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二十三

译二十三

明代丘濬撰写

译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关键

制定国家的用度

经制的义理【上】

《周礼》规定，太宰通过九种赋税来征收财货（帛和布等）。第一种是邦中之赋（居住在城郭内的）；第二种是四郊之赋（距离国都一百里的）；第三种是邦甸之赋（距离国都二百里的）；第四种是家削之赋（距离国都三百里，大夫的采邑）；第五种是邦县之赋（距离国都四百里的）；第六种是邦都之赋（距离国都五百里的）；第七种是关市之赋（关卡征收货物出入的税，市场征收货物停驻的税）；第八种是山泽之赋（由虞衡官掌管）；第九种是币余之赋（由职币官掌管的剩余财物）。

叶时说：邦中之赋，就像载师所管辖的田里、场圃之地；四郊之赋，就像载师所管辖的远郊、近郊之地，也都由闾师征收，这就是所说的国中、四郊按时征收赋税。邦甸、家削之赋，就像载师所管辖的公邑、家邑之地；邦县、邦都之赋，就像载师所管辖的小都、大都之地，则由县师征收，这就是所说的邦鄙、稍甸按时征收野外的赋税和贡品。关市之赋，就像司市、关官所管辖的地方，由防人征收市布、防布、皮、角、筋、骨，以及司关所掌管的征收防关门的税。山泽之赋，就像山虞、泽虞所管辖的地方，由角人向山泽的农夫征收齿角、骨物、羽翮，用来充当邦赋。币余之赋，就像职币征收官府、都鄙以及凡是使用邦国财物者的币帛，振掌事者征收剩余财物。大概谷粟的赋税出自井田，专门用来禄养臣子；兵车的赋税出自丘乘，专门用来供给军队。赋税虽然有邦国的贡品，只是用来应对吊唁之用；九职的贡品，只是用来充实府库。至于国家的大事，有祭祀、宾客，有丧荒、羞服，有工事、币帛，有刍秣、匪颁、好用，如果不向这些不征调赋税的民众索取，又能向谁索取呢？因此，九赋的名目，常与九贡、九职并行，而其货贿的收入，则由太府接收并颁赐，内府收藏并等待使用，司会则命令并监督。其赋税征收的名目，则由掌握道揆的大臣掌管，名目难道会巧立轻重，难道会过度出入，难道会相互违背费用，难道会没有法度吗？

臣按：古代向民众征收赋税，有谷粟之赋，有兵车之赋，又用九赋来征收财货，谷粟、兵车之赋是常规赋税。这九种不在常规赋税的数额之内。从第一到第六，是平地的赋税；从第七到第九，是兴作之赋。大概古代向民众征收赋税，都是十分取一。凡是上供和受采的，各自就所得的一分之中，分为十份，自用其八，而将其二赋于国家。加上关市所收的，虞衡所获的，以及官府用度的赢余，凡是所有的货贿、币帛，都归于太宰，而赋予他征收颁赐的权力。遇到国家有事应当使用财货，就以此供给。

用九种法式（用财的节度）来均衡调节财用，第一种是祭祀之式（祭祀有大小，礼仪有丰盛和简省）；第二种是宾客之式（诸侯的君主为宾，其臣子为客）；第三种是丧荒之式（丧礼的赗赙，荒年散利等类）；第四种是羞服之式（饮食衣服）；第五种是工事之式（百工的事务）；第六种是币帛之式（用来赠劳的）；第七种是刍秣之式（饲养牛马的）；第八种是匪颁之式（匪即分，颁即赐）；第九种是好用之式（燕好所用的）。

杨时说：“先王之所以礼待财货，并非尽数笼络天下的利益而占有，而是取之有道，用之有节，而各自符合义理。取之不以道，用之不以节，而不符合义理，就是不合理的。所以《周官》用九职任用民众，而后用九赋征收。九赋的收入，各有所待，不相侵扰，而太宰又用九式来节制。下至刍秣、工事、匪颁、好用等细微之处，都有法式。即使是君主也不能逾越。年终制定国家用度，就量入为出，这就叫做制度。有不按法式行事的，太宰就可以均衡调节。所谓王及后世子不干预的，只是有司的事务罢了。世儒（这里指王安石）认为至尊不可以法数制约，这不是正确的言论。”

叶时说：“太宰用九赋征收财货之后，接着用九式均衡调节财用。未见其理财，先见其节用。那么周公的节财，就是理财的方法吗？为什么呢？财货不是天上白白输送的，必定要取自于民。民众所供给的有限，国家所使用的无穷。如果不在经费之际加以品节，必然导致泛用无度，苛取无厌，而不是以正辞禁止非理。九式均衡调节的法度，大概是周公理财之道吧？”

臣按：太宰用九式均衡调节财用。式，是用财的节度。均衡调节它，使多不至于有余，寡不至于不足，确立为中制，作为用财的法度。财用由有司供给，是为了天子使用。而其法式由太宰掌管，为什么呢？大概有司职位卑微，不能对抗尊位而制约众人。太宰以道辅佐君主，是天子的重臣，下能制约有司，使他们不敢违背法式而擅自供给上级；上能约束王后、世子，使他们不敢违背法式而过度使用。凡是所有的用度取予，一概付之于九式的成法。所以即使是一尺的帛，一束的刍

译无论是饮食的防范，还是宴饮好色的私欲，都不能超过应有的限度。因此，上位者奢侈之心有所忌惮而不产生，欲望之心有所节制而不放纵。这不仅仅是为了爱惜民财、充裕国家用度，更是为了培养君主恭敬节俭的德行，从而使其达到没有过失的境界。前人曾说：“用九种方式均衡节制财用，是太宰端正君主心念的职责，也是大臣的事务。”唉！这大概就是夏商周三代盛世时期，君主没有丧失德行，国家财力充裕，而天下达到太平隆盛的原因吧？

译大府（管理仓库的长官）掌管九贡、九赋、九功（即九职）的副本（贡赋都由大宰掌管，这里是其副职），以接收货物和财物的收入（金玉称为货，布帛称为贿），将货物分发给内府（受藏之府），将财物分发给外府（受用之府）。凡是官府、都城和边远地区的官吏以及负责事务的人，都从这里领取财用（凡是合用的财物，都从大府领取）。凡是分发财物（如下文所述），都按照制度和方法授予（“式”指用财的规格，“法”指治财的法度）。关市征收的赋税，用来供给王室的膳食和服饰（“膳”即“羞”）；邦中征收的赋税，用来供给宾客；四郊征收的赋税，用来供给饲料（即刍秣）；家削征收的赋税，用来供给赏赐（匪颁）；邦甸征收的赋税，用来供给工程事务；邦县征收的赋税，用来供给币帛；邦都征收的赋税，用来供给祭祀；山泽征收的赋税，用来供给丧葬礼仪；币余征收的赋税，用来供给赐予。凡是各邦国进贡的财物，用来供给吊唁之用（用九贡的财物供给凶丧之礼）；凡是万民进贡的财物，用来充实府库（用九职的财物充实府库）。凡是九式、九贡之余的财物，用来供给玩好之用；凡是邦国的赋税和用度，都从这里取用（“赋”指应当收入的数额，“用”指应当支出的数额）。年终时，就用货物和财物的收入与支出进行核对（“入”指所收，“出”指所用，年终总计其大数）。

李觏说：太宰用九赋的财物供给九式的用度。君王每天举行一次膳食，六种牲畜用于祭祀和军事，朝服和常服共有九种。所以关市征收的赋税，用来供给王室的膳食和服饰。诸侯来朝见，卿大夫来聘问，送达礼物时有积蓄的熟食，接待时有飨食和宴饮。所以邦中征收的赋税，用来供给宾客。牛马的饲料，需要刍禾；车马的数量，都参照牢礼。所以四郊征收的赋税，用来供给饲料。功劳大的给予重赏，以此驾驭宠幸之人。所接受的物品，是邦国的大用。所以家削征收的赋税，用来供给赏赐。冬官百工取用的财物不止一种，五库的储备没有不好的。所以邦甸征收的赋税，用来供给工程事务。慰问劳苦、赠送财物，酬谢爵位、劝食，都装在筐里，寄托深厚的意恩。所以邦县征收的赋税，用来供给币帛。大祀和小祀，是事神的礼仪，牺牲、币帛、器物、玉器不奢侈也不节俭。所以邦都征收的赋税，用来供给祭祀。股肱之臣若有亏损，是君王所痛心的。赗、襚、含、赙，缺一不可。所以山泽征收的赋税，用来供给丧葬礼仪。君王和冢宰时常有所嘉奖，宴饮和赏赐之用也用来颁布恩惠。所以币余征收的赋税，用来供给赐予。君王对诸侯分担灾祸、救助患难，凶礼有五事，其费用则多。所以邦国征收的赋税，用来供给吊唁之用。国家闲暇时，关键在于多积蓄。积蓄之道，是天下的大命。所以万民进贡的财物，用来充实府库。难得的货物，饥饿时不可食用。宴游所用，不是国家的急务。所以九式、九贡之余的财物，用来供给玩好之用。凡是每一项赋税的支出，就供给一件事的费用。费用的多少，一律按照制度和方法。这样国家安定、财物丰裕，不是偶然的。

吕祖谦说：“关市征收的赋税，供给王室的膳食和服饰。那么膳食和服饰虽然不防备，但也不出关市征收的赋税罢了。”

臣按：太府的职务，兼总内外二府。凡是货物和财物进入太府，而其物品则仍然分别存放在内外府中。遇到有用度时，有关官员在这里请求领取，太府便分发给他们。其分发时，用九赋的财物，供给九式的用度。考察其事，符合其式，然后随其所征收的赋税来预备，随其所用的地方来供给。到了年终，就计算一年之中，凡是从九赋收取并收纳于官府，符合九式而用于人的，总括核对。确实因为国家的货物和财物出自于民，而收藏于官府，本来不是一个人所能造成的，也不是一天所能积累的。所以向民征收赋税，必须有定制；而在官府使用，必须有定式。有了这种制度，就用这种赋税，那么事情就不会废弛，用度就不会缺乏。如果不是事先有所预备，那么临时从哪里取用呢？

玉府（主管收藏金玉器用的官）掌管王室的金玉玩好和兵器。凡是优良的货物和财物的收藏，凡是王献给宾客的金玉、兵器、文织、优良货物和财物，接收并收藏起来。凡是王喜好赐予的，供给其货物和财物。

内府（主管收藏在宫内的官）掌管接收九贡、九赋、九功的货物、财物、优良兵器、优良器物，以供给邦国的大用。凡是四方进献的币帛、金玉、齿革、兵器，凡是优良的货物和财物，都进入这里。

外府（主管收藏在宫外的官）掌管邦布的收入和支出（布即泉，指货币），以供给百物而等待邦国的用度。凡是有法度的（无法度不可用），供给王及后世子的衣服之用。李觏说：“玉府、内府的职务，掌管天子的器用、财贿、宴饮私用之物，以及接收贡献以备赏赐，这是宫中的帑藏，官职中最私密的。然而作为冢宰的属官，列在大府之下，与凡治藏的官员没有不同，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王者无外，以天下为家，尺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子，海内的财物，如同在囊中。况且贡赋的收入，哪里分彼此呢？”汉朝的汤沐邑作为私奉养，不领于经费；灵帝西园万金，聚为私藏，都是衰乱之俗，不是先王的法度。只有周公都收入太府，那么司书的要贰，司会的钩考，废置诛赏之政得以施行。这样用度怎能不节制，财物怎能不聚集？如果把御府禁钱，捐给亲幸之手，省闼之中，外人看不见，法制所不行，校比所不及，那么伤财害民，不是小事。

臣按：成周的制度，内府在宫内，所供给的是邦国的用度；外府在宫外，所

译供给的物品是供君王以及后世子孙在服饰方面的使用。宫内与宫外互相核查考校，用于宫外的物资取自宫内，用于宫内的物资取自宫外。这使得皇宫内廷与外朝官府成为一个整体，内外情况互通而不致于隔绝。宫外有所花费，宫内没有不知道的；宫内有所花费，宫外也没有不知道的。或许在深宫之中，君王因私欲妄图浪费，担心被外人知晓而有时不得不中止，这样的事也是有的。这是古人的深远用意，后世之所以不及古人，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

译司防（负责稽核大计）掌管国家六典（即大宰所掌管的治典等六项）、八法（即官属等八项）、八则（即祭祀等八项）的副本，用以考核邦国、都鄙、官府的治理情况；依据九贡的法令征收邦国的财用，依据九赋的法令征收田野的财用，依据九功的法令征收民职的财用，依据九式的法令均衡节制国家的财用。掌管国家官府、郊野、县都的各种财用。凡是记载在文书（记录为书）、合验（合验为〇）、版籍（登记人口数目）、图绘（描绘土地形状）中的副本，用以考核群吏的治理情况并听取他们的稽核报告，通过参互核对来考核每日的成效，通过月度摘要来考核每月的成效，通过年度稽核来考核每年的成效，从而全面了解四方诸侯国的治理情况，以此向君王和冢宰报告，作为废黜或任用的依据。

刘彛说：司防是掌管财计的官员，却必须先掌握六典、八法、八则的副本，用以考核邦国、都鄙、官府的治理情况。圣人认为，那些凭借稽核财计而晋升的人，如果不顾国家政事的对错，不体察民情的疾苦，只知积累利益，就会损害仁爱；只知追求节制，就会损害道义。因此，如果礼乐衰微，百姓困弱，就不能维持国家的体制。于是选拔中大夫中贤能的人，选取那些道德谋略仅次于冢宰而才能高于众卿的人，来主持财计稽核。所以必须了解六典、八法、八则的根本，然后才能施行九贡、九赋、九功、九式的法令。了解治理的根本而不偏离准则，财用就能得到而不损害君王在天下建立最高准则的根本。所以冢宰在上施行法令，司防在下监察法令。如果有损害国家、侵蚀百姓的情况，就能通过裁度成就王道。然后通过参互核对来考核每日的成效，通过月度摘要考核每月的成效，通过年度稽核考核每年的成效，防止官吏的奸诈欺骗，这并不是为了残害百姓。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就会致力于对国家和百姓苛刻搜刮，利益虽然增加但下层的弊病更加严重，侵蚀国家根本，这不是建立大中的方法。所谓全面了解四方诸侯国的治理，是指八州的诸侯国，那些礼乐刑政能使百姓达到中和状态的，必须全面了解。那么即使年度稽核显示不足，但其法令有值得表彰的地方；即使年度稽核显示盈余，但其治理有值得废黜的地方。所以向君王和冢宰报告废黜或任用，是以治理为根本的。至于财用方面的奸弊，则由下级官吏承担。多么盛大啊，这种治理国家的方法！财力足以周济天下的需要，而治理不失去根本。

臣按：成周设立司防之官，负责财计，却必须先掌握六典、八法、八则，为什么呢？因为六典、八法、八则，都是大宰辅佐君王职掌的内容。六典，是治理邦国的；八法，是治理官府的；八则，是治理都鄙的。必须先知六典、八法、八则的根本，然后才可以施行九贡、九赋、九功、九式的法令。如果不知道根本，而只是施行法令，那么征收不符合法式，供应不依正道，使用不合礼仪，哪里能有所折中呢？所以大宰在上总领法令，司防在下监察法令，凡是在邦国施行的，在官府施行的，在都鄙施行的，都必须符合六典、八法、八则的典礼，然后才能征收、命令、均衡、节制，使财力足以周济天下的需要，而使用各自得当。

司书（稽核计簿文书）掌管国家六典、八法、八则、九职、九正（即九职九赋）、九事（即九式）以及邦中的版籍、土地的图绘，用以全面了解财物的出入（有的收入储藏，有的支出使用），从而安排财用，接收钱币，使其进入职币的掌管范围。

林之奇说：“司书将九贡九赋称为九正，而《尚书》称文王让各邦国只供应正当的赋税。大概古代的君王，必定通过正当的赋税来满足经常性的用度，而没有见到有名义之外的横征暴敛。”

臣按：司防掌管稽核，司书掌管记录，两者的职掌相互参验，以此所掌管的来稽查彼所记录的，多寡虚实，就显而易见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国家广大，用度繁多，其出入的数目，必须用簿籍来记载，设置官员来稽查，以此来防止官吏的奸诈欺骗。

职内掌管国家的赋税收入，辨别财用物品，并执掌总簿副本，以核对官府、都鄙财用收入的数目，用以应对邦国的赋税支出。

职岁掌管国家的赋税支出，以副本核对官府、都鄙财用支出和赏赐的数目，等待稽核时进行考核（有的支出用于供给用度，有的用于赏赐）。

职币掌管法式，以征收官府、都鄙以及凡使用国家财物的钱币，振掌事者（负责事务的官员）的剩余财物，都辨别其物品（知道其种类优劣）而确定其簿籍，书写张贴，以报告上级，用于小的用度和赏赐（上级有小的可用度及赏赐）。年终则稽核其支出。黄庶说：“周公设置官员，理财的占一半，财用的数目用文书验证，用摘要督促，用副本作证，用参互考核，用法式制约，辨别有类别，执掌有总领，小数则乘算，大数则稽核。”职岁所安排的，职币所振掌的，虽然是剩余财物，也加以严肃对待。

臣按：职内掌管国家的赋税收入，职岁掌管国家的赋税支出，而职币，又用来振掌事者的剩余财物。财物的收入储藏，已有官员主管其数目，等到支出使用，也有官员主管其数目，至于已经使用的

译我，又有官职来振兴举用这些财物。所谓“振”，就是兴起的意思。大概是掌管事务的官员手中有多余的财物，既然不再使用，就会被侵吞中饱私囊，所以振兴举用它们来作其他用途，那么财物就没有沉滞不用的了。唉！先王时代，吝惜民财来作为国家财政，没有抛弃不用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没有缺乏的用途啊。

译廪人（主管储藏粮食的官员）掌管九种谷物的数量，以等待国家的分发、赏赐、赈济和官员的俸禄。根据年成的好坏（好年景称为上，坏年景称为下）来统计国家的用度，以此知道粮食是否充足，从而告诫谷物使用的情况，以治理年成的凶歉与丰收。凡是百姓的粮食，按照人口数量计算所吃的粮食数量：每人每天吃四鬴（六斗四升为一鬴，每人每天吃四鬴谷物，则是年景好的时候）为上等年景；每人每天吃三鬴为中等年景；每人每天吃二鬴为下等年景。如果粮食不够每人每天吃二鬴，就命令国家迁移人口到粮食充足的地方去（迁移粮食不足地区的人口到粮食有余的地区），告诫国王减少国家的用度（凶年国家的用度应当从简节省）。凡是国家有会盟、军事行动的事情，就管理他们的干粮和熟食（在路上走的叫粮，停下来居住的叫食）。

臣按：成周时期设立廪人的职位，根据年成的丰歉，计算国家的用度，知道充足与不足的数量，以此报告给上级。年景正好丰收，即使粮食多得狼藉满地，也不让奢侈浪费；年景正好凶歉，即使饥荒接连发生，也不让百姓苦于不足。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有治理的方法，预先做了防备。然而之所以专门为此计划，预先为此治理，一定是以百姓的粮食为根本。大概君主以养育百姓为职责，人君储存财物积累谷物，都是为了百姓而已。所说的分发、赏赐、赈济、俸禄，难道只是为了自己吗？所以必须在一岁之中，各个郡县之内，根据年成的好坏，计算人口的多寡，每口每月吃多少谷物，每年每口吃的数量是多少。如果数量不够下等年景的食用，就命令迁移粮食不足地区的人口去就食粮食有余的地区，列出具体数量，推究原因，以此告诫国王说：“凶年国家用度不足，凡事都应当从简节省。”然而臣由此知道三代盛世君王设立官职分工，积蓄财物以备使用，无非都是为了百姓。后世所储备的，专门用于宫廷、官府、兵卫、边疆，而用于百姓的，仅仅在这几项用途之外，另外有所谓的常平仓、义社仓，只有千百中的一二罢了。唉！先王所看重的，后世所轻视的；先王所看轻的，后世所看重的。百姓多么幸运能生在三代的时候啊！

仓人掌管粟米入库的储藏，辨别九种谷物的种类，以等待国家的用度。如果谷物不足，就停止多余的法定用度（停止削减，停止多余的法定用度，是说按照法度应当使用的，如果有不足就削减它，等到有余财后再使用）；如果有剩余就储藏起来，以等待凶年时分发。

郑玄说：九种谷物都储藏在这里，以粟为主。

吴澄说：廪人主管储藏，仓人主管分发。

臣按：成周时期设立仓廪的官员，廪人掌管九种谷物的数量，仓人辨别九种谷物的种类。所说的谷物，共有九种。入库时掌管它们的数量，出库时辨别它们的种类。数量入库时，不是一种物品；出库时，也不相同。后世所说的谷物，不过三四种而已。江南只有一种稻米，长江以北有粟、麦、豆三种。然而豆、麦只限于京城储备，外郡也很少。古代所储备的，不止一种谷物，大概古人根据土地适宜，杂种百谷，以防备旱涝。谷物有多种，随着它们成熟的多少而取舍多寡。不像后世各自以一种谷物作为赋税，其他谷物即使多得狼藉也不征收。因此从百姓那里征收的专一，而聚集在官府里的常常不足。臣愚以为今天从百姓那里征收的，除了江南每年运往京城仓库的实粮外，凡是北方的赋税，无论粟、麦、黍、豆之类，随当年所有的，都用作粮食，一律以时价为准。原本定额缴纳粟米的，估计时价，如粟值六百文，豆值三百文，就用二石豆抵一石粟，其他都仿照这个办法。每年支取分发，先分发容易腐烂的，也按照粟价给予，以多寡不同。各种谷物中，只有粟最耐久，地窖储藏，可以超过十年（隋朝人在洛口挖了三千三百个窖，每个窖容八千石，这是古人窖藏粟米的验证），应该另外设立仓库储藏，一定要等到杂谷都耗尽然后才发放。至于廪人的职位，选择武臣中家计优裕的人授予，大概是因为任期长久，武臣不计算资历考核的缘故。万一臣的话有可取之处，请求下达给有关部门参酌实行，这也是便民足国的一点心得。臣曾经因此通考《周礼》一书，确实是周公实现太平的典章。其中理财的方法居多，而控制用度的权柄则交给大臣。有太宰来控制支出，有司徒来控制收入，而设置在太宰下面的官属尤其详细。有职内来防止收入的漏洞，有职岁来防止支出的漏洞，有职币来防止余财的漏洞，而其大要则由司会总管，由司书掌管。它们参校核查的方法，每天有日结，每月有月结，每年有年结。至于司徒的下属，又有泉府、廪人、舍人、仓人等，有的分开掌管财物的守卫，有的取用财物。难道古代圣君贤臣真的琐碎地做这些不嫌麻烦的事吗？大概因为财物的有无，国家的贫富，百姓的休戚，军队的强弱，世道的治乱，都系于此。这确实是君主治理天下的大用，而大臣治理国家的要务。推究其治理的要务有三：生财有道，取财有义，用财有礼而已。先儒说从它联系九两（一曰牧，二曰长，三曰师，四曰儒，五曰宗，六曰主，七曰吏，八

译（八）曰友，（九）曰薮，以此确定他们的职业；任用九种职事【一曰三农，二曰园圃，三曰虞衡，四曰薮牧，五曰百工，六曰商贾，七曰嫔妇，八曰臣妾，九曰闲民转移执事】来丰厚他们的生活。即使是那些没有固定职业的人，也让他们从事临时性的工作，以靠自己的劳动获取食物。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创造财富。财富充足了，然后制定九赋的法度来征收，轻重大小、内外远近，都斟酌得恰到好处，没有丝毫的过度。又制定九式的法度来使用，从祭祀宾客一直到日常喜好，又进而加以均衡节制。有了创造财富的道理，有了征收财富的道义，有了使用财富的礼仪，然后才能使天下归服，那么诸侯就没有谁敢不来进献，国家的用度就可以得到控制了。所以九贡又排在其次。由此看来，就知道《周礼》的经制法度，不合道义就不征收，所征收的都符合天理的正道；不合礼仪就不使用，所使用的都不为了个人的私欲。以道义为利益，以礼仪节制欲望，万世安定民生、充裕国用的常道，确实不出这本书。如果王莽借它来祸害天下，王安石窃取它来加速国运衰败，都是《周礼》的罪人。孔子说：“如果想要施行法则，周公的典籍就在那里。”王通也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将拿着这本书前往。”后世君子有志于为国为民的，应该深入研究它。

译《诗经》说（出自《小雅·甫田》篇）：“那大片田地多么光明，每年收获万石粮食。我取出陈旧的粮食，喂养我的农夫，自古以来就有丰年。”

朱熹说：“《诗经》在这里说，在这大片田地里，每年收获万石粮食作为俸禄食用，等到积累久了而有剩余，就储存新粮而散发旧粮，用来喂养农夫，补充不足，帮助匮乏的人。这是因为自古以来就有丰年，所以陈粮新粮相继积累，积蓄像这样多。然而使用它的节制，又合乎适宜且有条理，所以粮食虽然非常多，却没有腐烂变红无法食用的祸患。”

谢枋得说：“百姓生活在三代之前，他们的命运由君主掌控；百姓生活在三代之后，他们的命运由上天掌控。我寻求那掌控命运的道理。向百姓征收的常常很少，给予百姓的常常很多，征收和散发得当，丰年和灾年都有准备。新粮刚收入粮仓，陈粮就取出喂养农夫，补充不足，帮助匮乏，都是取用陈粮。自古以来，难道没有水旱霜蝗灾害吗？我们的百姓常常像有丰年一样，是因为在上位的人征收和散发掌握了道理。”

臣按：《甫田》这首诗，虽然是叙述公卿拥有田禄的人努力从事农事以供奉祭祀的意思，但开篇五句，实际上体现了成周盛世向百姓征收的原则以及使用百姓的仁爱。使用既合乎适宜，散发又有条理。上面因此能使上天常年丰收，下面不至于把物品废弃于无用之地。谢枋得所说的“三代以上掌控百姓命运的是君主，三代以下掌控百姓命运的是上天”，尤其切中要害。人君承受天命作为百姓的主宰，怎么可以把百姓的命运托付给上天而不思考如何由自己来掌控呢？由自己掌控的方法是什么？大概百姓以食物为生命，依靠物资来生存，满足他们的食用，就是延长他们的生命。

白圭说：“我想实行二十抽一的税率，怎么样？”孟子说：“您的主张，是貉国的做法（貉，北方夷狄的国家名）。想要比尧舜的制度更轻的，是大貉小貉；想要比尧舜的制度更重的，是大桀小桀。”

朱熹说：“十分抽一的税收，是尧舜的制度。多就是桀，少就是貉。现在想要加重或减轻，那就只是小貉、小桀罢了。”

胡宏说：“《易经》说：节制要有制度，必须先讲中正以通达。大概尧舜的制度，就是中正罢了。加重或减轻，都不是中正。可以在夷狄施行，不能通行于天下；可以在一时施行，不能通行于万世。”

臣按：上面从下面征收，固然不可以太过，也不可以不及。看孟子的这番话，就知道人君向百姓过度征收，固然不是中正之道；而征收太少，也不能算是中正。虽然如此，与其过度，宁可不及。如果国家没有战事，粮仓充实，有时下诏减免，像汉文帝那样实行三十税一，完全免除田租，君子也不认为这是错误的。

孟子说：“有布帛丝线的赋税，有粮食的赋税，有劳役的赋税。君子只使用其中一种，暂缓另外两种；同时使用两种，百姓就会饿死；同时使用三种，父子就会离散。”

尹焞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征收没有节制，那么国家就危险了。”

朱熹说：“征收赋税的方法，每年有固定的数额。但是布帛丝线在夏天征收，粮食在秋天征收，劳役在冬天征收，应当各自按照时令。如果同时征收，那么百姓的力量就承受不了了。现在两税三限的方法，也是这个意思。”

臣按：自古以来向百姓征收的，名目有两种，期限有三种。唐朝有两税，宋朝有三限，也是这个意思。但是它们的名称虽然与古代相同，而实际内容却不同。我朝夏税在五月十五开仓，到七月结束全部缴齐；秋粮在十月初一开仓，到十二月结束全部缴齐。这大概得到了古人期限的意思。只有所谓的劳役赋税，则没有固定的制度，也没有固定的期限。汉朝继承秦朝的制度，有按人口征收的赋税；唐朝有家调，不服劳役的百姓按天数出绢；宋朝有身丁绢及丁盐等钱；我朝都没有这些。只有所谓的户口食盐钞，大概是按天数出钱而用盐来偿还，不是白白索取。但是有关部门在执行时失误，近日征收钞币像旧例一样，而百姓得到盐吃的却很少了。陆贽所说的“这是时弊而不是法弊”，整顿起来百姓就能得到实惠了。

以上经制之义（上）

《大学衍义补》卷二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二十四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制国用

经制之义（下）

汉朝贾山作《至言》说：“从前周朝大概有一千八百个诸侯国，用九州百姓的力量供养一千八百个国君，使用百姓的劳力，每年不超过三天，实行十分抽一的借赋，国君有余财，百姓有余力，于是歌颂之声兴起。秦始皇用一千八百个诸侯国的百姓来供养自己，百姓疲敝不能胜任劳役，财力耗尽不能胜任他的索取，只是一个君主罢了，他用来供养自己的，是驰骋打猎的游乐，天下不能供给。”

臣按：上天用天下百姓的力量、财力奉养一个人作为君主，不是偏私他，而是依靠他来治理、教化、养育百姓。作为君主，承受天下的奉养，却耗尽百姓的力量、竭尽百姓的财力来供养自己一身，而不防备百姓，这难道是上天设立君主的本意吗？秦始皇用一千八百个诸侯国的百姓供养自己，为了驰骋田猎的娱乐，以至于百姓疲敝财力耗尽而不能供给，违背天意太严重了！虽然想不灭亡，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