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三
，罚之类也。是八者之柄，皆掌之天官。天官者，象天所立也。天有春生秋杀，然后以成天之道；君有庆赏刑罚，然后以成君之道。人君持其柄于上，以驭乎下；大臣计其治于下，以辅乎上。则纲纪立，而主威不至于下移；诛赏行，而人心不敢以懈怠。人君君国驭众之大权，诚莫有先于此者矣。
译这是刑罚一类的措施。这八种权柄，都由天官掌管。天官，是效法天道而设立的。上天有春生秋杀，然后才能成就天道的运行；君主有庆赏刑罚，然后才能成就君道的施行。君主在上掌握权柄，用来驾驭臣下；大臣在下筹划治理，用来辅佐君主。这样纲纪就能确立，君主的威权就不会下移；诛罚奖赏得以施行，人心就不敢懈怠。君主治理国家、驾驭民众的大权，确实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礼记》爵人于朝，与士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
臣按：爵人于朝，所以劝君子，士之所共乐也。故于朝，朝者君子之所会也。刑人于市，所以惩小人，众之所共恶也。故于市，市者众人之所聚也。以此见人君之刑赏，非一人喜怒之私，乃众人好恶之公焉。后世人主，往往赐人爵位，乃自内降而出，不欲其公庭显谢。人臣有罪，或至加以鸩毒，惟恐外闻。此皆非天命天讨之至公也。
春秋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蔡声子曰：「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惧及滛人，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失善，宁其利滛。无善人则国从之。」
臣按：刑赏贵乎得中，固不可以僭滥也。所谓「宁僭无滥」，与《书》所谓「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之意同。
昭公五年，周人有言曰：「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臣按：此言人君赏罚，当合天下之公论，不可徇一己之私心。
孟子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
朱熹曰：「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犹恐其蔽于私也。至于国人，则其论公矣。然犹必察之者，葢人有同俗而为众所恱者，亦有特立而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亲见其贤否之实，然后从而用舎之。则于贤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进矣。然非独以此进退人才，至于用刑，亦以此道。葢所谓天命、天讨，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臣按：「人君用舎人才而加以赏罚，固不可不参之于众；既参于众，尤不可不察之于独也。参之于众也详，而察之于独也审，则用舎刑赏皆得其当矣。而或不然，听一人之言，遽以为贤否而用舎之，甚而加刑赏焉，不复参详致察。此朱熹所谓名曰『独防』，而主威不免于下移也欤？」
通鉴》齐威王召即墨大夫，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人民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语之曰：“自子之守阿，誉言日至。吾使人视阿，田野不辟，人民贫馁。赵攻鄄，子不救；卫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币事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于是羣臣耸惧，莫敢饰诈，务尽其情。齐国大治，彊于天下。臣按：齐威王之于阿大夫也，非惟烹之，而又及于左右之尝誉者；其于即墨大夫也，非惟封之，而又及于左右之尝毁者。若威王者，可谓能操赏罚之权而不为左右所惑者矣。后世人主不知出此，往往溺于左右之偏私，轻信其言，不复致察，以是为非，以非爲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者多矣。幸而觉悟，又或置而不复诘问。世之小人所以往往得志，而贤人君子恒有摈弃沈郁之患者，此也。其视威王不亦可愧也哉！
汉髙祖以项籍将季布数窘辱之。籍灭，购求布。▯滕公言于上，以为郎中。布母弟丁公亦为项羽将，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顾曰：「两贤岂相戹哉？」丁公乃还，至来谒帝。以狥军中曰：「丁公爲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也。」遂斩之，曰：「使后人臣无效丁公也。」
司马光曰：「髙祖网罗豪杰，招亾纳叛，亦已多矣。而丁公独以不忠受戮，何哉？当羣雄角逐之际，民无定主，来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贵为天子，海内为臣，茍不明礼义以示人，使爲臣者人怀二心以儌大利，则国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断以大义，使天下晓然，皆知为臣不忠者无所自容，而怀私结恩者虽至于活已，犹不与也。戮一人而千万人惧，其虑事岂不深且逺哉！」臣按：「髙帝之斩丁公，赦季布，封雍齿，是皆有公天下之意，百世帝王所当法者也。」
宣帝厉精为治，信赏必罚。见于诏令者有曰：“有功不赏，有罪
译《礼记》说：“在朝廷上封赏人，要与士人共同决定；在街市上惩罚人，要让大众共同唾弃。”
臣按：在朝廷上封赏人，是为了劝勉君子，这是士人所共同乐于见到的。所以在朝廷上，因为朝廷是君子们聚集的地方。在街市上惩罚人，是为了惩戒小人，这是大众所共同厌恶的。所以在街市上，因为街市是众人聚集的地方。由此可以看出，君主的刑罚与奖赏，不是出于君主个人喜怒的私心，而是出于大众好恶的公意。后世的君主，往往赐予人爵位，却从内廷直接下达，不愿意在公庭之上公开谢恩。臣子有罪，有时甚至施加鸩毒，只担心事情外传。这些都不是天命天讨的至公之道。
《春秋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蔡声子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奖赏不越分，刑罚不滥用。奖赏越分，就担心会波及淫邪之人；刑罚滥用，就担心会波及善良之人。如果不幸出现偏差，宁可奖赏越分，也不可刑罚滥用。与其失去善良之人，宁可让淫邪之人获利。没有善良之人，国家就会随之衰败。”
臣按：刑罚与奖赏贵在适中，固然不可以越分或滥用。所谓“宁可奖赏越分，也不可刑罚滥用”，与《尚书》所说的“与其杀害无辜，宁可放过不合常法之人”的意思相同。
昭公五年，周人有话说：“执政者不奖赏私人的功劳，不惩罚私人的怨恨。”臣按：这是说君主的赏罚，应当符合天下的公论，不可顺从一己的私心。
孟子说：“左右近臣都说贤能，还不能相信；各位大夫都说贤能，还不能相信；全国人都说贤能，然后去考察他，见到确实贤能，然后才任用他。左右近臣都说不可，不要听信；各位大夫都说不可，不要听信；全国人都说不可，然后去考察他，见到确实不可，然后才罢免他。左右近臣都说可杀，不要听信；各位大夫都说可杀，不要听信；全国人都说可杀，然后去考察他，见到确实可杀，然后才杀他。”
朱熹说：“左右近臣的话，固然不可轻信；各位大夫的话，应该可以相信了。然而还担心他们被私心所蒙蔽。至于国人，他们的议论是公正的。然而还必须考察的原因，大概是因为有人因随俗而受大众喜爱，也有人因特立独行而被世俗憎恶。所以必须亲自考察，亲眼见到其贤能或不贤能的实情，然后才决定任用或罢免。这样对于贤能之人了解得深，任用的重任；而不才之人，就不能侥幸进用。然而不仅仅以此进退人才，至于用刑，也遵循这个道理。大概所谓的天命、天讨，都不是君主所能私有的。”臣按：“君主任用或罢免人才并加以赏罚，固然不能不参考众人的意见；既然参考了众人，尤其不能不独自考察。参考众人的意见要详尽，独自考察要审慎，那么任用、罢免、刑罚、奖赏都能得当。如果不然，听信一个人的话，就立刻认为其贤能或不贤能而任用或罢免，甚至施加刑罚或奖赏，不再仔细参详考察。这就是朱熹所说的名为‘独断’，而君主的威严不免下移的情况吧？”
《资治通鉴》记载，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居住即墨以来，诋毁你的话每天传到我的耳朵里。然而我派人视察即墨，发现田野开垦，百姓富足，官府没有积压的事务，东方得以安宁。这是你不巴结我的左右近臣以求助的缘故。”于是封给他万户的食邑。召见阿大夫，对他说：“自从你镇守阿地以来，赞誉你的话每天传到我的耳朵里。我派人视察阿地，发现田野没有开垦，百姓贫困饥饿。赵国攻打鄄地，你不救援；卫国夺取薛陵，你不知晓。这是你厚送财物给左右近臣以求取赞誉的缘故。”当天烹杀了阿大夫以及曾经赞誉他的左右近臣。于是群臣震惊恐惧，没有人敢掩饰欺诈，都尽力竭尽实情。齐国大治，强大于天下。臣按：齐威王对于阿大夫，不仅烹杀了他，还波及到曾经赞誉他的左右近臣；对于即墨大夫，不仅封赏了他，还波及到曾经诋毁他的左右近臣。像齐威王这样的人，可以说是能够掌握赏罚的大权而不被左右近臣所迷惑了。后世的君主不知道这样做，往往沉溺于左右近臣的偏私，轻信他们的话，不再仔细考察，把是非颠倒，把贤能当作不肖，把不肖当作贤能的情况很多。有幸而觉悟，有时又置之不理不再追问。世间的小人之所以往往得志，而贤人君子常常遭受排斥沉郁的祸患，原因就在这里。他们比起齐威王，难道不可羞愧吗！
汉高祖因为项籍的将领季布多次使他困窘受辱。项籍灭亡后，高祖悬赏捉拿季布。〇滕公向高祖进言，让季布担任郎中。季布的母弟丁公也曾是项羽的将领，在彭城西追逐高祖，使高祖陷入困境，短兵相接。高祖〇回头说：“两位贤人难道要互相为难吗？”丁公于是返回，后来来拜见高祖。高祖让他在军中示众说：“丁公做臣子不忠，是使项王失去天下的人。”于是斩了他，说：“让后世的臣子不要效仿丁公。”
司马光说：“高祖网罗豪杰，招纳逃亡者和叛徒，也已经很多了。而丁公唯独因为不忠受戮，为什么呢？当群雄角逐的时候，百姓没有固定的君主，来者就接受，本是理所当然。等到贵为天子，海内臣服，如果不明礼义来示人，让做臣子的人怀有二心以侥幸获取大利，那么国家怎么能长久安定呢？所以用大义决断，让天下人明白，都知道做臣子不忠的人没有容身之地，而怀私结恩的人即使到了救活自己的地步，也不给予宽恕。杀一个人而千万人恐惧，他考虑事情难道不深远吗！”臣按：“高帝斩杀丁公，赦免季布，封赏雍齿，这些都是有公天下之意，是百世帝王应当效法的。”
宣帝励精图治，信守奖赏，必定惩罚。在诏令中看到的有说：“有功不赏，有罪
臣按：唐虞之世，举十六相，去四凶，大功二十爲天子，是帝王之所以致雍熙泰和之治，亦不能外刑赏以为治也，诚有如宣帝诏书之所云者矣。然是诏也，乃为胶东相王成劳来不倦，流民自占八百余口，赐之以闗内侯爵，而下抑孰知其所赏者乃僞増户口者邪？不特此也，赵葢、韩杨之不得其死，▯恭、石显之委任非人，所谓厉精为治，信赏必罚，亦虚言尔。
唐太宗尝谓房▯龄曰：「有功则赏，有罪则刑，谁敢不竭心尽力以修职业？」
臣按：太宗此言，可谓得驭臣之道矣。观其斥封徳彛，以明天下之义；用魏徴，而忘平日之讐。裴寂货赂公行，虽故旧，亦行贬斥。萧瑀劾李靖之过，乃録其功而赏之。刑赏如是，则臣下孰敢不竭心尽力以修职业哉？然以防言而诛李君羡，以谮言而杀刘洎，以外戚而封长孙无忌，以受赂而赐长孙顺徳则又不能尽出于公也。惜哉！
宋朱熹曰：「圣人之心，未感于物，其体广大而虚明，絶无毫髪偏倚，所谓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于物也，则喜怒哀乐之用，各随所感而应之，无一不中节者，所谓天下之达道者也。葢自本体而言，如镜之未有所照，则虚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则平而已矣。至语其用，则以其至虚而好丑无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轻重不能违其则，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万物育，虽以天下之大，而不外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论，则知圣人之于天下，其所以庆赏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论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与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虽然，喜而赏者，阳也，圣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隂也，圣人之所恶也。是以圣人之心，虽曰至虚至平，无所偏倚，而于此二者之间，其所以处之，亦不能无少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此则圣人之防意。然其行之也，虽曰好赏，而不能赏无功之士；虽曰恶刑，而不敢纵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实，茍已晓然而无疑，则虽欲轻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尝不虚不平，而大本之立，达道之行，固自若也。」
臣按朱熹此言推本之论
以上论公赏罚之施
正朝廷
谨号令之颁
易》姤卦大象曰：天下有风，姤【遇也】后【人君也】以施命诰四方。程颐曰：风行天下，无所不周。爲君后者，观其周徧之象，以施其命，令周诰四方也。
臣按：昔人有言，风者，天之号令，所以鼓舞万物；命者，君之号令，所以鼓舞万民。风自天而下，无物不遇；而君之命令，实似之。人君尊居九重，与下民本无相遇之理，惟王言一布，则万民争先快覩，莫不鼓舞于其下，而君民之心始遇矣。由是观之，人君命令之颁，所以布君之徳，感民之心，其机括之大，转移之妙，有如此者，可不谨哉！
巽之彖曰重巽以申命
程颐曰：「重巽者，上下皆巽也。上顺道以出命，下奉命而顺从，上下皆顺，重巽之象也。君子体『重巽』之义，以申复其命令，申重复也。丁宁之谓也。」
臣按：巽之卦象，风也。风之吹物，无处不入，无物不鼓动。诏令之入人，沦于肌肤，浃于骨髓，亦如风之动物也。人君体巽之象，顺人心以行事，重复而丁宁之，必须上下皆以为顺，而不拂逆人心，然后行之，则徳之入人也深，而泽之及人也厚矣。
象曰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程颐曰：「两风相重，随风也，随，相继之义。君子观重巽相继以顺之象，而以申命令，行政事，随与重，上下皆顺也。上顺下而出之，下顺上而从之，上下皆顺，重巽之义也。命令政事顺理，则合民心而民顺从矣。」臣按：先儒谓巽爲风，而风者所以发▯天之号令，风随风而不逆，此重巽之象也。在上之君子体随风之巽，出而发号施令，凡事必申复详审，一再命之，然后见之行事，则四方风动，顺而易入。申命者所以致其戒于行事之先，行事者所以践其言于申命之后。由是观之，人君诏令之出，不可不详审于未颁之前，尤不可不践行于既颁之后。审之于前，不可
译臣按：唐尧虞舜的时代，举用十六位贤相，放逐四个凶恶之人，完成二十项大功而成为天子。这是帝王之所以能达到雍容和乐、太平盛世的原因，也不能脱离刑罚与奖赏来治理天下，确实像汉宣帝诏书中所说的那样。然而这道诏书，是因为胶东相王成慰劳百姓不知疲倦，流民自行登记户口八百多人，所以赐给他关内侯的爵位，而下面的人谁知道他所奖赏的竟是虚报户口的人呢？不只是这样，赵盖、韩杨不得善终，恭、石显任用非人，所谓励精图治，信赏必罚，也不过是空话罢了。
唐太宗曾经对房玄龄说：“有功就奖赏，有罪就刑罚，谁敢不竭心尽力来做好本职工作？”
臣按：太宗这话，可以说是掌握了驾驭臣下的道理了。看他斥责封德彝，以彰明天下的大义；任用魏征，而忘记平日的仇怨。裴寂公然收受贿赂，虽然是旧友，也加以贬斥。萧瑀弹劾李靖的过错，却记录他的功劳而奖赏他。刑罚与奖赏像这样，那么臣下谁敢不竭心尽力来做好本职工作呢？然而因为忌讳言论而诛杀李君羡，因为谗言而杀害刘洎，因为是外戚而封长孙无忌，因为受贿而赐长孙顺德，这就不能完全出于公心了。可惜啊！
宋朱熹说：“圣人的心，未受到外物感应时，它的本体广大而虚明，绝无毫发偏倚，这就是所谓天下的大本。等到它受到外物感应时，那么喜怒哀乐的作用，各自随着所感应的对象而回应，没有不恰如其分的，这就是所谓天下的达道。大概从本体来说，就像镜子没有照物时，只是虚空罢了；就像秤没有加物时，只是平衡罢了。至于说到它的作用，那么因为它极度的虚空，所以美丑无处隐藏它的形迹；因为它极度的平衡，所以轻重不能违背它的准则，这就是之所以能达到中和，使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得以繁育，虽然天下如此广大，也不超出我心造化的范围。据此来论述，就知道圣人对天下，之所以设立庆赏威刑这些工具，没有不是各有缘由的，而《舜典》所论述的通过言论来进献，通过明察来试验功效，用车马服饰来酬劳，以及制定刑罚、明正典刑的意思，都可以说得清楚了。虽然如此，因喜悦而奖赏，属阳，是圣人所想要的；因愤怒而刑罚，属阴，是圣人所厌恶的。因此圣人的心，虽然说极度虚空平衡，无所偏倚，而在奖赏与刑罚这两者之间，他处理的方式，也不能没有少许不同。所以他又说：‘罪行有疑问时从轻，功劳有疑问时从重’，这就是圣人防止偏差的意念。然而实行起来，虽然说喜好奖赏，却不能奖赏无功的人；虽然说厌恶刑罚，却不敢放纵有罪的人。而功劳与罪行的实情，如果已经清楚明白没有疑问，那么即使想从轻或从重，也不可能，这又是未曾不虚空平衡，而大本的确立，达道的施行，本来就是这样。”
臣按：朱熹这话是推究根本的论述。
以上论述公正赏罚的实施。
端正朝廷。
谨慎号令的颁布。
《易经》姤卦大象说：天下有风，姤（遇也），后（人君也）以施命诰四方。程颐说：风行天下，无所不周。作为君主的，观察它周遍的意象，来施行他的命令，使号令周遍告知四方。
臣按：从前有人说，风是天的号令，用来鼓舞万物；命是君主的号令，用来鼓舞万民。风从天而下，没有物体不遇到；而君主的命令，确实类似这样。君主尊贵地居于九重宫阙，与下面的百姓本来没有相遇的道理，只有王言一旦颁布，那么万民争先恐后地快速观看，没有不在下面感到鼓舞的，而君民的心才相遇了。由此看来，君主命令的颁布，用来宣扬君主的德行，感动百姓的心，其关键之大，转移之妙，有像这样的，能不谨慎吗！
巽卦的彖辞说：重巽以申命。
程颐说：“重巽，是上下都顺从。上面顺应道义来发出命令，下面奉命而顺从，上下都顺从，是重巽的意象。君子体会‘重巽’的意义，来重申他的命令，申复就是重复。丁宁就是反复叮嘱的意思。”
臣按：巽卦的卦象，是风。风吹动物体，无处不入，没有物体不鼓动。诏令进入人心，深入肌肤，浸透骨髓，也像风吹动物体一样。君主体会巽卦的意象，顺应人心来行事，重复而反复叮嘱，必须上下都认为顺从，而不违背人心，然后实行，那么德行进入人心就深，而恩泽惠及人就厚了。
象辞说：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程颐说：“两风相重，是随风，随，是相继的意思。君子观察重巽相继而顺从的意象，来重申命令，推行政事，随与重，是上下都顺从。上面顺从下面而发出命令，下面顺从上面而听从，上下都顺从，是重巽的意义。命令政事顺理，就符合民心而百姓顺从了。”臣按：前代儒者说巽是风，而风是用来发扬天的号令，风随风而不逆，这是重巽的意象。在上的君子体会随风的巽，出来发号施令，凡事必须重申详审，一再命令，然后见于行事，那么四方风动，顺从而容易进入。申命是用来在行事之前表达告诫，行事是用来在申命之后践行言语。由此看来，君主诏令的发出，不可不在颁布之前详审，尤其不可不在颁布之后践行。详审于前，不可
行者则不言也；践之于后，既言之矣，则不可不行也。后世之诏，惟其失于详审，轻为条欵，故既行之后，往往杌▯龃龉，有所牵制妨碍而不可行焉。此其诏令所以不见信于臣民，有所颁布人率以虚言视之，国家猝有▯切之事，因之而失机败事者多矣。
译如果已经决定不执行，就不应该发布诏令；如果已经颁布了诏令，就不可以不执行。后世的诏令，只因为缺乏详细的审慎考虑，轻易地制定条文，所以在颁布之后，往往出现抵触冲突，受到牵制妨碍而无法执行。这就是诏令不被臣民信任的原因，每当有诏令颁布，人们都把它当作空话看待，国家突然遇到紧急事务，因此错失良机、败坏大事的情况就很多了。
涣九五涣汗其大号
程颐曰：「君臣合徳，以刚中正，巽顺之道，治涣唯在浃洽于人心，则顺从也。当使号令洽于民心，如人身之汗浃于四体，则信服而从矣。如是则可以济天下之涣。」朱熹曰：「阳刚中正以居尊位，当涣之时，能散其号令，则可以济涣而无咎矣。九五巽体有号令之象，汗谓如汗之出而不反也。」
又曰：「涣汗其大号，号令当教如汗之出，千毛百窍中迸散出来。人君之号令，当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逺，虽至幽至逺之处，无不被而及之。亦犹人身之汗，出乎中而浃于四体也。」
臣按：人君当人心涣散之时，而欲收之，非有大号令不可也。故当涣之时，必有号令之颁，如身之出汗，无处而不浃洽，然后可以免咎也。观唐徳宗奉天、宋髙宗中兴二诏可验矣。
书·多方：周公曰：「王若曰：猷，告尔四国多方。」
吕祖谦曰：“先曰周公曰，而复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传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徧告四方者，何也？殷奄【即淮夷之一种】屡叛驱扇者广，今虽平殄，譬诸余邪遗疾，犹或在肺腑间，恐或有时而发也。故涣发大号，歴叙天命之功，前代之事，征诛安集之本末，俾四方咸与闻之，大破羣疑，深絶乱根。葢本于是，兵寝刑措者四十余年，其亦训诰之助欤？”
臣按：后世人臣代传王言，葢本诸此。国家不幸而有刑讨征诛之事，在可否之间，渉形似之疑者，必须明白详悉，颁布天下，使人心晓然知吾意向之所在。因其情而定其罪，随其罪而加以刑，葢有不得已焉者。如此则羣疑释而人心服，乱根永絶而国是明着矣。
周官：王曰：“呜呼！凡我有官君子，钦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灭私，民其允怀。”
蔡沈曰：「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谓言敬汝所主之职，谨汝所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灭一己之私情，则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怀服矣。」
臣按：令之大者，固出于君，而百司庶府下其敎条于其属，亦令也。故成王既训迪百官，而又合其尊卑大小而同训之焉。夫朝廷之政，由上而行之于下，由内而行之于外，必假命令以达之。于其未出之前，必须谨审详度，知其必可行而无弊，然后出之。既出之后，必欲其通行而无碍，不至于壅塞而反逆可也。然其所出之令，一惟以公理而灭私情，然后可行而不反。茍或私胜而公防，则将反逆而不可行矣。又何以使民咸敬信而怀服也哉？
诗》大雅《抑》之篇曰：「訏【大也】谟【谋也】定命【号令也】逺犹【图也】辰【时也】告。」朱熹曰：「訏谟，大谋也。大谋，谓不爲一身之谋，而有天下之虑也。定，审定不改易也。逺谋，谓不为一时之计，而爲长久之规也。辰告，谓以时播告也。」
臣按：人君欲示训于四方也，必广大其谋谟，不为一身，而必为天下无终穷之虑，审定其号令，不敢轻易，而必为一定不可易之制。于是乎长虑却顾，深思逺图，稽其所终所蔽，益之损之，与时宜之，必可为久逺之规，然后以时而播告之焉。如此则夫号令之颁，图惟之事，永永无弊，施之于一时者，可以为法于百世矣。后世世主浅谋轻举，容易发为号令，可言而不可行者多矣。纵有可行，亦惟可用于一时，不可诒之于久逺。于是朝更夕改，民不知所遵守，是以号令之颁，民视之以为泛常，一旦遇夫仓猝之变，有所补偏救急，而下人不知其所以，而往往至于不可救药。吁！可不谨哉！
春秋谷梁传》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继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倾也。臣按：君代天出命者也，臣代君行命者也。君出命，固不可违天之道。臣行命，亦不可侵君之事。茍臣侵君之事，则君失其命矣。君失其命，则不足以继天而君非君矣。臣侵君命，则不知以事君而臣非臣矣。人君继天以出治，恒必兢兢业业，敬以存心，明以烛理，刚
译涣卦九五爻辞说：涣散之时，发布重大的号令，如同出汗一样。
程颐说：“君臣同心合德，凭借刚健中正、谦逊顺从的道理，治理涣散的局面，关键在于使恩泽深入人心，这样百姓就会顺从。应当使号令契合民心，就像人身上的汗水浸透四肢一样，百姓就会信服并顺从。这样就能挽救天下的涣散局面。”朱熹说：“阳刚中正居于尊位，在涣散之时，能够散发号令，就可以挽救涣散而没有灾祸。九五爻属于巽卦，巽有号令的象征；‘汗’是指像汗水排出后不会回流那样。”
又说：“涣汗其大号，号令应当像汗水从毛孔中迸发出来一样。君主的号令，应当发自君主的内心，由内而外，由近及远，即使是最幽深最遥远的地方，也没有不被覆盖和触及的。这也就像人身上的汗水，从体内发出而浸透四肢一样。”
臣按：君主在人心涣散之时，想要重新凝聚人心，没有重大的号令是不行的。所以在涣散之时，必然要有号令的颁布，就像身体出汗，无处不浸润，然后才能避免灾祸。观察唐德宗奉天诏、宋高宗中兴诏这两件事就可以验证了。
《尚书·多方》篇记载：周公说：“王这样说：‘谋划，告知你们四方各国的百姓。’”
吕祖谦说：“先说‘周公说’，接着又说‘王这样说’，这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表明周公传达的是王的命令，而不是周公自己的命令。普遍告知四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殷商奄国（即淮夷的一种）屡次叛乱，煽动的人很多，现在虽然已经平定消灭，但好比残余的邪气疾病，还潜伏在肺腑之间，恐怕有时还会发作。所以发布重大的号令，详细叙述天命之功、前代的事迹、征伐安定的始末，让四方都听到，大大破除众人的疑虑，深深斩断叛乱的根源。大概正是基于此，兵器收藏、刑罚搁置了四十多年，这也是训诫告谏的辅助作用吧？”
臣按：后世臣子代为传达君王的话，大概就源于此。国家不幸而有刑罚征讨之事，在可做可不做之间，涉及疑似之嫌的，必须明白详细地颁布天下，使人心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意向所在。根据他们的情状来判定他们的罪责，随着他们的罪责来施加刑罚，这大概是有不得已的原因的。这样就能消除众人的疑虑，使人心信服，永远斩断叛乱的根源，国家的正道也就明确了。
《周礼》记载：成王说：“唉！凡是我有官职的君子，要恭敬地对待你们的职务，谨慎地发布你们的命令。命令发出就要执行，不要违背。用公心灭除私情，百姓就会信服归附。”
蔡沈说：“反，是指命令发出后不能执行而被阻塞违逆。意思是说，要恭敬地对待你们主管的事务，谨慎地发布你们的命令。命令发出希望它能执行，不希望它被阻塞违逆而不执行。用天下的公理灭除一己的私情，那么命令就能执行，百姓没有不敬信服从的。”
臣按：重大的命令，固然出自君主，而百官众府向下属颁布教条，也是命令。所以成王在训导百官之后，又合并尊卑大小一同训导他们。朝廷的政治，由上而下达于下，由内而外达于外，必须借助命令来传达。在命令发出之前，必须谨慎详细地考虑，知道它必然可行而没有弊端，然后才发出。发出之后，必然希望它通行无阻，不至于被阻塞而违背。然而所发出的命令，一定要以公理灭除私情，然后才能执行而不被违背。如果私情胜过公理，那么命令就会被违背而无法执行。又怎么能使百姓都敬信服从呢？
《诗经·大雅·抑》篇说：“大谋定命，远图按时宣告。”朱熹说：“訏谟，是大谋。大谋，是指不为自身谋划，而有天下的考虑。定，是审定不更改。远谋，是指不为暂时计议，而为长久之规划。辰告，是指按时宣告。”
臣按：君主想要向四方展示训导，必须扩大谋略，不为自身，而必须为天下做无穷尽的考虑，审定号令，不敢轻易，而必须制定一定不可更改的制度。于是长远考虑，深思远图，考察其最终的结果和弊端，增加或减少，使之符合时宜，必然可以作为长久之规，然后按时宣告。这样那么号令的颁布，谋划之事，永远没有弊端，施行于一时的，可以作为百世的法则。后世君主浅薄轻举，轻易发布号令，可以说却不可行的很多。即使有可行的，也只可用于一时，不能留给久远。于是朝令夕改，百姓不知道遵守什么，因此号令的颁布，百姓视之为平常，一旦遇到仓促的变化，想要补救偏颇、救助急难，而下属不知道原因，往往导致不可救药。唉！能不谨慎吗！
《春秋谷梁传》说：“作为天下主宰的是天。继承天意的是君主。君主所拥有的是天命。作为臣子侵犯君主的命令而使用它，这是不臣。作为君主失去他的命令，这是不君。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这就是天下倾覆的原因。”臣按：君主是代替天发布命令的，臣子是代替君主执行命令的。君主发布命令，固然不能违背天道。臣子执行命令，也不能侵犯君主的事务。如果臣子侵犯君主的事务，那么君主就失去了他的命令。君主失去了命令，就不足以继承天意，君主就不像君主了。臣子侵犯君主的命令，就不知道如何侍奉君主，臣子就不像臣子了。君主继承天意来治理天下，常常必须兢兢业业，以恭敬存心，以明智洞察事理，以刚
以制欲，则臣下知所凛畏，而不敢侵吾之事。而吾所以继天道而主天下者，其威命不至旁落而下移矣。
译用这种制度来约束欲望，那么臣下就会知道有所敬畏，而不敢侵扰我的政事。而我之所以继承天道来主宰天下，我的威严和政令就不会旁落或下移了。
礼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綍。
臣按：王者之言，其在中也，惟细如丝而已。及其出也，乃如宛转绳之大焉。其初出也，仅大如纶而已。及其出而益逺也，乃如引棺之大索焉。所以然者，良以人君居九重之上，为万方之主，一言一话，在人君虽若甚防者，及其施之于外，天下之人仰之如日星之明，畏之如雷霆之震，去之愈逺而见之愈大焉。然则人君号令之颁，其可以不谨哉！
汉贾山言于文帝曰：「臣闻山东吏布诏令，民虽老羸癃疾，扶杖而往听之，愿少须防，母死思见徳化之成。」臣按司马迁作《史记》于文帝纪，凡诏皆称「上曰」，而他纪则不然，葢以见文帝之诏皆出于帝之实意也。上以实感，故下以实应，一见其诏书之下，欣欣然相率以听，意必其真有此实恵，然后爲此实言也。后世诏书之下，率出于词臣之视草，有司之议拟，皆按故事而举之，未必皆出于上心也。是以有其言无其事，有其事无其效，许人以直言不加罪而罪之愈甚，许民以欠负不复徴而徴之如故。是故上之言不信于民，民之心不孚于上，此徳化之成所以有歉于文帝欤？
光武时，天下已定，务用安静。以手迹赐万国者，一劄下，行细书成文，勤约之风行于天下。
唐陆贽从徳宗幸奉天，尝奏曰：“今乘舆播迁，陛下宜痛自引过以感人心。”徳宗从之，故行在诏书始下，虽骄将悍卒，莫不挥涕激发。及还京师，李抱真来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时，山东士卒闻书诏之辞，无不感泣思奋臣节，臣知贼不足平也。”
臣按：感人之易者，莫易于言。故人君一言之善，虽于深宫之中，九重之上，四海之逺，莫不应之。况以徳音之宣布，诏令之颁行于郡国者哉？夫上有由中之诚，下必有感孚之效，不徒然也。观光武勤约之风行于天下，徳宗引过之诏感夫士卒，可见矣。人君诚能诚实其心，审定其命，择视草之臣，守涣汗之信，则虽惷愚之夫，骄悍之卒，亦无不感动者，而况愚直之民，循良之吏乎？
唐太宗谓侍臣曰：「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尽生。《周易》称：『涣汗其大，号施令若汗出于体，一出而不复也。』又《书》曰：『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且汉祖日不暇给，萧何起于小吏，制法之后，犹称画一。今宜详思此义，不可轻出。诏令必须审定，以为永式。」
臣按：太宗此言，则凡号令之颁，不但诏告天下而已。凡夫一事之施，一令之布，皆不可轻出。必委曲审定，以爲久逺之规焉。
宋刘安世言于其君【哲宗】曰：「臣尝考载籍，以推先王之道。虽礼乐刑政，号为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命令而已。昔之善观人之国者，不视其世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张；未论其政之醇疵，而先审其令之繁简。惟其虑之既臧，发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则坚如金石，信如四时。敷天之下，莫不倾耳承听，耸动厌服。此圣人所恃以鼔舞万民之术也。」传曰：「令重则君尊。」又曰：「国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谨重之意也。今朝廷命令变易频数，逺不过一二嵗，近或期月而已，甚者朝行而夕改，亦有前诏来颁，后令蠲除者。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从。求其弊原，葢由讲议未精，思虑未审，人情有所未尽，事理有所未通，或牵于好恶之私，或溺于迎合之説，是非无所辨，取舍无所宗。故一人言之而遽为之纷更也。方平安无事之时，轻慢多变之如此，缓急有事之际，何以取信于人？伏望深鉴前古之戒谨，为今日之虑。至于法度之废置，政事之因革，必使大臣公心协谋，博询利病，广▯详择，务当义理。更其所可更，则不嫌于违俗；守其所可守，则无惮于袭故。庶几政令清简，吏民信服，事可久行，不至反汗。臣按安世斯言，切中古今之弊，有志于天下国家者，其于命令之颁，要当以为鉴戒。
范成大曰：「人君所以为国者，恃其命令足以鼓舞羣下而已。命令重则其政举，命令轻则其事隳。人臣敬君之命如雷霆之不敢侮，葢以吾君之所以爲
译《礼记》说：君王的话起初像丝一样细微，发出后却像成股的丝绳一样重大；君王的话起初像成股的丝绳一样重大，发出后却像牵引棺木的大索一样巨大。
臣按：君王的话，在内心时，仅仅细微如丝罢了。等到它发出时，就变得像宛转的粗绳那样巨大。它刚发出时，仅仅大如成股的丝绳罢了。等到它发出并传播得更远时，就变得像牵引棺木的大索那样巨大。之所以这样，实在是因为君主居于九重宫阙之上，作为天下的主宰，一言一语，在君主看来虽然似乎很轻微，但等到施行到外面，天下的人仰视它如同日星那样明亮，畏惧它如同雷霆那样震撼，离得越远看得越大。既然如此，君主发布号令，难道可以不谨慎吗！
汉朝贾山对汉文帝说：“我听说山东的官吏颁布诏令，百姓即使年老体弱、患病残疾，也扶着拐杖前往聆听，希望稍微等待片刻，不要死前未能见到德化成就。”臣按：司马迁在《史记》的《文帝纪》中，凡是诏书都称“上曰”，而其他纪传则不是这样，大概是为了表明文帝的诏书都出自皇帝真实的意旨。上面以真诚感动，下面就以真诚响应，一见到诏书下达，就欢欣鼓舞地相继听从，心里一定认为真有这些实惠，然后才说出这些实在的话。后世诏书的下达，大抵出自起草诏书的词臣、商议拟定的有关部门，都是按照旧例来举行的，未必都出自皇帝的心意。因此有言论没有事实，有事实没有效果，许诺百姓直言不加罪却惩罚得更厉害，许诺百姓欠负不再征收却依旧征收。所以上面的话不被百姓信任，百姓的心意不被上面信服，这就是德化成就之所以不如文帝的原因吧？
光武帝时，天下已经安定，致力于使用安静无为的政策。用手迹赐给万国的人，一张纸下达，写满细小的字成为文章，勤奋简约的风气流行于天下。
唐朝陆贽跟随唐德宗逃往奉天，曾经上奏说：“如今皇帝车驾流离迁徙，陛下应当痛心地自我引咎以感动人心。”德宗听从了他，所以行在的诏书刚一下达，即使是骄横的将领、勇猛的士兵，没有不挥泪激发的。等到回到京师，李抱真来朝见，上奏说：“陛下在山南时，山东的士卒听到书诏的文辞，没有不感动哭泣、思慕奋起尽臣节的，臣知道叛贼不足以平定了。”
臣按：容易感动人的，没有比言语更容易的了。所以君主一句善言，即使在深宫之中、九重之上、四海之远，没有不应和的。何况以德音的宣布、诏令的颁行于郡国呢？上面有发自内心的真诚，下面必定有感化信服的效果，不是徒然的。看光武帝勤奋简约的风气流行于天下，德宗引咎的诏书感动士卒，就可以看到了。君主如果真能诚实其心，审定其命令，选择起草诏书的臣子，坚守如汗出不可收回的信用，那么即使是愚蠢的人、骄横勇猛的士兵，也没有不被感动的，何况愚直百姓、循良官吏呢？
唐太宗对侍臣说：“诏令格式，如果不经常确定，那么人心就多疑惑，奸诈就全部产生。《周易》说：‘涣汗其大号，施令若汗出于体，一出而不复也。’又说《尚书》说：‘谨慎地发出命令，命令发出就只执行，不反复。’况且汉高祖日理万机无暇顾及，萧何起于小吏，制定法律之后，还称颂画一。现在应当详细思考这个意义，不可轻易发出。诏令必须审定，作为永久的法式。”
臣按：太宗这话，那么凡是号令的颁布，不只是诏告天下而已。凡是施行一件事、颁布一道命令，都不可轻易发出。必须委曲审定，作为久远的规划。
宋朝刘安世对他的君主【哲宗】说：“我曾经考察典籍，来推究先王的道理。虽然礼乐刑政，号称治理的工具，但用来施行它们的，特别在于命令罢了。从前善于观察别人国家的人，不查看世道的盛衰，而先考察命令的松弛紧张；不议论政事的纯正瑕疵，而先审察命令的繁简。只要考虑已经完善，发出没有妄为，并且坚持必定执行，那么坚固如金石，守信如四季。普天之下，没有不倾耳聆听，耸动佩服的。这是圣人依靠来鼓舞万民的方法。”传书说：“命令重要则君主尊贵。”又说：“国家的安危，在于发出命令。”凡此都是谨慎庄重的意思。现在朝廷命令变更频繁，远的不过一两年，近的可能一个月而已，严重的早晨执行晚上更改，也有前诏刚颁布，后令就免除的。官吏不知道坚守什么，百姓不知道跟随什么。探求弊端的根源，大概是因为讲议不精，思虑不审慎，人情有所未尽，事理有所不通，或者被好恶的私心牵制，或者沉溺于迎合的言论，是非没有辨别，取舍没有宗旨。所以一人说就立刻纷纷更改。在平安无事的时候，轻慢多变到如此地步，在紧急有事的时候，凭什么取信于人？希望陛下深刻鉴戒前古的谨慎，作为今日的考虑。至于法度的废置，政事的因袭变革，一定要让大臣公心协谋，广泛询问利弊，广泛详细选择，务必符合义理。更改可以更改的，就不嫌违背习俗；坚守可以坚守的，就不怕沿袭旧制。希望政令清简，官吏百姓信服，事情可以长久施行，不至于反悔。臣按：刘安世这话，切中古今的弊端，有志于天下国家的人，对于命令的颁布，应当以此为鉴戒。
范成大说：“君主用来治理国家的，依靠命令足以鼓舞群下而已。命令重要那么政事就举，命令轻率那么事情就败坏。臣子敬畏君主的命令如同雷霆不敢轻慢，大概是因为我们君主之所以为
国者在焉。故《曲礼》序尊敬君命之説爲尤详。人君深居九重之中，而化万里之外，命令所至，奔走奉承，其震动如此。是以圣王兢兢业业，不敢忽于出令，审之而勿轻发，守之而勿轻变，使天下致敬而取则，观听不惑，而后治功可成也。」臣按：范成大此言，所以解《曲礼》曰：「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于家也。」《曲礼》之言爲臣而发，范氏之言爲君而发。臣必敬君命之施，君必谨已命之发。命之发也不轻，礼之敬也不忽。古之帝王所以言不妄发，发而人必信；之事不妄举，举而人必从之。此其治功之成，所以易易也欤？
译国家就在那里。所以《曲礼》中关于尊敬君命的论述尤为详细。君主深居九重宫阙之中，却能教化万里之外的百姓，命令所到之处，人们奔走奉行，其震撼力竟然如此之大。因此圣明的君王兢兢业业，不敢在发布命令时有所疏忽，审慎考量而不轻易发布，坚守原则而不轻易变更，使天下人恭敬效法，视听不致迷惑，然后治理的功业才能成就。」臣按：范成大的这番话，正是为了解释《曲礼》中所说的：“凡是作为君王的使者，一旦接受了命令，君王的话就不应在家中过夜（即应立即执行）。”《曲礼》的话是针对臣子而言的，范氏的话是针对君主而言的。臣子必定要恭敬地对待君命的施行，君主必定要谨慎地对待自己命令的发布。命令的发布不轻率，礼制的恭敬不忽视。古代的帝王之所以言语不妄发，一旦发出人们必定信任；行事不妄举，一旦举动人们必定顺从。这就是他们的治理功业之所以容易成就的原因吧？
以上论谨号令之颁
大学衍义补卷三
<子部,儒家类,大学衍义补》>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四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广陈言之路
书益稷帝曰来禹汝亦昌言
蔡沈曰昌言盛徳之言
陈栎曰：「舜禹好善之心无穷，当时昌言满前。舜犹渴闻不倦，方使禹亦如臯陶之昌言。此舜好善无穷之心也。」
臣按：帝舜以臯陶既陈知人安民之谟，因呼禹使陈其善言。此可见圣人之心，未尝自圣；世虽已治，而犹有愿治之心。言虽毕陈，而恒有渴闻之念。此帝世所以君无失徳，事无过举，而民无失所者欤？
予违汝弼汝无靣从退有后言
蔡沈曰：「违戾也。言我有违戾于道，尔当弼正其失。尔无靣谀以为是，而背毁以为非。」
吕祖谦曰：「舜非有慊而畏人之后言，非容受未至而致人之后言。禹又非欺君而为靣是背非者，圣人畏敬无已，惟恐过之不闻言之不尽，故其求之之切如此。」臣按：「帝舜之徳，有虞之治，万世不可加焉者也。舜之所行，岂有背于道者哉？而犹求臣下之弼正，尤恐其靣前或相从顺，而既退之后又复有言也。后世人主，无帝舜万分之一，己有过失，惟恐臣下之有言，一有靣折廷诤者，斥责輙加之，宁受人之靣谀而不恤人之背言，此其过恶所以益彰，而治效所以不古若欤？」
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爲舜乎？」
朱熹曰：「舜之所以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诸人也。」迩言者，浅近之言，犹必察焉，其无遗善可知。然于其言之未善者，则隐而不宣；其善者，则播而不匿。其广大光明，又如此，则人孰不乐告以善哉？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葢凡物皆有两端，如小大、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
孟子曰：「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舎已从人，乐取于人以爲善。」
朱熹曰：「禹拜昌言，葢不待有过而能屈已以受天下之善。舜之所爲，又有大于禹者，善与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为私也。己未善，则无所系吝而舍以从人。人有善，则不待勉强而取之于已，此善与人同之目也。」臣按：「圣人之所以圣者，以其生禀聪眀，能知人之所不能知，备有众善，能有人之所不能有者也。帝舜不恃其知，而好问察于众人，舍己之善，而乐取善于众人，是葢能以天下之知为知，众人之善为善者也。惟其知众人之知，是故其知愈大；有众人之善，是故其善愈备。知大而善备，此圣人所以益圣，而舜所以爲百王之盛帝也欤？」
书▯征曰：毎嵗孟春，遒人【宣令之官】以木铎【金口木舌，施政于时，警众之器】徇于路官【以职言】师【以道言】相规【规正人君之得失】工【工，百工也】执艺事【技艺之事】以諌，其或不恭【不能规谏，是谓不恭】邦有常刑。
臣按：三代盛时，人君爲治，惟恐一行之不或谨，一事之不或举，一臣之或非其人，鳃鳃焉以求诲于其下。非徒朝廷之上辅弼之臣，朝夕纳诲，随时规谏而已也。又于毎嵗孟春之月，使宣令之官振木铎以徇于道路之间，使夫官之有职任者，师之有道徳者，咸相规正，胥教诲于其君焉。不特此也，于凡百工之人，莫不使之执其技艺之事，以諌诤于其君。如伶州鸠諌周景王之匮财罢民，匠师庆諌鲁庄公之丹楹刻桷，是已。葢百工技艺之事，至理存焉，理无往而不在，故言无防而可忽也。
说命，爰立作相，王置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纳诲，以辅台【我也】徳。」
蔡沈曰：「此下命说之辞，朝夕纳诲者，无时不进善言也。」孟子曰：「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与闲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髙宗既相说，处之以师傅之职，而又命之朝夕纳诲，以辅台徳，可谓知所本矣。
吕祖谦曰：「髙宗见道明，故知顷刻不可无贤人之言。」
若金
译以上论述的是谨慎颁布号令的重要性。
《大学衍义补》卷三
<子部，儒家类，《大学衍义补》>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四
明代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的关键
端正朝廷
拓宽进言的途径
《尚书·益稷》篇中，帝舜说：“来吧，禹，你也要畅言进谏。”
蔡沈说：“昌言，即盛德之言。”
陈栎说：“舜和禹喜爱善言的心是无穷无尽的，当时畅言进谏的人满朝都是。舜仍然渴望听闻而不知疲倦，正是要让禹也像臯陶那样畅言进谏。这就是舜喜爱善言无穷无尽的心意。”
臣按：帝舜因为臯陶已经陈述了知人安民的谋略，于是呼唤禹，让他陈述善言。这可以看出圣人的心意，从不自我标榜为圣明；世道虽然已经治理好，但仍然怀有希望进一步治理好的心意；言论虽然已经全部陈述，但始终有渴望听闻的念头。这大概就是帝舜时代君主没有失德，政事没有过失，百姓没有失所的原因吧？
“我若有违背，你就辅正我；你不要当面顺从，退下后又说坏话。”
蔡沈说：“违，是违背的意思。意思是说，我如果有违背道理的地方，你应当辅正我的过失。你不要当面阿谀奉承认为是对的，背后却诋毁认为是错的。”
吕祖谦说：“舜并不是因为内心有缺憾而害怕别人的背后议论，也不是因为包容接纳不够而导致别人背后议论。禹也不是那种欺骗君主、当面说是背后说非的人。圣人敬畏之心没有止境，只怕自己的过错听不到，别人的话说不尽，所以他如此急切地寻求进言。”
臣按：“帝舜的德行，有虞氏的治理，是万世不可超越的。舜所做的事，难道有违背道理的吗？却仍然寻求臣下的辅正，尤其担心他们在面前或许顺从，退下后又另有议论。后世的君主，没有帝舜万分之一的美德，自己有过失，只害怕臣下有议论，一旦有人当面折服、在朝廷上争辩，斥责就随之而来，宁愿接受别人的当面阿谀而不顾惜别人的背后议论，这就是他们的过错罪恶日益彰显，而治理成效不如古人的原因吧？”
《中庸》子思说：“舜大概是大智之人吧？舜喜欢询问并喜欢考察浅近的话，隐藏恶行而发扬善行，把握众论的两个极端，取其中道用于百姓，这大概就是舜之所以为舜的原因吧？”
朱熹说：“舜之所以为大智，是因为他不刚愎自用而向他人取法。”浅近的话，尚且一定要考察，由此可知他没有遗漏任何善言。然而对于那些不善的言论，就隐藏而不宣扬；对于善的言论，就传播而不隐匿。他如此广大光明，那么谁会不乐意把善言告诉他呢？两端，是指众论不同的极致。大概凡物都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在善之中，又把握其两端并衡量以取中道，然后加以运用，那么他的选择就审慎而实行就周到了。然而如果在我心中的权衡标准不精切不差，怎么能做到这样呢？
孟子说：“禹听到善言就拜谢。大舜比禹更伟大，善与人同，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乐于从别人那里吸取善言来行善。”
朱熹说：“禹拜谢善言，大概是不必等到有过错就能委屈自己来接受天下的善言。舜所做的，又有比禹更伟大的地方，善与人同，把天下的善作为公有的而不据为己有。自己不善，就不加吝惜地舍弃而听从别人。别人有善，就不待勉强就从别人那里吸取过来，这就是‘善与人同’的含义。”
臣按：“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天生聪明，能知道别人所不能知道的，具备众善，能拥有别人所不能拥有的。帝舜不倚仗自己的智慧，而喜欢向众人询问并考察，舍弃自己的善，而乐于从众人那里吸取善，这大概是以天下的智慧为智慧，以众人的善为善。正因为知道了众人的智慧，所以他的智慧更加宏大；拥有了众人的善，所以他的善更加完备。智慧宏大而善行完备，这就是圣人之所以更加圣明，而舜之所以成为百代帝王中最盛明的君主的原因吧？”
《尚书·吕刑》篇说：“每年孟春之月，宣令官拿着木铎在路上巡行，官员、师、相规、工等执掌技艺事务的人以此进谏，如果有不恭敬的，国家有固定的刑罚。”
臣按：夏商周三代盛世，君主治理国家，只怕有一行不谨慎，一事不举荐，一臣不任用合适的人，小心翼翼地向臣下寻求教诲。不仅仅是朝廷之上辅佐的臣子，早晚进献善言，随时规劝谏诤而已。又在每年孟春之月，让宣令官摇动木铎在路上巡行，让那些有职任的官员、有道德的师，都互相规正，共同教诲他们的君主。不仅如此，凡是百工之人，没有不让他们执掌技艺事务，以此向君主进谏的。就像伶州鸠劝谏周景王不要耗尽财力、疲敝百姓，匠师庆劝谏鲁庄公不要漆柱雕梁，就是这样。大概百工的技艺事务中，至理存在于其中，道理无处不存在，所以言论没有一处可以忽视。
《尚书·说命》篇说：“于是立说为相，王把他安置在左右，命令他说：‘早晚进献善言，来辅助我的德行。’”
蔡沈说：“这是下面命令说的言辞，早晚进献善言，是指无时不进献善言。”
孟子说：“人不足以与之相处，政不足以与之闲居，只有大人才能纠正君心的错误。”高宗既然任用说为相，让他处于师傅的职位，又命令他早晚进献善言，来辅助我的德行，可以说是知道根本了。
吕祖谦说：“高宗对道理看得明白，所以知道片刻也不能没有贤人的言论。”
若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