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三十四

译东面、西面以及荆山、黄河南北地区。六路的粮食，从淮河进入汴河，运抵京师；陕西的粮食，从三门、白波转运，经黄河进入汴河，运抵京师；陈州、蔡州的粮食，从闵河（即惠民河）、蔡河进入汴河，运抵京师；京东路的粮食，经过曹州、济州及郓州进入五丈渠，运抵京师。这四条河流中，只有汴河最为重要。

译臣按：汉、唐两代建都于关中，汉代的漕运仰赖山东，唐代的漕运仰赖江淮，其运输路线所经过的，仅限于黄河、渭水这一条路。宋朝定都汴梁，地处四通八达的要冲，所以其运输路线所到达的共有四条路。

宋朝每年从东南漕运米麦六百万斛，漕运以储备积蓄为根本，所以在真州【今仪真】、楚州【今淮安】、泗州【今泗州】三州设置三座转般仓，由发运官来督管。江南的船只将米运到这三座仓，卸下缴纳后便装载官盐返回，船只回到它们的郡县，士卒回到他们的家。汴河的船只前往转般仓，将漕米运往京师，往来转运，没有滞留，而三座仓中常存有数年的储备。

臣按：前人曾说，宋人将东南六路的粮食运到真、泗、楚三州的转般仓，江船进入到此就停止，没有滞留；汴船从此出发，没有翻船溺亡。江船不进入汴河，汴船不进入长江，这难道不是好办法吗？我私下认为，宋人定都汴梁，漕运比汉、唐更为便利。前代运输的夫役，都是民夫；只有本朝是用士兵运输。前代运输的粮食，都是转递运输；只有本朝是长距离运输。唐、宋的船只，江船不进入汴河，汴船不进入黄河，黄河船不进入渭水。如今长江、黄河的船只，各自从遥远的岭北、湖南，直达京师。唐、宋的漕运士卒，还有轮换休息；如今却是年年不变。宋人的漕运制度，其便利程度如此，而且他们的回船，还有装载食盐的利益。如今的漕运士卒，与宋人相比，劳累百倍。一年之中，大半时间在路上，没有家庭的欢乐，有风浪的危险，洪闸的停留，船只的冲撞，阴雨则担心浸湿漏损，水浅涩则耗费推移之力，沿途受将领的勒索，上仓受官吏的阻滞。等到他们回家的时候，席子还没坐热，公文又催促兑粮了。运粮的士卒，其艰苦万状，竟有如此情形。吃这些粮食的人，怎能不知道粮食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在盐法条下，已经历数陈述了宋人转船载盐的方法，恳请皇上注意在今天推行这个方法，稍微宽慰士卒一分。宽一分，就受一分恩赐了。况且所受的恩赐，岂止一分呢？

宋真宗景德三年，内侍赵守伦建议，从京东分出一条广济河，由定陶到徐州进入清河，以连接江淮的漕路。因为地势高亢，而水势极浅，虽然设置了堰埭，又经历吕梁滩碛的危险，于是废置了。

臣按：汴水流入黄河的旧迹，自汉明帝时，王景修筑汴渠，黄河与汴水便分流。到晋安帝时，刘裕讨伐后秦，彭城内史刘遵考率领水军出石门，从汴水进入黄河。隋炀帝从板渚引黄河水，经过荥泽流入汴水，又从大梁的东边引汴水流入泗水，到达淮河。大概汴河旧时从荥阳县东，经过开封府城内，又向东汇合蔡水，向东注入泗州，流入淮河。如今蔡河已湮没，不知所在，而汴河则是从中牟县流入黄河。如今归德、宿州、虹县、泗州一带，汴河的旧堤还有存在的，但河流早已断绝，所谓流入泗水到达淮河的，如今再也没有了。这就是说，汉代以来漕路所说的汴船入河，大都是经由蔡河，经过泗州流入淮河，而吕梁的危险，未曾把它作为运输道路。只有晋朝谢玄在肥水之战时，堰吕梁水以利于漕运，大概是蓄水以逐渐使用，并非畅通运输。宋真宗时，赵守伦提出这个建议，又因为经历吕梁的危险而最终废置。由此看来，吕梁的危险，把它作为漕路，是从本朝引沁水流入泗水，经过二洪，下防沂河，到清口汇合于淮河，合流于黄河。沁水，源头出自山西沁州的绵山，旧时从武陟县流入黄河，随黄河到达大海。自从黄河改道之后，沁水便另从武陟县界向东流，经过原武、祥符、归德等处，到徐州城东北与泗水汇合，成为如今的运输道路。

宋太宗雍熙年间，转运使刘璠提议开凿沙河，以避开淮水的危险，乔维岳接着开凿，从楚州【今淮安府】到淮阴，共六十里，船只行走便利。臣按，沙河就是如今淮安府板闸到新庄一带。本朝永乐十三年，平江伯陈瑄因为运船逆淮水而上险恶，于是寻找乔维岳所开的旧道，开凿清江浦五十多里，设置四座水闸以通漕运，又在沿河一带增筑堤堰，以防漏水，蓄水以资灌注，引泉水以备干涸，至今认为有利。

宋徽宗重和元年，发运副使柳庭俊说：“真州、扬州、楚州以及高邮运河堤岸旧有斗门、水闸七十九座，限制调节水势，常能保持平衡。近来大多损坏，下诏检查修复。”

臣按：如今运输道路从仪真直抵潞河，其中最危险的地方有两处，高邮湖堤及徐吕二洪是也。然而二洪的危险，在于地势，地势有固定的形态，人可以用力；湖堤的危险，则在于天象，天象无常变化，虽然似乎非人力所能为，但人力胜天，也有这样的道理。如今高邮的湖，南起杭家嘴，北至张家沟，共有三十多里。唐代李吉甫任淮南节度使时，开始在湖的东面直南北修筑平津堰，以防防水患【即如今的牵路】，在宋代，又有斗门水闸。本朝洪武九年，知州赵原，开始用砖砌筑；永乐十九年，加上大砖；景泰五年，又用木材防护

译桩，用砖土夯实，以抵御风浪对纲运船只上下、舟楫往来的冲击，人们都沿着堤岸行走，用人力牵引百丈纤绳。当天气晴朗，风平浪静时，船行如同在镜中一般；然而一旦西风骤起，波涛汹涌，顷刻之间，船桅倾覆沉没，人员溺亡，数量多得无法计算。谋划此事的人，往往想在旧堤之外、河泊之旁，另外修筑一条长堤，大约距离旧堤一二十丈，下面铺设铁釜以稳固地基，旁边树立木桩以巩固堤势，挖掘其中的泥土用来填充夯实，用砖块包裹砌筑，完全依照旧堤的做法。其中原有三座减水闸，就改作通水桥洞，引入湖水以便行船，仍然在外堤建造减水闸以调节水势。这样就能使人力足以战胜自然，即使天有迅猛突变，人也有应对之法，减少官府物资的损失，避免人命的死亡，其带来的利益，实在不小。

译《元史·食货志》记载：元朝定都于燕京，距离江南极为遥远，而朝廷百官机构众多，卫士和百姓人数庞大，无不依赖江南供给。自从巴延提出海运的建议后，江南的粮食便分为春、夏两季运输。运抵京师的粮食，每年多达三百多万石，百姓没有转运的劳苦，国家拥有充足的储备，这难道不是一代的好制度吗？

胡长孺说：杭州、苏州、明州、越州、扬州、楚州、幽州、蓟州、莱州、密州，都濒临大海，船只可以通行。相传朐山的海门，水中堆积着淮河淤积的江沙，绵延无际。航海的人用竹竿探测深浅，这种浅处被称为“料角”，无法逾越。淮河与长江入海的交汇处，多沙洲，称为沙。朱清曾经受雇于海边沙民杨氏家，杀人后逃亡，被追捕紧迫时，就驾船向东行驶，三天三夜到达沙门岛，又向东北经过高句丽水口，看见文登、夷维等山，再向北看见燕山和碣石山，往来如风般迅速，行踪难以捉摸。稍一懈怠就返回，大约往返了十五六次。他私下认为南北海道，这里本来就是捷径且不遇到浅角，熟悉之后便招抚为防海义民。朱清和他的同伙张瑄跟随宰相入朝觐见，被授予金符千户，于是陈述海漕之事，试验后确实便利，于是兴起了海运。

虞集说：至元十二年，平定宋朝后，开始运输江南的粮食。因为河运不便，至元二十九年，采纳巴延的建议，初次开通海道漕运，抵达直沽以到达京城，设立运粮万户府三个，由南人朱清、张瑄、罗璧担任长官。起初每年运输四万多石，后来逐渐增加到三百多万石。春、夏分为两季运输。等到船只航行凭借风信有时，从浙西不到十天就能到达京师。内外官府大小官吏士兵乃至平民，无不依赖于此。臣按：海运的方法，从秦朝就已经有了，唐朝人也转运东吴的稻米供给幽燕【见唐杜甫诗】，但只是用来供给边疆之用。用来充实国家财政，则始于元朝。起初，巴延平定宋朝，命令张瑄等人带着宋朝的图籍从崇明由海道进入京师。到至元十九年，才建立海运的策略，命令罗璧等人制造平底海船，运粮从海道抵达直沽。这时还有中滦的陆运，不专门依靠海道【元初粮道从江入淮，由黄河至封丘县中滦，旱站陆运至濬县淇门一百八里进入御河】。二十八年设立都漕运万户府，以监督每年的运输。到大中时期，由江淮、江浙财赋府每年所办理的粮食充作运输。从此直到末年，专门依赖海运了。海运的道路，起初从平江刘家港【今在苏州府昆山县太仓】进入大海，到海门县界开洋，一个多月才抵达成山。计算其水路里程，从上海到杨村马头共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后千户殷明略又开辟新道，从刘家港到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驶进入黑水大洋，取道成山转向西到刘家岛，又到登州沙门岛，在莱州大洋进入界河。当船只航行凭借风信有时，从浙西到京师不过十天而已。有人说：虽然海运有风涛漂溺的危险，但比起河漕的费用，所得到的利益大多了，所以终元一朝海运没有废止。我朝洪武三十年，海运粮食七十万石供给辽东军饷。永乐初年，海运七十万石到北京。到十三年疏通运河通利，才停止海运。臣考证《元史·食货志》论海运说：“百姓没有转运的劳苦，国家有储备的富足，认为是一代良法。”又说：“海运比起河漕的费用，所得到的利益大多。”撰写《元史》的都是国初的史臣，他们都是在元朝生长的人，熟悉海运的利益，所说的并非没有根据。臣私下认为：自古漕运所走的道路有三种，叫陆运、河运、海运。陆运用车，水运用船，都依赖人力。运输的有多有少，费用有繁有简。河漕比起陆运的费用节省十分之三四，海运比起陆运的费用节省十分之七八。大概河漕虽然免去了陆路行走，但人力牵引依旧；海运虽然有漂溺的祸患，但省去了牵引的劳苦。比较其利害，大概也相当。如今漕河通利，每年运输充足堆积，固然不需要海运了。然而善于谋划国家的人，常在事情发生之前就为意外做打算，宁可过度考虑也不愿临事后悔。如今国都定在燕京，大概是极北之地，而财赋的收入都从东南而来。通州一条河，好比人体的咽喉。一旦食物下不了咽，立刻就有死亡的祸患。况且自古都是转运而以盐为佣，如今则专门役使军夫长途运输，再加上兑支的费用。年年常运，储备的粮食虽然多，但征戍的士兵日渐减少。粮食固然充足了，但士兵不足怎么办？迂腐的儒生过分做长远考虑，请求在无事的季节，寻找元人海运的故道，另外开通海运一路，与河漕并行。江西、湖广、江东的粮食，照旧河运；而浙西东濒海一带【浙江布政司及常州苏州松江三府】由海通运，使人们熟悉海道。一旦漕渠稍有滞塞，这边不来那边来，这也是思患预防的先计。臣家住在海边，颇知海船的便利。船在海洋行驶，不怕深而怕浅，不忧虑风而忧虑礁石。所以制造海船，一定要做成尖底，首尾都要设置舵。突然遇到暴风，转帆困难，急忙以尾为首，纵其

译所如。况且暴风兴起，多在盛夏，今后一律在正月以后开船。设置长篙以探测水角，使用罗盘针以确定方向，完全依照海外商船的规制。海运的好处，在于它能在远洋航行；而其危险，也在于它要在远洋航行。现在想要避免远洋航行的危害，应当预先派遣熟悉海道的人，从苏州刘家港出发，访问沿海居民、捕鱼渔户、煎盐灶丁，逐一依次踏勘海岸，查看有无行船的航道、停船的港湾、沙石的多少、洲渚的远近，亲自试验，详细地制定办法：可以通行的就通行，可以堵塞的就堵塞，可以回避的就回避。绘制地图并写成报告，作为沿海运输的方法。万一可行，这也是很好的便利。至于观察风候的说法，见于沈括的《笔谈》。每天五更初起，观察星月明亮洁净，四周直到地面都没有云气，就可以开船。到了巳时，就停止航行，这样就不会遇到暴风了。中途忽然看见云起，就立刻改舵，回船仍停泊在原处，这样可以保证万全，永远没有沉溺的祸患。万一我的建议可取，请求先行下令给闽、广两藩，访寻旧时通蕃航海的人【允许他们自首免除本罪】，以及广东盐课提举司、归德等盐场，征调驾驶海船的灶丁，让有关部门优厚供给路费遣送。到达后，访询其中了解海道曲折的人，关于海道事宜，许诺事成后给予官职奖赏，让他们监督工程，依照海船的式样制造运船及一应合用器物，就委任官员督领这些人。从苏州出发，经过扬、淮、青、登等府，直达直沽沿海地方，踏勘是否可行。先造成运船十几艘，交给他们驾驶，供给月粮，让他们沿海巡视经行停泊的地方。所到之处以山岛港湾为标识，询问查看是何州县地方，一一记录，编造成图册。让他们往来十几次，已经通晓熟悉，保证决然可行无疑。然后在昆山、太仓建造船厂，将工部原有的船料派官在此收贮，依照现有式样制造海运尖底船只。每船量定军夫多少，装载多少。大体上海船与河船不同，河船怕浅，所以宜轻；海船怕飘，所以宜重。假如每艘载八百石，就制造一千石的船，允许他们用二百石装载私货。三年之后，军夫自载的三十税一，客商附载的依照税课常例。就在直沽设立一个宣课司，收贮作为每年造船料的费用。粮食既然从海运，脚费比漕河节省，其兑支的加耗应当适当减少。大约海船一载千石，就可以抵当河船所载的三倍。河船用卒十人，海船加五或加倍，那么漕卒也比旧时节省了。这不仅足以满足国家用度，从此京城百货聚集，公私都充足了。考查宋代朱熹文集，他的奏札说广东海路到浙东最近，应当在福建、广东沿海地方招邀米客。《元史》记载顺帝末年，山东、河南之路不通，国家用度不继。至正十九年，商议派遣户部尚书贡师泰前往福建，用闽盐换粮供给京师，得到数十万石，京师依赖于此。其后陈友定也自闽中海运进奉不绝。那么这条路如果通闽广的纲运，也可以来，不只是两浙，况且现在京师公私所用，多依赖南方货物。而货物之来，如果运河窄浅，船只拥挤堵塞，脚费倍于物值，货物因此更贵，而用度艰难。这个建议实行，那么南货日集于北，空船南回的必须装满货物，而北货也日流于南了。今日富国足用的策略，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有人说海道险远，恐怕损人废财，请用《元史》来验证。其海运自至元二十年始，到天历二年止，详细记载逐年所到的数量，可见其损失并非没有【岁运所到的数量详细列于后】。我恐怕今日河运之粮，每年所失不止这个数，况且海运没有剥浅的费用，没有挨次等待的守候，而其支兑的加耗，每石须有所减，恐怕也浮于所失之数了。这个建议实行，果然利多而害少，又量将江淮荆河的漕粮折半入海运，除减军卒以归还队伍，那么兵食两足，而国家也有水战之备，可以制伏朝鲜、安海边海之夷。这确实是万世之利。臣是章句末儒，偶有臆见。

译我并非敢断定这方法一定可行，绝无差错。考虑到这是国家关乎千万年长远利益的深思熟虑，暂且陈述这一尝试性的防备措施，请试用它。试用后如果可行就实行，不可行就停止。

至元二十年，应到四万六千五十石，实到四万二千一百七十二石，损失三千八百七十八石，细分下来，每石短缺八升四合有余；二十一年，应到二十九万五百石，实到二十七万五千六百一十石，损失一万四千八百九十石，细分下来，每石短缺五升一合有余；二十二年，应到一十万石，实到九万七百七十一石，损失九千二百二十九石，细分下来，每石短缺九升二合有余；二十三年，应到五十七万八千五百二十石，实到四十三万三千九百五十石，损失一十四万四千五百七十石，细分下来，每石短缺二斗四升九合有余；二十四年，应到三十万石，实到二十九万七千五百四十六石，损失二千四百五十四石，细分下来，每石短缺八合有余；二十五年，应到四十万石，实到三十九万七千六百五十五石，损失二千三百四十五石，细分下来，每石短缺九合有余；二十六年，应到九十三万五千石，实到九十一万九千九百四十三石，损失一万五千五十七石，细分下来，每石短缺一升六合有余；二十七年，应到一百五十九万五千石，实到一百五十一万三千八百五十六石，损失八万三千一百四十四石，细分下来，每石短缺五升有余；二十八年，应到一百五十二万七千二百五十石，实到一百二十八万一千六百一十五石，损失二十四万五千六百三十五石，细分下来，每石短缺一斗六升有余；二十九年，应到一百四十万七千四百石，实到一百三十六万一千五百一十三石，损失四万五千八百八石七斗，细分下来，每石短缺三升二合有余；三十年，应到九十万八千石，实到八十八万七千五百九十一石，损失二万四百九石，细分下来，每石短缺二升二合有余；三十一年，应到五十一万四千五百三十三石，实到五十万三千五百三十四石，损失一万九百九十九石，细分下来，每石短缺二升一合有余。

元贞元年应到三十四万五百石，二年应到三十四万五百石，实到三十三万七千二十六石，损失三千四百七十四石，细分下来，每石短缺一升有余。大德元年应到六十五万八千三百石，实到六十四万八千一百三十六石，损失一万一百六十四石，细分下来，每石短缺一升五合有余；二年应到七十四万二千七百五十一石，实到七十万五千九百五十四石，损失三万六千七百九十七石，细分下来，每石短缺四升九合有余；三年应到七十九万四千五百石，四年应到七十九万五千五百石，实到七十八万八千九百一十八石，损失六千五百八十二石，细分下来，每石短缺八合有余；五年应到七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八石，实到七十六万九千六百五十石，损失二万六千八百七十八石，细分下来，每石短缺三升三合有余；六年应到一百三十八万三千八百八十三石，实到一百二十二万九千一百四十八石，损失五万四千七百三十五石，细分下来，每石短缺三升九合有余；七年应到一百六十五万九千四百九十一石，实到一百六十二万八千五百八石，损失三万九百八十三石，细分下来，每石短缺一升八合有余；八年应到一百六十七万二千九百九石，实到一百六十六万三千三百一十三石，损失九千五百九十六石，细分下来，每石短缺五合有余；九年应到一百八十四万三千三石，实到一百七十九万五千三百四十七石，损失四万七千六百五十六石，细分下来，每石短缺二升五合有余；十年应到一百八十万八千一百九十九石，实到一百七十九万七千七十八石，损失九万四百九十一石，细分下来，每石短缺五升有余；十一年应到一百六十六万五千四百二十二石，实到一百六十四万四千六百七十九石，损失二万七百四十三石，细分下来，每石短缺一升二合有余。

至大元年应到一百二十四万一百四十八石，实到一百二十万二千五百三石，损失三万七千六百四十五石，细分下来，每石短缺三升有余；二年应到二百四十六万四千二百四石，实到二百三十八万六千三百石，损失七万七千九百四石，细分下来，每石短缺三升一合有余；三年应到二百九十二万六千五百三十二石，实到二百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十三石，损失二十万九千六百一十九石，细分下来，每石短缺七

译每石增加一合，剩余四年共二百八十七万三千二百一十二石，实际到达二百七十七万三千二百六十六石，损失九万九千九百四十六石，细算下来每石短缺三升四合；剩余皇庆元年共二百零八万三千三百五石，实际到达二百零六万七千六百七十二石，损失一万五千八百八十三石，细算下来每石短缺七合；剩余皇庆二年共二百三十一万七千二百二十八石，实际到达二百一十五万八千六百八十五石，损失一十五万零八百三十三石，细算下来每石短缺六升八合；剩余延祐元年共二百四十万三千二百六十四石，实际到达二百三十五万六千六百六石，损失四万六

译一千六百五十八石，仔细核算，每石短缺一升九合。余二年，额定二百四十三万五千六百八十五石，实到二百四十二万二千五百五石，短缺一万三千一百八十石，仔细核算，每石短缺五合。余三年，额定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五百一十四石，实到二百四十三万七千七百四十一石，短缺二万七百七十三石，仔细核算，每石短缺八合。余四年，额定二百三十七万五千三百四十五石，实到二百三十六万八千一百一十九石，短缺七千二百二十六石，仔细核算，每石短缺三勺。余五年，额定二百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四石，实到二百五十四万三千六百一十一石，短缺一万一百三石，仔细核算，每石短缺三合。余六年，额定三百二万一千五百八十五石，实到二百九十八万六千一十七石，短缺三万五千五百六十八石，仔细核算，每石短缺一升一合。余七年，额定三百二十六万四千六石，实到二百二十四万七千九百二十八石，短缺一万六千七十八石，仔细核算，每石短缺四合。余至治元年，额定三百二十六万八千七百六十五石，实到三百二十三万八千七百六十五石，短缺三万六百八十六石，仔细核算，每石短缺九合。余二年，额定三百二十五万一千一百四十石，实到三百二十四万六千四百八十三石，短缺四千六百五十七石，仔细核算，每石短缺一合。余三年，额定二百八十一万一千七百八十六石，实到二百七十九万八千六百一十三石，短缺一万二千一百七十三石，仔细核算，每石短缺四合。余泰定元年，额定二百八万七千二百三十一石，实到二百七万七千二百七十八石，短缺九千九百五十三石，仔细核算，每石短缺四合。余二年，额定二百六十七万一千一百八十四石，实到二百六十三万七千五十一石，短缺三万四千一百三十三石，仔细核算，每石短缺一升二合。余三年，额定三百三十七万五千七百八十四石，实到三百二十五万一千三百六十二石，短缺一十二万四千四百三十二石，仔细核算，每石短缺三升六合余。四年，额定二百一十五万二千八百二十石，实到三百一十二万七千五百三十二石，短缺一万五千二百八十八石，仔细核算，每石短缺四合余。天历元年，额定三百二十五万五千二百二十石，实到三百二十一万五千一百二十四石，短缺三万九千七百九十六石，仔细核算，每石短缺一升二合余。二年，额定三百五十二万二千一百六十三石，实到三百三十四万三百六石，短缺一十八万一千八百五十七石，仔细核算，每石短缺五升一合余。以上《元史》所记载的每年漕运到达及短缺的数量，史书又说风浪难以预测，粮船漂没沉溺，没有哪一年不发生，偶尔也有船只损坏而抛弃米粮的情况。至元二十三年开始责令运官赔偿，人船都沉没的才免除，然而相比河运漕粮的数量，所得反而更多了。

顺帝至正十九年，在此之前汝颍一带盗贼兴起，方国珍、张士诚占据浙江东西部的土地，海运的船只不再到达。到了这时，派遣巴延特穆尔向江浙征收海运粮，下诏让张士诚输送粟米，方国珍准备船只。两个贼寇互相猜疑，巴延特穆尔与行省丞相当面多方开导晓谕他们，才服从命令，得到粟米十一万石。二十三年，派遣官员前往征收，他们抗拒命令不给。

臣按：元朝太平时期，每年漕运几乎达到四百万石。到了末年，向叛臣哀求乞讨，仅仅得到十多万石。最后连升斗之粮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一斗米价值白银六两。当时的功臣、皇亲、权贵，身穿锦绣，怀抱珠玉，而饿着肚子忍受饥饿，成为饿死的人有多少呢！唉，可叹啊！因此为国家的长远打算的人，看到尚未形成的祸患，就事先谋划，常常在心里想：“我的家国现在虽然富庶强盛，日后我的子孙，怎么知道不会导致这样的境地呢？”何况现在在燕地建国，又继承其后，虽然上天赐福国家，祖宗基业深厚，不是元朝可以比拟的，然而意外之事，也不能不深思熟虑。《诗经》不也说吗：“殷商的借鉴不远，就在夏朝的后世。”

元初粮道从浙西渡江进入淮河，由黄河逆流而上至中滦旱站（在封丘县西南，旧黄河北岸），陆路运输至淇门（在濬县西南，即古枋头）一百八十余里进入御河，以此到达京城。后来又从任城（今济宁州）分引汶水向西北流至须城（今东平州）的安民山，进入清济故道，连通江淮漕运，经过东阿到达利津河入海，由海路到达直沽。后来因为海口沙土淤塞，又从东阿陆路转运二百里到达临清，顺漳河、御河而下到达京城。

至元二十六年，因为寿张县尹韩仲晖等人建议，从安民山开河北至临清，共二百五十里，引汶水截断济水，直接连通漳河、御河，建造闸坝

译三十一岁，测量地势的高低，划分距离的远近，用来调节水量的蓄积与排泄，赐名为防通河。

译臣按：防通河的名称，开始见于此处。然而当时河道刚刚开凿，堤防狭窄，水势浅薄，不能承载重物，每年的漕运量不过数十万石，不像海运那样多。因此，整个元朝时期，海运都没有停止。明朝初年，防通河的旧河道还在，如今济宁城内的船闸，洪武三年曾晓谕往来船只不许拥挤堵塞，碑石还在北岸，可以考证。洪武二十四年，黄河在原武决口，漫过安山湖，防通河于是淤塞，往来船只都改由陆路运到德州再下河。我太宗皇帝开始建造北京，永乐初年，粮道从长江进入淮河，从淮河进入黄河，运到阳武，征发山西、河南两地的民夫由陆路运到卫辉，再顺御河水运到北京。后来，济宁州同知潘叔正因为州里民夫递运艰难，请求开凿防通旧河，朝廷命令工部尚书宋礼征发民夫十余万，疏浚开凿以恢复旧河道。又命令刑部侍郎金纯从汴城北面的金龙口开凿黄河旧道，分水下达鱼台县塌场口，以增加漕河水势。永乐十年，宋尚书请求从防通河通运，十三年才停止海运而专门从事河运。第二年，平江伯陈瑄又请求疏浚淮安安庄闸一带的沙河，在淮河以北沿河设立浅铺，修筑牵路，种植柳树，开凿井泉。从此漕运方法通达便利，到现在将近一百年了。臣认为，运输东南的粮食来充实京城，在汉、唐、宋都是如此。然而汉、唐建都关中，宋建都汴梁，所漕运的河流都顺应天地自然的形势，中间虽然稍微借助人力，但大多顺应地势而稍微使用人为措施来补救，不像防通河这一条河，前代所没有，而是元人开始开创的，并非有所沿袭。元人开凿它而没有达到大成，使用它而没有得到最大的利益，所以开创的功劳虽然在元朝，但用来修理和扩大它的，则有待于圣朝。前元每年漕运仅数十万石，而今天极盛时的数量超过四百万石，大约十倍了。宋人议论汴水，说大禹疏凿，隋炀帝开渠，最终为宋人所利用，认为是上天的意旨。唉！夏至隋，隋至宋，中间经历的朝代不止一个，而说天意专门在于宋，臣不敢这样认为。至于元人开凿这条河，河成而没有完全用来通漕，大概是上天借元人的力量为我朝所用，其意旨明显而清楚了【近年运道，秋后春初，往往干枯涩滞，舟行艰难受阻，妨碍年度计划。九月以后，适宜在清口进入淮河。在暂筑小坝，高三二尺左右，截水以让船只通过。又在直沽河流转下海处，横建木闸以阻挡水流。那些水浅的地方，两岸适宜各去七八里左右，横立木栅以限制船只。栅中开门，中间疏浚深河，可容纳两艘船左右，分道上下行船。派遣官员在此分别筹划，授予船只次序放行。等有水时各自撤除。这样河流有所限制，船只不至于拥挤堵塞，而运道四季通利了】

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监郭守敬说：疏凿通州到大都的河道，引导昌平县白浮村神山泉，经过双塔榆河，引一亩玉泉，到西门进入都城，向南汇聚为积水潭，出文明门【今崇文门】到通州高丽庄进入白河，长一百六十四里。堵塞清水口十二处，设置坝闸二十座，节水通漕方便。第二年河成，赐名通惠。先前，通州到大都五十里陆路挽运官粮，百姓受不了其劳苦，至此都停止了。

臣按：通州陆路挽运到都城仅五十里罢了，而元人所开的河总长一百六十四里，其间设置闸坝共二十处，所花费的估计也不菲，况且现在废弃已久，庆丰以东各闸虽然还在，但河流淤积浅薄，通运颇为困难，而且现在积水潭【即今海子】在都城禁城的北面，漕船聚集，没有停泊的地方，而又分流入皇宫，然后向南流出，其启闭蓄泄，不是外人所能专断的，议论的人往往建议想要恢复元人旧规，似乎也很便利，但以臣的愚见，陆路挽运与河运的利害大致相当，一定要恢复旧制，必须在城东开凿大潭如积水潭那样，作为停泊之处，引水从城西进入壕沟，由北转东积聚在这个潭中，又在分水入城处修筑闸以掌管启闭，仍在御河南出城壕的地方建为大闸，蓄积禁中的水，不满溢不开启，从庆丰闸的东面，每闸旁边都开凿月河，以容纳挨闸的船只，这样才稍微便利，如果担心劳民动众，又不如依旧陆路挽运方便，只是道路之间每逢大雨，泥泞车轮陷没，牛骡跌倒死亡，脚价昂贵，漕卒舟行数月才到达陆路，而久留多费，艰苦不堪，这是建议者怜悯的，所以都想恢复旧河道，然而自从永乐乙未年开运以来，到现在六十多年，一直走这条路况且，其脚费支兑之初已有加耗，晴朗干燥的时候所花费的也不太多，为今天的计策，请在都城之东官路之旁选择便利处再开辟新路一道或二道，每道大约宽十丈以上，其旧道专门作为官民往来之路，只行小车，新开的一道专门通行辇运大车，下而往的从左道，上而来的从右道，不许互相通行，其道旁民居不许夹道相向，有想要居住的都允许在道旁百步之外面向

译在道路两侧安排民居，靠近道路售卖酒食的人只允许搭建临时铺位。这样民居距离道路较远，车辆行驶轨迹分散，河水容易干涸，泥土容易干燥，运输道路自然不至于深陷。又在道路中间设立一个提举司，参照卫河的成例设置一两名官员，每年委派一名工部官员负责提调，将庆丰等闸口原本设置的闸夫编为甲乙两班，专门负责修理道路。大车进入城门免除缴纳钞币，就让他们向提举司缴纳一定数量的修路钱，由官府收存，作为购买砖石和雇佣工匠的费用。又让有关部门召集车户及牙行商人等，公正地衡量确定运费价格，分为三等：晴天干燥时每石若干，阴天若干，泥泞时若干。务必使双方都不受损失，详细列出数额上奏皇帝，永远作为固定条例。这样运输就会通畅便利，所花费的不过几十顷民田，可以用官地补偿，或者给予价格补偿，或者为他们免除粮租。这与开凿河道的费用相比，减少了数十倍。况且河道狭窄而运船众多，一旦遇到水量减少，等待启闭闸门，往往要经过十天半月，妨碍来年的计划。而且每个闸口都设置官员聚集夫役，官员俸禄和民夫口粮，每天都有耗费。每年派遣官吏征发民丁，开挖掘上源，疏通堵塞，修筑坍塌的堤岸，禁止百姓引水灌溉农田，妨碍百姓及时耕种收获。公文往来和工程劳作，每年没有安宁的月份。我说的话如果有一点可以采纳的，请求下达给有关部门商议，对于国家财政未必没有补益。

译至正十六年，董抟霄建议说：海宁一带水路不通舟船，只能依靠陆路运输。陆路运输的方法是：每人行走十步，三十六人就能行走一里，三千六百人就能行走百里。每人背负四斗米，用夹层的布袋盛装，并加盖印章作为标记。人们不停歇，背着的米不落地，排列成行，每天往返五百次。计算路程二十八里，每天可以运米二百石。每人每天供应一升米，可以供给两万人。这就是百里之内一天运粮的方法。

胡粹中说：“这种方法只能用于路程较近、兵力较少、敌人弱小且期限紧迫的情况。如果大敌当前，拥有数十万军队，需要从千里之外运送粮食，旷日持久，是不容易实行的。”

臣按：董抟霄的人力运输法，确实如胡粹中所评论的那样，在远征用兵时决不可行，只适用于救灾时使用饥民，通过接运粮食来喂养他们，借他们的力量将粮食运送到没有食物的地方，大概也是双方都能得到救济的办法。至于黄河漕运，在三门、底柱那样的险要地段，其中一带似乎可以使用这种方法，但这也只能是暂时使用而不能长久。

以上论述的是漕运的适宜方法。臣按：历代建都于西北的，都依赖东南的漕运供给。建都长安的，受阻于关陕的险要，漕运极其困难，所依靠的是江、淮、河、渭。建都洛阳、汴梁的，兼靠汴、洛、汝、蔡等水。只有我朝建都幽燕，东边到达海边，西边延伸到河南，直到江北直至大漠，水流的每一滴都为国家所用。其中作用最大、功劳最巨的，是运河从长江进入防沟，从防沟汇入淮河并渡过清口，经过徐、吕二洪，逆流沁、泗二水到达济宁。济宁位于运道的中间，所谓天井闸，就是元史所说的防源闸。泗水【出自泗水县】、沂水【出自曲阜县】、洸水【出自阳宁县】、汶水【源头有三，两个出自莱芜县，一个出自泰山南】等诸水都汇聚于此，然后分流向南北。向北到安民山，进入新河，地势降低九十尺，设有十七个闸，从而到达漳、御二水。向南到沽头，地势降低一百一十六尺，设有二十一个闸，从而到达河、淮。这大概是位于两京之间、南北分界的中点。从这里向南到河、淮，是顺流而下。河、淮向东流到清口进入大海，逆流渡过，由防沟渡江到达南京。从这里向北到漳、御，也是顺流而下。御河向北流到直沽进入大海，逆流而上，由白河抵达潞河从而到达北京。南方接济运河的水，有从武陟来的沁水，有从琅邪来的沂水。北方接济运河的水，有从金龙口来的河水，有分出的滹沱河水。总论各个闸，天井闸位于中间，临清总汇众水。位于中间的就像人身的腰脊，总汇众水的就像人身的咽喉。腰脊受损则四肢无法运动，咽喉闭塞则五脏不通。国家建都北方而依赖南方供给，依靠这条运河作为命脉。济宁位于腹地，州县密集，居民众多，而且有很多旁支道路。只有临清是运河的尽头，各闸在这里终结，众水在这里汇聚，而且地势高而向下，水势容易宣泄而干涸迅速。因此，在三千七百里的漕运路线中，这里是要害之地。东边控制青齐，北边临近燕赵，而且距离边关不远，快速奔驰的骑兵不到十天就能到达。为国家做深长考虑的人，宁愿有而不用，也不要没有而后悔。书生考虑过多，请求跨越河流建造城池，两岸各设水门，以通船只，并将巨大的闸包围在其中。设置官员来掌管开闭，驻扎军队来防守，这也是思患预防的一件事。臣以杞人忧天的愚笨，过分地为天担忧。希望圣朝怜悯我的愚笨而体察我的心意，不胜感激。

大学衍义补卷三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三十五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制国用

屯营之田

汉文帝采纳晁错【音措】的建议，招募百姓迁徙到边塞之下。晁错又说：“陛下有幸招募百姓互相迁徙，以充实边塞，使屯戍的事务更加减少，输送粮草的费用更加节省，这是很大的恩惠。”

臣按：这是后世谈论在边塞屯田耕种的开始。大概中国之所以不得安宁，是因为外有边防的骚扰；而边防之所以没有骚扰，是因为守御得人。有了人而粮食供给不上，与没有人一样。然而边防的粮食不容易供给。道路遥远，输送艰难，通常耗费数十倍的代价才能运到一份。晁错说守边备塞，鼓励农业致力根本，是当世的急务，就是这个意思。

汉武帝时，从敦煌到盐泽，常常修筑亭障。而轮台、渠犁都有田地，士兵数百人，设置使者校尉统领，以供给出使外国的人。

汉昭帝始元二年，征发熟悉战斗射箭的士兵，调派旧官吏率领屯田于张掖郡。汉宣帝神爵元年，后将军赵充国率兵攻打先零羌。赵充国说：“打击敌人以彻底消灭为目标，希望罢免骑兵屯田。”计算羌人原有的田地以及公田、百姓尚未开垦的田地，可以有两千顷以上。种田的事由出赋的人每人分二十亩。到四月草长出来，征发骑兵去草地，为种田的人提供游兵保护，以充实金城郡，增加积蓄，节省大量费用。并且分条上奏留兵屯田的十二件有利之事。

臣按：赵充国实行屯田，内部有无消耗的利益，外部有守御的准备，古今守边备塞的好方法，没有超过这个的。大概土地以生产万物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