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二十四
乎？
贾谊言于文帝曰：「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则物力必屈【尽也】古之治天下，至纎【细也】至悉，故其蓄积足恃。今悖本而趋末，食者甚众，生之者甚少，而靡【音靡，散也】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蹷【倾竭也】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言无储积】失时不▯，民且狼顾；嵗恶不入，请卖爵子【卖爵级及子】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餽之？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茍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懐敌附逺，何招而不至？今敺民而归之农，皆着【与着同】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畮，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臣按：贾谊告文帝，大要言为国以足民为本，而欲民之足，必先足国。国之所以足者，蓄积足恃也。国家粟多而财有余，则蓄积足以恃矣。是以水旱不足虞，军旅不足忧，守固而战胜，懐敌而附逺，所为无不成矣。所以然者，莫急于敺末技游食之民而归之南畮，以务农，使天下无不耕之夫、不织之女耳。夫然则人乐其所而知礼节矣。文帝感其言，躬耕以劝百姓，节俭以为天下先，卒致海内富庶，黎民醇厚，几致刑措。三代以下称恭俭寛仁之君，必归焉，有以也夫。
译吗？
贾谊对汉文帝说：“管子说：‘粮仓充实了，百姓才会懂得礼节；百姓衣食不足却能够治理好的，从古到今，未曾听说过。’古人说：‘一个男人不耕种，就有人挨饿；一个女人不纺织，就有人受冻。’物资生产有时节限制，而使用却无节制，那么物力必然枯竭。古代治理天下，极其细致周全，所以积蓄充足可靠。如今违背根本而追逐末节，吃饭的人很多，生产的人很少，而浪费的人极多，天下的财产怎能不倾尽呢？汉朝建立以来，将近四十年了，国家和私人的积蓄，仍然令人哀痛（指没有储备）。如果错过农时不耕种，百姓就会像狼一样东张西望（指惶恐不安）；年成不好没有收成，百姓就会请求卖掉爵位和子女。如果不幸发生方圆两三千里的大旱，国家拿什么来救济？如果边境突然发生紧急军情，有几十万上百万的军队，国家拿什么来供给他们？积蓄储备，是天下的大命脉。如果粮食多而财物有余，做什么不能成功？进攻就能夺取，防守就能稳固，作战就能胜利，安抚敌人、招附远方，招谁谁会不来？如今驱使百姓回归农业，都致力于根本，让天下人各靠自己的劳动吃饭。那些从事非农业技艺和游手好闲的人，转而从事农耕，那么积蓄就充足，百姓就安居乐业了。臣按：贾谊告诫文帝，大意是说治国以让百姓富足为根本，而要想百姓富足，必须先让国家富足。国家之所以富足，是因为积蓄充足可靠。国家粮食多而财物有余，那么积蓄就足以依靠了。因此水旱灾害不必担忧，军队战事不必忧虑，防守坚固而作战胜利，安抚敌人而招附远方，所做的事没有不成功的。之所以这样，没有比驱使那些从事非农业技艺和游手好闲的人回归农田务农更紧迫的了，让天下没有不耕种的男子、不纺织的女子。这样百姓就安居乐业而懂得礼节了。文帝被他的话感动，亲自耕种以鼓励百姓，生活节俭以给天下做表率，最终导致海内富庶，百姓淳朴敦厚，几乎达到了刑罚搁置不用的地步。夏商周三代以后，被称为恭敬节俭、宽厚仁爱的君主，必定归于文帝，这是有原因的啊。”
汉制，大司农卿一人，掌诸钱谷金帛诸货币。郡国四时上月旦见钱谷簿，其逋【欠也】未毕，各具别之。边郡诸官请调度者，皆为报给，损多益寡，取相给足。丞一一人主帑藏。少府卿一人，掌中服御诸物，衣服宝货珍膳之属。凡山泽陂池之税，名曰禁钱，皆属焉。后汉始以属司农，水衡都尉主上林苑，后汉省之，并其职于少府。
臣按：毋将隆言于哀帝曰：“国家武备缮治造作，皆度大司农钱。大司农钱，自乘舆不以给共【音贡】养共养劳赐，壹出少府。盖不以本藏给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费，别公私，示正路也。”应劭注《汉书》谓县官公作，当仰司农，今出水衡钱以为异政。”田是观之：在大司农者，国家之公用也；在少府、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公用所储，乃田赋之常数，非军国之需则不用；私蓄所具，乃山泽之余利，虽燕好之私，亦可用焉。其制虽异于周，然出入之际有所分别，不至混用而泛费。有国家者，诚循汉此制，以财用之司分为内外二府。外府贮常赋所入，如秋粮、夏税及折粮银钞绢帛之属，以待军国之用。嵗终计其用度之余，别为贮处，以备水旱兵火不测之需。内府则贮凡天下坑冶、赃罚、门摊之属，以待宫室衣车赐予燕好之费。嵗终则计其有余者，别储以备他年之不足。及外府或有不给，则以济之。夫外府有不足，则可取之于内；内府则常为撙节，使不至于不足。虽有不足，亦不可取之于外。何则？军国之需，决不可无；奉养之具，可以有，可以无。故也。九重之上，诚念财赋虽聚而易散，有所私奉，必权其轻重缓急而用舍之，毎留▯余以备匮乏，断不可以军国之储以为私奉之用。昔人有言：“恭俭贤主，常捐内帑以济军国之用，故民裕而其国昌；淫侈僻王，至靡外府以供耳目之娱，故财匮而其民怨。”伏惟圣明裁择。
汉髙祖时张苍为计相
唐制度，支郎中掌天下租赋、物产丰约之宜、道涂之利、嵗计所出而支调之。
徳宗时，以吏部尚书刘晏判度支。
宋沿五代之制，置三司使，以总国计，号曰计省，位亚执政，目为计相，恩数与参枢同。
臣按：大学以用人、理财为平天下之要道。前代称辅弼之臣曰宰相，防计之臣曰计相，同以相称，一以用人，一以理财，皆所以相佐其君以平治天下者也。自汉初有计相，唐戸部属有度支，其后以大臣判之。宋有三司使，皆是计相之职。本朝罢宰相，而以戸部掌天下戸口、田土、钱粮，然散属诸司，兼厘众务，事多端而职不专。臣请如古计相制，于戸部卿佐之外添设尚书一员，专总国计。凡内外仓库之储，逺近漕挽之宜，咸在所司。稽嵗计之出入，审物产之丰约，权货币之轻重，敛散支调，通融干转，一切付之久其任而责成功。凡国家有所用度，悉倚办之。仍行天下有司，月终申物价之贵贱，嵗杪报年谷之登耗，俾其豫知。防本部卿佐定议以闻，而为之备。
隋文帝开皇十二年，有司上言：“库仓皆满。”帝乃诏曰：“既富而教，方知廉耻。宁积于人，无藏府库。”乃蠲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炀帝即位，戸口益多，府库盈溢。其后征伐巡游不息，百姓怨叛，以至于亡。
臣按：马端临谓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传，未见其有以为富国之术也。隋承周后，凡周人酒▯、盐铁、市征之类，一切罢之，所仰止赋税而已。然自开皇三年以来，屡减田租，给复百姓，其于赋税甚濶略也。然帝即位之初，即建新都，平江左，营缮征伐，未尝废也。史称帝于赏赐有功，并无所爱，赏平陈功，费帛三百万，又未尝啬于用财也。史求其所以致殷富而不可得，则以为帝躬履俭约，六宫服澣濯之衣，乘舆供御有故敝者，随令补用，非燕飨不过一肉，有司常以布袋贮干姜，姜袋进香，以为费用，大加谴责。夫然后知大易所谓「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孟子所谓「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者」，信利国之良规，而非迂濶之谈也。彼谈孔孟而行管
译汉朝的制度，大司农卿一人，掌管各种钱粮、金帛等货币。各郡国每季的上旬，呈报钱粮账簿，那些拖欠未缴清的，都要分别登记。边郡各官请求调拨物资的，都予以回复供给，减少多的，补充少的，取之使相互充足。丞一人，主管国库。少府卿一人，掌管皇帝日常服用的各种物品，如衣服、珍宝、货物、珍馐美味之类。凡是山泽、池塘的税收，称为禁钱，都归属于少府。东汉开始将这部分归属司农，水衡都尉主管上林苑，东汉将其废除，将其职权并入少府。
臣按：毋将隆对哀帝说：“国家的武备修缮、制造，都估算大司农的钱。大司农的钱，即使是皇帝也不用来供给供养、劳赐，一概出自少府。大概是不用根本的储备来供给末梢的用途，不用民力来供给浮泛的费用，区分公与私，以示正道。”应劭注《汉书》说：“县官公家制作，应当仰赖司农，现在却用水衡的钱，这是不同的政令。”由此看来：在大司农那里的，是国家公用；在少府、水衡那里的，是君主的私蓄。公用所储备的，是田赋的固定数额，不是军国急需就不动用；私蓄所具备的，是山泽的额外利益，即使是宴饮好色的私欲，也可以使用。这种制度虽然不同于周朝，但在收支之际有所分别，不至于混用而浪费。有国家的人，如果遵循汉朝的这个制度，将财用主管分为内外两府。外府储存常赋的收入，如秋粮、夏税以及折粮的银钞绢帛之类，以等待军国之用。年终计算用度的剩余，另外储存，以备水旱兵火等不测之需。内府则储存天下坑冶、赃罚、门摊之类，以等待宫室、衣车、赐予、宴饮好色之费。年终则计算其有余的，另外储存以备他年不足。等到外府有时供给不足，就用内府来救济。外府有不足，就可以从内府取用；内府则常常要节约，使其不至于不足。即使有不足，也不可以从外府取用。为什么呢？军国的需要，决不可没有；奉养的器具，可以有，也可以没有。所以如此。深宫之中，如果想到财赋虽然聚集但容易散失，有所私奉，一定要权衡轻重缓急而决定用舍，每次留有余地以备匮乏，断不可以军国的储备作为私奉之用。古人说：“恭敬节俭的贤明君主，常常捐出内帑来救济军国之用，所以百姓富裕而国家昌盛；淫乱奢侈的偏邪君王，甚至耗尽外府来供给耳目之娱，所以财用匮乏而百姓怨恨。”恳请圣明裁择。
汉高祖时，张苍担任计相。
唐朝制度，支郎中掌管天下租赋、物产丰歉的适宜、道路的利益、年度收支的调度。
德宗时，任命吏部尚书刘晏判度支。
宋朝沿袭五代的制度，设置三司使，以总领国家财政，号称计省，地位仅次于执政，被称为计相，恩数与参知政事相同。
臣按：《大学》以用人、理财作为平治天下的关键。前代称辅佐君王的臣子为宰相，主管财政的臣子为计相，都称为相，一个负责用人，一个负责理财，都是为了辅佐君主平治天下。自从汉朝初年有计相，唐朝户部属官有度支，后来由大臣判理。宋朝有三司使，这些都是计相的职责。本朝废除宰相，而由户部掌管天下户口、田土、钱粮，然而分散属于各司，兼理众多事务，事情头绪多而职权不专一。臣请求依照古代计相的制度，在户部卿佐之外增设尚书一员，专门总领国家财政。凡是内外仓库的储备，远近漕运的适宜，都在其职责范围内。核查年度收支，审察物产丰歉，权衡货币轻重，收敛散放、支给调度，通融周转，一切托付给他长期任职并责成成功。凡是国家有所用度，都依靠他办理。仍然命令天下各官府，每月底申报物价的贵贱，年底报告年成谷物的增减，使他预先知道。会同本部卿佐商定意见上报，并为此做准备。
隋文帝开皇十二年，有关部门上奏说：“仓库都满了。”皇帝于是下诏说：“既已富裕就进行教化，才知道廉耻。宁愿积蓄在百姓身上，不要藏在府库中。”于是免除河北、河东今年的田租，减少三分之一，兵役减半，徭役全部免除。炀帝即位，户口增多，府库充盈。后来征伐巡游不停，百姓怨恨叛乱，以至于灭亡。
臣按：马端临说古今称国家财政富裕的，没有比得上隋朝的，然而考察史传，未见其有作为富国之术的记载。隋朝继承周朝之后，凡是周朝的酒税、盐铁、市场征税之类，全部废除，所依赖的只有赋税而已。然而自从开皇三年以来，屡次减少田租，免除百姓赋役，对于赋税非常宽缓。然而皇帝即位之初，就建立新都，平定江左，营建修缮、征伐，未曾停止。史称皇帝对于赏赐有功之人，毫不吝惜，赏赐平定陈朝的功劳，耗费帛三百万，也未曾吝啬用财。史书寻求他导致殷富的原因而不可得，就认为是皇帝亲身践行节俭，后宫穿着洗过的衣服，皇帝乘坐的车马供御有破损的，随即命令修补使用，如果不是宴饮不超过一道肉，有关部门常以布袋装干姜，姜袋进香，认为这是浪费费用，大加谴责。这样才知道《易经》所谓“以制度节制，不伤财，不害民”，孟子所谓“贤君一定恭敬节俭、礼待下属，取之于民有制度”，确实是利国的良规，而不是迂阔的言论。那些谈论孔孟而行管
商者，乃曰「茍善理财，虽以天下自奉，不为过」，而其党遂倡为「丰亨豫大，惟王不会」之説，饰六艺文奸言以误人国家。呜呼！文帝以俭约致富庶，炀帝以奢侈致乱亡，其明效大验，彰彰若是，王安石乃敢肆为异説以欺世主，误天下，其万世之罪人欤！有天下国家者，尚其鉴兹。
译商鞅曾说：“如果善于理财，即使把天下的财富都用来供养自己，也不算过分。”他的党羽于是提倡“丰亨豫大，只有君王不懂”的说法，用六艺的文辞来粉饰奸邪之言，从而误导国家。唉！汉文帝凭借节俭使百姓富足，隋炀帝因为奢侈导致动乱灭亡，这些明显的效验，如此显著，王安石却敢肆意发表异端邪说来欺骗君主，祸害天下，他难道不是万世的罪人吗！拥有天下和国家的人，应当以此为鉴。
唐制，戸部掌天下土地人民钱谷之政，贡赋之差。其属有四：一曰戸，掌戸口、土田、赋役、贡献、蠲免、优复之事，以租庸调敛其物，以九等定天下之戸；二曰度支，掌天下租赋、物产丰约之宜，水陆道涂之利，嵗计所出而支调之；三曰金，掌天下库藏出纳，权衡度量之数；四曰仓，掌天下军储出纳、租税禄粮、仓廪之事，以义仓、常平仓备凶年、平谷价。
欧阳修曰：「古之善治其国而爱养斯民者，必立经常简易之法，使上爱物以养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暴君庸主，纵其佚欲，而茍且之吏从之，变制合时以取宠于其上，故用于上者无节，而取于下者无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则财利之説兴，而聚敛之臣用。唐之始，时授人以口分世业田，而取之以租庸调之法，其用之也有节，蓄兵以府衞之制，故兵虽多而无所损，设官有常员之数，故官不滥而易禄。及其弊也，兵冗官滥，为之大蠧。」
臣按：自古国家，其初立法，未尝不善，而其末流之弊，皆生于子孙轻变祖宗之成法。欧阳修谓古之善治其国而爱养斯民者，必立为经常简易之法。所谓经常简易四言者，深有得于古先哲王立法之至意也。盖经常则有所持循而无变易之烦，简易则易以施为而无纷扰之乱。以此立法，则民熟于耳目而吏不能以为奸。不幸行之久而弊生其间，不能无有窒碍难行之处，则随时为之委曲，就其阙而补之，举其滞而振之，要不失祖宗立法之初意，所谓经常简易者焉，决不可轻有改革也。有唐一代可鉴也。巳制兵以府卫，设官有常员，其后乃以兵冗官滥而为国大蠧。何也？子孙不能守祖宗经常简易之法故也。虽然，兵冗官滥二者，岂但为有唐之蠧哉？凡国家之所以贫乏，府库空虚而多取厚敛于民，以驯致于财尽民离而宗社沦亡者，皆生于此二蠧也。为人子孙而为其祖宗守宗社者，于常额之外添注一官，于列屯之外多签一军，则思曰：吾祖宗以来所未有也，吾今増之，得无不可乎？非有闗于治道民生决然不可无者，不敢轻加也。毋谓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一二人之费于我何加损焉？呜呼，千万人之积，其原起于一人。自古国家之祸患，何尝不起于细防哉？
李翺作《平赋书》，谓人皆知重敛之为可以得财，而不知轻敛之得财愈多也。何也？重敛则人贫，人贫则流者不归，而天下之人不来，由是土地虽大，有荒而不耕者，虽耕之而地力有所遗，人日益困，财日益匮，虽欲诛暴逆而威四夷，徒有其心，岂可得耶？故轻敛则人乐其生，人乐其生则居者不流，而流者日来，则土地无荒，桑柘日繁，尽力耕之地有余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彊，人归之如父母，虽欲驱而去之，其可得邪？是故善为政者，百姓各自保而亲其君上，虽欲危亡，弗可得也。
臣按：李翺作《平赋书》，盖悯当时之赋不平也。赋之所以不平者，葢以其制民产者无法，敛民财者无艺也。既无制民之产之法而敛之，又不以其道，则民贫矣。民贫则君安能独富哉？其所谓人皆知重敛之可以得财，而不知轻敛之得财愈多，其言尤为警切。
唐故事，天下财赋归左藏，而太府以时上其数，尚书比部覈其出入。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请皆归大盈库，供天子给赐，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财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
杨炎言于徳宗曰：「财赋，邦国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乱轻重系焉。先朝权制，以中人领其职，五尺宦竖操邦之柄，丰俭盈虚，虽大臣不得而知，无以计天下利害。臣请出之以归有司。」从之。乃诏嵗中裁取以入大盈库，度支具数先闻。
臣按《周礼》以太宰、司徒掌国家财用，葢以大臣以道佐君，得以相可否，辨是非，而为上之人所严惮。故人君有非义之取，非礼之用，不急之为，非徒不敢擅取而私用之，抑且为之中止而潜销者有焉。茍以中人主之，则上之人平日相与防狎私昵，凡不可语人者，皆可与之谋而为之矣。况彼小人无深识逺虑，委曲奉承，上人
译唐代的制度，户部掌管全国土地、人口、钱粮的政令，以及贡赋的差等。其下属有四个部门：一是户部，掌管户口、土地、赋役、贡献、减免、优待复业等事务，用租庸调法征收财物，按九等划分全国的户口；二是度支，掌管全国租赋、物产丰歉的适宜情况，水陆道路的便利，年度预算的支出和调度；三是金部，掌管全国库藏出纳，权衡度量衡的标准；四是仓部，掌管全国军储出纳、租税禄粮、仓廪事务，用义仓、常平仓来防备荒年、平抑谷价。
欧阳修说：“古代善于治理国家并爱护养育百姓的人，必定建立经常简易的法度，使上级爱惜财物以养育下级，下级尽力以侍奉上级，上级富足而下级不困顿。暴君庸主，放纵自己的逸乐欲望，而苟且偷安的官吏顺从他们，改变制度迎合时势以取悦上级，所以对上级用度没有节制，对下级索取没有限度，百姓竭尽力量也不能供应，因此上级更加不足，下级更加困顿，于是财利之说兴起，聚敛之臣被任用。唐朝初年，当时授予百姓口分田和世业田，而用租庸调法征收赋税，其用度有节制，用府兵制蓄养军队，所以军队虽多而没有损耗，设置官员有固定员额，所以官员不泛滥且容易俸禄。等到弊端出现，军队冗杂官员泛滥，成为国家的大害。”
臣按：自古国家，其初立法，未曾不善，而其末流的弊端，都产生于子孙轻易改变祖宗的成法。欧阳修说古代善于治理国家并爱护养育百姓的人，必定建立经常简易的法度。所谓经常简易这四个字，深得古代先哲王立法的至深意旨。因为经常则有所持守遵循而没有变易的烦扰，简易则容易施行而没有纷扰的混乱。以此立法，则百姓熟悉而官吏不能借此作奸。不幸行之久而弊端产生其中，不能没有窒碍难行的地方，就随时为之委曲变通，就其缺失而补之，举其滞碍而振之，总要不失祖宗立法之初意，即所谓经常简易者，决不可轻易改革。有唐一代可鉴也。已制定府兵制，设置官员有固定员额，其后却因军队冗杂官员泛滥而成为国家大害。为什么呢？子孙不能守祖宗经常简易之法故也。虽然，军队冗杂官员泛滥这两者，岂止是唐朝的祸害呢？凡是国家之所以贫乏，府库空虚而多取厚敛于民，以致于财尽民离而宗社沦亡的，都产生于这两大祸害。为人子孙而为其祖宗守宗社者，于常额之外添注一官，于列屯之外多签一军，则思曰：吾祖宗以来所未有也，吾今増之，得无不可乎？非有闗于治道民生决然不可无者，不敢轻加也。毋谓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一二人之费于我何加损焉？呜呼，千万人之积，其原起于一人。自古国家之祸患，何尝不起于细防哉？
李翱作《平赋书》，说人们都知道重敛可以得财，而不知道轻敛得财更多。为什么呢？重敛则人贫，人贫则流亡者不归，而天下之人不来，因此土地虽大，有荒而不耕者，虽耕之而地力有所遗，人日益困，财日益匮，虽欲诛暴逆而威四夷，徒有其心，岂可得耶？故轻敛则人乐其生，人乐其生则居者不流，而流者日来，则土地无荒，桑柘日繁，尽力耕之地有余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彊，人归之如父母，虽欲驱而去之，其可得邪？是故善为政者，百姓各自保而亲其君上，虽欲危亡，弗可得也。
臣按：李翱作《平赋书》，大概是怜悯当时赋税不平。赋税之所以不平，大概是因为其制民产者无法，敛民财者无艺也。既无制民之产之法而敛之，又不以其道，则民贫矣。民贫则君安能独富哉？其所谓人皆知重敛之可以得财，而不知轻敛之得财愈多，其言尤为警切。
唐代旧例，天下财赋归左藏，而太府按时上报其数目，尚书比部核查其出入。第五琦任度支盐铁使，请求都归大盈库，供天子赏赐，由宦官主管。从此天下之财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
杨炎对德宗说：“财赋，邦国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乱轻重系焉。先朝权制，以中人领其职，五尺宦竖操邦之柄，丰俭盈虚，虽大臣不得而知，无以计天下利害。臣请出之以归有司。”从之。乃诏嵗中裁取以入大盈库，度支具数先闻。
臣按《周礼》以太宰、司徒掌国家财用，大概是以大臣以道佐君，得以相可否，辨是非，而为上之人所严惮。故人君有非义之取，非礼之用，不急之为，非徒不敢擅取而私用之，抑且为之中止而潜销者有焉。茍以中人主之，则上之人平日相与防狎私昵，凡不可语人者，皆可与之谋而为之矣。况彼小人无深识逺虑，委曲奉承，上人
之不暇，且人防言轻，又安敢逆上意哉？徳宗为君，杨炎为相，无可取者，惟此一事差强人意。范祖禹谓炎知为相之体，徳宗知为国之务，后世所当取法者也。
译尚且来不及，况且人们防备言语轻率，又怎敢违背皇上的心意呢？德宗作为君主，杨炎作为宰相，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只有这一件事稍微让人满意。范祖禹说杨炎懂得宰相的职分，德宗懂得治国的要务，这是后世应当效法的。
徳宗患宫中用度不足，李泌言：“天子不私求财，请嵗供宫中钱百万缗，愿勿受贡献及罢宣索。”从之。及元友直运淮南钱帛二十万至，泌悉输之大盈库。然上犹频有宣索，仍敇诸道勿使宰相知。泌闻之，惆怅而不敢言。司马光曰：“王者以天下为家，天下之财皆其有也。乃或更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然多财者，奢欲之所自来也。”李泌欲弭徳宗之欲，而丰其私财，财丰则欲滋矣，财不称欲，能无求乎？是犹啓其门而禁其出也。胡宏曰：“四方贡职，各有定制。王者为天下主，财奉礼义以养天下，无非王者之财也，不可有公私之异。”臣按徳宗宣索于诸道，而敇其勿使宰相知，李泌知徳宗非礼诛求而惆怅不敢言，胥失之矣。然徳宗之失，是犹知所畏；而泌之失，则是为人臣而不忠也。泌盍因其不欲人知一防明处而尽言之？安知徳宗之不见听欤？如此非徒得大易纳约自牖之意，而于所谓旡咎善补过者亦有之矣。
宪宗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上之。总计天下方镇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县千四百五十三。除鳯翔等十五道不申戸口外，毎嵗赋税倚办惟在浙东西等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戸。比天宝税戸，四分减三。天下兵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余人。比天宝，三分増一。大率二戸资一兵。其水旱所伤，非时调发，不在此数。
苏辙曰：「唐李吉甫始簿录元和国计，为成书；丁谓等因之，为《景徳皇祐》《治平》《熙宁》四书。网罗一时出纳之计，首尾八十余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参酌同异，因时施宜。此前人作书之本意也。」
臣按：自唐李吉甫为《元和国计録》，丁谓因之为《景徳防计録》。其后林特作于祥符，田况作于皇祐，蔡襄作于治平，韩绛作于熙宁，苏辙作于元祐。元祐所会计者，其别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赋，三曰课入，四曰储运，五曰经费。所以总括天下财赋出入之数，而周知其有无多寡，以为丰杀増减者也。使今之知昔，而后日之知今，以嵗计定国用，实有赖于斯焉。臣愿敇掌财计之臣，通将洪武、永乐以来，凡天下秋粮、夏税、戸口、盐钞及商税、门摊、茶盐抽分、坑冶之类租额年课，毎嵗起运、存留及供给边方数目，一一开具。仍查歴年以来内府、亲藩及文武官吏、衞所旗军并内外在官食粮人数，与夫毎嵗祭祀、修造、供给等费，洪武、永乐、宣徳、正统、天顺、成化至于今日，毎朝通以一年嵗计出入最多者为凖。要见彼时文官若干，武官若干，内官若干，凡支俸几何，京军若干，外军若干，边军若干，凡食粮几何，其年经常之费若干，杂泛之费若干，总计其数凡有几何，运若干于两京，留若干于州郡，备若干于边方。一年之内所出之数，比所入之数，或有余，或不足，或适均称。依唐人之国计，宋人之防计，毎朝为一卷，通为一书，以备参考。万几余暇时经御览，使国计大纲了然在目。如或一嵗之入不足以支一嵗之出，则推移有无，截补长短，省不急之用，量入为出，则国计不亏，而嵗用有余矣。
五代唐庄宗同光四年，以仓储不足，敇河南尹豫借夏秋税，民不聊生。
臣按：横敛厚征，治天下之大蠧也。然横敛厚征之法之行，民虽怨咨愁蹙，然犹归咎上人之用非其人，取非其道，幸其一旦更之，尚可以为生也。惟豫借之令一行，示天下以国储之虚，嵗计之竭，天下之人哗然谓天下不复可为，而生其泮涣离散之心者，未必不自此也。譬则富室之居乡落也，平时贫民资其储蓄而赖以举贷，一旦反假借于邻家，其家之寥落可知矣。唐庄宗乱世之君，不得已而为此，犹为非策，况国家府库未至于匮絶，而遽为此举，可乎？
宋太祖以军旅饥馑，当预为之备，不可临事厚敛于人，始于讲武殿置封椿库。尝欲积缣帛二百万，易胡人首。太宗置景福殿库，▯内藏库，防纳诸州上供物。谓左右曰：「此葢虑司计之臣不能约节，异时用度有阙，复赋率于民耳。朕终不以此自供嗜好也。」
神宗
译唐德宗忧虑宫中用度不足，李泌进言说：“天子不应私下谋求钱财，请求每年供给宫中钱财百万缗，希望陛下不要接受进献，并停止宣索。”德宗听从了他的建议。等到元友直运送淮南的钱帛二十万到达时，李泌全部将其送入大盈库。然而皇上仍然频繁宣索，并命令各道不要让宰相知道。李泌听说后，惆怅而不敢进言。司马光说：“君王以天下为家，天下的财富都是他所有的。如果反而另设私藏，这是平民百姓的鄙陋志向。然而，财富多，奢侈的欲望就由此产生。”李泌想要消除德宗的欲望，却使他的私财丰裕，财富丰裕则欲望滋长，财富不能满足欲望，能不索取吗？这就像打开门却禁止人出去一样。胡宏说：“四方进贡任职，各有定制。君王作为天下的主宰，以财富奉行礼义来养育天下，没有不是君王的财富，不可以有公与私的区别。”臣按：德宗向各道宣索，并命令不要让宰相知道，李泌知道德宗不合礼法地诛求而惆怅不敢进言，两人都失当了。然而德宗的过失，还算是知道有所畏惧；而李泌的过失，则是作为臣子却不忠诚。李泌何不趁着德宗不想让人知道的这一明显之处而尽言呢？怎么知道德宗不会听从呢？这样不仅符合《易经》中“纳约自牖”的意思，对于所谓“无咎善补过”也有所体现。
唐宪宗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写《元和国计簿》，呈献给皇上。总计天下方镇四十八个，州府二百九十五个，县一千四百五十三。除了凤翔等十五道不申报户口外，每年赋税依靠办理的只有浙东、浙西等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与天宝年间的税户相比，减少了四分之三。天下依靠官府供给的士兵，有八十三万余人。与天宝年间相比，增加了三分之一。大抵两户百姓供养一名士兵。那些遭受水旱灾害、非时调发的，不在这个数目之内。
苏辙说：“唐朝李吉甫开始簿录元和国计，成为成书；丁谓等人沿袭他，编成《景德》《皇祐》《治平》《熙宁》四书。网罗当时的收支账目，首尾八十余年，本末相承。有关部门得以居今而知昔，参酌同异，因时制宜。这是前人作书的本来意图。”
臣按：自从唐朝李吉甫编写《元和国计录》，丁谓沿袭他编写《景德国计录》。其后林特在祥符年间编写，田况在皇祐年间编写，蔡襄在治平年间编写，韩绛在熙宁年间编写，苏辙在元祐年间编写。元祐年间所会计的内容，分为五类：一是收支，二是民赋，三是课入，四是储运，五是经费。用来总括天下财赋出入的数目，从而周知有无多寡，作为丰俭增减的依据。使现在的人了解过去，而日后的人了解现在，以年度计划确定国家用度，确实有赖于此。臣希望命令掌管财计的臣子，通盘统计洪武、永乐以来，凡是天下的秋粮、夏税、户口、盐钞以及商税、门摊、茶盐抽分、坑冶之类的租额年课，每年起运、存留及供给边方的数目，一一开具。仍查核历年来内府、亲藩以及文武官吏、卫所旗军并内外在官食粮的人数，以及每年祭祀、修造、供给等费用，从洪武、永乐、宣德、正统、天顺、成化直到今天，每朝通以一年岁计出入最多者为准。要看到那时文官多少，武官多少，内官多少，凡支俸几何，京军多少，外军多少，边军多少，凡食粮几何，那年的经常费用多少，杂泛费用多少，总计其数共有多少，运多少到两京，留多少在州郡，备多少在边方。一年之内所出的数目，与所入的数目相比，或者有余，或者不足，或者恰好均称。依照唐人的国计，宋人的国计，每朝为一卷，通为一书，以备参考。在万机余暇时经过御览，使国计大纲了然在目。如果有一年的收入不足以支撑一年的支出，就推移有无，截补长短，节省不急之用的开支，量入为出，那么国计就不会亏损，而岁用就有余了。
五代后唐庄宗同光四年，因为仓储不足，命令河南尹预先借征夏秋税，百姓无法生活。
臣按：横征暴敛，是治理天下的大害。然而横征暴敛的法令实行，百姓虽然怨恨愁苦，但还是归咎于上位者用人不当，取财不合正道，希望一旦改变，还可以生存。只有预先借征的命令一实行，向天下显示国家储备空虚，年度计划枯竭，天下人哗然认为天下不再可以治理，而产生离散之心，未必不是从这里开始的。好比富户居住在乡里，平时贫民依靠他的储蓄而借贷，一旦反而向邻家借债，那家境的寥落就可以知道了。唐庄宗是乱世之君，不得已而这样做，尚且不是好策略，何况国家府库还没有到匮乏断绝的地步，就匆忙采取这种举措，可以吗？
宋太祖因为军旅饥馑，应当预先做准备，不可临事对百姓厚征，开始在讲武殿设置封椿库。曾经想要积累缣帛二百万，用来交换胡人的首级。太宗设置景福殿库、内藏库，收纳各州上供的物品。对左右说：“这大概是考虑到司计的臣子不能节约，日后用度有缺，又向百姓赋税征敛罢了。我终究不会用这些来满足自己的嗜好。”
神宗
更景福殿库名，自制诗以掲之，曰：“五季失国，玁狁孔炽，艺祖肇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曽孙志之，敢忘厥志。”
译更改景福殿库的名称，亲自作诗张贴在上面，说：“五代时期国家丧失，外敌非常猖獗，太祖开创基业，想着要有惩戒和警惕，于是设立内府，以此为基础招募士兵，曾孙要记住这一点，怎敢忘记这个志向。”
臣按：宋朝三帝积财于内库，皆非以为己私也。盖储之于内，以防外之泛用。一遇有军旅饥馑，则以资之，使不至于临时厚敛以害民焉。世主尚鉴于兹，毋错认在库之物以为己物，轻取而妄用，则天下生民不胜幸甚。
史臣曰：「有宋自中世以后，内牵于繁文，外挠于彊敌，供亿既多，调度不继，势不得已，征求于民。谋国者处乎其间，又多伐异而党同，易动而轻变。殊不知大国之制用，如钜商之理财，不求近效而贵逺利。宋臣于一事之行，初议不审，行之未几，即区区然较其失得，寻议废格。后之所议，未有以愈于前，其后数人者，又复訾之如前。使上之为君者莫之适从，下之为民者无自信守。因革纷纭，是非贸乱，而事弊日益以甚矣。世谓儒者议论多于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货，大率然也。」
臣按：天下之事，利害尝相半，无全利全害之理，择其利多害少者为之，斯可矣。史臣论宋人议论多于事功，切中当时之弊。宋人于一切政务皆然，而于食货一事为甚。我祖宗自立国以来，凡取于民者，有定制，有成法，有常额，世世遵守，不敢有所纷更、加减，逾百年于兹矣。其间虽不能无偏滞不举之处，然惟许其随时补救，以振举之，使害去而利存，要之不失祖宗之旧也。伏惟明主鉴宋人之失，而恪守祖宗成宪，以为子孙千万年无穷之计。
苏辙曰：国之财赋，非天不生，非地不养，非民不长。取之有法，收之有时，止于是矣。而宗室官吏之众，可以礼法节也。祖宗之世，世之始事，掌秩者竢阙则补，否则循资而已，不妄授也。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无不减损。英宗之初，三载考绩，増以四嵗。神宗之始，宗室袒免之外，不复推恩；袒免之内，以试出仕。此四事者，使今世欲为之，将以为逆人心，违旧法，不可言也，而况于行之乎？虽然，祖宗行之不疑，当世亦莫之非。何者？事势既极，不变则败，众人之所共知也。今朝廷履至极之势，独持之而不敢议，臣实疑之。诚自今日而议之，因其势，循其理，防为之节文，使见在者无损，而来者有限。今虽未见其利，要之十年之后，事有间矣。贾谊言诸侯之变，以谓失今不治，必为痼疾。今臣亦云。
臣按：苏辙虽为宋朝而言，然揆之于今事势，实有类之者。葢今日为国家大费者，亲藩、宗室、世袭武臣、额外文职是也。今日之势，虽不至于宋朝之既极，然用辙之言，因其势，循其理，以其渐防为之节，使见在者无损，而将来者有限，则贾谊所谓「失今不治之痼疾，他日必无也」，此国家之大计。辙于章末有云：「茍能裁之，天下之幸。」臣于是亦云。
陈傅良曰：唐代宗时，刘晏掌江淮盐铁之权，嵗入六百余万缗。是时租赋之所入，不过千二百万，而江南之利实居其半。宪宗时作《元和国计録》，天下二十三道，而十五道不申戸口，而嵗租赋所倚办者八道，皆东南也。曰浙江东西路，曰淮南，曰湖南，曰岳鄂，曰宣歙，曰江南，曰福建。故韩愈有言曰：「当今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臣按：东南财赋之渊薮也，自唐宋以来，国计咸仰于是。其在今日，尤为切要重地。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考洪武中【据诸司职掌】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民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今国家都燕，嵗漕江南米四百余万石以实京师，而此五郡者，几居江西湖广南直▯之半。自宣徳正统以来，毎择任有心计重臣巡抚其地，以司其嵗入，盖以此地朝廷国计所资故也。窃以苏州一府计之，以凖其余。苏州一府七县，其垦田九万六千五百六顷，而居天下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余顷田数之中，而出二百八十万九千石税粮于天下二千九百四十余万石嵗额之内，其科徴之重，民
译臣按：宋朝三位皇帝将财物积蓄在内库，都不是为了个人私利。大概是因为储存在宫内，以防备外部随意滥用。一旦遇到战争或饥荒，就用这些财物来资助，使得不至于在临时时加重赋税来损害百姓。当世的君主应当以此为鉴，不要错误地把库中的财物当作自己的财物，轻易取用而胡乱花费，那么天下的百姓就会非常庆幸了。
史臣说：“宋朝自中期以后，内部被繁琐的礼法牵制，外部被强大的敌人侵扰，供给繁多，调度跟不上，形势所迫，不得已向百姓征收。谋划国家大事的人处于这种境地，又多排斥异己而结党营私，容易动摇而轻率改变。却不知道大国的财政制度，就像大商人管理财务，不追求眼前的成效而重视长远的利益。宋朝臣子对于一项政策的实行，起初商议不审慎，实行不久，就斤斤计较其得失，随即商议废止。后来所商议的，并没有比先前更好的，其后几个人，又再次像先前那样诋毁。使得在上位的君主无所适从，在下位的百姓没有信心坚守。因循变革纷乱繁杂，是非颠倒混乱，而事务的弊端日益严重了。世人说儒者议论多于实际功效，像宋朝人谈论财政经济，大体上就是这样。”
臣按：天下的事情，利益和危害常常各占一半，没有完全有利或完全有害的道理，选择利多害少的去做，就可以了。史臣评论宋朝人议论多于实际功效，切中当时的弊病。宋朝人对一切政务都是这样，而在财政经济一事上尤其严重。我祖宗自立国以来，凡是向百姓征收的，有固定的制度，有成熟的法规，有常规的额度，世代遵守，不敢有所更改、增减，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其间虽然没有没有偏颇停滞、不能举行的地方，但只允许随时补救，以振兴推行，使得危害去除而利益保留，总之不违背祖宗的旧制。希望英明的君主鉴戒宋朝人的过失，而恪守祖宗的成法，作为子孙千万年无穷尽的计策。
苏辙说：国家的财赋，不是天不生产，不是地不养育，不是百姓不增长。征收有法度，收纳有时节，到此为止就行了。而宗室官吏众多，可以用礼法来节制。祖宗的时代，世事的开始，掌管官职的人等待空缺就补任，否则就按资历晋升罢了，不胡乱授官。仁宗末年，恩荫子弟的法令，从宰相以下没有不削减的。英宗初年，三年考核政绩，增加到四年。神宗初年，宗室中袒免亲以外的，不再推恩；袒免亲以内的，通过考试出仕。这四件事，如果现在想要做，将会认为违背人心，违反旧法，不可言说，何况实行呢？虽然如此，祖宗实行它毫不犹豫，当时的人也没有指责的。为什么呢？事势已经到了极点，不变革就会失败，这是众人所共知的。现在朝廷处于极端的形势，却独自坚持而不敢商议，我实在怀疑这一点。如果从今天开始商议，顺应形势，遵循道理，预先制定节制的条文，使得现在的人不受损失，而来的人有限制。现在虽然还没有看到利益，总之十年之后，事情会有间隙了。贾谊谈论诸侯的变故，认为如果不趁现在治理，一定会成为顽固的疾病。现在我也这样说。
臣按：苏辙虽然是为宋朝而言，但衡量现在的事势，确实有类似的情况。大概现在为国家大费的是，亲藩、宗室、世袭武臣、额外文职。现在的形势，虽然不至于像宋朝那样极端，但采用苏辙的话，顺应形势，遵循道理，逐渐预先制定节制，使得现在的人不受损失，而将来的人有限制，那么贾谊所说的“如果不趁现在治理的顽固疾病，以后一定不会有”，这是国家的大计。苏辙在章末说：“如果能够裁减，是天下人的幸运。”臣在这里也这样说。
陈傅良说：唐代宗时，刘晏掌管江淮盐铁的权力，每年收入六百多万缗。当时租赋的收入，不过一千二百万，而江南的利益实际占了一半。宪宗时作《元和国计录》，天下二十三道，而十五道不申报户口，而每年租赋所依赖办理的八道，都是东南地区。叫浙江东西路，叫淮南，叫湖南，叫岳鄂，叫宣歙，叫江南，叫福建。所以韩愈有话说：“当今赋税出自天下，而江南占十九。”臣按：东南是财赋的渊薮，自唐宋以来，国家财政都仰仗于此。在现在，尤其是最重要、最紧要的地方。韩愈说赋税出自天下而江南占十九，以现在来看，浙江东西又占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占两浙十九。考察洪武年间【据诸司职掌】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算的，总共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这一藩三府之地，其民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现在国家都城在燕，每年漕运江南米四百余万石以充实京师，而这五郡，几乎占江西湖广南直隶的一半。自宣德正统以来，每次选择有心计的重臣巡抚此地，以掌管每年的收入，大概因为此地是朝廷国计所依赖的缘故。私下以苏州一府来计算，以类推其余。苏州一府七县，其垦田九万六千五百六顷，而在天下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余顷田数之中，而出二百八十万九千石税粮于天下二千九百四十余万石岁额之内，其科征之重，民
力之竭可知也。巳谚有之曰：「苏松熟，天下足。」伏愿明主一视同仁，念此五郡财赋所出，国计所赖，凡百科率悉从寛省，又必择任巡抚大臣，假以便宜之权，任其从宜经制，而不拘以文法，必使上无亏于国计，下不殚于民力，一方得安，则四方咸赖之。以上经制之义，臣按：国家经制之义，在乎征敛有其艺，储蓄有其具，费用有其经而已。然古今之制度不同，而歴代之取予用舍不一，判。之则或始末相穿，约之则又彼此参错。故臣既总论理财之道于前，又列贡赋之常于后。于此特总此三者为一，而谓之曰「经制之义」，以示天下后世，使知为国者取之民而藏之官，出之官而散之天下，必合乎天道之公，人为之义，而后取之，收之，用之。茍为不然，或出于人欲之私，揆之于义而不合，则是利而非义矣。利之为利，居义之下，害之上。进一等则为义，经制得其宜，则有无穷之福；退一等则为害，经制失其宜，则有无穷之祸。后世之明君硕辅，尚明其所以取舍敛散乎哉！以上经制之义【下】
译民力的枯竭是可以预见的。谚语说：“苏松丰收，天下富足。”恳请圣明的君主一视同仁，考虑到这五个郡是财赋的来源，是国家财政所依赖的，凡是各项税赋都尽量宽减节省，又一定要选派巡抚大臣，授予他们随机应变的权力，让他们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制度，而不被法律条文所束缚，务必做到上不损害国家财政，下不耗尽民力，一方得以安定，那么四方都依赖于此。以上关于经制原则的论述，臣认为：国家经制的原则，在于征收有标准，储蓄有措施，费用有常规罢了。然而古今制度不同，历代在取予用舍方面也不一致，分开来看或许首尾矛盾，概括来看又彼此参差错杂。所以臣在前面总论理财之道，在后面列举贡赋的常规。在这里特别将这三者合为一，称之为“经制之义”，以昭示天下后世，让他们知道治国者从百姓那里征收并储存在官府，从官府支出并散布到天下，必须符合天道的公正和人为的道义，然后才能征收、储存、使用。如果不这样，或许出于个人私欲，衡量道义而不符合，那就是利而不是义了。利作为利，处于义之下，害之上。进一等就是义，经制得当，就有无穷的福；退一等就是害，经制失当，就有无穷的祸。后世的明君贤臣，还要明白取舍敛散的道理啊！以上关于经制原则的论述【下】
大学衍义补卷二十四
<子部,儒家类,大学衍义补》>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二十五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制国用
市籴之令
易》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葢取诸噬嗑【噬齧也，嗑合也。物有间者，齧而合之也。卦名】
臣按，此后世为市之始。先儒谓《易》之十二卦，制器尚象，始离，次益，次噬嗑，所取者食货而已。食货者，生民之本也。民之于食货，有此者无彼，葢以其所居异其处，而所食所用者不能以皆有。故当日中之时，致其人于一处，聚其货于一所。所致所聚之处，是即所谓市也。人各持其所有于市之中，而相交相易焉。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各求得其所欲，而后退。则人无不足之用，民用既足，则国用有余也。
周礼司市【市官之长】掌市之治【治以理之】教【教以化之】政【政以正之】刑【刑以制之】量【量多寡】度【度长短】禁【使勿为】令【使之为】以次叙分地而经市【以所居之次为叙分地以掌之】以陈肆辨物而平市【陈物于市肆使各以类相从】大市【交易众多】日昃而市朝市朝时而市夕市夕时而市凡治市之货贿六畜珍异亡者使有【物之无者常使之有】利者使阜【有利益者使之阜盛】害者使亡【物之害财者贱之使至于亡】靡者使微【侈靡者抑之使微少】叶时曰先王授民以井田足食也制商以市防通货也大宰阜财之职而与农谷并任司徒通财之事而与稼穑同颁诚以食足货通而后教化可成也是以匠人营国则前朝而后市内宰建国则佐后而立市市者所以通商贾而阜财也
胥师【市中群胥之长】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货贿【平其价，不得擅为高下】宪刑禁焉。
贾师【知物价者】各掌其次之货贿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视也】其成【物之成者】而奠【定也】其贾【使之有常】然后令市。
臣按《周官》于市肆一事设官如此之详，所以使民懋迁其有无？也有者得以售，无者得以济。斯民之各遂其所欲，是亦王政之一端也。
泉府【泉布委积之府】掌以市之征布【征布防人所敛之五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市货有积滞不售者则以征布买而收之】以其贾买之【使民不丧其本】物掲而书之【逐物表掲而书其价】以待不时而买者【以待民之乏用】买者各从其抵【抵音帝本也】都鄙从其主国人郊人从其有司【主与有司即所谓抵也】然后予之凡賖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凡民之贷【借用也】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国服谓民于国所服之业如农圃之类也民贷物不取其息俾其出力以服国事以代出息也】
叶适曰：「泉府之法，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贾买之。其賖者，祭祀、丧纪皆有数，而以国服为之息。葢当是时，民皆齐民，未有特富者也。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一出于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筑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无不毕与。然而祭祀、丧纪犹有所不足，上之人不之与，则谁与之？故賖而贷之，使以日数偿，而以其所服者为息。且其事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民不足于此，而上不敛之，则为不仁。然则二者之法，葢三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齐久矣，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不知其几千百年也，而遽夺之可乎？夺之可也，疾其自利而欲为国利可乎？」马端临曰：「泉府一官，最为便民。滞则官买之，民不时而欲买者，官则卖之。无力者则賖贷与之。葢先王视民如子，洞察其隐微，而多方济其缺乏，仁政莫尚于此。初非专为谋利取息设也。王安石不原其立官之本意，而勦郑注『国服为息』一语，行青苗以误天下，可乎？」
臣按：泉府之设，以泉为名，葢主泉布【泉，古钱字】之官也。古者以泉布流通天下，之物无非以便民而已。泉布出于上，货物生于民，民之货物不能以皆有也，欲通其有无，必资钱以易物，然后无者各有焉。然其物之聚也，有多有少，时之用物也，
译《大学衍义补》卷二十四
（子部，儒家类，《大学衍义补》）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二十五
明代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的关键
控制国家财政支出
市场收购粮食的命令
《易经》说：在太阳当空时设立市场，招致天下的百姓，聚集天下的货物，进行交易后各自散去，每个人都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这取象于噬嗑卦【噬是咬，嗑是合。事物之间有间隙的，咬合使之闭合。这是卦名】。
臣认为，这是后世设立市场的开端。先代的儒者说，《易经》中的十二卦，制作器物崇尚取象，始于离卦，其次是益卦，再次是噬嗑卦，所取用的不过是饮食和货物罢了。饮食和货物，是百姓生存的根本。百姓对于饮食和货物，拥有这一样就缺乏那一样，这是因为他们居住的地方不同，而所食用和所用的东西不可能全都具备。所以在太阳当空的时候，把人们召集到一个地方，把货物聚集到一个场所。所召集和聚集的地方，就是所说的市场。人们各自拿着自己拥有的东西到市场中，互相交换。用自己所拥有的交换自己所缺乏的，各自求得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散去。这样就没有人缺乏使用的东西，民用充足了，那么国家财政就有富余了。
《周礼》中的司市【市场官员的首长】掌管市场的治理【治理用来管理】、教化【教化用来感化】、政令【政令用来规范】、刑罚【刑罚用来制约】、度量【度量多少】、尺度【尺度长短】、禁令【禁止做某些事】、命令【命令做某些事】，按照次序划分区域来经营市场【按照居住的次序排列，划分区域来掌管】，陈列店铺辨别货物来使市场公平【把货物陈列在市场店铺中，使各类货物各自归类】，大市【交易众多的市场】在太阳偏西时开市，朝市在早晨开市，夕市在傍晚开市。凡是治理市场中的货物、六畜、珍奇异物，没有的使它有【没有的货物常使之有】，有利的使它丰富【有利益的货物使之丰富】，有害的使它消失【有害于财物的货物压低价格使之消失】，奢侈的使它减少【奢侈的物品抑制使之减少】。叶适说：先王授予百姓井田制是为了使粮食充足，制定商业市场制度是为了防止货物流通的弊端。大宰负责使财富丰富的职责，与农业谷物并列；司徒负责流通财富的事务，与耕种收获同等颁布。确实是因为粮食充足、货物流通之后，教化才能成功。所以匠人营造都城，前面是朝廷后面是市场；内宰建立国家，辅助君主设立市场。市场是用来沟通商贾、使财富丰富的。
胥师【市场中众多胥吏的首长】各自掌管其所辖区域的政令，并使货物价格公平【公平价格，不得擅自抬高或降低】，执行刑罚和禁令。
贾师【懂得物价的人】各自掌管其所辖区域货物的治理，辨别货物并使之均平，查看【查看】成色【货物的成色】并确定【确定】价格【使之有固定的价格】，然后命令开市。
臣认为，《周官》对于市场店铺一事设置官员如此详细，是为了让百姓努力迁移他们的有无？拥有的得以出售，缺乏的得以接济。百姓各自满足他们的欲望，这也是王政的一个方面。
泉府【钱币布帛积聚的府库】掌管用市场的征收布帛【征收布帛防止人们所缴纳的五种布帛】，收购市场中不卖的货物、滞留在民用中的货物【市场货物有积压滞销的就用征收的布帛购买并收购】，按照它们的价格购买【使百姓不损失本钱】，物品张贴并书写【逐件张贴并书写价格】，等待不时来购买的人【等待百姓缺乏使用时】。购买的人各自按照他们的抵押【抵音帝，本也】，都鄙的人听从他们的长官，国人和郊人听从他们的官吏【长官和官吏就是所说的抵押】，然后给予他们。凡是赊借的人，祭祀不超过十天，丧事不超过三个月。凡是百姓借贷【借用】的，与他们的官吏辨别清楚后授予，用国服作为利息【国服指百姓为国家所从事的职业，如农耕园艺之类。百姓借贷不收取利息，让他们出力从事国家事务来代替支付利息】。
叶适说：“泉府的法令，收购市场中不卖的货物、滞留在民用中的货物，按照它们的价格购买。对于赊借的人，祭祀、丧事都有定数，并用国服作为利息。大概当时，百姓都是齐民，没有特别富有的人。开闭、敛散、轻重的权力，完全出于上级，平均分配田地让他们耕种，建造房屋让他们居住，衣食的器具，无不全部给予。然而祭祀、丧事仍然有所不足，上级不给予，那么谁给予呢？所以赊借并贷款给他们，让他们按天数偿还，并用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作为利息。况且那些不卖的货物、滞留在民用中的货物，百姓在这方面不足，而上级不收购，就是不仁。那么这两种法令，大概夏商周三代本来就已经实行了。现在天下百姓不齐已经很久了，开闭、敛散、轻重的权力，不完全出于上级，而富人和大商人分别占有，不知道已经几千年了，突然夺取他们可以吗？夺取他们也可以，憎恶他们自利而想要为国家谋利可以吗？”马端临说：“泉府这一官职，最方便百姓。货物滞销时官府购买，百姓不时想要购买时，官府就出售。无力购买的人就赊贷给他们。大概先王视百姓如子女，洞察他们的隐微之处，而多方面救济他们的缺乏，仁政没有比这更高的了。起初并非专门为了谋利取息而设立。王安石不推究设立官职的本意，而抄袭郑玄注释‘国服为息’一语，推行青苗法以误导天下，可以吗？”
臣认为：泉府的设立，以泉为名，大概是主管泉布【泉，古钱字】的官员。古代用泉布流通天下，物品无非是为了方便百姓而已。泉布出于上级，货物产生于百姓，百姓的货物不可能全都具备，想要沟通他们的有无，必须依靠钱币来交换货物，然后缺乏的人各自拥有。然而货物聚集时，有多有少，时需用物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