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七
于卑辱，仁义兼尽矣。
掌囚，凡囚者，王之同族，拲【木其手】有爵者桎【木其足】以待▯罪及刑杀，告刑于王，拲而适朝士，加明梏以适市而刑杀之。凡有爵者与王之同族，拲而适甸师氏，以待刑杀。臣按：刑以弼教，先王之刑，无不寓教之意焉。夫有罪之人，制为狱具，以拘囚之，宜若无所恤矣；而于王之同族及命士以上，虽有罪，或拲或梏而已。告刑于王，告王以今日当行刑及所刑者姓名也。其死罪则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则曰：“某之罪在小辟”。拲而适朝者，重刑，为王欲有所赦，且当以付士；加明梏者，谓书其姓名及其罪于梏而着之也。后世刑人，书其罪以为招状，掲之于其首，葢本诸此。
译在卑微屈辱的处境中，仁义之道已经完备了。掌囚，凡是囚犯，如果是王的同族，就用手铐拘束他们；如果有爵位的人，就用脚镣拘束他们，等待处理。罪行达到需要刑杀的程度，向王报告刑罚，用手铐拘束着送往朝士，加上明显的枷锁后送到市场去执行刑杀。凡是有爵位的人和王的同族，用手铐拘束着送往甸师氏，等待刑杀。臣按：刑罚用来辅助教化，先王的刑罚，无不蕴含教化的意义。那些有罪的人，制造狱具来拘禁他们，似乎应该无所顾惜了；但对于王的同族以及命士以上的人，即使有罪，也只是用手铐或枷锁拘束而已。向王报告刑罚，是向王报告今天应当执行刑罚以及受刑者的姓名。如果是死罪，就说：“某人的罪行属于大辟”；如果是刑罪，就说：“某人的罪行属于小辟”。用手铐拘束着送往朝廷的，是重刑，因为王想要有所赦免，并且应当交付给士官；加上明显的枷锁，是指在枷锁上书写他的姓名和他的罪行并佩戴在身上。后世执行刑罚的人，书写罪行作为招状，悬挂在犯人的头上，大概就源自于此。
掌戮，凡杀人者踣诸市，肆之三日。刑盗于市，凡罪之丽于法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与有爵者，杀之于甸师氏。李觏曰：先王之时，虽同族，虽有爵，其犯法当刑，与庶民无以异也。法者，天子与天下共也。如使同族犯之而不刑杀，是为君者私其亲也；有爵者犯之而不刑杀，是为臣者私其身也。君私其亲，臣私其身，君臣皆自私，则五刑之属三千，止为民也。庆赏则贵者先得，刑罚则贱者独当。上不愧于下，下不平于上，岂适治之道耶？故王者不辨亲踈，不异贵贱，一致于法。其所以不肆诸市朝而适甸师氏者，为其人耻，毋使人见之也。
臣按：王之同族者与有爵者杀之。甸师氏既言于掌囚，此复言之者，葢以刑人必于市，惟同族亲者也，有爵贵者也。亲亲而贵贵，故有犯者乃国家徳化之不孚，礼教之不行。不幸犯者出于亲贵之中，其人虽可恶，而其恶则不可扬，故就隐处以施刑焉。圣人之处刑，其仁义之兼尽也如此夫。
礼记曲礼曰刑不上大夫
陈澔曰：「大夫或有罪，以八议定之。议所不赦，则受刑。周官掌囚，凡有爵者与王之同族，拲而适甸师氏。而此云『不上大夫』者，言不制大夫之刑，犹不制庶人之礼也。」
胡寅曰：「庶人贫贱，不能备礼，故不责以行礼；大夫尊贵，不可加刑，故不使之受刑。非故欲然，因其势也。」贾谊得圣人之意，故引「投鼠忌器」之论，以警文帝。自是汉不加刑于大臣，大臣有罪皆自杀。而王安石反此义为之説曰：「礼不可以庶人为下而不用，刑不可以大夫为上而不施。」其意非为化民成俗而兴礼教也，直欲杀戮故老以制异已耳。岂非邪说害义之大乎？
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则磬【悬缢杀之也】于甸人；其刑罪，则纎【音箴，纎刺也】剸【割也】亦告【读为鞠】于甸人。公族无宫刑，狱成，有司谳【议狱也】于公。其死罪，则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则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寛也】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对，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虽然，必赦之。”有司对曰：“无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举，为之变，如其伦之丧，无服亲哭之。郑▯曰：“甸人掌郊野之官，不于市朝者，隐之也。”陈澔曰：“狱成，谓所犯之事讯问已得情实也。杀牲盛馔曰举，素服不举，为之变，其常礼，示悯恻也。如其亲疎之伦而不为吊服者，以不亲往故也。亲哭之者，为位于异姓之庙而素服以哭之也。”
臣按：先王之于公族，有罪者，有司在辟，曰「三公宥之」，曰「三臣尽执法之义，君存睦族之仁」。
大戴礼》曰：「刑不上大夫者，古之大夫有坐不亷汚秽者，则曰簠簋不饬；婬乱男女无别者，则曰帷薄不修；防上不忠者，则曰臣节未着；罢软不胜任者，则曰下官不职；干国之纪则曰行事不请。此五者，大夫定罪名矣。不忍斥然以正呼，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闻有谴发，则白冠厘缨，盘水加剑，造乎▯而自请罪。君不使有司执缚牵而加之也。其有罪者，闻命则北面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杀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礼矣。』是曰刑不上大夫。」
臣按《大戴礼》此段与贾谊疏同，葢古有此制。谊疏之以告文帝，戴徳集《礼记》以为此篇，其弟圣又删去之，止存其首句耳。人君观此，可以得待臣之礼；而人臣观此，其有罪者亦知所以自取也。
春秋左氏传》曰：夫谋而鲜过，恵训不倦，叔向有焉，犹将十世宥之，以劝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欤？臣按此即《周礼》八辟之议“能”也。由是观之，凡有益于世，有功于国者，其人之子若孙，以及于曾、▯，皆将十世宥之，不止免其一身而已也。
汉孝恵即位，制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谓仕宦而皇帝知其名】有罪当盗【逃也】械者，皆颂【音松】系。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满十嵗，有罪当刑者，皆免
译掌戮之官，凡杀人者，将其尸体倒置于市，示众三日。在市集处决盗贼，凡触犯法律应受刑罚的，也如此办理。只有国王的同族和有爵位的人，则杀于甸师氏那里。李觏说：先王时代，即使是同族，即使是有爵位的人，其犯法当刑，与平民没有区别。法律，是天子与天下人共同遵守的。如果让同族犯法而不刑杀，这是做君主的偏私其亲人；有爵位的人犯法而不刑杀，这是做臣子的偏私其身。君主偏私其亲，臣子偏私其身，君臣都自私，那么三千条五刑的条目，就只针对平民了。庆赏时尊贵者先得到，刑罚时卑贱者独自承担。上对下不感到羞愧，下对上感到不平，这难道是治理国家的正道吗？所以王者不区分亲疏，不区别贵贱，统一于法律。之所以不在市朝示众而送到甸师氏那里，是为了保全他们的羞耻心，不让别人看见他们。
臣按：国王的同族和有爵位的人被杀。甸师氏已经向掌囚报告，这里再次提及，大概是因为刑人必在市集，只有同族是亲人，有爵位是尊贵者。亲爱亲人而尊重尊贵者，所以有犯罪者，乃是国家德化未能信服，礼教未能推行。不幸犯罪者出于亲贵之中，此人虽然可恶，但其恶行不可张扬，所以在隐蔽的地方施加刑罚。圣人处理刑罚，其仁义兼顾周全竟到了如此地步。
《礼记·曲礼》说：刑罚不施加于大夫。
陈澔说：“大夫如果有罪，通过八议来裁定。八议所不能赦免的，才受刑。《周官》掌囚，凡有爵位的人和国王的同族，戴上刑具送到甸师氏。而这里说‘不上大夫’，是说没有制定针对大夫的刑罚，就像没有制定针对平民的礼仪一样。”
胡寅说：“平民贫贱，不能完备礼仪，所以不要求他们行礼；大夫尊贵，不可施加刑罚，所以不让他们受刑。不是故意想要这样，是顺应他们的势位。”贾谊领悟了圣人的意思，所以引用“投鼠忌器”的议论，来警示文帝。从此汉朝不对大臣施加刑罚，大臣有罪都自杀。而王安石反对此义并解释说：“礼仪不可以因为平民在下位而不使用，刑罚不可以因为大夫在上位而不施加。”他的意思不是为了教化民众、形成风俗而兴起礼教，只是想要杀戮故老来压制异己罢了。这难道不是邪说危害道义的大患吗？
《文王世子》篇说：公族如果有死罪，则悬缢杀之于甸人；如果有刑罪，则剌割也告诉甸人。公族没有宫刑，案件审结，官吏向国君议狱。如果是死罪，就说：“某人的罪在大辟”；如果是刑罪，就说：“某人的罪在小辟。”国君说：“宽恕他。”官吏又说：“在大辟。”国君又说：“宽恕他。”官吏又说：“在大辟。”等到三次宽恕都不回答，走出，将刑罚交给甸人执行。国君又派人追赶说：“虽然如此，一定要赦免他。”官吏回答说：“来不及了。”回来向国君复命。国君穿素服不进食，为他改变常礼，按照其亲属关系的丧礼，没有服丧关系的亲属为他哭泣。郑玄说：“甸人是掌管郊野的官员，不在市朝处决，是为了隐蔽他们。”陈澔说：“案件审结，是说所犯之事讯问已得情实。杀牲盛馔叫举，素服不举，为他改变，是常礼，表示怜悯。按照其亲疏之伦而不穿吊服，是因为不亲自前往的缘故。亲哭之，是指在异姓的庙里设位而素服哭泣。”
臣按：先王对于公族，有罪者，官吏说在辟，说“三公宽恕他”，说“三臣尽执法之义，君主存睦族之仁”。
《大戴礼》说：“刑罚不施加于大夫，古代的大夫有坐不廉洁污秽罪的，就说簠簋不饬；淫乱男女无别的，就说帷薄不修；防上不忠的，就说臣节未着；罢软不胜任的，就说下官不职；干犯国家纲纪的，就说行事不请。这五种，是大夫定罪名了。不忍心斥责而正名呼之，所以大夫的罪，如果在五刑范围内的，听说有谴责发作，就戴白冠系红缨，盘水加剑，到朝廷而自请罪。君主不使官吏执缚牵而加之。其有罪者，闻命则北面跪而自杀。君主不使人揪引而刑杀之。说：‘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礼矣。’这叫刑罚不施加于大夫。”
臣按《大戴礼》此段与贾谊的奏疏相同，大概古代有此制度。贾谊上疏告知文帝，戴德编集《礼记》作为此篇，其弟戴圣又删去之，只保留其首句罢了。人君观看此，可以得知对待臣下的礼仪；而人臣观看此，其有罪者也知道所以自取。
《春秋左氏传》说：谋划而很少过错，教诲不倦，叔向有这些德行，尚且将要十世宽恕他，以鼓励能者。现在一旦不免其身，以抛弃社稷，不也太糊涂了吗？臣按此即《周礼》八辟之议中的“能”。由此看来，凡有益于世，有功于国者，其人的子孙，以及曾孙、玄孙，都将十世宽恕之，不止免其一身而已。
汉孝惠帝即位，制定爵位五大夫，官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谓仕宦而皇帝知其名）有罪当盗械者（逃也），皆颂系（音松）。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满十岁，有罪当刑者，皆免。
之。
马廷鸾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汉之待公卿大夫与士庶无等级，皆习秦气象。萧、曹，秦吏习见不知改，而何亦身自当之？恵帝虽差立条式，然特以为恩恵，不着法令。文帝时，绛侯下狱，贾生极言以谏，然终不能变也。」
译马廷鸾说：“古代刑罚不施加于大夫。汉代对待公卿大夫与士人庶民没有等级区别，都是沿袭秦朝的风气。萧何、曹参是秦朝的官吏，习以为常而不知改变，而何曾也亲身承受这种待遇？惠帝虽然略微设立了一些条规法式，但只是把它当作恩惠，并没有写入法令。文帝时，绛侯周勃下狱，贾谊极力进谏，但最终也不能改变这种情况。”
文帝时，贾谊上疏曰：「亷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无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离主上不逺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贵，皆天子改容而礼之也，而命与众庶同黥劓髠刖笞防弃市之法，被僇辱者不泰迫乎？夫尝已在贵宠之位，今而有过，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緤之，输之司冦，编之徒官，司冦小吏詈防而篣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臣按：是时丞相勃免就狱，人有告谋反者，逮系长安狱，恐不知置辞，吏稍辱侵之，勃以千金与狱吏，吏书牍背示曰：「以公主为证。」勃子尚公主，故吏教以为证，卒无事。故谊以此讥上。文帝深纳其言，飬臣下有节。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至武帝时，稍复入狱。自寗成始。
宣帝地节四年诏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乱，防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自今子有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妇，大父母匿孙，罪殊死上以请，廷尉以闻。」
臣按律文，亲属得相为容隐，始此。然宣帝诏所匿者，止许父子、夫妇、祖孙，而于兄弟及従子之于世父、季父阙焉。必若今律文，凡有亲属，除谋反大▯外，虽奴婢、雇工人为家长，亦在勿论之限，深得先王以刑弼教之意。
元康四年，诏曰：“朕念夫耆老之人，髪齿堕落，血气既衰，亦无逆乱之心，今或罹于文法，执于囹圄，朕甚怜之。自今诸年八十，非诬告、杀伤人，他皆勿坐。”
臣按《周礼》八议所议者，皆国家之勲、戚、贵、任也，而老者不与焉。臣窃以为年之贵于天下久矣，虞、夏、商、周未有遗年齿者也。礼以贵贵、尊贤、敬老，三者并言。《周官》有议贵、议贤之辟，而无议老。所谓老耄之赦，仅见于三刺，而与防、弱、惷、愚并称，葢怜之耳，非尊之也。宣帝此诏，可以补《周官》之阙。
武帝时，二千石有罪先请；宣帝时，又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请。
臣按：后世人臣有罪，先请，然后逮治，始此。
成帝时，梁王立，相禹奏立怨望，有司案验，因发其与姑奸事。谷永上书曰：「臣闻礼，天子外屏，不欲见外也。是以帝王之意，不窥人闺门之私，聴闻中冓之言。《春秋》为亲者讳。今梁王年少病狂，始以恶言案验，既无事实，而发闺门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辞又不服，猥强劾立，傅致难明之事，独以偏辞成辠。断狱无益于治道，污蔑宗室以内乱之恶，披布宣扬于天下，非所以为公族隐讳，增朝廷之荣华，昭圣徳之风化也。萌芽之时，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验，举宪宜及。王辞不服，诏廷尉选上徳通理之吏，更审考清问，着不然之效，定失误之法，而反命于下吏，以广公族附疏之徳，为宗室刷汚乱之耻，甚得治亲之谊。天子由是寝不治。」
臣按：昔三代盛时，其于公族，皆教之有法，养之有道，而又择人以夹辅之，使之不至于违理伤化。不幸而有败伦悖徳之事，于其萌芽之初，豫遏絶之，俾不至于彰布，以为宗室之羞。非甚不得已，真得罪于宗庙社稷，不轻致于理也。
哀帝时，丞相王嘉下狱，少府猛等十人以为：圣王断狱，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衔怨而受罪。明主躬圣徳，重大臣刑辟，广延有司议，欲使四海咸服。嘉罪名虽应法，圣王之于大臣，在舆为下，御坐为起，疾病视之无数，死则临吊之，废宗庙之祭，进之以礼，退之以义，诛之以行。按嘉等罪恶虽着，大臣括髪闗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国褒宗庙也。
臣按：王嘉之罪，徒以荐廷尉梁祖及封还益董贤户事，拂哀帝意，故召诣尚书责问。而猛等上此言，所谓嘉罪名应法，葢巽与之言，欲救之而姑为是辞耳，非谓嘉实有罪也。其言圣王重大臣之礼，可见古者之于大臣，其敬重之如此。后世有愧于古多矣，非独上之人不之重，而下之人亦不知所以自重也。
唐制，五品以上，罪论死，乗车就刑，大理正莅之，或赐死于家。疾病，职事、散
译汉文帝时，贾谊上奏章说：“廉洁、羞耻、节操、礼义，是用来治理君子的，所以有赐死而没有杀戮侮辱，因此黥刑、劓刑这类刑罚不施加于大夫，因为他们离君主不远。如今从王侯到三公这样尊贵的人，都是天子改变容色以礼相待的，却命令他们与平民百姓一样承受黥刑、劓刑、髡刑、刖刑、笞刑、弃市等刑罚，遭受侮辱的人不也太紧迫了吗？他们曾经身处尊贵宠信的地位，如今有了过错，罢免他可以，退让他可以，赐死他可以，灭族他可以。至于捆绑他，拘系他，送交司寇，编入刑徒官署，让司寇的小吏辱骂他、鞭打他，这大概不是让百姓看到的合适做法。”
臣按：当时丞相周勃被免职下狱，有人告发他谋反，逮捕关押在长安狱中，周勃恐怕不知道如何陈述辩解，狱吏渐渐侮辱侵犯他，周勃用千金贿赂狱吏，狱吏在木牍背面写给他看说：“以公主为证。”周勃的儿子尚公主，所以狱吏教他以此作证，最终没事。所以贾谊借此讥讽文帝。文帝深深采纳了他的话，养育臣下讲究节制。此后大臣有罪都自杀，不受刑罚。到了汉武帝时，又逐渐恢复入狱受刑。从宁成开始。
汉宣帝地节四年下诏说：“父子之间的亲情，夫妇之间的伦理，是天性。即使有祸乱，也要冒着死亡来保全它，这确实是爱心结在心中，仁厚到了极点。从今以后，儿子隐匿父母，妻子隐匿丈夫，孙子隐匿祖父母，都不予治罪。如果是父母隐匿儿子，丈夫隐匿妻子，祖父母隐匿孙子，罪行属于死刑以上的，上报请示，由廷尉上报皇帝。”
臣按：律文中规定亲属可以互相包庇隐藏，是从这时开始的。然而宣帝诏书中所允许隐匿的，仅限于父子、夫妇、祖孙，而对于兄弟以及侄子对于伯父、叔父的情况则缺失了。必定像现在的律文那样，凡是有亲属关系的，除了谋反大逆之外，即使是奴婢、雇工人为家长，也在不予论罪的范围内，这深得先王用刑罚辅助教化的意旨。
汉宣帝元康四年，下诏说：“我想到那些年老的人，头发牙齿脱落，血气已经衰弱，也没有叛逆作乱的心思，如今却有的触犯法律条文，被关押在监狱中，我非常怜悯他们。从今以后，凡是年满八十岁的，如果不是诬告、杀伤人，其他罪行都不予治罪。”
臣按：《周礼》八议所议论的，都是国家的功臣、皇亲、贵族、重臣，而老年人不在其中。臣私下认为，年龄尊贵于天下已经很久了，虞、夏、商、周没有遗漏年齿尊长的。礼制以尊重贵族、尊崇贤人、敬养老人，三者并提。《周官》有议贵、议贤的条例，却没有议老。所谓对老耄者的赦免，仅仅见于三刺之中，而与幼弱、愚笨者并称，大概是怜悯他们罢了，并非尊崇他们。宣帝这道诏书，可以弥补《周官》的缺失。
汉武帝时，二千石官员有罪要先请示；汉宣帝时，又下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要先请示。
臣按：后世臣子有罪，先请示，然后逮捕治罪，是从这时开始的。
汉成帝时，梁王刘立，丞相禹上奏刘立怨恨不满，有关部门查验，因而揭发他与姑母通奸的事。谷永上书说：“我听说礼制，天子在外设屏风，不想看见外面的事物。因此帝王的心意，不窥探别人闺门中的隐私，不听闻内室里的闲话。《春秋》为亲人避讳。如今梁王年轻且患有狂病，起初用恶言查验，既没有事实，又揭发闺门中的隐私，这不是本章所指的内容。梁王的供词又不认罪，强行弹劾刘立，附会难以查明的事情，仅凭片面的言辞定罪。断案对治国之道没有益处，污蔑宗室以乱伦的恶名，向天下公开宣扬，这不是为公族避讳、增加朝廷的荣耀、彰显圣德风化的做法。在萌芽之时，施加恩德不予治罪，是上策。既然已经查验，举发宪令应当涉及。梁王供词不服，下诏廷尉选拔道德高尚、通晓事理的官吏，重新审问查究，取得没有罪行的证据，确定失误的法律，反而命令下级官吏执行，以推广公族疏远的恩德，为宗室洗刷污乱的耻辱，很符合治理亲族的道义。天子因此搁置不再追究。”
臣按：从前三代盛世，对于公族，都有教育的方法，养育的道理，又选择人来夹辅他们，使他们不至于违背情理、伤害教化。不幸而有败坏伦理、违背道德的事情，在萌芽之初，预先遏止断绝，使之不至于公开传播，成为宗室的羞耻。除非非常不得已，真正得罪了宗庙社稷，不轻易交付司法审理。
汉哀帝时，丞相王嘉下狱，少府王猛等十人认为：圣明的君王断案，必定先推究本心定罪，探究意图确立情理，所以死者不抱恨进入黄泉，生者不衔怨承受罪罚。英明的君主亲身具备圣德，重视大臣的刑罚，广泛延请有关部门商议，想要使四海之内都信服。王嘉的罪名虽然符合法律，但圣王对于大臣，在车上要下车，在御座上要起身，生病时多次探视，死后亲临吊唁，废除宗庙的祭祀，进用他依礼，退让他依义，诛杀他依行。考察王嘉等人的罪恶虽然显著，但大臣束发戴上刑具，裸露身体接受鞭打，这不是用来尊重国家、褒扬宗庙的做法。
臣按：王嘉的罪过，只是因为推荐廷尉梁祖以及封还增加董贤户口的奏章，违背了哀帝的意旨，所以召到尚书省责问。而王猛等人上奏这番话，所谓王嘉罪名符合法律，大概是委婉顺从的话，想要救他而暂且这样说罢了，并非认为王嘉真的有罪。他所说的圣王尊重大臣的礼节，可见古时候对于大臣，敬重到了这种程度。后世比起古人多有愧色，不仅仅是上位者不尊重他们，下位者也不知道如何自重。
唐代的制度，五品以上官员，罪行判处死刑，乘车前往刑场，大理正到场监刑，或者赐死在家中。如果患病，职事官、散
臣按唐为此制犹有古意
唐太宗诏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皆不追身。时引囚至，岐州刺史郑善果上曰：「善果虽有罪，官品不卑，岂可与诸囚为伍？」乃诏自今三品以上犯罪，不须引过，聴于朝堂，俟进止。
胡寅曰：三品以上，贵近之臣也。太宗不使与诸囚同引，得待臣以耻之道矣。然诸囚防引，而贵近之臣反不见引。设有诬陷寃抑，欲面诉于君，而止于朝堂，无由自进，其所失又多矣。隋史万嵗实在朝堂，而杨素以往谒东宫，防之朝堂，虽近天子之居，至是逺于万里。太宗不欲使三品以上与诸囚同引，别引可也。
▯宗开元十年，广州都督裴伷先下狱。中书令张嘉贞奏请决杖，张说进言曰：「刑不上大夫，以其近于君者也。故曰：士可杀，不可辱。且律有八议，勲贵在焉。今伷先亦不可轻，不宜决罚。」上然其言。
洪迈曰：「唐太宗自临治兵，以部陈不整，命大将军张士贵杖中郎将等。怒其杖轻，下士贵吏。魏征谏曰：『将军之职，为国爪牙，使之执杖，已非治法，况以杖轻下吏乎？』上亟释之。明皇开元三年，御史大夫宋璟坐监朝堂杖人轻，贬睦州刺史。姚崇为宰相，弗能止。卢懐慎表言：『璟明时重器，所坐者小，望垂矜録。』上深纳之。太宗、明皇，有唐贤君也，而以杖人轻故，加罪大将军、御史大夫，可谓失政刑矣。」
臣按：武臣至大将军，文臣至御史大夫，皆朝廷文武大臣也。而使之任胥▯之役，岂但失政刑而已哉？葢亏国体，轻名爵也。
以上议当原之辟
慎刑宪
顺天时之令
周礼》大司冦，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国都鄙，乃县刑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刑象，挟日而敛之。
臣按：象魏即雉门两观也。以秋官刑法画之为象，而县于象魏，即后世于国门张挂榜文之制也。古昔先王原情以定罪，因事以制刑，既有定制，而又于正月之吉调和而布行之于邦国都鄙焉。葢因嵗月之更新，起民心之观视，以儆省之也。然其藏于府史者，众庶不能悉知，于是平县象扵两观之间，以縦万民之视。葢先王之法，若江河然，贵乎易避而难犯。茍匿其制，晦其言，愚民不知而陷入焉，又従而刑之，则是罔民也。象法示民，所以啓其心志，竦其观视，使知刑之惨毒，法之谨严，有所避而不至于误入，有所惩而不至于故犯。
小司冦之职，正嵗帅其属而观刑象，令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令羣士乃宣布于四方，宪刑禁，乃命其属入防，乃致事。
臣按《周官》大司冦于正月，既县法于象魏；小司冦于正嵗，复申令以木铎。说者谓正月用周之正，建子之月也；正嵗仍夏之正，建寅之月也。布之象魏，使有目者所共覩，欲其接于目而谨于身；令之木铎，使有耳者所共闻，欲其入于耳而警于心。然象魏之布，继以使民观刑象，则専以示民也；木铎之令，继以宣布于四方，宪刑禁，乃命其属入防，乃致事，则又以警夫典刑者而使之用法也。不用法则有常刑焉。葢宣布于邦国，掲而示之，使知所避，而又使之入防，以计其多少之数焉。且布于正月者，则挟日而敛，之所以示夫京畿之人；于正嵗者，则宣布于四方，所以通于天下之众。则是先王之制刑定罪，惟恐愚民不知而误入之，而为之宣布者如此。后世律令藏于官，及民有犯者，然后捡之以定其罪，而民罹于刑辟，不知其所以致罪之由者多矣。此古之刑所以难犯，而后世之刑所以易犯也欤？
布宪【宪表也，主表刑禁者】掌宪邦之刑禁【国之五禁】正月之吉，执旌节以宣布于四方，而宪邦之刑禁以结【谨也】四方邦国及其都鄙，达于四海。凡邦之大事，合众庶则以刑禁号令。刘彝曰：「必书其刑禁之宪于民者，以达于州伯，州伯以达于卒正，卒正以达于连帅，连帅以达于属长，属长以达于诸侯，诸侯则以达于都鄙，而要服以达于四海。」布宪则执旌节以廵行四方，诘其违于禁令者，庶乎其无所不及也。
臣按：布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译臣按：唐朝制定这样的制度，还保留着古代的风意。
唐太宗下诏：三品以上官员犯公罪判处流放，犯私罪判处徒刑，都不必拘押身体。当时有囚犯被押解到，岐州刺史郑善果说：“我虽然有罪，但官位不低，怎么能与那些囚犯为伍？”于是太宗下诏：从今以后，三品以上官员犯罪，不必拘押，听候在朝堂，等待皇帝的旨意。
胡寅说：三品以上，是地位尊贵且亲近君主的臣子。太宗不让他们与一般囚犯一同拘押，这是懂得用羞耻之道来对待臣子。然而一般囚犯都要拘押，而尊贵亲近的臣子反而不被拘押。假设有被诬陷冤屈的情况，想要当面申诉给君主，却只停留在朝堂，没有机会亲自进见，这样失去的地方就太多了。隋朝史万岁就在朝堂，而杨素因为去拜谒东宫，在朝堂等候，虽然靠近天子居住的地方，到了这里却像相隔万里一样遥远。太宗不想让三品以上官员与一般囚犯一同拘押，另外安排拘押地点是可以的。
唐玄宗开元十年，广州都督裴伷先入狱。中书令张嘉贞上奏请求对他施以杖刑，张说进言说：“刑罚不施加于大夫，因为他们接近君主。所以说：士人可以杀，不可以侮辱。况且法律有八议，勋贵在其中。现在裴伷先也不可轻视，不适宜施以杖刑。”皇上认为他说得对。
洪迈说：“唐太宗亲自指挥军队，因为部伍阵势不整齐，命令大将军张士贵杖打中郎将等人。因为生气杖打得轻，把张士贵交给司法官吏处理。魏征劝谏说：‘将军的职责，是国家的爪牙，让他执杖打人，已经不符合治理的法度，何况因为杖打得轻而交给司法官吏呢？’皇上立刻释放了他。唐明皇开元三年，御史大夫宋璟因为监督朝堂时杖打人打得轻，被贬为睦州刺史。姚崇担任宰相，不能阻止。卢怀慎上表说：‘宋璟是清明时代的重臣，所犯的过错很小，希望陛下怜悯收录。’皇上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太宗、明皇，都是唐朝贤明的君主，却因为杖打人打得轻的缘故，加罪于大将军、御史大夫，可以说是失去了政令刑罚的准则了。”
臣按：武臣做到大将军，文臣做到御史大夫，都是朝廷的文武大臣。却让他们承担小吏的差役，这难道只是失去政令刑罚的准则而已吗？大概是损害了国家的体统，轻视了名位爵禄。
以上讨论应当宽恕的死刑
慎重刑罚典章
顺应天时的命令
《周礼》大司寇，在正月吉日，开始调和并颁布刑罚于邦国都鄙，于是悬挂刑罚象征的法律于象魏，让万民观看刑罚象征，等到日落就收起。
臣按：象魏就是雉门两边的观楼。把秋官的刑法画成图像，悬挂在象魏，就是后世在国门张挂榜文的制度。古代先王推究情理来定罪，根据事情来制定刑罚，既然已经有确定的制度，又在正月吉日调和并颁布到邦国都鄙。大概是趁着岁月的更新，引起民心的观视，用来警戒反省。然而那些藏在官府史书中的，百姓不能全部知道，于是在两观之间悬挂刑罚图像，来纵容万民观看。大概是先王的法律，像江河一样，贵在容易避开而难以触犯。如果隐藏它的制度，晦涩它的言辞，愚民不知道而陷入其中，又接着施加刑罚，这就是欺骗百姓。展示刑罚图像给百姓看，用来启发他们的心志，震慑他们的观视，使他们知道刑罚的惨毒，法律的严谨，有所避开而不致于误入，有所惩戒而不致于故意触犯。
小司寇的职责，在正岁率领他的属官观看刑罚图像，命令用木铎说：“不遵守法律的，国家有固定的刑罚。”命令群士于是向四方宣布，确立刑罚禁令，于是命令他的属官进入防守，于是报告事情。
臣按：《周官》大司寇在正月，已经在象魏悬挂法律；小司寇在正岁，又用木铎重申命令。解说的人说正月使用周的正朔，是建子之月；正岁仍然使用夏的正朔，是建寅之月。在象魏颁布，让有眼睛的人共同看到，想要它接触眼睛而谨慎身体；用木铎命令，让有耳朵的人共同听到，想要它进入耳朵而警戒内心。然而象魏的颁布，接着是让百姓观看刑罚图像，那么专门用来展示给百姓；木铎的命令，接着是向四方宣布，确立刑罚禁令，于是命令他的属官进行防守，于是报告事情，那么又用来警戒那些掌管刑罚的人而让他们使用法律。不遵守法律就有固定的刑罚。大概向邦国宣布，高举展示，使他们知道所避开的，又让他们进行防守，来计算多少的数量。而且在正月颁布的，等到日落就收起，这是用来展示给京畿的人；在正岁颁布的，向四方宣布，这是用来通达给天下的众人。这就是先王制定刑罚定罪，惟恐愚民不知道而误入，而为他们宣布是这样的。后世的律令藏在官府，等到百姓有犯法的，然后检阅来定罪，而百姓遭受刑罚，不知道导致犯罪原因的很多。这就是古代的刑罚所以难以触犯，而后世的刑罚所以容易触犯的原因吗？
布宪【宪是表，主管标示刑罚禁令的人】掌管邦国的刑罚禁令【国家的五禁】，在正月吉日，拿着旌节向四方宣布，而确立邦国的刑罚禁令来约束【谨慎】四方邦国及其都鄙，通达于四海。凡是邦国的大事，集合众庶就用刑罚禁令号令。刘彝说：“一定要把刑罚禁令的宪章书写给百姓，用来通达给州伯，州伯用来通达给卒正，卒正用来通达给连帅，连帅用来通达给属长，属长用来通达给诸侯，诸侯用来通达给都鄙，而边远地区用来通达给四海。”布宪就拿着旌节巡视四方，责问那些违反禁令的人，大概没有什么不能达到的。
臣按：布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吏员四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毎嵗正月之吉，则执旌节廵行，以宣布其宪令于四方。葢邦之刑禁，正月既布于象魏，县于门闾，都鄙邦国。然恐其奉行之者不必谨，或有废格而懈弛者，于是设布宪之官。毎嵗自正月始，徧廵天下，自内而至于外，由近而至于逺，内而方国外，而海隅，无不至焉。既布之以书，复表之以人，所以谆谆于国家之刑禁，朝廷之号令，使民知所遵守，而不至有所违犯焉。孔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成周盛时，所以先事防民者，其严且宻如此。上无不教之杀，下无误犯之罪，此所以刑措不用也欤。
译十人。每年正月的吉日，就手持旌节巡行，向四方宣布国家的法令。大概国家的刑律禁令，正月时已经颁布在象魏，悬挂在里巷门间，遍及都城、边邑和诸侯国。然而担心执行的人不一定谨慎，或许有废置搁置而松懈怠慢的，于是设置布宪之官。每年从正月开始，遍巡天下，从内部到外部，由近处到远处，内部到方国，外部到海隅，没有不到的地方。既用文书颁布，又用人来标示，所以对国家的刑律禁令、朝廷的号令反复叮咛，使百姓知道应当遵守，不至于有所违犯。孔子说：“不教导就杀戮，叫做暴虐。”成周盛世，所以在事前防范百姓，其严格且周密到如此程度。上面没有不教导就杀戮的情况，下面没有误犯法律的罪行，这就是刑罚搁置不用的原因吧。
礼记·月令》仲春之月，命有司省囹【牢也】圄【止也】去桎【在足】梏【在手】毋肆【陈尸也】掠【极治也】止狱讼。
陈澔曰：「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钧台，囹圄，秦狱名也。」
方慤曰：「囹圄不可去，故曰省，所以察之也。桎梏可去，故曰去，所以除之也。肆掠之行，主乎吏，故曰毋，所以禁之也。狱讼之作，自乎下，故曰止，所以息之也。凡此皆所以消隂事而已。」
臣按：仲春之月，乃阳气发生之▯，故于上之安萌芽，养防少，存诸孤。是虽草木之防，亦加安养之仁。孤防之子，咸致存飬之恵。若夫人之不幸而入于囹圄，虽其自取之罪，然皆吾之赤子也。当此阳和之时，而存恻怛之心，天地之徳，父母之心也。
孟夏之月，断薄刑，决小罪，出轻系。
陈澔曰：「刑者，上之所施；罪者，下之所犯。断者，定其轻重而施刑也。人以小罪相告者，即决遣之，不收系也。其有轻罪而在系者，则直縦之出也。」
臣按：孟夏之月，天气始炎，将驯至于大暑也。恐罪人之系于囹圄者，气相欝蒸，或致疾疫。故于是时也，于刑之薄者即结断之，不使久系；罪之小者即决遣之，不使收系；系之轻者即縦出之，不使复系。先王恤狱之仁也。或者谓：正阳之月，于隂事未宜大有施设，失先王之意也。
仲夏之月挺重囚益其食
陈澔曰：「挺者，防出之义。重囚禁系严宻，故特加寛假。」马睎孟曰：「益重囚之食，不以其罪废，不忍人之政也。」臣按：「时至仲夏，天气之炎燠极矣。囚虽有罪，然其刑之也，亦必肆诸市朝，以为世儆。恐其或因炎蒸而遽殒，故于是时挺而防出于清凉之地，而加以饮食之味，以待秋后处决焉。先王之用刑，其仁义之兼尽也如此夫。」
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缮【治也】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事也】搏【戮也】执【拘也】命理【治狱之官】瞻伤【损皮肤】察创【与疮同】视折【损筋▯】审断【▯肉皆絶】决狱讼，必端【正也】平戮有罪，严断刑，天地始肃，不可以赢。
郑▯曰：「顺秋气，当严也。理治狱，官也。」虞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司冦。」
吴澂曰：「奸未发露而藏于内者，止之，止之，而曰禁，则非慢令也。邪已发露而显于外者，罪之，罪之，而曰慎，则非滥刑也。命有司至务搏执，顺天之义也。命理至端平，爱人之仁也。」又总结之曰：「戮有罪，严断刑。葢虽命有司以搏执，然所戮者有罪之人，未尝及无辜也，则义之中有仁焉。虽命理官以端平，然苟或当刑断之必严，未尝故失出也，则仁之中有义焉。大槩此时所尚，以顺天之义为主，特以爱人之仁行乎其间尔。所以然者，天地之气始严急，故顺天者亦当严急，而不可以寛缓也。赢有寛缓之意。」
臣按：刑者，隂事也。隂道属义，人君奉天出治，当顺天道肃杀之威，而施刑害杀戮之事，所以法天时，行义道也。然秋之为秋，所以成乎春；义之为义，所以全乎仁。有春而无秋，则生物不成；有仁而无义，则生民不安。方天地始肃之时，则不可以赢；亦犹天地始和之时，不可以缩也。是则圣人之用刑，虽若不得已，而实不容己也。于不容己之中，而存不得已之心。不容已者，上天讨罪之义；不得已者，圣人爱物之仁。
仲秋之月，乃命有司申严百刑。斩杀必当，毋或枉挠。枉挠不当，反受其殃。
方慤曰：孟秋既命严断刑矣，至此又命之，故曰申严焉。且西为隂，中物既告成，先王奉天，故其所命止于是月也。刑有五，而曰百刑者，据成数言之，与百礼、百事同义。斩者则必杀，杀者不必斩，斩杀必当，虑及于无辜也。然刑之所加，不止于斩杀，所命止及于此者，以大辟尤人所重故也。枉则在上者不直，挠则在下者不伸，使斩杀不当，则以或枉挠故也。先王奉天如此，而有司或枉挠焉，是逆天也。逆天则天灾适当之也。孟子言：“出乎尔者，反乎尔者”，同义。
臣按：月令虽作于吕不韦，然皆述先王之旧
译《礼记·月令》记载：仲春之月，命令有关官吏视察监狱，去除脚镣手铐，不要陈尸示众，不要严刑拷打，停止诉讼案件。
陈澔说：“周代称监狱为圜土，殷代称羑里，夏代称钧台，囹圄是秦代监狱的名称。”
方慤说：“监狱不能废除，所以说‘省’（视察），是为了考察它。脚镣手铐可以去除，所以说‘去’，是为了废除它。陈尸示众和严刑拷打的行为，是由官吏主导的，所以说‘毋’（不要），是为了禁止它。诉讼案件的发生，源自下层百姓，所以说‘止’（停止），是为了平息它。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消除阴气之事罢了。”
臣按：仲春之月，是阳气开始生发的时节，所以上层对安顿萌芽、养育幼少、抚恤孤寡都加以重视。这即使是对于草木的防护，也施加了安养它们的仁德；对于孤寡幼少的子女，都给予了抚恤养育的恩惠。至于那些不幸而入狱的人，虽然是他们自己招致的罪过，但都是我们的子民。在这阳气和谐之时，存有怜悯之心，这是天地的德行，也是父母的心肠。
孟夏之月，判决轻微的刑罚，裁决小的罪行，释放轻罪的囚犯。
陈澔说：“刑罚，是上级施加的；罪行，是下级犯的。断，是确定轻重而施加刑罚。人们因小罪互相告发的，立即判决遣散，不予收监。那些犯了轻罪而被收监的，就直接释放他们。”
臣按：孟夏之月，天气开始炎热，将逐渐达到大暑。恐怕囚禁在监狱里的罪人，因热气郁蒸，导致疾病瘟疫。所以在这个时候，对于刑罚轻微的立即结案，不让他们长期拘禁；罪行小的立即判决遣散，不让他们收监；拘禁轻的立即释放，不让他们再次被拘禁。这是先王体恤狱囚的仁德。有人或许认为：正值阳气旺盛的月份，对于阴事不宜大有举措，这是误解了先王的意思。
仲夏之月，释放重囚，增加他们的饮食。
陈澔说：“挺，是释放出来的意思。重囚禁系严密，所以特别加以宽假。”马睎孟说：“增加重囚的饮食，不因为他们的罪行而废弃，这是不忍心伤害人的政治。”臣按：“时节到了仲夏，天气的炎热达到了极点。囚犯虽然有罪，但对他们用刑，也必定要在市朝公开执行，以警示世人。恐怕他们因炎热蒸腾而突然死亡，所以在这个时候将他们释放并转移到清凉之地，并增加饮食的味道，以等待秋后处决。先王使用刑罚，其仁义兼尽竟然到了如此地步。”
孟秋之月，命令有关官吏修明法制，修缮监狱，备齐脚镣手铐，禁止奸邪，谨慎对待罪恶，务必搜捕拘执。命令审理狱讼的官吏，察看皮肉损伤，审视创伤，查看骨折，审察断绝，判决狱讼，务必公正平允。诛杀有罪之人，严厉执行刑罚，天地开始肃杀，不可以宽缓。
郑玄说：“顺应秋气，应当严厉。理，是审理狱讼的官吏。”虞氏说：“是士。”夏代说：“是大理。”周代说：“是司寇。”
吴澂说：“奸邪尚未暴露而隐藏在内里的，制止它，制止它而说‘禁’，就不是怠慢法令。邪气已经暴露而显现在外部的，治罪它，治罪它而说‘慎’，就不是滥施刑罚。从‘命令有关官吏’到‘务必搜捕拘执’，是顺应天道的义理。从‘命令审理官吏’到‘公正平允’，是爱护人的仁德。”又总结说：“诛杀有罪之人，严厉执行刑罚。大概虽然命令官吏去搜捕拘执，但所诛杀的是有罪之人，未曾波及无辜，那么义之中含有仁。虽然命令官吏公正平允，但如果应当执行刑罚，必定严厉，未曾故意轻纵，那么仁之中含有义。大抵这个时候所崇尚的，以顺应天道的义理为主，特别以爱护人的仁德行于其间。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天地之气开始严急，所以顺应天道的人也应当严急，而不可以宽缓。‘赢’有宽缓的意思。”
臣按：刑罚，是阴事。阴道属于义，君主奉天治理天下，应当顺应天道肃杀的威严，而施行刑罚杀戮之事，以此来效法天时，推行义道。然而秋天之所以为秋天，是为了成就春天；义之所以为义，是为了保全仁。有春天而没有秋天，那么生物就不能成就；有仁而没有义，那么百姓就不能安定。正当天地开始肃杀的时候，就不可以宽缓；也就像天地开始和谐的时候，不可以紧缩一样。这就是圣人使用刑罚，虽然像是不得已，但实际上是不容许停下的。在不容许停下之中，存有不得已的心情。不容许停下的是上天讨伐罪过的义；不得已的是圣人爱护万物的仁。
仲秋之月，于是命令有关官吏重申并严厉各种刑罚。斩杀必须得当，不要有冤枉和屈挠。如果冤枉屈挠而不得当，反而会遭受灾殃。
方慤说：孟秋已经命令严厉执行刑罚了，到这里又命令，所以说‘申严’（重申严厉）。而且西方属阴，万物已经告成，先王奉行天道，所以所命令的只在这个月。刑罚有五种，而说‘百刑’，是根据成数来说的，与‘百礼’、‘百事’同义。斩则必定杀，杀则不一定斩，斩杀必须得当，是考虑到无辜的人。然而刑罚所施加的，不止于斩杀，所命令的只涉及于此，是因为死刑尤其为人所重视的缘故。枉则在上者不正直，挠则在下者不伸张，如果斩杀不得当，就是因为有冤枉和屈挠的缘故。先王奉行天道如此，而官吏如果有冤枉和屈挠，这就是逆天。逆天则天灾应当降临到他身上。孟子说：“出乎尔者，反乎尔者”，意思相同。
臣按：《月令》虽然作于吕不韦，但都是叙述先王的旧制。
典也。凡事为，无不顺适天时，而于刑尤加意焉。不韦当秦人惨刻之世，而述先王仁义之典，宜其不见用也。幸而是篇见于《吕览》，而汉戴氏始编于《礼记》之中，以与五经并行，以为礼典。后世人主诚能按时而布之，以为常宪，是亦施仁政之一助，其毋以人而废其书。
译这是法典。凡是做事，没有不顺应天时，而在刑罚方面尤其要加以注意。吕不韦身处秦人严酷刻薄的时代，却记述先王仁义的典章，他不被任用是理所当然的。幸好这篇文章见于《吕览》，汉代戴圣才将它编入《礼记》之中，让它与五经并行，作为礼的典章。后世的君主如果真能按时颁布施行，作为恒常的宪章，这也是施行仁政的一种辅助，不要因为作者而废弃这本书。
季秋之月，乃趣【促】狱刑，毋留有罪。
孟冬之月，是察阿党，则罪无所掩蔽。
陈澔曰：「狱吏治狱，寜无阿私，必是正而省察之，庶防犯罪者不至掩蔽其曲直也。」
臣按：自古断决死刑，皆以孟冬之月。凡有罪人于死刑者，必先讯问详谳之。至于是纯隂之月，乃施刑焉。茍狱吏阿私党比其人，而掩蔽其罪状，故为之延及，使不施刑。未几则阳生，而刑不可施行矣。且使囚者又将有期月之禁焉。此先王于季秋之月，既有毋留之令，而于孟冬之月，人申明是察之令也欤？
汉章帝元和二年旱，贾宗上疏，以为断狱不尽三冬，故隂气防弱，阳气发泄，招致旱灾。下其言，公卿议。陈宠奏：“冬至之节，阳气始萌，故冬十一月有兰射于芸荔之应。时令曰：‘诸生荡安形体，天以为正，周以为春。十三月阳气上通，雉鸣鸡乳，地以为正，殷以为春。十三月阳气已至，天地以交，万物皆出，蛰虫始振，人以为正，夏以为春。’三防成著，以通三统：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时行刑，则殷、周嵗首皆当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狱刑无留罪，明大刑毕在立冬也【礼记在季秋之月】
臣按：宠之此言，以殷周非徒改月，▯且改其时。汉去古未逺，必有所据。断决死囚，必以十月，以其纯隂之月也。因宠此言，后世遂以为定制。
和帝时，鲁恭上疏曰：“旧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后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忧民息事之原，进良退残之化，因以盛夏追召农人，拘对考验，连滞无已。司▯典司京师，四方是则，而近于春月分行诸部，托言劳来贫人，而无恻隐之实，烦扰郡县，亷考非急。捕一人之罪，根连十数，上逆时气，下伤农业。臣愚以为，今决狱案考，皆以立秋为断，以顺时节，育成万物，则天地以和，刑罚以清矣。”臣按：先王制刑，虽曰防民奸，实所以顺承天道，以安民生也。茍逆天之时，妨民之业，则天道有不顺，民生有不安矣。
隋文帝乗怒，欲六月杀人大理少卿赵绰固争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长庶类，不可以此时诛杀。」帝曰：「六月岂无雷霆？我则天而行，何不可之有？」
胡寅曰：「则天而行人君之道，尧、舜、禹、汤、文、武之盛，由此而已。文帝所言，王言也；而其事则非也。宪天者，以庆赏法春夏，以刑威法秋冬。▯露，犹人君之恵泽；雷霆，犹人君之号令。生成万物之时，固有雷霆，而雷霆未尝杀物。隋文取则雷霆而乗怒杀人，其违天多矣。」臣按：「隋文帝以隂谋得天下，而性尤猜忌，往往欲杀人以立威，杀御史以元正日不劾武官，衣剑之不齐者諌臣谏，并杀之。至长史考校不平，将作寺丞以课麦▯遅晚，武库令以署庭荒芜，察而知之，并亲临斩决。呜呼！天立君以主生人，欲其则天道以为治，使天所生得全其生。今为天之子，不能奉天道以飬天民，反假天之威以害之，使天无知则已，天道有知，其肯容之耶？卒之不得其死，而其子若孙自相鱼肉，至于殒宗絶祀，孰谓天道无知耶？」
唐制，京师之囚，刑部月一奏。御史廵行之，毎嵗立春至秋分及大祭祀致齐，▯望上下▯，二十四气，雨及夜未明，假日断屠月，皆停死刑。京师决死，涖以御史、金吾；在外则上佐，余皆判官涖之。诸狱之长官，五日一虑囚。夏置浆饮，月一沐之。疾病给医药，重者释械，其家一人入侍。刑部嵗以正月遣使廵覆，所至阅狱囚杻，校粮饷，治不如法者。
臣按：此唐人恤狱之仁，其享国之久，未必不由乎此。
宋太祖开寳二年五月，上以暑气方盛，深念缧系之苦，下诏西京诸州令长史督掌狱掾，五日一捡视，洒扫狱户，洗涤杻械，贫不能自存者给饮食，病者给医药，轻系小罪即时决遣，无得淹滞。自是毎嵗仲夏必申明是诏以诫官吏，嵗以为常。
臣按：宋朝以忠厚立国，此亦其仁政之一端。
太宗雍熈元年，令诸州十日一具囚帐，及所犯罪名，禁系日数，以闻刑部，専意纪察。
臣按：史
译季秋之月，便催促狱讼刑罚的执行，不要留有罪犯。
孟冬之月，要考察官吏是否结党营私，这样罪行就没有地方可以掩蔽。
陈澔说：“狱吏审理案件，难道没有阿私偏袒吗？一定要公正地省察，或许能防止犯罪者掩盖案件的曲直。”
臣按：自古以来，执行死刑，都在孟冬之月。凡是有判处死刑的罪犯，必须先详细讯问、审理。等到这纯阴之月，才执行刑罚。如果狱吏阿私偏袒、结党营私，掩盖罪状，故意拖延，致使不执行刑罚。不久阳气生发，刑罚就不能执行了。况且囚犯又将面临一个月的监禁。先王在季秋之月，既然有不要滞留罪犯的命令，而在孟冬之月，又重申考察的命令，难道不是这个原因吗？
汉章帝元和二年大旱，贾宗上疏，认为断狱没有在三冬完成，所以阴气微弱，阳气发泄，招致旱灾。将他的言论下达，让公卿议论。陈宠上奏：“冬至的节气，阳气开始萌生，所以冬十一月有兰射于芸荔的感应。时令说：‘万物滋生安定形体，天以此为正月，周朝以此为春季。十三月阳气向上通达，野鸡鸣叫母鸡孵卵，地以此为正月，殷朝以此为春季。十三月阳气已经到来，天地交合，万物都出现，冬眠的虫子开始活动，人以此为正月，夏朝以此为春季。’三正确立，以贯通三统：周朝以天元，殷朝以地元，夏朝以人元。如果在这个时候执行刑罚，那么殷、周的岁首都应当流血，不合人心，不考察天意。”《月令》说：“孟冬之月，催促狱刑不要滞留罪犯，明确重大刑罚都在立冬完成。”【《礼记》在季秋之月】
臣按：陈宠的这番话，认为殷、周不仅仅是改换月份，〇而且改换了时节。汉朝距离古代不远，必定有所依据。断决死囚，必定在十月，因为那是纯阴之月。因为陈宠这番话，后世便将其定为制度。
和帝时，鲁恭上疏说：“旧制，到立秋才执行轻刑。后来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深思考忧民息事的本源，进用良吏、斥退残吏的教化，因此在盛夏追召农夫，拘禁对质、考验，连绵不断没有止息。司〇典司京师，是四方的表率，而近来在春季分派到各部，借口慰劳贫民，却没有恻隐之心，烦扰郡县，考核并非急务。捕捉一个人的罪，牵连十数人，上违背时节之气，下伤害农业。臣愚以为，现在断狱审案，都应以立秋为断限，以顺应时节，养育万物，那么天地就会和谐，刑罚就会清明。”臣按：先王制定刑罚，虽然说防止民众作奸犯科，实际上是为了顺承天道，以安定民生。如果违背天时，妨碍民业，那么天道就不顺，民生就不安了。
隋文帝发怒，想在六月杀人，大理少卿赵绰坚决争辩说：“季夏之月，天地生长各类生物，不能在这个时候诛杀。”皇帝说：“六月难道没有雷霆吗？我效法天而行事，有什么不可以的？”
胡寅说：“效法天而行事是君主的正道，尧、舜、禹、汤、文、武的盛世，由此而已。文帝所说的话，是君王的话；而他所做的事却是错误的。效法天的人，以庆赏效法春夏，以刑罚威吓效法秋冬。〇露，好比君主的恩泽；雷霆，好比君主的号令。生成万物的时候，固然有雷霆，而雷霆未曾杀物。隋文帝效法雷霆而发怒杀人，他违背天道太多了。”臣按：“隋文帝靠阴谋得到天下，而性格尤其猜忌，往往想杀人以立威，杀御史因为元正日不弹劾武官，衣服剑饰不整齐的谏臣进谏，一并杀之。直到长史考校不公，将作寺丞因为课麦〇迟晚，武库令因为署庭荒芜，察知后，一并亲自斩决。唉！天设立君主以主宰生民，想要他效法天道来治理，使天所生的得以保全生命。现在作为天的儿子，不能奉行天道来养育天民，反而假借天的威势来伤害他们，如果天无知也就罢了，天道有知，难道会容忍他吗？最终不得好死，而他的子孙自相残杀，以至于宗庙毁灭、祭祀断绝，谁说天道无知呢？”
唐朝制度，京师的囚犯，刑部每月上奏一次。御史巡行时，每年立春到秋分以及大祭祀斋戒，〇望上下〇，二十四节气，下雨及夜晚未明，假日断屠月，都停止死刑。京师执行死刑，由御史、金吾监临；在外则由上佐监临，其余都由判官监临。各狱的长官，每五天一次虑囚。夏天放置浆水饮用，每月一次沐浴。生病的供给医药，重的解除刑具，他家一人进入侍候。刑部每年正月派遣使者巡行复查，所到之处查看狱囚的枷锁，核对粮饷，治理不符合法度的。
臣按：这是唐人体恤狱囚的仁政，他们享国长久，未必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宋太祖开宝二年五月，皇上因为暑气正盛，深深念及囚禁之苦，下诏西京各州令长史督掌狱掾，每五天一次检查，洒扫狱门，洗涤枷锁，贫穷不能自存的供给饮食，生病的供给医药，轻系小罪立即判决遣送，不得淹留滞积。从此每年仲夏必定重申此诏以告诫官吏，每年成为常例。
臣按：宋朝以忠厚立国，这也是其仁政的一个方面。
太宗雍熙元年，命令各州每十天一次具报囚犯名册，以及所犯罪名，禁系天数，上报刑部，专心稽查。
臣按：史
太宗阅诸州所奏囚簿，有禁系至三百人者，乃下诏申严淹狱之戒，令今后门留、寄禁、取保在外，并邸店飬疾人等，并凖禁囚例，件析以闻。其鞫狱违限及可断不断，事小而禁系者，有司奏驳之。噫！太宗以万乗之君，处崇髙富贵之位，于凡诸州所奏囚簿，亦阅及之，不惟寓诸目，且动于心。既动于心，即形于言，而有申严淹狱之戒，且命所司件析其事目以闻。呜呼！太宗之尽心狱事如此，当世之民，岂有无罪而就死地者哉！
译太宗审阅各州呈报的囚犯名册，发现有被关押长达三百人的情况，于是下诏重申严禁案件拖延的禁令，命令今后凡是留在城门、寄押在监狱、取保在外，以及住在旅店养病的人等，都按照关押囚犯的标准，逐条分析上报。那些审讯案件超过期限以及可以判决却不判决、事情轻微却关押囚犯的，由有关部门奏请驳斥。唉！太宗身为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身处崇高富贵的地位，对于各州呈报的囚犯名册，也加以审阅，不仅看在眼里，而且触动内心。既然触动内心，就表现在言语上，于是有重申严禁案件拖延的禁令，并且命令有关部门逐条分析事项上报。呜呼！太宗在狱事上如此尽心，当世的百姓，难道会有无罪而死的人吗！
以上顺天时之令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七
<子部,儒家类,大学衍义补》>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八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慎刑宪
谨详谳之议
舜典眚灾肆赦怙终贼刑
孔頴达曰：「此二句承上文典刑之言，总言用刑之罪过而有害。虽据状合罪，而原心非故，如此者当缓赦之，小则恕之，大则宥之。怙恃奸诈，欺罔时人，以此自终，无心改悔，如此者当刑杀之，小者刑之，大者杀之。」臣按：《舜典》此二言，万世谳刑之权度也。葢无心失理为过眚灾是也。人之有过误，或不幸而入于罪者，谳之知其非故也，当五刑者则减而流，当鞭朴者则减而赎。知其无心而误犯也，非故也。有心失理为恶，怙终是也。人之有所恃而又再犯者，谳之知其非过也，当典刑者则坐以典刑，当鞭扑者则坐以鞭扑。知其有心而故犯也，非过也。世之谳刑者，以圣经二言为权度，则谳狱道尽，而所处无不当之罪，而人自以为不寃矣。
大禹谟》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寜失不经。
孔安国曰：「过误所犯，虽大必宥；不忌故犯，虽小必刑。刑疑从轻，赏轻従重。忠厚之至，寜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爱之道也。」
臣按：宥过无大，刑故无小。此二言即《舜典》“眚灾肆赦，怙终贼刑”也。后世谳疑狱者，以《舜典》二言及《大禹谟》此六言为主，以权度天下之疑狱。而又以“与其杀不辜，寜失不经”一言，恒存诸心焉，则天下无寃狱矣。夫所谓不可杀者，不辜者尔。而其有辜者，亦自不苟免也。葢以人有罪犯，在乎可杀不可杀之间，杀之则若无罪，不杀则失常刑。臯陶立为此言，葢探大舜之心，而代为之辞也。夫子删《书》存之，以示万世，使断疑狱者以此为予夺轻重之权度。虽曰一时之言，然万世之下，人赖之以全其生者多矣。所谓仁人之言，其利溥者也。谁谓臯陶无后哉？
君陈王曰：「辟以止辟，乃辟狃【习也】于奸宄，败常【典常】乱俗【风俗】三细不宥。」
蔡沈曰：「刑期无刑，刑而可以止刑者，乃刑之狃于奸宄，与夫毁败典常，壊乱风俗，人犯此三者，虽小罪亦不可宥，以其所闗者大也。」
臣按：圣人之制为刑辟，非故用此以张其威、罔其民也。葢立为刑辟，使人知所避而不犯，则无犯刑辟者矣。此所谓「辟以止辟」也。详谳之际，人之真有所犯者，则必决然而不宥焉。其罪虽小，不可不为之惩；不为之惩，则必有仿而为者于其后矣。吁！惩之于细则大者不作，戒之于光则后者不继。惩一人以惧千万人，戒一事以遏千万事。圣人之虑逺矣，圣人之心仁矣。彼以姑息为仁者，真不仁者也。
吕刑，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
蔡沈曰：「事在上刑，而情适轻，则服下刑。舜之宥过无大，《康诰》所谓『大罪非终』者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适重，则服上刑。舜之刑故无小，《康诰》所谓『小罪非眚』者是也。臣按：穆王训刑，此二句逺宗乎虞廷之典，近法乎武王之诰，非无征之言也。先儒以为：罪莫大乎杀人，然所杀奴婢也，非适轻乎？罪莫轻于骂詈，然所詈父祖也，非适重乎？是故原情以定罪，而不拘于一定之法。」
其刑上备有并两刑
蔡沈曰：「其刑上备，有并两刑者，言及其断狱之书，当备情节，一人而犯两事，罪虽従重，亦并两刑而上之，言谳狱者当备其辞也。」
臣按：两刑，谓一人有两罪，一罪有二法，并具上之，以聴命于上，不敢专也。
周礼》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賛司冦聴狱讼。一刺曰讯【问也】羣臣；再刺曰讯羣吏；三刺曰讯万民。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一赦曰防弱，再赦曰老旄【耄同】三赦曰憃愚。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断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后刑杀。
郑▯曰：「不识，谓不审也。若今报讐，当报甲，见乙误以为甲而杀之之类。过失，谓举刃欲斫伐而误轶人之
译以上顺应天时之命令。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七
（子部，儒家类，《大学衍义补》）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八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的纲要
慎重刑罚制度
谨慎详审案件的议论
《舜典》：“眚灾肆赦，怙终贼刑。”
孔颖达说：“这两句话承接上文关于常刑的论述，总括说明用刑时罪过与危害的区别。虽然根据案情应当定罪，但推究其内心并非故意，像这样的情况应当宽缓赦免，小的过错就宽恕，大的过错就赦免。依仗奸诈，欺骗世人，以此作为最终行为，没有改悔之心，像这样的情况应当处以刑罚，小的过错就施以刑罚，大的过错就处死。”臣按：《舜典》这两句话，是万世审理刑罚的权衡标准。大概无心违背情理称为过错，‘眚灾’就是这种情况。人有过失错误，或者不幸陷入罪责，审理时知道他不是故意的，应当判处五刑的就减等流放，应当判处鞭扑的就减等赎罪。知道他是无心而误犯，并非故意。有心违背情理称为邪恶，‘怙终’就是这种情况。人有所依仗而又再次犯罪，审理时知道他不是过失，应当判处常刑的就按常刑定罪，应当判处鞭扑的就按鞭扑定罪。知道他是有意而故犯，并非过失。世上的审刑者，以圣经这两句话作为权衡标准，那么审理狱讼的道理就完备了，所判处的没有不恰当的罪行，而人们也自认为没有冤屈了。
《大禹谟》：“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则轻，功疑则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孔安国说：“过失所犯的罪，即使很大也必须宽恕；故意所犯的罪，即使很小也必须惩罚。刑罚有疑问时从轻，奖赏有疑问时从重。这是忠厚的极致，宁可失去不常有的罪行（指不杀无辜而可能放过有罪者），也不冤枉无辜的善人，这是仁爱的道理。”
臣按：“宥过无大，刑故无小。”这两句话就是《舜典》中的“眚灾肆赦，怙终贼刑”。后世审理疑难案件的人，以《舜典》这两句话以及《大禹谟》这六句话为主，来权衡天下的疑难案件。并且常把“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这句话存于心中，那么天下就没有冤狱了。所谓不可杀的，就是无辜的人。而那些有罪的人，也自然不敢苟且求免。大概因为人有犯罪，处在可杀与不可杀之间，杀了他似乎无罪，不杀他又违背常刑。皋陶设立这句话，大概是探求大舜的心意，而代为表达罢了。孔子删定《尚书》保留它，以昭示万世，让断决疑难案件的人以此作为决定轻重取舍的权衡标准。虽然说是当时的一句话，然而万世之下，人们依靠它保全性命的很多。所谓仁人的言语，其利益广博啊。谁说皋陶没有后代呢？
《君陈》：“王说：‘用刑罚来制止刑罚，于是刑罚习于奸邪盗贼，败坏典常，扰乱风俗，三种细微的罪行不宽恕。’”
蔡沈说：“刑罚的期望是无刑，刑罚而可以制止刑罚的，就是刑罚习于奸邪盗贼，以及毁坏典常、败坏风俗，人犯了这三种罪行，即使小罪也不可宽恕，因为它们所关联的重大。”
臣按：圣人制定刑罚，不是故意用这个来张扬威势、欺骗百姓。大概设立刑罚，让人知道避开而不触犯，那么就没有触犯刑罚的人了。这就是所谓的“用刑罚来制止刑罚”。在详细审理的时候，人真正有罪行的，就一定决断而不宽恕。罪行虽然小，不可不给予惩罚；不给予惩罚，那么后面一定有人效仿。唉！在细微处惩罚，那么大的罪行就不会发生；在萌芽时警戒，那么后来的罪行就不会延续。惩罚一人以震慑千万人，警戒一事以遏制千万事。圣人的思虑深远啊，圣人的心地仁爱啊。那些把姑息当作仁爱的人，真是最不仁爱的人。
《吕刑》：“上刑适合轻判，就服下刑；下刑适合重判，就服上刑。”
蔡沈说：“罪行属于上刑，而情节恰好较轻，就服下刑。舜的‘宥过无大’，《康诰》所说的‘大罪非终’就是这种情况。罪行属于下刑，而情节恰好较重，就服上刑。舜的‘刑故无小’，《康诰》所说的‘小罪非眚’就是这种情况。”臣按：穆王训诫刑罚，这两句话远宗虞朝的法典，近法武王的诰命，不是没有根据的话。先儒认为：罪没有比杀人更大的，然而所杀的是奴婢，难道不是恰好较轻吗？罪没有比骂詈更轻的，然而所骂的是父祖，难道不是恰好较重吗？因此推究情理来定罪，而不拘泥于一定的法律。
其刑罚上报完备，有合并两种刑罚的情况。
蔡沈说：“其刑罚上报完备，有合并两种刑罚的，是说等到断狱的文书，应当完备情节，一人犯了两件事，罪行虽然从重，也合并两种刑罚上报，说审理案件的人应当完备其言辞。”
臣按：两刑，是说一人有两项罪行，一项罪行有两种治法，一并具上报，以听命于上级，不敢专断。
《周礼》：“司刺掌管三刺、三宥、三赦的法令，以辅助司寇审理狱讼。一刺叫讯问群臣；再刺叫讯问群吏；三刺叫讯问万民。一宥叫不识，再宥叫过失，三宥叫遗忘。一赦叫防弱，再赦叫老耄，三赦叫憃愚。用这三种法令，探求民情，断决民中的罪行，而施加服上刑、服下刑的罪责，然后才执行刑杀。”
郑玄说：“不识，是指不审慎。如同现在报仇，应当报甲，看见乙误以为是甲而杀了他之类。过失，是指举刀想要砍伐而误伤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