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七十三
则彬彬矣。加正作假而无五十字，盖是时孔子年已几七十矣，五十字误无疑也。学易则明乎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故可以无大过。盖圣人深见易道之无穷，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学，而又不可以易而学也。」
译那么（孔子）就显得文质彬彬了。加上“正作假”而没有“五十”二字，大概是因为那时孔子年纪已经将近七十岁了，“五十”二字是误写无疑。学习《易经》就能明白吉凶消长的道理，进退存亡的法则，所以可以没有大的过错。大概圣人深刻洞察《易经》大道的无穷无尽，才说这番话来教导人们，让他们知道不可不学，但又不能轻率地学习。」
眞徳秀曰：「圣人作易，不过推明隂阳消长之理而已。阳长则隂消，隂长则阳消，一消一长，天之理也。人而学易，则知吉凶消长之理。以隂阳对言，则阳为善为吉，隂为恶为凶。独言阳，则阳自有吉有凶，盖阳得中则吉，不中则凶；隂亦然。以天理言，则为消息盈虚；以人事言，则为存亡进退。盖消则虚，长则盈，如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暑极则寒，寒极则暑，此天道所不能已也。人能体此，则当进而进，当退而退，当存而存，当亡而亡，如此则人道得而与天合矣。故孔子『可以进则进，可以退则退，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此孔子之身全体皆易也。」
臣按：史谓夫子晩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絶，盖尤加精审尔，非谓至此始学易也。朱熹谓此章大指在无大过，不在五十上。
周惇颐曰：「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又曰：「圣人之精，画卦以示；圣人之蕴，因卦以发。卦不画，圣人之精不可得而见；微卦，圣人之蕴殆不可悉得而闻。易何止五经之源？其天地▯神之奥乎！」
朱熹曰：「精者，精微之意；画前之易，至约之理也。伏羲画卦，专以明此而已。蕴谓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至广之业也。有卦则因以形矣。隂阳有自然之变，卦画有自然之体。此《易》之为书，所以为文字之祖，义礼之宗也。然不止此，盖凡管于隂阳者，虽天地之大，▯神之幽，其理莫不具于卦画之中焉。此圣人之精蕴，所以必于此而寄之也。」臣按：朱熹又谓：「《易》有精，有蕴。如『师，贞，丈人，吉』，此圣人之精，画前之《易》，不可易之妙理；至于容民畜众，处因卦以发，盖其蕴也。非独此一段，凡六十四卦，皆当以此推之。」
程颢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
又曰：「易起于数，非也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程颐曰：「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观会通以行其典礼，则辞无所不备。故善学者，求言必自近。易，于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其意，则在乎人焉。」
范念徳曰：「易也，时也，道也，皆一也。自其流行不息而言之，则谓之易；自其推迁无常言之，则谓之时；而其所以然之理，则谓之道。」
臣按：易之为易，有理有数。言理者宗程颐，言数者宗邵雍。至朱熹作本义，启防始兼二家说。先儒谓程学言理，而理者人心之所同，今读其传，犁然即与心合。邵学言数，数者康节之所独，今得其图，若何而可推验？明理者虽不知数，自能避凶而从吉；学数者傥不明理，必至舍人而言天。穷理而精，则可修已治人；言数不精，且将流于技术。易虽告以卜筮，而未闻以推步。汉世纳甲、飞伏、卦气，凡推步之术，无不倚易为说，而易实无之。今邵学无传，不若以理言易，则日用常行，无往非易矣。
看易且要知时。凡六爻，人人有用；圣人自有圣人用，贤人自有贤人用，众人自有众人用，学者自有学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
圣人用意深处全在系辞
张载曰：「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
邵雍曰：「君子于易，玩象，玩数，玩辞，玩意。夫易者，圣人长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长也，辟之于未然；及其消也，阖之于未然。一消一长，一阖一辟，浑浑然无迹。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
臣按：先儒谓「玩象、玩数、玩辞、玩意」，此学《易》之法。
杨时曰：「夫易，求之吾身，斯可见矣。」
朱熹曰：「易之为书，文字之祖，义理之宗。」又曰：「易有两义，一、是变易，是流行者；一、是交易，是对待者。」
易》中之辞，大抵阳吉而隂凶，亦有阳凶而隂吉者。盖有当为，有不
译真德秀说：“圣人创作《易经》，不过是推究阐明阴阳消长的道理罢了。阳气增长则阴气消退，阴气增长则阳气消退，一消一长，这是天道的规律。人如果学习《易经》，就会明白吉凶消长的道理。将阴阳相对而言，阳代表善和吉，阴代表恶和凶。单独说阳，那么阳自身也有吉有凶，大概阳得中道就吉，不得中道就凶；阴也是如此。从天理来说，就是消长盈虚；从人事来说，就是存亡进退。大概消退就是虚，增长就是盈，如同太阳到了正午就会偏斜，月亮圆满就会亏损，暑热到了极点就会寒冷，寒冷到了极点就会暑热，这是天道所不能停止的。人如果能体悟这个道理，那么应当进取时就进取，应当退守时就退守，应当存在时就存在，应当消亡时就消亡，这样人道就得以实现而与天道相合了。所以孔子说‘可以进取就进取，可以退守就退守，可以长久就长久，可以迅速就迅速，被任用就施行抱负，不被任用就隐藏起来’，这就是孔子自身完全体现了《易经》的道理。”
臣按：史书记载孔子晚年喜好《易经》，读得连编联竹简的皮绳都断了几次，大概是更加精心审慎的缘故，并不是说到了这个时候才开始学习《易经》。朱熹说这一章的大意在于没有大的过错，不在于五十岁以后。
周敦颐说：“伟大啊，《易经》！它是性命本源啊！”又说：“圣人的精微之处，通过画卦来显示；圣人的蕴藏之意，凭借卦象来阐发。卦象不画出来，圣人的精微之处就无法看见；没有卦象，圣人的蕴藏之意几乎不能全部听闻。《易经》哪里只是五经的源头？它简直是天地鬼神的奥秘啊！”
朱熹说：“精，是精微的意思；画卦之前的《易》，是最简约的道理。伏羲画卦，专门用来阐明这个而已。蕴，指凡是卦中所包含的内容，比如吉凶消长的道理，进退存亡的方法，是最广博的事业。有了卦象就因此显现出来了。阴阳有自然的变易，卦画有自然的形体。这就是《易经》这本书之所以成为文字的始祖、义理礼制的宗祖的原因。然而不止于此，大概凡是属于阴阳范畴的事物，即使是天地那样宏大，鬼神那样幽深，它们的道理没有不具备在卦象之中的。这就是圣人的精微蕴藏，一定要寄托在这里的原因。”臣按：朱熹又说：“《易经》有精，有蕴。比如‘师卦，贞正，老成之人，吉’，这是圣人的精微，画卦之前的《易》，不可改变的妙理；至于容纳百姓、畜养民众，则是因为卦象而阐发出来的，大概是它的蕴藏之意。不仅仅这一段，凡是六十四卦，都应当用这个来推究。”
程颢说：“上天的承载，没有声音没有气味。它的本体叫做《易》，它的道理叫做道，它的作用叫做神。”
又说：“《易》起源于数，不对。是先有理，然后有象，有象然后有数。《易》凭借象来阐明理，通过象来知晓数。得其义理，那么象和数就在其中了。”程颐说：“易，就是变易，随时变易，以顺从道。它作为书，广大完备，将要顺从性命的道理，通达幽明的事理，穷尽事物的情状，从而展示开创万物、成就事务的方法。最精微的是理，最显著的是象。本体和作用同出一源，精微和显著没有间隔。观察会通以施行礼仪典制，那么言辞就没有不完备的。所以善于学习的人，探求言辞一定要从近处开始。《易经》，对于近处不了解的人，不是懂得言辞的人。我所传授的是言辞，通过言辞来得到它的意思，那就在于人了。”
范念德说：“易，时，道，都是一样的。从它流行不息来说，就叫做易；从它推移变迁没有常态来说，就叫做时；而它之所以这样的道理，就叫做道。”
臣按：《易》之所以为《易》，有理有数。讲理的尊崇程颐，讲数的尊崇邵雍。到了朱熹作《本义》，开始兼采两家的说法。前代儒者说程学讲理，而理是人心所共有的，现在读他的传注，清晰地就与心相合。邵学讲数，数是邵雍所独有的，现在得到他的图，怎么能够推究验证呢？明白理的人虽然不知道数，自然能避开凶险而趋向吉祥；学习数的人如果不明白理，必定会舍弃人事而言说天命。穷究理而精微，就可以修养自己、治理他人；讲数不精微，而且将流于技术。《易经》虽然告诉人们占卜，但未曾听说用来推算历法。汉代纳甲、飞伏、卦气等推算历法的技术，无不依靠《易经》作为说法，而《易经》实际上并没有这些。现在邵学没有传承，不如用理来讲《易》，那么日常行事，无处不是《易》了。
看《易经》首先要懂得时。凡是六爻，人人都有用处；圣人自有圣人的用处，贤人自有贤人的用处，众人自有众人的用处，学者自有学者的用处。君主有君主的用处，臣子有臣子的用处，没有不通达的。
圣人用意深远的地方全在《系辞》。
张载说：“《易经》是为君子谋划，不是为小人谋划。”
邵雍说：“君子对于《易经》，玩味象，玩味数，玩味辞，玩味意。《易经》是圣人增长君子、消减小人的工具。等到增长的时候，在未然之前就开启；等到消减的时候，在未然之前就闭合。一消一长，一阖一辟，浑然一体没有痕迹。不是天下最神妙的，谁能参与到这里！”
臣按：前代儒者说“玩象、玩数、玩辞、玩意”，这是学习《易经》的方法。
杨时说：“《易经》，在自身中探求，就可以看见了。”
朱熹说：“《易经》这本书，是文字的始祖，义理的宗祖。”又说：“《易经》有两层含义，一是变易，是流行变化的；二是交易，是相互对待的。”
《易经》中的言辞，大体上阳吉而阴凶，也有阳凶而阴吉的。大概有应当做的，有不应当做的
易》中多言利、贞，贞吉，利永贞之类，皆是要人守正。又曰：「《易》大槩欲人恐惧修省。」
臣按：《易》者，五经之本源，万世文字之所自出，义理之所由生者也。散见于五经者，皆学者人伦日用所当为之事；而其所以当为与不当为者，其理则具于《易》。可行与止之几，于是乎决焉。是读经而不读《易》，如木之无本，水之无源也。
伏羲画八卦，只此数画，该尽天下万物之理。学者于言上会得者浅，于象上会得者深。又曰：凡读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虚心以求其辞义之所指，以为吉凶可否之决。然后考其象之所以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推之于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国，皆有可用。
看易者，须识理、象、数、辞四者。又曰：读易之法，先读正经，不晓，则将彖、象、系来解。
臣按程氏论易曰：「辞曰变曰象曰占。」邵氏论易曰：「象曰数曰辞曰意。」至于朱氏之论则曰：「理曰数曰象曰辞。」焉三家之说虽不同，然所谓辞象者，皆未有遗焉者也。岂不以易有理有数有变有占，而其意寓乎其中？所谓象与辞者，平居无事之时所当观而玩者，尤为要切乎？程氏之说即孔子之说，所谓「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也。我朝赵谦谓：「如干之初九变也，潜龙象也，勿用者占也，初九潜龙勿用辞也。」有言象而不言占者，占在象中；有言占而不言象者，象在占中。以此推之，尽矣。要其归，则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一时字。臣窃以谓程氏本孔子说易之本指，动静观玩之用；邵朱二说教人读易之法也。学易者必兼三说以求之，思过半矣【以上论易】
孔安国曰：「孔子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剪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举而行。三千之徒，并受其义。」
程颐曰：「上古虽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为治有迹，得以纪载，有史官以识【音志】其事，自尧始耳。」
臣按：先儒谓「书者，史之所纪録也」。从聿从耆。聿，古笔字。以笔画成文字，载之简册，曰「书」者，谐声。伏羲始画八卦，黄帝时苍颉始制文字。凡通文字、能书者，谓之史。人君左右有史，以书其言动。尧舜以前，世质事简，莫可考评。孔子断自尧舜以后，史所纪録，定为虞、夏、商、周四代之书。
孔颖达曰：「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此文继伏生之下，则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
臣按尚训为上
程颐曰：「看书须要见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尧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朱熹曰：「二典三谟等篇，义理明白，句句是实理。尧之所以为君，舜之所以为臣，臯陶、稷契、伊、傅辈所言所行，最好绸缪玩味，体贴向自家身上来，其味自别。」
又曰：唐虞三代事浩大阔逺，何处测度？不若求圣人之心。如尧，则考其所以治民；舜，则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汤誓》，汤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读，岂不见汤之心？臣按：书之大义，在奉天治民、事君，其要也。程朱二子论《书》，专指尧治民、舜事君为言。盖二者人伦之至也。若夫舜、禹、成汤、文、武之所以治民，禹、臯、防、益、稷、契、伊、傅、周、召之所以事君，其心未尝不同，因其所言所行而见也。
又曰：「尚书初读，若于己不相闗，熟而诵之，乃知尧、禹、汤、文之事，无非切己者。」
又曰：「钦之一字，书中开卷第一义也。」读者深味而有得焉，则一经之全体不外是矣。又曰：「高宗旧学于甘盘，六经至此，方言学字。」
臣按：书之为书，人皆知其为帝王为治之要道，而不知学者之所以为学，与其所以为学者之本原，皆本诸此。学者存养以敬，而进学以致知，所以致其知者，学于古训，斆学于人也。由是以格君心之非，而致之于无过之地，则时雍咸宁之化，不在唐虞之世矣。
又曰：「书有古文、今文。古文乃壁中之书，今文
译《易经》中多次提到“利”、“贞”、“贞吉”、“利永贞”之类的话，都是要求人们坚守正道。又说：“《易经》的大意，是希望人们心存敬畏，修身反省。”
臣认为：《易经》是五经的根本源头，是万世文字产生的起点，也是义理生成的根源。散见于五经中的道理，都是学者在人伦日常中应当做的事；而哪些事应当做、哪些事不应当做，其道理都包含在《易经》中。可行与不可行的界限，由此得以判定。因此，读经而不读《易经》，就像树木没有根本，水流没有源头一样。
伏羲画八卦，仅仅这几笔，就概括尽了天下万物的道理。学者在言语上领悟的较浅，在卦象上领悟的较深。又说：凡是读一卦一爻，就要像占卜所得那样，虚心探求卦辞爻辞所指的含义，以此作为判断吉凶可否的依据。然后考察卦象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探求义理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并推演到实际事务中，使得上自王公，下至百姓，在修身治国方面，都有可以借鉴运用的地方。
研读《易经》的人，必须明白理、象、数、辞这四者。又说：读《易经》的方法，先读经文，如果不明白，就借助《彖传》、《象传》、《系辞传》来解释。
臣按：程颐论述《易经》说：“辞就是变，变就是象，象就是占。”邵雍论述《易经》说：“象就是数，数就是辞，辞就是意。”至于朱熹的论述则说：“理就是数，数就是象，象就是辞。”这三家的说法虽然不同，但所谓的辞和象，都没有遗漏。难道不是因为《易经》有理、有数、有变、有占，而它们的意旨都寓含在其中吗？所谓的象与辞，是平时无事时应当观察玩味的，尤其重要切要吗？程颐的说法就是孔子的说法，即所谓“《易经》有圣人之道四样”的意思。我朝赵谦说：“比如乾卦初九是变，潜龙是象，勿用是占，‘初九潜龙勿用’是辞。”有只说象而没说占的，占就在象中；有只说占而没说象的，象就在占中。由此推演，就穷尽了。归结其根本，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一个“时”字。臣私下认为，程颐本是依据孔子阐释《易经》的根本旨意，论述动静观玩的作用；邵雍、朱熹两家则是教导人们研读《易经》的方法。学习《易经》的人必须兼采这三家的说法来探求，思考就能超过一半了【以上论述《易经》】
孔安国说：“孔子整理上古的典籍，从唐尧虞舜开始，直到周朝。删减烦琐杂乱的内容，剪除浮夸的言辞，举出宏大的纲领，撮取精要的要点，足以流传后世、确立教化。典、谟、训、诰、誓、命之类的文献，共有一百篇。用来弘扬至高无上的道理，给君主展示规范。帝王的制度，清晰明白，可以举而行之。三千弟子，都接受了其中的义理。”
程颐说：“上古虽然已有文字，但制定法度治理国家有迹可循，得以记载，有史官来记录其事，是从尧开始的。”
臣认为：先儒说“《尚书》是史官所记录的内容”。“书”字由“聿”和“耆”组成。“聿”是古时的笔字。用笔画成文字，记载在简册上，称为“书”，是谐声字。伏羲开始画八卦，黄帝时仓颉开始创造文字。凡是通晓文字、能书写的人，称为史官。君主身边有史官，记录他的言行。尧舜以前，世道质朴，事务简单，没有什么可考评的。孔子从尧舜以后，史官所记录的内容，定为虞、夏、商、周四代的《尚书》。
孔颖达说：“因为它是上古的书，所以称为《尚书》。这段文字紧接在伏生之后，就知道‘尚’字是伏生所加的。”
臣按：“尚”解释为“上”。
程颐说：“看书必须看到二帝三王的道理，比如《尧典》《舜典》，就探求尧治理百姓的方法，舜侍奉君主的方法。”
朱熹说：“《尧典》《舜典》《大禹谟》等篇，义理明白，句句是实在的道理。尧之所以为君，舜之所以为臣，皋陶、稷、契、伊尹、傅说等人所说的所做的，最好反复玩味，体贴到自身上来，其滋味自然不同。”
又说：唐尧虞舜三代的事情浩大深远，从哪里去揣测呢？不如探求圣人的心意。比如尧，就考察他治理百姓的方法；舜，就考察他侍奉君主的方法。再比如《汤誓》，汤说：“我敬畏上帝，不敢不征伐。”熟读之后，难道看不出汤的心意吗？臣认为：《尚书》的大义，在于奉行天命治理百姓、侍奉君主，这是它的要点。程颐、朱熹二人论述《尚书》，专门以尧治民、舜事君为例。大概这两者是人伦的极致。至于舜、禹、成汤、文王、武王治理百姓的方法，禹、皋陶、后稷、契、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侍奉君主的方法，他们的心意未曾不同，从他们所说的所做的就可以看出来。
又说：“《尚书》初读时，好像与自己无关，熟读背诵之后，才知道尧、禹、汤、文王的事情，没有不是切近自身的。”
又说：“‘钦’这一个字，是《尚书》开卷第一义。”读者深深体味而有收获，那么整部经书的全体就不外是这个了。又说：“高宗从前在甘盘那里学习，六经到这里，才说到‘学’字。”
臣认为：《尚书》之所以称为《尚书》，人们都知道它是帝王治理国家的要道，却不知道学者之所以为学，以及他们为学的根本，都源于此。学者存养心性以恭敬，进而学习以致知，所以致知的方法，是学习古代的训诫，向人学习。由此来纠正君主心中的错误，使之达到没有过错的境界，那么当时和谐安宁的教化，就不只在唐尧虞舜的时代了。
又说：“《尚书》有古文、今文。古文是墙壁中发现的书，今文”
乃伏生口传。」又曰：「书有两体，有极分晓者，有极难晓者。如盘庚、大诰、多方、多士之类，恐是当时召来而面命之，自是当时一类说话。至于汤诰、微子之命、君陈诸篇，则修其词命。」又曰：「典谟诸书，恐是曾经史官润色来。周诰诸篇，只似今榜文晓谕，方言俚语，随地随时，各自不同。」
译于是由伏生口耳相传。」又说：「《尚书》有两种体式，有极其明白易懂的，有极其难以理解的。像《盘庚》、《大诰》、《多方》、《多士》这类篇章，恐怕是当时召来当面训诫的，自然是当时那一类说话。至于《汤诰》、《微子之命》、《君陈》等篇章，则是修饰其言辞命意。」又说：「《典》、《谟》等篇，恐怕是经过史官润色过的。《周诰》等篇，只像今天的榜文告示，用的是方言俚语，随地随时，各自不同。」
吕祖谦曰：「书者，尧、舜、禹、汤、文、武、臯防稷、契、伊尹、周公之精神心术，尽寓其中。观书不求心之所在，夫何益？欲求古人之心，尽吾之心，然后可以见古人之心。」
蔡沈曰：「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则道与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执中，尧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极，商汤周武相传之心法也。曰徳曰仁，曰敬，曰诚，言虽殊而理则一，无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于言天，则严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则谨其心之所由施。礼乐教化，心之法也；典章文物，心之着也；家齐国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徳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则治，亡则乱。」
臣按：书之大要，在于允执厥中之一语。而其所以信执其中者，在知人心、道心之所以分。既知其所以分，又能精察而一以守之，则信能执之矣。是知唐虞圣君为治之要，不出乎一心而已。故朱、吕二子及蔡氏，皆本诸心为言，盖示人以读书旨要也。
眞徳秀曰：「五十八篇之书，无一语不及天，无一语不主敬。」
董鼎曰：帝王之书，歴代所寳，天下家传，人诵之。人生八岁，入小学，教之以诗书六艺之文，即此书也。孔子断自唐虞，讫于周者，盖以前乎五帝为三皇，世尚洪荒；后乎三王为五伯，习尚权谲。故自唐讫周，以定百篇之书。自是诵习者简要而不繁，举行者中正而无弊。一书之中，其于明徳新民之纲，修齐治平之目，即尧典已尽其要。而危微精一，四言所以开知行之端；主善协一，四言所以示博约之义务。学则说命，其入道之门；为治则洪范，其经世之要也。他如齐天运，则有羲和之厯；定地理，则有禹贡之篇；正官僚，则有周官之制度；修己任人，则有无逸、立政诸书。煨烬壊烂之余，百篇仅存其半，而宏纲实用尚如此。又曰：六经莫古于书。易虽始于伏羲，然有卦未有辞，辞始于文王耳。六经莫备于书。五经各主一事而作耳：易主卜筮，洪范之稽疑也；礼主节文，虞书之五礼也；诗主咏歌，后防之乐教也；周礼设官，周官六卿率属之事也；春秋褒贬，臯陶命徳讨罪之权也。五经各主帝王政事之一端，书则备纪帝王政事之全体，修齐治平之规模事业，尽在此书。
臣按：天下大道二，义理，政治也。易者，义理之宗；书者，政治之要。是以六经之书，此为大焉。学者学经，以为儒，明义理以修己，行政治以治人。学之能事毕矣，儒者之全体大用备矣。易者，其体；书者，其用也【以上论书】
以上本经术以为教【上之上】
大学衍义补卷七十三
<子部,儒家类,大学衍义补》>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七十四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本经术以为教【上之中】
书曰诗言志
朱熹曰：「心之所之谓之志，心有所之，必形于言，故曰诗言志。」臣按：此万世言诗之始。先儒谓自有天地万物，而诗之理已寓，婴儿之嬉笑，童子之讴吟，皆有诗之情而未动也。桴以蒉，鼓以土，籥以苇，皆有诗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顺则之謡，元首股肱之歌，皆诗也。故曰「诗言志」。至于五子述大禹之戒，相与歌咏，伤今而思古，则变风变雅已备矣。
诗》大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朱熹曰：「心之所之谓之志，而诗所以言志也。」
臣按：先儒谓此一节言诗之自出。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朱熹曰：「事有得失，诗因其实而讽咏之，使人有所创艾，兴起至其和平怨怒之极，又足以逹于隂阳之气，而致灾召祥。盖其出于自然而不假人力，是以入人深而见功速，非他教之所及也。」
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朱熹曰：「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是指风、雅、颂之正，经常也。女正乎内，男正乎外，夫妇之常也。孝者，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
译吕祖谦说：“《尚书》这部书，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皋陶、稷、契、伊尹、周公的精神心术，全都寄托在其中。阅读《尚书》如果不探求古人用心之所在，那有什么益处呢？想要探求古人的用心，必须竭尽自己的用心，然后才能看见古人的用心。”
蔡沈说：“二帝三王的治理，根本在于道；二帝三王的道，根本在于心。掌握了他们的心，那么道与治理本来就可以谈论了。为什么呢？‘精一执中’，是尧、舜、禹相传的心法；‘建中建极’，是商汤、周武相传的心法。说到德、仁，说到敬、诚，言语虽然不同但道理则是一，无非都是为了阐明此心的奥妙罢了。至于说到天，则是严肃此心所从出的本源；说到民，则是谨慎此心所施行的对象。礼乐教化，是心的法则；典章文物，是心的显现；家齐国治而天下平，是心的推演。心的德性何其盛大啊！二帝三王，是保存此心的人；夏桀、商纣，是丧失此心的人；太甲、成王，是困顿后保存此心的人。保存此心则天下治，丧失此心则天下乱。”
臣按：《尚书》的大要，在于“允执厥中”这一句话。而之所以能够确实地执守其中，在于知道人心与道心之所以区分。既然知道了它们区分的原因，又能精细体察并专一坚守，那么确实能够执守其中了。由此可知，唐虞圣君治理天下的要领，不出乎一心而已。所以朱熹、吕祖谦二位先生以及蔡沈，都以心作为论述的根本，大概是向人们指示读书的宗旨要领。
真德秀说：“《尚书》五十八篇，没有一句话不涉及天，没有一句话不主张敬。”
董鼎说：“帝王之书，历代所珍视，天下家家户户传诵，人们诵读它。人生八岁，进入小学，教导他们《诗》《书》六艺的文章，就是这部书。孔子从唐虞开始，截止到周朝，大概是因为在五帝之前是三皇，世道尚且洪荒；在三王之后是五霸，习俗崇尚权谋诡诈。所以从唐虞到周朝，以此确定百篇之书。从此诵读学习的人简要而不繁杂，施行治理的人中正而没有弊端。在一部书中，关于明德新民的大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条目，在《尧典》中已经穷尽了要领。而‘危微精一’这四句话，是用来开启知行的端绪；‘主善协一’这四句话，是用来指示博约的义务。学习则看《说命》，它是入道的门径；治理则看《洪范》，它是经世的要领。其他如齐一天运，则有羲和的历法；确定地理，则有《禹贡》的篇章；端正官僚，则有《周官》的制度；修养自己任用人才，则有《无逸》《立政》等书。在战火毁坏残破之余，百篇仅存其半，而宏大纲领和实用价值尚且如此。又说：六经没有比《尚书》更古老的。《易经》虽然始于伏羲，但有卦象而没有卦辞，卦辞始于文王罢了。六经没有比《尚书》更完备的。五经各自主持一事而作：《易经》主持卜筮，如同《洪范》中的稽疑；《礼记》主持节文，如同虞书中的五礼；《诗经》主持咏歌，如同后夔的音乐教化；《周礼》设置官职，如同《周官》六卿率领属下的事务；《春秋》褒贬善恶，如同皋陶命德讨罪的权柄。五经各自主持帝王政事的一个方面，而《尚书》则全面记载帝王政事的整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规模事业，全在这部书中。”
臣按：天下大道有二，即义理与政治。《易经》是义理的根本；《尚书》是政治的要领。因此六经之中，这两部最为重要。学者学习经典，成为儒者，明晓义理以修养自己，施行政治以治理他人。学习的能事至此完毕，儒者的全体大用就完备了。《易经》是其体；《尚书》是其用。【以上论述《尚书》】
以上是以经术作为教化【上之上】
大学衍义补卷七十三
<子部,儒家类,大学衍义补>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七十四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本经术以为教【上之中】
《尚书》说：诗是表达志向的。
朱熹说：“心所趋向的叫做志，心有所趋向，必定表现在言语上，所以说诗是表达志向的。”臣按：这是万世谈论诗的开端。先儒认为自有天地万物以来，诗的理就已经寄托其中，婴儿的嬉笑，童子的讴吟，都有诗的情致而尚未发动。用草编的鼓槌，用土做的鼓，用芦苇做的籥，都有诗的功用而尚未文饰。康衢顺则的歌谣，元首股肱的歌曲，都是诗。所以说“诗言志”。至于五子叙述大禹的告诫，相互歌咏，哀伤当今而思念古代，那么变风变雅已经完备了。
《诗经》大序说：“诗，是志向所趋向的。在心中为志，发出口为诗。”朱熹说：“心所趋向的叫做志，而诗是用来表达志向的。”
臣按：先儒认为这一节是论述诗的由来。
所以纠正得失，感动天地，感召鬼神，没有比诗更近的了。
朱熹说：“事情有得失，诗依据实际情况而讽咏，使人有所警戒，兴起直到和平怨怒的极致，又足以通达阴阳之气，从而招致灾祸或祥瑞。大概因为它出于自然而不借助人力，所以深入人心而见效迅速，不是其他教化所能达到的。”
先王以此来端正夫妇关系，成就孝敬之道，敦厚人伦，美化教化，移风易俗。朱熹说：“先王指文王、武王、周公、成王，是指风、雅、颂的正统，是经常的准则。女子在内部端正，男子在外部端正，是夫妇的常道。孝，是儿子侍奉父亲的方式；敬，是臣子侍奉君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