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七十二

译忘却私心；知道羞耻并非勇敢，但足以激发懦弱之人。”

臣按：天理存在于人心中，人人共同遵循的，就是道；人人共同获得的，就是德；人人共同保持的，就是诚。获得天下古今之人共同遵循的道，在于自身的德；保持天下古今之人共同获得的德，在于内心的诚。不通过学习就无法有所见，不通过实践就无法有所得。求学的人若未达到生来就知晓、自然就能践行的境界，那么通过学习而知、顺势而行、在困境中求知、勉力而行的功夫，就是不可缺少的。施教的人根据学生资质的相近之处，引导他们进入正道，使每个人都能达到他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那么天下就没有被抛弃的人才了。

译诚之的人，是选择善道并坚定执着的人。要广泛地学习，详细地询问，谨慎地思考，明确地辨析，切实地实行。

朱熹说：“圣人的德行，浑然全是天理，真实无妄，不需要思考勉强，就能从容地符合中道。没有达到圣人境界，就不能没有私欲的偏私，因而他的德行不能全部真实。所以，如果不能不思考就获得，就必须选择善道，然后才能明晓善道；如果不能不勉强就符合中道，就必须坚定执着，然后才能使自身真诚。学问思辨，是用来选择善道从而获得知识的，这是通过学习而知道；笃行，是用来坚定执着从而成就仁德的，这是为了利益而行动。”

有人问：“学问思辨，也有次序吗？”朱熹说：“学习要广博，然后才有准备来探究事物的道理，所以能够参验比较从而产生疑问并提出问题；询问要详审，然后才能穷尽师友的情意，所以能够反复推敲从而引发端绪而可以思考；思考要谨慎，那么精纯而不杂乱，所以能够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展辨析；辨析要明彻，那么果断而没有差错，所以能够没有疑惑而可以付诸行动；行动要笃实，那么凡是所学问思辨而得到的，又都必须实践其实质而不成为空话。”

饶鲁说：“学习必须广博，然后才能聚集天下的见闻，而周知事物的道理。询问必须详审，然后才能消除学问中的疑惑，而心中自得。辨析必须明彻，然后才能在毫厘疑似之间辨别公私、义利、是非、真伪，从而不至于差错谬误。选择善道达到这个程度，可以说是精妙了。像这样再加上笃行，那么在日常用度之间，从念虑的细微处，到事为的显著处，必定能够去利就义，取是舍非，不让私欲的偏私夺取天理的正道，而凡是学问思辨所获得的，都有办法实践其实质。所执守的如此坚定，会怎么样呢？”

许谦说：博学是总说。圣贤常常教导人要博学。孔子说博学于文，颜回说用文献来广博我的知识，孟子说博学而详细解说。大概做学问的规模如果不广博，见识浅陋，怎么能知道大道呢？问、思以下是逐一事一节地理会。询问必须详审，使回答者言辞穷尽、意思畅达。比如樊迟问仁和智，既从老师那里听闻，又向朋友质疑，一定要通达其意才停止。既询问而得到了，又思考它，使心中自得。思考就必须谨慎，思考不及，不是谨慎；思考过度，不是谨慎；思考泛泛，不是谨慎；思考穿凿，不是谨慎。思考既得到了，又加以辨析，使明彻没有丝毫疑滞，然后付诸行事而笃实。

臣按：诚之的方法，在于选择善道并坚定执着。之所以选择善道并坚定执着，就在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章句说这五者，是诚之的项目。程子说：“五者废弃其一，就不是学习。做学问的人怎么能不循序渐进而同时致力呢？”

要么不学，学了而不能掌握，就不罢休。要么不问，问了而不知道，就不罢休。要么不思，思了而不得，就不罢休。要么不辨，辨了而不明，就不罢休。要么不行，行了而不笃实，就不罢休。别人一次能做到的，我一百次去做；别人十次能做到的，我一千次去做。果真能实行这种方法，即使愚笨也必定聪明，即使柔弱也必定刚强。

朱熹说：“君子做学问，不做则已，做了就必定要求成功，所以常常加倍努力。”又说：“明是选择善道的功夫，强是坚定执着的效果【按：或者又说子思的意思，大概是说人有不学的，学了有不问的，问了，学了，问了，得不到就不罢休，那就是必定要求成功。朱子以‘学’字断句，并且说‘不做则已’，那么人有不学、不问的了，与下文‘人一已百’等语不相连贯，这种说法也有道理】”

吕大临说：“君子之所以做学问，是为了能够变化气质罢了。德行胜过气质，那么愚笨的人可以进于聪明，柔弱的人可以进于刚强。不能胜过它，那么即使有志于学习，也是愚笨不能聪明，柔弱不能自立罢了。大概同样善良而没有恶的，是性，这是人所相同的。昏明强弱的禀赋不齐的，是才，这是人所不同的。诚之的人，是用来返归其相同而改变其不同的。用不美好的资质，求变而美好，不加倍努力，不足以达到。现在用粗疏草率的学问，时作时辍，来改变其不美好的资质，等到不能改变，就说‘天资不美，不是学习所能改变的’，这是果断地自暴自弃，其不仁太严重了。”

臣按：做学问最难的是变化气质。做学问而能改变自己的气质，那么他的学问就成功了；施教而能改变别人的气质，那么他的教化就成功了。

所以君子尊崇德行，而引导问学；达到广大，而穷尽精微；达到极高明，而引导中庸；温习旧知而知道新理，敦厚以崇尚礼仪。

朱熹说：“尊，是恭敬奉持的意思。德性，是我所受于天的正理，道由是途径。温，如同燖温的温，是说旧学已经学了，又时常复习。敦，是加厚。尊崇德性，是用来存养本心，而穷尽道体的广大；引导问学，是用来推致知识，而穷尽道体的细微。这两者是修养德行凝聚道体的大端。不以丝毫私意自我蒙蔽，不以丝毫私欲自我拖累，涵泳于所已知的，敦笃于所已能的，这些都是存养本心的范畴。分析道理不使有毫厘的差错，处理事情不使有过不及的谬误，理义方面每天知道所未知的，节文方面每天谨慎所未谨慎的。”

译这些都属于达到真知的范畴。大概不存养本心就无法达到真知，而存养本心的人也不能不达到真知，因此这五句话在大小方面相互依存，在首尾方面相互呼应。圣贤所指示的进入德行的方法，没有比这里更详尽的了，求学的人应当尽心去体会。

译臣按：尊崇德性、追求学问，这两者是儒者治学的两大根本。二者不可偏废。达到广博、达到高明、温习旧知、敦厚品德，这四项是尊崇德性的具体条目。穷尽精微、践行中庸、知晓新知、崇尚礼制，这四项是追求学问的具体条目。朱熹说它们大小相互依存，首尾相互呼应。圣贤所指示的进入道德境界的方法，没有比这里更详尽的了。因为这两者可以相互拥有而不能相互缺失，偏废其中一方就不是圣人的大道，也不是儒者的学问了。那陆九渊想要专门以其中一方作为学问，哪有这种道理呢！

孟子说：“道德中正的人涵养不中正的人，有才能的人涵养没有才能的人，所以人们乐意拥有贤能的父兄。如果中正的人抛弃不中正的人，有才能的人抛弃没有才能的人，那么贤良与不肖之间的差距，其间连一寸都不到。”

朱熹说：“没有过分也没有不足叫做中正，足以有所作为叫做才能。涵养是指涵育熏陶，等待他们自然感化。贤良是指中正且有才能的人。乐意拥有贤能的父兄，是乐意他们最终能成就自己。作为父兄的人，如果因为子弟不贤良，就立刻断绝关系，而不能教导，那么我们也超过了中正而变得没有才能了。他们之间的差距，能有多少呢？”

张栻说：中正，是从道德方面来说的；才能，是从资质方面来说的。只有有道德的人，才能涵养性情，而没有过分或不足的祸患，所以称为中正。而那些偏执于一端、不能自我端正的人，就称为不中正。天资美好茂盛，如忠厚、刚毅、明敏之类，都称为才能；而那些资质禀赋不美好，从而陷入刻薄、柔懦、愚暗之类的人，就称为没有才能。父兄对于子弟，看到他们不中正、没有才能，就应当思考用来教导他们的方法。教导的方法，没有比涵养更好的了。涵养，就像天地涵养万物，那雨露的滋润，风雷的振奋，和气的熏陶，难道有间断的时候吗？所以万物得以生长顺利。父兄涵养子弟的方法，也应当像这样：宽厚从容地包容他们，用义理逐渐浸润他们，用忠信成就他们，开启他们的明智以消除他们的困惑，引导他们走正确的道路，让他们自己领悟。这难道是几个月就能完成的功夫吗？他们虽然不中正、没有才能，长期涵养，难道没有萌芽吗？如果有萌芽，涵养的方法就可以更加施行了。

臣按：《孟子》这一章说父兄对于子弟，一定应当有用来教养的方法，然而国家对于臣下，老师儒者对于子弟，也都是这样。如果不能涵养他们而抛弃断绝他们，那么他们之间的差距，与父兄对待不中正、没有才能的子弟有什么不同呢！

孟子说：“仁，是人的本心；义，是人的正路。舍弃正路而不走，放纵本心而不知道寻求。悲哀啊！人有鸡狗丢失，就知道去寻找；有放纵的本心却不知道寻求。做学问的道理，没有别的，只是寻求那放纵的本心罢了。”

程颐说：“心是最重的，鸡狗是最轻的。鸡狗丢失，就知道去寻找；心放纵了，却不知道寻求。难道是喜爱那最轻的而忘记那最重的吗？不过是不思考罢了。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想要人们将已经放纵的心约束起来，使它反复回到自身中来，自然能寻着方向向上提升，通过下层的学问而达到上层的通达。”

朱熹说：“仁，是心的德性，程子所说的‘心像谷种，仁就是它生长的本性’就是这个意思。然而只说仁，人们不知道它与自己切身相关，所以反过来称它为人的本心，这样就可以看出它是这个身体应对万事万物的主宰，而不能片刻失去。义，是行事应当遵循的原则，称它为正路，这样就可以看出它是出入往来必须经过的道路，而不能片刻舍弃。”“悲哀啊！”这两个字最应当仔细体味，让人警惕而有深刻醒悟的地方。上面兼说仁义，下面专门论述寻求放纵的本心，是因为能够寻求放纵的本心，就不违背仁，而义也在其中了。做学问的事情，固然不止一个方面，然而它的根本在于寻求放纵的本心罢了。因为如果能这样，那么志气清明，义理显著，就可以向上通达；不然，就昏暗放荡，虽然说从事于学问，但最终不能有所发明。

臣按：蔡渊说：“有的人只看到孟子有‘没有别的罢了’的话，就确立不必读书穷理，只要存养本心的学说，所以最终流于异端邪说。”集注说：“做学问的事情，固然不止一个方面，然而它的根本在于求取放纵的本心罢了。”正是为了阐发孟子的本意，以显示异端邪说的失误，学者切切实实应当玩味。我考察所谓的异端邪说，大概是指当时的陆九渊。至今学者还有借用来迷惑世人、废弃学问的，切切实实应当痛加杜绝。

孟子说：“后羿【善于射箭的人】教导人射箭，一定期望【犹期也】射满弓【弓满也】，学习【谓学射】的人，也一定期望射满弓。大匠【工师也】教导人，一定依据规矩【匠人的法度】，学习的人，也一定依据规矩。”

朱熹说：“这一章说做事一定要有法度，然后才能成功。老师舍弃这个就无法教导弟子，舍弃这个就无法学习。小技艺尚且如此，何况圣人的大道呢？”张栻说：“彀，是弩张开回弹的地方。射箭的人期望射中靶心。然而后羿教导人，让人期望射满弓。靶心在那里而满弓在这里，心时刻关注这里，即使不中也不远了。学习的人学习成为圣贤，圣贤怎么才能达到呢？只求之于自身罢了。求之于自身，它的准则大概不远。心所共同认可的，是人所固有的。学习的人也只要存养这个罢了。存养这个，那么圣贤的门墙就可以逐渐进入了。规矩是用来制作方圆的，大匠教导人，让人使用规矩罢了。至于巧妙，就不是大匠所能教导的了。”

译这取决于人本身。然而，精巧固然不超出规矩的范围。求学的人对于道，其修养是有循序渐进的过程的，其进步是有先后次序的。从洒扫应对这些小事，直到礼仪的三百条、威仪的三千条，就像木匠有规矩一样，也不过是遵循这个原则罢了。至于形而上的道理，则取决于这个人所领悟的程度如何。形而上的道理，固然不超出洒扫应对这些日常事务之外。舍弃这些去寻求道，这就好比舍弃规矩去寻求精巧一样。」这一章所列举的两个方面，施教的人和受教的人，都不可以不知道。臣按：这一章讲的是施教和受教的方法，朱熹说，老师舍弃这些就无法教导弟子，学生舍弃这些就无法学习。张栻说，施教的人和受教的人，都不可以不知道。

译孟子说：“教育的方法也有很多种。我不屑于去教诲他，这也是一种教诲罢了。”

朱熹说：“多术是说教育方法不止一种，屑是洁的意思。不因为那个人不洁而拒绝他，这就是所谓的不屑教诲。那个人如果因此受到感动而退下自我修省，这也是我教诲他的结果。”

尹焞说：“意思是，有时抑制，有时给予，有时不给予，各自根据他的资质而笃实他，没有不是教育的。”

张栻说：“教育人的道理，不是单一而能满足的。圣贤教育人，本来是不知疲倦的。然而有时不轻易进行教诲，并不是拒绝他，这也是用来教诲他的方法。然而在不屑教诲之中，也有几种情况：有的引导而不点破，让他自己领悟；有的担心他越级冒进，而告诉他要有次序。圣贤的书，像这样的很多。又有因为他的信念不够坚定，就不留在门下，让他自己去寻求，比如孟子对待曹交；因为他的行为不够完善，就拒绝不见，而让他知道，比如孔子对待孺悲。所有这些也都是因为不轻易进行教诲，而却是用来教诲他的。大概圣贤的言行，没有不是教育的，在于学习者如何领会罢了。”

臣按：先儒说，不屑于教诲，不是忍心而断绝他，实在是想激励而使他进步，这也是多种教育方法中的一种。

孟子说：“君子教育人有五种：有像及时雨那样化育人的，有成全德行的，有通达才能的，有回答问难的，有私下向善而自我修治的。这五种，是君子教育人的方法。”

朱熹说：“这五种大概是根据人品的高下，或者相距的远近先后的不同，以及及时的化育。草木的生长，播种培植，人力已经做到，而未能自己化育，所缺少的只是雨露的滋润罢了。等到这个时机而滋润它，那么它的化育就快了。教育人的妙处，也像这样。如果孔子对待颜回、曾参，就是这样。财与材同，各自根据他的长处而教育他。成全德行像孔子对待冉闵，通达才能像孔子对待子路、子贡，就所问而回答，像孔孟对待樊迟、万章。私是窃取，淑是善，艾是治。有的人不能到门下受业，只是从别人那里听到君子的道理，而私下用善来治理自身，这也是君子教诲所及到的，像孔孟对待陈亢、夷之就是这样。孟子也说：‘我没有能成为孔子的门徒，我私下从别人那里学习善道。’圣贤施行教育，各自根据他的资质，小的成就小的，大的成就大的，没有抛弃的人。”

张栻说：“《礼记》说：‘符合恰当的时机叫做时，这就是所谓像及时雨那样化育人。’说的是像及时雨那样化育万物。现在那些萌芽的物体，想要破壳而出的，想要拆开的，在这个时机，而及时滋润它，那么都能得以顺利生长。大概不先不后，符合恰当的时机，而恰好与之相会，不需要等待对方的请求。君子的教育，观察得很精细。对于告诉他而能得到的，像物体受到及时雨的滋润一样。对于那些想要通达而未通达的，所依赖的很深。”

〇山杨氏认为像告诉曾子“吾道一以贯之”就是这样。大概曾子未曾问，而夫子呼唤他告诉他，符合恰当的时机。成全德行的，根据他有德行而成全他，像颜回、闵子骞、仲弓这些人，他们的德行所存，虽然在于他们自身，而成全他们的是圣人。通达才能的，根据他的才能而通达他，像子贡的通达，子路的果敢，子求的才艺，随着他们天赋所禀受而通达他们，使他们尽其才能，这是教育的功劳。

臣按这一章，圣贤施行教育的道理，先儒说君子教育人像天地化育万物，各自根据他的资质而笃实他。天地没有抛弃的物体，圣贤没有抛弃的人。

公孙丑说：“道确实高啊，美啊，适宜像登天一样，似乎不能达到。为什么不让他们可以接近达到，而天天孜孜不倦呢？”孟子说：“高明的工匠不为拙劣的工人改变废弃绳墨，后羿不为拙劣的射手改变他拉弓的标准。君子引导而不发射，跃跃欲试的样子。站在中道而立，有能力的人跟随他。”

朱熹说：“意思是教育人的人，都有不可改变的法度，不容许自己降低标准来顺从学习者的无能。”又因为拉弓的标准而说：“君子教育人，只传授学习的方法，而不告诉得到的妙处，像射手拉弓而不发射箭一样。之所以不告诉，已经像踊跃而出现在前面了。”中，是没有超过也没有不足叫做中，道而立言，其不是难也不是易，有能力的人跟随他。意思是学习者应当自我勉励。这一章说道有固定的本体，教育有成熟的方法，卑下不能抗拒，高大不能贬低，言语不能显明，沉默不能隐藏。

张栻说：“公孙丑的意思，认为孟子的道高大，学习者有难以进步的忧患，想要稍微压抑而接近它，希望这样可以接近达到而为之孜孜不倦。圣人的道，是天下的正理，不可超过，也不可不及。自卑的人看它，认为很高，而不知道高就是中；自隘的人看它，认为很大，而不知道大就是常。顺从他们而迁就，就不是道了。所以孟子用高明的工匠的绳墨、后羿的拉弓标准作比喻。绳墨如果可以改变，就不是绳墨了；拉弓的标准如果可以改变，就不是拉弓的标准了。君子教育人，引导而不发射，引导他使向方向，而发射则取决于他自己。跃跃欲试的样子，说的是他自得，像有所兴起于心中。大概义理素存于他的心中，以前陷溺，而现在兴起罢了。”

译道以中正为最高准则，秉持中正之道而确立标准，那些有能力的人自然顺从它，那些没有能力的人也无法对它怎么样。这就像高明的工匠设立绳墨，后羿设立弓靶的规范，来向人们展示一样，至于人们能否做到，则取决于他们自身。秉持中正之道而确立标准，有能力的人顺从它，这正是中正之道的本体，也是天地自然的常情。

译公都子说：“滕更在您门下求学，似乎属于应当以礼相待的人，您却不回答他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倚仗地位尊贵而提问，倚仗才德贤能而提问，倚仗年长而提问，倚仗有功勋劳绩而提问，倚仗有旧交情而提问，这些都是我不予回答的。滕更具备其中两项。”

赵岐说：“滕更，是滕国国君的弟弟，前来求学的人。”两项指的是倚仗尊贵和倚仗贤能。尹焞说：“有所倚仗，那么接受道义的心就不专一，所以不回答他。”朱熹说：“君子虽然教诲别人不知疲倦，但又厌恶心意不真诚的人。”张栻说：“接受道义的人以虚心为根本，虚心才能接受；有所倚仗，私意就先横亘在胸中，还能告诉他什么呢？所以那些空虚无知的鄙陋之人，圣人未曾不竭尽两端的教导；而滕更在门下，看似应当以礼相待却不回答他。假如滕更能思考不被回答的原因，在他所倚仗的地方下功夫，以消除它，那就差不多了吧？”

荀子说：“学习从哪里开始？在哪里终结？回答说：它的次序则是从诵读经典开始，以研读《礼》结束；它的意义则是从成为士人开始，以成为圣人结束。真诚积累、用力持久就能进入学问的境界，直到死而后已才是最高境界。君子的学习，是进入耳朵，铭刻在心，遍布四肢，体现在举止动静中；小人的学习，是进入耳朵，从嘴巴说出，嘴巴和耳朵之间仅仅四寸罢了。”

臣按：程颐说学习尚未达到境界而其言论已达到境界的人，遵循他的言论也可以进入道。荀子说：“真诚积累、用力持久，才能进入。”荀卿原本不知道这一点。臣私下认为，这可以说是贤人而言说圣人的道。

〇孔子说：致力于学习不如致力于寻求老师。老师，是人的模范。如果模不模范、范不范，造成的过失就不少了。一条喧闹的街市，容纳不下不同的意见；一卷书，容纳不下不同的学说。一条喧闹的街市，必须确立公平的标准；一卷书，必须确立老师。习惯吗？习惯以习惯错误胜过正确，这是不对的。何况习惯以正确胜过错误呢？唉！求学的人审慎地辨别什么是正确的就行了。有人说：怎么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而去习惯它呢？回答说：观察日月就知道众星的微小，仰望圣人就知道众说的小道。

司马光说：“南方的风俗，以雕刻花纹为美；羌戎的风俗，以焚烧尸体为荣。安于所习惯的，不知道那是错误的。习惯小道的，也类似这样。人如果尽心于圣人的道，那么众说不足以学习，就容易知道了。”

又说：“求学的人是为了成为君子。追求而得不到的情况是有的，但没有不追求而得到的。”

臣按：道理有善有恶，人有君子，有小人的区别。做人而追求成为君子，而不成为小人，不通过学习是不能做到的。学习，是用来明辨善而去除恶的。善明辨而恶去除，就不成为小人而成为君子了。

韩愈说：“古代的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用来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惑的。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疑惑却不跟从老师，他的疑惑，终究不能解开。因此，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唉！从师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想要人们没有疑惑也难了。古代的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了，尚且跟从老师而请教；现在的普通人，他们低于圣人也很远了，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因此圣人更加圣明，愚人更加愚昧。

周敦颐说：“有人问：如何使天下为善？回答说：老师说：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性，不过是刚、柔、善、恶、中罢了。不通达的人说：刚的善表现为义、直、断、严毅、干固；恶表现为猛、隘、强梁。柔的善表现为慈、顺、巽；恶表现为懦弱、无断、邪佞。只有中，是和谐，是中节，是天下的通达之道，是圣人的事。所以圣人设立教化，使人自己改变恶，自己达到中而停止。所以先觉者启发后觉者，昏暗的人向光明的人求教，于是师道就确立了。师道确立，那么善人就多；善人多，那么朝廷就端正而天下就治理好了。”朱熹说：“这里所说的性，是从气禀来说的。刚柔固然是阴阳的大类，而其中又各有阴阳，作为善恶的区别。恶固然不正，而善也未必都能符合中。中，就是和谐，是天下的通达之道，这是从得到性的正来说的。然而他把和谐当作中，与《中庸》不合，大概是从已发无过无不及的角度来说的，如《尚书》所说的‘允执厥中’。改变恶，那么刚柔都成为善，有严毅、慈顺的德行，而没有强梁、懦弱的弊病了。达到中，那么无论是严毅，还是慈顺，也都中节而没有太过或不及的偏颇了。老师，是用来攻治人的恶，纠正人的不中罢了。师道确立，那么善人就多；善人多，朝廷就端正而天下就治理。这就是使天下为善的原因。”

又说：“圣人希望达到天，贤人希望达到圣人，士人希望达到贤人。伊尹、颜渊，是大贤人。伊尹以他的君主不作为尧、舜为耻，一个人不得其所，就像在街市上被鞭打一样。颜渊不迁怒，不重复犯错，三个月不违背仁。立志伊尹所立的志，学习颜子所学习的。超过就是圣人，达到就是贤人，达不到也不失美好的名声。”

朱熹说：“这三者随着运用的深浅，作为所达到的远近，不失美好的名声，是因为有作为的实质。”

胡宏说：“周子担心人们把制定策论、决定科举、荣耀自身、富足家庭、迎合世俗取宠作为事情，所以说‘立志伊尹所立的志’；担心人们把广博见闻、工于文辞、矜夸智能、

译以追求空灵寂静为志业，所以说“学习颜回所学习的”。

译又说：“圣人的道理，从耳朵听进去，保存在心里，蕴藏起来成为德行，实行出来成为事业。那些只停留在文辞上的人，是浅陋的。”

程颐说：“圣贤的言论，是不得已而发的。大概有了这些言论，那么道理就明白了；没有这些言论，那么天下的道理就有缺失了。就像那些耒耜、陶冶的器具，一旦不制造，那么养育人民的方法就有不足了。圣贤的言论，难道想要停止吗？然而它们包容涵盖天下的道理，也非常简约。后世的人，一开始拿起书卷就把文章放在首位，而他们所做的举动多于圣人。然而有了它也没有补益，没有它也没有缺失，于是成为无用的多余言论。而且仅仅停留在多余而已。既然没有抓住要领，那么就会背离真实、失去正道，反而损害大道，是必然的。”

朱熹说：“古代的圣贤，他们的文章可以说是繁盛了。然而起初哪里有意学习成为这样的文章呢？内心有这种实在的内容，那么外面必然有相应的文章。就像天有这种气，那么必然有日月星辰的光辉；地有这种形体，那么必然有山川草木的排列。圣贤的心，既然有这种精明纯粹的实在内容，充盈充满在内部，那么它表现于外部的，也必然自然条理分明，光辉焕发而不可掩盖。不必寄托于言语，写在简册上，然后才叫做文章。但是一身接触万事，凡是他们的言语沉默，人们能够看到的，没有一处不是文章。姑且举最显著的来说，那么《易经》的卦画，《尚书》的记言，《诗经》的咏歌，《春秋》的述事，以及礼的威仪，乐的节奏，都已经列为六经，而垂范万世。他们文章的繁盛，后世固然不能赶上。然而他们之所以繁盛而不可及，难道没有来源吗？而世人也没有认识到的。”

程颐说：“古代的学者目标专一，现在的学者目标分为三种，异端不包括在内。一是词章之学，二是训诂之学，三是儒者之学。想要趋向大道，除了儒者之学不行。说到学习就以道为志向，说到做人就以圣人为志向。”

臣按：程氏说，现在的学者有三种，指词章、训诂、儒者。臣私下认为，词章和训诂都是儒学的事情。词章用来表达意思，训诂用来解释经典，儒者本来不能离开这些来做学问。但是放纵于枝叶般的文辞，而不扎根于义理；局限于言语的末节，而不探求道理，那是不可以的。

有人问：“古代的道如此明白，后世的道如此不明白，这是什么缘故呢？”程颐说：“这没有别的，知道的人多道就明白，知道的人少道就不明白。知道的人多少，也取决于教化。”

真德秀说：“以鲁国来说，仅仅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大州，然而一时间出现的伟大贤者有十多人，难道不是因为有教化才导致这样的吗？大概是圣人已经出现，所以有许多贤者。以后世天下之大，经过两千年间，找一个像颜回、闵子骞那样的人也不可能得到。”

臣按：程氏说知道的人多少，都取决于教化，那么学校的设立，师儒的教化，确实不能缺少于天下。

又说：“坎卦的六四爻，说‘纳约自牖’。人心有所遮蔽，有所通达。通达的地方，是明白的地方。应当就其明白的地方去告知他，寻求信任就容易了。不仅告知君主如此，从事教化的人也是如此。教化必须就人的长处，长处是心中明白的地方。从心中明白的地方进入，然后推广到其他方面。孟子所说的成就德行、通达才能就是这个意思。”

臣按：程颐说‘纳约自牖’，不仅告知君主如此，从事教化的人也是如此。大概告知教化于人，必须就其通达的地方，来开启其遮蔽的地方，就容易进入。

杨时说：“做学问的人，是学习圣贤所做的事。想要做圣贤所做的事，必须听闻圣贤所获得的道。如果只是想要博通古今，写文章，做忠诚守信、质朴不做非义之事的人罢了，那么自古以来这样的人不少。然而如果说这算是听闻了道，那是不可以的。学习而没有听闻道，就像没有学习一样。立志做学问的人，应当知道天下没有不可做的道理，没有不可见的道，思考应当深入，不要让心思分散而容易昏乱；坚守应当笃实，不要让力量浅薄而容易动摇。一定要用身体去实践它，用心灵去验证它，那么天地的心意自然呈现在眼前，古人的大体已经在我身上了。不然，难免成为口耳之学。古代的学者以圣人为老师，他们的学习有不到位的，所以他们的德行有差异。人们看到圣人难以做到，所以凡是学习以圣人为可以达到的，一定认为狂妄而暗中嘲笑。圣人固然不容易达到，如果舍弃圣人而学习，将取法什么呢？以圣人为老师，就像学习射箭而设立靶子。靶子立在这里，然后射箭的人可以看着它而求中。如果中不中，在于人罢了。不立靶子，以什么为准呢？”

臣按：射箭的人必定志在靶心，不立靶子就没有标准，那怎么射箭呢？儒者的学习也是如此，所以说：学习以圣人为靶心。

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说：“父子之间有亲爱，君臣之间有义理，夫妇之间有别异，长幼之间有序列，朋友之间有信用。”右边是五教的条目，尧舜让契做司徒，恭敬地广泛施行五教，就是这些。学者学习这些而已，而他们学习这些的顺序，也有五种，分别如下：“广泛地学习，详细地询问，谨慎地思考，明确地辨别，切实地实行。”右边是治学的顺序，学问思辨这四者，是用来穷尽道理的。至于笃行的事情，那么从修身一直到处理事务、接待人物，也

译各自有要领，其区别如下：“言语忠诚守信，行为笃实恭敬，克制愤怒，抑制私欲，向善转变，改正过错。”这是修身的关键；“端正道义，不谋求私利；彰明正道，不计算功效。”这是处事的关键；“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强加给别人。行为没有达到预期，反过来从自身寻找原因。”这是待人接物的关键。

译臣按：朱熹制定的这些规矩，虽然是为学者设立的，然而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以及他们治学和施教的方法，都不超出这个范围。所谓明白事理的本然状态，并以此严格要求自身必须做到，凡是做学问的人，都以此要求自己；施行教化的人，都以此要求别人。如果人人都能做到这样，那么道理就会显明而行为就会端正。天下哪里还会有不平之事呢！

张栻说：“天下的事物繁多，杂乱纠缠，每天在眼前更替变化，令人欢喜、愤怒、羡慕、惊讶，那些扰乱耳目、动摇心志的东西，哪里能计算得尽？而我以微小的身体去应对它们，心智被外物诱惑，一旦失去立足的根本，就会随物迁流。人本来是统御万物的主宰，却反而被万物所役使，这怎么可以呢？因此，讲学就显得可贵。通过讲学来明白事理，那么对待天下的事物就不会固执僵化，应对天下的变化就不会拘泥不通。我对天下的事物，没有厌恶之情，而事物也不能拖累我，都成为我役使的对象；我对天下的事务，没有厌倦之心，而事务也不能扰乱我，都是我心性的巧妙运用。难道不是从容宽裕吗？然而所谓的讲学，难道需要向外寻求吗？不过是推极自己的知识罢了。知识，是我本来固有的。以六经为基础来发掘其深意，广泛观察千年的历史来穷尽事理的变化，就事就物，亲身去探究它，超然地领会大道的主旨，那么德行就会增进，事业就会广博，就有了立足之地了。”

臣按：张栻的大意是说，人之所以能统御万物而不被万物所役使，贵在具备讲学的功夫。讲学在于推极知识，以六经为基础来发掘其深意，广泛观察历史来穷尽事理的变化，就事就物亲身探究，超然领会大道的主旨，以此作为增进德行、广博事业的根基。唉！学习而能领会大道的主旨，那么学问的全体就具备了，而大用就周遍了。

黄干说：有了太极，阴阳就分开了；有了阴阳，五行就具备了。太极与阴阳五行奇妙地结合，人物就产生了。赋予人的是清秀而灵动的，精气凝聚形成形体，魂魄交合形成精神，具备五常成为本性，感应外物产生情感，付诸应用成为事务。万物的产生，虽然偏颇且闭塞，但无不是太极与阴阳五行的作用。这就是道源于天的本来样子。圣人，又获得了其中最清秀、最灵动的部分。于是继承天意确立准则，得到道统的传承，所以能参赞天地，辅助化育，统理人伦，使人们各自实现生存，各自保全本性。那些用来阐发道统、昭示天下后世的内容，都是可以考证的。尧任命舜时，说：“真诚地坚守中正。”中正，就是没有偏倚、无过无不及的意思。存养于心而没有偏倚，施用于事而没有过不及，就符合太极了。这是尧从天那里得到的。舜从尧那里得到道统，舜任命禹时，说：“人心是危险的，道心是微妙的，只有精纯专一，才能真诚地坚守中正。”舜根据尧的任命，推究坚守中正的原因，认为人心是形体气质的私欲，道心是本性天命的正理。用精纯来察识它，用专一来守护它，那么道心就占主导，而人心就听从命令了。那么存养于心、施用于事，确实能坚守中正，这就是精纯和专一。这又是舜从尧那里得到、禹从舜那里得到的道统。到了成汤，就说：“用义来节制事务，用礼来节制心志。”这又是根据尧的中正、舜的精一，推究节制的方法。用礼节制心志，用义节制事务，那么道心常存，中正就可以坚守了。礼和义，这又是汤从禹那里得到的道统。到了文王，就说：“不显赫也临在，不厌倦也保全。”这是汤用礼节制心志的意思。“不听闻也效法，不见到也进入。”这是汤用义节制事务的意思。这是文王从汤那里得到的道统。到了武王接受丹书的告诫，就说：“恭敬胜过懈怠就吉祥，道义胜过欲望就顺从。”周公在《易经》爻辞中说：“用恭敬使内心正直，用道义使外表方正。”所说的恭敬，是文王用来节制心志的；所说的道义，是文王用来节制事务的。这是武王、周公从文王那里得到的道统。到了孔子，就说：“广泛学习文献，用礼来约束自己。”又说：“文献、品行、忠诚、信用。”又说：“克制自己，回归礼制。”他在《大学》中写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无非是几位圣人节制心志、节制事务的意思。这又是孔子从周公那里得到的道统。颜回从博文约礼、克己复礼的话中得到启发，曾子从《大学》的意义中得到启发，所以他们亲自接受道统的传承就是这样。到了子思，先以戒慎恐惧、慎独开始，其次以知、仁、勇，最后以诚结束。到了孟子，先以寻求放失的本心开始，其次以积累道义，最后以扩充结束。这又是孟子从子思那里得到的道统。到了周敦颐，以诚为根本，以欲望为警戒。这又是周敦颐继承孔孟失传的绪论。到了二程，就说：“涵养必须用敬，进学在于致知。”又说：“不明则行动没有方向，不动则明没有用处。”并作四箴，来阐明克己的意义。这是二程从周敦颐那里得到的。先师朱熹的学问，体现在四书中，而其要点尤其以《大学》作为入道的次序。大概是持敬，诚意正心修身，而体现在齐家治国平天下上。对外有以穷尽规模之大，而对内有以详尽节目之细。这又是先师从二程那里得到的道统。圣贤相传，垂范后世，建立教化，鲜明清晰

译白，如同上天垂示的征兆，光明昭著而不可更改。虽然其中详略有所不同，但越是研习就越发明白。这是学者应当遵循继承并共同坚守的准则。违背了这一点，就会发生偏差。因此我曾概括其要点来阐明它：保持恭敬以确立根本，穷究事理以获取知识，克制私欲以消除私心，存养真诚以达到真实。将这四点存于心中，那么千圣万贤用来传授大道、教化众人的道理，也不会超出这个范围了。

译臣按：道学的传承，起自尧舜，到孔子时完备。到孟子去世，中间断绝了一千多年。宋代周敦颐开始重新开启其端绪，阐发并阐明它的是二程，继承并完成它的是朱熹。朱熹门下的高才弟子中，亲自得到他真传的是勉斋黄氏一人。他在朱熹门下，就如同孔子门下有曾子一样。他通过口传心授所得到的，最为亲切。所以他总述圣贤道统之所以传授的原因，真实而确切，详细而明白，有不是其他儒者所能达到的。到了篇章末尾，又概括其要点并阐明它：所谓用居敬来确立根本，用穷理来推致知识，用克己来消灭私欲，用存诚来推致真实，用来阐发圣贤传道的要点，指示学者入道的途径，没有遗留的蕴义了。臣谨选取六经诸子中涉及道与学并且可以成教于天下的言论，全部记载在篇中，而以黄氏的这些话作为结尾。大概是摘取出前人传授的实质，作为后人教学的准则，使他们知道所朝向的方向罢了。

以上阐明道学以成就教化【下】

大学衍义补卷七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七十三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以经术为教【上之上】

《周易》说：易有太极，由此生出两仪。两仪生出四象，四象生出八卦。朱熹说：“一每生出二，是自然的道理。”易，是阴阳的变化；太极，是它的理。两仪，开始为一画，用来区分阴阳；四象，接着为二画，用来区分太少；八卦，接着为三画，而三才的象才开始完备。这几句话，实在是圣人作《易》自然的次第，有不借助丝毫智力而成就的。画卦、揲蓍，它们的次序都是这样。

胡一桂说：这是阐明伏羲开始画八卦。八卦是小成的卦【三画的卦】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第五，坎六，艮七，坤八。伏羲并不是逐卦这样画，只是从太极【理】生出两仪作为第一画的两【阳仪、阴仪】，两仪生出四象作为第二画的四【太阴少阴、太阳、少阳】，四象生出八卦作为第三画的八。所谓开始画八卦，就是这个意思。臣按：先儒说《易》是生生不息的奥妙，而太极是所以生生不息的本源。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出三十二，三十二生出六十四。程颐所说的加一倍法，一言以蔽之了。这是《易》学的纲领，开卷的第一义。

所以天生神物【指蓍草〇】，圣人效法它；天地变化，圣人效法它；天垂示象，显示吉凶，圣人取象它；黄河出图，洛水出书，圣人效法它。朱熹说：“这四者，是圣人作《易》的原因。”

张栻说：“通于天的是黄河。有龙马背负图而出，这是圣人的德行上配于天，而天降下它的祥瑞。中于地的是洛水。有神龟背负书而出，圣人的德行下及于地，而地呈现它的瑞应。圣人效法它们，所以《易》兴起于世，然后用象数推演它来指导民用，用卦爻推演它来指导民行，从而昭示天下后世。”

臣按：先儒说四者，是圣人作《易》的原因：神物是一，天地变化是二，天垂象是三，河图洛书是四。由此可知圣人作《易》的原因，不是只有一端一物。解说的人却专断地说圣人效法河图来作《易》，是这样吗？难道是这样吗？大概圣人毕具众理于一心，偶然因为一物来兴起义理。

古时包牺氏统治天下，仰观天象，俯察地法，观察鸟兽的纹理与【当有天字】地的适宜，近取之于自身，远取之于万物，于是开始作八卦，用来通达神明的德行，用来类比万物的性情。

朱熹说：“俯仰远近所取的不同，然而不过用来验证阴阳消长两端罢了。神明的德行，如健顺动止的性质；万物的性情，如雷风山泽的象。”

臣按：神物变化，天象图书，圣人是依据它们来作《易》。天文地理，人身物则，圣人是取用它们来作卦。《易》言其纲领，卦言其条目。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搏，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朱熹说：“邵雍说：‘这是伏羲八卦的位置，乾南坤北，离东坎西，兑居东南，震惊东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于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这就是所谓的先天之学。”

帝【天的主宰】出于震，齐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喜悦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

朱熹说：“邵雍说：‘这卦位是文王所定，所谓的后天之学。’”

臣按：先天后天的说法，开始见于《乾》卦的文言。然而说是先于天，后于天罢了。到宋代邵雍，才开始以“天地定位”以下为伏羲先天易，“帝出乎震”以下为文王后天易，各有方位的次序，分为横圆之图。

孔子说：“加给我几年，五十岁来学《易》，可以没有大过错了。”

朱熹说：“这一章的话，史记作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