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四

译把你当作磨刀石；如果要渡过大河，把你当作船桨；如果遇到大旱之年，把你当作甘霖。【连续三天降雨称为霖】

译蔡沈说：“高宗借物来比喻，殷切希望傅说进献教诲。这三句话虽然看似意思相同，但一层比一层深刻。”

王安石说：“磨刀石使刀锋利，船桨使船渡河，甘霖使百姓蒙福。”

打开你的心，灌溉我的心。

蔡沈说：“‘打开你的心’，是让你敞开心扉没有隐瞒；‘灌溉我的心’，是滋润我的心让我满足。”

如果药不苦口，病就不能痊愈；如果光脚不看清地面，脚就会受伤。

蔡沈说：“‘药不苦口’，比喻臣下的话不刺耳；‘不看清地面’，比喻我的行为没有见识。”

王炎说：“自己有失误，不是傅说苦口直言，就不能治愈；自己不明事理，不是傅说开导，就不能前行。”

臣按：高宗提拔傅说担任宰相，把他安置在左右身边，顾不上其他事情，首先命令他早晚进献教诲，以辅佐自己的德行，这可以说是知道根本了。把他安置在左右，是想让傅说无处不在；在早晚教诲，是想让傅说无时不言。期望之殷切，用金石的磨砺、河流的舟楫、大旱的甘霖来比喻，以显示自己必然依赖宰相进献教诲，其迫切程度就是如此。然而这还是用外物来比喻。至于用苦口的药、光脚走路来比喻，则是用身体的病痛、脚的伤害来作比，对傅说的期望更加迫切了。然而这还是从形体上说的。至于所谓“开导心、灌溉心”的话，是想让君臣之间心意相通，就像焦土接受江河的滋润，逐渐浸润渗透而入，有一种不知不觉自然达成的境界。高宗向宰相求取教诲，迫切到如此程度，这就是他之所以能安定殷朝，成为三代贤明君主的原因吧？

傅说回复大王说：“只有木材顺着墨线，才能端正；君主听从劝谏，才能圣明。君主能够圣明，臣下不命令他继承，谁敢不恭敬顺从大王美好的命令！”

蔡沈说：“木材顺着墨线，比喻君主听从劝谏，说明劝谏绝对不可不接受。然而高宗应当在自己身上寻求接受言论，不必责备臣下进言。君主果真听从劝谏，臣下即使不被命令，也会顺从，何况命令如此，谁敢不敬顺美好的命令呢？”臣按：这是傅说回答高宗让他进献教诲的命令。先儒有言：“听从劝谏，是人君成就圣德的功效；也是人臣进言的契机。”高宗想借助于人，所以用进献教诲来要求臣下；傅说让他反求诸己，所以用听从劝谏的道理来期望君主。进献教诲，是宰相的职责；听从劝谏，是人君的道理。

大王说：“好啊！傅说，你的话可以施行。你不善于言辞，我就无法听闻并施行。”蔡沈说：“古人在谈论饮食之美时，必定用‘服’字来说，大概是因为品味其言。高宗赞美傅说所说的话，认为可以施行。如果你不善于言辞，那我就无法听闻并施行了。”

傅说拜谢叩头说：“懂得道理并不难，实行起来才难。大王真诚地实行，并不难，确实能与先王的美德相合。只有傅说不进言，才有他的罪过。”

蔡沈说：“高宗正品味傅说所说的话，而傅说认为听进耳朵不难，身体力行才难。大王真诚地相信，也不难。相信就能合成商汤的美德，傅说在这个时候如果还有所不言，那就是他的罪过了。”

臣按：高宗希望傅说进言，而傅说劝勉高宗努力实行。傅说的意思是：大王能实行而傅说不进言，那么罪过在傅说；傅说能进言而大王不实行，那么罪过在大王，不在傅说。唉！像高宗这样，可以说是迫切于求谏；而傅说，可以说是忠于侍奉君主了。所以详细记载他们君臣相互交流的言辞，以作为万世的法则。

《诗经·小雅·小旻》第三章说：“为何苍天，法度之言不信。就像那人远行，不知到达何处。”

苏轼说：“君子呼天而告之曰：‘怎么办？’法度之言，大王终究不肯相信。就像人任意行走而忘记返回，我不知道他到达哪里了。”辅广说：“法度之言，听从并施行，那么成效随即显现，有所归宿。现在既然不听法度之言，就像狂妄乱行的人，又将有什么归宿呢？”

第四章说：“战祸已成不退；饥荒已成不进。我们这些近侍，忧心忡忡日渐憔悴。所有君子，不肯以实情相告。听其言则答，谗言则退。”

朱熹说：“说战祸已成，而大王的恶行不止；饥荒已成，而大王的向善不进。使我们这些近侍之臣忧虑，而惨惨日渐憔悴。所有君子，不肯把这些告诉大王。即使大王有问，想要听他的话，也只是回答而已，不敢尽言。一旦有谗言涉及自己，就都退避而远离，不肯早晚侍奉大王了。其意好像是说：大王虽然不好，但君臣之义，怎么能如此冷漠呢？”

朱善说：“听其言则答，是说告君不尽其诚；谗言则退，是说隐身远避祸患。这种人，爱君不如爱身深厚，忧国不如忧家深切。他为自己打算倒是得当，但用君臣的大义来责问他，能不惭愧吗？”

第五章说：“悲哀啊，不能言，不是舌头说不出，而是身体憔悴。好啊，能言，巧言如流，使身体处于安乐。”

朱熹说：“忠言，当世的……”

译这就是所说的不能说话的人。所以不仅是从口中说出，反而因此使自身疲惫不堪。奸佞之人的言论，是当世所谓能说会道的人。所以他们巧妙修饰言辞，像流水一样，没有任何凝滞，而使他们自身处于安乐的境地。大概乱世昏庸的君主，厌恶忠言而喜好阿谀奉承，都是这样的。」臣按：这首诗，先代儒者认为，是在正派的大夫被疏远之后，那些亲近侍奉的臣子（如同现在的近侍）在君主左右，却不能畅所欲言，亲眼见到当时身为公卿大夫的人，可以说话却不愿意说，而作为君主的，不仅不责备那些该说话的人，反而把说话当作毛病，话刚出口，罪责就加到身上。那些沉默不语以保住禄位的人，该说的不能直说，不该说的却巧言令色，以求取容悦，把自己置于安逸的境地，他们为自己打算倒是得计了，但对我们的君主有什么好处呢？这首诗就是因此而作的。君主在清静闲适的时候，试着根据诗中的言语来考察时事，反过来在朝廷之中、臣僚之内寻求，那些肯畅所欲言为国效力的人是谁呢？诗中所说“听到忠言就回答，听到谗言就沉默”，难道今天的臣僚中也有类似这样的人吗？所谓“悲哀啊不能说话，不是舌头有问题，而是身体疲惫；幸运啊能说会道，巧言如流，使自身处于安乐”，在我们今天也有这种情形吗？我们的臣子，难道也有因为说话而成为毛病并遭受祸患的吗？其中难道也有不肯说话而把自己置于安乐境地的人吗？那些整天在我们殿阶之前忙碌的人，我们听到的，怎么知道他们应对顺从的话，不是诗人所说的“巧言如流”呢？如果有这样的情形，就必须改变这种做法，使得凡是内而亲近侍奉的臣子，外而公卿，以及百官百姓，都能畅所欲言，说话的人有赏赐而得以安乐，不说话的人有罪责而身体疲惫，不要使一旦逐渐导致衰乱的时代，像成周末年那样，那么朝廷就没有蒙蔽的祸患，而国家社稷就能免除危亡的灾祸了。

译《大雅·板》篇说：“先民【古代的贤人】有言，向采薪者【砍柴的人】询问。”臣按：古人之所以询问到采薪者，实在是因为浅近的话语中，往往蕴藏着至理，不能因为其浅近而忽视它。唉！连砍柴的人的话尚且不被抛弃，何况公卿百官呢？

《桑柔》第十章说：“唯有这些圣人，能预见百里之外的言论；唯有那些愚人，反而狂妄地欢喜。并非不能说话，为何如此畏惧忌讳？”

朱熹说：“圣人明察事端的先机，所看所听的，没有遥远而不明察的。愚人不知道祸患即将来到，反而狂妄地欢喜。现在执政的人大概就是这样。我并非不能说话，为何如此畏惧忌讳呢？”这是说君王暴虐，人们不敢进谏。臣按：“祸乱的到来，必然有先兆，如果有智勇的人，都能在祸乱尚未形成之前知晓。君主容纳接受直言，那些有见识的人，都能向上陈述，让君主知道如何预备并及早防范，那么祸乱就不会发生了。身为上位者，难道要让当世的人畏惧忌讳而不敢说话吗？”孟子说：“如果不仁德却还能与他说话，那么哪里会有亡国败家的事呢？”唉！不仁德却还能与他说话，尚且能免除亡败的祸患，何况还没有达到不仁德地步的人呢？

《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说：“上天生育百姓并设立君主，让他们管理牧养百姓，不要使他们丧失本性。有了君主就设立副手【卿佐】来辅佐他，不要使他过度。所以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设置侧室【支子担任的官职】，大夫有贰宗【宗子的副手】，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都有亲近的人，来相互辅助。做得好就奖赏，有过失就匡正，有患难就救助，有错误就改正。从王以下，各自有父兄子弟，来弥补【弥补其过失】考察【考察其得失】他们的政事。史官记录【指太史，君主举动就记录】，乐师作诗，乐工诵箴谏，大夫规劝教诲，士传达言语，庶人议论，商旅在市场议论，百工献艺。所以《夏书》说：‘遒人拿着木铎在路上巡行，官吏互相规劝，工匠执持技艺来进谏。’正月孟春，在这个时候就有这件事。谏言是为了纠正失常【有遒人巡路之事】。上天爱护百姓太深了，难道会让一个人在百姓之上放肆，顺从他的淫欲，而抛弃天地赋予的本性吗？一定不是这样的。”

臣按：师旷开始说：“上天生育百姓并设立君主，让他们管理牧养百姓，不要使他们丧失本性。”最后说：“上天爱护百姓太深了，难道会让一个人在百姓之上放肆，顺从他的淫欲而抛弃天地赋予的本性吗？”由此看来，可见人的出生，虽然有贵贱之分，都禀受天地赋予的本性。然而人人不能都遵循他们固有的本性，有时甚至丧失它，所以上天在众人之中设立一人，作为万民的牧者，使他们不丧失本性。并非特意凭借这崇高富贵的地位给予他，让他恣意放肆在百姓之上，以满足他的欲望。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抛弃天地赋予的本性了。天意难道是这样的吗？因此承受天命居于百姓之上的人，兢兢业业，只怕百姓丧失本性，孜孜不倦地寻求善言，随时随处借助防范、教诲、箴言、谏言的好处，只怕抛弃天地生育百姓的本性，辜负天命设立君主的用意，违背上天爱护百姓的心意。

《国语》记载：周厉王暴虐，国人诽谤君王。君王愤怒，找到卫国的巫师，让他监视【监察】诽谤的人，报告了就杀掉。国人不敢说话，路上相遇只用眼神示意【不敢说话，只用眼睛互相看而已】。君王高兴，告诉召公说：“我能消除诽谤了，他们不敢说话了。”召公说：“这是堵塞【防止】啊，堵塞百姓的嘴，比堵塞河流更严重。河流堵塞而溃决，伤人一定很多，百姓也是这样。所以治理河流的人，疏通它使水流导通；治理百姓的人，疏导他们使他们说话。”所以天子听取政事，让公卿直到列士献诗【用诗来讽谏】，盲人乐师献乐典，史官献书，小师献箴言【箴言刺探缺失】，无眸子的人赋诗【赋公卿列士所献的诗】，有眸子但看不见的人诵诗【弦歌讽诵箴谏的话】，百工进谏【百工各自执持技艺进谏】，庶人传语【庶人地位低不能直达，转述他们的话来传达给君王】，近臣尽规【近侍之臣尽规正之责】，亲戚补察【父兄宗属补察其过失】，乐师、史官教诲，老臣修治【老臣师傅之属】，然后君王斟酌，因此政事施行而不违背。

臣按：召公之所以告诉厉王的话，就是三代盛王寻求言论、采纳谏言的实际事迹。三代的君王，未必人人都是贤圣，但他们之所以治理得好，后世往往推崇为不可及，实在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人人可以说话，左右前后，没有不敢说话的人，词章曲艺，没有不是规正的工具，好的就劝勉一定要实行，不好的就阻止一定要停止，祸患刚萌芽就遏制，过失尚未显著就外闻，因此政事没有悖逆，国家没有怨言，天下享受和平的治理，是有原因的。

汉文帝二年诏书说：“我听说，上天生育百姓为他们设置君主，来养育治理他们。君主不德，施政不均，上天就显示灾异，来警戒不治理。于是十一月晦日发生日食，恰好在天上显现，灾异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我得以保全宗庙，以菲薄之身，寄托在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于我一人。”

译只有你们几位执政大臣，还如同我的左右手和腿脚一样。我下不能治理养育百姓，上却连累了日月星辰的光辉，我的不德真是大啊。诏令到达时，希望你们全面思考我的过失，以及我认知和视野所达不到的地方，请求你们启发并告知我。同时推举贤良方正、能够直言极谏的人，来纠正我的不足。

译臣按：这是后世君主因灾异而征求臣下言论的开始，自汉文帝因日食颁布此诏书起。此后凡是遇到日食以及地震、山崩、水旱、瘟疫之类灾害，都下诏征求言论，于是成为惯例。这也是君主能够谨慎对待上天警戒的一个方面。天下国家的大事，每当发生灾害，都允许人们指出得失，那么君主就能时时听到自己的过失，以及自己认知所不及的地方，有过错就改正，没有过错就加以勉励，那么天下国家难道会治理不好吗！

汉文帝每次上朝，郎官和随从官员呈递奏疏，文帝没有不停下车驾接受他们言论的。言论不可采纳，就搁置一旁；言论可以采纳，就加以采用。没有不称赞其好的。

臣按：夏商周三代以后被称为贤明的帝王，就是汉文帝。文帝的善政，不止一个方面，而喜好听取意见、采纳谏言，更是他显著的德行。后世的君主对于呈递的奏章，本来就有未曾过目的，何况敢冒犯他行进的车驾而希望他停下接受呢？可以采纳的未必肯采纳，不可采纳的往往加以治罪。心里知道其好而口头上却非议的，也有这种情况。何况本来不好却称赞其好的呢？唉！像文帝这样的人，可以说是百代帝王的老师了。

文帝又曾下诏说：“古代治理天下，朝廷设有进善旌，诽谤木，用来疏通治道而招来谏言。如今法律有诽谤妖言的罪名，这使得众臣不敢尽情进言，而君主没有途径听到自己的过失，将用什么来招来远方的贤良呢？废除它。”

胡寅说：“妖言令最初设立时，必定认为它动摇民心、迷惑大众，有奸邪贼乱的意思。等到它产生弊端时，暴君和权臣就借这个名义来警戒震慑内外，堵塞言路。所以贾谊评论秦朝说：‘忠诚进谏的人被称为诽谤，深思熟虑的人被称为妖言。’忠臣为君主尽忠，深思熟虑其言论，必定恳切地针对君主自身，探究尚未发生的事，陈述危亡的警戒，不止于近在眼前的事。从小人的角度看说：‘这不过是指责君主的过错来卖弄正直，那些尚未发生的事，危亡的征兆，你怎能知道？大概是诽谤妖言罢了。’这种防范一旦实行，使得内外之人闭口结舌，君主听不到自己的过错，陷入危亡而不觉悟。既然把忠诚进谏、深思熟虑当作诽谤妖言，那么指鹿为马，指野鸟为鸾，蝗虫滋生就说它不吃嘉谷，年成饥荒就说路上没有饿死的人。凡是贤与不贤、是与非、治与乱、得与失，一切违背常理、诡诈之道，颠倒言语而逆理陈述，欺骗迷惑君主，使其陷入危亡。他们的罪过难道仅仅是诽谤可比吗？他们作为妖言难道不更大吗！唉！文帝废除此令，他享有国家长久是理所当然的。”

臣按：秦朝法律有诽谤妖言的禁令，到这时文帝才开始废除。唉！文帝既然废除了，后世的臣子上书进言，却仍然被定罪为诽谤妖言，为什么呢？这是沿袭亡秦的踪迹啊。

十五年，下诏说：“从前大禹勤勉地寻求贤士，施及四方之外，四极之内，舟车所到之处，人迹所及之地，没有不听从命令的，来辅佐他的不足。近处的人献出他们的明智，远处的人通达他们的听力，比并善道，齐心协力，来辅佐天子，因此大禹没有丧失德行，夏朝得以长久繁荣。高皇帝亲自铲除大害，去除动乱，兼并诸侯，建立豪杰英才作为官师，作为谏诤辅佐天子的缺失，而辅佐拥戴汉朝宗庙。如今我获得执掌天下的正统，来继承宗庙的祭祀，我既没有德行，又不聪明敏捷，不能烛照而智慧不能治理，这是大夫们所清楚知道的。所以诏令有关官员、诸侯王、三公、九卿以及主管郡县的官吏，各自率领他们的志向，来选拔贤良，通晓国家的大体，通达人事的始终，以及能够直言极谏的人，各有名额，用来匡正我的不足。二三大夫的行为，符合这三条，我非常赞赏。所以让大夫上朝，亲自晓谕我的志向，大夫们请陈述这三条的要点，以及永远思考我的不德，官吏的不平，政令的不宣，百姓的不安，这四者的缺失，全部陈述你们的志向，不要有所隐瞒，对上以荐举先帝的宗庙，对下以兴起万民的福祉利益，写在篇章上，我亲自阅览。”

臣按：这是后世君主发布策问选拔士人征求言论的开始，自文帝颁布此诏后，后世临轩策问士人，大概源于此，这也是君主征求言论的一个方面。然而只是应付故事罢了，寻求真正能通晓国家大体，通达人事始终，以及能直言极谏，疏陈君主的不德，官吏的不平，政令的不宣，百姓的不安，像此诏书所说的，大概很少了。万一有这样的人，能听取采纳他们的言论并付诸实施的，尤其稀少。更甚者反而因为他们的言论切直而贬黜他们，如唐文宗对待刘蕡那样。只有宋仁宗时，考官因为苏辙对策切直，想要贬黜他，仁宗说：“我用直言选取人才，却因直言而抛弃他，人们会怎么看我？”这句话可以作为后世君主策问士人征求言论的方法【这是因策问士人征求言论】

唐高祖时，孙伏伽到宫阙，以三件事上谏。高祖非常高兴，于是对裴寂说：“隋末无道，上下互相防备，君主骄横矜夸，臣子只有谄媚奸佞，上面听不到过错，下面不尽忠诚，以至于使社稷倾危，自身死在匹夫之手。我拨乱反正，念头在于安定百姓，近来每每虚心接待，希望听到正直的言论。然而只有李纲稍微尽忠款诚，孙伏伽可以说是诚实正直，其余的人还沿袭弊端的作风，低头而已，难道是我所期望的吗？”臣按：高祖是创业的君主，所以知道前代导致灭亡的道理。所谓“上下互相防备，君主骄横矜夸而臣子谄媚奸佞，上面听不到过错，下面不尽忠诚，以至于

译如果导致国家危亡，自身却死在平民百姓手中”，这几句话，深切地切中了末世君臣的弊端，读来令人感到敬畏。拥有天下和国家的人，能不以此为念吗！

译太宗对侍臣说：“人臣面对帝王，大多顺从迎合而不违逆，用甜言蜜语来取悦君主。我现在发问，是想听到自己的过错，你们必须指出我的过失。”长孙无忌等人都说：“陛下以圣明的教化致使天下太平，臣等看不到您的过失。”刘洎说：“陛下的教化高过万古，确实像无忌等人所说的那样。然而近来上书言事有不合圣意的，有时当面加以严厉诘问，没有不感到羞愧恐惧的，这不是鼓励进言的途径。”太宗说：“你说得对，我应当为你改正这一点。”

臣按：人的常情，很少没有过错的，总是害怕别人的议论，稍微涉及疑似之处，就加以责怪，何况是万乘之君呢？太宗发问，想知道自己的过错，责令臣下指出他的过失，这可以作为百代帝王的法则。后来的继位君主，高宗也对他的臣下说：“往日侍奉在父亲膝下，看到五品以上的官员议论政事，有的退朝后当面奏报，有的呈递奏章议论，整天不停。难道现在没有事情，你们为什么不言呢？从今以后，应当多议论政事，如果不能当面奏报，任凭各自呈递奏章。”宪宗也对他的臣下说：“我读《贞观政要》，认为太宗神武，每当有一件事，稍微涉及过失，群臣进谏，反复多次。何况我愚昧，从今以后每有事情做得不恰当的，你们必须多次进谏，不能只进一两次就罢了。”唉！两位皇帝的言论像这样，难道不是太宗留下的谋略好吗？所以他的子孙得以观察感化而兴起效法啊。

太宗问魏徵说：“君主怎样做才能明察？怎样做就会昏庸？”魏徵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从前尧向下民询问，所以有苗的恶行得以向上听闻，共工、鲧、欢兜不能遮蔽。秦二世偏信赵高，导致望夷宫的祸患；梁武帝偏信朱异，遭受台城的耻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发生彭城阁的变乱。所以君主兼听广纳，那么权贵大臣就不能蒙蔽，下情就能向上通达。”太宗说：“好。”

臣按：夏商周三代以后喜好进谏的君主，以唐太宗为首。陆贽曾经举这个例子告诉他的君主说：“太宗以虚心接受作为治国的根本，以直言作为国家的荣耀。有当面折辩、在朝廷争辩的，一定收敛雷霆之威，并明确言语奖赏接纳；有上书献议的，一定克制心意的欲望，亲手写诏书褒奖。所以能够有过错必定知道，知道就必定改正，活着时成就雍熙的教化，死后与尧舜齐名。”这是后世君主应当取法的。

太宗神采英武坚毅，群臣进见都失掉常态。太宗知道这一点，每当有人奏事，一定给予温和的脸色，希望开启规劝进谏。曾经对公卿说：“人想要看见自己的形象，必须借助明镜；君主想要知道自己的过错，必须依靠忠臣。如果君主刚愎自用、自认为贤能，他的臣下阿谀顺从，君主既然失去国家，臣下怎能保全自己？像虞世基等人谄媚侍奉炀帝以保全富贵，炀帝被杀后，虞世基也被诛杀。你们应当以此为戒，事情有得失，不要吝惜尽情进言。”

臣按：贾山告诉汉文帝说：“雷霆所击打的，没有不摧折的；万钧重物所压的，没有不粉碎的。”现在君主的威严，不仅仅是雷霆；权势之重，不仅仅是万钧。开辟道路寻求进谏，和颜悦色地接受，采用他们的言论并显贵他们的身位，士人尚且恐惧而不敢尽情进言，更何况放纵欲望、恣意暴虐、厌恶听到自己过错的呢？用威严震慑，用权势压迫，那么即使有尧舜的智慧、孟贲的勇力，难道有不摧折的吗？像这样，君主就听不到自己的过错，国家就危险了。现在看太宗每当臣下奏事，就给予温和的脸色，使他们能够尽情进言而没有恐惧，大概符合贾山的说法。他看待后世那些君主，害怕臣下尽情进言，用严厉的脸色和威严来对待他们，大概有天壤之别了。中间举末代君臣作为警戒，希望他们的臣下遇到得失，不要吝惜尽情进言。他的言语警策深切，可以作为世间的警戒。

陆贽对他的君主（德宗）说：“古语说：‘顺从迎合的人受喜爱，由来已久；违背心意的人受厌恶，从此产生。’所以人臣都争着顺从迎合而避免违背心意，不是忘记家庭为了国家、舍弃生命成就君主的人，谁能冒犯君主的脸色、触犯忌讳、建立一言、开启一说呢？因此英明的后王知道像这样，寻求进谏唯恐不及，采纳善言如同转动圆环，诚信正直的人嘉奖他，直言犯上的人认为他合乎道义，愚昧浅薄的人宽恕他，狂妄荒诞的人包容他。仍然担心骄纵奢侈容易滋生，而忠实的言论听不到。于是设置敢谏的鼓，树立告善的旌旗，悬挂警戒慎重的鼗鼓，设立司过之士。还担心不够，又设立官职制度，以进言为常事。于是有史官记录，乐官作诗，工匠诵读箴言进谏，大夫规劝教诲，士人传话，平民诽谤，还担心他们懈怠。每年孟春，道人拿着木铎在路上巡行并振响警示，官吏互相规劝，工匠执掌技艺来进谏。如果有不恭敬的，国家有固定的刑罚。然而不是明智不能招致直言，不是圣德不能寻求过错。招致直言那么智慧更加广大，寻求过错那么德行更加光辉。只有衰乱的时代，昏暗迷惑的君主，一定忌讳自己的过错，愤恨直言，把阿谀奉承当作纳忠，把进谏争辩当作罪恶。怨恨充满在下层国家，而耳朵不想听；恶劣的德行达到上天，而心里不要求悟。等到颠覆，还不知道错误，情态的昏昧，竟然达到这样。所以明智的人广纳以成就德行，昏暗的人独断而败坏自身。成败的途径，千古相袭。与失败同辙的，没有不覆灭的；与成功同轨的，没有不昌盛的。应当矫正夏桀、殷纣拒绝进谏、掩饰错误的邪恶，协同大禹、

译成汤拜受直言，改正过错的诚意。士人无论贤能还是愚钝，都应当录用；言论无论重大还是细微，都务必招纳。固然不可以有忤逆的嫌疑，也不可以有甘苦（顺逆）的忌讳。那统治百姓的人，以众人的智慧为智慧，以众人的心意为心意，常常担心一个人不能尽情表达，一件事不能合乎道理，勤勉地访求采纳，只求善言，岂止是从谏如流不违背而已呢？甚至追求直言，听取民间歌谣，葑菲不因为根部不好吃而不采摘，所以精华没有遗漏；刍荛不因为身份低贱而不询问，所以幽深隐微的意见必定能上达。晋文公听取民间歌谣，所以霸业兴盛；虞舜设置诽谤之木，所以帝德广布，这实在是圣贤的高尚足迹。陛下为什么厌恶它呢？」又说：「虞舜考察浅近的话，所以能成就圣明的教化；晋文公听取民间歌谣，所以能恢弘霸业。《大雅》中有询问刍荛的话，《洪范》中有谋及庶人的道理。这就是圣贤治理天下，务必询问众人的心意，不敢忽视细微之处，不敢轻慢鳏寡之人。夸大的话没有验证，不必采用；质朴的话合乎道理，不必违背。符合心意的话，不一定正确；违背心意的话，不一定错误；与众不同的人，不一定对；与众人相同的人，不一定错；言辞笨拙但见效快的，不一定愚笨；言语甜腻但利益重大的，不一定明智。这些都要用事实来考察，用最终的结果来思虑。其使用没有其他标准，只以善所在为准，这样就可以穷尽天下的道理，看清天下人的心意。臣每次读史书，看到乱世多而治世少，因此心怀感叹，尝试思考，私下认为做臣下的没有不愿意尽忠的，做君上的没有不追求治世的。然而臣下常常苦于君上不能治理好，君上常常苦于臣下不忠诚。像这样，为什么呢？是因为上下之情不通的缘故。臣下的情意，没有不愿意上达于君上的；君上的情意，没有不要求了解臣下的。然而臣下常常苦于难以向君上表达，君上常常苦于难以了解臣下。像这样，为什么呢？是因为九种弊端没有去除的缘故。所谓九种弊端，君上有六种，臣下有三种：喜欢胜过别人，以听到过错为耻；逞辩才，炫耀聪明；严厉威严，放纵刚愎。这六种，是君上的弊端。谄媚阿谀，观望犹豫，畏惧懦弱。这三种，是臣下的弊端。君上喜欢胜过别人，必定乐于听信谄媚的话；君上以听到过错为耻，必定忌讳直言劝谏。像这样，那么臣下中谄媚阿谀的人就顺从君意，而忠实的言语就听不到了。君上逞辩才，必定强词夺理而用言语折服别人；君上炫耀聪明，必定主观臆断而用诈术对待别人。像这样，那么臣下中观望犹豫的人就自求方便，而切磋琢磨的言辞就不能尽说了。君上严厉威严，必定不能放下情面来接待事物；君上放纵刚愎，必定不能引咎自责来接受规劝。像这样，那么臣下中畏惧懦弱的人就躲避罪责，而合乎情理的学说就不能申明了。凭着地域的广大，生民的众多，宫阙的深重，高低的阻隔，从黎民贤士以上，能够看到至尊光辉景象的，超过亿兆却没有一个。在能够看到的人中，能够接见谈论的，又千万中没有一。有幸能够接见的，还有九种弊端存在于其间，那么上下之情能够沟通的，就很少了。

译臣认为，后世臣子中善于劝谏君主的，没有比得上贽的。贽的这篇奏疏，论述君主听取言论、采纳谏言的道理，已经穷尽无遗了。臣恭敬地详细记载在篇章中。拜读其篇末，又说：“治理与混乱的警戒，前代贤哲已经详尽论述了；安定与危亡的效验，历代已经尝试验证了。旧有的典章制度都在，殷商的鉴戒足以征引。至于如何处置施行，在于陛下明智地识别选择罢了。”希望陛下广泛推行接纳臣下的方法，打开奖赏善言的门路，秉持采纳谏言的胸怀，勉励推诚待人的美德。在接纳臣下时，以礼相待，以温和之气熏陶，虚心以让他们尽情进言，端正心意以详察其中的道理，不用伶牙俐齿压制他人，不自我炫耀以显示明智，不把先知先觉当作才能，不把主观臆测当作智慧，不显露好恶以招致谄媚，不放大声色以显示威严。又说：“在采纳谏言时，以弥补过错为用心，以求取过错为急务，以能够改正过错为善，以能够听到过错为明。所以进谏的人多，彰显我的才能；喜欢进谏的人正直，显示我的宽容；进谏的人狂妄诬蔑，表明我的宽恕；进谏的人泄露机密，彰显我的顺从。具备其中任何一点，都是盛德。”这些话，确实是万世君主听取言论、采纳谏言的明鉴。臣不再有其他言论，请以此作为向朝廷的进献。

宋太祖建隆二年，下诏令每月在内殿问安时，百官依次轮流对答，并指陈时政的得失。如果有紧急事务，允许不在规定时间入阁上章，不必按次序对答。

高宗下诏：“从今以后，行在的百官，每天轮流一人当面应对，朕将虚心宁静地听取他们的言论。”

臣认为：唐代有轮流对答的制度，宋太祖沿袭它，允许百官依次轮流对答，于是成为一代的法度。终高宗之世，君主得以亲近臣子，臣子得以接近君主，言论之间得以相接，上下之情得以沟通。这不仅得以周知天下的事务、百姓的情况，而且凡是臣下才能器量的高低，学识的深浅，心术的正邪，也最终得以显现。

哲宗刚即位，首先召司马光到跟前，告诉他的君主说：“《周易》说天地交泰则为泰卦，不交则为否卦。君主父亲是天，臣民百姓是地。所以君主降低心志以询问，臣子竭诚以进献建议，那么各项政务就能修治，国家就能安定。君主厌恶逆耳的言论，臣子谋求便利自身的计策，那么下情就被堵塞，众心就会离散叛离。近年士大夫把苟且偷安当作智慧，把危言正论当作狂妄，导致下情被遮蔽而不能上达，上恩被堵塞而不能下达。民间愁苦，痛心疾首，而上面不能知道；明主忧虑勤政，夙兴夜寐，而下面无处申诉。公私两方面都困顿，盗贼已经繁多，还依赖上天垂示休美，年成没有大饥荒。祖宗留下的谋略，人心没有异志，不然的话，天下的形势，能不为之寒心吗？”臣愚以为，今天应当首先做的，莫过于明确下诏书，广泛打开言路，不论有官无官的人，凡是有知晓朝政缺失及民间疾苦的，都允许进呈密封奏状，尽情极言。在京师则在鼓院投递，立即进入；在外地则在州军投递，附递奏闻，都不得索取副本，强行抑制。陛下在听政之余，略加省察，那些义理精当的，就施行他们的言论并显拔他们；其次的，取他们的长处，舍他们的短处；那些狂妄愚昧鄙陋无可采用的，回复知晓后罢去，也不加罪。这样那么嘉言就会日日进献，群情就没有隐瞒。陛下虽然深居九重，四海之事如同指掌，举措施为随心所欲，这才是治安的根本，太平的基础。群臣如果有阻挠困难的，那人一定有奸恶，害怕别人指陈，专门想要壅蔽圣明的视听，这不可不察。

臣认为：哲宗初政，召司马光于洛阳，问光应当首先做什么，光首先上此疏，并且认为治安的根本，太平的基础，就在于此。臣私下认为，光的这篇奏疏，不仅是当时君主应当知道的，实在是万世君主都应当知道的。臣曾经借此通论：言论，是心的声音。人心有所蕴藏，必定借助言论来抒发。帝王没有比得上尧的，尧以言论作为测试人的准则；圣贤没有比得上孔子的，孔子以言论作为了解人的根本。这就是言论之所以为言论，它所关系之大，有如此者。因此自古帝王，既自己谨慎自己的言论，又必定寻求别人的言论，作为自己的辅助，凭借别人的言论，作为自己的鉴戒。听到就拜谢，听取就采纳，用谦卑的言辞来诱导，用丰厚的礼遇来招致，用多种方法来招来，用广泛的询问来穷尽，用和颜悦色来接受，用宽宏的心胸来容纳。或者设立科目，如所谓直言极谏；或者设立官职，如所谓拾遗补阙；或者因灾异而下诏以求，或者因患难而责己以访；或者设立轮对制度，使人人得以自达；或者设立登闻鼓，使事事得以上闻。无非是寻求天下的言论，以成就天下的治理，以沟通天下的情势。所以陈述言论而好的，就立即奖赏以鼓励，传曰“兴王赏谏臣”就是这样。应当进言而不进言的，就制定刑罚以威慑，书曰“臣下不匡，其刑墨”就是这样。言论虽然过于直率，有所不能忍受的，也容忍接受而不加罪，史曰“杀谏臣者，其国必亡”就是这样。像这样，那么嘉言就不会隐藏，君德的修否，朝廷的缺失，臣下的贤佞，民生的休戚，都因言论而达于上面，作为思患预防的计策，而不至于噬脐莫及的悔恨，那么

译这样天下国家就永远没有危亡的祸患了。从前晋平公问叔向说：“国家的祸患，什么最大？”叔向回答说：“大臣为了保住俸禄而不极力劝谏，小臣因为害怕获罪而不敢说话，下面的情况不能向上通达，这是最大的祸患。”唉！祸患被称为最大，难道不是因为言路不通，其祸患必然导致国家危亡吗？所以天下的祸患，没有比君主身处危亡的境地而自己不知道，臣子知道危亡的灾祸而不敢说话更大的了。作为君主的人，如果真的能够广泛开辟进言的途径，宽容进言的度量，进言正确的给予奖赏，进言错误的不予治罪，应当进言而不进言的给予惩罚，那么大臣就不会为了保住俸禄而不尽忠，小臣就不会因为害怕获罪而不敢说话，下面的情况就能向上通达了。天下国家又怎么会有危亡的祸患呢？所以说：国家安定的本源，太平的基础，就在这里。恳请圣明的君主留意。

译以上广泛陈述广开言路的方法。

《大学衍义补》卷四

<子部，儒家类，《大学衍义补》>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五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的关键

端正百官

总论任用官员的道理

《尚书·虞书·皋陶谟》说：不要废弃众官，上天赋予的事务，由人来代替执行。

蔡沈说：“君主代替上天治理万物，众官所处理的事务，没有不是上天的事。如果有一个职位被废弃，那么上天的事务就荒废了，这难道可以不深深警戒吗！”

臣按：宋代儒者陈大猷说：“天子能够用一颗心洞察天下的细微征兆，但不能用一个人身兼天下的事务，只能委任给众官，不可以让他们空缺。不是因为没有人而空缺，而是因为用人不当而空缺。天下的事务，没有一件不是出于上天，上天不亲自去做，由人来代替去做。一个官职空缺，那么一件事就缺失了。”元代儒者吴澄也说：“天下的事务，都是上天的事务，上天把这些事务托付给君主，君主不能独自治理，而分派给人，所以众官所治理的事务，都是代替上天去做的。”唉！君主如果真正知道人臣所治理的事务，都是上天的事务，并且是托付给我的，那么他必定不会任用不适当的人，而导致上天事务的荒废，从而得罪上帝了。

《尚书·商书·伊训》说：任用官员只选贤才，左右辅佐的大臣只选合适的人。臣子对上为君主树立德行，对下为百姓造福。要艰难要谨慎，要和谐要专一。

蔡沈说：“贤，是有德行的称呼；才，是能力。左右，是辅佐的大臣，是人臣的职责。对上为君主树立德行，是辅佐君主；对下为百姓造福，是用来安定百姓。臣子的职责所关联的，如此重要。因此必须艰难谨慎。艰难，是难于任用；谨慎，是谨慎于听取和考察。这是为了防止小人。和谐专一。和谐，是意见相济；专一，是始终如一。这是为了任用君子。”

臣按：治理国家的方法，在于用人；用人的方法，在于任用官员。君主任用官员，只有那些贤良有德行、有才能有能力的，才任用他们。至于左右辅佐的大臣，又必须在贤才之中选择合适的人来任用，不是合适的人就不能任用。人臣的职责，在于使君主圣明、使百姓蒙受恩泽。他们对于上面，必定陈述善道、杜绝邪恶，以此来成就君主的德行；他们对于下面，必定发布政令、施行仁政，以此来保障百姓的生活。这样的人，然后才任用在左右，让他们对上辅佐君主的德行，对下救济百姓的生活。既然得到了这样的人，如果不是任用时的艰难、考察时的谨慎，那么他们进用就容易，而混杂侥幸的小人就能趁机介入。如果不是对待他们以和谐，信任他们以专一，那么他们的使用就会背离而二心，而正直的君子就不能长久安定。唉！在任用之初，要艰难谨慎；在任用之后，要和谐专一。“其”，是必然的意思；“惟”，是专一的意思。君主对此仔细审视，就知道任用官员的道理了。

《尚书·说命》：治理与混乱在于众官，官职不授予私亲，只授予有能力的；爵位不授予恶德，只授予贤良的。

蔡沈说：“众官是治理与混乱的根源。众官得到合适的人，就治理；得不到合适的人，就混乱。六卿、百执事，所说的官；公卿、大夫、士，所说的爵。官职用来承担事务，所以说能力；爵位用来任命德行，所以说贤良。只有贤良和能力，所以能治理；私亲和恶德，所以会混乱。”

臣按：蔡沈说众官是治理与混乱的根源，大概认为治理与混乱都根本于此。君主用人以求治理，只任用贤良有能力的，那么国家的治理就根本于此了。如果舍弃贤良有能力的人，只任用自己所亲爱的人，即使有可恶的德行也不问。这样，那么排列在五等爵位、分布在众官职位上的，都是不仁不义的人，无礼无智的士人，天下难道有不混乱的吗！

《尚书·周书·武成》：建立官职只选贤良，安排事务只选有能力的。

蔡沈说：“建立官职只选贤良，不贤良的人不能进位；安排事务只选有能力的，没有才能的人不能担任。”

《尚书·立政》：王左右的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虎贲。周公说：“唉！美好啊，知道忧虑的少啊！”

蔡沈说：“王左右的臣子，有治理百姓的长官，叫常伯；有承担事务的公卿，叫常任；有守法的官员，叫准人。这三者之外，掌管服饰器物的，叫缀衣；执掌射御的，叫虎贲。都是任用时所应当谨慎的。周公于是叹息说：‘美好啊，这些官职，知道忧虑的人少了。’说五等官职的美好，而知道忧虑得到合适的人的少了。”

臣按：常伯、常任、准人，就是下文所说的三事三宅，确实是《周官》的别名。治理百姓的长官叫常伯，所说的“宅乃牧”就是，大概是虞廷四岳的职务吧？承担事务的公卿叫常任，所说的“宅乃事”就是，大概是虞廷典礼、典乐、百揆的官职吧？守法的官员叫准人，准的意思，是掌管法律的官员，刑罚应当像准星一样公平，就是所说的“宅乃准”，又难道不是虞廷士师的职务吗？缀衣，掌管王的服饰器物，居住时张设的；虎贲，执掌王的器械，出行时防护的。这常伯、常任、准人三者，是国家的大臣，共同治理朝廷的政务；缀衣、虎贲二者，是王的亲近臣子，供奉服御之用。宋代儒者吕祖谦说：职位重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