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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藏大学衍义补二十九

大学衍义补卷二十八

儒藏 · 语录 · 已译 · 第 291–296 段

以异也。

汉武帝时,孔仅、东郭咸阳言:“愿募民因官器作鬻盐,官予牢【廪食也】盆【煑盐之器】敢私鬻盐者,釱【足钳也】左趾。”

译因为情况不同。汉武帝时期,孔仅、东郭咸阳进言说:“希望招募百姓利用官府的器具来煮盐并出售,官府供给他们固定的粮食和煮盐用的盆器,敢私自贩卖盐的人,就给他左脚戴上脚镣。”

孝昭时,令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皆对曰:「愿罢盐铁官,无与天下争利。」桑▯羊难【诘也】以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盐铁之利,佐百姓之急,奉军旅之费,不可废也。

孝元时,尝罢盐铁官,三年而复之。

吕祖谦曰:汉兴除山泽之禁,到武帝时,孔仅、桑▯羊祖管仲之法,盐始禁榷。至昭帝之世,召贤良文学论民疾苦,请罢盐铁。又桑▯羊反覆论难,所以盐榷不能废。元帝虽暂罢之,卒以用度不足,复建。自此之后,虽盐法有寛有急,然禁榷与古今相为终始。以此知天下利源不可开,一开不可复塞。其作俑于管仲,计近功浅效,夺民利以开盐禁,自此天下之盐皆入禁榷矣。

臣按:盐防虽始于齐,然未设官也。置盐官,始于此。呜呼!天地生物以养人,君为之禁,使人不得擅其私,而公共之,可也。乃立官以专之,严法以禁之,尽利以取之,固非天地生物之意,亦岂上天立君之意哉?彼齐之为国,壤地狭而用度广,因其地负山海,而税其近利,昔人固己议其巧为之法,隂夺民利。况有四海之大者,租赋遍天下,其所以资国用者,利亦多端,岂颛颛在于一盐哉?昭帝时,贤良文学之士谓:「文帝无盐铁之利而民富,当今有之而民困乏。」可见国之富贫,在乎上之奢俭,而不系于盐之有无也。

明帝时,尚书张林言:“盐食之急,虽贵人不得不须官,可自鬻。”诏诸尚书通议,朱晖等言:“盐利归官,则人贫怨,非明主所宜行。”

韩愈曰:「所在百姓贫多富少,除城郭之外,少有见钱籴盐,多用杂物博易。盐商利归于己,无物不取,或从賖贷,约以时熟填还。用此取济,两得利便。若令吏坐铺自粜,利不闗己,罪则加身,不得见钱,恐失官利,必不敢粜。变法之后,百姓贫者无从得盐而食矣。求利未得,敛怨已多,自然坐失盐利常数。」

臣按:官不可与民为市,非但卖盐一事也。大抵立法以便民为本,茍民自便,何必官为?韩愈所谓「求利未得,敛怨已多」,主国计者宜以斯言为戒。

北魏时,于河东盐池立官司,以収税利。孝明即位,罢其禁,与百姓共之。

甄琛曰:「周礼山林川泽,有虞衡之官,为之厉禁,盖取之以时,不使戕贼。虽置有司,实为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长,必惠养子孙;天下之君,必惠养兆民。未有为民父母而吝其醯盐,富有羣生而榷其一物者也。立官鄣防盐池而取其利,是专奉口腹而不及四体也。天子富有四海,何患于贫?宜弛禁,与民共之。」

元勰曰:「圣人敛山泽之货,以寛田畴之赋;収闗市之税,以助什一之储。取此与彼,皆非为身。所谓资天地之产,惠天地之民。盐池之禁,积而散之,以济国用,非专为供大官之用。」

臣按:宋儒胡寅折衷琛勰之言而断之曰:「盐之为物,天地自然之利,所以养人也。尽捐之民,则纵末作,资游惰;尽属之官,则夺民日用,而公室有近寳之害。琛勰之言,皆未得中道也。官为厉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税,则政平而害息矣。」繇是观之,盐之为利,禁之不可也,不禁之亦不可也。要必于可禁不可禁之间,随地立法,因时制宜,必使下不至于伤民,上不至于损官,民用足而国用不亏,斯得之矣。

唐刘晏为盐铁使,晏以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于是上盐法轻重之宜。其始至也,盐利歳才四十万缗,其后乃至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居其半,宫闱服御,军饟百官禄俸,皆仰给焉。

臣按:天生一世之物,以供一世之用人用一世之物,必成一世之事物。各异用而用之,各有所宜。汉以大司农掌天下之钱谷,以给百官禄俸、军国馈饷,而山泽之利则掌之少府,而以私奉养焉。唐至中叶,兵起流庸未复,税赋不足,凡天下所谓军饟禄俸,皆仰给于盐。天下之赋,盐居其半。呜呼!天地生物,止于此数,人力有限,而用度无穷。自非剥削灶戸、折阅商贾,何以得盐利如此之多哉?当是之时,所征于民税赋不知何在,而专仰给于一盐

译孝昭帝时,命令各郡国推举贤良文学之士,询问他们百姓所受的疾苦,他们都回答说:“希望废除盐铁官,不要与天下百姓争夺利益。”桑弘羊诘难他们,认为这是国家的大业,是用来制服四方夷狄、安定边疆、充足用度的根本。盐铁的利润,可以补助百姓的急难,供给军队的费用,不可废除。

孝元帝时,曾经废除盐铁官,但三年后又恢复了。

吕祖谦说:汉朝建立之初废除了山泽的禁令,到了汉武帝时,孔仅、桑弘羊效法管仲的制度,盐业开始实行专卖。到了昭帝时期,召见贤良文学之士讨论百姓的疾苦,请求废除盐铁专卖。又经过桑弘羊反复辩论诘难,所以盐业专卖不能废除。元帝虽然暂时废除了它,最终因为用度不足,又恢复了。从此以后,虽然盐法有宽有严,但专卖制度与古今相始终。由此可知天下的利源不可开启,一旦开启就不能再堵塞。这始于管仲,只计算近功浅效,夺取百姓的利益来开启盐禁,从此天下的盐都纳入专卖了。

臣按:盐的防禁虽然始于齐国,但当时没有设置官吏。设置盐官,是从这里开始的。唉!天地生出万物来养育人类,君主加以禁制,使人不能独占私利,而共同享有,是可以的。却设立官吏来专门垄断,用严厉的法律来禁止,竭尽利益来夺取,这固然不符合天地生出万物的本意,又怎么是上天设立君主的本意呢?那齐国作为一个国家,土地狭小而用度广大,因为它地处山海之滨,就征收近处的利益,前人本来就已经议论过这种巧取豪夺的方法,暗中夺取百姓的利益。何况拥有四海之大的国家,租赋遍布天下,用来资助国家用度的,利益来源也很多,难道专门只在于一种盐吗?昭帝时,贤良文学之士说:“文帝没有盐铁的利益而百姓富裕,当今有了盐铁利益而百姓困乏。”可见国家的富裕与贫困,在于君主的奢侈与节俭,而不取决于盐的有无。

明帝时,尚书张林说:“盐是饮食的急需,即使是贵人也不得不依赖官府,可以让官府自己售卖。”下诏让各位尚书共同商议,朱晖等人说:“盐利归于官府,百姓就会贫困怨恨,这不是明君应该实行的。”

韩愈说:“所在地的百姓贫穷的多富裕的少,除了城郭之外,很少见到有钱买盐的,大多用杂物交换。盐商把利润归于自己,没有东西不索取,或者赊贷给百姓,约定到时用成熟的谷物偿还。用这种方法来救济,双方都得到便利。如果让官吏坐在铺子里自己售卖,利润与自己无关,犯罪却加在自己身上,见不到钱,恐怕失去官府的利润,一定不敢售卖。变法之后,百姓中的穷人没有办法得到盐来吃了。追求利益还没有得到,招致的怨恨已经很多,自然会白白失去盐利的常规数额。”

臣按:官府不可以与百姓做买卖,不只是卖盐这一件事。大抵立法以方便百姓为根本,如果百姓自己方便,何必官府来做?韩愈所说的“追求利益还没有得到,招致的怨恨已经很多”,主持国家财政的人应该以这句话为警戒。

北魏时,在河东盐池设立官府,来征收税利。孝明帝即位,废除了禁令,与百姓共同享有。

甄琛说:“《周礼》中山林川泽,有虞衡的官吏,设立禁令,大概是为了按时取用,不让破坏。虽然设置了官吏,实际上是替百姓守护的。一家的家长,一定恩惠养育子孙;天下的君主,一定恩惠养育百姓。没有做百姓父母却吝惜醋和盐,富有万物却专卖其中一种物品的。设立官吏阻挡盐池而夺取它的利益,这是专门奉养口腹而顾不上四肢。天子富有四海,何必担心贫穷?应该解除禁令,与百姓共同享有。”

元勰说:“圣人征收山泽的货物,来减轻田地的赋税;征收关市的税收,来补助十分之一的储备。取这个与那个,都不是为了自身。所谓利用天地的产物,恩惠天地的百姓。盐池的禁令,积累起来散发出去,来救济国家用度,不是专门为了供给大官的使用。”

臣按:宋代儒者胡寅折中甄琛和元勰的话而判定说:“盐这种东西,是天地自然的利益,用来养育人类的。全部捐给百姓,就会放纵末业,资助游手好闲的人;全部归于官府,就会夺取百姓的日常用品,而公室有接近珍宝的危害。甄琛和元勰的话,都没有得到中道。官府设立禁令,让百姓取用,而只征收其中的税,那么政治公平而危害就消除了。”由此看来,盐的利益,禁止它不可以,不禁止它也不可以。一定要在可禁与不可禁之间,根据各地情况立法,因时制宜,一定要使下面不至于伤害百姓,上面不至于损害官府,百姓用度充足而国家用度不亏损,这才算是得当了。

唐代刘晏担任盐铁使,刘晏认为趁着百姓急需而征税,那么国家用度就充足,于是上奏盐法轻重适宜的办法。他刚上任时,盐利一年才四十万缗,后来竟达到六百余万缗。天下的赋税,盐税占了一半,宫廷服饰,军队粮饷和百官俸禄,都依赖它供给。

臣按:天生一世的物品,来供给一世人使用;人使用一世的物品,必然成就一世的事物。各自有不同的用途,各自有适宜的用法。汉朝以大司农掌管天下的钱谷,来供给百官俸禄、军国粮饷,而山泽的利益则由少府掌管,用来作为私人的奉养。唐朝到了中期,战乱兴起,流民没有恢复,税赋不足,凡是天下所谓的军饷俸禄,都依赖盐来供给。天下的赋税,盐税占了一半。唉!天地生出万物,只有这么多,人力有限,而用度无穷。如果不是剥削煮盐的户民、亏折商贾,怎么能得到如此多的盐利呢?在这个时候,向百姓征收的税赋不知在哪里,而专门依赖一种盐来供给。

如此。若以为兵起民贫,然农民皆贫,而灶戸独富乎?刘晏虽曰善于理财,然知利国之为利,而不知利民之为大利;知专于取利而可以得利,而不知薄于取利而可以大得利也。

译像这样。如果认为战乱兴起导致百姓贫困,然而农民都贫困,难道只有灶户(盐民)独自富裕吗?刘晏虽然被说善于理财,但他只知道有利于国家才是利,却不知有利于百姓才是更大的利;只知道专注于获取利益从而可以获得利益,却不知减少获取利益反而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

宋雍熙以后,以用兵乏馈饷,令商人输刍粟塞下,增其直,令江淮、荆湖给以颗末盐。

端拱二年,置折中仓,听商人输粟京师,优其直,给江淮盐。

臣按此后世召商中盐之始,盖以折中粮草,以赡边兵,中纳金银,以实官库,无起倩丁夫之扰,无冒涉水陆之虞,官得用而民不告劳,商得利而民不淡食,是诚实边足用之良法也。我朝于天下产盐之地,设转运司者六,提举司者七,每歳盐课各有定额,行盐各有地方,不许越界,每引以二百斤为袋,带耗五斤,凡遇开中盐粮,量所在米价贵贱及道路远近险易,定立则例,出榜召商中纳。祖宗以来,盐司每歳収贮歳课,存积在官,客商执引照支,各有次第,谓之常股盐。近因边储急用,增直召商中纳,不依资次,人到即与支给,谓之存积盐。存积既兴,常股遂尠,支者日多而积者日少,遂使今日之存积,亦无以异于前日之常股,商贾待日久而支出难,其利微矣。幸而边方无事,储峙有余,万一有警,未必全得其济。臣请于将▯之际,未事之先,因时制宜,补偏救▯,不识可乎?臣惟今日之盐,最得利多,而济国用者,莫如两淮,盖两淮居两京之间,行盐地方比他运司为多,而皆民物繁庻之地。刘晏掌国计,天下之赋盐居其半,盖全资此地也。书生过虑,以为盐之利固大,而盐之害亦不小,利在于承平之时,而害生于中微之后,以前日之利较之后日之害,害尤甚于利焉?何者?天子以天下为家,兼水陆以为富,陆地所生之物,盖居水泽什之七八,而生民所资以生者,米谷布帛之类不止一物,而盐特其中食味之一耳,其为利盖亦无几,而歴代以来,咸仰之以为国计,边储不可一日阙焉。呜呼!天下之事,有利必有害,吾有天下之大,尚资盐以为利,则彼无寸尺之土,隔宿之储者,见利所在,岂能禁遏之,使其不趣赴哉?禁遏之不止,则为之严刑,刑愈严而害愈甚,唐之黄巢、王仙芝,元之张士诚辈,皆贩盐之徒也。臣有一见,可以弭异日之害,救前日之▯,而足今日之用,敢具以闻。窃惟召商中盐之法,惟可行于边方无粟之地,盖其地素无储蓄,而所产之谷粟不多,不能不资他方输运以给者,故须待商贾以中纳焉。若夫其地之粟自足以供其地之用,不假辇运于他方者,官府可行臣向所陈边地设立常平司市籴之筞【见市籴之令修】盖客商以数斗之谷而易吾一引之盐,是本一而息七八也。今吾预于未用之先自行市籴,所得之粟比所中纳者,岂不倍蓰哉?虽然此其流耳,若推厥本源,莫若行汉人官给牢盆之法,任民自煑而不征其入。豫令灶戸将欲煎湅,先于该管官司告知,官给以券,然后举火。其所煑之盆定为尺寸,每盆煑盐以一引为则【或以二引三引】皆为一定之数,不许多寡。其盆皆官为之铸欵识,以监造官吏工作姓名,非官给者不许用也。给券之时,每引先取举火钱若干,量天时之晴潦,菹薪之贵贱,市价之多寡,以定其数,听其自煑自卖。煑而不闻官者有罪。若夫商贾赴塲买盐之后,令其具数以告官司,官给钞引付之执照,俾于各该行盐地方发卖,过界者没入之。给钞之际,每引取工墨钱百文【或三十五十】以为公费。所得盐钱贮于运司,每歳具数申戸部,以待分派各边。转运常平司収籴米粟,以实边储。此法既行,不必追徴于灶戸也,不必中纳于商贾也,不必官自卖也,不必官自煑也。非惟国家得今日自然之利,亦可以销他日未然之害矣。傥以臣言为可采,乞先行于两淮,俟其果有徴验,以渐推行于两浙、山东、河间焉。若夫河东之池盐,川滇之井盐,福建之晒盐,或仍其旧,或别为处置,又在随时斟酌云。或曰:此法果行,则前日之中纳听支之客商焉得盐而给之?臣请借运粮囘船转般沧盐至▯州偿之,既足之后,然后行臣此法,无不可者。沧淮转般通融。之法,臣别具其筞于后。

宋初盐钞未行,是时于建安军置盐仓【在真州】乃令真州发运。是时李沆为发运使,运米转入其仓,空船囘皆载

译宋朝雍熙年间以后,因为用兵缺乏粮饷,命令商人输送草料和粮食到边塞,增加其价格,让江淮、荆湖地区供给颗粒状和末状的盐。

端拱二年,设置折中仓,听任商人输送粮食到京城,优待其价格,供给江淮盐。

臣认为,这是后世召商中盐的开始,大概是用折中的粮草来供养边兵,中纳金银来充实官库,没有征发丁夫劳役的骚扰,没有冒涉水陆的危险,官府得到使用而百姓不抱怨劳苦,商人得到利益而百姓不缺乏食盐,这确实是充实边防、满足用度的良法。我朝在天下产盐的地方,设置转运司六个,提举司七个,每年盐税各有定额,行销盐的地区各有界限,不允许越界,每引以二百斤为一袋,附带损耗五斤,凡是遇到开中盐粮,衡量所在地方米价的贵贱以及道路的远近险易,制定则例,出榜召商中纳。祖宗以来,盐司每年收贮岁课,存积在官府,客商拿着盐引照支,各有次序,称为常股盐。近来因为边储急用,增加价格召商中纳,不依照资历次序,人到就给予支给,称为存积盐。存积盐兴起后,常股盐就减少了,支取的人日益增多而积蓄的人日益减少,于是使得今天的存积盐,也与以前的常股盐没有区别,商贾等待日久而支出困难,他们的利益微薄了。幸好边方无事,储备有余,万一有警报,未必能完全得到接济。臣请求在将〇之际,未事之先,因时制宜,补偏救〇,不知道可以吗?臣认为今天的盐,最得利多,而济助国用的,没有比两淮更好的,因为两淮位于两京之间,行销盐的地方比其他转运司多,而且都是民物繁盛的地方。刘晏掌管国家财政,天下的赋税盐税占了一半,大概全靠这个地方。书生多虑,认为盐的利益固然大,而盐的危害也不小,利益在于承平之时,而危害产生于中微之后,用以前的利益与以后的危害相比,危害比利益更严重。为什么呢?天子以天下为家,兼水陆以为富,陆地所生的物品,大概占水泽的十分之七八,而百姓赖以生存的,米谷布帛之类不止一种,而盐只是其中调味的一种罢了,它的利益大概也不多,而历代以来,都仰仗它作为国家财政,边储不可一天缺少。唉!天下的事情,有利必有弊,我们有天下之大,尚且依靠盐来获取利益,那么那些没有寸尺之土、隔夜之储的人,见到利益所在,怎么能禁止遏制他们,使他们不奔赴呢?禁止遏制不住,就制定严刑,刑罚越严而危害越甚,唐朝的黄巢、王仙芝,元朝的张士诚等人,都是贩盐的人。臣有一个见解,可以消除日后的危害,补救以前的〇,而满足今日的用度,敢详细陈述。私下认为,召商中盐的方法,只可行于边方无粟的地方,因为那里向来没有储蓄,而所产的谷粟不多,不能不依靠他方输送来供给,所以必须等待商贾中纳。如果那地方的粮食自己足以供给那地方的使用,不假借他方运输的,官府可以实行臣以前所陈述的在边地设立常平司市籴的策略【见市籴之令修】,因为客商用几斗的粮食来交换我们一引的盐,是本一而息七八。现在我们预先在未用之前自行市籴,所得的粮食比起所中纳的,难道不加倍吗?虽然这是支流,如果推究本源,没有比实行汉人官给牢盆的方法更好的,任民自煮而不征收其收入。预先命令灶户将要煎煮时,先向管辖的官府告知,官府给予凭证,然后举火。所煮的盆定为尺寸,每盆煮盐以一引为则【或以二引三引】,都有一定的数量,不许多寡。那些盆都由官府铸造款识,以监造官吏工作姓名,不是官府给予的不允许使用。给予凭证的时候,每引先收取举火钱若干,衡量天时的晴雨,柴薪的贵贱,市价的多寡,来确定其数量,听任他们自煮自卖。煮而不告知官府的有罪。至于商贾到盐场买盐之后,命令他们具数告知官府,官府给予钞引付之执照,让他们在各自行销盐的地方发卖,越界的没收。给予钞引的时候,每引收取工墨钱百文【或三十五十】作为公费。所得盐钱贮存在转运司,每年具数申报户部,以等待分派各边。转运常平司收籴米粟,以充实边储。这个方法实行后,不必追征于灶户,不必中纳于商贾,不必官府自卖,不必官府自煮。不仅国家得到今日自然的利益,也可以消除日后未然的危害。如果认为臣的话可以采纳,请求先在两淮实行,等到果然有验证,再逐渐推行于两浙、山东、河间。至于河东的池盐,川滇的井盐,福建的晒盐,或者仍其旧制,或者另外处置,又在随时斟酌。有人说:这个方法如果实行,那么以前的中纳听支的客商从哪里得到盐来供给呢?臣请求借运粮回船转般沧盐到〇州偿还他们,充足之后,然后实行臣这个方法,没有不可以的。沧淮转般通融的方法,臣在后面另具策略。

宋朝初年盐钞未行,这时在建安军设置盐仓【在真州】,于是命令真州发运。这时李沆为发运使,运米转入其仓,空船回都载

盐,散于江浙湖广诸路,各得盐资船运,而民力寛。林駉曰:宋朝淮钞未行,置仓建安,江浙湖广以船运米而入真州,真州因船囘盐而散江浙湖广,此之发盐得船为便,彼之囘船得盐为利。

译食盐分散到江浙、湖广等各路,各地凭借盐税收入来安排船只运输,从而使民力得到宽裕。林駉说:宋朝时淮钞尚未推行,在建安设置粮仓,江浙、湖广等地用船运米进入真州,真州便利用这些船只运回食盐,再分散到江浙、湖广等地。这样,真州发放食盐能获得船只的便利,而江浙、湖广等地船只返回时能获得食盐的利益。

臣按,此宋朝转般之法,似于今日亦可行者。今两京之间,运道所经,凡三运司:淮盐在南,沧盐在北,山东之盐居其中。往时防通之河未开,水陆分隔,各自通商给民。今则一水可通,惟今三处之盐价直各有低昻,中纳各有等则,而惟淮盐之价最髙,殆居其倍。山东之盐抵河颇远,而沧盐近河而价最亷。臣请行宋人转般之法,遇有官军运粮空船南囘,道经沧州,每船量给与官盐,每引量给脚价,俾其运至▯州河下。官为建仓于两岸,委官照数収贮,原数不亏,然后给与脚钱,少有亏损,即与折筭。如此则官得倍称之息,军得顺囘之利。积盐既多,乃令通筭累年客商所中常股存积等盐共该若干,依次给与见盐,不出一二年间支给完足。然后行臣向所陈官给牢盆,民自煎煮之筞。此后又乞于河间沿海一带出盐去处,不分民丁灶戸,皆许其私煮。既已成盐,具数赴官告卖,量为定价,给与见钱。隂▯之时,则或加或倍。有私卖及买者,皆抵以私盐之罪。其钱乞于内帑豫借,待成效之后筭还。年年存积,歳歳转股,积之既多,遇有急用,即出榜定直,召商于所用之地,或上粮刍,或输金帛,付以执照,定以仓分,俾其亲诣其所,即给以见盐,于行盐地方发卖。如此比之旧法,当得倍利,非惟得以足今日之用,亦可以销他日之患。草茅偏见,未必可行,姑述之以俟。

陜西河东颗盐旧法,官自般运置务拘卖,兵部员外郎范祥始为钞法,令商人就边郡入钱售钞,请盐,任其私卖,得钱以实塞下,省数十郡般运之费。

臣按盐钞之名始此,大抵今日禁榷之利,其大者在于盐。盐非一种,其最资国用者惟是末盐与颗盐耳。末盐出于海,海非一处;颗盐出于池,池惟解州有之。盖海盐出于人,必煎熬烹湅而后成;解盐出于天,畦垅既成,决水以灌,必俟南风起然后结成焉。出于人者歳额不足,可以增补;出于天者歳额或有不足,则将取之何所哉?是以开中解盐与海盐异,海盐非一所,此不足则取之彼,可以通融辏补;解盐惟一池,不幸而歳多霖▯,风不自南,则歳颗不及额矣。窃闻近年以来,商贾中纳解盐之数已逾十年歳额,守支待次至十数年。一遇兵荒,官府有所措置,召商中纳,患其折阅多,不肯应。为今之计,莫若行下有司,通行查筭盐课,见存者若干,商贾待支者若干,计其所有之数,果不足以给其所支,即令商人据时估价,每引若干,官通计之,总该若干,限以三年之内,于海盐【或井盐】存积多余之处,估以时价,以见盐偿之。如解盐一引三钱,海盐一引六钱,即以一引当二引,他皆仿此。如此不出数年,解盐有余积,而商贾通利矣。不然,则是朝廷开官府设官吏,专为商贾聚利以偿债,旧欠多而新入少,终无已时。况且解池切近西北二边,于用为急,异时国用有阙,边储不足,当于何所取给哉【以上言盐】

  以上山泽之利【上】

  大学衍义补卷二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二十九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制国用

  山泽之利【下】

唐德宗时,赵赞议税茶,以为常平本钱。然军用广,所税亦随尽,亦莫能充本储。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诏亟罢之。贞元九年,从张滂请,初税茶。凡出茶州县及商人要路,每十税一,以所得税钱别贮。若诸州水旱,以此钱代其赋税。然税无虚歳,遭水旱处,亦未尝以税茶钱拯赡。胡寅曰:“茶者,生人之所日用也,其急甚于酒。然王鉷、刘晏之辈,皆置而不征,犹为忠厚。夫天地生物,凡以养人,取之不可悉也。张滂税茶则悉矣,凡言利者,未尝不假托美名以奉人主私欲。滂以税茶钱代水旱田租,是也。既以立额,则后莫肯蠲,非惟不蠲,从而增广其数,严峻其法者有之矣。”

臣按:茶之有税,始此。昔者三代盛时,山泽之利,皆以予民。秦汉以来,始夺民之利,而有盐铁之赋。盖其初意,恐豪强之专其利,或借此以叛乱,非专以利国也。其后则以利国矣。

译臣认为,这是宋朝的转般法,似乎在今天也可以实行。现在两京之间,运输道路所经过的地方,共有三个盐运司:淮盐在南边,沧盐在北边,山东的盐在中间。过去防通河没有开通,水路与陆路分隔,各自通商供给百姓。现在则一条水路可以贯通,只是现在这三处的盐价各有高低,中纳(商人向官府缴纳盐税或购买盐引)各有等级标准,而只有淮盐的价格最高,几乎达到其他盐价的两倍。山东的盐距离黄河较远,而沧盐靠近黄河且价格最便宜。臣请求实行宋人的转般法,遇到官军运粮的空船南归,途径沧州时,每船酌情给予官盐,每引盐给予脚价(运输费),让他们运到〇州河下。官府在两岸建仓,委派官员按数量收贮,如果原数没有亏损,然后发给脚钱;如果稍有亏损,就进行折算。这样官府能获得加倍的利息,军队能获得顺路返回的利益。积存的盐多了,就命令通算历年客商所中纳的常股存积等盐总共多少,依次发给现盐,不出一年或两年就能支给完足。然后实行臣先前所陈述的官府提供牢盆(煮盐器具),百姓自行煎煮的计策。此后又请求在河间沿海一带产盐的地方,不分民丁和灶户,都允许他们私自煮盐。已经制成盐后,申报数量到官府告卖,酌情定价,发给现钱。在阴〇之时,价格或者增加或者加倍。有私自买卖的,都按私盐罪论处。这笔钱请求从内帑(皇室库藏)预先借支,等到成效显现后核算归还。年年存积,岁岁转股,积存既多,遇到紧急需要时,就出榜定价,在需要用盐的地方招募商人,或者缴纳粮草,或者输送金银布帛,发给执照,确定仓库份额,让他们亲自到那里,立即发给现盐,在行销盐的地区发卖。这样比起旧法,应当能获得加倍的利益,不仅能够满足今天的需要,也可以消除日后的隐患。这是草野之人的偏见,未必可行,姑且陈述出来以等待决断。

陕西、河东的颗盐旧法,是官府自行搬运设置盐务拘禁售卖,兵部员外郎范祥开始实行钞法,让商人到边郡入钱购买盐钞,请领盐,任其私自售卖,所得的钱用来充实塞下,节省了数十郡搬运的费用。

臣认为盐钞的名称始于此时,大抵今天禁榷(专卖)的利益,最大的在于盐。盐不是一种,其中最资助国家用度的只有末盐和颗盐罢了。末盐出自海边,海边不止一处;颗盐出自盐池,盐池只有解州有。海盐出自人力,必须煎熬烹煮而后成;解盐出自天然,畦垅修成后,决水灌溉,必须等待南风起然后结成。出自人力的,每年的定额不足,可以增补;出自天然的,每年的定额如果有不足,将从哪里获取呢?所以开中解盐与海盐不同,海盐不止一处,这里不足就取之于那里,可以通融凑补;解盐只有一个盐池,不幸遇到一年多雨,风不从南边吹来,那么一年的颗盐就不及定额了。我听说近年来,商人中纳解盐的数量已经超过十年的岁额,守候支领等待次序长达十几年。一旦遇到兵灾荒年,官府有所措置,招募商人中纳,担心他们折本太多,不肯应承。现在的计策,不如行文下达给有关部门,全面查算盐课,现存的有多少,商人待支的有多少,计算所有的数量,果然不足以供给所支的,就命令商人根据时价估价,每引多少,官府总计,总共多少,限定在三年之内,在海盐【或井盐】存积多余的地方,估计时价,用现盐偿还。如果解盐一引三钱,海盐一引六钱,就用一引当两引,其他都仿照这个做法。这样不出几年,解盐有了余积,而商贾也通利了。不然,那就是朝廷开设官府设置官吏,专门为商贾聚敛利益以偿还债务,旧欠多而新入少,最终没有止境。况且解池靠近西北两个边疆,对于用度来说很紧急,将来国家用度有缺口,边储不足,将从哪里获取供给呢【以上言盐】

以上山泽之利【上】

大学衍义补卷二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二十九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制国用

山泽之利【下】

唐德宗时,赵赞提议对茶征税,作为常平本钱。然而军费开支广大,所征的税也随之耗尽,也不能充实本储。等到德宗逃出奉天,才感到后悔,下诏急忙废除。贞元九年,听从张滂的请求,开始对茶征税。凡是出产茶叶的州县以及商人的要道,每十税一,将所得的税钱另外贮存。如果各州发生水旱灾害,用这笔钱代替他们的赋税。然而征税没有空过的年份,遭遇水旱的地方,也未曾用茶税钱来救济赡养。胡寅说:“茶是百姓日常所用的,其迫切性甚于酒。然而王鉷、刘晏之辈,都放置而不征收,还算是忠厚。天地生物,都是为了养育人类,取用不可以穷尽。张滂对茶征税就穷尽了,凡是言利的人,未曾不假托美名来奉承君主的私欲。张滂用茶税钱代替水旱田租,这是对的。既然已经立了定额,那么后来没有人肯免除,不仅不免除,反而增加其数量,严峻其法令的也有。”

臣认为:茶有税,始于此时。过去三代盛世,山泽的利益,都给予百姓。秦汉以来,才开始夺取百姓的利益,而有盐铁之赋。大概其初意,是担心豪强独占其利,或者借此叛乱,并非专门为了国家获利。后来则是为了国家获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