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七十
元朔元年，公孙▯为学官，请曰：“丞相、御史言：‘制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壊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正博闻之士。太常议与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以广贤才。’谨与太常臧、博士平等议曰：‘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以及外。今陛下本人伦，劝学，修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
臣按：前此博士虽各以经授徒，而无考察试用之法。至是，武帝因公孙▯请，为博士官置弟子。史言武帝所谓兴太学者，此也。汉以后有太学，始此。而史不明书其事。说者谓武帝未尝筑宫以居之。然考《三辅黄图》，太学在长安西北七里，则太学实建于此。
班固曰：「八歳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其有秀异者，移乡学于庠序；庠序之异者，移国学于少学。诸侯歳贡少学之异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则别之以射，然后爵命焉。」
臣按：今世由郡县学生，歳贡而进学于大学，三代以前已有此制也。
唐太宗增创学舍一千二百间，国学、太学、四门亦增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凡三百六十员，其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高丽、百济、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国学之盛，近古未有。
臣按：立学建师，非但以教诲生徒，亦以一道德也。周人备四代之学，后世既有太学、国子监，而又有四门学，似不为过。而又置书、算等博士，书算乃六艺之一，成周叙之于六德、六行之后。徳行本也，文艺末也。本末不备，何以为学？岂可颛颛设官而教以艺哉？若夫屯营之士、蕃夷之子弟，其来入学者，亦当杂之于多士之中，从师讲解，使之薫陶渐染，相观而善，不必各给以博士也。
唐制，京都学生八十人，大都督府、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县五十人，上县四十人，中县、中下县各三十五人，下县二十人。州县学生，州县长官补长史主焉。每歳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
臣按：郡县有学，始北魏献文时，而其生徒有数，亦于是时始也。唐制，天下都督、天下县学校有生徒，各因其州县之等第而定其数，每歳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史志所谓「由学校者曰生徒」，是已。我朝于府、州、县各立学，府学廪膳生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其増广生则不拘额数。夫圣人之于人，非不欲人人教而养之也，顾势有所不能尽也，于是择其尤者而笃厚之，非谓一郡一邑之人才止于此也。地有小大，人有众寡，养之者虽各有数，而教之者则无其限焉。教之、养之至于大成，而后贡之，而又有科目拔于常贡之外。虽然，承平日久，人才日多，人才所当养者，又不可拘拘于故常也。且如今松江之华亭、江右之临川，人民里数多至七百，而汉中之平利、广右之恭城止于一二里，其生徒之数乃无异焉。请如唐制，因其郡邑人民多少之数，而定为养士之额。
阳城为国子司业，引诸生告之曰：「凡学者所以学为忠与孝也。诸生有久不省亲者乎？」明日，辞城还养者二十辈，有三年不归侍者，斥之。
臣按：阳城为此言，以告诸生，则是唐无归省之令，我朝学规每三年一次归省，着在令甲，一日不容过。则是我祖宗以孝为训，前代所不及也。窃观自古学制之规范，皆出自有司看详处置。惟我朝学规，出自圣祖所定，凡师友之义分与所当为及不当为，一切禁令，无不委曲详尽。圣祖之心，眞如日月之照临，无处不到；▯露之霑霈，无一或遗也。
宋仁宗庆厯中，范仲淹等建议，请兴学校。本行实，乃诏州县立学。时胡瑗教学于苏湖。是时方尚
译元朔元年，公孙〇担任学官，上奏说：“丞相、御史进言：‘皇帝制诏说：我听说用礼来引导百姓，用乐来教化风气。如今礼制败坏、乐教崩毁，我对此深感忧虑。因此广泛招纳天下品行端正、学识渊博的人士。太常寺与博士弟子商议，推崇乡里的教化，以广纳贤才。’我们恭敬地与太常臧、博士等人商议说：‘夏、商、周三代的治国之道，乡里都有教育。夏代称为校，殷代称为序，周代称为庠。他们鼓励善行，就在朝廷上表彰；他们惩治恶行，就施加刑罚。所以教化的推行，首先从京城树立良好的典范开始，由内而外推广。如今陛下以人伦为本，劝勉学习，修明礼制，推崇教化，激励贤才，以此教化四方，这是太平盛世的根本。古代政教尚未普及完备时，礼仪并不齐全，请求沿袭旧有的官制来兴办教育。为博士官设置弟子五十人，免除他们的赋役。太常寺挑选十八岁以上、仪容端正的百姓，补任为博士弟子。”
臣按：在此之前，博士虽然各自依据经典招收门徒，但没有考察试用的制度。到了这时，汉武帝因为公孙〇的请求，为博士官设置弟子。史书所说汉武帝兴办太学，指的就是这件事。汉代以后设立太学，始于此时。但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此事。有人说汉武帝未曾建造校舍供他们居住。然而考证《三辅黄图》，太学位于长安西北七里，那么太学实际上就是在此时建立的。
班固说：“八岁进入小学，学习六甲、五方、书写计算等事务，开始懂得家庭中长幼的礼节。十五岁进入大学，学习先圣的礼乐，从而知晓朝廷君臣的礼节。其中有优秀出众的人，从乡学选拔到庠序；庠序中优秀出众的人，从国学选拔到少学。诸侯每年将少学中优秀出众的人进贡给天子，在太学中学习，称为造士。行为相同、才能相当的人，就用射箭来区分高下，然后授予爵位和官职。”
臣按：当今世上由郡县学生，每年进贡并升入太学，这种制度在三代以前就已经有了。
唐太宗增建校舍一千二百间，国学、太学、四门学也增加了学生名额，其中书学、算学各设置博士，共三百六十员，屯营、飞骑也配备博士，教授他们经学。高丽、百济、高昌、吐蕃等国的酋长，也派遣子弟请求进入国学学习，国学的兴盛，近代古代所未有。
臣按：设立学校、建立师资，不仅仅是为了教诲学生，也是为了统一道德标准。周人具备四代的学校，后世既然有了太学、国子监，又设有四门学，似乎不算过分。而且设置书、算等博士，书、算是六艺之一，成周时期将其列在六德、六行之后。德行是根本，文艺是末节。根本和末节都不具备，怎么能称为学问呢？难道可以专门设立官职只教授技艺吗？至于屯营的士兵、外族酋长的子弟，他们来入学的，也应当混杂在众多士人之中，跟随老师讲解，使他们受到熏陶感染，互相观摩而向善，不必各自配备博士。
唐代制度，京都学生八十人，大都督府、中都督府及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及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县学生五十人，上县四十人，中县及中下县各三十五人，下县二十人。州的县学生，由州县长官补任长史主管。每年仲冬，州县馆监推举学业有成者，送往尚书省。
臣按：郡县设立学校，始于北魏献文帝时期，而学生有定额，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唐代制度，天下都督府、天下县的学校有学生，各根据州县的等级确定名额，每年推举学业有成者送往尚书省。史志所谓“由学校出身的人称为生徒”，就是这样。我朝在府、州、县各设立学校，府学廪膳生四十人，州学廪膳生三十人，县学廪膳生二十人，其增广生则不限名额。圣人对于百姓，并非不想人人都加以教育和供养，只是形势有所不能尽全，于是选择其中特别优秀的人而厚待他们，并非说一郡一邑的人才仅限于此。地方有大小，人口有多寡，供养的人数虽然各有定额，但教育则没有极限。教育、供养他们直到大成，然后进贡，又有科举科目在常规进贡之外选拔人才。虽然如此，承平日子久了，人才日益增多，应当供养的人才，又不可拘泥于旧例。况且如今松江的华亭、江西的临川，人口里数多达七百，而汉中的平利、广西的恭城仅有一二里，其学生名额却没有什么不同。请求依照唐代制度，根据郡邑人口的多少，来确定供养士人的名额。
阳城担任国子司业，召集诸生告诫他们说：“凡是求学的人，是为了学习忠和孝。诸生中有长期不探望父母的吗？”第二天，辞别阳城回家奉养父母的有二十人，有三年不归家侍奉父母的，被斥退。
臣按：阳城说这番话告诫诸生，说明唐代没有归省父母的法令，我朝学规规定每三年一次归省，载于法令之首，一天都不允许超过期限。这是我祖宗以孝道为训诫，前代所不及的。我私下观察自古学制的规范，都出自有关部门的审阅处理。只有我朝的学规，出自圣祖所定，凡是师友之间的义分与应当做和不应当做的事，一切禁令，无不委婉详尽。圣祖的心，真如日月照耀，无处不到；如雨露滋润，无一遗漏。
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等人建议，请求兴办学校。本着务实的原则，于是下诏州县设立学校。当时胡瑗在苏州、湖州教学。这时正值崇尚
词赋，独湖学以经义、时务。有经义斋、治事斋。经义斋择通经有器局者居之。治事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边防、水利之类。故天下谓湖学多秀彦，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为政多适于世用，由讲习有素也。至是，诏州县皆立学。于是建太学于京师，而有司请下湖州，取瑗法以为太学法，着为令。
译词赋方面，唯独湖州学以经义和时务为主。设有经义斋和治事斋。经义斋挑选精通经学且有才干格局的人居住其中。治事斋的人各自专治一项事务，又兼治另一项，如边防、水利之类。因此天下人称湖州学多俊秀英才，他们出来做官，往往考取高等第，且处理政务多切合实际用途，这是因为平日讲习有基础。到这时，皇帝下诏令各州县都设立学校。于是朝廷在京城建立太学，有关部门请求朝廷下令湖州，取用胡瑗的方法作为太学的制度，并颁布为法令。
臣按：三代以后，文治首称宋朝。然其立学，乃在四世之后。自其开国至是，几八十年矣。我圣祖以歳戊申开国，明年即诏天下府州县立学。其太学之立，乃在未登极之前三年，歳乙巳也。方其初立学也，惟许存仁为博士，以专学事。四年陞学为四品，始设祭酒，即拜存仁为之。存仁，元儒许谦之孙。谦承考亭正学，而存仁承上命以为教，一宗朱氏之学。学者非六经四书不读，非濂洛闗闽之学不讲。所谓全体大用之学者也。所谓治事者，固已在乎经义之中。一时学校之士，无不明经者。经明以之治事，凡所谓水利、边防等事，皆自此而推之也。宋人乃分之为二，则是以体用为二事，而非圣贤之学矣。
神宗熙宁八年，诏诸州学官先赴学士院试大义五道，取优通者，选差。
元丰元年，诏诸路州学官共五十三员。
马端临曰：「元丰中，大兴学校，而天下之有教授者，只五十三员。盖重师儒之官，不肯轻授滥设，故也。其所用者，既是有出身人，然又必试中而后授，则与入馆閤翰苑者同科，其遴选至矣。」
臣按礼曰：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祖宗以来最重教官之选，往往取之耆儒宿学。其后科目兴，乃取之乙榜举人，其有优异者不次擢居显要。故居是官者人人自奋，既皆以道自重，而一时公卿大臣藩臬守令亦皆重之。人既乐为之，莫不谨身饬行以示教严，立规范以为教。善人多而风俗美，朝廷得人之用，皆由师道之立也。近世师儒之职日轻，公卿藩臬略不加之以礼，而乙科举人多不屑就，乃取歳贡之士为之，徒取充位而已。所谓教法者荡然矣。臣窃以为国家要务，莫急于储贤，储贤必先于教养。所以代君以施教养者，师儒之职也。其任若轻而实重，自今宜如宋人愼重其选。假如一府并其州共有十学，该设教官三十五员，不分教训职名。一郡所选教官，茍足以分摄各学，不必备员。朝廷既遴选其人，不肯轻授，人得之以为难，自然贵重。官既不多，所以供亿者稍足，而彼亦不厌其禄薄矣。仍勑有司申明宪纲，以礼待之，坐以听讲，不行跪礼，违者坐以风宪失职之罪。如此则教官得人，教官得人则生徒充业，而国家有得人之效，所以成世务夀国脉，此其基也。
元丰二年颁学令，太学置八十斋，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内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总二千四百。月一私试，歳一公试，补内舍生，间歳一舍试，补上舍生。封弥誊录如贡举法，而上舍试则学官不与考较。公试外舍生入第一、第二等，参以所书行艺与籍者，升内舍。内舍试入优、平二等，参以行义，升上舍。上舍分三等，俱优为上，一优一平为中，俱平若一优一否为下。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
马端临曰：「古人所谓中年考较，九年大成者，进徳修业之事也。至汉人之补博士弟子员，则只限以通一经，而后授之官。唐人之法，尚彷佛如此。至宋熙丰后，立三舍之法，则不过试之以浮靡之文，而诱之以利禄之途。然明经必至于通一艺，试文而必至于歴三舍，皆非旦暮可就。故国家虽未尝严其法制，稽其去留，而为士者内耻于习业之未精，外诱于荣途之可慕，其坐学之日，自不容不久。」
臣按：大学之教，所以聚天下贤才，使之讲明经史，切磋琢磨，以成就其器业，以为天下国家之用，非颛颛以计歳月，较高下以为仕进之途也。三代之制，比年入学，中年考较，必至于七年而小成，九年而大成，然后用之。月书季考，程颐尚以为教之使争，夫何士子尚在学校之中，遽已立为升进之法？比之私试等第，其文其为争也，尤大焉。是岂三代明伦之教，古人大学之法哉？本朝洪武十六年，定生员三等高下，凡通四书未通经者，居正义、崇志、广业堂一年半之上，文理条畅者，升修道、诚心堂一年半之上，经史兼通，文理俱优者，升率性堂。升率性堂者，方许积分。积分之法：孟月试本经义，仲月试论及内科诏诰章表，一季月试史策及判语二。每试文理俱优，与一
译臣按：夏、商、周三代以后，文治首推宋朝。然而宋朝设立学校，却是在第四代皇帝之后。从宋朝开国到此时，将近八十年了。我朝圣祖在戊申年开国，第二年就诏令天下府、州、县设立学校。其太学的设立，是在尚未登基之前的三年，即乙巳年。当初设立学校时，只允许存仁担任博士，专门负责学务。四年后，将学校品级提升为四品，才开始设置祭酒，随即任命存仁担任此职。存仁是元代儒学家许谦的孙子。许谦继承朱熹的正统学说，而存仁秉承皇上的命令从事教育，完全宗奉朱熹的学说。学者不读六经四书，不讲濂、洛、关、闽的理学。这就是所谓“全体大用”的学问。所谓处理政务，本来就已经包含在经义之中了。当时学校中的士人，没有不明晓经义的。明晓经义用来处理政务，凡所谓水利、边防等事务，都由此推演而出。宋朝人却将其分为两件事，这是把“体”与“用”当作两回事，而不是圣贤的学问了。
宋神宗熙宁八年，诏令各州学官先赴学士院考试大义五道，选取优秀通达者，选拔任用。
元丰元年，诏令各路州学官共五十三人。
马端临说：“元丰年间，大力兴办学校，而天下设有教授官的，只有五十三人。这是因为重视师儒的官职，不肯轻易授予、滥设，所以如此。所任用的人，既是有出身的人，但又必须考试合格后才授予，这与进入馆阁、翰苑的人属于同一科第，其选拔极为严格。”
臣按《礼记》说：老师受到尊敬然后道统才能尊贵，道统尊贵然后百姓才知道敬重学问。祖宗以来最重视教官的选拔，往往从年高德劭、学问渊博的儒者中选取。后来科举兴起，便从乙榜举人中选取，其中有优异者破格提拔担任显要职位。因此担任此官的人人人自我奋发，既都以道义自重，而当时的公卿大臣、藩臬守令也都尊重他们。人们既然乐于担任此职，无不谨身饬行以显示教化的严肃，树立规范以进行教化。善人多而风俗美，朝廷得以任用人才，都是由于师道得以确立的缘故。近世师儒的职位日益轻贱，公卿藩臬略不加礼，而乙科举人多不屑就任，于是选取岁贡生来担任，只是凑数罢了。所谓教化之法荡然无存了。臣私下认为，国家要务，没有比储备贤才更紧急的，储备贤才必须先于教养。代替君主施行教养的，是师儒的职责。其职位看似轻贱而实际重要，从今以后应当像宋朝人那样慎重选拔。假如一府连同其下属州共有十所学校，应设教官三十五人，不区分教训职名。一郡所选拔的教官，如果足以分管各学，不必员额齐全。朝廷既然选拔人才，不肯轻易授予，人们得到此职以为难得，自然就会重视。官职既然不多，所以供给稍足，而他们也不会嫌俸禄微薄了。仍敕令有司申明宪纲，以礼相待，让他们坐着听讲，不行跪拜之礼，违者以风宪失职之罪论处。这样教官就能得到合适的人选，教官得到合适的人选则学生充实学业，而国家有得人的成效，这是成就世务、延续国脉的基础。
元丰二年颁布学令，太学设置八十斋，每斋容纳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内舍生三百，上舍生一百，总共二千四百人。每月一次私试，每年一次公试，补录内舍生，隔年一次舍试，补录上舍生。封弥誊录如同贡举之法，而上舍试则学官不参与考较。公试中，外舍生考入第一、第二等，参考其书写的行艺与籍贯，升为内舍生。内舍生考入优、平二等，参考其行义，升为上舍生。上舍生分为三等，两科皆优为上等，一优一平为中等，两科皆平或一优一否为下等。上等直接授官，中等免除礼部试，下等免除解试。
马端临说：“古人所谓中年考较，九年大成，是进德修业的事情。到了汉代补录博士弟子员，只限定通晓一经，然后授官。唐代的方法，还大致如此。到了宋朝熙宁、元丰之后，设立三舍法，不过是测试浮靡的文章，而用利禄来诱导。然而明经必须达到通晓一艺，试文必须达到历经三舍，都不是朝夕可以成就的。所以国家虽然没有严格法制，稽查去留，但士人内心耻于学业不精，外受荣途的诱惑，其在校学习的时间，自然不容不久。”
臣按：太学的教育，是为了聚集天下贤才，使他们讲明经史，切磋琢磨，以成就他们的器业，供天下国家使用，而不是专门计算岁月，比较高低作为仕进之路。三代的制度，每年入学，中年考较，必须到七年小成，九年大成，然后任用。每月书写、每季考核，程颐尚且认为这是教他们争竞，何况士子还在学校之中，就已经设立了升进之法？比起私试的等级，其文章争竞的程度，尤其大。这难道是三代明伦的教育，古人大学的方法吗？本朝洪武十六年，规定生员三等高下，凡通四书而未通经的，居于正义、崇志、广业堂一年半以上，文理条畅的，升修道、诚心堂一年半以上，经史兼通，文理俱优的，升率性堂。升入率性堂的，才允许积分。积分之法：孟月试本经义，仲
分；理优文劣者，与半分；文理纰缪者，无分。歳内积至八分者，为及格，与出身；不及分者，仍坐堂肄业，一如科举之制。其后此制不用，监生惟计年月先后拨出六部诸司歴事，三阅月所司考其勤谨，奏送吏部附选，挨次取用。外此又有写本、写诰者，就中选能书者充此大学出身之资格也。方其在学校时，每月之中，会讲、背书皆有定日，每季一试，惟第高下以为激劝之方，而于出身无所闗预。又轮差于内外诸司，俾其习为政事，半年回学，昼则趣事于各司，夕则归宿于斋舍，优游之以歳月，琢磨之以义理，约束之以规法。廪食学校，则俾其习经史；歴肄各司，则俾其习政法。遇大比科，许其就试，其为教法，可谓本末兼举矣。近年以来，为边事起之故，建议者欲存省京储，以备急用，始为依亲之例，教法稍变祖宗之旧。今疆场无事，储蓄日充，请敕所司申明旧法，以复祖宗养士之旧。
译（考核时，）文章优劣不分的，给半分；文章优秀而劣等者，给半分；文理错乱的，不给分。一年内累计达到八分的，算作及格，授予出身；未达到规定分数的，仍留在国子监学习，完全依照科举的制度。后来这种制度不再使用，监生只根据入学的先后次序，分配到六部及各司实习，三个月后，由所在部门考核其勤勉谨慎的情况，奏报吏部附于候选名单，按次序录用。此外还有抄写文书、抄写诰命的人，从中挑选擅长书法的人充任，这也是获得大学出身的一种资格。当他们在学校时，每月中，集体讲学、背诵经典都有固定的日期，每个季度进行一次考试，只根据成绩高低作为激励劝勉的方法，而与获得出身无关。又轮流派往内外各官署，让他们熟悉政务，半年后返回学校，白天在各司办理事务，晚上回到斋舍住宿，用岁月来使他们从容修养，用义理来使他们切磋琢磨，用规章法度来约束他们。在学校供给膳食，就让他们学习经史；在各司实习，就让他们学习政治法律。遇到大比科举，允许他们参加考试，这种教育方法，可以说是根本和枝节都兼顾了。近年以来，因为边疆战事兴起，建议的人想节省京城储备，以备紧急使用，才开始实行依亲（允许监生因亲属关系提前离京）的条例，教育方法稍微改变了祖宗的旧制。现在边疆战事平息，储备日益充足，请求命令有关部门重申旧法，以恢复祖宗培养士人的旧制。
高宗绍兴八年，叶林上言：「光武起于河朔，五年而建太学；元帝兴于江左，一年而建太学。光武十分天下有其四，元帝十分天下有其二。然二君急于教养，未尝以恢复馈饷为解。今中兴国祚，驻跸东南，百司庶府，经营略备。若起太学，计官吏生徒之费，不过一观察使之月俸。愿谋之大臣，咨之宿学，亟复盛典，以昌文治。」
臣按：太学之设，教养生徒，以为国家之用，其所闗系至重。张载有言：「人才出国将昌，子孙才族将大。国家之有贤才，犹人家之有子孙也。」所以培养之者，乌可以不加之意哉！祖宗养贤之制，视前代为盛。各门设宣课司，以收商税，尽以为供给士子之费。设典簿以掌钱粮，设掌馔以司饮食。其膳夫三更五防不起，有误会馔，责罚三罚，处以极刑。监丞、典簿、掌馔管吏不严重加责罚。呜呼！圣祖草创之初，事多未备，其所以廪养多士者，已如此其周密。况列圣相承，承平日久，顾所以养士者，反不如草创之初可乎？臣请申明祖宗旧制，复会馔以养太学之士，是亦圣孝继志述事之大节也。
程颢言于朝曰：「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宜先礼命近侍贤儒及百执事，悉心推访，有明先王之道，徳业充备，足为师表者；其次有笃志好学，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于京师，朝夕相与讲明正学。其道必本于人伦，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学洒扫应对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礼乐。其所以诱掖激励，渐摩成就之道，皆有节序。其要在于择善修身，至于化成天下，自乡人而可至于圣人之道。其学行皆中于是者，为成徳取材识明达可进于善者，使日受其业；择其学明徳尊者，为太学之师；次以分教天下之学。择士入学，县升之州，州賔兴于太学。太学聚而教之，歳论其贤者能者于朝。凡选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洁，居家孝弟，有廉耻礼让，通明学业，晓达治道者。」
臣按颢之此言，可谓端本澄源之论。夫国家之治，由乎政事修举；政事修举，由乎人才众多；人才众多，由乎师道得人也。必欲师道得人，必须推访延聘。然今日儒科大兴，士乐仕进，而草泽遗贤固有，然不若在学校科目者为多。请就今科贡之法，以行古推访之意。今制于进士乙科中取州县教职，于教职秩满者选太学师儒，行之既久，固难顿革。今后遇有博士、助教等官员缺，与其非人而滥授，不若虚其职而摄之为愈也。许令执政及近侍臣僚具实保荐，天下郡县教官，果徳业充备、笃志好学、材良行修者，然后授之，不必俟其秩满也。会试所取，茍文理平通者，即列在乙榜，不问其愿否，但年三十以上者，俱送太学，俾其坐堂半年以上，公堂试中三次者，具名送部，仍留在监食廪肄业。遇缺挨次取选。其歳贡到监，有愿教职者，免其杂差；三次考中者，送选如举人例。如此既不失朝廷之制，而于程氏之意亦庶乎得之矣。
程颐看详学制，大槩以为学校礼义相先之地，而月使之争，殊非教养之道，请改试为课。有所未至，则学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镌解额以去利诱，省繁文以专委任，励行捡以厚风教。
臣按前代学制不定，屡下学官看详，本朝学规盖自国初已定，至今遵守，不敢有所更易。程颐看详学制，请改试为课。臣窃以为试课两不相妨，逐日使之作课以为常程，每季合试以为激劝，恐不为过。但须如颐所谓召学生当面防抹，教其未至，又于其中有违背经旨、立意索隐而为钩棘之语者，则面谕之，使其改正。如此非但可以正其习尚，亦可因之以端其志趣矣。
程颐曰：「古者八歳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择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复之农亩。盖士农不易业，既入学则不治农，然后士农判。古之仕者，自十五入大学，至四十方仕，其间自有二十五年学，又无利可趋，则所志可知。须去趋善，便自此成徳。后之人自童穉间已有汲汲趋利之心，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后志定。」臣按：程氏此言，见得古人教人，及其为学志专一而不分；后世一切
译宋高宗绍兴八年，叶林上奏说：“光武帝从河北起兵，五年就建立了太学；元帝在江东兴起，一年就建立了太学。光武帝拥有天下的十分之四，元帝拥有天下的十分之二。然而两位君主急于教化养育人才，从未以恢复疆土、供给军饷为借口而推脱。如今国家中兴，皇帝驻跸东南，各官府机构的经营已大致完备。如果建立太学，计算官吏和学生的费用，不过相当于一个观察使一个月的俸禄。希望向大臣们谋划，咨询资深学者，尽快恢复这一盛大的典礼，以昌盛文治。”
臣按：设立太学，教化养育学生，作为国家的栋梁之用，其关系极为重要。张载曾说：“人才出众，国家就会昌盛；子孙有才能，家族就会壮大。国家拥有贤才，就像人家拥有子孙一样。”因此，对于培养人才这件事，怎么能不加以重视呢！祖宗养育贤才的制度，比前代更为兴盛。各门设有宣课司，征收商税，全部用来供给士子的费用。设立典簿掌管钱粮，设立掌馔负责饮食。如果膳夫在三更五防时不起床，导致误了饭食，要受到三次责罚，甚至处以极刑。监丞、典簿、掌馔等官吏如果不严厉责罚，也要受到严惩。唉！圣祖在创业初期，事务大多尚未完备，但他供养众多士人的措施，已经如此周密。何况历代圣君相继，太平日子长久，难道供养士人的措施，反而不如创业初期那样完善吗？臣请求申明祖宗的旧制，恢复会馔制度来供养太学的士人，这也是继承圣祖志向、叙述圣祖事迹的大节。
程颢在朝廷上说：“治理天下，以端正风俗、获得贤才为根本。应当首先以礼聘近侍中的贤儒以及百官，尽心推举访求，那些通晓先王之道、道德学业完备、足以作为师表的人；其次是那些志向坚定、好学、才能优良、品行端正的人，聘请并敦促他们来到京城，早晚一起讲习阐明正道。他们的道必定以人伦为本，明晓事物之理；他们的教化从小学的洒扫应对开始，修养孝悌忠信，周旋于礼乐之中。他们诱导激励、潜移默化成就人才的方法，都有次序。关键在于选择善道修养自身，以至于教化天下，从乡人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那些学业品行都符合这些标准的人，作为成就道德、选取人才、见识明达可以进益于善的人，让他们每天接受学业；选择那些学问明达、道德高尚的人，作为太学的老师；其次让他们分别去教导天下的学校。选拔士人入学，由县推荐到州，由州举荐到太学。太学聚集他们进行教育，每年向朝廷推荐贤能之人。凡是选拔士人的方法，都以性情品行端正纯洁，在家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有廉耻礼让之心，通晓学业，明白治道为标准。”
臣按：程颢的这番话，可以说是端正根本、澄清源流的论述。国家的治理，在于政事的修举；政事的修举，在于人才众多；人才的众多，在于师道得人。要想师道得人，必须推举访求。然而如今儒科大兴，士人乐于仕进，虽然草野间仍有遗贤，但不如在学校科目中的人多。请就现在的科举贡举之法，来实行古代推举访求的意思。现在的制度是从进士乙科中选取州县教职，从教职任期届满者中选拔太学师儒，实行久了，固然难以立刻变革。今后遇到博士、助教等官员空缺，与其任用不恰当的人而滥授，不如虚设职位而暂代更为妥当。允许执政及近侍臣僚如实保荐，天下郡县的教官，确实道德学业完备、志向坚定好学、才能优良品行端正的人，然后授予官职，不必等待他们任期届满。会试所取，如果文理平通者，就列入乙榜，不问其愿意与否，只要年满三十岁以上的，都送到太学，让他们在堂上坐半年以上，公堂考试中三次合格者，具名送交吏部，仍留在国子监享受廪膳肄业。遇到空缺依次选取。那些岁贡到国子监的，如果有愿意担任教职的，免除他们的杂差；三次考中者，送选如同举人一样。这样既不失朝廷的制度，对于程氏的意思也大致得到了。
程颐考察学制，大致认为学校是礼义相先的地方，而每月让他们竞争，实在不是教化养育之道，请求将考试改为课业。有所未达到之处，就由学官召来教导，不再考定高下，削减解额以去除利诱，省去繁琐的文辞以专一委任，励行检点以厚植风教。
臣按：前代学制不定，屡次下令学官考察详定，本朝的学规大概从建国初期就已确定，至今遵守，不敢有所更改。程颐考察学制，请求将考试改为课业。臣私下认为考试和课业两不相妨，每天让他们做课业作为常规，每季合试作为激励劝勉，恐怕不算过分。但必须像程颐所说的，召学生当面批阅，教导他们未达之处，又对于其中有违背经旨、立意索隐而说些钩棘之语的人，就当面告知，使他们改正。这样不仅可以端正他们的习尚，也可以借此端正他们的志趣。
程颐说：“古代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选择那些可以教化的聚集在一起，不肖的人让他们回到农田。大概士农不改变职业，既然入学就不从事农业，然后士农才区分开来。古代做官的人，从十五岁入大学，到四十岁才做官，其间自然有二十五年学习，又没有利益可追逐，那么他们的志向就可以知道了。必须趋向善道，便从此成就道德。后来的人从小就有急切追逐利益的心，怎么能向善？所以古人必定让四十岁才做官，然后志向才安定。”臣按：程氏这番话，看出古人教人，等到他们为学时志向专一而不分散；后世一切
朱熹曰：「小学教之以事，大学教之以理。」
臣按：所谓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类；教之以理，如格物致知，所以为忠信孝弟者。
朱熹《学校议》曰：「学校必选实有道徳之人，使为学官，以来实学之士。裁减解额，舍选滥缪之恩，以塞利诱之涂。盖古之太学，主于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来者为义而不为利。」
又曰：「古者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国，大小有序，使其民无不入乎其中而受学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则皆因其天赋之秉彞，而为之品节，以开导而劝勉之，使其明诸心，修诸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而推之以达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际，必无不尽其分焉。及其学之既成，则又兴其贤且能者，寘之列位。是以当是之时，理义休明，风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选，无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学校之官，所以为政事之本，道徳之归，而不可以一日废焉者也。至于后世学校之设，虽或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懐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存，而其实不举，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虽以汉唐之盛隆，而无以彷佛乎三代之叔季。」
臣按：朱熹谓古之大学主于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来者为义而不为利。臣窃以为仁义未尝不利。士之自学校而升之大学也，或以歳贡，或以科目，或以大臣之子。其所以游太学者，养之饩廪，处之斋舍，临之以师儒，朋友约束之以法制规矩。彼果何所为而来哉？固将以希禄食，干爵位，以为父母之养，乡里之荣，以行已之所志也。其心未尝无所利。茍无所利，孰肯去乡井，捐亲戚，以从事于客游哉？但在上之人所以处置之何如耳。为学莫大于明经，立身莫先于忠孝。有矩范以鎭其浮，有资限以抑其躁，有考校以试其进。如是则凡在学之士，彼以利而来，吾以义而教。彼能行吾之义，则彼所谓利者从而得矣。则天下之士，孰不愿游于吾之学哉？
朱熹《感兴诗》曰：「圣人司教化，黉序育羣材。因心有明训，善端得深培。天序既昭陈，人文亦褰开。云何百代下，学絶教养乖？羣居竞葩藻，争先冠伦魁。淳风久沦丧，扰扰胡为哉！」
熊刚大曰：「此篇论大学之教，盖道者文之本，文者道之末。古人于其本者加意，故设学教育，惟以天理人伦为重，文艺之间，特余力游意云耳。后世于其末者用功，故设学教育，惟以文词葩藻为尚，天理人伦曾不讲明，此朱子所以深叹也。」
朱熹《大学章句》序曰：「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三代之隆，其法寖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歳，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夫以学校之设，其广如此；教之之术，其次第节目之详，又如此；而其所以为教，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彞伦之外。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此古昔盛时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
臣按：自古论小学、大学之教，未有详明如此者。由是观之，可见学校之教，根于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自三皇五帝以来已有之。不过因民生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修之以为教，非本无是理而彊以之而率民也。后世不知教事之为重，而往往从事于政治刑法之间，间有为
译朱熹说：“小学教导学生具体的事务，大学教导学生其中的道理。”
臣按：所谓教导具体事务，比如礼、乐、射、御、书、数以及孝悌忠信之类；教导其中的道理，比如格物致知，也就是明白为什么应当做到忠信孝悌的原因。
朱熹在《学校议》中说：“学校一定要选拔真正有道德的人，让他们担任学官，以招来真正求学的人。裁减科举录取的名额，废除滥施恩宠的做法，以堵塞追求利禄的诱惑之路。因为古代的太学，主要在于教育人，并借此选拔人才，所以士人来求学是为了道义而不是为了利禄。”
又说：“古代的圣王设立学校，用来教育百姓，从家庭到国家，大小有序，让百姓没有不进入其中接受教育的。而他们用来教育的手段，都是依据人天赋的本性，制定规范，来开导和勉励他们，使他们内心明白道理，修养自身，践行于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并推广到君臣、上下、百姓以及万事万物之中，必定没有不尽其本分的。等到学业完成，就举荐贤能的人，安置在官位上。因此在那个时候，道理义理兴盛光明，风俗淳厚，公卿大夫和列士的选拔，没有不得到合适的人选。这就是先王学校的教育，之所以成为政治的根本、道德的归宿，而不能一天废弃的原因。至于后世的学校设立，虽然有时与先王时代没有不同，但是老师所教的，弟子所学的，都忘记了根本而追逐末节，怀着私利而抛弃道义，不再有先王的意思。因此学校的名义虽然存在，但实际并不施行，以至于风俗日益败坏，人才日益衰微，即使是汉唐那样兴盛的时代，也无法稍微接近夏商周三代末期的水平。”
臣按：朱熹说古代的太学主要在于教育人，并借此选拔人才，所以士人前来是为了道义而不是为了利禄。臣私下认为仁义并非不利。士人从学校升入太学，有的是因为岁贡，有的是因为科举科目，有的是因为大臣的儿子。他们之所以游学太学，是因为供给他们粮食，安排他们住宿，有老师儒者监督他们，朋友之间用法制规矩来约束他们。他们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来呢？本来就是为了希望得到俸禄，谋求爵位，以此来供养父母，荣耀乡里，以实现自己的志向。他们的心并非没有所求的利益。如果没有任何利益，谁肯离开家乡，舍弃亲人，去从事客居游学的生涯呢？关键在于在上位者如何处置他们罢了。做学问没有比通晓经书更大的，立身没有比忠孝更优先的。有规范来镇定他们的浮躁，有资历限制来抑制他们的急躁，有考核来检验他们的进步。像这样，那么在学的士人，他们为了利益而来，我们用道义来教育他们。他们能够践行我们的道义，那么他们所说的利益也就随之得到了。那么天下的士人，谁不愿意在我们的学校游学呢？
朱熹《感兴诗》说：“圣人掌管教化，学校培育群才。顺应人心有明确的训诫，善的萌芽得以深深培养。天理秩序既然已经昭示，人文教化也得以展开。为什么百代之后，学问断绝，教养乖离？众人聚居竞相追求辞藻华丽，争先恐后成为同辈中的魁首。淳朴的风气长久沦丧，纷纷扰扰究竟是为了什么！”
熊刚大说：“这篇论述大学的教化，大概说道是文的根本，文是道的末节。古人在根本的地方用心，所以设立学校教育，只以天理人伦为重，在文艺方面，只是余力随意涉猎罢了。后人在末节的地方用功，所以设立学校教育，只崇尚文辞华丽，天理人伦曾经不讲明，这就是朱子深深感叹的原因。”
朱熹《大学章句》序说：“自从上天降生百姓，就已经赋予他们仁义礼智的本性了。然而他们气质的禀受，或许不能齐同，因此不能都认识到自己本性中所有的东西而保全它。一旦有聪明睿智、能尽性的人出现在其中，上天必定任命他们作为亿万百姓的君师，让他们治理并教育百姓，以恢复他们的本性。这就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之所以继承天意确立准则，而司徒的职务、典乐的官职得以设立的原因。三代兴盛时期，他们的法度逐渐完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街巷，没有没有学校的。人生八岁，那么从王公以下直到平民的子弟，都进入小学，教育他们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礼乐、射御、书数的文化。等到他们十五岁，那么从天子的长子、众子，一直到公卿大夫元士的嫡子，以及平民中的俊秀，都进入大学，教育他们穷究事理、端正内心、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道理。这又是学校教育大小阶段的分别所在。凭借学校的设立，如此广泛；教育的方法，其步骤细节如此详细；而且他们用来教育的内容，又都本源于君主亲身实践心得之余，不需要在百姓日常生活的伦理之外去寻求。因此当时的人，没有不学习这种教育的，没有不认识到自己本性中固有的、职分中应当做的，而各自低头尽力去做。这就是古代盛世之所以政治在上兴盛、风俗在下美好，而不是后世所能企及的原因。”
臣按：自古以来论述小学、大学的教化，没有比这更详细明确的了。由此看来，可见学校的教化，根源于天命之性，遵循本性之道，从三皇五帝以来就已经有了。不过是依据百姓本性中固有的、职分中应当做的，加以修习作为教化，并非本来没有这个道理而强行引导百姓。后世不知道教育事务的重要性，而往往从事于政治刑法之间，偶尔有
之者，亦是慕其名而无其实。立人以为师，徒充其位；聚人以为徒，徒冒其名。治道所以不古若者，其病根实在于是。有志于三代之隆者，必自立教始；欲立教者，必自学校始。伏惟圣神留意。
译那些设立学校的人，也是仰慕其名而没有其实。立人作为老师，只是充数占据那个位置；聚集人作为学生，只是虚冒那个名号。治理之道之所以不像古代那样美好，其病根确实就在这里。有志于实现夏商周三代盛世的人，一定要从建立教化开始；想要建立教化的人，一定要从兴办学校开始。恳请圣明的君主留意此事。
吕祖谦曰：「学校之设，非为士之贫而养之也，又非欲羣其类而习为文辞也。不农不商，若何而可以为士？非老非释，若何而可以为儒？事亲从兄，当以何者为法？希圣慕贤，当自何门而入？道徳性命之理，当如何而明？治乱兴衰之故，当何由而达？考之古，以为得失之鉴；騐之今，以为因革之宜。此士之所当用心也。自孔门高弟，犹勤勤于问仁、问考、问智、问政，所以为士，请之于师，辨之于友。后世之士，不逮逺矣。傥离羣索居，而蔽其所习，则固陋乖僻，无自进于道。圣人忧之，着为成书，以诏万世，教养渐摩，以俾之讲习，立师儒之官，以董正之。此开设学校之本意也。」
臣按：先王开设学校之本意，吕氏言之尽矣。教者必知此，然后知所以立教学者必知此，然后知所以为学。
以上设学校以立教【下】
大学衍义补卷七十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七十一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明道学以成教【上】
周易·干》九二：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
程颐曰：「学聚问辨，进徳也；寛居仁行，修业也。」
眞德秀曰：「干，天徳也，圣人之事也。犹必学以成之，学之不可己者如是。九二曰：『庸徳之行，庸言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徳博而化。』九三曰：『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皆学之事也。」
臣按：大人之所以为大人者，以其徳业之盛也。学者未至于大人之地，欲希之者，当何如？亦惟进徳修业而已矣。忠信所以进徳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则徳之进者日以崇；寛以居之，仁以行之，则业之修者日以广。夫然则九二大人之地，亦可以企而及之矣。然则用功之要何先？曰：诚而已。忠信诚也，修辞以立其诚，诚即忠信也。诚乎！诚乎！其进徳修业之本乎！
▯之彖曰防以养正圣功也
程颐曰：「未发之谓▯以纯一未发之防，而养其正，乃作圣之功也。发而后禁，则扞格而难胜，养正于防，学之至善也。」
朱熹曰防以养正乃作圣之功
张栻曰：「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盖童稚之时，纯一不杂，人欲未起，天理实存。谓之大人者，守此而已；谓之小人者，失此而已。人于是时，保防养育，则虚静纯白，浑然天成。施为动作，酬酢进退，皆天理也。非作圣之功，起于此乎？」
臣按《学记》云：禁于未发之谓豫，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是以圣人施教，必于童▯之时。是以商之三风十愆，先具训于▯士；周之正事彞酒，豫诰教于小子。穆王以听言格命，告于幼子童孙。盖与此养防同一意也。方人之幼也，欲念未炽，情窦未开，其本然之性得于天者，犹纯全不昧。故教之者易入，而其所受之教亦坚久而不忘。此养之所以贵于豫，而正不正则又莫若弗教之听其自然而自有之也。然则所以养之以正者若何？朱熹《感兴诗》曰：「童防贵养正，逊弟乃其方。鸡鸣咸盥栉，问讯谨暄凉。奉水勤播洒，拥篲周室堂。进趋极虔恭，退息常端庄。劬书剧嗜炙，见恶逾探汤。庸言戒粗诞，时行必安详。圣途虽云逺，发轫且勿忙。十五志于学，及时起高翔。」
大畜》之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徳
程颐曰：「天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观象，以大其蕴畜。人之蕴畜，由学而大，在多闻前古圣贤之言与行，考迹以观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识而得之，以畜成其徳，乃大畜之义也。」
魏了翁曰：「天在山中，譬则心之体也。闻一言焉，见一行焉，审问而谨思，明辨而笃行，即所以畜其心之徳。盖畜故乃所以养新，而新非自外至也。昭昭之多，止于所不见，是以愈畜而愈大。」
臣按：程氏言，人之蕴畜由学而大，此盖就卦象言之，以徳言也。若以学言之，则人之为学，亦必由蕴畜而后大焉。为学者，苟颛颛于一艺一能，则其学局而
译吕祖谦说：“设立学校，并不是因为士人贫穷而供养他们，也不是想要聚集同类而练习写文章。不从事农业和商业，凭什么可以成为士人？不信仰佛教和道教，凭什么可以成为儒者？侍奉父母、顺从兄长，应当以什么作为准则？仰慕圣人、向往贤人，应当从什么门径进入？道德性命的道理，应当怎样去明白？治乱兴衰的缘故，应当通过什么途径去通达？考察古代，作为得失的借鉴；验证当今，作为因循变革的适宜。这是士人应当用心的地方。自从孔子门下的高才弟子，尚且勤奋地询问仁、询问孝、询问智、询问政，所以作为士人，向老师请教，向朋友辨析。后世的士人，远远不及他们了。倘若脱离群体独自居住，而遮蔽自己所习得的，那么必定固陋乖僻，没有自我进益于道的途径。圣人担忧这一点，著成书籍，以告诫万世，通过教养逐渐熏陶，使他们讲习，设立师儒的官职，以督正他们。这是开设学校的本意。”
臣按：先王开设学校的本意，吕氏已经说尽了。施教的人必须知道这一点，然后才知道如何建立教化；求学的人必须知道这一点，然后才知道如何治学。
以上为“设学校以立教”的下篇。
《大学衍义补》卷七十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七十一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明道学以成教【上】
《周易·乾卦》九二爻辞：君子通过学习来积累知识，通过提问来辨析事理，以宽宏的态度安处其中，以仁德的原则付诸行动。
程颐说：“学习积累、提问辨析，是增进德行；宽宏安处、仁德践行，是修治功业。”
真德秀说：“乾，是天德，是圣人的事业。尚且必须通过学习来完成它，学习不可停止的道理就是这样。九二爻辞说：‘平常德行的践行，平常言语的谨慎，防止邪恶以保持真诚，善治世事而不夸耀，德行广博而能教化。’九三爻辞说：‘知道到达的时机就到达，可以参与几微之事；知道终结的时机就终结，可以保存道义。’这些都是学习的事情。”
臣按：大人之所以成为大人，是因为他们的德行和功业盛大。求学的人还没有达到大人的境界，想要仰慕他们，应当怎样呢？也只有增进德行、修治功业罢了。忠信是用来增进德行的，修饰言辞以确立真诚是用来安守功业的。通过学习来积累，通过提问来辨析，那么德行的增进就日益崇高；以宽宏的态度安处，以仁德的原则践行，那么功业的修治就日益广博。既然这样，那么九二爻的大人境界，也可以努力而达到了。那么用功的关键什么在先呢？回答说：只有真诚罢了。忠信就是真诚，修饰言辞以确立真诚，真诚就是忠信。真诚啊！真诚啊！它是增进德行、修治功业的根本啊！
〇之彖辞说：在蒙昧时加以养护以端正，是成就圣人的功夫。
程颐说：“未发出来的叫做蒙，以纯一未发的蒙昧，来养护其端正，乃是成就圣人的功夫。发出来之后才禁止，就会抵触而难以克服，在蒙昧时养护端正，是学习中最善的方法。”
朱熹说：在蒙昧时加以养护以端正，乃是成就圣人的功夫。
张栻说：“孟子说：‘大人，就是没有失去赤子之心的人。’大概孩童的时候，纯一不杂，人欲还没有兴起，天理确实存在。被称为大人的，是守住这个罢了；被称为小人的，是失去这个罢了。人在这个时候，保护养育，那么虚静纯白，浑然天成。施为动作，应酬进退，都是天理。成就圣人的功夫，不从这里开始吗？”
臣按：《学记》说：在毛病未发生之前就禁止叫做预防，发生之后才禁止就会抵触而难以克服。因此圣人施行教化，一定在孩童蒙昧的时候。因此商朝的三风十愆，先在蒙士中具备训诫；周朝的正事彝酒，预先告诫教导小子。穆王因为听信言语、格守天命，告诫幼子童孙。大概这与养护蒙昧是同一个意思。当人年幼的时候，欲望的念头还没有炽盛，情感的窍穴还没有开启，他本然的、从上天得到的性，还纯全而不昏暗。所以教导他容易进入，而他所接受的教导也坚久而不忘记。这就是养护之所以贵在预防，而端正不端正，又不如不教导而听任其自然而自有之。那么用来养护他以端正的方法是什么呢？朱熹《感兴诗》说：“孩童蒙昧贵在养护端正，谦逊悌敬是它的方法。鸡鸣时都洗漱梳头，问候谨慎冷暖。奉水勤快洒扫，持帚清扫厅堂。进趋极其虔恭，退息常端庄。勤奋读书胜过嗜好烤肉，见到恶行如同探汤。平常言语戒除粗俗荒诞，时常行动必须安详。圣人的道路虽然遥远，起步且不要匆忙。十五岁立志于学习，及时兴起高飞。”
《大畜卦》的象辞说：天在山中，是大畜。君子因此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养他的德行。
程颐说：“天是最大的，而在山之中，是所蓄养最大的象征。君子观察卦象，以扩大他的蕴蓄。人的蕴蓄，通过学习而扩大，在于多闻前古圣贤的言语和行为，考察事迹以观察其效用，察验言语以求其本心，认识而得到它，以蓄养成就他的德行，这就是大畜的含义。”
魏了翁说：“天在山中，比喻心的本体。听到一句话，看到一种行为，审问而谨慎思考，明辨而笃行，就是用来蓄养心的德行。大概蓄养所以用来养育新的，而新的不是从外面来的。昭昭之多，止于所不见，所以越蓄养越广大。”
臣按：程氏说，人的蕴蓄通过学习而扩大，这是就卦象而言，以德来说的。如果就学习来说，那么人治学，也必须由蕴蓄而后才能扩大。治学的人，如果专一于一艺一能，那么他的学问就狭隘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