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学衍义补卷九十八
北朝周武帝初服常冠，以皂纱全幅向后幞发，仍裁为四脚。
胡寅曰：「君子大复古，重变古，非泥于古也。以生人之具，皆古之圣人因时制宜，各有法象意义，不可以私智更改之也。以周家纱幞一事论之，此后世巾帻、朝冠之所自始也。古者賔、祭、丧、燕、戎事，冠各有宜。纱幞既行，诸冠由此尽废。稽之法象，果何所则？求之意义，果何所据哉？为治莫大于礼，礼莫明于服，服莫重于冠。冠必欲尽善，其必考古而立制。」
臣按此后世幞头之始
隋文帝始服黄，百官常服同于庶人，皆着黄袍。
胡寅曰：「服章之设，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莫卑乎民，莫尊乎天子。上下无所辨，民志何由定？僣乱由此而生矣。隋文俭约，施之宫阃之中，燕私之用可也。与庶人同而坐乎庙朝，俭不中礼，不足以为法矣。」
臣按：衣服者，身之章，名噐之所寓也。君子正其衣冠，则民望而畏之。茍上下同服，则混而无别，何以耸下人之观视哉？
唐太宗贞观四年诏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绯，六品七品以绿，八品九品以青。髙宗上元元年敇：文武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帯，四品五品服绯金▯，六品七品緑银帯，八品九品青鍮石帯，庶人黄铜铁帯。永徽二年，五品以上随身鱼银袋，以防召命之诈，出内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饰袋。咸亨三年，五品以上改赐新鱼袋，竝饰以银。三品以上各赐金装刀子、砺石一具。武后时，督刺史亦准京官▯鱼袋，又改赐佩鱼，皆为▯。寻复旧。开元以后，百官赏绯紫必兼鱼袋，谓之章服。
臣按：此有唐一代章服之制，所谓金紫者，金谓鱼袋之饰，紫谓衣也。与汉所谓金紫，名同而实异矣。
宣宗重惜服章，有司具绯紫衣数袭从行，以备赐。或半嵗不用，其当时以绯紫为荣。
臣按：唐自中叶以后，品服太滥，每朝会，朱紫满庭，而少衣緑者。当时视金紫如韦布，宣宗稍加重惜，人遂以为荣。盖朝廷之所以尊，而天下之人所以奔走而趋赴之者，求名与噐也。朝廷章服，乃名噐之所寓。人君必自贵，然后人贵之。人人可得，则不足贵矣。
宋志朝服，一曰进贤冠，二曰貂蝉冠，三曰獬豸冠，皆朱衣朱裳。进贤五梁冠，一品、二品侍祠朝会则服之；中书门下则冠加笼巾。貂蝉诸司三品，御史台四品，两省五品，侍祠朝会则服之；御史大夫、中丞则冠有獬豸角。两梁冠四品、五品，侍祠朝会则服之；六品以下亦服之。衣无中单，无劒佩绶。御史则冠有獬豸角。
臣按，此宋初朝服之制，一品至九品，其冠之涂金银花额皆同，所不同者其簮导五梁则瑇瑁，三梁两梁则犀也。其服竝绯罗袍，白花罗中单，绯罗裙，绯罗蔽膝，皂缥襈，白罗大帯，白罗方心曲领，银革帯，白绫袜，皂皮履，皆同。所不同者，冠五梁者则玉劒佩晕锦绶二玉环，冠三梁者则劒佩以银，绶以狮子锦，环以银，冠两梁者则劒佩以铜，绶以练鹊锦，环以铜而已。今朝之制因之，而有不同者，惟公▯驸马伯有立笔而加以笼巾貂蝉，而文武臣僚皆不得用方心曲领，惟加之祭服而朝服亦无焉。其余皆同，惟不佩劒。若夫今日侍祠之祭服，则与唐宋皆不同矣。唐宋皆畧准周礼服冕有旒，今制皆与朝服同，惟易以青衣而加以方心曲领耳。臣尝因是而通考之，宋朝服之冠虽曰有三，然皆进贤冠也，加以貂蝉豸角，因异其名尔。其制作始于汉，即古缁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前髙七寸，后髙三寸，长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皆一梁。晋加为五梁，唐之梁数如汉。宋初有五梁、三梁、两梁而无一梁，其后又加以七梁、六梁，凡七等。我朝则加至八焉。公八梁，侯伯驸马及一品皆七梁，二品六，三品五，四品四，五品三，六品七品二，八品九品一也。夫冠有梁，所以别贵贱之等级也。上而天子之通天冠，前后二十四梁，以应冕旒前后之数。人臣之数则自八而下以至于一，而不及于九者，九者阳数之极也，至是不可复加矣。
宋因唐制，为公服：三
译北朝周武帝起初常戴一种帽子，用整幅黑色纱向后包裹头发，仍然裁剪成四个脚。
胡寅说：“君子大力复古，重视变革古制，并不是拘泥于古制。因为供人使用的器具，都是古代圣人根据时势制定适宜的措施，各自有法度象征和含义，不可以凭私人的智慧去更改它。以周代的纱幞这一件事来说，这是后世巾帻、朝冠的起源。古代在宾客、祭祀、丧礼、宴饮、军事等场合，帽子各有适宜的种类。纱幞既然流行，各种帽子因此全部废弃。考察法度象征，究竟依据什么？探求含义，究竟根据什么呢？治理国家没有比礼更重要的，礼没有比服饰更明确的，服饰没有比帽子更重要的。帽子一定要做到尽善尽美，那一定要考察古制来建立制度。”
臣按：这是后世幞头的起源。
隋文帝开始穿黄色衣服，百官常服同于平民，都穿黄袍。
胡寅说：“服饰纹章的设置，是用来辨别上下等级，安定民心的。没有比平民更卑贱的，没有比天子更尊贵的。上下没有区别，民心怎么安定？僭越混乱由此产生。隋文帝节俭，用在宫廷内部，私下宴饮使用是可以的。与平民穿同样的衣服而坐在朝廷上，节俭不符合礼制，不足以作为效法的榜样。”
臣按：衣服是身体的标志，名位器物的寄托。君子端正衣冠，百姓仰望就会敬畏他。如果上下穿同样的衣服，就混杂没有区别，怎么能使下级的人观瞻肃然呢？
唐太宗贞观四年下诏：三品以上穿紫色，四品五品穿红色，六品七品穿绿色，八品九品穿青色。高宗上元元年敕令：文武三品以上穿紫色衣服配金玉带，四品五品穿红色衣服配金带，六品七品穿绿色衣服配银带，八品九品穿青色衣服配鍮石带，平民穿黄色衣服配铜铁带。永徽二年，五品以上随身佩戴鱼形银袋，以防备召命之诈，出入宫门必须相合。三品以上用金装饰袋子。咸亨三年，五品以上改赐新鱼袋并用银装饰。三品以上各赐金装刀子、磨刀石一套。武则天时期，督刺史也准许像京官一样佩戴鱼袋，又改赐佩鱼，都是圆形。不久恢复旧制。开元以后，百官赏赐绯色紫色衣服必定兼赐鱼袋，称为章服。
臣按：这是唐代一代章服的制度，所谓金紫，金是指鱼袋的装饰，紫是指衣服。与汉代所说的金紫，名称相同而实际不同。
宣宗珍惜服饰章服，有关部门准备几套绯色紫色衣服跟随出行，以备赏赐。有时半年不使用，当时人们以穿绯色紫色为荣。
臣按：唐代自中期以后，品级服饰过于泛滥，每次朝会，穿朱色紫色的人满庭都是，而穿绿色的人很少。当时人把金紫看得像粗布一样平常，宣宗稍微加重珍惜，人们就以此为荣。大概朝廷之所以尊贵，而天下人之所以奔走趋赴的，是追求名位和器物。朝廷的章服，是名位器物的寄托。君主一定要自己珍视，然后别人才会珍视。人人都能得到，就不值得珍视了。
《宋史》记载朝服，一叫进贤冠，二叫貂蝉冠，三叫獬豸冠，都是红色上衣红色下裳。进贤五梁冠，一品、二品在侍祠朝会时穿它；中书门下则帽上加笼巾。貂蝉冠，各衙门三品，御史台四品，两省五品在侍祠朝会时穿它；御史大夫、中丞则帽上有獬豸角。两梁冠，四品、五品在侍祠朝会时穿它；六品以下也穿它。衣服没有中单，没有剑佩绶带。御史则帽上有獬豸角。
臣按：这是宋初朝服的制度，一品到九品，他们帽子上涂金银花额都相同，不同的是簪导，五梁的用玳瑁，三梁两梁的用犀角。他们的衣服都是绯色罗袍，白花罗中单，绯色罗裙，绯色罗蔽膝，黑色边缘，白色罗大带，白色罗方心曲领，银革带，白色绫袜，黑色皮履，都相同。不同的是，戴五梁冠的则玉剑佩晕锦绶带两个玉环，戴三梁冠的则剑佩用银，绶带用狮子锦，环用银，戴两梁冠的则剑佩用铜，绶带用练鹊锦，环用铜而已。现在朝廷的制度沿袭它，而有不同的是，只有公、驸马、伯有立笔而加上笼巾貂蝉，而文武臣僚都不能用方心曲领，只有祭服才加，朝服也没有。其余都相同，只是不佩剑。至于现在侍祠的祭服，则与唐宋都不同了。唐宋都大致依据周礼的服冕有旒，现在制度都与朝服相同，只是换成青色衣服而加上方心曲领罢了。臣曾经因此通考，宋朝朝服的帽子虽然说是三种，然而都是进贤冠，加上貂蝉豸角，因而名称不同罢了。它的制作始于汉代，就是古代的缁布冠，是文儒者的服饰。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以下到博士两梁，从博士以下到小史都是一梁。晋代增加为五梁，唐代的梁数同汉代。宋初有五梁、三梁、两梁而没有一梁，其后又加上七梁、六梁，共七等。我们朝代则增加到八等。公八梁，侯伯驸马及一品都是七梁，二品六梁，三品五梁，四品四梁，五品三梁，六品七品两梁，八品九品一梁。帽子有梁，是用来区别贵贱等级的。上到天子通天冠，前后二十四梁，以对应冕旒前后的数目。臣下的数目则从八往下直到一，而不达到九，九是阳数的极致，到了这里不能再增加了。
宋代沿袭唐代制度，制定公服：三
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緑，九品以上服青。其制，典领大袖，下施横襕，束以革▯，幞头，乌皮鞾。自王公至一命之士，通服之。朱熹曰：「自隋炀帝令百官以戎服从，一品赐紫，次朱，次緑，后世遂为朝服。」
译三品以上穿紫色官服，五品以上穿朱色官服，七品以上穿绿色官服，九品以上穿青色官服。其形制为：交领大袖，下摆缀有横襕，腰间束以革带，头戴幞头，脚穿乌皮靴。从王公到最低级的官员，都普遍穿着这种服饰。朱熹说：“自从隋炀帝命令百官穿着戎装作为官服，一品赐穿紫色，其次是朱色，再次是绿色，后世便将其作为朝服。”
马端临曰：「用紫緑青为命服，昉于隋炀帝，而其制遂定于唐。然汉夏侯胜谓：「士明经取青紫如拾芥。」扬子云亦言：「纡青拖紫。」西汉服章无所考见，史言祭服用袀【绀色】▯。东汉则百官之服皆袀▯，而青紫乃其时贵官燕居之服，非防贱者所可服欤？」
臣按孔子曰：「红紫不以为防服。」朱子谓：「红紫间色不正，防服私居服也。」言此则不为朝祭之服，可知。呜呼！五胡乱华以来，极于元魏之世，凡中国之衣冠礼服皆为所变，一切趋于茍简。是虽华夏之域，其所以为身之章者，无复上衣下裳之制，岂但其服色之不正而已哉？自隋以来，以紫为大臣之服，我朝始复古制，朝服一以赤，而所谓公服者，始革去紫，不复用，一洗唐宋以来之旧习。
太宗雍熙元年，出鱼袋以赐近臣，由是内外通朝文武官佩鱼服紫者，饰以金；服绯者，饰以银。后俱以入衔。黄履翁曰：「明庶以功，车服以庸，古人所以重报功之典。彼其之子，不称其服，诗人所以讥其无德焉。尝观唐初之所辞受，宋朝之所予夺，其意犹古也。」温璋为大理丞，赐以绯衣，以审狱得情也。牛丛为睦州刺史，力辞金紫，以越等不宜也。阳城以处士而赐绯衣，所以旌逸德也。李泌以山人而赐金紫，所以表异能也。夫受之者不以为防，辞之者不以为矫，正唐人别功过之美意也。以三品服赐杨安国，以五品服赐赵师民，重儒臣也。以三品服赐王素，以五品服赐余靖、欧阳脩、蔡襄，宠谏臣也。曾致尧之浮躁，不可赐以章绂，则夺之；王文度之伎术，不可加以佩鱼，则抑之。夫予之者不以为狥情，夺之者不以为少恩，此劝惩之防权也。
臣按：鱼袋之制始于唐，盖用以为符契也。其始曰鱼符，左一，右一。左者进内，右者随身，刻官衔姓名，出入合之，因盛以袋，故以鱼袋名焉。宋因之，其制以金银饰为鱼形，公服则系于▯而垂于后，以明贵贱，盖无复如唐之符契者矣。我朝革去前代鱼袋，不复设。凡常朝叅官，则制牙为牌，刻其官衔于上，凡勲亲文武四字号，俾其悬于帯上，以出入禁门，无者则不得阑入焉。其制虽与唐之鱼符不同，其所以为出入之防，则一也。其诸异乎宋人用以为美饰荣观者欤？
宋初因五代旧制，每嵗诸臣皆赐时服，然止赐将相、学士、禁军大校。建隆三年，太祖谓侍臣曰：“百官不赐，甚无谓也。”乃徧赐之。嵗遇端午、十月一日，文武羣臣、将校皆给焉。
臣按此宋朝嵗时赐服之制
太祖建隆三年，给中书门下、枢密、宣徽、节度使及侍卫歩军都虞▯以上、皇亲、大将军以上，天下乐晕锦；三司使、学士、中丞、内客省使、驸马、留后、观察使、皇亲、将军、诸司使、厢主以上，簇四盘雕细锦；三司副使、官观判官，黄狮子大锦；防御、团练使、刺史、皇亲、诸司副使，翠毛细锦；权中丞、知开封府、银台司、审刑院及待制以上、知检院、鼓院，同三司副使，六统军、金吾大将军，红锦；诸班及诸军将挍，亦赐窄锦袍，有翠毛、宜男、云雁细锦、狮子练鹊、宝照大锦、宝照中锦，凡七等。应给锦袍者，皆五事。臣按：此宋朝给赐锦袍之制，锦凡数様，皆为鸟兽之形。我朝定制，品官各有花様，公侯驸马伯绣麒麟，自泽不在文武之数；文武官一品至九品，皆有应服花様，文官用飞鸟，象其文彩也；武官用走兽，象其猛鸷也。定为常制，颁之天下，俾其随品从以自造，非若宋朝官为制之，嵗时因其官职大小而为等第以给赐之也。上可以兼下，下不得以僣上。百年以来，文武率循旧制，非特赐不敢僣差。惟武臣多有不遵旧制，往往专服公侯伯及一品之服，自熊罴以下至于海马，非独服者鲜，而造者防于絶焉。伏请申明旧制，违者治之如律。盖本朝无金紫之赐，所以辨章服者，实有在于斯。
元志，仁宗延祐元年，定服色等第，惟防古不在禁限。臣按，元朝服色虽禁，不许服龙鳯文，然所谓龙者，五爪一角者尔，其四爪者上下通用，不禁。逮我圣朝，立为定制
译马端临说：“用紫、绿、青作为命服，始于隋炀帝，而其制度在唐代确定下来。然而汉代夏侯胜曾说：‘士人通晓经学，获取青紫官服就像拾取小草一样容易。’扬雄也说：‘系着青绶，拖着紫绶。’西汉的服饰制度没有考证到的记载，史书说祭服用纯色的深青红色。东汉则百官的服饰都是纯色的深青红色，而青紫是当时贵官居家休闲时的服饰，难道不是防止卑贱者可以服用的吗？”
臣按：孔子说：“红紫色不用来做日常服饰。”朱熹说：“红紫是间色，不正统，日常服饰是私居时的衣服。”这样说，那么红紫不作为朝会和祭祀的服饰，就可以知道了。唉！自五胡乱华以来，直到北魏时期，凡是中国的衣冠礼服都被他们改变，一切都趋向于苟且简略。这虽然是华夏之地，但作为身体装饰的服饰，不再有上衣下裳的制度，难道仅仅是服饰颜色不正统而已吗？自隋代以来，以紫色作为大臣的服饰，我朝开始恢复古制，朝服一律用红色，而所谓的公服，开始革除紫色，不再使用，彻底洗刷了唐宋以来的旧习。
太宗雍熙元年，拿出鱼袋赏赐给近臣，从此内外通朝的文武官员中，穿紫色官服佩鱼袋的，用金装饰；穿绯色官服佩鱼袋的，用银装饰。后来都列入官衔之中。黄履翁说：“根据功绩来区分庶民，用车马服饰来酬报功劳，这是古人重视酬报功绩的典制。那些人不配得上他们的服饰，所以诗人讥讽他们无德。我曾观察唐代初期对赏赐的推辞与接受，宋代对赏赐的给予与剥夺，其用意还保留着古意。”温璋担任大理丞，因为审理案件查清实情，被赐给绯色官服。牛丛担任睦州刺史，极力推辞金印紫绶，因为越级赏赐不适宜。阳城以处士身份被赐给绯色官服，是为了表彰隐逸之德。李泌以山人身份被赐给金印紫绶，是为了表彰特殊才能。接受赏赐的人不认为是私恩，推辞赏赐的人不认为是矫情，这正是唐代区分功过的美好用意。用三品官服赏赐杨安国，用五品官服赏赐赵师民，是重视儒臣。用三品官服赏赐王素，用五品官服赏赐余靖、欧阳修、蔡襄，是宠信谏臣。曾致尧浮躁，不可以赐给他章服，就剥夺了；王文度有技艺，不可以加给他佩鱼，就抑制了他。给予赏赐的人不认为是徇私情，剥夺赏赐的人不认为是少恩德，这是劝善惩恶的权衡标准。
臣按：鱼袋的制度始于唐代，大概是用它作为符契。起初叫鱼符，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左边的进宫内，右边的随身携带，刻上官衔姓名，出入时合在一起，因此装在袋子里，所以叫鱼袋。宋代沿袭它，制度是用金银装饰成鱼形，公服则系在腰间垂在后面，以表明贵贱，大概不再有像唐代那样的符契功能了。我朝革除前代的鱼袋，不再设置。凡是常朝参官，就制作象牙牌，刻上官衔在上面，凡是勋亲文武四字号，让他们悬挂在腰带上，以出入禁门，没有的人就不能擅自进入。其制度虽然与唐代的鱼符不同，但作为出入的凭证，则是一样的。这与宋人用来作为美观装饰、荣耀观赏的用意，大概有所不同吧？
宋代初期沿袭五代旧制，每年各位大臣都赏赐当时流行的服饰，但只赏赐将相、学士、禁军大校。建隆元年，太祖对侍臣说：“不赏赐百官，很没有道理。”于是普遍赏赐给他们。每年遇到端午节、十月一日，文武群臣、将校都给予赏赐。
臣按：这是宋代每年按时节赏赐服饰的制度。
太祖建隆三年，赐给中书门下、枢密院、宣徽院、节度使以及侍卫步军都虞候以上、皇亲、大将军以上，天下乐晕锦；赐给三司使、学士、中丞、内客省使驸马、留后、观察使、皇亲将军、诸司使、厢主以上，簇四盘细锦；赐给三司副使、官观判官，黄狮子锦；赐给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皇亲、诸司使副使，翠毛细锦；赐给权中丞、知开封府、银台司、刑院以及待制以上、知检院、鼓院，与三司副使相同，六统军、金吾大将军，红锦；赐给诸班及诸军将校，也赐给窄锦袍，有翠毛、宜男、云雁、细锦、狮子练鹊、宝照大锦、中锦，共七等。应该赏赐锦袍的人，都包括五事。臣按：这是宋代赏赐锦袍的制度，锦共有几种样式，都是鸟兽的形状。我朝制定制度，品官各有花样，公侯驸马伯绣麒麟，泽不在文武之列；文武官一品至九品，都有应服的花样，文官用飞鸟，象征其文采；武官用走兽，象征其猛鸷。定为常制，颁布天下，让他们随品级自行制造，不像宋代由官府制造，每年按时节根据官职大小分等级赏赐。上级可以兼用下级的，下级不得僭用上级的。百年以来，文武官员都遵循旧制，除非特别赏赐，不敢僭越差错。只有武臣多有不遵守旧制的，往往专门穿公侯伯及一品的服饰，自熊罴以下直到海马，不仅穿的人少，而且制造者几乎断绝。恳请申明旧制，违者按律治罪。大概本朝没有金紫的赏赐，所以辨别章服，实际上就在于此。
《元史》记载，仁宗延祐元年，确定服饰颜色的等级，只有蒙古人不在禁令限制之内。臣按：元代服饰颜色虽然禁止，不许服用龙凤纹样，然而所谓龙，是指五爪一角的，其四爪的上下通用，不禁。等到我圣朝，确立为定制。
，凡品官常服，用杂色纻丝绫罗防绣，庶民止用防绢纱布及。凡官员军民僧道人等衣服帐幔，并不许▯黄紫三色，并织绣龙鳯文，违者罪及染造之人。嗟乎，礼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而上下之辨，心志之定，必由于耳目之所见闻，身体之所被服。自其显著者而禁革，之所以潜消其非分之望，宻遏其过求之心于隐微之中，此先王制礼之深意，杜乱之微权也。
译大凡品官的常服，使用杂色的纻丝、绫、罗、防绣；庶民只允许使用防、绢、纱、布以及。大凡官员、军民、僧道等人等的衣服、帐幔，都不允许使用黄、紫三色，以及织绣龙凤纹样，违者将追究染造之人的罪责。唉，礼是用来辨别上下等级、安定民心的。而上下等级的辨别、心志的安定，必定依赖于耳目所见的听闻、身体所穿戴的服饰。从那些显著可见的地方进行禁止和革除，以此来暗中消除人们非分的奢望，在隐微之处严密遏制他们过度的贪求之心，这是先王制定礼制的深远用意，也是防止动乱的微妙权宜之计。
以上论章服之辨
治国平天下之要
备规制
胥▯之役
周礼宰夫掌百官府之征【上所召】令【下所禀】辨其八职：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书以赞治；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八曰徒，掌官令以征令。
呉澂曰：「府主蓄藏文书及噐物者，官契谓要书，藏谓所蓄藏者，史主理文辞而述事者，官书谓史所述者，賛治若今文书起草也，胥治文书之次叙谓才智为什长者，官叙即胥所治者，治叙谓应所治之先后也，徒趋走以应呼召者，官令谓官府之令，征令即上所召也，四者皆庶人之在官者。」
臣按：宰夫八职，其前四者皆王臣，此四者乃庶人在官者耳。府，如今世掌库藏之吏；史，若今吏典掌文案者也。胥，若今之都吏，所谓一胥则十徒，才智为什长者也。徒，若今▯卒之属。
王制：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分或为粪】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也。
郑▯曰：「农夫皆受田，公田肥瘠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庶人在官，谓府史胥徒之属，官长所除，不命于天子，国君者。」
贾公彦曰：「王制，下士视上农夫，食九人禄，足以代耕。则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
李觏曰：「孟子曰：『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盖以农夫而制禄，则治于人者必思所以养之，食于人者必思所以治之，且示其不能交相无也。庶人之在官者，其家亦授之田，周官之所谓官田也。禄足以代耕，而又受其田，所以责其亷也。」
方慤曰：以食九人者为上农夫，食五人者为下农夫，则食八人，至于食六人者为中农夫，可知矣。其详有五等之别，其大畧不过三等而已。言其禄以农为差，则多者不得过九人之禄，寡者不得下食五人之禄。臣按：先儒谓自太宰至旅下士，凡六十三人，而府史胥徒止百五十人，五官亦然。夫官若是其众，而下吏止若此，其所以省吏员者至矣。吏省则其禄易给，吏有禄则人知自爱。故当时庶人之在官，凡有秩禄者，无非贤德之人，而汉犹仿此意。佐史有斗食之秩，长安游徼吏有百石之秩，左冯翊有二百石卒史，张敞为胶东相吏，追捕有功者得一切比三辅尤异。自是以后，百石吏皆差自重，贤人君子往往多出其间。有得于先王遗意，后世不然。上至朝廷，下至州县，每一职一司，官长不过数人，而胥吏不胜其众。夫官之不胜吏奸也，明矣。天下何从而治哉？由是言之，则夫太宰之所以省吏者，直欲夫禄之易给也。吏之所以必给其禄者，直欲人人知自爱也。虽然，周人所以多其官而少其吏者，固是使其禄之易给而人知自爱，然亦所以省事也。盖为治之道，当委任责成，而嵗终考其殿最，必使案不重，挍文不烦悉，然后易以考挍而无纷更防蔽之患。茍一事而数人主之，则甲可乙否，此是彼非，一人之聪明有限，众人之错杂难防，是岂御简举要之道哉？古人有云：省官不如省事，欲事之省，莫若少置吏。吏省则事体归一，而上之人得所据而不烦矣。
孟子曰：「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
方慤曰：「王制言百亩之分，孟子言百亩之粪，盖分以均之之法出乎上，粪以治之之力出乎下，互相备也。」臣按：先儒谓此章之説与《王制》不同，然皆是説庶人在官之禄，必视农夫之上下以为多寡也。《王制》谓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孟子谓小国之下士与庶人之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则《王制》所谓下士视上农夫，食九人，则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孟子所谓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盖亦与《王制》之意同也。但《周礼》所谓府史胥徒，胥虽列于府史之下，然十徒而后一胥，胥乃众人之中有材智为什长者，则其禄当比三者稍加优。而贾氏特序而顺推之，以为多于徒而少于史，恐未必然也
译以上论述章服的区别，
是治国平天下的关键，
完备的规制，
胥徒的役使。
《周礼》记载，宰夫掌管百官府的征召【上级所召唤】和命令【下级所禀承】，辨别八种职事：第五种是府，掌管官府的契券以治理储藏；第六种是史，掌管官府的文书以辅助治理；第七种是胥，掌管官府的次序以治理事务的先后；第八种是徒，掌管官府的命令以执行征召。
吴澄说：“府是主管储藏文书及器物的人，官契指重要的文书，藏指所储藏的物品；史是主管整理文辞并叙述事务的人，官书指史官所记录的内容，赞治如同现今文书的起草；胥是治理文书次序的人，指才智出众担任什长的人，官叙即胥所治理的内容，治叙指应对所治理事务的先后顺序；徒是奔走以应答呼召的人，官令指官府的命令，征令即上级所召唤的。这四类人都是平民中在官府服役的人。”
臣按：宰夫所掌管的八种职事，前四种都是王室的臣子，这四种则是平民中在官府服役的人。府，如同当今掌管库藏的小吏；史，如同当今吏典掌管文案的人。胥，如同当今的都吏，所谓一个胥统领十个徒，是才智出众担任什长的人。徒，如同当今的卒役之类。
《王制》规定：制定农田标准为百亩。百亩的划分【分或作粪】，上等农夫能养活九人，次一等养活八人，再次一等养活七人，再次一等养活六人，下等农夫养活五人。平民中在官府服役的人，他们的俸禄以此作为差别。
郑玄说：“农夫都受田，公田的肥沃贫瘠有五个等级，收入不同。庶人在官，指府、史、胥、徒之类，由长官任命，不由天子或国君直接任命。”
贾公彦说：“《王制》规定，下士的俸禄比照上等农夫，养活九人，足以代替耕作。那么府养活八人，史养活七人，胥养活六人，徒养活五人。”
李觏说：“孟子说：‘没有君子无法治理野人，没有野人无法供养君子。’大概是用农夫的标准来制定俸禄，那么被治理的人必定思考如何供养他们，依靠他人供养的人必定思考如何治理他们，并且表明他们不能互相脱离。平民中在官府服役的人，他们的家庭也授予田地，即《周官》所说的官田。俸禄足以代替耕作，又授予田地，所以要求他们廉洁。”
方慤说：以养活九人者为上等农夫，养活五人者为下等农夫，那么养活八人至六人者为中等农夫，可以推知。详细来说有五个等级的区别，大体上不过三等而已。说他们的俸禄以农业产出为差别，那么多的不能超过九人的俸禄，少的不能低于五人的俸禄。臣按：前代儒者说从太宰到旅下士，共六十三人，而府、史、胥、徒只有一百五十人，五官也是如此。官员如此众多，而下级吏员只有这么多，他们节省吏员的做法达到了极致。吏员节省则俸禄容易供给，吏员有俸禄则人懂得自爱。所以当时平民中在官府服役的，凡是有俸禄的，没有不是贤德之人，而汉朝还仿效这种用意。佐史有斗食的俸禄，长安游徼吏有百石的俸禄，左冯翊有二百石的卒史，张敞担任胶东相时，追捕有功的吏员都一律比照三辅地区特别优异的标准。从此以后，百石吏都稍微自重，贤人君子往往多出自其中。这得益于先王的遗意，后世却不是这样。上至朝廷，下至州县，每一个职位每一个部门，长官不过数人，而胥吏却多得不胜枚举。官员无法遏制吏员的奸邪，是很明显的。天下从哪里得到治理呢？由此说来，太宰之所以节省吏员，只是想让俸禄容易供给。吏员之所以必须供给俸禄，只是想让人人懂得自爱。虽然如此，周人之所以多设官员而少设吏员，固然使俸禄容易供给而人懂得自爱，但也为了省事。因为治理之道，应当委任责成，年终考核优劣，务必使案卷不重复，校核文书不繁琐，然后容易考核校核而没有纷乱更改和蒙蔽的祸患。如果一件事由多人主管，那么甲认可乙否定，这是彼非，一个人的聪明有限，众人的错杂难以防范，这难道是驾驭简约扼要之道吗？古人有云：节省官员不如节省事务，想要节省事务，不如少设吏员。吏员节省则事务归一，而上级得以有所依据而不烦扰了。
孟子说：“耕种者所获得的，一夫百亩。百亩的施肥，上等农夫养活九人，上次养活八人，中等养活七人，中次养活六人，下等养活五人。平民中在官府服役的人，他们的俸以此作为差别。”
方慤说：“《王制》说百亩的划分，孟子说百亩的施肥，大概划分是上级均平的方法，施肥是下级治理的努力，互相补充。”臣按：前代儒者说这一章的说法与《王制》不同，但都是说平民中在官府的俸禄，必定参照农夫的上下等级来决定多寡。《王制》说诸侯的下士比照上等农夫，俸禄足以代替耕作；孟子说小国的下士与平民中在官府服役的人同俸，俸禄足以代替耕作。那么《王制》所说的下士比照上等农夫，养活九人，则府养活八人，史养活七人，胥养活六种，徒养活五人；孟子所说的下士与平民中在官府服役的人同俸禄，大概也与《王制》的意思相同。只是《周礼》所说的府、史、胥、徒，胥虽然列在府、史之下，但十个徒才有一个胥，胥是众人中有材智担任什长的人，那么他的俸禄应当比这三者稍加优厚。而贾氏特意按顺序推演，认为多于徒而少于史，恐怕未必如此。
【以上言吏胥】
周礼》司▯掌五▯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帅其民而搏盗贼，役国中之辱事，为百官积任噐。凡囚执人之事，邦有祭祀、宾客、防纪之事，则役其烦辱之事。掌帅四翟之▯，使之皆服其邦之服，执其邦之兵，守王宫与野舎之厉禁。
译【以上论述吏胥】
《周礼》中，司隶掌管五种隶役的法度，辨别他们的类别并掌管相关的政令，率领他们去缉捕盗贼，承担国都中那些劳苦卑贱的事务，为百官储备所需的器物。凡是拘禁、执拿人犯的事务，以及国家举行祭祀、接待宾客、防范警戒等事务，就让他们从事那些繁杂劳苦的工作。掌管率领四方蛮夷的隶役，让他们都穿着各自邦国的服饰，手持各自邦国的兵器，守卫王宫和野外住所的严厉禁令。
王昭禹曰：五▯罪▯与四夷之▯也。掌五▯之法，则其役使之差等各有度数存焉。辨其物，则衣服兵噐之属也。掌其政令，正之则有政，使之则有令也。帅其民而搏盗贼，役国中之辱事，民谓五▯之民也。盗贼之未获者，则司▯帅而搏之；国中汚辱之事，则司▯帅而役之。以五▯之属各有百二十人，则足以供其事。非特是也，百官任用之噐，亦其民为积之也。凡囚执罪人之事，亦使为之也。邦有祭祀、賔客、丧纪，亦役之也。掌帅四翟之▯，守王宫与野舎之厉禁。盖以四夷之民，内守王宫，外守厉禁，皆司▯帅之也。
臣按：▯谓给劳辱之役者，设官以掌之，谓之司▯。而司▯又统其属，有五焉：曰罪▯，曰蛮▯，曰闽▯，曰夷▯，曰貉▯。先王之世，设为百官百执事，各有其职，所以奉上而临下者，礼节事为举其大者而已。若夫劳苦之役，卑琐之务，汚辱之事，必有卑贱者以代之，此司▯之官所由设也。所谓帅其民者，役常民而为之也。罪▯者，有罪而役之也。蛮、闽、夷、貉则俘虏而用之者也。然不徒供使令也，卫王宫，守厉禁，搏盗贼，养鸟兽，牧牛马，助牵傍，皆用之焉。今制，凡大小衙门，各设直防皂▯。于凡职官自一品至九品，又皆给以皂▯，以供使令之用，其多寡之数，随其品级以为等差。此即役常民而用之者也。若夫民有犯该徒者，法司又计其嵗月，俾其给役于诸司，即周人罪▯之余意。
条狼氏掌执鞭以趋辟王出入，则八人夹道；公则六人，侯伯则四人，子男则二人。
呉澂曰：「条除也。狼道上之狼，扈也。趋，谓疾行；辟，谓辟除行人也。」
臣按先儒谓条狼氏掌执鞭以辟道路之秽恶，及车马人物之壅塞不通者，即今制职官出而▯人引路以传呼者也。
左传·昭公七年》：「芈尹无宇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舆，舆臣▯，▯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
孔頴达曰：「环齐要畧云：『自营为厶，八厶为公，言正无私也。』大夫者，夫之言扶也，大能扶成人也。士者，事也，言能理庶事也。服防云：『皁，造也，造成事也。舆，众也。佐皁，举众事也。』▯，▯属于吏也。僚，劳也，共劳事也。仆，仆防主藏者也。台，给台下防名也。此皆以意言之。臣按：人有十等，自王公而下，数而至于台极矣。谚所谓『一阶服事，一阶即此意也【以上言徒▯】
以上论胥▯之役
大学衍义补卷九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九十九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备规制
邮传之置
周礼》乡大夫之职，国有大故，则令民各守其闾，以待政令。以旌节辅令，则达之。
贾公彦曰：国有大事故，恐有奸寇，故使民征令出入往来，皆须得旌节。辅此征令文书，乃得通达。无节则不得通。
臣按：旌以彰之，节以騐之。有旌节文书，乃得通达。后世给符验以传文书，始此。
遗人掌郊里之委积，以待賔客；野鄙之委积，以待羇旅。凡賔客会同师役，掌其道路之委积。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馆，▯馆有积。
郑▯曰：「委积者，廪人、仓人计九谷之数，足国用以其余共之，少曰委，多曰积。庐，若今野▯徙有庌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也。▯馆楼可以观望者也。一市之间有三庐一宿。」
贾公彦曰：「郊野之委积，以待賔客者，其賔客至郊，与主国使者交接，因即与之廪饩也。野鄙之委积，以待羇旅者，旅客也，谓客有羇絷在此，未得去者，则于此惠之。」郑注谓庐，今野▯徙有庌者，此举汉法以况义。汉时野路▯迎賔客之处，皆有庌舎，与庐相似。注谓宿可止宿，若今有亭有室者。汉法十里有亭，亭有三老人，皆有宫室，故引以为况也。
臣按：委积以待賔客，即后世驿传给廪之意。▯馆楼，即所谓驿舎之邮亭也。
委
译王昭禹说：“五类罪人与四夷之人，是相提并论的。掌管五类罪人的法规，那么他们服役的等级差别，各自都有确定的标准。辨别他们的物品，指的是衣服、兵器之类。掌管他们的政令，纠正他们则有政，役使他们则有令。率领他们的民众去捕捉盗贼，役使他们做国都中那些受辱的差事，这里的‘民’指的是五类罪人。对于尚未抓获的盗贼，就由司圜率领他们去捕捉；对于国都中那些污秽受辱的事务，就由司圜率领他们去服役。因为五类罪人每类各有百二十人，就足以供应这些事务。不仅如此，百官任用的器物，也是由这些民众来积累的。凡是囚禁、抓捕罪人的事务，也让他们去做。国家有祭祀、接待宾客、丧葬礼仪，也役使他们。掌管率领四夷的罪人，守卫王宫和野外住所的严厉禁令。大概是用四夷的民众，在内守卫王宫，在外守卫严厉禁令，都是由司圜率领他们的。”
臣按：“圜”是指供给劳役受辱的人，设置官员来掌管他们，称为司圜。而司圜又统领他的下属，有五类：叫做罪圜、蛮圜、闽圜、夷圜、貉圜。先王时代，设置百官百执事，各有其职责，用来侍奉上级而统御下级，礼节行事只列举大的方面罢了。至于那些劳苦的差役、卑微琐碎的事务、污秽受辱的事情，必定有卑贱的人来代替，这就是设置司圜这个官职的原因。所谓率领他们的民众，就是役使普通百姓来做这些事。罪圜，是因为有罪而役使他们。蛮、闽、夷、貉则是俘虏而使用他们。然而不仅仅供给使唤，守卫王宫、看守严厉禁令、捕捉盗贼、饲养鸟兽、放牧牛马、协助牵拉车旁，都使用他们。现在的制度，凡是大小衙门，各自设置直隶、防卒、皂隶。对于所有职官从一品到九品，也都供给皂隶，以供使唤之用，其多寡的数量，随着品级作为等级差别。这就是役使普通百姓而使用他们。至于百姓有犯法应判徒刑的，司法部门又计算他们的年限，让他们在各司服役，这就是周代罪圜的遗意。
条狼氏掌管拿着鞭子来疾行开道，君王出入时，则八人夹道；公则六人，侯、伯则四人，子、男则二人。
吴澄说：“‘条’是清除的意思。‘狼’是道上的狼，‘扈’是护卫的意思。‘趋’，是说疾行；‘辟’，是说清除行人。”
臣按：先儒说条狼氏掌管拿着鞭子来清除道路上的秽恶，以及车马人物堵塞不通的情况，就是现在制度中职官出行时，由人引路传呼的样子。
《左传·昭公七年》：“芈尹无宇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级用来侍奉上级，上级用来供奉神灵。所以王臣属公，公臣属大夫，大夫臣属士，士臣属皂，皂臣属舆，舆臣属隶，隶臣属僚，僚臣属仆，仆臣属台。马有圉人，牛有牧人。’”
孔颖达说：“《环齐要略》说：‘自营为私，八私为公，是说公正无私。’大夫，‘夫’的意思是扶，大能扶持成人。士，是事的意思，是说能处理各种事务。《服防》说：‘皂，是造的意思，造成事务。舆，是众的意思。佐助皂，举办众事。’隶，隶属于吏。僚，是劳的意思，共同劳作。仆，是仆役，主管收藏。台，是给台下服役的名号。这些都是凭意思说的。臣按：人有十等，从王公以下，数到台就穷尽了。谚语所谓‘一阶服事，一阶’，就是这个意思【以上言徒隶】
以上论胥隶的差役
大学衍义补卷九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九十九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备规制
邮传的设立
《周礼》乡大夫的职责，国家有大变故，就命令百姓各自守卫他们的里巷，以等待政令。用旌节辅助政令，就能通达。
贾公彦说：国家有大变故，恐怕有奸寇，所以让百姓征令出入往来，都必须有旌节。辅助这征令文书，才能通达。没有旌节就不能通达。
臣按：旌用来彰显，节用来验证。有旌节文书，才能通达。后世给符验来传递文书，始于此时。
遗人掌管郊野和里巷的储备，以接待宾客；野外边鄙的储备，以接待羁旅之人。凡是宾客会盟、军事征役，掌管道路上的储备。凡是国都郊野的道路，十里设有庐舍，庐舍有饮食；三十里设有宿处，宿处有路室，路室有储备；五十里设有市场，市场有馆舍，馆舍有积蓄。
郑玄说：“委积，是廪人、仓人计算九谷的数量，满足国家用度后，用剩余的部分供给，少的叫委，多的叫积。庐，就像现在野外迎送宾客的地方有棚屋。宿，可以止宿，就像现在亭子有房屋。馆，是楼，可以观望。一个市场之间有三个庐舍一个宿处。”
贾公彦说：“郊野的储备，以接待宾客，那些宾客到达郊外，与主国使者交接，因而就给他们粮食牲畜。野外边鄙的储备，以接待羁旅，羁旅是旅客，指旅客被羁留在这里，未能离去的，就在这里施惠给他们。”郑注说庐，像现在野外迎送宾客的地方有棚屋，这是举汉朝的法度来比喻义理。汉朝时野外路上迎送宾客的地方，都有棚屋，与庐相似。注说宿可以止宿，像现在有亭有房屋。汉朝法度十里设亭，亭有三老人，都有宫室，所以引用来比喻。
臣按：储备以接待宾客，就是后世驿站供给粮食的意思。馆舍楼，就是所谓的驿站邮亭。
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