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三十一

译少壮之人用来征发劳役；有乡大夫在，就辨别百姓的老少来安排服役；有均人在，就根据年成的丰歉来实行免除或恢复劳役的法令。

译臣按：大凡拥有天下国家的人，不能不役使百姓。然而役使有轻重、繁简、远近、久速的不同，百姓有老少、强弱、贫富、贵贱的差异，不可以一概而论。因此，在成周时代，想要役使百姓，必须先平均其土地，以区分其宽窄和贫瘠肥沃；必须核查其人口，以了解其多少和虚实；必须衡量其身体，以了解其强弱和老少；必须查验其畜产，以了解其贫富和有无。必须有夫有妇，然后才称为一家；必须年富力强，然后才称为可以承担役务。那些尊贵而有爵位的人，贤良而有德行的人，能干而有才能的人，在公家服役，以及衰老的老人、重病残疾的人，都不可以让他们承担徭役。所以承担徭役的人，都必须是年轻力壮的男子，平时习惯劳作、家中丁口多且家给自足的人。百姓食用三种土地，依靠官府的庇护，从而拥有室家和田产，那么出体力劳役来保卫国家，充实国家用度，成就国家事务，也是他们职分所应当做的。使用应当使用的人，做应当做的事，虽然说是为了国家，也是为了百姓，而且明确地考察他们，公正地对待他们，仁爱地怜悯他们。因此国家有所经营，百姓都如同儿子侍奉父亲一样；有所征伐，没有人不替君王抒发愤慨。上面没有做不成的事，下面有保卫上面的忠诚，于是天位永远安定，国运延长了。

载师，大凡没有职事的百姓，征收夫家的赋税。

张载说：“夫家的赋税，大概不超过每家一人，称为夫余。夫竭尽全力劳作，或者三人，或者二人，或者两家五人，称为家。”

吴澂说：“民无职事，是指游手好闲懒惰的人。游手好闲懒惰就惩罚他们，让他们出一家力役的赋税。力役的赋税，是指出士兵、徒役、车辇来供给徭役。”

闾师，大凡没有职事的人征收夫布。

马端临说：“古人对游手好闲不耕种以及经商末作的人，都在常法之外，另外立法来抑制他们。闲民或者出夫布，或者一并出夫家的赋税。出夫布是常规，一并出夫家是为了抑制他们。夫家的解释，应当像横渠（张载）的说法。郑玄注说让出一夫百亩的税，那么没有田地而所征收的与受田的人相等，不是几乎太残酷了吗？”

臣按：没有职事的百姓，既然不受田，却让他们出一家一夫的赋税，他们将从哪里得到呢？圣人制定这个制度，是为了抑制游手好闲懒惰的人，使他们趋向农田。在那个时候，没有田地的百姓大概很少了。偶尔有没有田地的人，也不免供给有田地的赋税，但比起有田地的人要轻。后来世代的口赋计算，不问有田无田，都出赋税，与古代不同了。

均人掌管平均人民、牛马、车辇的力政（读为征）。大凡平均力政，根据年成的上下：丰年，则公家每旬用三日；中年，则公家每旬用二日；无年（歉年），则公家每旬用一日。

郑玄说：“人民则治理城郭、道路、街巷、沟渠，牛马车辇则转运积聚之类。”

臣按：力征就是孟子所说的力役之征。力役之征，有专用人力做的，建造修缮之类；有兼靠物力完成的，搬运运输之类。均人掌管平均力征，必须先审察民家的丁口，或寡或多，其家的牛马车辇，或有或无，根据其才能而任以事务，随其适宜而加之役务，用其所有而不强其所无，这是百姓的役务容易供给，而国家的事务容易完成的原因。然而使用民力，丰年不过三日，歉年仅用一日；而不丰不歉的年成，则只用二日。一年之间，三百六十旬，上面的人仅用百姓三日的力气，那三百五十七日，都是百姓自己所拥有的。百姓怎能不安定？富国怎能不清泰呢！

司民掌管登记万民的数量，从长牙以上都写在版籍上，辨别其国中与其都鄙以及其郊野，区分其男女。每年登记上报其生死，以及三年大比，以万民的数量告知司寇。司寇在孟冬祭祀司民的日子，向君王献上其数量。

徐干说：“民数是国家根本。先王周知万民众寡的数量，才分设九职。九职既分，那么勤劳的人可见，懒惰的人可闻，而役事不均的情况就没有了。役事既均，所以上面尽心而下面竭力，而众事不兴的情况就没有了。众事既兴，所以国家殷富，大小不匮乏，百姓休和，下面没有怨恨疾苦，而治理不平的情况就没有了。《周礼》向君王献上民数，君王拜受，登记在天府，重视它到了这样的程度。现在为政的人不知道体恤，所以先王制定六乡六遂的法度，用来维持百姓而为之纲目。使他们的邻里互相保爱，赏罚互相延及，所以出入存亡、善恶逆顺可以得知。等到乱君为政，户口漏于国版，夫家脱于联伍，避役逃亡的人有了，于是奸心竞生，伪端并作，小的则盗窃泛滥，大的则攻劫，严刑峻令不能挽救。民数是众事所出的，无不取正于它。用来分田里，用来令贡赋，用来造器用，用来制禄食，用来起田役，用来作军旅，国家以此建立典章，家庭以此确立法度，五礼得以修明，五刑得以措置，这难道不是审慎民数吗？臣按所谓‘版’，就是前代的黄籍。”

译（这）就是当今世间的黄册。周代时只登记男女的姓名、年龄，后世则凡是民家所有的丁口、产业都登记在册，不仅仅是百姓的数量而已。我朝每十年大规模编造一次册籍，首先登记户籍【如军户、民户、匠户、灶户等类别】，其次登记丁口【成年丁与未成年丁】，再次登记田地【区分官田、民田等则例】、房屋、牛只，共有四种分类：叫旧管，叫开除，叫新收，叫实在。今天的旧管，就是前次编造时的实在。每里一百一十户，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里，里长管辖民户十人，轮流服役十年为一个周期，周期届满则重新大规模编造，百姓据此确定籍贯，官府据此征收赋税，确实像徐氏所说的那样，是各种政务的出处和取正的依据。版籍确定后，户口的多少，物力的有无，翻阅之际，一目了然，官府遇到征收赋税，按照册籍登记，没有不恰当和不均平的。然而百姓的欺诈日益滋生，官吏的弊端多种多样，如果在编造之初立法不详尽，委任不得其人，就不能禁止革除脱漏、诡寄、飞走、那移等弊病。应当在大造之年，户部制定则例，颁行天下，凡是所编造的册籍，必须县册详细于府册，府册详细于布政司册，布政司册详细于进呈朝廷的册籍。那县册应当如《诸司职掌》所载，凡是各州县的田土，必须开列各户多少以及条段四至【在实在项下则书写坐落某里，在新收项下则书写某年购买某里某人户下的田，明确开列亩段价值界至】。那开除项则只书写某年卖给某里某人。府册只书写地名，布政司册及进呈朝廷的册籍则不书写。这样官府征收赋税有所稽考，得以查验贫富；民间争讼有所质证，得以知晓虚实；遇到旱涝灾害有所优免，不至于混淆而没有区别了。

译秦国采用商鞅的法令，每月征发更卒，服役期满后又转为正卒。一年屯戍边疆，一年服劳役，其负担是古代的三十倍。汉朝建立后，沿袭这一制度而未加改变。

臣按：更卒，是指供给郡县服役一个月便轮换的人；正卒，是指供给中央官府服役的人。

汉高祖四年，开始征收算赋【征收钱款，每人一百二十钱为一算】。

马端临说：“古代治理百姓的人，有田地就征收田税，有身家就征发劳役，没有征收身税的。汉朝法令，百姓年满十五岁开始征收口赋，到五十六岁免除；年满二十岁登记服役，供给劳役，也是到五十六岁免除。这是既征收身税又征发劳役。”

臣按：后世按户口征收赋税，始于此时。大概古代，有田地就有田税，有身家就有劳役。田税出财物，劳役出人力。只有游手好闲、没有职业的人，就压制他们，使他们像有田有身的人一样缴纳田税和服劳役。这并不是为了从中获利。自从汉朝按人口征收算赋之后，凡是百姓，有身家就要出雇役。除了劳役之外，按人口征收财物，于是成为后世的定制。

汉景帝二年，男子年满二十岁才开始登记服役。

臣按：傅，是附着的意思，是说将名字登记在户籍上以供给公家劳役。汉朝制度，百姓年满二十二岁才开始登记服役，五十六岁才免除。到了这时，景帝改为不同的制度，命令男子二十岁开始登记服役。这样，百姓一生中供给劳役、缴纳口赋共三十六年。

齐高祖下诏给朝臣说：“黄籍是百姓的大纲纪，是国家治理的根本。近来百姓弄虚作假已久，甚至窃取爵位，篡改年月，有的户口存在但文书已经断绝，有人活着却反被记为死亡，叛逃停役私自离去，身强力壮却称有病，这些都是政治的大蛀虫，教化的大弊病。近年虽然更改籍书，终究无法得到实情。如果用刑罚约束，那么百姓弄虚作假的风气已深；如果用德政安抚，又不容易惩治。各位贤臣都深明治理的根本，各自献出良策，用什么办法能革除这些弊病？”

臣按：册籍的弊端，古今一致。建国初期洪武五年，户部下发户由，以确定百姓户籍。十四年开始大规模编造，从此以后，每十年编造一次。百姓年满十五岁为成丁，未满十五岁为未成丁。官府按册确定科派差役，脱漏户口的有禁令，变乱版籍的有刑罚。凡是有科征差役，都查验其户口田产，确立等级。派役者不得差派穷人而放过富人，受役者不得避重就轻。其制度可以说很详尽了。然而年久弊生，不止一方面，固然不是一两天禁止革除就能尽除的，也不是一两个人的智虑所能周全的。请从今以后，遇到大造之年，提前敕令户部发文给天下司府州县，使他们详细询问广泛采集，历年弊病何在，各处事宜如何，一一上报户部。户部臣僚将所列举的事项研究处理并上报，定为则例，颁行天下。像齐高祖诏书所说的“各自献出良策，用什么办法革除弊病”那样，这样旧弊既革除，版籍顿时清明，不仅官府的科派差役适宜均平，民间的诉讼也会平息。

唐朝法令以一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每里设置里正一人，掌管登记户口，督促种植农桑，检举违犯法令的行为，催征赋税劳役。住在城邑的称为坊，另外设置坊正；住在田野的称为村，另外设置村正。

臣按：《周礼》六乡有比长、闾胓之类，六遂有里宰、酂长之名。唐朝人设置里正、坊正、村正，大概源于此。现在的制度，每一里一百户，设立十长，每长管辖十户，轮流服役，十年轮完，当年服役的称为见役，轮候服役的称为排年。凡是一里之中，一年之内所有的追征钱粮、拘捕公事，以及祭祀鬼神、接待宾客，官府有所征求，民间有所争斗，都由见役者负责。只有清理军匠、质证争讼、追捕逃亡、查究事由，则通用排年里长。此外又分为区，以督催赋税，称为粮长。大概挑选百姓中丁力相应的人充任，不是轮流服役。只有粮食多的地方才有，必须精心选择其人，不然不仅对国家赋税有亏损，而且还会骚扰百姓。

唐朝制度，凡是百姓刚出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岁为中，二十一岁为丁，六十岁为老。

凡是里有手实法，年终详细列出百姓的年龄和土地的宽窄，制成乡帐。乡帐在县级汇总，县级在州级汇总，州级在户部汇总。又有计帐，详细列出明年的课役，上报度支。

凡是天下户口，其资产升降，定为九等。每三年编造一次户籍，共三本：一本留在县，一本留在州，一本送户部。

唐代宗广德二年敕令：“天下户口，委托刺史、县令根据现有实户，衡量贫富等级科派差役，不得依照旧账。”

唐宣宗时下诏州县，每县根据百姓贫富及劳役轻重，制作科差簿，送刺史检阅签署后，锁在令防。每有役事，委托县令根据簿册科派差役。臣按：天道十年一变，十年之间，有人生死，有家庭兴衰，事力有消长，物价有高低，大概不能一一齐同。唐朝人户籍三年编造一次，广德年的诏书尚且要求守令根据现有实户，衡量贫富等级，不得依照旧账籍。何况现在十年编造一次，十年之中，穷人变富，富人变穷，土地有时更换主人，有时更改行业，怎么能用一律的标准来齐同呢？现在适宜每年九月，人民收获之后，里甲入役之前，布政司委派官员一人，督

译府、州、县的官员编造明年应当承担赋税和徭役的名册，提前到各县巡视，命令各里详细登记本里军民、匠户、灶户等各类户籍各有多少，担任官职或享有徭役豁免权的户各有多少，其余应当服役的民户总共有多少，根据人丁和财产情况分为九等。

首先以黄册为依据，黄册中原先登记的人丁如有逃亡或变故，田地如有淹没、沙化或买卖（必须买卖双方互相印证，典当的不在此列），核实清楚后编造名册，由州县上报到府，府再上报到布政司，委派官员亲自到当地，根据实际存在的人丁和田地相互搭配，参酌权衡，制定九等的标准。随后根据州县一年应当承担的徭役数量，以及应当花费的财物数额，在某户应当承担的徭役下方分别填写注明，轻省容易的徭役由一人独自承担，繁重困难的徭役则集合众人共同出力，贫穷的人出劳力，富有的人出钱财，务必使一年的费用没有欠缺也没有剩余。

编造完成后制成三册，一册留在布政司，两册发给府、州、县，让他们提前公布以让百姓知晓，使他们知道预先准备，到了期限根据名册召集百姓，让他们承担徭役，如果有不公平的情况，允许百姓指证控告。至于那些非常规的事情，临时需要的物品，则责成正在服役的里甲负责办理。

州县所在地，有的处于交通要道，有的处于偏僻之地。处于交通要道的地方，官府物资的运输、使者的接待供应，几乎没有一天空闲；而偏僻的乡村，本来就有整年累月没有一人过往的情况，百姓劳逸不均，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请求建立统一的方法，也依据这名册，通盘计算一个布政司下的民丁，不分是否有徭役豁免权，只要见到一个丁口就出钱一文或两三文，最多不超过五文，统一征收归官府所有，根据各县事务的繁简、道路的远近制定雇佣费用的标准，交通要道县份征收的钱留在县内应用，如果有所不足，就申报公文领取；那些偏僻的地方，在留下足够使用的钱之外，将数额上报官府，年终汇总上报给上级主管部门，以便均衡分摊。

在两京之间、运河沿岸的州县人民，尤其劳苦。如果本布政司资金不足，或者通行其他布政司有结余的，用来补充这里。虽然人口聚集的地方，固然容易雇佣人力。如果是偏远乡下的小县，没有人可以雇佣，怎么办？回答说：召募农民服役，支付给他们工钱就可以了。

有人说：近世均徭法，十年服役一次，百姓觉得很便利。如果使用这种方法，均徭法就不能实行了吗？回答说：均徭法，可以在江南实行，不能在江北实行；可以在大县实行，不能在小县实行；可以在大户实行，不能在贫民中实行。为什么呢？江北的州县，百姓少而徭役多，大县百姓多，可以等待十年服役一次；小县百姓少，服役三四年，就已经轮遍一次了。大户产业广、人丁多，产业广就容易出钱财，人丁多就节省出劳力。如果是贫苦下等的户，把十年的徭役集中在一次承担，哪里容易承受呢？

我私下曾拿九等法和均徭法来比较。比如官府有十石粮食，九等法，官府让百姓每天背一石，十天就背完这十石。均徭法，官府让百姓一天背完十石粮食。每天背一石的，虽然有往返的劳累，但是轻省容易。一天背十石的，往返虽然不麻烦，但是让一个人一天完成十天十个人的工作量，即使是强壮有力的人，本来也难以承受，何况孤单弱小的人呢？

（均徭法，十年服役一次，中间有九年的休息，而且足以革除里长、吏胥让富人逃避、让穷人承担徭役的弊端，确实是一时的良法，在江南大县实行，确实对百姓有利。但是百姓多、徭役少的地方，往往多有结余，按户编排次序时，常常使用中下等户而留下上等户，让他们出钱作为公用，从而落入私囊。如果是小县地广人稀，多设置驿站铺舍的地方，不用等到十年，就已经轮遍两三次了。一定要实行，只有在七八十里以上的大县，以及里分虽然不多但差役颇少的地方实行，其余三四十里的小县，等轮遍一次后就停止。大体上均徭法，服役一年就停止，如果是皂隶、膳夫之类，是可以的。像仓斗必须支完所收的粮食，库子频繁更换，就有抵换官物的弊端；铺兵不住在铺舍，就容易损坏。这类情况可以让应当服役的百姓出钱贴补雇佣为宜。）

译唐代的租庸调法，成年男子随其家乡出产，每年缴纳绢二匹，绫或絁二丈，布增加五分之一，绵三两，麻三斤。不是养蚕之乡则缴纳银十四两，这叫做“调”。征用民力，每年二十天，闰年增加两天。不服劳役的，每天折纳绢三尺，这叫做“庸”。因有事而增加劳役二十五天的，免除调；增加三十天的，租和调都免除。连同正常的劳役，总共不超过五十天。

臣按：唐人的租庸调法，都是按成年男子来征收的。一年之中，除了缴纳租税之外，一个成年男子出银十四两，出力二十天。

现在的制度，赋税全部出自田亩，征用民力全部以黄册为定。将人户分为上、中、下三等，各自具备军、民、灶、匠等户籍，排定年里甲，依次轮流当差之外，那些大小杂泛的差徭，都按照所分的等级，不拘泥于固定的制度，遇事征用，事毕即止。不像唐人那样，百姓有固定的调，劳役有固定的天数。

宋代用衙前主管官府物资，用里正、户长、乡书手督促征收赋税，用耆长、弓手、壮丁追捕盗贼，用承符、人力、手力分散随从官员供使唤，县衙曹司到押录，州衙曹司到孔目官，下至杂职、虞候、拣、掐等人，都根据乡户等级来定差。

臣按：这是宋初以来的差役法。

凡是应当服役的人户，按等级出钱，叫做免役钱。那些坊郭等第户以及未成丁、单丁、女户、寺观、官员之家，以前没有色役而出钱的，叫做助役钱。凡是摊派钱款，先看州县应用雇佣的费用多少，随各户等级平均收取雇佣费用。已经用足之后，又按这个数额增加二分，以备水旱灾害导致的短缺。虽然增加，不能超过二分，这叫做免役宽剩钱。

臣按：这是宋熙宁年间的免役法。其议论始于韩绛，完成于王安石。

元祐初年，司马光说：“免役法，其危害有五点。现在的计策，不如下诏，所有免役钱都废除。各种服役的人，都依照熙宁元年以前的旧法。”章惇驳斥司马光更改的役法，其大意说：“役法在熙宁初年，突然改为免役，后来于是有弊端。现在恢复差役，应当议论尽善然后实行，不应急于更改，以致留下后悔。”

邵伯温说：“吴蜀的百姓，以雇佣服役为便利；秦晋的百姓，以差役为便利。”

吕中说：司马光主张差役，王安石主张雇役。两种役法轻重相等，利害各半。我曾推究两种方法的原因：差役法实行，百姓虽然有供役的劳苦，也认为有田就有租，有租就有役，都是本分应当做的事，没有遗憾。所可革除的，只是衙前这种重役罢了。官府物资损失，强迫他们出官纲费用；责成他们供给农民所不能承受的负担。如果衙前的役务招募而不差派，农民免除担任，那么百姓就乐于差役之法了。至于雇役法实行，百姓虽然出服役的费用，但全家安坐，可以经营生计，也没有怨言。所可去除的，只是宽剩钱过度摊派罢了。实际费用的支出，本来应当出；额外的需求，不应当征收。如果宽剩的数额分散而不征收，那么百姓就乐于雇役之说了。因其利而去其害，两种役法都可以实行。

臣按：吕中说两种方法利害各半，因其利而去其害，两种役法都可以实行。臣私下认为，古今役民的方法，必须兼用这两种，然后实行不偏颇，不只是利害各半而已，实在是相互依赖而使用。自古以来力役的征发，贫穷的人出力，富有的人出财，各自根据其有余而使用，不足的不强求。各自随其所能而担任，不能的不强求。那些有力气而没有钱财的人，我就让他出力；财力不足的，别人帮助他。那些有财力而没有力气的人，我就让他出财；财力不能的，别人代替他。如果事情重大而物资沉重，费用多而道路远，那么必须集合众人的力量和众人的钱财，使他们运用而不致于困顿，资助供给而不致于困乏，那么百姓没有谁抱怨，事情没有不成功的。只有现在的差役法，有所谓里长、甲首、老人，就是宋代的里正、户长、耆长。有所谓弓兵、民壮，就是宋代的弓手、壮丁。有所谓皂隶、禁子，就是宋代的承符、人力、手力。有所谓称子、铺户，就是宋代的拣、掐。有所谓库子、斗级、纳户、解户，就是宋代的衙前。宋代的诸役，衙前最重，现在的杂役也只有纳户、解户、斗级为难。这两种役，必须家道殷实，丁口众多，平日有品行的人充任，然后上不亏于官府，下不破产。至于皂隶的设置，除了监狱守库外，凡是值班防守、跟随的，都可以用雇役之法，而在两京尤其切要。今后各府州县签派皂隶解送京师的，在民间应役人户中挑选驯谨强健耐劳的人，亲身供监狱守库之役，其余跟随导从的，每户让他每天出银三分，用来雇佣人代替当差，一年该银十两八钱，闰年增加其数，年前汇总解送兵部，分送各司，让他们自己雇佣。凡是给予雇佣工人的费用，必须在按日当满之后【如当过正月，则二月初一给他费用】，那么他们不至于逃债。这样农夫遂了耕获的愿望，官府得了使令的供给，而且可以收容市井游手好闲之徒，一举而三得。

以上论

译关于傅算的户籍，臣认为：制定国家财政开支的人，征收百姓的财物来使用，这是公道的。而这里将役使民力的内容，附列在国家财政开支之后，这正对应了孟子论述的布缕之税、粟米之税，紧接着就提到力役之税的情况。然而，舍弃孟子关于力役之税的说法，而采用汉代傅民丁算、口赋的户籍制度，就后世的情况而言，是为了表明通过统计人口和丁口，并借此征收资财，这也是制定国家财政开支的一种方法。

译《大学衍义补》卷三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三十二

明代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的关键

控制国家财政支出

卖爵位的弊端

秦始皇四年，下令百姓缴纳一千石粮食，就授予一级爵位。

臣认为，这是后世纳粮授爵的开始。唉！爵位和俸禄，是天子治理天下的名位和器物，用来驾驭臣民并使他们富贵的工具。君主掌握富贵的权柄来驾驭下属，使他们委身尽命为我所用，以完成天下的事务，以通达天下的意志，以丰富天下的财富，对上承接天意，对下安定民生，在中稳固君主的地位。做君主的却反而倒拿着权柄授予百姓，用那些用来表示尊贵的器物向百姓换取粮食以获取财富，这不仅是失去了用爵位驾驭尊贵的权柄，而且连用俸禄驾驭富贵的权柄也失去了，真是大错特错。名位器物的丧失，从秦朝开始，这种始作俑者的罪过，万世之后，人们都归咎于它。

汉文帝时，晁错对皇上说：“想要人们致力于农业，关键在于重视粮食。重视粮食的方法，在于让人们用粮食来换取赏罚。现在鼓励天下人向官府缴纳粮食，可以授予爵位，可以免除罪责。这样有三点好处：一是国家用度充足，二是百姓赋税减少，三是观察农业的成效。爵位，是君主所专有的，从口中说出就无穷无尽；粮食，是人们种植的，从地里生长出来就不缺乏。获得高爵位和免除罪责，是人们非常渴望的。让天下人向边境缴纳粮食，以接受爵位或免除罪责，不超过三年，边境的粮食一定会很多了。”臣认为：晁错的话只看到了利益，而没有看到道义，知道这是有利可图的，却不知道这是有害的。为什么呢？因为治理国家必须建立纲纪，建立纲纪在于明确赏罚，明确赏罚在于爵位和刑罚。现在爵位可以用粮食买到，刑罚可以用粮食免除，那么赏罚就不明确了；赏罚不明确，那么纲纪就无法建立；纲纪无法建立，那么国家就不再是它的国家了。即使有很多粮食，我能吃得到吗？有人说：晁错的意图在于重视粮食，以鼓励农夫。农夫勤劳生产并致力于根本，不等待爵位，自然不触犯刑罚。那些贪图爵位而犯罪的人，都是百姓中追逐末业的人。追逐末业的人用钱财换取粮食，输送给官府，以得到爵位或免除罪责，依仗有爵位来欺凌暴虐，倚仗无罪来作奸犯科。边境的粮食虽然多了，但国内的奸邪行为却更加放肆。这就是晁错的这项提议，专求利益而背离道义，利益未必能得到，而祸害已经随之而来。拥有四海财富的君主，充裕用度、满足边防，难道没有其他方法而一定要用这种方法吗？

东汉灵帝开设西邸卖官，二千石官职卖二千万钱，四百石官职卖四百万钱。在西园设立仓库来储存这些钱，又私下命令左右的人卖公卿官职，公卿卖千万钱，卿卖五百万钱。

臣认为：自从晁错提出建议之后，像景帝、武帝、成帝、安帝，虽然都卖爵位，但大多是因为年成荒旱，边境有紧急军情，用度不足，不得已而为之。到了灵帝，则是卖爵位作为私人积蓄，被记载在史册中，留下千古的笑柄。

唐肃宗至德二年，御史郑叔清上奏请求敕令：缴纳一百千钱，给予明经出身；不识字的，加三十千钱。

臣认为：自从秦汉以来，卖官已经不是合法的制度。到了唐肃宗，甚至卖自己的私宅。唉！王嘉说过：“君王代替上天授予人爵位，尤其应该谨慎。”因为职位，是天位的职位；俸禄，是天赐的俸禄。五等礼服的章纹，是上天用来任命有德之人的，不是一个人所能私有的。私有它，不可以；卖它，可以吗？《左传》说：“名位和器物，不可以借给别人。”《礼记》说：“评定议论之后才授予官职，任命官职之后才授予爵位。”把名位器物借给别人，固然不可以；没有评定议论就授予官职、爵位，尤其不可以。设立科举选拔士人，虽然不是古代的制度，但士大夫由此进入仕途，这就是古代选拔优秀人才的制度。必须评定议论之后才授予官职。现在不评定他们的学业，而评定他们缴纳的财物。名义上叫“明经”，实际上却是缴纳钱财。那些稍微懂得文字的人还可以，而不识字的人也参与其中。其取用没有法度，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宋孝宗下诏说：“卖爵位不是古代的制度。理财有方法，均衡节制财用，就足够了。轻率地降低官爵以增加货财，我很不赞同。从今以后，除了歉收之年百姓愿意缴纳粮食赈济饥荒且有利于大众的，听取意见补充官职。其余的一律停止。现存的绫纸告身（委任状）缴送到尚书省销毁。”

臣认为：孝宗这道诏书，说从今以后，除了歉收之年百姓愿意缴纳粮食赆济饥荒，听取意见补充官职，其余的一律停止。这意味着如果不是歉收之年就不实行，如果不是百姓自愿就不强迫，临时听取意见，不作为固定条例。现在却把它定为固定条例，不问年成是否歉收，不顾百姓是否自愿，遇到意外兴修工程，既然知道不能从常规赋税中获取，又不敢从内库请求。首先把卖官作为上策。唉！用古人驾驭世道、治理百姓的器物，来进行交换钱粮的行为，懂得治国大体的人是不做的。我们的祖宗以来，最重视名位器物，内外官员年龄未满七十岁退休的不给予冠带，犯贪污私罪的除名为民。在那个时候，百姓以官爵为尊贵，以冠带为荣耀，之所以让他们感到荣耀尊贵，是因为有钱也买不到的缘故。近代掌管国家财政的人，只顾及眼前，而建立了纳粮赐冠带的法令，后来又加上散官。值得庆幸的是还不像前代那样卖现任官职。况且国家没有很大的紧急军情，虽然稍有亏欠，但还没有达到非常不得已的地步。于是因为有所营造兴举，钱财尚未匮乏就预先计算，荒年尚未到来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