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十四
坟，田上中【第二】▯州，土惟涂泥【水泉湿也】田下下【第九】荆州，土惟涂泥，田下中【第八】豫州，土惟壤下土坟垆【疏也】田中上【第四】梁州，土青黎【黒也】田下上【第七】雍州，土黄壤，田上上【第一】九州之地，定垦者九百一十万八千二十顷。
译冀州，土地是中等偏上的【第二等】；土壤是黏土，田地是下等偏下的【第九等】。
荆州，土壤是黏土，田地是下等偏中的【第八等】。
豫州，土壤是疏松的壤土，田地是中等偏上的【第四等】。
梁州，土壤是青黑色的，田地是下等偏上的【第七等】。
雍州，土壤是黄色的壤土，田地是上等偏上的【第一等】。
九州的土地，已经开垦的共有九百一十万八千二十顷。
蔡沈曰：「夏氏谓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穑树艺，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五地所宜之物】九等【上中下三等也】制天下之地征。则夫教民树艺，与因地制贡，固不可不先于辨土也。」
臣按：人君之治，莫先于养民。而民之所以得其养者，在稼穑树艺而已。稼穑树艺，地土各有所宜。故禹平水土，别九州，必辨其土之质与色，以定其田之等第。因其宜以兴地利，制其等以定赋法。不责有于无，不取多于少，无非以为民而已。
舜典帝曰「弃【稷之名】黎民阻饥，汝后稷【主谷之官】播【布也】时百谷【谷一作种】
臣按《史记》言：稷少好耕农，民皆法则之。尧举为农师，使教民稼穑，则弃之为稷，尧时已然。舜盖以旧官申命之也。当是时，水土有未平者，尧既平之，有可耕者矣。故命弃播时百谷，使民耕垦以为食，使不至于阻饥焉。先儒谓唐、虞之时，岂有阻饥之事？然尚忧之，此所以为唐、虞也。
周礼大宰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山泽平地三等之农】生【种也】九谷【黍稷稻梁秫菰麻麦豆也】二曰园圃【树果蓏曰圃，园其樊也】毓草木。三曰虞衡【掌山泽之官】作山泽之材【作而用之】四曰薮【无水之地】牧【有畜之地】养【畜也】蕃【盛也】鸟兽。五曰百工【兴事造业之工】饬化八材【勤力以化八者之材，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镂，革曰剥，羽曰折】六曰商【行货】贾【坐货】阜【盛也】通货【金玉曰货】贿【布帛曰贿】七曰嫔【有夫者】妇【有姑者】化治丝【茧之已缲者】枲【麻之未缉者】八曰臣【男之贱者】妾【女之贱者】聚敛【谓蓄积之】防材【百草根实可食也】九曰闲民无常职【八职有常，此独无常】转移执事【若今佣雇为工作者】
程颢曰：「古者四民各有常职，而农者居十八九，故衣食易足，而民无所困苦。后世浮民多矣，游手不可赀度。观其穷促辛苦，孤贫疾病，变作诈巧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嵗滋。久将何若？事已穷极，非圣人能变而通之，则何以免患？岂可谓无可奈何而已哉？此宜酌古变今，均多恤寡，渐为之业以救之耳。」叶时曰：「农者天下之本，食者民生之命，则不可无三农以生九谷。园圃，民之所树艺，则不可无园圃以毓草木。山泽，民之所取材用，则不可无虞衡以作山泽之材。薮以富得民，则不可无薮牧以阜蕃鸟兽。工以足材用，则不可无百工以饬化八材。懋迁有无化居，则不可无商贾以阜通货贿。布帛女工之事，则不可无嫔妇以化治丝枲。防材婢仆之职，则不可无臣妾以聚敛防材。自农圃而下，民力有所不给，则又不可无闲民以转移执事。盖民有常产者，有常心。先王制民之产，授民之职，使之有相生相养之具，此人心所以不离涣也。」
臣按：民生天地间，有身则必衣，有口则必食，有父母妻子则必养。既有此身，则必有所职之事，然后可以具衣食之资，而相生相养以为人也。是故一人有一人之职，一人失其职，则一事缺其用。非特其人无以为生，而他人亦无以相资以为生，上之人亦将何所借以为生民之主哉？先王知其然，故分其民为九等，九等各有所职之事，而命大臣因其能而任之。是以一世之民，不为三农，则为园圃；不为虞衡，则为薮牧；否则为百工，为商贾，为嫔妇，为臣妾，皆有常职以为之生。是故生九谷，毓草木，三农园圃之职也；作山泽之材，养鸟兽，虞衡薮牧之职也；与夫饬化八材，阜通货贿，化治丝枲，聚敛防材，岂非百工商贾嫔妇臣妾之职乎？是八者，皆有一定职任之常。惟夫闲民则无常职，而于八者之间转移执事，以食其力焉。虽若无常职，而实亦未尝无其职也。是则凡有生于天地之间者，若男若女，若大若小，若贵若贱，若贫若富，若内若外，无一人而失其职，无一物而缺其用，无一家而无其产。如此则人人有以为生，物物足以资生，家家互以相生，老有养，防有教，存有以为养，没有以为▯。天下之民，
译蔡沈说：“夏氏认为，《周礼·大司徒》辨别十二种土壤的物产，了解其适宜种植的作物，以此教导百姓耕种和栽培，运用土均之法，辨别五种适宜种植的物产和九个等级，来制定天下的土地赋税。那么，教导百姓栽培作物，以及根据土地情况制定贡赋，固然不能不先于辨别土壤。”
臣按：君主治理天下，没有比养育百姓更优先的了。而百姓得以获得养育，全在于耕种和栽培。耕种和栽培，各地的土壤各有其适宜之处。所以大禹平定水土，划分九州，必定要辨别土壤的质地和颜色，以此确定田地的等级。根据土地的适宜性来兴办地利，依据等级来制定赋税。不向没有的地方索取，不向少的地方多取，无非都是为了百姓罢了。
《舜典》中帝说：“弃（稷的名字），百姓遭受饥荒，你担任后稷（主管粮食的官职），播撒（布散）当时各种谷物（‘谷’一作‘种’）。”
臣按《史记》记载：稷年少时喜好耕种，百姓都效法他。尧举荐他为农师，让他教导百姓耕种，那么弃担任后稷，在尧时就已经如此了。舜大概是沿用旧官职再次任命他。当时，水土有的尚未平定，尧已经平定了它们，有可以耕种的土地了。所以命令弃播撒当时各种谷物，让百姓开垦耕种以获取食物，使不至于遭受饥荒。先儒说唐尧、虞舜之时，难道有遭受饥荒的事情吗？然而尚且担忧此事，这正是唐尧、虞舜之所以为唐尧、虞舜的原因。
《周礼·大宰》以九种职事任用万民。第一是三农（山、泽、平地三种农业）种植（种下）九谷（黍、稷、稻、梁、秫、菰、麻、麦、豆）。第二是园圃（种植瓜果叫圃，种植树木叫园）培育草木。第三是虞衡（掌管山泽的官职）开发山泽的材用（开发并利用它们）。第四是薮牧（无水之地叫薮，有畜之地叫牧）养育（畜养）繁盛（使……兴盛）鸟兽。第五是百工（从事各种手工业的工匠）整治转化八种材料（勤勉用力以转化八种材料，珍珠叫切，象牙叫磋，玉石叫琢，石头叫磨，木头叫刻，金属叫镂，皮革叫剥，羽毛叫折）。第六是商贾（行商叫商，坐贾叫贾）兴盛（使……兴盛）流通货物（金玉叫货，布帛叫贿）。第七是嫔妇（有丈夫的叫嫔，有婆婆的叫妇）教化治理丝枲（已经缫丝的茧叫丝，尚未缉理的麻叫枲）。第八是臣妾（地位低下的男子叫臣，地位低下的女子叫妾）聚集收敛（指积蓄）防材（百草的根实可食用的）。第九是闲民无常职（前八种职事有常，唯独这一种无常）转移执事（像现在的雇佣劳动者）。
程颢说：“古代士农工商各有固定的职事，而农民占十分之八九，所以衣食容易充足，百姓没有困苦。后世流动人口多了，游手好闲的人不可计数。看他们穷困窘迫、辛苦劳碌，孤贫疾病，变得欺诈狡猾以求生存，却常常不足以维持生计，日益增多。长久下去会怎样？事情已经穷极，如果不是圣人能够变革并通达，怎么能免除祸患？难道可以说无可奈何而已吗？这应当斟酌古代制度变革当今现状，平均多余救济寡少，逐渐为他们建立职业以救济他们罢了。”叶时说：“农民是天下的根本，食物是百姓生命的依赖，那么不可没有三农来种植九谷。园圃，是百姓种植的地方，那么不可没有园圃来培育草木。山泽，是百姓取材用的地方，那么不可没有虞衡来开发山泽的材用。薮牧使百姓富裕，那么不可没有薮牧来兴盛鸟兽。工匠足以提供材用，那么不可没有百工来整治转化八种材料。买卖有无、转化储存，那么不可没有商贾来兴盛流通货物。布帛是女工的事务，那么不可没有嫔妇来治理丝枲。防材婢仆的职事，那么不可没有臣妾来聚集收敛防材。从农圃以下，民力有所不足，那么又不可没有闲民来转移执事。大概百姓有固定的产业，就有固定的心态。先王规定百姓的产业，授予百姓的职事，使他们有相互生产、相互养育的条件，这就是人心之所以不离散的原因。”
臣按：百姓生活在天地之间，有身体就必定需要穿衣，有口就必定需要吃饭，有父母妻子就必定需要供养。既然有了这身体，就必定有所从事的职业，然后才能具备衣食的资财，从而相互生产、相互养育以成为人。因此，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职事，一个人失去了他的职事，就有一件事缺乏其用处。不仅那个人无法生存，其他人也无法相互资助以生存，在上位的人又将凭借什么作为百姓的主宰呢？先王知道是这样，所以将百姓分为九等，九等各有其从事的职事，并命令大臣根据他们的能力来任用他们。因此，一世的百姓，不做三农，就做园圃；不做虞衡，就做薮牧；否则就做百工，做商贾，做嫔妇，做臣妾，都有固定的职事以维持生计。因此，种植九谷，培育草木，是三农园圃的职事；开发山泽的材用，养育鸟兽，是虞衡薮牧的职事；至于整治转化八种材料，兴盛流通货物，治理丝枲，聚集收敛防材，难道不是百工、商贾、嫔妇、臣妾的职事吗？这八种，都有一定的固定职任。只有闲民没有固定职事，而在八种职事之间转移执事，以劳力换取食物。虽然好像没有固定职事，但实际上也并非没有职事。那么，凡是生活在天地之间的，无论是男是女，是大是小，是贵是贱，是贫是富，是内是外，没有一个人失去他的职事，没有一样东西缺乏其用处，没有一个家庭没有其产业。这样，人人都有维持生计的手段，物物都足以资助生存，家家相互依存以生存，老人有供养，幼童有教育，活着有赖以生存的条件，死了有赖以安葬的资财。天下的百姓，
莫不爱其生而重其死，人不游手以务外，不左道以惑众，不羣聚以刼掠。民安则国安矣。有天下国家者，奉天以勤民，其毋使斯民之失其职哉？
译没有人不爱惜自己的生命而看重死亡，人们不游手好闲去从事本分之外的事，不走邪路来迷惑大众，不聚众进行抢劫。百姓安定，国家就安定了。拥有天下和国家的君主，应奉行天道以勤勉地治理百姓，不要让这些百姓失去他们的职业啊？
大司徒颁职事于邦国都鄙，使以登万民。一曰稼穑，二曰树艺。
小司徒之职，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
臣按：可耕之地为井，可畜之地为牧。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人各受二亩半为宅】田百畮【各受田百亩以为世业】莱五十畮【谓田之休不耕者】余夫亦如之【正夫之外别给余夫】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莱百畮，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莱二百畮，余夫亦如之。臣按：民之所以为生产者，田宅而已。有田有宅，斯有生生之具。所谓生生之具，稼穑、树艺、牧畜三者而已。三者既具，则有衣食之资，用度之费，仰事俯育之不缺，礼节患难之有备。由是而给公家之征求，应公家之徭役，皆有其恒矣。礼义于是乎生，教化于是乎行，风俗于是乎美。是以三代盛时，皆设官以颁其职事，经其土地，辨其田里，无非为是三者而已。后世听民自为，而官未尝一问及焉，能不扰之足矣。况为之经制如此其详哉！明主有志于三代之隆者，不必泥古以求复井田，但能留意于斯民而稍为之制，凡有徴求营造，不至妨害于斯三者，则虽不复古制，而已得古人之意矣。
前汉《食货志》：圣王量能授事，四民陈力受职。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嵗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嵗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嵗者为再易，下田三嵗更耕之，自爰其处【爰，于也；更，谓三嵗即改与别家佃，以均厚薄】农民户人已受田，其家众男为余夫，亦以口受田如比【比，同也；每夫，《孟子》言二十五亩】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口，二十亩】此谓平土可以为法者也。若山林薮泽原陵淳【尽也】卤【醎卤也】之地，各以肥硗多少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嵗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
臣按：此言受田之法，大略与《周礼》大司徒、遂人所言相同。《周礼》所载，周家一代分田受民之法，皆出乎此也。
孟子告梁惠王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养也】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告齐王，数口作八口】朱熹曰：「五亩之宅，一夫所受，二亩半在田，二亩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谷，故于墙下植桑，以供蚕事。五十始衰，非帛不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时谓孕字之时，如孟春牺牲毋用牝之类也。七十非肉不饱，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亩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则经界正，井地均，无不受田之家矣。此言尽法制品节之详，极财成辅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金履祥曰：「古者六尺为歩，歩百为亩。一夫一妇受田百亩，又受田庐之地二亩半，邑居二亩半。田以九百亩为一井，八面皆百亩为私田，八家受之。内一百亩为公田，八家同养公田。又于公田之内除二十亩为庐舎，八家则每家得二亩半也。邑居所受亦如之。古所谓亩，即今田疄，其广六尺，其长六百尺，是为一亩。若以今尺歩计之，则古之百亩当今四十一亩。古者二亩半当今一亩十歩【古以百歩为亩，今以二百四十歩为亩】
臣按此章，朱熹谓此制民之产之法，而尽法制品节之详，所谓五亩宅、百亩田，法制也；五十衣帛、七十食肉，品节也。有法制而无品节，则民为用不足；有品节而无法制，则民取用无所抑。斯言也，孟子两言之一，以告梁惠王，一以告齐宣王。赵岐所谓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是也。盖天立君以为民，民有常生之道，君能使之不失其常，则王政之本于是乎立矣。后世人主不知出此，而其所施之政，往往急于事功，详于法制，而于制民之产反略焉，是不知其本也。后世之治所以往往不古若者，岂不以是欤？
孟子告齐宣王曰：「无恒产【恒产，可常生之业也】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茍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
译大司徒向各诸侯国及边邑颁布职事，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第一是耕种收获，第二是种植栽培。
小司徒的职责，是规划土地，将田野划分为井田和牧场。
臣按：可以耕种的土地称为井田，可以放牧的土地称为牧场。
遂人辨别郊野土地的优劣，分为上地、中地、下地，以此分配田地和住宅。上等地，每个成年男子给一处住宅，一百亩耕地，五十亩休耕地，其余的男子也按此标准分配；中等地，每个成年男子给一处住宅，一百亩耕地，一百亩休耕地，其余的男子也按此标准分配；下等地，每个成年男子给一处住宅，一百亩耕地，二百亩休耕地，其余的男子也按此标准分配。臣按：百姓赖以生存生产的，不过是田地和住宅罢了。有了田地和住宅，就有了赖以生存的工具。所谓赖以生存的工具，不过是耕种收获、种植栽培、畜牧养殖这三者罢了。这三者具备，那么就有衣食的来源，日常开销的费用，奉养父母、养育子女不至于缺乏，应对礼节和患难也有准备。由此而来，供给公家的赋税征敛，应承公家的徭役，都有固定的准则了。礼义因此产生，教化因此推行，风俗因此美好。所以夏商周三代兴盛时期，都设立官职来颁布职事，规划土地，辨别田宅，无非是为了这三者罢了。后世听任百姓自行其是，官府从未过问，能不扰民就足够了。何况像这样详细地制定制度呢！有志于达到三代隆盛境界的英明君主，不必拘泥于古制去恢复井田，只要能关注百姓并稍加制定制度，凡是征收赋税、营造工程，不妨害上述这三者，那么即使不恢复古制，也已经领会古人的意图了。
前汉《食货志》记载：圣明的君王根据能力授予职事，士农工商四民各尽所能接受职任。百姓受田，上等田每个成年男子一百亩，中等田每个成年男子二百亩，下等田每个成年男子三百亩。每年耕种的称为不易之地，上等田休耕一年的称为一易之地，中等田休耕两年的称为再易之地，下等田三年轮耕一次，自行更换耕种地点。农民家中已经受田的，家中其他成年男子作为余夫，也按人口受田，标准相同。士、工、商家庭受田五口，才相当于一个农夫（每人二十亩）。这是指平坦土地可以作为法则的情况。如果是山林、沼泽、原野、丘陵、贫瘠、盐碱之地，则根据土地的肥沃或贫瘠程度有所差别。百姓年满二十岁受田，六十岁归还田地，七十岁以上，由朝廷供养。十岁以下，由朝廷抚养。十一岁以上，由朝廷督促劳作。
臣按：这里所说的受田方法，大致与《周礼》中大司徒、遂人所说的相同。《周礼》所载，周代分田授民的方法，都出自于此。
孟子对梁惠王说：“五亩大的住宅，种上桑树，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丝织品了。鸡、猪、狗等家畜的饲养，不要错过它们的繁殖时节，七十岁的人就可以吃上肉了。百亩的田地，不要耽误它的农时，几口人的家庭就可以不挨饿了。”朱熹说：“五亩大的住宅，是一个成年男子所受，其中二亩半在田间，二亩半在城邑。田间不能种树，恐怕妨碍五谷生长，所以在墙下种植桑树，以供养蚕之用。五十岁开始衰老，没有丝织品就不暖和，不到五十岁的人不得穿丝织品。‘时’指怀孕生育的时候，如同孟春时节祭祀不用雌性牲畜之类。七十岁不吃肉就吃不饱，不到七十岁的人不得吃肉。百亩的田地，也是一个成年男子所受，到这里就经界端正，井田均平，没有不受田的家庭了。这话说尽了制定法度和品节之详细，极尽了裁成辅相之道，以辅助百姓，这是王道成就的表现。”金履祥说：“古代六尺为一步，百步为一亩。一夫一妇受田百亩，又受田庐之地二亩半，城邑居住之地二亩半。田地以九百亩为一井，周围八面各一百亩为私田，八家受之。中间一百亩为公田，八家共同耕种公田。又在公田之内除去二十亩为庐舍，八家则每家得二亩半。城邑居住所受也与此相同。古代所说的亩，就是现在的田垄，宽六尺，长六百尺，这是一亩。如果用现在的尺步计算，那么古代的百亩相当于现在的四十一亩。古代的二亩半相当于现在的一亩十步。”
臣按：这一章，朱熹说这是制定百姓产业的方法，而详尽地制定了法度和品节，所谓五亩宅、百亩田，是法度；五十岁穿丝织品、七十岁吃肉，是品节。有法度而没有品节，那么百姓就会用度不足；有品节而没有法度，那么百姓取用就没有节制。这番话，孟子两次提及，一次告诉梁惠王，一次告诉齐宣王。赵岐所说的王政的根本、百姓常生的道理，就是如此。大概上天设立君主是为了百姓，百姓有常生的道理，君主能使他们不失去常道，那么王政的根本就在此确立了。后世君主不知道从这里出发，他们所施行的政治，往往急于事功，详于法制，而在制定百姓产业方面反而简略，这是不知道根本啊。后世的治理之所以往往不如古代，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孟子对齐宣王说：“没有固定产业却有固定道德观念的，只有士人能做到。至于百姓，如果没有固定产业，因而就没有固定道德观念。如果没有固定道德观念，就会放纵邪僻、为非作歹，没有不做的。等到他们陷入犯罪，然后接着施加刑罚，这是陷害百姓。哪有……”
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嵗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此言民有常产而有常心也】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嵗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此言无常产而无常心】
译仁爱的人处在高位，难道会做出陷害百姓的事吗？因此，贤明的君主规定百姓的产业，一定要使他们上足以赡养父母，下足以抚养妻子儿女。在丰年，终年饱食；在荒年，也能免于死亡。然后引导他们向善，所以百姓顺从就容易了【这是说百姓有固定的产业，就有稳定的心态】。如今，规定百姓的产业，上不足以赡养父母，下不足以抚养妻子儿女。在丰年，终年劳苦；在荒年，不免于死亡。这仅仅是挽救生命都恐怕不够，哪里还有空闲去讲求礼义呢【这是说没有固定的产业，就没有稳定的心态】
朱熹曰：「恒产，可常生之业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尝学问知礼义，故虽无常产而有常心；民则不能然矣。防，犹罗网，欺其不见而取之也。」
臣按：三代盛时，明君制民之产，必有宅以居之，所谓五亩之宅是也；有田以养之，所谓百亩之田是也。其田其宅，皆上之人制为一定之制，授之以为恒久之业，使之稼穑、树艺、牧畜其中，以为仰事俯育之资，乐嵗得遂其饱暖之愿，凶嵗免至于流亡之苦。是则先王所以制产之意也。自秦汉以来，田不井授，民之产业，上不复制，听其自为而已，久已成俗，一旦欲骤而革之，难矣。夫先王之制，虽不可复，而先王之意，则未尝不可师也。诚能惜民之力，爱民之财，恤民之患，体民之心，常使其仰事俯育之有余，丰年凶嵗之皆足，所谓发政施仁之本，夫岂外此而他求哉？
滕文公使毕战问井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朱熹曰：「井地即井田也。经界，谓治地分田，经画其沟涂封植之界也。此法不脩，则田无定分，而豪强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赋无定法，而贪暴得以多取；故谷禄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从此始，而暴君污吏则必欲慢而废之也。有以正之，则分田制禄可不劳而定矣。」
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朱熹曰：「井地之法，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润泽谓因时制宜，使合于人情，宜于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
臣按：朱熹所谓因时制宜，使合于人情，宜于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此数语者，非但可以处置井地，则凡天下之政施于民者，皆当视此为凖。
秦用商鞅废井田开阡陌
朱熹曰：「东西为阡，南北为陌。古者因田之疆畔，制其广狭，辨其纵横，以通人物之往来。即《周礼》所谓遂上之径，沟上之畛，洫上之涂，浍上之道也。田间为此，所以正疆界，止侵争，时蓄泄，备水旱，为永久之计。商君行茍且之政，尽开阡陌，悉除禁限。所谓『开』者，乃破壊刬削之意，而非创置建立之名。所谓阡陌，乃三代井田之旧，而非秦之所置也。」
臣按：秦废井田，开阡陌。説者皆谓开为开建之开，惟朱熹则以为开除之开焉。夫自秦用商鞅废井田，开阡陌之后，民田不复授之于官，随其所在，皆为庶人所擅有。赀者可以买，有势者可以占，有力者可以垦。有田者未必耕，而耕者未必有田。官取其什一，私取其大半。世之儒者，每叹世主不能复三代之法，以制其民，而使豪强坐擅兼并之利。其言曰：「仁政必自经界始。贫富不均，教养无法，虽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难行者，未始不以亟夺富人之田为辞。然兹法之行，説之者众。茍处之有术，期以数年，不刑一人，而可复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呜呼！为此説者，可谓正矣。其于古今事宜，容有未尽焉者。臣考井田之制，始于九夫之井，而井方一里；终于四县之都，而都广一同。其地万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间，为浍者一，为洫者百，为沟者万。积而至于万夫，其间又有为路者一，为道者九，为涂者八，为畛者千，为径者万。苏洵谓：「欲复井田，非塞溪壑，平涧谷，夷丘陵，破坟墓，壊庐舎，徙城郭，易疆陇，不可为也。」纵使尽得平原旷野，而遂规画于其中，亦当驱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粮，穷数百年，专力于此，不治他事，而后可。叶适亦谓：「今天下为一国，虽有郡县吏，皆总于上，率数嵗一代。是将使谁为之乎？就使为之，非少假十数嵗不能定也。」此十嵗数之内，天下将不暇耕乎？由是观之，则井田已废千余年矣，决无可复之理。説者虽谓国初人寡之时可以为之，然承平日久，生齿日繁之后，亦终归于隳废。不若随时制宜，使合于人情，宜于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如朱熹所云者，斯可矣。政不必拘拘于古之遗制也。然则张载之言非欤？曰：「载固言处之有术。所谓术
译朱熹说：“恒产，是可以长久维持生计的产业；恒心，是人所普遍具有的向善之心。士人曾经学习学问、知晓礼义，所以即使没有恒产，也有恒心；百姓却不是这样。‘防’，就像罗网，欺骗他们看不见而夺取他们的东西。”
臣按：夏商周三代兴盛时期，贤明的君主为百姓制定产业，必定有住宅让他们居住，这就是所说的五亩宅地；有田地让他们供养生活，这就是所说的百亩田地。这些田地和住宅，都是由上级制定为固定的制度，授予百姓作为长久的产业，让他们在其中耕种庄稼、种植树木、放牧牲畜，作为奉养父母、养育子女的资财。丰年得以实现温饱的愿望，荒年免于流离失所的痛苦。这就是先王制定产业的本意。自从秦汉以来，田地不再按井田制授予，百姓的产业，上级不再重新制定，听任他们自行处置罢了，久而久之已成为习俗，一旦想要突然变革它，是困难的。先王的制度，虽然不能恢复，但先王的本意，却未尝不可以效法。如果真的能爱惜民力，爱护百姓的财物，体恤百姓的忧患，体谅百姓的心意，常常使他们奉养父母、养育子女有所剩余，丰年和荒年都足以自给，这就是施行仁政的根本，难道还能在此之外另求他法吗？
滕文公派毕战来询问井田制。孟子说：“实行仁政，一定要从划定田界开始。田界不正，井田分配就不均，谷禄分配就不平。因此暴君和贪官污吏必定轻视田界。田界一旦端正，分配田地、制定俸禄就可以轻易确定了。”
朱熹说：“井地就是井田。经界，是说治理土地、划分田块，规划沟渠道路和边界。如果不修治这些，田地就没有固定的划分，豪强就可以兼并土地；所以井田分配不均，赋税没有固定的法规，贪婪暴虐的人就可以多取；所以谷禄分配不平。这就是想要实行仁政的人必须从这里开始的原因，而暴君污吏则必定想要轻视并废除它。有了端正的方法，那么分配田地、制定俸禄就可以不费力地确定了。”
这是大概的情况。至于如何使之润泽完善，就在于君主和臣子了。
朱熹说：“井田的制度，诸侯都已经丢掉了它的典籍，这里只是大概的情况罢了。润泽，是说根据时势制宜，使之符合人情，适宜于地方风俗，而不违背先王的本意。”
臣按：朱熹所说的根据时势制宜，使之符合人情，适宜于地方风俗，而不违背先王的本意，这几句话，不仅可以用来处理井田问题，那么凡是天下施于百姓的政治，都应当以此为准则。
秦国任用商鞅废除井田制，开辟阡陌。
朱熹说：“东西向的叫阡，南北向的叫陌。古代依据田地的边界，规定其宽窄，辨别其纵横，以便通行往来。这就是《周礼》所说的遂上的小径、沟上的小路、洫上的大路、浍上的大道。田间设置这些，是为了端正边界，制止侵占争夺，适时蓄泄水流，防备水旱灾害，作为长久之计。商君实行苟且的政治，全部开辟阡陌，完全废除禁令限制。所说的‘开’，是破坏铲除的意思，而不是创设建立的意思。所说的阡陌，是三代井田的旧制，而不是秦国所设置的。”
臣按：秦国废除井田，开辟阡陌。解说者都认为‘开’是开辟建立的开，只有朱熹认为‘开’是开除废除的开。自从秦国任用商鞅废除井田，开辟阡陌之后，百姓的田地不再由官府授予，无论在哪里，都被平民所占有。有钱的人可以购买，有权势的人可以占据，有力量的人可以开垦。有田地的人不一定耕种，而耕种的人不一定有田地。官府收取十分之一的税，私人收取大半。世间的儒者，常常感叹君主不能恢复三代的制度来约束百姓，却让豪强坐享兼并的利益。他们说：“仁政一定要从划定田界开始。贫富不均，教养无法，即使想要谈论治理，也只是苟且罢了。”世人认为难以实行的，无不以急于夺取富人的田地为借口。然而这种制度的实行，主张的人很多。如果处理得有方法，用几年的时间，不刑罚一个人，就可以恢复所担忧的状况，特别只是上面没有实行罢了。唉！说这种话的人，可以说是正确的。他们对于古今事宜，或许有未尽之处。臣考察井田的制度，始于九夫一井，而井方圆一里；终于四县之都，而都方圆一同。那里的田地一万井，而方圆百里。百里之间，浍有一条，洫有百条，沟有万条。积累到一万夫，其间又有路一条，道九条，涂八条，畛千条，径万条。苏洵说：“想要恢复井田，不堵塞溪谷，填平涧谷，夷平丘陵，破坏坟墓，毁坏房屋，迁移城郭，改变边界，是做不到的。”即使全部得到平原旷野，而在其中规划，也应当驱使天下的人，耗尽天下的粮食，穷尽数百年，专门致力于此，不处理其他事情，然后才可以。叶适也说：“现在天下是一个国家，虽然有郡县官吏，都统属于上级，几年一代。这将让谁来做呢？即使去做，不假以十数年不能确定。”这十年之内，天下将无暇耕种吗？由此看来，井田已经废除了千多年，绝对没有恢复的道理。解说者虽然说建国初期人少的时候可以实行，然而承平日子久了，人口日益繁盛之后，最终也归于毁坏废弃。不如随时制宜，使之符合人情，适宜于地方风俗，而不违背先王的本意，像朱熹所说的那样，就可以了。政治不必拘泥于古代的遗留制度。那么张载的话不对吗？回答说：“张载确实说处理得有方法。所谓方法”
汉武帝时，董仲舒説上曰：「秦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名田占田也，各为立限，不使富者过制】以赡不足，塞兼并之路，然后可善治也。」
汉孝哀时，师丹请建限田，下其议。孔光、何武请吏民名田无过三十顷。
北魏孝文时，李安世上言：「田业多为豪右所占夺，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使力业相称。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归今主。」上善其议，下诏均天下人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不栽树者谓之露田】妇人二十亩，奴婢受田三十亩。
唐授田之制，成丁者人一顷，其分十亩为口分，二十亩为永业，二百四十歩为亩。田多可以足其人者为寛乡，少者为狭乡。狭乡授田减寛乡之半。凡徙乡及贫无以▯者，得卖世业。自狭乡徙寛乡者，得卖口分。已卖者不复受。
臣按：井田既废之后，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贫富不均。一时识治体者，咸慨古法之善，而卒无可复之理。于是有限田之议，均田之制，口分、世业之法，然皆议之而不果行，行之而不能乆。何也？其为法虽各有可取，然不免拂人情而不宜于土俗，可以暂而不可以常也。终莫若听民自便之为得也。必不得已创为之制，必也因其已然之俗而立为未然之限，不追咎其既往，而惟限制其将来，庶几可乎？臣请断以一年为限，如自今年正月以前，其民家所有之田，虽多至百顷，官府亦不之问。惟自今年正月以后，一丁惟许占田一顷【余数不许过五十畆】于是以丁配田，因而定为差役之法：丁多田少者，许买足其数；丁田相当则不许再买，买者没入之；其丁少田多者，在吾未立限之前，不复追咎；自立限以后，惟许其鬻卖，有増买者，并削其所有【民家生子将成丁者，即许豫买以俟其成】以田一顷配人一丁，当一夫差役；其田多丁少之家，以田配丁足数之外，以田二顷视人一丁，当一夫差役，量出雇役之钱【富者出财】田少丁多之家，以丁配田足数之外，以人二丁视田一顷，当一夫差役，量应力役之征【贫者出力】若乃田多人少之处，每丁或余三五十亩，或至一二顷；人多田少之处，每丁或止四五十亩，七八十亩，随其多寡，尽其数以分配之。此外又因而为仕宦优免之法，因官品崇卑，量为优免，惟不配丁，纳粮如故。其人已死，优及子孙，以寓世禄之意【如京官三品以上免四顷，五品以上三顷，七品以上二顷，九品以上一顷；外官则逓减之，无田者凖田免丁，惟不配丁，纳粮如故】立为一定之限，以为一代之制，名曰「配丁田法」。既不夺民之所有，则有田者惟恐子孙不多，而无匿丁不报者矣。不惟民有常产，而无甚贫甚富之不。均而官之，差役亦有验丁、验粮之可据矣。行之数十年，官有限制，富者不复买田，兴废无常，而富室不无鬻产。田直日贱，而民产日均。虽井田之制不可猝复，而兼并之患日以渐销矣。臣愚偶有所见，不知可否，敢以为献。惟圣明下其议于有司，俾究竟以闻。
汉孝宣地节三年诏曰：「池籞未御幸者，假与贫民；郡国公馆，勿复脩治。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
孝元初元元年，以公田及苑振业贫民。江海陂湖园池属少府者，以假贫民，勿租赋。
臣按：古者人君多克己以厚民生。虽以汉世中主如孝宣、孝元者，其宫馆园池及郡国公田，咸假之以振业贫民，俾其种食，勿收租赋。况本民田而肯夺以为己有，而又以之赐亲昵、权幸之臣者哉！
宋太宗时，言者谓江北之民杂植诸谷，江南专种秔稻，虽土风各有所宜，至于参植以防水旱，亦古之制。于是诏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州长吏，劝民益种诸谷。民乏粟、麦、黍、豆种者，于淮北州郡给之。江北诸州亦令就水广种秔稻，并免其租。
真宗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田髙仰者莳之，盖旱稻也。内出种法，命转运使揭榜示
译汉武帝时，董仲舒对皇上说：“秦朝改变了帝王的制度，废除了井田制，百姓可以买卖土地，富人田地连绵不断，穷人连插锥子的地方都没有。汉朝兴起后沿袭而未加改变，古代的井田法虽然难以突然实行，但应稍微接近古法，限制百姓占有田地的数量（名田即占田，为各人设立限额，不让富人超过制度）以救济不足，堵塞兼并的道路，然后才能治理得好。”
汉哀帝时，师丹请求建立限田制度，皇帝将此事下达讨论。孔光、何武请求官吏百姓占有田地不超过三十顷。
北魏孝文帝时，李安世上奏说：“田地产业大多被豪强所占夺，虽然井田制难以恢复，应当重新均量分配，使劳力与产业相称。另外所争抢的田地，应当限定年限裁决，事情久远难以查明的，全部归现在的主人所有。”皇上认为他的建议很好，下诏均分天下人的田地：男子十五岁以上受露田四十亩（不栽树的称为露田），女子二十亩，奴婢受田三十亩。
唐朝授田的制度，成丁的人每人一顷，其中十亩作为口分田，二十亩作为永业田，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田地多足以满足人口的地方称为宽乡，少的称为狭乡。狭乡授田减少宽乡的一半。凡是迁徙他乡以及贫穷无力耕种的人，可以出卖世业田。从狭乡迁徙到宽乡的人，可以出卖口分田。已经卖出的不再授田。
臣按：井田制废除之后，田地不在官府而在百姓手中，因此贫富不均。一时懂得治国体要的人，都感慨古法的好处，但最终没有恢复的道理。于是有限田的议论，均田的制度，口分、世业的法规，然而都是议论了却没有实行，实行了却不能长久。为什么呢？它们的法规虽然各有可取之处，但难免违背人情而不适合当地风俗，可以暂时实行而不能长久。终究不如听任百姓自便来得得当。如果不得已要创立制度，一定要根据已有的风俗而设立未来的限制，不追究过去的过错，只限制将来，或许可以吧？臣请求以一年为限，如从今年正月以前，百姓家中所有的田地，即使多到百顷，官府也不过问。只是从今年正月以后，一个丁口只允许占有田地一顷（余数不允许超过五十亩），于是以丁口配田地，进而定为差役的法度：丁口多田地少的，允许买足其数；丁口田地相当则不允许再买，买了的没收；那些丁口少田地多的，在我们未立限之前，不再追究；自立限以后，只允许他们出卖，有增买的，一并削去其所有（百姓家生子将要成丁的，即允许预先购买以等待其成丁），以田地一顷配人一丁，当一夫的差役；那些田地多丁口少的家庭，以田地配丁口足数之外，以田地二顷视同一丁，当一夫的差役，量出雇役的钱（富人出财）；田地少丁口多的家庭，以丁口配田地足数之外，以人二丁视同田地一顷，当一夫的差役，量应出力的征发（穷人出力）。至于田地多人少的地方，每丁口或许余三五十亩，或至一二顷；人多田少的地方，每丁口或许只有四五十亩，七八十亩，随其多寡，尽其数以分配之。此外又因此制定仕宦优免的法度，根据官品高低，量定优免，只是不配丁口，纳粮如故。那人已死，优免及于子孙，以寓含世禄的意思（如京官三品以上免四顷，五品以上三顷，七品以上二顷，九品以上一顷；外官则递减，无田的准田免丁，只是不配丁口，纳粮如故）。立为一定的限制，作为一代的制度，名为“配丁田法”。既不夺取百姓所有的，那么有田的人只怕子孙不多，而没有隐匿丁口不报的了。不仅百姓有恒产，而没有极贫极富的不均，而且官府的差役也有查验丁口、查验粮食的依据了。实行几十年，官府有限制，富人不再买田，兴衰无常，而富户不免出卖产业。田价日益便宜，而民产日益平均。虽然井田制不能突然恢复，而兼并的祸患日益逐渐消减了。臣愚昧偶有所见，不知可否，敢以此进献。希望圣明下其议于有关部门，使彻底研究后上报。
汉宣帝地节三年诏书说：“池塘苑囿未曾临幸的，借给贫民；郡国公馆，不要再修缮。流民回归的，借给公田，贷给种子粮食。”
汉元帝初元元年，用公田及苑囿救济贫民。江海陂湖园池属于少府的，借给贫民，不收租赋。
臣按：古时君主多克制自己以厚待民生。即使是汉代中主如孝宣、孝元，他们的宫馆园池及郡国公田，都借给贫民救济产业，让他们种植粮食，不收租赋。何况是百姓的田地而肯夺取作为己有，而又拿它赐给亲昵、权幸之臣呢！
宋太宗时，进言的人说江北的百姓杂种各种谷物，江南专种秔稻，虽然土风各有所宜，至于参种以防防水旱，也是古制的做法。于是诏令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各州长官，劝民多种各种谷物。百姓缺乏粟、麦、黍、豆种子的，从淮北州郡供给。江北各州也令就水广种秔稻，并免除其租税。
真宗因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地不丰收，派遣使者到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作为种子，选择田地高仰的种植，这是旱稻。从内府拿出种法，命转运使揭榜告示。
民。
臣按：地土髙下、燥湿不同，而同于生物。生物之性虽同，而所生之物则有宜不宜焉。土性虽有宜不宜，人力亦有至不至。人力之至，亦或可以胜天，况地乎？宋太宗诏江南之民种诸谷，江北之民种秔稻。真宗取占城稻种，散诸民间，是亦大易裁成辅相以左右民之一事。今世江南之民皆杂莳诸谷，江北民亦兼种秔稻。昔之秔稻惟秋一收，今又有早禾焉。二帝之功利及民逺矣。后之有志于勤民者，宜仿宋主此意，通行南北，俾民兼种诸谷。有司考课，书其劝相之数。其地昔无而今有，有成效者加以官赏。
译百姓。
臣按：土地的高低、干湿虽然不同，但在孕育万物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万物生长的本性虽然相同，但所生长的作物却有适宜与不适宜之分。土地的性质虽有适宜与不适宜之别，但人力也有尽力与不尽力的区别。人力若竭尽全力，尚且可以战胜天命，何况是土地呢？宋太宗曾下诏让江南百姓种植各类谷物，让江北百姓种植秔稻。宋真宗选取占城稻种，分发给民间，这也是通过裁成天地之道、辅助万物生长来引导百姓的一件大事。如今江南百姓都混合种植各类谷物，江北百姓也兼种秔稻。过去的秔稻只有秋季一季收获，现在又有了早稻。两位皇帝的恩泽惠及百姓，影响深远。后世有志于勤勉为民的统治者，应当仿效宋代君主这一用意，在南北各地推行，让百姓兼种各类谷物。有关部门在考核政绩时，应记录他们劝勉互助的成效。那些过去没有种植而现在种植，并取得显著成效的地方，应当给予官员奖赏。
林勲上政本书曰：「宜假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亩，其有羡田之家毋得市田，其无田与游惰末作者皆驱之使▯农以耕田之羡者，而杂纽钱谷以为十一之税
陈亮曰：勲为此书，考古验今，思虑周宻可谓勤矣。世之为井田之学者，孰有加于勲者乎？要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于一变之后，成顺致利，则民不骇，而可以善其后。
臣按勲此书，朱熹、吕祖谦皆称许之。今考其书：百里之县，嵗率米五万一千斛，钱万二千缗，绢四千余匹，绵三千四百觔。取民过重，恐非后世所宜用者【以上田产】
虞书》曰：「予决九川，距【至也】四海，濬【深也】畎浍，距川。」
蔡沈曰：「九川，九州之川也。《周礼》一畆之间，广尺，深尺，曰畎；一同之间，广二寻，深二▯，曰浍。畎浍之间有遂，有沟，有洫，皆通田间水道，以小注大。言畎浍而不及遂、沟、洫者，举大小以包其余也。先决九川之水，使各通于海；次濬畎浍之水，使各通于川也。」
周礼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间有遂【一夫所受之田百畆，间必有遂】十夫有沟【十夫千畆之田】百夫有洫【百夫万畆之田】千夫有浍【千夫十万畆之田】万夫有川【万夫百万畆之田，川所以受遂、沟、洫、浍之水】
稻人掌稼下地【下地，水泽之地也】以潴畜水【潴，积也；积水为陂塘也】以防止水【増之隄防】以沟荡水【引水播荡】以遂均水【均布沟水】以列舎水【列者，胜其町畦；水可止舎】以浍写水【水有余，则防之于浍】
匠人为沟洫，广尺，深尺，谓之▯；广二尺，深二尺，谓之遂；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广二防，深二▯，谓之浍【寻与▯皆八尺】专达于川，各载其名【识所从出】也。凡天下之地埶，两山之间，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凡沟，必因水势；防，必因地势。
陈傅良曰：「遂人言五沟之制而始于遂，匠人言五沟之制而始于▯。▯非沟也，乃播种之地而已。一亩三▯，一夫三百▯。▯从则遂，横遂横则沟，从由沟而达洫，由洫以达浍，其从横亦如之。説者又以沟浍为通水而设，然沟洫之于田也，可决而决则无水溢之患，可塞而塞则无旱干之忧，以时决塞则沟洫，岂特通水而已哉！」
王昭禹曰：「沟，所以导水。不因水势，则其流易壅。防，所以止水。不因地势，则其土易壊。故为沟者，必因水势之曲直，则其流斯无壅矣。为防者，必因地势之髙下，则其土斯无壊矣。善为沟者，水必漱齧之而无所壅，以其因水势故也。善为防者，水必滛液之而无所决，以其因地势故也。」
臣按：古今言水利者，周官所谓「沟必因水势，防必因地势」，二言尽之矣。
孔子曰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
朱熹曰：「沟洫，田间水道，以正疆界，备旱潦者也。」又曰：「沟洫之制，见于《周礼》遂人、匠人之职，详矣。」盖禹既平水患，又治田间之水，使无水旱之灾，所谓「濬畎浍距川」是也。
臣按：井田之制虽不可行，而沟洫之制则不可废。但不可泥其陈迹，必欲一一如古人之制。尔今京畿之地，地势平衍，率多洿下，一有数日之▯，即便淹没，不必霖潦之久，輙有害稼之苦。农夫终嵗勤苦，盻盻然而望此麦禾，以为一年衣食之计，赋役之需，垂成而不得者多矣，良可悯也。北方地经霜雪，不甚惧旱，惟水潦之是惧。十嵗之间，旱者什一二，而潦恒至六七也。为今之计，莫若少仿遂人之制，每郡以境中河水为主【如保定之白沟，真定之滹沱之类】又随地势各为大沟，广一丈以上者，以逹于大河；又各随地势各开小沟，广四五尺以上者，以达于大沟【大沟地官用钱偿其直，小沟地所近田主偿其直】又各随地势开细沟，广二三尺以上者，委曲以达于小沟。其大沟则官府为之，小沟则合有田者共为之，细沟则人各自为于其田。每嵗二月以后，官府遣人督其开挑，而又时常廵视，不使淤塞。如此则旬月以上之▯，下流盈溢，或未必得其消涸。若夫旬日之
译林勋上呈《政书》说：“应当借鉴古代井田制的做法，让每个成年男子占有五十亩田地。那些拥有多余田地的家庭不得买卖田地，那些没有田地以及游手好闲、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都要驱使他们去耕种那些多余的田地，并混合征收钱粮，作为十一分之一的赋税。”
陈亮说：“林勋撰写这本书，考证古代、验证当今，思虑周全严密，可以说是非常勤勉了。世上研究井田制的人，有谁比林勋更胜一筹呢？关键在于必须有英雄豪杰般的君主兴起，在变革之后加以运用，顺应时势带来利益，这样百姓就不会惊骇，从而可以妥善地处理后续事宜。”
臣按：林勋的这本书，朱熹、吕祖谦都称赞它。现在考察他的书：方圆百里的县，每年大约征收米五万一千斛，钱一万二千缗，绢四千多匹，绵三千四百斤。向百姓征收的赋税过重，恐怕不适合后世采用。【以上关于田产】
《尚书·虞书》说：“我疏通九条大河，直到四海；深挖田间小沟，直到大河。”
蔡沈说：“九川，是九州的大河。《周礼》规定，一亩田地之间，宽一尺、深一尺的沟渠，叫作‘畎’；一‘同’（方十里）之间，宽两寻（十六尺）、深两仞（八尺）的沟渠，叫作‘浍’。畎和浍之间有‘遂’、‘沟’、‘洫’，都是贯通田间的水道，将小水流汇入大水流。只说畎和浍而不提及遂、沟、洫，是举出大小两端来概括其余的。先疏通九条大河的水，使它们各自通向大海；其次深挖畎和浍的水，使它们各自通向大河。”
《周礼》中遂人掌管郊野的土地，凡是治理郊野，百亩田地之间有遂【一夫所受之田百亩，中间必有遂】，千亩田地之间有沟【十夫千亩之田】，万亩田地之间有洫【百夫万亩之田】，十万亩田地之间有浍【千夫十万亩之田】，百万亩田地之间有川【万夫百万亩之田，川是用来容纳遂、沟、洫、浍的水的】。
稻人掌管低洼湿地的耕作【下地，指水泽之地】，用潴来蓄水【潴，积聚的意思；积水形成池塘】，用堤防来防止水患【增高堤防】，用沟来疏导水流【引水流动】，用遂来均匀分布水流【均匀分布沟中的水】，用列来停蓄水流【列，指田间的畦埂；水可以停留蓄积】，用浍来排放多余的水【水过多，则引导到浍中】。
匠人负责开凿沟渠，宽一尺、深一尺的，叫作“畎”；宽二尺、深二尺的，叫作“遂”；井田之间宽四尺、深四尺的，叫作“沟”；宽八尺、深八尺的，叫作“洫”；宽两寻、深两仞的，叫作“浍”【寻和仞都是八尺】，一直通达到大河，各自标明名称【识别水源出处】。凡是天下的地势，两座山之间，必定有河流；大河之上，必定有道路。凡是开凿沟渠，必须顺应水的流向；修筑堤防，必须依据地势的高低。
陈傅良说：“遂人讲述五种沟渠的制度而从‘遂’开始，匠人讲述五种沟渠的制度而从‘畎’开始。‘畎’不是沟渠，而是播种的地方罢了。一亩地有三畎，一夫有三百畎。纵向的畎通向遂，横向的遂通向沟，纵向的沟通向洫，由洫通向浍，其纵横关系也是如此。解说的人又认为沟和浍是为了通水而设置的，然而沟洫对于田地来说，可以疏通时疏通就没有水溢出的祸患，可以堵塞时堵塞就没有干旱的忧虑，按时疏通和堵塞，那么沟洫难道仅仅是为了通水吗！”
王昭禹说：“沟，是用来引导水流的。不顺应水的流向，水流就容易淤塞。堤防，是用来阻挡水流的。不依据地势的高低，堤防的土就容易崩塌。所以修筑沟渠的人，必须顺应水流曲直的形势，那么水流就不会淤塞了。修筑堤防的人，必须依据地势高下的形势，那么堤防的土就不会崩塌了。善于修筑沟渠的人，水流必然冲刷侵蚀而不会淤塞，是因为顺应了水的流向。善于修筑堤防的人，水流必然浸润渗透而不会决口，是因为依据了地势的高低。”
臣按：古今谈论水利的人，周官所说的“沟渠必须顺应水的流向，堤防必须依据地势的高低”，这两句话概括尽了。
孔子说：“降低宫室的规格，而尽力治理沟渠。”
朱熹说：“沟洫，是田间的水道，用来划定疆界，防备旱涝灾害的。”又说：“沟洫的制度，在《周礼》遂人、匠人的职掌中记载得很详细。”大概大禹平息了水患之后，又治理田间的水，使没有水旱灾害，所说的“深挖畎浍直到大河”就是这个意思。
臣按：井田的制度虽然不可实行，但沟洫的制度则不可废除。只是不能拘泥于古代的旧迹，一定要完全照搬古人的制度。如今京畿地区，地势平坦广阔，大多低洼，一旦连续几天下雨，就会立刻淹没，不必等到久雨成灾，就会有损害庄稼的痛苦。农夫终年辛勤劳作，殷切地盼望麦禾成熟，以此作为一年衣食的计划，以及赋税徭役的需要，快要成熟却得不到收获的很多，实在令人怜悯。北方土地经过霜雪，不太害怕干旱，只害怕水涝。十年之间，干旱的年份占十分之一二，而水涝的年份常有六七次。为现在的计策，不如稍微仿照遂人的制度，每个郡以境内的河流为主【如保定的白沟，真定的滹沱河之类】，又随地势各自开凿大沟，宽一丈以上的，以通达大河；又随地势各自开凿小沟，宽四五尺以上的，以通达大沟【大沟由官府出钱补偿其费用，小沟由附近田主补偿其费用】，又随地势开凿细沟，宽二三尺以上的，曲折地通达小沟。大沟由官府负责，小沟由拥有田产的人共同负责，细沟由每个人在自己的田地里负责。每年二月以后，官府派人督促开凿疏浚，并且时常巡视，不让淤塞。这样即使旬月以上的雨水，下游盈溢，或许未必能使其干涸。至于旬日之
间，纵有霖▯，亦不能为害矣。朝廷于此，又遣治水之官，防通大河，使无壅滞；又于夹河两岸筑为长隄，髙一二丈许【如河身二丈，两旁各留二丈许空地以容许】则众沟之水皆有所归，不至溢出，而田禾无淹没之苦，生民享收成之利矣。是亦王政之一端也，惟圣明留意，下有司议可否而推行其法于天下。
译此后，即使遇到大雨，也不能造成灾害了。朝廷在此时，又派遣治水的官员，疏通大河，使其没有堵塞滞留；又在夹河的两岸修筑长长的堤坝，高一二丈左右【如河身宽二丈，两旁各留二丈左右的空地以容纳水流】，那么众多沟渠的水都有归宿，不至于溢出，农田庄稼没有淹没之苦，百姓享受丰收之利了。这也是王政的一个方面，希望圣明的君主留意，命令下属官员商议可行与否，并将此法推行于天下。
魏史起为邺令，引漳水溉邺。民歌之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梁。」
秦，郑国开泾水，自中山抵瓠口为渠，用溉注填阏之水，溉舄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闗中为沃野，无凶年，名曰郑国渠。
李冰为蜀守，壅河水，作堋，穿二江，以通舟船，因以灌溉诸郡。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
汉召信臣为南阳太守，于穰县南造钳卢陂，用广灌溉，嵗嵗増多至二万顷，人得其利。及后汉杜诗为守，复脩其业，时歌之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
臣按：成周以前，井田与沟洫之制并行。旱干则有蓄水之所，霪潦则有泄水之地。当是之时，民无水旱之忧，而常获丰登之利。非遇大灾变，不至于捐瘠也。自秦以后，井田废而沟洫随之。尚赖有民社之责者，因川泽之势而兴灌溉之利。非惟农民赖之，而为国家之益也，亦不小矣。世之守令能有兴脩水利，以为一方无穷之惠者，上之人其尚旌异而显擢之哉！
宋神宗熈宁元年，遣使察农田水利。中书又言：“诸州县古迹陂塘，异时皆畜水溉田，民利数倍。近嵗多所湮废。”诏诸路监司访寻州县，可兴复水利。
苏轼曰：「今欲凿空寻访水利，所谓即鹿无虞，岂惟徒劳，必大烦扰。且古陂废堰，多为侧近冒耕，嵗月既深，已同永业。茍欲兴复，必尽追收。又有好讼之党，多怨之人，妄言某处可作陂渠，规壊所怨田产，或指人旧物以为官陂，冒佃之讼，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无事，而何苦欲行此哉！」
臣按：水性就下，遏之则利于旱嵗；遇有霖潦，则又或至于淹没焉。是其利害，亦略相当也。是以善言利者，必因其势，顺其宜，行其所无事，使其旱则得有所灌，潦则得有所泄，两无害焉，斯之为利。茍利少而害多，或两无所利害焉；甚而委邻为壑，利己损人，决不可凿空生事，以烦扰乎民，兴起讼端，以召不靖之怨也【以上水利】
以上论制民之产
大学衍义补卷十四
<子部,儒家类,大学衍义补》>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十五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固邦本
重民之事
舜典：「咨！十有二牧【养民之官】曰：『食哉，惟时！』」
朱熹曰：「王政以食为首，农事以时为先。舜言足食之道，惟在于不违农时也。」
臣按：君之所以治者，以民；民之所以生者，以食；食之所以足者，以农；农之所以耕者，以时。人君所以设为州牧，以子养乎民，使之得以遂其生。欲遂其生，日食不可阙；欲足其食，农时不可违。此帝舜所以咨牧，而必以食为先，而勉之以时也。
帝曰：「弃！黎民阻饥【厄也】汝后稷播【布也】时百谷。」
臣按：帝舜于咨四岳，求奋事功，熈帝载之后，即首命弃，以仍其旧职；而后继之敷教明刑之官，则农事在所重，而当先，可知矣。
周公作《无逸》曰：「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
蔡沈曰：「农之依田，犹鱼之依水，木之依土。鱼无水则死，木无土则枯，民非稼穑则无以生也。故舜自耕稼以至为帝，禹稷躬稼以有天下。文武之基，起于后稷。四民之事，莫劳于稼穑；生民之功，莫盛于稼穑。周公发无逸之训，而首及乎此，有以哉！」
臣按：人君兢兢然，所以居其身于无时暇逸之地者，必先知夫稼穑之艰难也。备尝其艰难之事，而后居于逸乐之地，则知小人之所依矣。小人所依，在乎稼穑。为人上者，乌可纵己之欲，以妨农事，而使之失其所依哉？
文王卑服，即康功【安民之功】田功【养民之功】
孔颖达曰：「就田功，知稼穑之艰难。」
臣按：文王卑服，犹禹所谓恶衣服也。文王于衣服之奉，所性不存，专意于安民养民之功，然不谓养民而谓之田者，周家以农事开国，自公刘以来，咸以稼穑为事，而文王尤专心田事，即是以为养民之功也。
周颂曰：「嗟嗟臣工【羣臣百官】敬尔在公【公家】王厘【赐也】尔成【成法】来咨来
译魏国的史起担任邺县县令，引漳水灌溉邺地。百姓歌颂他说：“邺地有贤良的县令啊，就是史公；决开漳水啊，灌溉邺地周围。自古盐碱之地啊，如今长出稻粱。”
秦国时，郑国开凿泾水，从中山抵达瓠口修筑渠道，用来灌溉低洼积水之地，灌溉盐碱地四万多顷，收成都是一亩一钟。于是关中成为肥沃的原野，没有荒年，名叫郑国渠。
李冰担任蜀郡太守，堵塞河水，修筑堤坝，开凿两条江，以便通航船只，借此灌溉各郡。于是蜀地成为千里沃野，号称陆海。
汉朝召信臣担任南阳太守，在穰县南面建造钳卢陂，用来扩大灌溉，年年增加至二万顷，百姓从中得利。等到东汉杜诗担任太守，又修治他的功业，当时百姓歌颂说：“前有召父，后有杜母。”
臣按：成周以前，井田制与沟洫制并行。干旱时有蓄水的地方，水涝时有泄水的去处。在那个时候，百姓没有水旱的忧患，而常获得丰收的利益。除非遇到大灾变，不至于出现饿殍。自秦以后，井田制废除而沟洫制也随之废弃。尚且依赖那些负有治理百姓责任的人，顺着河流湖泊的形势而兴修灌溉的利益。这不仅农民依赖它，而且对国家的益处，也不小啊。世上的州县长官如果能兴修水利，以此作为一方无穷的恩惠，在上位的人应当表彰他们并显赫地提拔他们啊！
宋神宗熙宁元年，派遣使者考察农田水利。中书省又说：“各州县古迹中的池塘，过去都蓄积水灌溉田地，百姓获利数倍。近年大多被湮没废弃。”诏令各路监司访求州县，可以兴复水利。
苏轼说：“现在想要凭空访求水利，所谓追逐鹿却没有向导，岂止是徒劳，必定大大烦扰百姓。况且古代废弃的池塘堤堰，多被附近的人冒占耕种，年代既久，已如同永久产业。如果要想兴复，必定全部追收回官。又有喜欢诉讼的党羽，多有怨恨的人，妄言某处可以建造池塘渠道，图谋毁坏所怨恨之人的田产，或者指着别人的旧物作为官家池塘，冒占佃种的诉讼，必定加倍于今日。臣不知道朝廷本无事，为何要苦行此事呢！”
臣按：水的本性是向下流，阻挡它则有利于旱年；遇到大雨积水，则又或许导致淹没。它的利害，也大致相当。因此善于谈论利益的人，必定顺着它的形势，顺应它的适宜，施行无为而治，使得干旱时能得到灌溉，水涝时能得到排泄，两方面都没有害处，这才是利益。如果利益少而害处多，或者两方面都没有利害；甚至把邻国当作沟壑，利己损人，决不能凭空生事，以烦扰百姓，兴起诉讼的端由，以招致不安的怨恨。【以上水利】
以上论述制定百姓的产业
大学衍义补卷十四
<子部,儒家类,大学衍义补》>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十五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固邦本
重民之事
《舜典》：“咨！十二州的长官【养育百姓的官员】说：‘重视粮食啊，要顺应时节！’”
朱熹说：“王政以粮食为首要，农事以时节为先。舜说充足粮食的方法，只在于不违背农时。”
臣按：君主之所以能治理的，依靠百姓；百姓之所以能生存的，依靠粮食；粮食之所以充足的，依靠农业；农业之所以能耕作的，依靠时节。君主之所以设立州牧，以父母之心养育百姓，使他们得以实现生存。想要实现生存，每日的粮食不可缺乏；想要充足粮食，农时不可违背。这就是帝舜咨询州牧，而必定以粮食为先，并勉励他们顺应时节的原因。
帝说：“弃！百姓遭受饥荒【困苦】，你担任后稷播种【布散】当时的百谷。”
臣按：帝舜在咨询四岳，寻求奋起事功，光大帝业之后，就首先任命弃，让他继续旧职；然后接着任命敷施教化、明正刑罚的官员，那么农事是所重视的，而应当优先，由此可知了。
周公作《无逸》说：“君子所居不可安逸，先要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然后安逸才知道小民的依靠。”
蔡沈说：“农民依靠田地，如同鱼依靠水，树木依靠土壤。鱼没有水就死，树木没有土壤就枯，百姓没有耕种收获就无法生存。所以舜从耕种收获直到成为帝王，禹稷亲自耕种而拥有天下。文武之基，起于后稷。四民之事，没有比耕种收获更劳苦的；生民之功，没有比耕种收获更盛大的。周公发出无逸的训诫，而首先提到这个，是有原因的啊！”
臣按：君主兢兢业业，之所以把自己置于没有闲暇安逸的地方的，必定先要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备尝艰难之事，然后居于安逸享乐之地，就知道小民的依靠了。小民的依靠，在于耕种收获。作为上位者，怎么可以放纵自己的欲望，以妨碍农事，而使他们失去依靠呢？
文王穿着卑贱的衣服，致力于安民之功【安民之功】和田事之功【养民之功】
孔颖达说：“致力于田事，就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
臣按：文王穿着卑贱的衣服，如同禹所说的厌恶华美的衣服。文王在衣服供养方面，本性不存，专心于安民养民之功，然而不称为养民而称为田事，是因为周家以农事开国，自公刘以来，都以耕种收获为事，而文王尤其专心田事，即以此作为养民之功。
《周颂》说：“嗟嗟臣工【群臣百官】，敬慎你们在公家【公家】，王赐予【赐也】你们成法【成法】，来咨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