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五
，刖者使守囿，髠者使守积。
吴澂曰：「黥者，无妨于禁御，故可守门。截鼻者，不以貎恶逺之，故可守闗。宫刑，则人道絶矣，故使守内。断足者，驱禽兽无急行，故可守囿。货财藏于隐处，故使髠者守之。」
译受墨刑的人让他看守城门，受劓刑的人让他看守关卡，受宫刑的人让他看守内宫，受刖刑的人让他看守园囿，受髡刑的人让他看守仓库。
吴澂说：“受墨刑的人，不妨碍警戒防御，所以可以看守城门。受劓刑的人，不因为相貌丑陋而疏远他，所以可以看守关卡。受宫刑的人，已经断绝了人伦之道，所以让他看守内宫。受刖刑的人，驱赶禽兽不需要快步急行，所以可以看守园囿。财物藏在隐蔽的地方，所以让受髡刑的人看守。”
臣按：先儒谓先王之于刑人，其轻者则流之，流之则有居；其重者则刑之，刑之则有使。以其有使也，故掌戮所掌者如此。葢刑余之人，形体不全，虽有犯罪之重，然亦王之民也。圣人耻一物之不遂其生，虽以刑人，亦使之有所养，以全其生。刑之所以为义，全之所以为仁。
汉文帝肉刑除定律曰：诸当髠者，完为城旦【旦起行治城，四嵗刑也】舂【妇人舂作米】当黥者，髠钳为城旦舂。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嵗为▯薪【取薪以给宗庙】白粲【择米使正白，三嵗刑】▯薪、白粲一嵗为▯臣妾；▯臣妾一嵗免为庶人。
臣按虞廷五刑之下有流而无徒，汉世除肉刑，完为城旦舂、▯薪、白粲之类，皆徒刑也，而无流。所谓▯臣妾，后世罚囚徒为皂▯、膳夫，亦此意。
光武建武二十九年诏：「罪囚各减本罪一等，其余赎输作，有差。」
臣按：汉世输作有司，防左挍右挍，若卢所谓输作者，罚其工作于此诸司也。后世有罪罚工，亦此意。
明帝永平八年，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繋囚，减罪一等，勿笞，屯朔方、五原之邉县。后乂诏诣邉者，妻子自随。
臣按此后世谪囚徒戍邉始此
晋武帝时，刘颂上疏曰：「今为徒者，类性元恶不轨之族也。去家县逺，作役山谷，饥寒切身，志不聊生。况其本性奸凶，徒亡日属，贼盗日繁。其有亡者，得辄加刑，日益一嵗，终身为徒。自顾反善无期，而菑困逼身，其志亡思盗，势不得息，事使之然也。」
臣按：后世之乱，多出自盗贼。盗贼多起自囚徒。刘颂之言：“先事防患，不可不为之虑也。”请自今凡罪囚之坐徒者，不许羣聚，各散处于一处，则其为患亦不甚矣。
隋定新律，曰：流刑三：有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应配者，千里居作二年，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曰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其流徒之罪，皆减従轻，流役六年改为五年，徒刑五年改为三年。
臣按：古者流罪无定刑，惟入扵五刑者，有情可矜，法可疑，与夫亲贵勲劳而不可加以刑者，临时权其轻重，差其逺近，所以従寛而宥也。后世制为成法，则惟论其罪，而不复究其情矣。
唐髙祖更撰律令，流罪三，皆加千里居作，三嵗至二嵗半者，悉为一嵗。
臣按《舜典》惟有流而无徒，隋唐之制，既流而又居作，则是兼徒矣。
宋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二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并配役一年。凡徒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徒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臣按：《舜典》入扵五刑者，情轻法重，故为流以宥之，则是流者不复刑也。唐之流刑既定里数，又于此外有所谓加役流者，于众流之上。宋因唐制，每流各加以杖，而又配役，则是五刑之中兼用徒、流、杖三者矣。本朝流罪惟有杖而不配役，比宋为轻矣。
流配旧制止于逺徙。晋天福中，始创刺面之法，遂为戢奸重典。宋因其法。
臣按：自汉除肉刑，古刑不用久矣。而五代中，晋复创刺面之刑，是肉刑皆废，而黥刑复用于数百年之后。彼衰世庸君，固无足责。宋太祖以仁厚立国，廼因之而不革。其后廼至以刺无罪之士卒，其为仁政累大矣。
太宗太平兴国四年，诏配役者分▯盐亭役使。
臣按后世发囚徒煎盐本此
神宗熈寜中，曾布言：“律令大辟之次，处以流刑，代墨劓剕宫之法，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轻重之差。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逺方，无所资给，徒▯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土，转徙四方，因而为患，而居作一年，即聴附籍，比于古亦轻矣。况折杖之法，于古为鞭朴之刑，刑轻不能止恶，故犯法日众，其终必至杀戮，是欲轻反重也。”
臣按：近制有诬告人十人以上者，发口外为民。葢欲以止嚚讼之风也。然此法行，而天下之顽民皆知所儆，独江右之民略不以为患。乃有如布所言者
译臣按：先儒说，先王对于受刑的人，罪行较轻的就流放他们，流放他们就有居住的地方；罪行较重的就施加肉刑，施加肉刑就让他们服役。因为让他们服役，所以掌戮官所掌管的就是这样。大概那些受过刑罚的人，形体不完整，虽然所犯的罪行很重，但终究也是王的百姓。圣人以万物不能顺利生存为耻，即使是受刑的人，也让他们有所供养，以保全他们的生命。刑罚之所以合乎义，保全之所以合乎仁，道理就在这里。
汉文帝废除肉刑时制定的法律说：凡是应当剃去头发的人，改为完刑（保留头发）去筑城【早晨起来去修治城墙，这是四年的刑罚】；妇女则去舂米【妇女舂米】。应当黥刑（脸上刺字）的人，改为剃去头发、戴上铁钳去筑城或舂米。罪犯在监狱中判决后，改为完刑去筑城或舂米。满三年改为取薪【采集柴薪供给宗庙】或择米【挑选米粒使其洁白，这是三年的刑罚】。取薪、择米满一年改为臣妾【男为臣，女为妾，做官府的杂役】；臣妾满一年免除为平民。
臣按：虞舜时代的五刑之下有流放而没有徒刑，汉代废除肉刑后，改为完刑筑城舂米、取薪、择米之类，都是徒刑，而没有流放。所说的臣妾，后世惩罚囚徒做皂隶、膳夫，也是这个意思。
光武帝建武二十九年下诏：“罪犯各减轻本罪一等，其余赎罪或输作的，有差别。”
臣按：汉代输作有司，如防左校、右校、若卢等，所说的输作，就是惩罚他们在这些官府工作。后世有罪惩罚做工，也是这个意思。
明帝永平八年，下诏将郡国中都官的死罪囚犯，减罪一等，不施鞭笞，屯驻在朔方、五原的边县。后来又下诏，前往边地的人，妻子可以跟随。
臣按：后世谪发囚徒戍边的制度，从此开始。
晋武帝时，刘颂上疏说：“现在服徒刑的人，大都是本性邪恶、不守法纪的人。离开家乡很远，在山谷中劳作，饥寒交迫，意志无法生存。况且他们本性奸诈凶恶，逃亡的人每天都有，盗贼日益繁多。那些逃亡的人，一旦被抓回就加重刑罚，增加一年刑期，终身服徒刑。他们自顾回头向善没有期限，而灾祸困苦逼迫在身，他们的意志只想逃亡或偷盗，形势使他们无法停止，是事情造成的必然结果。”
臣按：后世的动乱，多出自盗贼。盗贼多起源于囚徒。刘颂的话：“事先预防祸患，不能不为此考虑。”请求从今以后，凡是服徒刑的罪犯，不允许聚集在一起，各自分散居住在一个地方，那么他们造成的祸患也就不严重了。
隋朝制定新律，说：流刑分三等：有千里、一千五百里、二千里。应当发配的人，流千里居作二年，流一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流二千里居作三年。徒刑分五等：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流刑和徒刑的罪行，都减轻从轻，流役六年改为五年，徒刑五年改为三年。
臣按：古代流刑没有固定的刑期，只有进入五刑的人，情有可原，法律可疑，以及亲属、贵族、有功勋的人不能施加刑罚的，临时权衡轻重，区别远近，所以从宽而赦免。后世制定成法，就只论罪行，不再追究情理了。
唐高祖重新撰写律令，流刑三等，都增加千里居作，三年到二年半的，都改为一年。
臣按：《舜典》只有流放而没有徒刑，隋唐的制度，既流放又居作，这就是兼有徒刑了。
宋朝流刑分四等：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二年；流放三千里，脊杖二十二；一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都配役一年。徒刑分五等：徒三年，脊杖二十；徒二年半，脊杖十七；二年，脊杖十七；一年半，脊杖十五；徒一年，脊杖十三。臣按：《舜典中》进入五刑的人，情轻法重，所以用流刑来赦免，这就是流放的人不再受刑。唐代的流刑既定了里程，又在此外有所谓加役流，在众流之上。宋代沿袭唐代制度，每等流放都加上杖刑，而又配役，这就是在五刑中兼用徒刑、流刑、杖刑三者了。本朝流罪只有杖刑而不配役，比宋代轻了。
流配旧制只限于远徙。后晋天福年间，开始创立刺面的方法，于是成为制止奸邪的重典。宋代沿袭了这个方法。
臣按：自从汉代废除肉刑，古代刑罚很久不用了。而在五代中，后晋又创立刺面的刑罚，这是肉刑都废除了，而黥刑又在几百年后重新使用。那些衰世的庸君，固然不足责备。宋太祖以仁厚立国，却沿袭而不改革。后来甚至刺无罪的人，这对仁政的损害太大了。
太宗太平兴国四年，下诏配役的人分派到盐亭服役。
臣按：后世发配囚徒煎盐，本于此。
神宗熙宁年间，曾布说：“律令中大辟（死刑）的下一等，处以流刑，代替墨、劓、剕、宫的肉刑，不仅不符合先王流放赦免的本意，而且失去了轻重的差别。古代乡田同井，人们都安土重迁，流放到远方，没有资财供给，徒然困苦侮辱，以至于终身。近世的人，轻易离开乡土，辗转迁徙四方，因而成为祸患，而居作一年，就允许附籍，比起古代也轻了。况且折杖的方法，在古代是鞭朴之刑，刑罚轻不能制止恶行，所以犯法的人日益增多，最终必然导致杀戮，这是想要轻反而重了。”
臣按：近代的制度有诬告十人以上的人，发配到口外为民。大概是想要制止好讼的风气。然而这个法令实行后，天下的顽民都知道警戒，唯独江西的百姓完全不以为患。于是出现了像曾布所说的那样。
，葢其地狭民贫，逰食四方，廼其素业。乞下法官集议，别为法以处之。今日健讼之风，江右为甚。此风不息，良善不安。异日将有意外之变。
译大概是因为当地土地狭小、百姓贫困，外出游荡谋生，本是他们的传统生计。请求下达给司法官员共同商议，另外制定法律来处置他们。如今好打官司的风气，江右地区最为严重。这种风气如果不消除，善良百姓就无法安居。将来将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故。
孝宗淳熈中，罗防言：“本朝刺配之法，视前代用刑为重。窃谓欲戢盗贼，不可不销逃亡之卒；欲销逃亡之卒，不可不减刺配之法。望诏有司，将见行刺配情轻者，従寛减降，别定居役或编管之令。”
臣按《舜典》：“象以典刑，五刑也。”于五刑之外，有流，有鞭，有扑，有赎，是为九刑。宋人承五代为刺配之法，既杖其脊，又配其人，而且刺其面，是一人之身，一事之犯，而兼受三刑也。宋人以忠厚立国，其后子孙受祸最惨，意者以其刑法太过，杖人以脊，刺人之面，皆汉、唐所无者欤？故其末世子孙，生者有系累之苦，死者遭暴露之祸，后世用刑者宜以为戒。
淳▯十四年，臣僚言：「刺配之法，考之祥符，止四十六条；至庆厯已一百七十六条；今淳熈配法，五百七十条。犯者日众，黥刺之人所至充斥。前后创立配条，不为无説。若止令居役，不离乡井，则防于恵奸，不足以惩恶；若尽用配法，不恤黥刺，则面目一壊，谁复顾借？适长威力，有过无由自新。」
洪迈曰：「秦之末造，赭衣半道，而奸不息。宋制，减死一等，及胥吏、兵卒、徒配者，湼其面而刺之，本以示辱，且使人望而识之耳。久而益多，毎郡牢城管其额，常溢，殆至十余万，凶盗处之恬然，葢习熟而无所耻也。」罗隐《防书》云：「九人冠而一人髽，则髽者慕，而冠者胜；九人髽而一人冠，则冠者慕，而髽者胜。」正谓是欤？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则为恶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可谓至言。
臣按：自废肉刑之后，惟宫一刑尚存。然多取反叛余孽为之，亦或有生而隐宫及自宫以求进者，官府不以为刑也。唐初虽断右趾，太宗以为肉刑久除，不忍复而，房▯龄亦谓今肉刑既废，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又刖人足，是六刑也。于是除之。宋人于今五刑之外，又为刺配之法，岂非所谓六刑乎？聚罪废无聊之人于牢城之中，使之合羣以构怨，其愤愤不平之心无所于泄，心中之意虽欲自新，而面上之文已不可去，其亡去为盗，梃起为乱，又何怪哉？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迄不能制之，是皆刺配之徒在在而有，以为之耳目也【以上徒流】
舜典曰金作赎刑
朱熹曰：「金作赎刑者，使之入金而免其罪，所以赎夫犯鞭扑之刑而情又轻者也。」
或问朱熹曰：「赎刑非古法欤？」曰：「古之所谓赎刑者，赎鞭扑耳。夫既已杀人伤人矣，又使之得以金赎，则有财者皆可以杀人伤人，而无辜被害者何其大不幸也！且杀人者安然居乎乡里，彼孝子顺孙之欲报其亲者，岂肯安于此乎？所以屏之四裔，流之逺方，彼此两全之也。」
吕刑》曰：「墨辟疑赦，其罚百锾【六两曰锾】阅【视也】实其罪。劓辟疑赦，其罚惟倍【二百锾也】阅实其罪。剕辟疑赦，其罚倍差【倍而又差，五百锾也】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阅实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锾，阅实其罪。」
蔡沈曰：「臯陶谓罪疑惟轻者，降一等而罪之耳。今五刑疑赦，直罚之以金，是大辟、宫、剕、劓、墨皆不复降等用矣。舜之赎刑，官府、学校鞭扑之刑耳。夫刑莫轻于鞭扑，入于鞭扑之刑，而又情法犹有可议者，则是无法以治之故，使之赎，特不欲遽释之也。而穆王之所谓赎，虽大辟亦赎也，舜岂有是制？」
夏僎曰：毎条必言阅，实其罪，恐聴者或不详其意，止。
阅实其一，而忽其他，故不嫌其费辞也。
董鼎曰：「舜既以五流而宥五刑矣，鞭扑之轻者，乃许以金赎，所以养其愧耻之心，而开以自新之路。曰『眚灾肆赦』，则直赦之而已。穆王廼以刑为致罪，以罚为赎金。既谓五刑之疑有赦，而又曰『其罚若干锾』，则虽在疑赦，皆不免于刑赎。五刑尽赎，非鬻狱乎？自是有金者，虽杀人皆可以无死，而刑者相半于道，必皆无金者也。中正安在？防」
臣按吕刑之赎法，蔡氏本朱子意，谓舜典所谓赎者，官府学校之刑耳。若五刑则固未尝赎也。五刑之寛，惟处以流鞭扑之寛
译宋孝宗淳熙年间，罗防上言说：“本朝刺配的法律，比起前代用刑更为严酷。我私下认为，想要抑制盗贼，就不能不消除逃亡的士兵；想要消除逃亡的士兵，就不能不减轻刺配的法律。希望陛下下诏给有关部门，将现行刺配中情节较轻的，从宽减等，另外制定居役或编管的法令。”
臣按：《舜典》说：“用常法来施行刑罚，即五刑。”在五刑之外，还有流放、鞭刑、扑刑、赎刑，这合起来就是九刑。宋朝人沿袭五代制定了刺配之法，既杖打脊背，又发配劳役，而且还在脸上刺字，这是一个人犯了一件事，却同时遭受三种刑罚。宋朝人以忠厚立国，其后代子孙遭受的祸患最为惨烈，大概是因为刑法太过严酷，杖打脊背、刺面，都是汉、唐所没有的吧？所以宋朝末年的子孙，活着的有被牵连拘禁的痛苦，死去的遭受尸骨暴露的灾祸，后世用刑的人应当以此为戒。
淳熙十四年，臣僚上言说：“刺配之法，考证祥符年间，只有四十六条；到了庆历年间已有一百七十六条；如今淳熙年间的配法，多达五百七十条。犯罪的人日益增多，被刺配的人到处充斥。前后创立配条，不能说没有理由。如果只让他们居役，不离开家乡，则恐怕会纵容奸恶，不足以惩恶；如果全部使用配法，不顾惜刺面，那么面目一旦毁坏，谁还会顾惜自己？这正好助长了威势，有过错的人没有途径自新。”
洪迈说：“秦朝末年，穿赭衣的囚犯占道路的一半，但奸恶并没有止息。宋朝制度，减死罪一等，以及胥吏、兵卒、徒配的人，洗黑他们的脸并刺字，本意是为了示辱，并且让人远远就能识别他们。时间久了数量越来越多，每个郡的牢城管辖的名额，常常超额，几乎达到十余万人，凶恶的盗贼处之泰然，大概是习以为常而不知羞耻了。”罗隐《防书》说：“九个人戴冠而一个人结发，那么结发的人会羡慕，戴冠的人占优势；九个人结发而一个人戴冠，那么戴冠的人会羡慕，结发的人占优势。”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吧？老子说：“百姓常不怕死，为什么用死来恐吓他们？如果让百姓常怕死，那么作恶的人，我就能抓来杀他，谁敢呢？”这可以说是至理名言。
臣按：自从废除肉刑之后，只有宫刑还存在。然而多取反叛者的余孽来施行，也有人生来隐宫或自宫以求进身的，官府不把这当作刑罚。唐初虽然断右趾，太宗认为肉刑久已废除，不忍心再恢复，房玄龄也说现在肉刑既已废除，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又断人脚，这就是六刑了。于是废除了断趾。宋朝人在如今五刑之外，又制定了刺配之法，难道不是所谓的六刑吗？把罪废无聊的人聚集在牢城之中，使他们合群而结怨，他们愤愤不平的心无处发泄，心中虽然想要自新，但脸上的刺字已经无法去除，他们逃亡为盗，持棍作乱，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最终不能制服他们，这都是因为刺配的徒众到处都有，为他们充当耳目【以上徒流】
《舜典》说：用金钱来施行赎刑。
朱熹说：“用金钱来施行赎刑，是让他们缴纳金钱而免除罪责，用来赎那些犯了鞭扑之刑而情节又较轻的人。”
有人问朱熹说：“赎刑不是古法吗？”朱熹说：“古时候所谓的赎刑，是赎鞭扑之刑。既然已经杀人伤人了，又让他们可以用金钱来赎，那么有财的人都可以杀人伤人，而无辜被害的人何其不幸啊！况且杀人的人安然居住在乡里，那些想要为亲人报仇的孝子顺孙，难道能安心于此吗？所以将他们放逐到四方边远之地，流放到远方，这样彼此都能保全。”
《吕刑》说：“墨刑有疑问而赦免，处罚百锾【六两为一锾】，审察核实他的罪行。劓刑有疑问而赦免，处罚加倍【二百锾】，审察核实他的罪行。剕刑有疑问而赦免，处罚加倍且有差【加倍又有差别，五百锾】，审察核实他的罪行。宫刑有疑问而赦免，处罚六百锾，审察核实他的罪行。大辟有疑问而赦免，处罚一千锾，审察核实他的罪行。”
蔡沈说：“皋陶说罪行有疑问就从轻，降一等来定罪罢了。现在五刑有疑问而赦免，直接处罚金钱，这是大辟、宫、剕、劓、墨都不再降等使用了。舜的赎刑，只是官府、学校的鞭扑之刑罢了。刑罚没有比鞭扑更轻的，入了鞭扑之刑，而情法还有可议论的地方，这是没有办法来治理的缘故，让他们赎罪，只是不想立刻释放他们。而穆王所说的赎，即使是死刑也赎，舜哪有这种制度？”
夏僎说：每条都说“阅”，核实他的罪行，恐怕听的人不详细明白他的意思，只核实其中一条，而忽略其他，所以不嫌辞费。
董鼎说：“舜既然用五流来宽恕五刑了，鞭扑之轻的，才允许用金钱赎，以此来培养他们的愧耻之心，并开辟自新的道路。说‘眚灾肆赦’，就直接赦免罢了。穆王却把刑罚当作致罪，把罚款当作赎金。既然说五刑有疑问有赦免，又说‘处罚若干锾’，那么即使在疑赦之中，都不免于刑赎。五刑全部可以赎，这不是卖狱吗？从此有金钱的人，即使杀人也可以不死，而路上受刑的人占一半，必定都是没有金钱的人。中正之道在哪里呢？”
臣按：吕刑的赎法，蔡氏本于朱子的意思，认为《舜典》所说的赎，只是官府学校的刑罚罢了。如果是五刑，本来就不曾赎。五刑的宽缓，只处以流放、鞭扑的宽缓。
，方许其赎。今穆王赎法，虽大辟亦与其赎免。曾谓唐虞之世而有是法？以为穆王廵逰无度，财匮民劳，至其末年无以为计，乃为此一切权宜之术，以敛民财。夫子録之，葢以示戒。而马端临乃谓熟读此书，哀矜恻怛之意，千载之下犹使人为之感动，且拳拳乎讫富惟贫之戒，其不为聚敛征求设也？审矣。且所谓赎者，意自有在。其意墨辟疑赦，其罚百锾。葢谓墨法之中，疑其可赦者，不遽赦之，而姑取其百锾以示罚耳。继之曰阅实其罪，葢言罪之无疑则刑，可疑则赎，皆当阅其实也。又曰财者人之所甚欲，故夺其欲以病之，使其不为恶耳，岂利其货乎？此书大槩所言，哀民之罹于法，惧有司不能审克而轻用之，此意葢期于无刑而非作刑也。臣窃以谓马氏之言，谓穆王之赎法非利其货入，葢因后世禁网深宻，犯罪者多，阅其实有可疑者，则罚其所甚欲之金，以贷其罪也。夫罪入五刑而可疑者，使富而有金者出金以赎其罪可矣。若夫无立锥之民而犯大辟之罪，何従而得金千锾乎？如是则罪之疑者，富者得生，贫者坐死，是岂圣人之刑防？然则罪之有疑者如之何？则可书固自谓上下比罪，上刑适轻，下服是即虞书罪疑惟轻也，奚用赎为哉？
译（只有符合特定条件），才允许他们赎罪。如今穆王的赎罪之法，即使是死刑也允许他们通过赎金免除。难道唐尧虞舜的时代就有这样的法律吗？我认为穆王巡游没有节制，财力枯竭，百姓劳苦，到了他晚年无计可施，于是采取这种权宜之计，来搜刮百姓的财物。孔子记录这件事，大概是为了示警。而马端临却说熟读这本书，哀怜痛惜之意，千载之下仍让人感动，并且恳切地告诫不要追求富裕而让百姓贫困，认为这并非为聚敛征敛而设？确实如此。况且所谓赎罪，其用意自有深意。其意在于墨刑中存疑可赦免的，其罚金为一百锾。大概是说墨刑之中，怀疑可以赦免的，不立即赦免，而是暂且收取一百锾以示惩罚罢了。接着说“审察核实其罪行”，大概是说罪行无疑则施刑，可疑则赎罪，都应当审察核实其实际情况。又说财物是人们非常渴望的，所以剥夺他们渴望的东西来使他们受苦，让他们不再作恶，哪里是为了贪图他们的钱财呢？这本书大致所说的，是哀怜百姓遭受刑罚，担心官吏不能审慎克制而轻易使用刑罚，这个用意大概期望达到不用刑罚，而不是制定刑罚。我私下认为马氏的话，说穆王的赎罪之法不是为了贪图钱财收入，大概是因为后世法网严密，犯罪的人多，审察核实有可疑的，就惩罚他们所最渴望的金子，来宽贷他们的罪行。那些罪行属于五刑但存疑的，让富有金钱的人出钱赎罪是可以的。至于那些一无所有的百姓犯了死刑之罪，从哪里得到一千锾的金子呢？像这样，罪行存疑的，富人得以活命，穷人坐以待毙，这难道是圣人的刑法吗？那么罪行存疑的该怎么办呢？《尚书》本来就说“上下比照定罪，上刑适当从轻，下刑就服罪”，这就是《虞书》所说的“罪行存疑就从轻处理”，哪里需要用赎罪呢？
周礼·职金》掌受士之金罚、货罚，入于司兵。
郑▯曰：「货泉布也，罚赎罚也，入于司兵，给治兵及工直也，故曰『金作赎刑』。」
贾公彦曰：「掌受士之金罚者，谓断狱讼者有疑，即使出赎。既言金罚，又言货罚者，出罚之家时或无金，即出货以当金也。」
臣按《周礼》职金，受士之金罚、货罚，入于司兵。葢因人之有罪犯于师士者，当罚金与货以赎罪，则入其金于司兵，以为治兵之工。直后世有罪者，往往归之内藏，以为泛用，或以为缮修、营造之费，非古制也。
汉恵帝元年，令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顔师古曰：「令出买爵之钱，以赎罪。」
臣按：《舜典》「金作赎刑，非利之也」，而后世则利之矣。
恵帝令民有罪得买爵以免死，罪则是富者有罪，非徒有财而得免死，又因而得爵焉。呜呼，是何等赏罚耶？
孝文时，纳鼂错之说，募民纳粟塞下，得以除罪。
臣按：错之说，欲以此使人重谷也。谷则重矣，刑毋乃轻乎？是知务农足以使民财之富，而不知轻刑，适足以致民俗之嚚。此偏见曲说，识治体者所不取也。必不得已而救一时之急，非甚不得已不可也。事已则已，可矣。
武帝天汉四年，令死罪人入赎钱五十万，减死罪一等。臣按：辟以止辟，此二帝三王立法之本意也。若死者而可以利赎，则犯法死者皆贫民，而富者不复死矣。其他杂犯赎之可也。若夫杀人者而亦得赎焉，则死者何辜，而其寡妻孤子何以泄其愤？防死者抱千载不报之寃，生者含没齿不平之气，以此感伤天地之和，致灾异之变，或驯致祸乱者，亦或有之。为天地生民主者，不可不以武帝为戒。
宣帝时，西羌反，张敞以兵食不足，请令各诸有罪非盗受财、杀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谷以赎罪。事下有司，萧望之等言：“令民量粟以赎罪，如此则富者得生，贫者独死，是贫富异刑而刑不一也。恐开利路，以伤既成之化。”
蔡沈曰：「敞之议，初未尝及夫杀人及盗之罪，而望之等犹以为恐开利路，以伤既成之化。曾谓唐虞之世而有是赎法？」防
宋制，凡用官防得减赎。太祖干徳四年，大理正髙继申言：「刑统名例律，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亲属犯罪，各有等第减赎。恐久恃先防，不畏刑章。今犯罪身无官者，须祖父曾任本朝官，据品级等乃得减赎。如仕于前代，须有功徳及民，为时所推，乃得请従之。」
太祖又定流内品官任流外职，凖律文徒罪以上，依当赎法。
仁宗至和初，诏前代帝王后，尝任本朝官不及七品者，祖父母、父母、妻子罪流以下，聴赎。
臣按：宋朝赎法，惟以待轻刑，非独以优见仕之臣，凡其亲属亦防其泽，非独以待当世之臣，虽前代之臣，其子孙亦得霑其恵。
太宗淳化四年，诏诸州犯罪，或入金赎，长吏得以任情而轻用之，自今不得以赎论。
臣按：赎刑乃帝王之法，孔子修书，载在圣经，葢惟用之学校，以寛鞭扑之刑，所以飬士大夫之亷耻也。后世乃一槩用之，以为常法，遇有邉防之警，则俾之纳粟于邉；遇有帑藏之乏，则俾之纳金于官，此犹不得已而为之，是以职金纳金货于司兵之意也。若当夫无事之时而定以为常制，则是幸民之犯，以为国之利，可乎？然此犹为国也。今之藩臬州邑，往往假以缮造公宇、修理学校为名，随意轻重而取之，名虽为公，实则为己，朝廷虽有明禁，公然为之，恬无所畏。乞敕法司申明旧比，再有犯者，坐以枉法，终身不齿，庶防奸▯少息乎【以上赎罪】以上明流赎之意。臣按：虞书五刑之下有流，所以宥夫疑狱及不可加刑之人；鞭扑之下有赎，所以宥夫轻罪及以飬士大夫亷耻之节，然未有徒刑也。而徒之刑始见于周官，然亦未明言其为徒也，而有徒之意焉。所以为此刑者，葢亦流宥之意，而其罪视流为轻矣。本朝因隋唐旧制，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所谓流者，率従寛减以为徒，真用以流者，葢无防也。至于赎刑，国初虽因唐制，而赎以钱，五刑一十九等，自六百文以至
译《周礼·职金》掌管收受士人的金罚、货罚，将其收入司兵。
郑玄说：“货是指钱币布帛，罚是指赎罪的钱财，收入司兵，是用来供给治理兵器及工匠的工钱，所以说‘金作赎刑’。”
贾公彦说：“掌管收受士人的金罚，是指审理狱讼的人有疑案，就允许犯人出钱赎罪。既说金罚，又说货罚，是因为出罚的人家当时有时没有金属，就出钱币布帛来抵充金属。”
臣按：《周礼》职金，收受士人的金罚、货罚，收入司兵。大概是因为人犯了罪，在师士那里获罪，应当罚金与货来赎罪，就将金收入司兵，用来作为治理兵器的工钱。后世有罪的人，往往将罚金归入内藏，作为泛用，或者作为修缮、营造的费用，这不是古制。
汉惠帝元年，下令百姓有罪的，可以买爵三十级，来免除死罪。颜师古说：“下令出钱买爵，来赎罪。”
臣按：《舜典》说“金作赎刑，不是为了贪图利益”，而后世却贪图利益了。
惠帝下令百姓有罪可以买爵来免死，那么就是富人有了罪，不仅因为有财而得以免死，还因此得到了爵位。唉，这是什么赏罚呢？
汉文帝时，采纳晁错的建议，招募百姓交纳粮食到边塞，可以免除罪行。
臣按：晁错的建议，是想以此来使人们重视粮食。粮食是重视了，刑罚岂不是变轻了吗？由此可知，致力于农耕足以使百姓财富丰富，却不知道刑罚变轻，恰好足以导致民俗愚昧。这是偏见曲说，懂得治国大体的人所不采纳的。如果不得已而为了救一时的急迫，不是非常不得已不可以这样做。事情过去就停止，就可以了。
汉武帝天汉四年，下令死罪的人交纳赎钱五十万，减死罪一等。臣按：“辟以止辟”，这是二帝三王立法的本意。如果死罪可以靠利益来赎，那么犯法被处死的人都是贫民，而富人不再被处死了。其他杂项犯罪赎罪是可以的。如果是杀人犯也得以赎罪，那么死者有什么罪过，他们的寡妇孤儿靠什么来发泄愤恨？防止死者抱千年不报的冤屈，生者含终身不平之气，以此感伤天地的和气，导致灾异的变化，或者逐渐导致祸乱的，也是有的。作为天地生民的主宰，不可以不把汉武帝作为警戒。
汉宣帝时，西羌反叛，张敞因为兵粮不足，请求下令各州郡有罪的人，如果不是盗窃受贿、杀人及犯法不得赦免的，都可以按等级交纳粮食来赎罪。事情下达给有关部门，萧望之等人说：“下令百姓按粮食数量赎罪，这样就是富人得以活命，穷人独自被处死，这是贫富刑罚不同而刑罚不统一。恐怕开启谋利的途径，来伤害已经形成的教化。”
蔡沈说：“张敞的建议，起初未曾涉及杀人和盗窃的罪行，而萧望之等人还认为恐怕开启谋利的途径，来伤害已经形成的教化。难道说唐虞时代就有这种赎法吗？”
宋代制度，凡是使用官荫可以减刑赎罪。宋太祖乾德四年，大理正高继申说：“《刑统》名例律规定，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员的亲属犯罪，各有等级减刑赎罪。恐怕长久依赖先代的恩荫，不畏惧刑法。现在犯罪的人自身没有官职的，必须祖父曾任本朝官，根据品级等级才得以减刑赎罪。如果在以前朝代做官，必须有功德及民，被当时推崇，才得以请求遵循这个规定。”
宋太祖又规定流内品官担任流外职，按照律文徒刑以上，依照应当赎罪的法令。
宋仁宗至和初年，下诏前代帝王后妃，曾经担任本朝官职不到七品的，祖父母、父母、妻子犯罪在流刑以下的，允许赎罪。
臣按：宋代的赎法，只用来对待轻刑，不仅用来优待现任官员，凡是他们的亲属也蒙受恩泽，不仅用来对待当世的官员，即使是前代的官员，他们的子孙也能沾受恩惠。
宋太宗淳化四年，下诏各州犯罪的人，有的交纳金钱赎罪，长官得以凭个人心意而轻率使用，从今以后不得以赎罪论处。
臣按：赎刑是帝王的法度，孔子修书，记载在圣经中，大概只用在学校，用来宽缓鞭扑的刑罚，所以用来培养士大夫的廉耻。后世却一概使用，作为常法，遇到边疆警报，就让他们向边塞交纳粮食；遇到国库匮乏，就让他们向官府交纳金钱，这还算是不得已而为之，符合职金将金货收入司兵的意思。如果在无事的时候确定作为常制，那就是庆幸百姓犯罪，作为国家的利益，可以吗？然而这还是为了国家。现在的藩臬州邑，往往假借修缮公署、修理学校的名义，随意轻重而收取，名义上虽然是公事，实际上是为了私利，朝廷虽然有明确禁令，公然这样做，安然无所畏惧。请求敕令法司申明旧例，再有犯法的，以枉法论处，终身不予录用，或许奸邪之风稍微平息吧【以上赎罪】以上阐明流赎的意思。臣按：《虞书》五刑之下有流刑，用来宽恕疑狱及不可加刑的人；鞭扑之下有赎刑，用来宽恕轻罪及培养士大夫廉耻的节操，然而没有徒刑。而徒刑开始见于《周官》，然而也没有明确说它是徒刑，而有徒刑的意思。之所以设立这种刑罚，大概也是流刑宽恕的意思，而其罪行比流刑轻。本朝沿袭隋唐旧制，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罚，所谓流刑，大多从宽减为徒刑，真正用来流放的，大概很少。至于赎刑，建国初期虽然沿袭唐制，而用金钱赎罪，五刑十九等，从六百文直到
四十二贯，第立制以为备，而不尽用也。其后或随时以应用，而有罚米赎罪之比，然皆以贷轻刑尔，而真犯死罪者则否，是以一世之人得以安其室家之乐，而无流徙之苦，役作于外者，曾不防时限满而归者，即复如旧，富者不以财而幸免，贫者不以匮而独死。其制刑视前代为轻，其用刑视前代为省，民心之亲戴，国祚之绵长，岂无所自哉？
译四十二贯，只是确立制度作为储备，并不完全使用。后来有时根据时势灵活应用，有罚米赎罪的例子，但这些都是用来减轻刑罚罢了，真正犯死罪的人则不在此列。因此，当时的人得以安享家庭之乐，没有流放的痛苦；在外服劳役的人，不曾限制期限，期满归来后，就恢复原状。富人不能凭借钱财侥幸免罪，穷人也不会因为贫困而独自受死。它的刑罚制度比前代轻，它的刑罚使用比前代省，百姓亲近拥戴，国运绵长，难道没有原因吗？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五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六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慎刑宪
详聴断之法
易·讼》之彖曰：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终凶，讼不可成也。利见大人，尚中正也。程頥曰：讼之为卦，上刚下险，险而又健也。又为险健相接，内险外健，皆所以谓讼也。若健而不险，不生讼也；险而不健，不能讼也。险而又健，是以讼也。处讼之时，虽有孚信，亦必难阻窒塞而有惕惧，则得中而吉。讼非善事，不得已也，安可终极其事成？谓穷尽其事也。讼者，求辩其是非也。辩之当乃中正也，故利见大人，以所尚者中正也。聴者非其人，则或不得其中正也。中正，大人，九五是也。
九五，讼，元吉。象曰：讼，元吉，以中正也。
程頥曰：「以中正居尊位，治讼者也。治讼得其中正，所以元吉也。元吉，大吉而尽善也。」
朱熹曰：「中则聴不偏，正则断合理。」
杨万里曰：「虞芮争田之讼，必欲见文王，故其讼之理决；鼠牙雀角之诚伪，必欲见召伯，故其讼之理明。为聴讼之大人，不尚中正可乎？」
毛璞曰：「使小民无争，安用有司？使诸侯无争，委裘可也。然则天下不能无争者，势也。所以利见大人者，利其主之也。」又曰：「九五乃聴讼之主，刑狱之官，皆足以当之，不必专谓人君。然人君于讼之大者，如刑狱，亦岂得不聴攷之？《王制》《周官》葢可见矣。所谓罔攸兼扵庶狱，狱事之小，不必聴者也。」
臣按：刑狱之原，皆起扵争讼。民生有欲，不能无争。争则必有讼。茍非聴讼者中而聴，不偏正而断合理，则以是为非，以曲作直者有矣。民心是以不平。初则相争，次则相鬬，终则至于相杀，而祸乱之作，由此始也。是以为治者，必择牧民之官，典狱之吏。非独以清刑狱之具，亦所以遏争鬬之源，而防祸乱之生也。
噬嗑九四，噬干胏【肉之带骨者，与胾同】得金矢，利艰贞，吉。
朱熹曰：「周礼狱讼，入钧金、束矢而后聴之。九四以刚居柔，得用刑之道，故有此象。言所噬愈坚，而得聴讼之宜也。然必利于艰难正固，则吉。」
臣按：金取其坚，矢取其直，言讼者必坚必直，然后聴之。彼其辞理不直而执意不坚者，不聴也。干胏亦取其坚，言聴讼者亦必刚直而坚固，于事之有梗者，能决断而无难，然后得聴讼之宜也。要必讼者难于讼，非不得已不讼也，而所讼者必据理直而执辞坚。聴者难于聴，非得其情不但己也，而所聴者皆存心正而守理固。如是则得聴讼之宜，而用刑之道亦扵是乎得矣。
康诰》曰：「封，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彛，大泯乱。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不率大戞。」
蔡沈曰：「大憝即上文之罔弗憝，言防壤奸宄，固为大恶而大可恶矣。况不孝不友之人，而尤为可恶者，当商之季，礼义不明，人纪废壊，子不敬事其父，大伤父心，父不能爱子，乃疾恶其子，是父子相夷也。天显犹《孝经》所谓天明尊卑显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养之劳，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贼也。父子兄弟至于如此，苟不于我为政之人而得罪焉，则天之与我民彛，必大冺灭而紊乱矣。曰者，言如此，则汝其速由文王作罚刑，此无赦而惩戒之不可缓也。戞法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寘之法矣。」
苏轼曰：「商人父子兄弟以相残虐为俗。周公之意，葢曰孝友，民之天性也。不孝不友，必有以使之。子弟固有罪矣，而父兄独无过乎？故曰：凡民有自弃于奸宄者，此固为元恶大憝矣，刑政之所治也。至于父子兄弟相与为逆乱，则治之当有道，不可与防攘同法。我将诲其子曰：『汝不服父，事岂不大伤父心？』又诲其父曰：『
译《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五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六
明代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的关键
慎重刑罚与法度
详细听取判决的方法
《易经·讼卦》的彖辞说：讼卦，上卦刚健，下卦险陷。内心险陷而外表刚健，这就是讼。争讼之时，即使有诚信，也必然受阻窒塞而产生惕惧，若能守中道则吉祥。刚健之德来到而获得中道，所以吉祥；若争讼到底则凶险，因为争讼之事不可逞强到底。利于见大人，是因为崇尚中正之道。程颐说：讼卦的卦象，上刚下险，是险陷而又刚健。又是险陷与刚健相接，内里险陷而外表刚健，这些都是所谓争讼的原因。如果刚健而不险陷，就不会产生争讼；如果险陷而不刚健，就不能进行争讼。因为既险陷又刚健，所以发生争讼。处在争讼之时，即使有诚信，也必然难以避免阻窒和惕惧，只有守中道才能吉祥。争讼不是好事，是不得已而为之，怎么能穷尽争讼之事呢？所谓“终凶”，就是指穷尽争讼之事。争讼的人，是要求辨明是非。辨明是非得当，就是中正，所以利于见大人，因为所崇尚的是中正。如果听讼的人不是恰当人选，就可能得不到中正。中正的大人，就是九五爻。
九五爻，争讼，大吉。象传说：争讼大吉，是因为守中正之道。
程颐说：“凭借中正之道居于尊位，是治理争讼的人。治理争讼能得其中正，所以大吉。大吉，是大吉且尽善。”
朱熹说：“中，则听讼不偏私；正，则断案合情理。”
杨万里说：“虞国和芮国争夺田地的诉讼，一定要去见周文王，所以他们的争讼得以决断；像鼠牙雀角那样细微的争讼，一定要去见召伯，所以他们的争讼得以明辨。作为听讼的大人，不崇尚中正之道可以吗？”
毛璞说：“假如小民没有争执，哪里还需要官吏？假如诸侯没有争执，可以安坐不动。然而天下不能没有争执，这是形势使然。所以说利于见大人，是利于由大人来主持。”又说：“九五爻是听讼的主持者，刑狱的官员，都足以担当此任，不必专指君主。然而君主对于重大的争讼，如刑狱之事，难道能不亲自听审考察吗？《王制》《周官》中大概可以看出。所谓‘不兼理庶狱’，是指小的狱事不必亲自听审罢了。”
臣按：刑狱的根源，都起于争讼。人生而有欲望，不能没有争执。有争执就必然有诉讼。如果听讼的人不能中正地听审，不能公正地断案，那么以是为非、以曲作直的情况就会发生。民心因此不平。起初互相争执，接着互相斗殴，最终导致互相杀戮，祸乱的发生，由此开始。所以治理国家的人，必须选择管理百姓的官员和掌管刑狱的吏员。这不仅是为了清理刑狱的工具，也是为了遏制争执斗殴的源头，从而防止祸乱的产生。
噬嗑卦九四爻，咬嚼带骨的干肉，得到金箭，利于在艰难中正中坚守，吉祥。
朱熹说：“《周礼》规定，狱讼案件，要缴纳钧金、束矢之后才受理。九四爻以刚健居于柔位，符合用刑之道，所以有此卦象。意思是所咬嚼的越坚硬，越能体现听讼的适宜。但必须利于在艰难中正中坚守，才能吉祥。”
臣按：金取其坚硬，矢取其笔直，意思是诉讼的人必须意志坚定、理由正直，然后才受理。那些辞理不直而执意不坚的人，不予受理。干肉也取其坚硬，意思是听讼的人也必须刚直而坚定，对于事情中的阻碍，能够决断而没有困难，然后才符合听讼的适宜。总之，诉讼的人要难于诉讼，非不得已不诉讼，而所诉讼的必须依据道理正直且言辞坚定。听讼的人要难于听讼，不是弄清实情就不罢休，而所听讼的都必须心存公正且坚守道理。这样才符合听讼的适宜，用刑之道也由此而得。
《康诰》说：“封啊，那些元恶大憝。何况那些不孝不友的人，儿子不恭敬地服侍父亲，大大伤害了父亲的心。父亲不能爱护儿子，反而憎恶儿子；弟弟不念及天明的尊卑秩序，不能恭敬兄长，兄长也不念及父母养育的辛劳，大大不友爱弟弟。这些可怜的人，如果不向我们执政者获罪，上天赐予我们的常道，必将大大泯灭而紊乱。说：你要迅速依照文王制定的刑罚，惩处这些人而不赦免，不遵从大法。”
蔡沈说：“大憝就是上文说的‘罔弗憝’，意思是防范奸宄，本来就是大恶且大可恶的。何况不孝不友的人，更是可恶。在商朝末年，礼义不明，人伦废坏，儿子不敬事父亲，大大伤害父亲的心，父亲不能爱子，反而憎恶儿子，这是父子互相伤害。天显就像《孝经》所说的天明尊卑显然的秩序。弟弟不念尊卑秩序，不能敬重兄长，兄长也不念父母养育的辛劳，大大不友爱弟弟，这是兄弟互相残害。父子兄弟到了这种地步，如果不向我们执政者获罪，那么上天赐予我们的常道，必将大大泯灭而扰乱。‘曰’字，是说这样，那么你要迅速依照文王制定的刑罚，惩处这些人而不赦慢，惩戒不可迟缓。戞是法，意思是那些不遵从教化的人，本来就可以大大置于法办了。”
苏轼说：“商人父子兄弟以互相残虐为习俗。周公的意思，大概是说孝友是民的天性。不孝不友，必定有使之如此的原因。子弟固然有罪，但父兄难道没有过错吗？所以说：凡是百姓有自弃于奸宄的，这本来就是元恶大憝，是刑政所治理的。至于父子兄弟互相逆乱，那么治理他们应当有道，不能与防范奸宄用同样的方法。我将教诲他们的儿子说：‘你不服侍父亲，难道不大大伤害父亲的心吗？’又教诲他们的父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