敲两下，再敲三下。顷刻之间，鼓声传遍百里，都派人把守险要之地。从此盗贼一旦作案，没有不被擒获的。后来各州都效仿这种做法，是从李崇开始的。臣按：李崇建楼设鼓防盗的方法，现在也可以实行。但可以在盗贼作案时实行，平时不用也可以。

译孝明帝时，盗贼日益增多，征讨不停，国家用度枯竭。豫州预征了六年的租调，仍然不够，于是停止供给百官酒肉。又对进入市场的人每人征税一钱，以及邸店都征收税赋。百姓叹息怨恨。郎中辛雄上疏，认为夷夏百姓相聚作乱，难道还有什么余恨吗？正是因为守令没有任用合适的人，百姓无法忍受其命运罢了。应当趁此时及早加以安抚，应当将郡县分为三等，清理官吏选补的方法，不拘泥于停年法。三年考核升降，有称职者补任在京的名官，如果不曾担任过守令，不得担任内职。这样人们就会自我勉励，冤屈可以伸张，强暴自然平息了。

臣按：北魏时，因为盗贼滋生的缘故，征讨不停，以至于国家用度枯竭，而实行一切聚敛的方法。议论的人将罪责归于守令没有任用合适的人，确实是对的。现在应当制定法令说：州县境内有盗贼聚集到五十人以上者，半年没有抓获，亲民官革去冠带；捕贼一年没有抓获者，除名。府官及分巡官递减其罪。抓获盗贼的数量，十中抓获其三，就给予准免。

隋炀帝谋划讨伐高丽，诏令在山东设置府，令养马以供军役。又征发民夫运米到边塞，车牛前往的都不返回，士卒死亡过半，耕种失时，谷价暴涨，东北边尤其严重，一斗米值数百钱。所运的米有的粗劣，令百姓购买来偿还。又征发鹿车夫六十二万二人，共同推运米三石，道路险远，不足以充作干粮，到达镇所无可输送，都惧怕犯罪逃亡。加上官吏侵吞渔利，百姓穷困，于是开始相聚成群作盗。邹平民王薄拥众占据长白山，在齐、济郊外剽掠，自称知世郎，说世事可知了。又作《无向辽东浪死歌》来互相感劝，逃避征役的人多前往归附他。于是平原刘霸道，漳南窦建德，鄃人张金称，蓨人高士达等，都聚众作乱。从此各地群盗蜂起，不可胜数，徒众多者达到万余人，攻陷城邑。

臣按《周书》有言：“抚爱我则为我君主，虐待我则为我仇敌。”所谓虐待之甚者，有三点：征戍没有止境，劳役没有止境，科敛没有止境。有一于此，都足以导致动乱。作为上位者，何不反思呢？我的祖先，都起自平民。我侥幸继承祖宗的基业，才保有今日。贵贱不同，而好生恶死相同，好逸恶劳相同，好取恶予相同。假使我的身份处在百姓的地位，如此虐待我，必然想尽取我的财物，使我的父母冻饿，必然想竭尽我的气力，使我的亲属离散死亡，我能忍受吗？一旦背叛我，起而为乱，而我的地位能安稳吗？身心得快乐吗？不安不乐，则我不能不操心。纵然假借势力来平定它，则所损失的也很多了，况且未必能平定呢？古语有言：“水所以载舟，亦以覆舟。”得到民心，则为天子；失去民心，则为独夫。得到民心的方法，没有别的，爱惜民财、爱民力而已。百姓的财物常自足，百姓的气力常有余，则得到民心了。这是保天下、寿国脉的第一件事。

唐懿宗咸通九年，起初，南诏攻陷安南，敕令徐泗招募士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另戍桂州。起初约定三年一代，至此戍桂者已六年，屡次请求代还。徐泗观察使崔彦曾性情严刻，押牙尹戡等用事，因为军帑空虚，不能发兵，请求令再留戍一年。戍卒听说后愤怒，都虞候许佶等作乱，推举粮料判官庞勋为主，劫取库兵北还，所过剽掠，州县不能抵御。诏令派遣中使赦免其罪，部送归徐，各自以私财制造甲兵旗帜，招集亡命之徒，众至千人，攻陷宿州城，尽聚城中货财，募兵得数千人，自称兵马留後。不久攻陷徐州城，城中愿跟随者万余人。庞勋又募人为兵，人利于剽掠，都断锄首而锐之，执以应募，因此贼众日滋。官军数次不利，于是攻破鱼台等县，又攻陷都梁城，占据淮口漕驿路断绝。庞勋又分遣其将南寇舒、庐，北侵沂、海，攻破沭阳、下蔡、乌江、巢县，攻击攻陷滁州，大掠泗州。庞勋自谓无敌于天下，作露布散示各寨，乘胜围寿州，掠诸道贡献商货。不久诸道兵大集于宋州，庞勋开始恐惧，应募者益少。庞勋于是驱人为兵，敛富室及商旅财，十中取七八，杀崔彦曾自称天册将军。庞勋自九年七月作乱，至明年八月才为官军所平。

胡寅说：“何以聚人？曰财。所以省费节用，恐怕穷竭而招祸。民无信不立，所以明约慎令，恐怕欺诈而人离。徐卒所以叛者，因为崔彦曾失信而已。崔彦曾所以失信者，因为军帑空虚而已。自宣宗末年，各镇相继逐帅而叛，言事者认为藩镇减削衣粮以充贡献所致。何况懿宗穷奢极侈，所费不赀，那么敛财的方法必然又多。岐州府调度仅足自给，一旦有变故，无以应之，如徐州是也。那么俭与信，岂非为国之急务乎？”

臣按：唐末之乱

译祸乱，便从此开始。宋祁说：“《易经》中说：‘在易地丢失了牛’，有国家的君主知道要警戒西北的敌虏，却不知道祸患产生于没有防备。唐朝灭亡于黄巢，而祸根却奠定于桂林。《易经》的意旨真是深远啊。”后世的君主，应当借鉴前代灭亡的原因，而在今天谨慎地节省费用、节制用度，以满足国家的需要；明确简约、审慎政令，以取信于民心，从而不要逐渐导致像唐朝桂林那样的动乱啊！

译唐僖宗时期，政权掌握在臣下手中，南衙的宰相与北司的宦官互相矛盾。自从唐懿宗以来，奢侈之风日益严重，战争不停息，赋税征收更加急迫，关东地区连年遭受水旱灾害，州县官员不据实上报，上下互相防备，百姓流离失所、饿死街头，无处控诉，于是聚集起来成为盗贼，各地纷纷兴起。州县兵力稀少，加上长期太平，人们不习惯作战，每当与盗贼相遇，官军大多战败。干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开始聚集数千部众，在长垣起事。第二年，宛朐人黄巢也聚集数千部众，响应王仙芝。黄巢年轻时与王仙芝都以贩卖私盐为生，黄巢擅长骑射，喜欢行侠仗义，粗略涉猎书籍史传，多次参加进士考试都没有考中，于是沦为盗贼，与王仙芝一起攻打劫掠州县，在山东地区横行无忌。那些被沉重赋税困扰的百姓，争相归附他们，几个月之间，部众达到数万人。

范祖禹说：“自古以来，盗贼的兴起，国家的败亡，没有不是由于暴虐的赋税和沉重的征收，导致失去生计的百姓众多。唐朝末年，政令出自宦官之手，不仅赋税剥削，还贩卖各种物品，完全夺取了百姓的利益，所以有贩卖私盐的盗贼，使百姓没有衣食的来源，想要不灭亡，怎么可能呢？”

臣按：天地生育人类，那些愚钝的人成为百姓，那些优秀而聪明的人成为士人。所从事的职业不同，但各自寻求赖以生存的资源则是相同的。因此，在国家兴盛的时候，仕途畅通，聚敛的政令不施行，士人有士人的职业，百姓有百姓的产业，有自我生存的手段，所以把死亡看得很重，不敢轻视自己的生命，害怕陷入死地。因此盗贼不兴起，祸乱不发生。在唐朝，如果黄巢一举考中进士，或者在进士科之外另有进身的途径，那么黄巢就不会贩卖私盐了。如果盐没有禁令，那么黄巢必定终身以此为业；盐虽然有禁令但没有重罪，黄巢必定不会改行成为盗贼。如果当时百姓有固定的职业，官府没有沉重的赋税，而百姓都有供养父母、养育子女的资金，黄巢即使成为盗贼，也不过是推埋劫掠的豪强罢了，怎么能在几个月之间部众达到数万人，而在天下横行，追逐天子并侵犯宫阙呢？因此，明智圣明的君主，必定用多种方法来选拔士人，不把利益全部夺走而留给百姓。

广明元年，黄巢攻陷东都洛阳，留守刘允章率领百官迎接拜见。黄巢进入城中，慰问街巷邻里，安然无事。张承范等人率领神策军的弩手，从京师出发。神策军的士兵都是长安富家的子弟，贿赂宦官混入军籍，厚得粮饷赏赐，只穿着华丽的衣服，骑着愤怒的马匹（鞭打马匹使其愤怒疾驰），依仗权势意气用事，从未经历过战场。听说要出征，父子相聚哭泣，大多用金银布帛雇佣病坊的穷人代替自己出征，往往不能操持兵器。张承范等人到达潼关，在草丛中搜得村民一百多人，让他们搬运石头、汲取水，作为守御的准备。与齐克让的军队都断绝了粮食，士兵没有斗志。黄巢到来，大声呼喊，声音震动黄河和华山。士兵饥饿严重，于是烧毁营寨溃散。盗贼从潼关进入长安，黄巢自称齐帝，改年号为金统。

臣按：黄巢进入潼关时，唐朝的兵力和粮食都没有了。唉！还怎么治理国家呢？黄巢以一个普通百姓的身份，捋起袖子一呼，部众达到数十万；而堂堂朝廷，竟然让敌寇兵临城下，曾经没有几百可以抵御敌人的士兵，曾经没有几个月可以供给军队的粮饷。不知道平时满朝文武，官僚在各自部门坐班办公，所做的事情是什么？舟车每天每月运送的东西，在哪里？虽然说长期太平，储备废弛，但是从王仙芝起事到现在，也有七年多了。皇帝虽然没有醒悟，而文武群臣竟然没有一个人提及此事。当时南衙的大臣，都出自北司宦官的门下，即使不为国家考虑，难道不为自己的身家考虑吗？何不思考说：盗贼如果进入关内，我用谁来抵御他们？今天的禁军士兵都是街市上的小人，怎么能抵御敌寇？即使有人，又从哪里得到军饷呢？盗贼到达潼关没有防备，必定长驱直入京师，天子必定出逃，我一人随行，而家属将安置在哪里呢？唉！后世的人主看到这段历史，必定在心中反思，并思考如何谨慎自身、节约用度，信任君子而疏远排斥宠幸的近臣，不要让国家一旦陷入这种无可奈何的境地，那么永远没有祸患而常享安乐了。

中和三年，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多次派人到各县镇侦察事情，所到之处多有索取。有两个人经过资阳镇，唯独没有索取，镇将谢宏让邀请他们，他们没有去，谢宏让自己怀疑有罪，逃入盗贼之中。捕盗使杨迁诱使谢宏让出来自首，然后逮捕他送交官府，声称是讨击军擒获的，以求取功劳。陈敬瑄不加审问，就杀了他，手段极其残酷，见到的人认为他冤枉。又有卭州牙官阡能，因为公事逾期躲避杖刑，逃亡在外。杨迁再次诱使他出来，阡能刚出来，听到谢宏让的冤屈，于是大骂杨迁离去，并发愤成为盗贼，驱赶不听从的良民，将他们全家杀害。过了一月，部众达到一万人，设立部伍，任命职役，在卭州、雅州之间横行，攻陷城邑，所过之处血流成河。起初蜀地很少盗贼，从此纷纷竞相兴起。

臣按：盗贼的产生，本来有百姓穷困而成为盗贼的，也有官吏将帅激发而导致成为盗贼的，这又不可不知。

周世宗时，窦俨上疏，请求让盗贼互相揭发告发，用他们所告发资产的一半赏赐告发者。如果有亲戚作为首犯，就论处他的同伙而赦免那个自首的人。这样盗贼就不能聚集了。又新郑乡村组织为义营，各自设立将领和佐官。一户人家成为盗贼，连累整个村子；一户人家被盗，连累那个将领。每当有盗贼发生，就

译击鼓举火，青壮年如云般聚集。盗贼少而百姓多，盗贼无处可逃。因此邻近各县盗贼充斥，而这一地区却独自安宁。请求让其他各县都效仿这种做法，这也是制止盗贼的一种方法。

臣认为，窦俨所说的新郑义营的方法，可以与北魏时李崇在村落设置鼓楼的办法合而为一。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乡村中的盗贼就无处藏身了。至于他所说的让盗贼互相揭发并给予奖赏的方法，如果真正实行，那么贼党之间就会互相猜忌，不能长久聚集。

从前崔安潜拿出库钱一千五百缗，分别放在三个市场，在榜文上写道：“有能告发并抓捕一名盗贼的，赏钱五百缗。”盗贼不能单独作案，必定有同伙。同伙告发并抓捕盗贼，免除其罪责，赏赐与平民相同。不久，有抓捕盗贼而来的人，盗贼不服气地说：“你与我同为盗贼十七年，赃物都平分，你怎么能抓捕我？我和你同死罢了。”崔安潜说：“你既然知道我有榜文，为什么不抓捕他来？那么他应当死，你接受赏赐了。你既然被他抢先，还有什么可推辞的？”立刻命令给抓捕者钱，让盗贼看着，然后在市场上处死盗贼，并灭其家。于是众盗贼与其同伙互相猜忌，无处容身，分散逃出境外。

这种方法虽然好，但是用官钱可以暂时使用，而不能长久。不如窦俨就用所告发资产的一半给予奖赏，这样可以长久实行。今后如果有盗贼被同伙抓获而不服的，也可以用崔安潜的话来驳斥他。

译以上论述遏止盗匪的机要【中】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三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三十八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的纲要

严备武备

遏止盗匪的机要【下】

宋太祖淳化四年，青城百姓王小波发动叛乱。起初，蜀地灭亡后，其府库的积蓄全部运往汴京。此后，当权者在常规赋税之外又设立博买务，禁止商人私自买卖布帛。蜀地土地狭小人口稠密，耕种收获不足以供给生活，因此兼并土地的人更加通过贱买贵卖来谋取利益。青城百姓王小波于是聚集众人发动叛乱，并且说：“我痛恨贫富不均，现在为你们平均财富。”贫苦的人争相依附，于是攻打青城，掠夺彭山，杀死县令，邻近各县响应。王小波被流箭射中而死，他的党羽推举王小波妻子的弟弟李顺为统帅，侵扰掠夺州县，部众达到数十万，僭越自称大蜀。皇帝下诏任命张咏担任益州知州，允许他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置。当时宦官王继恩及上官正等人统领军队讨伐贼寇，渐渐取得成效，却驻扎军队不再前进，专门从事饮酒赌博和掠夺，残余的贼寇躲藏在山谷中，依仗险要地势集结，势力再次扩大，州县大多陷落。张咏到达后，用言语激将上官正等人，勉励他们亲自行动，并且大摆宴席为他们饯行。酒兴正浓时举杯对军校们说：“你们承受国家厚恩，无法弥补责任，这次行动应当直捣贼寇营垒，平定消灭这些丑类。如果拖延时日，这里就将成为你们的死所了。”于是决定深入进军，大致取得胜利。当时贼寇掠夺之际，百姓多被胁迫跟随。张咏发布文告以恩德信义晓谕他们，让他们各自回归乡里，并且说：“从前李顺胁迫百姓成为贼寇，今天我将贼寇转化为百姓，不也可以吗？”真宗咸平元年，广武叛兵刘旴聚集数千部众，驱逐都巡检使，掠夺汉、蜀、邛州。

咸平三年，益州戍守士兵发动叛乱，拥戴王均为统帅。王均僭越称大蜀，改元化顺，攻陷汉州。

吕中说：“李顺的党羽刚平息，刘旴就兴起；刘旴的党徒刚平定，王均就起事。为什么蜀地百姓喜好作乱呢？大概是因为蜀地百姓勇猛强悍，又习惯于僭越称帝的旧习，所以容易被诱发作乱。然而平定李顺党羽的是张咏；平定刘旴叛乱的是张咏。换用牛冕，王均就反叛。地方长官难道可以任用不适当的人吗？张咏两次出使蜀地，真宗说：‘得到你治理蜀地，没有西顾之忧。’这是为蜀地选择张咏，而不是为张咏选择蜀地。”

臣按：苏洵曾拟作张方平的话，说百姓没有固定的本性，只看上级如何对待他们。人们都说蜀地百姓多变，于是用对待盗贼的态度对待他们，用惩治盗贼的法律约束他们。本已小心翼翼、不敢喘息的百姓，却用砧板斧头般的严刑峻法命令他们，于是百姓开始忍心将父母所依赖的身体，抛弃给盗贼，所以每每发生大乱。如果用礼教约束他们，用法律驱使他们，蜀地百姓是容易管理的。至于逼迫太急而产生变故，即使是齐鲁之地也是这样。我用对待齐鲁百姓的态度对待蜀地百姓，蜀地百姓也会用齐鲁百姓的标准来对待自己。苏洵的话虽然像是假设，但实际上也有这个道理。大概秉承常理、喜好美德的本性，好善厌恶恶的心，人人都有，谁肯甘心做非作恶呢？由于上级不用人的常理对待他们，他们习惯知道是这样，所以也自甘堕落，将自己置于不合人理的地方而不自我珍惜。唉！作为统治者，将百姓寄托给地方官，怎么可以专门委任那些戴着柱后惠文冠、威武冠的武官呢？

仁宗庆历年间，贝州宣毅军士兵王则占据城池反叛。王则是涿州人，起初因年成饥荒流落到贝州，自卖给人放羊，后来加入宣毅军担任小校。贝州、冀州风俗崇尚妖术幻术，互相学习五龙、滴泪等经书以及各种图谶书籍，说释迦佛衰败谢世，弥勒佛应当出世。王则与母亲诀别时，曾在背上刺“福”字作为标记。妖人于是妄传“福”字隐含兴起之意，争相信奉侍奉他。州吏张峦占卜吉利，主持谋划。党羽牵连德、齐等州，约定在正月初一在澶州浮梁作乱。恰逢他的党羽潘方净带着书信拜见北京留守贾昌朝，事情败露被抓获，所以没有等到约定日期。冬至那天，知州张得一与官员属吏拜谒天庆观，王则率领他的徒众劫取库藏兵器，拘捕张得一囚禁起来，杀死通判董元亨等人。王则僭越称东平郡王，建国号安阳。事情上报后，任命文彦博为河北宣慰使，平定了叛乱。

臣按：盗贼的突发，往往用妖术迷惑众人。伏读律文有说：“凡是巫师假借邪神降临，书写符咒用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宝、师婆，以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凡是一切左道扰乱正道的法术，或隐藏图像，烧香聚集众人，夜间聚会早晨散去，假装修善事，煽惑百姓，为首者绞刑，为从者流放。”这法律可以说是严厉了。圣祖制定法律之初，他的考虑多么深远啊！然而想要禁绝其源头，应当从京师首善之地开始。应当命令巡城御史及兵马司官员，凡是京城内外有假借神灵、降神、书写符咒以治病报事为民的，立即让街坊火甲具名上报官府追究惩治，驱遣他们。那些应当禁治而不禁治，以及容许并为之的，处以重罪。并且通行天下，凡人家有收藏异书的，都允许到官府换取钱物。三个月之后不自首的，他人首先揭发则处以重罪。这也是朝廷遏止动乱的一种方法。

欧阳修说：近日盗贼纵横，如果不早作打算，恐怕留下后悔。臣估计当今抵御盗贼的方法不过四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