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三十
臣按：当是时，李晟既徙屯东渭桥，后数日，李怀光果幷李建徽、杨惠元兵，惠元死之。贽之料敌，可谓明矣。然贽所言，非但可以施之于当时，其所以制军驭将之策，离合疾徐之势，所谓得其要契其时者，百世之下，皆所当知者也。
陆贽言于德宗曰：「尅敌之要在乎将得其人，驭将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将非其人者，兵虽众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将虽才不为用。兵不足恃与无兵同，将不为用与无将同。将不能使兵，国不能驭将，非止费财养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灾。自昔祸乱之兴，何尝不由于此？臣按：自古立国者，必文武并用，将相兼任。然言相臣者不言驭，而驭之为言，乃独加之将兵之武臣。盖将之为将，以武用为事，以彊毅为任，非人君有以驾驭之，不能得其用也。虽然，此特霸主驭臣之术耳，岂仁君待纯臣之道哉？夫古之所谓将臣者，非求之于文臣之外，用之以总庶政则谓之相，用之以统军旅则谓之将。人君待之，当如一诚心以信之，直道以临之，任之云耳，何名为驭哉？」
防又曰：「遇敌而所守不固，陈谋而其效靡成，将帅则以资粮不足为词，有司复以供给无阙为解。既相执证，理合辩明，朝廷毎为含糊，未尝躬究曲直。措理者吞声而靡所诬，善者罔上而不惭。驭将若斯，可谓课责亏度矣。」课责亏度，措置乖方，将不得竭其才，卒不得尽其力，屯集虽众，战陈莫前。虏毎越境横行，若渉无人之地，递相推倚，无敢谁何。虚张贼势，上闻则曰：「兵少不敌。」朝廷莫之省察，惟务征发益师，无裨备御之功，重増供亿之▯。臣按：朝廷举事，当如青天白日，一事不可放过，而于制驭将帅，尤不可含糊隠忍。是故万人之中，而一卒被虏，若无损也；千里之地，而一障被刼，若无伤也。然渐不可长，微所当防，功过不可不明，是非不可不审。是非审而功过明，如是则万里之逺，如在几席之前；万夫之多，悉在洞察之下。措理者得以伸其蕴，诬罔者不能行其私，将见将无不竭其才，卒无不尽其力矣。
宋太祖尝命有司为洺州防御使郭进治第，凡防堂悉用▯瓦。有司言惟亲王公主始得用此，上曰：“郭进控扼西山逾十年，使我无北顾忧，我视进岂减儿女邪？”上宠异将帅多类此，故能得其死力云。
臣按：宋祖视将帅不减其儿女，大哉言乎！帝王无间之仁也。夫君以子道待其臣，臣不以父道事其君；君以家属蓄其臣，臣不以家事视其国，非人也。
太祖时，内臣有逮事后唐者，上问曰：「庄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国不久，何也？」对曰：「庄宗好畋猎，务姑息将士，毎出次近郊，禁兵卫卒必控马首，告儿郎辈寒冷，望与救接，庄宗即随其所欲给之，盖威令不行，赏赉无节也。」上抚髀叹曰：「二十年夹河战争，取得天下，不能用军法约束此辈，纵其无厌之求，以兹临驭，诚为儿戱。朕今抚飬士卒，固不吝惜爵赏，茍犯吾法，惟有劒耳。」
臣按：人君之与将，臣待之不可不诚，驭之不可不严。太祖盖得之矣。
太祖以姚内斌为庆州刺史，谓近臣曰：「安边御众，须是得人。若分边寄者，能禀朕意，则必忧恤其家属，厚其爵禄，多与公钱，聼其召募骁勇以为爪牙。茍财用丰盈，必能集事。朕虽减后宫之数，极于俭约，以备边费，亦无所惜也。」
臣按：后世人主得用将之术者，首称宋祖。观其谓财用丰盈，必能集事；虽减后宫之数，极于俭约，以备边费，亦无所惜。眞知所轻重缓急，可以为百世帝王用将之法矣。
太祖时，郭进御军严，部下整肃。上时遣戍卒，必谕之曰：「汝辈当谨奉法，我犹赦汝；郭进杀汝矣。」尝有军校诣阙诉进不法事，上谓近臣曰：「所诉事多非实，盖进御下严甚，此人有过，畏惧而诬妄之耳。」即命执以与进，令自诛之。进方奉表谢，防北汉入防，进谓其人曰：「汝敢论我，信有胆气。今舍汝罪，汝能掩杀此防，则荐汝于朝廷。」军校果立功而还。
臣按：人君用将，而能用之以法，使其法之必行，则号令行而
译臣按：当时，李晟刚刚移兵驻屯东渭桥，几天后，李怀光果然合并了李建徽、杨惠元的军队，杨惠元战死。陆贽对敌情的预料，可以说是非常英明了。然而陆贽所说的，不仅适用于当时，他那些制约军队、驾驭将领的策略，以及关于军队集结与分散、行动快慢的态势，所谓抓住关键、契合时机的道理，即使是在百代之后，也都是应当知晓的。
陆贽对唐德宗说：“战胜敌人的关键在于将领要选对人，驾驭将领的方法在于掌握权柄。将领不是合适的人选，士兵再多也不足以依靠；驾驭失掉权柄，将领再有才能也不被任用。士兵不足以依靠与没有士兵相同，将领不被任用与没有将领相同。将领不能驱使士兵，国家不能驾驭将领，这不仅仅是耗费钱财、养寇自患的弊端，也会有不收敛而自取灭亡的灾难。自古以来祸乱的兴起，何尝不是由于这个原因呢？臣按：自古以来建立国家的人，必定文武并用，将相兼任。然而谈论宰相的人不谈驾驭，而“驾驭”这个词，却只加在统兵的文臣武将身上。大概将领作为将领，以武事为职责，以刚强坚毅为任务，如果没有君主加以驾驭，就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虽然如此，这只不过是霸主驾驭臣下的权术罢了，难道是仁君对待纯臣的道理吗？古代所谓的将臣，并不是在文臣之外去寻找，用来总领政务就称为相，用来统领军队就称为将。君主对待他们，应当用一颗诚心去信任他们，用正道去对待他们，任用他们罢了，哪里还叫作驾驭呢？”
李绛又说：“遇到敌人而防守不稳固，制定谋略而效果没有达成，将帅就以粮草不足为借口，有关部门又以供给没有缺失为辩解。既然双方争执举证，理应辩明是非，朝廷每次都含糊其辞，不曾亲自追究是非曲直。处理事务的人忍气吞声却无处申诉，善于欺瞒的人蒙蔽皇上却毫不惭愧。像这样驾驭将领，可以说是考核责罚失去了法度。”考核责罚失去法度，处置违背常理，将领不能竭尽他们的才能，士兵不能尽他们的力量，集结的军队虽然众多，但在战场上却不敢前进。敌人每次越境横行，就像进入无人之地一样，将领们互相推诿依赖，没有人敢去质问。虚张声势夸大贼寇的势力，上报朝廷就说：“兵力少抵挡不住。”朝廷不能省察明白，只致力于征发增加军队，无助于防御的功效，反而加重了供给的负担。臣按：朝廷办事，应当像青天白日一样清明，一件事也不可放过，而在制约驾驭将帅方面，尤其不可含糊隐忍。因此，万人之中，如果一个士兵被俘虏，好像没有损失；千里之地，如果一个关隘被劫掠，好像没有伤害。然而恶习不可滋长，微小的隐患应当防范，功过不可不分明，是非不可不审慎。是非审慎而功过分明，像这样，那么万里之远，就像在几案席位之前；万夫之多，都在洞察之下。处理事务的人得以伸张他们的蕴藏，欺瞒的人不能行其私欲，将会看到将领无不竭尽他们的才能，士兵无不竭尽他们的力量了。
宋太祖曾经命令有关部门为洺州防御使郭进修建府第，凡是厅堂都使用琉璃瓦。有关部门说只有亲王、公主才能使用这种瓦，皇上说：“郭进控制扼守西山超过十年，使我没有北顾之忧，我看重郭进难道还不如儿女吗？”皇上宠信优待将帅大多像这样，所以能够得到他们拼死效命的力量。
臣按：宋太祖看待将帅不亚于看待自己的儿女，这话多么伟大啊！这是帝王没有偏私的仁爱。君主用对待儿子的态度对待臣下，臣下却不用对待父亲的道理侍奉君主；君主把臣下当作家属来蓄养，臣下却不把国家当作家事来看待，这就不是人了。
宋太祖时，宦官中有侍奉过后唐的人，皇上问他说：“后唐庄宗凭借英武平定中原，在位时间不长，为什么呢？”回答说：“庄宗喜好打猎，一味姑息将士，每次出巡驻扎在近郊，禁军卫士必定拉住马头，告诉庄宗士兵们寒冷，希望给予救济，庄宗就随他们的意愿给予赏赐，大概是威令不能施行，赏赐没有节制。”皇上拍着大腿感叹说：“二十年夹河战争，取得天下，不能用军法约束这些人，放纵他们不知满足的要求，用这种办法来驾驭，确实是儿戏。我现在抚育将士，固然不吝惜爵位赏赐，如果触犯我的法令，只有用剑来惩罚。”
臣按：君主与将领，对待他们不可不真诚，驾驭他们不可不严格。宋太祖大概掌握了这一点。
宋太祖任命姚内斌为庆州刺史，对近臣说：“安定边境、统御民众，必须得到合适的人。如果分派边境重任的人，能够秉承我的意图，那么一定要忧恤他们的家属，厚待他们的爵位俸禄，多给公家的钱，听任他们招募骁勇的人作为爪牙。如果财用丰盈，必定能成就大事。我虽然减少后宫的人数，极力节俭，用来准备边防费用，也不吝惜。”
臣按：后世君主懂得驾驭将领方法的，首先称道宋太祖。看他所说财用丰盈，必定能成就大事；虽然减少后宫人数，极力节俭，用来准备边防费用，也不吝惜。真正知道轻重缓急，可以作为百代帝王使用将领的方法了。
宋太祖时，郭进治军严格，部下整肃。皇上有时派遣戍卒，必定告诫他们说：“你们应当谨慎遵守法令，我还会赦免你们；郭进就会杀你们。”曾经有军校到朝廷控告郭进不法的事，皇上对近臣说：“所控告的事大多不真实，大概是郭进对待部下非常严格，这个人有过错，畏惧而诬陷他罢了。”立即命令抓起来交给郭进，让他自行诛杀。郭进正在上表谢恩，恰逢北汉入侵，郭进对那个人说：“你敢于议论我，确实有胆气。现在赦免你的罪，你能掩杀这次入侵，我就向朝廷推荐你。”军校果然立功而还。
臣按：君主使用将领，而能用法令来使用他们，使他们的法令必定执行，那么号令
事无不集矣。后世人主，往往许将臣以军法从事，及其下有来诉其用法过度者，却又责之，则为将者不知所守，而为其下者无所畏矣。然则奈何？曰：有来诉者，执以还之，他日别敕以戒之可也。
译事情没有不成功的。后世的君主，往往允许将领和臣子按照军法行事，等到他们的部下有人来控告他们用法过度时，却又责备将领，那么做将领的人就不知道应该坚守什么，而做部下的人也就没有什么畏惧的了。既然这样，那该怎么办呢？回答说：对于来控告的人，把他抓起来交给将领处理，改天再另外下诏来告诫将领就可以了。
干德二年，王师征蜀。十二月，京师大雪。帝设氊帷于讲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视事。忽谓左右曰：「我被服如此，体尚觉寒。念西征将帅冲犯霜霰，何以堪处？」即解裘帽，遣中使驰驿赍赐王全斌，且谕防诸将不得徧及。全斌拜赐，感泣。
臣按：宋太祖因深宫之寒，而思边塞之苦。臣下闻此，安得不感叹而思尽其忠节哉？后世人主，耳目所及，犹不知恤。视此，可以触类而兴思矣。
太祖闻西川行营有大校割民妻乳而杀之者，亟召至阙，斩于都市。初，近臣营救颇切，上曰：「兴师吊伐，妇人何罪？残恐至此，当速置法，以偿其寃。」
臣按：王者兴师，以至仁伐至不仁，去其不仁，所以广吾仁也。而为将领者，不体上之仁，而恣其暴虐，岂仁者之师哉！
太祖命曹彬伐江南，始行，许彬以为使相。及还，语彬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为使相，品位极矣，肯复力战耶？且徐徐更为我取。"太原因赐钱五十万。彬至家，见布钱满室，乃叹曰："好官亦不过多得钱耳，何必使相也？"上爱惜爵位，不妄与人类此。
吕中曰：「人言汉高祖善将将者，以不吝爵赏故也。然当天下未定，而信、越诸人爵已王矣。一旦固陵之防不至，则不免裂数千里地以封之，此高祖有杀诸将之心矣。宋初平江南之功至大，然寜赐以数十万钱，而靳一使相，盖品位已极，则他日有功何以处之？此终太祖之世而无叛将也。」
臣按：人君之于爵赏，虽有一定之规，而不可无意外之虑。盖国之爵禄有限，而人之功庸无穷。吾于一事之功而遽爵之极品之位，后又有功，将何以加之哉？此后世功臣所以往往积功至于无可赏之地，而罹他患也。
干德五年，王全斌等平蜀，还有罪责，降全斌为崇义留后。开寳末，车驾幸洛阳，郊祀，召全斌侍祀，以为武寜军节度，谓之曰：“朕以江左未平，虑征南诸将不遵纪律，故抑卿数年，为朕立法。今已克金陵，还卿节钺，仍赐银器万两，帛万匹，钱千万。”
富弼曰：「王全斌有功，可掩其罪也。」太祖以诸国未平，恐将帅恃功为过，故抑全斌以立国法。及事寜之后，追赏前功，此眞得驾驭英雄之术也。
臣按：说者谓宋太祖之于王全斌，得帝王驾驭英雄之术。然幸而全斌十年不死，而宋祖江左即平。设不幸而有不皆如人意者，则全斌之罪终不白，而太祖之心终不明矣。大抵人君为事，其处心也当如青天白日，其处事也当如震雷时雨。
苏洵作《衡论》，其《御将》篇有曰：“人君御臣，相易而将难。将有二：有贤将，有才将。御贤将之术以信，御才将之术以智。汉之卫、霍、赵充国，唐之李靖、李勣，贤将也；汉之韩信、黥布、彭越，唐之薛万彻、侯君集、盛彦师，才将也。贤将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茍又曰‘是难御’，则是不肖者而后可也。结以重恩，示以赤心，羙田宅，丰饮食，极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所以御才将者也。将之才有小大：杰然于庸将之中者，才小者也；杰然于才将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当观其才之小大，而为制御之术，以称其志。”
臣按：苏氏论将，有贤才二者，是已。至于御贤将之术，以信御才将之术，以智。所谓智者，结以重恩，示以赤心，而极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呜呼！智与信，皆五常之德也。不逆诈，不亿不信，是则所谓信也。而能先觉，岂非智乎？恩之所施，心之所示，皆本乎当然之礼，而出乎自然之情，非故以是而结之、示之也。盖所谓贤才之品虽异，而信智之理不殊。于信智之中，而又有仁、有义、有礼焉。仁以保爱之，义以节制之，礼以优待之。是则所谓天之道，君之德，国之政也。术云乎哉？
洵又曰：「御将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将之职也。或者以为兵久骄不治，一旦绳以法，恐因以生乱。昔者郭子仪去河南，李光弼实代之。将至之日，张用济斩于辕门，三军股栗。夫以临淮之悍，而代汾阳之长者，三军之士竦然，如
译干德二年，朝廷军队征讨后蜀。十二月，京城下起大雪。皇帝在讲武殿设置毡帐，身穿紫貂皮裘和帽子处理政务。忽然对身边的人说：“我穿着这样的衣服，身体还觉得寒冷。想到西征的将帅冒着霜雪，怎么能忍受得住？”立即脱下皮裘和帽子，派宦官快马加鞭送到驿站，赐给王全斌，并且告诫他不要分给其他将领。王全斌跪拜接受赏赐，感动得流泪。
臣按：宋太祖因为深宫中的寒冷，而想到边塞将士的艰苦。臣下听到这件事，怎么能不感叹并思竭尽忠节呢？后世的君主，耳目所及之处，尚且不知道体恤。看到这件事，可以由此类推而引发思考了。
太祖听说西川行营有大校割下民妇的乳房并杀害她，立即召他到京城，在闹市斩首。起初，近臣极力营救，皇上说：“出兵吊民伐罪，妇女有什么罪？残暴到这种地步，应当迅速依法处置，以偿还她的冤屈。”
臣按：君王兴兵，是用至仁去讨伐至不仁，去除不仁，是为了推广我们的仁德。而身为将领的人，不体会上级的仁德，却放纵自己的暴虐，这难道是仁者的军队吗！
太祖命令曹彬征伐江南，刚出发时，答应曹彬担任使相。等到回来，对曹彬说：“现在四方还有未归顺的地方，你担任使相，品位已经到顶了，还肯努力作战吗？且慢慢再为我夺取。”太祖因此赐给曹彬五十万钱。曹彬回到家，看见钱铺满了屋子，于是感叹说：“好官也不过是多得些钱罢了，何必一定要做使相呢？”皇上爱惜爵位，不随便授予别人，就像这样。
吕中说：“人们说汉高祖善于驾驭将领，是因为他不吝惜爵位和赏赐的缘故。然而当时天下尚未平定，韩信、彭越等人已经封王了。一旦在固陵的防备不到位，就不免要割裂几千里的土地来封赏他们，这说明高祖有杀害这些将领的心思了。宋朝初年平定江南的功劳极大，然而宁可赐给几十万钱，却吝惜一个使相的职位，大概是因为品位已经到顶，那么日后有功又怎么安置呢？这就是整个太祖在位期间没有叛将的原因。”
臣按：君主对于爵位和赏赐，虽然有一定的规矩，但不能没有意外的考虑。因为国家的爵禄有限，而人的功劳无穷。如果因为一件事的功劳就立刻授予极品的官位，后来又有功劳，将用什么来加封呢？这就是后世的功臣往往积累功劳到无可赏赐的地步，从而遭受其他祸患的原因。
干德五年，王全斌等人平定后蜀，回来后有罪责，降王全斌为崇义留后。开宝末年，皇上驾临洛阳，举行郊祀，召王全斌侍奉祭祀，任命他为武宁军节度使，对他说：“我因为江南尚未平定，担心征南的将领不遵守纪律，所以压制你几年，为我树立法度。现在已经攻克金陵，归还你的节钺，仍然赐给银器一万两，绢帛一万匹，钱一千万。”
富弼说：“王全斌有功劳，可以掩盖他的罪过。”太祖因为各国尚未平定，担心将帅依仗功劳而犯过错，所以压制王全斌来树立国法。等到事情平定之后，追赏以前的功劳，这真是驾驭英雄的方法啊。
臣按：有人说宋太祖对待王全斌，得到了帝王驾驭英雄的方法。然而幸好王全斌十年不死，而宋太祖江南随即平定。假如不幸有不如意的事情，那么王全斌的罪过终究不能洗白，而太祖的心意终究不能明辨。大抵君主做事，他的用心应当像青天白日一样光明，他的处事应当像震雷时雨一样适时。
苏洵写《衡论》，其中《御将》篇说：“君主驾驭臣子，驾驭宰相容易而驾驭将领困难。将领有两种：有贤能的将领，有有才干的将领。驾驭贤将的方法是用诚信，驾驭才将的方法是用智慧。汉朝的卫青、霍去病、赵充国，唐朝的李靖、李勣，是贤将；汉朝的韩信、黥布、彭越，唐朝的薛万彻、侯君集、盛彦师，是才将。贤将既然不多，得到才将而任用他也可以。如果又说‘这难以驾驭’，那么只有不肖之人才能胜任了。用厚重的恩惠结交，显示赤诚的心，美好的田宅，丰盛的饮食，满足他口腹耳目的欲望，而用威严来制约他，这是先王驾驭才将的方法。将领的才有大小：在庸将之中杰出的人，才是小的；在才将之中杰出的人，才是大的。才小志向也小，才大志向也大。君主应当观察他才能的大小，而制定驾驭的方法，以符合他的志向。”
臣按：苏氏论将领，有贤才两种，这是对的。至于驾驭贤将的方法，用诚信；驾驭才将的方法，用智慧。所谓智慧，就是用厚重的恩惠结交，显示赤诚的心，而满足他口腹耳目的欲望，而用威严来制约。唉！智慧与诚信，都是五常的德行。不预先猜疑欺诈，不凭空揣测不信任，这就是所谓的诚信。而能够预先察觉，难道不是智慧吗？恩惠的施予，心意的显示，都基于应当如此的礼，而出于自然的情感，不是故意以此来结交、显示的。大概所谓贤才的品级虽然不同，而诚信智慧的道理没有区别。在诚信智慧之中，又有仁、有义、有礼。用仁来保爱他，用义来节制他，用礼来优待他。这就是所谓的天道，君主的德行，国家的政事。哪里只是权术呢？
苏洵又说：“驾驭将领，是天子的事；驾驭士兵，是将领的职责。有的人认为士兵长期骄纵不整治，一旦用法律约束，恐怕因此产生动乱。从前郭子仪离开河南，李光弼实际替代他。将领到达的那天，张用济在辕门被斩首，三军战栗。凭借临淮的强悍，替代汾阳的长者，三军的士兵惊恐，如同……”
赤子之脱慈母之怀，而立乎严师之侧，何乱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将相者，天下之师也。师虽严，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将相虽厉，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势然也。天子推深仁以结其心，将相厉威武以振其堕。彼其思天下之深仁，则畏而不至于怨；思将帅之威武，则爱而不至于骄。」
译婴儿离开慈母的怀抱，站在严厉的老师身旁，怎敢产生叛逆之心？况且天子是天下的父母，将相是天下的老师。老师虽然严厉，婴儿不敢因此怨恨父母；将相虽然严厉，天下人不敢因此归罪于君主。这是形势使然。天子推行深厚的仁爱以凝聚民心，将相彰显威严武略以整顿懈怠。人们想到天子深厚的仁爱，就会敬畏而不至于怨恨；想到将帅的威严武略，就会爱戴而不至于骄纵。
臣按：洵谓天子推深仁以结其心，将帅厉威武以振其堕，得古人威懐天下之术【以上言驾驭】
汉兴，六郡良家子给选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军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
臣按：六郡者，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古人谓闗西出将，即此地。西方属金，金主肃杀，人生其地者，多壮勇耐寒苦。自古以武勇奋者，多在于斯。虽然，此论其常耳。若夫天地生才，无往而不有，此又不可专以地气拘也。
北魏孝明时任城王澄以北边鎭将选举弥轻，恐贼虏闚边，山陵危迫，奏请重将鎭之选，脩警备之严。诏公卿议之。廷尉少卿袁翻议以为：「北缘边州郡，官不择人，惟论资级。或値贪污之人，广开戍逻，多置帅领；或用其左右姻亲，或受人货财，请嘱，皆无防冦之心，惟有聚敛之意。其勇力之兵，驱令抄掠，如有执获，夺为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辈，微解金鐡之工，少闲草木之作，无不搜营穷垒，苦役百端。自余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陆，贩贸往还，相望道路。此等禄既不多，赀亦有限，皆收其实绢，给其虚粟，穷其力，薄其衣，用其功，节其食，绵冬歴夏，加之疾苦，死于沟渎者什常七八。是以邻敌伺间，扰我疆场，皆由边任不得其人故也。自今以后，南北边诸藩及所统郡县府佐、统军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以下各举所知，必选其材，不拘阶级。若称职及败官，并所举之人，随时赏罚。」
臣按：袁翻所议滥举将领之弊，非但在当时，然也。其欲朝臣、王公各举所知，必选其材，不拘阶级。若称职及败官，并赏罚举主之人。臣窃以为，其人有功，并赏其举主，即汉高祖因陈平而赏魏无知也。此固可以激劝荐贤为国之人。若夫兵家胜败无常，事固有出于意料之外者。若其人果怯懦而谓之勇，果昏愚而谓之智，则坐以滥举之罚，彼固无辞矣。若夫事有出于不得已，有非人力所能与焉者，宜加硏审核实，不宜一槩以连坐坐之也。不然，则彼过为身谋者，不复为国举贤矣。
唐武举起于武后之世，长安二年始置武举。其制有长垜、马射、歩射、筒射，又有马鎗、翘闗、负重、身材之选。亦以乡饮酒礼送兵部。
马端临曰：「唐《选举志》言武举选用法不足道，故不复书。然郭子仪大勲盛德，身佩安危，自武举异等中出，是岂可槩言不足道耶？」
唐武选，兵部主之。课试之法，如举人之制。取其躯干雄伟，应对详明，有骁勇材艺及可为统帅者。若文吏求为武选，取身长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强勇可以统人者。
臣按：唐人选武将，不但于武臣，而亦于文吏中求焉。今宜立为定制，凡文吏能应武选者，优等擢用之，比其原资，超三级。不如此，则人不肯应。何则？文吏少而重，武职多而轻，故也。
宣宗大中六年，党项复扰边。宣宗欲择可为邠寜帅者，而难其人。从容与翰林学士毕諴论事，諴援古据今，具陈方略。上悦曰：“吾方择帅，不意颇牧近在禁庭，卿其为朕行乎？”諴欣然奉命。
臣按：将才，古称难得。然以臣观之，非其才之难得，良以其人之不易知也。非独上之人难于知人，而其人亦不易以自知也。盖世之求将者，必求其智与勇。如有所用，必先有所试可也。然试之以勇，可以得其膂力，而不能得其刚决；试之以智，可以得其谋论，而不能得其精审。是故匹夫之猛，未必可以当大敌；警敏之见，未必可以洞先机。此人君之求将，所以贵乎先事而预求，多方而广蓄也。
宋太祖谓近臣曰：「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
李沆曰：「昔光武中兴，不责功臣以吏事，及天下已定，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义，夜分乃罢。盖创业致治，自有次第。今太祖欲令武臣读书，可谓有志于治矣。臣按太祖此言，即吴大帝劝鲁肃读书之意。为将而不明义理，不通古今，虽能成功，不过麤材而已。是故古之名将，无不知书者，但不循行数墨，寻章摘句，如儒生之为耳。」
宋有武举，武选，咸平时令两
译臣按：苏洵说天子推行深厚的仁德来结纳他们的心，将帅激励威武来振奋他们的懈怠，这是得到古人威服怀柔天下的方法。【以上是讲驾驭之道】
汉朝兴起时，六郡良家子弟入选羽林、期门，凭借才能和力气担任官职，名将大多出自这里。军功大多越级提拔，大的封侯、卿、大夫，小的做郎官。
臣按：六郡是指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上郡、西河。古人说关西出将，就是这些地方。西方属金，金主肃杀，出生在那里的人，大多壮勇耐寒苦。自古以来以武勇奋起的人，大多在这里。虽然如此，这是说通常的情况罢了。至于天地产生人才，无处没有，这又不可以专门用地气来拘束。
北魏孝明帝时，任城王元澄因为北边镇将的选举过于轻率，担心贼虏窥探边境，皇陵危迫，奏请重视镇将的选拔，修明警戒防备的严格。诏令公卿议论。廷尉少卿袁翻议论认为：“北边沿边的州郡，官员不选择人，只论资历等级。有的遇到贪污的人，广泛开设戍守巡逻，多设置帅领；有的任用他的左右姻亲，有的接受别人的贿赂财物、请托嘱托，都没有防备寇盗的心，只有聚敛财物的意思。那些勇力的士兵，驱使他们抄掠，如果有俘获，夺来作为自己的财富。那些羸弱老小之辈，稍微懂得金铁工艺，稍微熟悉草木制作，无不搜遍营垒，苦役百般。其余的有的在深山伐木，有的在平地除草，贩运贸易往来，道路上相望。这些人俸禄既不多，资财也有限，都收取实际的绢，供给虚数的粟，穷尽他们的力气，薄给他们的衣服，使用他们的劳功，节省他们的食物，绵延冬夏，加上疾苦，死在沟渠中的十常七八。因此邻敌伺机而动，扰乱我的疆场，都是因为边任不得其人啊。从今以后，南北边各藩及所统郡县府佐、统军直到戍主，都让朝臣王公以下各举所知，一定选拔有才能的人，不拘泥于阶级。如果称职或败官，连同举荐的人，随时赏罚。”
臣按：袁翻所议论的滥举将领的弊端，不仅在当时，也是对的。他想要朝臣、王公各举所知，一定选拔有才能的人，不拘泥阶级。如果称职或败官，连同赏罚举主的人。臣私下认为，那个人有功，连同赏赐他的举主，就是汉高祖因为陈平而赏赐魏无知。这固然可以激励劝勉荐贤为国的人。至于兵家胜败无常，事情本来有出于意料之外的。如果那个人果然怯懦而说他是勇，果然昏愚而说他是智，那么坐以滥举的惩罚，他固然没有话说。至于事情有出于不得已，有非人力所能参与的，应该加研审核实，不应该一概以连坐坐之。不然，那么那些过于为自己谋划的人，就不再为国举贤了。
唐武举起于武后之世，长安二年开始设置武举。其制度有长垛、马射、步射、筒射，又有马枪、翘关、负重、身材的选拔。也以乡饮酒礼送兵部。
马端临说：“唐《选举志》说武举选用法不足道，所以不再书写。然而郭子仪大勋盛德，身佩安危，自武举异等中出来，这难道可以一概说不足道吗？”
唐武选，兵部主管。课试的方法，如举人的制度。选取躯干雄伟，应对详明，有骁勇材艺以及可为统帅的人。如果文吏求为武选，选取身长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强勇能够统人的人。
臣按：唐人选拔武将，不但在武臣中，也在文吏中寻求。现在宜立为定制，凡文吏能应武选的，优等擢用，比其原资，超三级。不这样，那么人就不肯应。为什么呢？文吏少而重，武职多而轻的缘故。
宣宗大中六年，党项又扰乱边境。宣宗想要选择可为邠宁帅的人，而难其人。从容与翰林学士毕諴议论事情，毕諴援引古据今，具陈方略。皇上高兴地说：“我正选择帅，没想到颇牧近在禁庭，你能为朕去吗？”毕諴欣然奉命。
臣按：将才，古称难得。然而以臣看来，不是他的才难得，良以那个人不易知。不但上面的人难于知人，而那个人也不易以自知。世之求将者，必求其智与勇。如果有所用，必先有所试可。然而试之以勇，可以得其膂力，而不能得其刚断；试之以智，可以得其谋论，而不能得其精密。所以匹夫之猛，未必可以当大敌；警觉敏锐之见，未必可以洞先机。这人君之求将，所以贵乎先事而预求、多方而广蓄。
宋太祖对近臣说：“现在的武臣，想要尽令读书，贵在知道为治之道。”
李沆说：“昔日光武中兴，不责功臣以吏事，等到天下已定，多次引公卿郎将讲论经义，夜半才罢。大概创业致治，自有次第。现在太祖想要令武臣读书，可谓有志于治了。臣按太祖此言，就是吴大帝劝鲁肃读书的意思。为将而不明义理，不通古今，虽然能成功，不过粗材而已。所以古之名将，无不知书者，只是不循行数墨，寻章摘句，像儒生那样罢了。”
宋有武举，武选，咸平时令两
制详定入官资序，故事而未行。仁宗时始亲试武举，先阅其骑射，而后试之。庆厯六年策武举，以策为去留，弓马为高下。
译朝廷详细制定了入仕的资历等级，沿袭旧例却未施行。仁宗时期开始亲自考核武举，先查验他们的骑射技艺，然后再进行考试。庆历六年策试武举，以策论决定去留，以弓马技艺决定高低。
臣按：武事与文艺异，固不可以言语文事求也。然于无事之时，欲求战陈军旅之士，不以言语文字求之，又不可得也。大抵求士以资世用，贵乎得识义理、知机变之人，无间文武，皆然也。试之以武举，欲其知威武战争之意尔。彼诚识义理、知机变，一旦临事，料敌出竒，应变举诸此而措之耳。论文科者，谓科目不足以得人，豪杰之士由是而出尔。臣于武举亦云。
眞宗谓辅臣曰：「将帅才难，今文武中固亦有人，盖不经战陈，无由知之。虽天下无事，然兵不可去，战不可忘，古之道也。」马知节曰：「将相之才，非可坐而知之，顾临事机变如何耳。」
臣按：眞宗谓将帅才难，文武中固亦有之，不经战陈，无由知之。然战不可试，苏轼谓试之于治兵，盖得之矣。
范仲淹言于仁宗曰：「边上将帅尝患少人，国家奄有四海，未必乏才，岂天地生人厚于古而薄于今哉？盖选之未精，用之未至今诸军诸班，必有勇知之人，多被管军臣僚递互弹压，不得进用，坐至衰老。伏乞专督管军臣僚于诸班中摉罗智勇之人，各举一名，不分将校长行，试以武艺，或观其胆略出众，便可迁转于边上任使。如将来颇立战功，则明赏举主；或屡败军事，亦当连坐。」臣按：「就军伍阶级中求将，防其优，量其才，循其序而用之，则事半而功倍矣。此可以为平世选将之法，然遇有非常之变，则又在乎变通焉。」
欧阳脩言于仁宗曰：「古语曰：『将相无种，故或出于奴仆，或出于军卒，或出于盗贼。惟能不次而用之，乃为名将耳。』国家求将之意虽劳，选将之路太狭。今诏近臣举将，而限以资品，则英雄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试将才者，限以弓马一夫之勇，则智略万人之敌皆遗之矣。山林奇杰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贫贱而薄之，不过与一主簿借职，使其怏怏而去，则古之屠钓贩牛之杰皆激怒而失之矣。至于无人可用，寜用龙钟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委之要地，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为朝廷危之。议者不知取将之无术，但云当今之无将。臣愿陛下革去旧弊，奋然精求：有贤劳之士，不须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限以弓马；有山林之杰，不可薄其贫贱。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礼待人，人臣亦将有非常之效报国。」臣按脩谓：「有贤劳之士，不须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试以弓马；有山林之杰，不可薄其贫贱。人君之选将才，因人所举荐及有功当陞赏者，恒以此三言为权度，则得之矣。」
脩又言曰：「伏见唐及五代至于国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陈其间，名将多出军卒，只于军中自可求将。凡求将之法，先取近下禁军至厢军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级，因其技同者，毎百人团为一队而教之，较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为队将。合十队将，而又教之，较其技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为裨将。合十裨将，而又教之，又于其中择有识见、知变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为大将。此一人之技勇，乃万人之选。又于其中择有智谋者以辅之，臣所谓只于军中自可求将者，此也。」
臣按：脩之此策，行之今日，亦为良便。盖祖宗以来，军伍之制，阶级部分已定，难遽更改。诚能就队伍中较其人之技精而能勇者，以次比较，等而上之，试以军职与原系管军官员相兼任用。待其智勇着见及有显功者，不次擢用。如此，亦足以得人而用之，不必他求而有矣。
富弼言于仁宗曰：「应制科者，必乐为贤良方正，耻为将帅边寄之名，盖令人重文雅而轻武节也。又考试者欲使难其对，必求艰奥▯碎之事为问，故令所习不专为有用之学。武举者蹶张驰射，侪于卒伍，固不敢望得异士。臣请近臣及藩镇大臣于文武官中各举明兵法、有威果、习练武略、堪任将帅者一二人。仍请不限品秩，不责罪过。限品秩则下位有才者遗矣；责罪过则负谴有才者亦遗矣。既而召置阙下，量与迁擢，随其品位任于边塞重难之地，使共磨励，且以观其能否焉。或有警急
译臣按：军事与文艺不同，固然不能用谈论文艺的方式来寻求军事人才。然而在太平无事的时候，想要寻找作战、统兵的人才，如果不通过言语文字来选拔，也是不可能的。大抵选拔人才以供世用，贵在得到通晓义理、懂得权变的人，无论文官武官，都是如此。用武举来测试，是希望他们懂得威武战争的道理罢了。他们如果真的通晓义理、懂得权变，一旦面临战事，就能料敌制胜、出奇制胜，将平时所学运用于实际处置之中。评论文科的人说，科举科目不足以得到人才，豪杰之士由此而出。我对武举也持同样的看法。
真宗对辅臣说：“将帅之才难得，如今文武官员中固然也有人才，只是因为没有经历过战争，没有办法了解他们。虽然天下太平无事，但军队不可废除，战争不可忘记，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马知节说：“将相之才，不是坐着就能知道的，只看面临战事时权变如何罢了。”
臣按：真宗说将帅之才难得，文武官员中固然也有，但不经历战争，没有办法了解。然而战争不能用来做测试，苏轼说在治军中测试，大概是对的。
范仲淹对仁宗说：“边境上的将帅常常苦于人少，国家拥有四海，未必缺乏人才，难道是上天生人厚待古人而薄待今人吗？大概是选拔不够精当，任用不够得当。如今各军各营中，一定有勇猛且有智谋的人，大多被管军的官员互相压制，不能得到提拔任用，坐等到衰老。恳请专门督促管军官员在各营中搜罗智勇双全的人，各举荐一名，不分将校职位高低，用武艺来测试，或者观察其胆略出众，就可以提拔到边境上任用。如果将来立下战功，就明确奖赏举荐的人；如果屡次败坏军务，也应当连坐举荐的人。”臣按：“从军队等级中寻求将才，防止其平庸，衡量其才能，按照次序任用，就能事半功倍。这可以作为太平时期选拔将帅的方法，然而遇到非常变故，又在于变通。”
欧阳修对仁宗说：“古语说：‘将相没有特定的出身，所以有的出自奴仆，有的出自士兵，有的出自盗贼。只有能够不拘一格地任用他们，才能成为名将。’国家寻求将帅的意图虽然辛劳，但选拔将帅的途径太狭窄。如今诏令近臣举荐将帅，却限制资历品级，那么在下位的人才就得不到任用了。测试将才，限制在弓马这种一夫之勇上，那么智谋足以敌万人的都被遗忘了。山林中的奇杰之士，召来之后，因为贫贱而轻视他们，不过给一个主簿的借职，让他们怏怏不乐地离去，那么古代屠夫、渔夫、贩牛者的豪杰都因激怒而流失了。以至于无人可用，宁愿任用年老体弱、庸懦暗劣的人，都把他们放在重要职位，授予兵权，天下连三岁孩童都为朝廷担忧。议论的人不知道选拔将帅没有方法，只说当今没有将帅。我希望陛下革除旧弊，奋发精求：有贤能劳苦之士，不必限制其在下位；有智谋之人，不必限制其弓马技艺；有山林中的豪杰，不可轻视其贫贱。只要陛下能用非同寻常的礼节对待人，臣子也将有非同寻常的效用来报答国家。”臣按欧阳修说：“有贤能劳苦之士，不必限制其在下位；有智慧谋略之人，不必用弓马来测试；有山林中的豪杰，不可轻视其贫贱。君主选拔将才，对于别人举荐以及有功应当升赏的人，常以这三句话作为权衡标准，就能得到人才了。”
欧阳修又说：“我见唐朝及五代直到本朝，征伐四方，在行伍中建立功业，名将多出自士兵，只在军队中就可以寻求将帅。凡是选拔将帅的方法，先选取下级禁军到厢军中年少有力的人，不拘等级，因为技艺相同，每百人编为一队来教导他们，比较技艺精熟且最勇敢的人，一百人中必有一人，得到他作为队将。合并十个队将，又教导他们，比较技艺精熟且最勇敢的人，十人中必有一人，得到他作为副将。合并十个副将，又教导他们，又从中选择有见识、懂变通的人，十人中必有一人，得到他作为大将。这一个人的技艺勇敢，是万人中的选拔。又从中选择有智谋的人来辅佐他，我所说的只在军队中就可以寻求将帅，就是这个意思。”
臣按：欧阳修的这一策略，实行在今天，也很便利。因为祖宗以来，军队的制度，等级部分已经确定，难以立即更改。如果真能在队伍中比较人的技艺精熟且勇敢的人，依次比较，逐级上升，试用军职与原来管军的官员共同任用。等到其智勇显著以及有显赫功劳的人，破格提拔任用。这样，也足以得到人才并任用，不必另外寻求就有了。
富弼对仁宗说：“参加制科考试的人，一定乐于做贤良方正，以做将帅边寄为耻，大概是让人重文雅而轻武节。又考试的人想让他们的对答困难，一定寻求艰深琐碎的事情作为问题，所以让他们所学习的不专门是有用的学问。武举的人拉弓射箭，与士兵同类，固然不敢期望得到异士。我请求近臣及藩镇大臣在文武官员中各举荐明晓兵法、有威严果断、熟习武略、堪任将帅的一二人。仍然请求不限品级，不追究罪过。限制品级则下位有才的人就被遗忘了；追究罪过则受谴责有才的人也被遗忘了。然后召到京城，酌情提拔，随其品位任用在边塞艰难之地，让他们共同磨砺，并且观察他们的能力与否。如果有警报紧急
臣按：富弼请举将帅，不限品秩，不责罪过。盖限品秩，则卑贱者不与，而世多遗才矣。责罪过，则诖误者永弃，而世无全人矣。凡求才以用世，皆不可，况求将才以即戎乎？
弼又言曰：“宜于太公庙建置武学，许文武官与白身歳得入补。聚自古兵书置于学中，纵其讨习，勿复禁止。夫习武者读太公、孙、呉、穣苴之术，亦犹儒者治五经，亦令杂读史传，博知古今胜败之势，以辅佐兵术。兵术既精，史传既博，然后中年一考校，三年大比，当杂用兵术、史传之策，才者出试之，不才者尚许在学。”
臣按：自古文武无二道，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未有文而不武，武而不文，非所以为武也。然此三代之学也，后世事事不如古。生于世者，皆今之人，而所为之事，必欲古之复是，务虚名而无实效。武学之设，虽非古，然聚武胄于一室之中，专为一事之学。子夏谓「百工居肆以成其事」，韩愈谓「事业有专攻」，亦未必无益也。
苏洵言于宋仁宗曰：「寛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飬，所飬非所用。国家用兵之时，购方略，设武举，使天下屠沽健武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虽有超世之才，而惜升斗之禄，臣恐天下有以窥朝廷也。今之任为将帅，卒有急难而可使者谁也？陛下之老将，曩之所谓战胜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为可复武举而为之新制，以革其旧弊。且昔之所谓武举者，盖疎矣。其以弓马得者，不过挽彊引重，市井之麤材；而以策试中者，亦皆记録章句，区区无用之学。又其取人太多，天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众，而待之又甚轻。其第下者不免于▯役，故其所得皆贪污无行之徒，豪杰之士耻不忍就。宜因贡士之歳，使两制各举其所闻，有司试其可者，而陛下亲策之。权略之外，便于弓马，可以出入险阻，勇而有谋者，不过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试以守边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举，陛下欲得将相于此乎？取之十人之中，岂无一二，斯亦足以济矣。」臣按：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然安不常安也，一事有龃龉，一人有杌▯，安即转而危矣。人君当国家无事之时，贤才彚进之际，恒思于心曰：「今日幸无事，人才足给使令，用之理政务，涖黎庶，固有人矣。」卒有急难，今之将帅可以折冲千里，固疆圉息祸乱者谁欤？汲汲以求之，切切以思之，孜孜以访之，试以繁难，寛其约束，养其威望，储之以备一旦仓卒之用，此最今日之急务也。
神宗熈寜五年，始建武学于武成王庙。选文武官知兵者为教授，入学给食，习诸家兵法。敎授纂次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足以训者，讲释之。愿试陈队者，量给兵伍。在学三年，具艺业考试等第推恩。未及格者，逾年再试。以兵部郎中韩缜判武学，赐食本钱万緍。生员以百人为额。
臣按：富弼于仁宗时已讲立武学，至是神宗始立学。后世于儒学之外别立武学，始此。
张舜明言于哲宗曰：「自古守边选将，未必专以攻战为事，要在精神折冲而已。如必欲战而取胜，则是兵家之下策。故有中朝而兴叹，侧席而为忧。在赵则强秦不敢加兵，在汉则鲜卑不敢南牧者，此岂皆战之功？其闻望精神有以服人者也。其闻望精神有以服人，岂一朝一夕之事哉？必有素养乃可至此。今敌人未殄，疆场屡骚，天怒未加，而爪牙先缺，此何理也？传云：『内无良将，外有敌国』，此秦之君臣犹以为忧，况以天下之大者乎？窃惟天之降才，地之生物，其杶榦栝栢，何时而乏？然自毫末以至凌云，培之植之，以充梁柱，又非一朝一夕之事也。惟其先几有备之实，故能免仓卒不及之患。」
臣按：舜民言，将之为用，不必专以攻战为事，要在精神折冲而已。斯人也，岂易得哉？自非平日有以培植之，浇灌之，壅其根而条其枝，去其翳而除其蔽，期之以大而不计其小，安能成就之使至于斯哉？国家得如是者三二人焉，则奸雄之心自折，夷冦之谋自销矣。
高宗时，校书郎汪澈因转对言：
译臣按：富弼请求推举将帅，不限定官阶品级，不追究过往罪过。大概如果限定品级，那么地位卑贱的人就无法入选，而世间就会埋没许多人才了。如果追究罪过，那么因过失而犯错的人就会被永远抛弃，而世间就没有完美无缺的人了。凡是寻求人才来治理世事，都不应该这样，何况是寻求将才来应对战争呢？
富弼又说：“应当在太公庙设立武学，允许文武官员以及没有官职的平民每年得以入校补录。把自古以来的兵书聚集在学中，任凭他们探讨研习，不再禁止。那些习武的人研读太公、孙子、吴起、穰苴的兵法，就如同儒生治学五经一样，也应当让他们广泛阅读史传，博知古今胜败的形势，来辅助军事技艺。军事技艺既已精通，史传知识既已广博，然后每年进行一次考核，每三年进行一次大考，应当综合使用兵法和史传的策论来测试，有才能的人出来应试，没有才能的人仍然允许留在学校。”
臣按：自古以来，文治与武功没有两条不同的道路，有文事的人必定有武备，从来没有只文不武、只武不文的，这不是成为武将应有的样子。然而这是夏商周三代的学问，后世事事都不如古代。生活在世上的人，都是今人，而所做的事情，却一定要恢复古代那样，追求虚名而没有实效。武学的设立，虽然不符合古制，然而把武官子弟聚集在一个屋子里，专门从事这一门学问。子夏说“百工在作坊里完成他们的工作”，韩愈说“事业有专门的攻究”，这也未必没有益处。
苏洵对宋仁宗说：“宽缓时就宠幸有名望的人，紧急时就使用披甲戴盔的武士。现在所用的人不是所培养的人，所培养的人不是所用的人。国家用兵的时候，悬赏征求方略，设立武举，使天下屠夫、商贩、健壮的武士都能徒手攫取陛下的官职；而休兵之日，虽然有超世的人才，却吝惜微薄的俸禄，我担心天下人因此窥探朝廷的虚实。现在担任将帅的人，突然遇到急难可以派遣的是谁呢？陛下的老将，过去所说的善于战胜和防守的人，如今已经去世了。我愚昧地认为可以恢复武举并制定新的制度，来革除旧的弊端。况且过去所说的武举，大概很疏漏。那些凭借弓马中选的人，不过是拉硬弓、举重物，都是市井中的粗材；而凭借策论中选的人，也都是死记硬背章句，都是微不足道的无用之学。而且他们取人太多，天下懂军事的人不应该这么多，而对待他们又非常轻慢。那些考中等级低的，不免沦为役卒，所以所得到的人都是贪婪卑污、没有品行的人，豪杰之士以之为耻而不愿就任。应当在贡士的年份，让两制官员各自推举他们所了解的人，有关部门测试其中合格的人，而陛下亲自策问。在权谋策略之外，擅长弓马，能够出入险阻，勇敢而有谋略的人，不过选取一二人，给予破格的职位，试用他们守卫边疆的任务。文人有制科，武人有武举，陛下想要从这里得到将相吗？在十个人中选取，难道没有一两个吗，这也足以济事了。”臣按：天下安定，注重宰相；天下危亡，注重将领。然而安定不会长久安定，一件事有抵触，一个人有动摇，安定就转而危亡了。君主在国家无事的时候，贤才汇聚进用之际，常常在心里想：“今天幸好无事，人才足以供使唤，用来处理政务、治理百姓，本来有人了。”突然遇到急难，现在的将帅中能够抵御千里之外的敌人、巩固边疆、平息祸乱的是谁呢？急切地寻求他，深切地思考他，勤勉地访求他，用繁难的事务来考验他，放宽对他的约束，培养他的威望，储备他以备一旦仓促之需，这是今天最紧急的事务。
神宗熙宁五年，开始在武成王庙建立武学。选拔文武官员中懂军事的人担任教授，入学的学生供给饮食，学习各家兵法。教授编纂历代用兵成败的案例，前世忠义的节操足以作为训诫的，进行讲解阐释。愿意尝试布阵操练的，酌情给予士兵。在学三年，根据学业考试成绩评定等级并给予恩荫。没有及格的，过一年再试。任命兵部郎中韩缜判武学，赐予饮食本钱一万缗。学生以一百人为定额。
臣按：富弼在仁宗时已经讲论设立武学，到这时神宗才设立武学。后世在儒学之外另外设立武学，是从这时开始的。
张舜明对哲宗说：“自古以来守卫边疆、选拔将领，未必专门以攻战为事，关键在于精神威慑罢了。如果一定要作战并取得胜利，那是兵家的下策。所以有在朝廷中兴起感叹，在侧席上感到忧虑。在赵国时，强大的秦国不敢加兵；在汉朝时，鲜卑不敢南下放牧，这难道都是作战的功劳吗？是因为他们的声望和精神足以使人信服。他们的声望和精神足以使人信服，难道是一朝一夕的事吗？必定有平时的培养才能达到这个地步。现在敌人没有消灭，边境屡次骚动，天怒还没有降临，而爪牙先已残缺，这是什么道理呢？传书说：‘内无良将，外有敌国’，秦国的君臣尚且以此为忧，何况拥有天下之大的人呢？私下认为上天降下人才，大地生长万物，那些良材何时会缺乏呢？然而从毫末到凌云，培育种植它们，使之成为梁柱，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正因为事先有防备的实效，所以能避免仓促不及的祸患。”
臣按：张舜民说，将领的作用，不必专门以攻战为事，关键在于精神威慑罢了。这样的人，难道容易得到吗？如果不是平时有所培植、浇灌，培土其根而梳理其枝，去除遮蔽而清除障碍，期望他成就大事而不计较小事，怎么能成就他使他达到这个地步呢？国家得到这样的三两个人，那么奸雄的心自然折服，夷狄寇贼的阴谋自然消解了。
高宗时，校书郎汪澈因为轮对进言说：
“立国惟文、武二道，而人才尤不可偏要，当求于无事之时。”陛下亲政以来，除召四出，滞者奋，屈者伸。然武臣中未闻有荐者，望诏帅臣、监司于本路大小使臣，举智谋可充将帅、勇鸷可率士卒者。其侍从、台諌官，如有所知，亦许论荐。
译建立国家只有文治、武功两条道路，而人才尤其不可偏废，应当在太平无事之时加以选拔。陛下亲理朝政以来，征召贤才四处派出，被埋没的人得以振奋，受压抑的人得以伸展。然而武臣中未曾听说有被推荐的人，希望陛下下诏命各路统帅、监司，在本地大小使臣中，推举智谋足以担任将帅、勇猛足以率领士卒的人。那些侍从官、台谏官，如果有所知晓，也允许他们议论推荐。
臣按：国家之储才，如人家之蓄器物，闲时求而收之，急时出而用之，则无缺絶之患矣。人才有文、武二途，文才随取而随用，取即有之；惟武才不常用，然亦不常有也。须多方以求之。诸路以来之积之于无用之地，以俟夫一时之需，然后儆急不至于乏人用也。
孝宗隆兴元年御试得正奏名三十七人，侍御史胡沂言：「臣观唐之郭子仪，以武举异等初补右卫长史，历振逺、横塞、天德军使。祖宗时试中武艺人，并赴陜西任使，或除京东捉贼，或三路沿边试其效用。今率授以▯酤之事，是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也。请宜量其才品之高下，考任之浅深，授以军职，使之习练边事，谙晓军旅，实选用之初意也。」
乾道三年，廷试始依文举给黄牒，同正奏名三十三人，榜首赐武举及第，余并赐武举出身。
臣按：开武举以试将才，亦犹设文科以取儒士也。科目以试士，得其文而未必得其行，然因言以求其心，究其学识，亦可彷佛其一二焉。武科之于将才，何莫不然？宋太祖谓：“科目进士，不敢望防，十得五，得一二人足矣。”臣于武举，谓亦然。
朱熹言于孝宗曰：「诸将之求进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财，然后以此自结于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达于陛下之贵将。贵将得其姓名，即以付之军中，使自什伍以上节次保明，称其材武堪任将帅，然后具奏为牍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见其等级推先，案牍具备，则诚以为公荐，而可以得人矣。而岂知其谐价输钱，已若晚唐之债帅哉？」夫将者，三军之司命，而其选置之方乖刺如此，则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气于宦官宫妾之门？而陛下所得以为将帅者，皆庸夫走卒，而犹望其脩明军政，激劝士卒以强国势，岂不误哉！
臣按：债帅之说起于晚唐，至宋南渡后亦有之。方国家隆盛，人主公明之时，无此等事也。熹之此疏，说出当时营求以为将帅之弊，委曲亲切，如躬临其事，亲见其人。然人君用将，当加审察，曰：「吾今日之用将帅，得无亦有此弊乎？」幸勿以其案牍具备，等级推先，而即信以为实然也【以上言选用】
以上论将帅之任【中】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三十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三十一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严武备
将帅之任【下】
六韬》曰：凡国有难，君避正殿，召将而诏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将军。今某国不臣，愿将军帅师应之。」将既受命，乃命太史卜，斋三日之太庙，钻灵▯，卜吉日以受斧钺。君入庙门，西面而立，君亲操钺，持首授将，其柄曰：「从此上至天者，将军制之。」复操斧，持柄授其将，其刃曰：「从此下至渊者，将军制之。」见其虚则进，见其实则止。勿以三军为众而轻敌，勿以受命为重而必死，勿以身贵而贱人，勿以独而违众，勿以辩说而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众必尽死力。将已受命，拜而报君曰：「臣闻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臣既受命，专斧钺之威，臣不敢生还。愿君亦埀一言之命于臣。」君不许，臣臣不敢将。君许之，乃辞而行。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临敌决战，无有二心。若此，则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君于后。是故智者为之谋，勇者为之鬬，气厉青云，疾若驰骛，兵不接刃而敌降服。战胜于外，功立于内，吏迁上赏，百姓欢悦，将无咎殃。
唐太宗谓李靖曰：「古者出师命将，斋三日，授之以钺，曰：『从此至天，将军制之。』又授之以斧，曰：『从此至地，将军制之。』又推其毂，曰：『进退惟时。』既行军中，但闻将军令，不闻君命。朕谓此礼久废，今欲与卿叅定遣将之仪，如何？」靖曰：「臣窃谓圣人制作，致斋于庙者，所以假威于神也；授斧钺又推其毂者，所以委寄以权也。臣按《六韬》之书，所谓避正殿，乃秦汉以后事，决非武王与太公问答之言。但其中所引遣将之仪，
译臣按：国家储备人才，就像人家积蓄器物，在闲暇时寻求并收纳，在紧急时取出使用，就不会有缺乏断绝的祸患了。人才有文、武两条途径，文才随时选取随时使用，选取就有；唯独武才不常使用，然而也不常存在。必须多方寻求。各路选拔出来的人才，积蓄在无用之地，以等待一时的需要，然后警戒紧急时不至于缺乏可用之人。
孝宗隆兴元年，殿试录取正奏名三十七人，侍御史胡沂说：“我观察唐朝的郭子仪，凭借武举异等初补右卫长史，历任振远、横塞、天德军使。祖宗时代考中武艺的人，都到陕西任职，有的除授京东捉贼，有的在沿边三路试用其效力。现在一律授予他们酒税之事，这是所选取的不是所使用的，所使用的不是所学习的。请求应当衡量其才能品级的高低，考察任用的深浅，授予他们军职，让他们习练边事，熟悉军旅，这实在是选用的初衷。”
乾道三年，殿试开始依照文举颁发黄牒，同正奏名三十三人，第一名赐武举及第，其余都赐武举出身。
臣按：开设武举来测试将才，也就像设立文科来选取儒士一样。科目用来测试士人，得到其文采未必得到其品行，然而通过言论来探求其内心，研究其学识，也可以大概了解一二。武科对于将才，何尝不是如此？宋太祖说：“科目进士，不敢期望十全十美，十中得五，得一二人就足够了。”我对武举，认为也是这样。
朱熹对孝宗说：“诸将谋求晋升，必定先搜刮士卒以积累私财，然后以此结交陛下的亲信，而祈求将姓名传达给陛下的贵将。贵将得到他们的姓名，就交给军中，让从什伍以上逐级保举证明，称赞其材武堪任将帅，然后具文奏报在陛下之前。陛下只看到他们等级推先，案牍具备，就真诚认为是公荐，而可以得人了。哪里知道他们行贿输钱，已经像晚唐的债帅了呢？”将领是三军的主宰，而选拔安置的方法如此违背常理，那么那些智勇材略之人，谁肯压抑心气在宦官宫妾的门下？而陛下所得以为将帅的，都是庸夫走卒，还期望他们修明军政，激励士卒以强国势，岂不错误吗！
臣按：债帅之说兴起于晚唐，到宋朝南渡后也有。当国家隆盛，人主圣明之时，没有这样的事。朱熹的这道奏疏，说出了当时营求以为将帅的弊端，委曲亲切，如同亲身临其事，亲眼见到其人。然而人主任用将领，应当加以审察，说：“我今天任用将帅，难道也有这样的弊端吗？”幸好不要因为他们案牍具备，等级推先，就相信确实是如此【以上言选用】
以上论将帅之任【中】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三十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三十一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严武备
将帅之任【下】
《六韬》说：凡国家有难，君主避开正殿，召见将领并诏告他说：“社稷安危，全在将军。现在某国不臣服，希望将军率领军队应对。”将领既已受命，就命令太史占卜，斋戒三天到太庙，钻灼灵骨，占卜吉日以接受斧钺。君主进入庙门，面向西站立，君主亲自拿着钺，手持钺首授予将领，其柄说：“从此上至天者，将军制之。”又拿着斧，手持斧柄授予将领，其刃说：“从此下至渊者，将军制之。”看到敌人虚弱就前进，看到敌人坚实就停止。不要以三军众多而轻敌，不要以受命为重而必死，不要以身贵而贱人，不要以独断而违众，不要以辩说而必然。士卒未坐不要坐，士卒未食不要食，寒暑必须相同。这样，士卒必定尽死力。将领已受命，拜而回报君主说：“我听说国家不可从外治理，军队不可从中控制。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我既已受命，专掌斧钺之威，我不敢生还。希望君主也垂下一言之命于我。”君主不许，臣不敢将。君主许之，就辞别而行。军中事务，不听君主命令，都由将领发出。临敌决战，没有二心。像这样，就没有天在上，没有地在下，没有敌人在前，没有君主在后。因此智者为之谋划，勇者为之战斗，气势凌厉青云，疾如驰骛，兵不接刃而敌人降服。战胜于外，功立于内，官吏迁升上赏，百姓欢悦，将领没有灾祸。
唐太宗对李靖说：“古代出兵命将，斋戒三天，授予钺，说：‘从此至天，将军制之。’又授予斧，说：‘从此至地，将军制之。’又推其车毂，说：‘进退惟时。’既行军中，只听将军令，不听君主命令。我认为此礼久废，现在想与你参定遣将之仪，如何？”李靖说：“我私下认为圣人制作，致斋于庙者，所以借威于神；授斧钺又推其毂者，所以委托以权。我按《六韬》之书，所谓避正殿，乃是秦汉以后事，决非武王与太公问答之语。但其中所引遣将之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