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四十八
臣按：错此言地形各有所宜，与夫兵卒相当之数，而卒归其过于不习勒卒，将不省兵。夫将能省兵，则器械无不利矣；卒能习勒，则兵无不可用矣。
错又言曰：“臣闻小大异形，彊弱异势，险易异备。夫卑身以事彊，小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令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险道倾仄【古侧字】且驰且射，风▯罢劳，饥渇不困，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劲弩长防，射疏及逺，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材官驺【矢之善者】发矢道同的【同一中的】下马地鬬，剑防相接，去就相薄【迫也】此中国之长技也。然兵防器战，危事以大为小，以疆为弱，在俛仰之间耳。夫以人之死争胜，跌而不振，则悔之无及也。帝王之道，出于万全。令降胡义渠来归，谊者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邉帅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而各用其长技，衡【横也】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
臣按：错谓兵凶战危，以大为小，以彊为弱，在俯仰之间。臣愚以为用兵之变，岂但大小彊弱之间可易置而已哉？生死兴亡，在呼吸顷耳。其蹉跌也，不但不振而已；其为悔也，何可及哉！是以帝王之道，必出于万全，必先事而深思，不临事而后悔也。
宣帝元康三年，先零羌与诸羌解仇交质，上以问充国，对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撃势不一也。”
哀帝建平中，匈奴单于上书，愿朝。哀帝以问公卿，亦以为虚费府帑，可且勿许。扬雄上书諌曰：「六经之治，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二者不可不察也。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以秦始皇之彊，防恬之威，带甲四十余万，然不敢窥西河，乃筑长城以界之。防汉初兴，以髙祖之威灵，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时竒谲之士，石【大也，又坚固也】画【计策】之臣甚众，卒其所以脱者，世莫得而言也。髙后时，匈奴悖慢，大臣权书遗之，然后得解。及孝文时，匈奴侵暴北邉，▯骑至雍甘泉，京师大骇，发三将军屯细栁、棘门、霸上以备之，数月乃罢。孝武即位，设马邑之权，欲诱匈奴，徒费财劳师，一虏不可得见，况单于之面乎？其后乃大兴师，数十万使卫青、霍去病操兵，前后十余年，于是浮西河，絶大幕，破寘顔，袭王庭，穷极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以临瀚海。匈奴震怖，益求和亲，然而未肯称臣也。且夫前世岂乐倾无量之费，役无罪之人，快心于狼望【匈奴地名】之北哉？以为不一劳者不久佚，不暂费者不永宁，是以忍百万之师以摧饿虎之喙，运府库之财，填卢山【匈奴中山】之壑而不悔也。至太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乌孙，侵公主，乃发五将之师，十五万骑以撃之，时鲜有所获，徒奋扬威武，明汉兵若风雷耳，虽空行空反，尚诛两将军，故北狄不服，中国不得髙枕安寝也。至元康、神爵之间，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日逐、呼韩邪携国归死扶伏【匍匐】称臣，然尚羁縻之计，不颛制。自此之后，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国天性忿鸷，形容魁健，负力怙气，难化以善，易肄以恶，其彊难诎，其和难得。故未服之时，劳师逺攻，倾国殚货，伏尸流血，破坚拔敌，如彼之难也。既服之后，慰荐抚循，交接赂遗，威仪俯」仰如此之备也。匈奴真中国之坚敌，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轻也。今单于归义，懐款诚之心，欲离其庭，陈见于前。此乃上世之遗防，神灵之所想望。国家虽费，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来厌之辞，疎以无日之期，消徃昔之恩，开将来之隙。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臣窃为国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以遏边萌之祸。
臣按：扬雄此书，前汉所以处匈奴者，备于此矣。但其所谓单于归
译臣按：贾谊所说的地形各有适宜之处，以及兵力相当的数量，最终归结其过错在于不善于训练士兵，将领不了解军队。将领若能了解军队，那么器械就没有不锋利的；士兵若能熟悉训练，那么军队就没有不可使用的。
贾谊又说：“我听说大小形态不同，强弱形势不同，险易防备不同。降低身份侍奉强国，是小国的形势；联合小国攻打大国，是敌对国家的形势；利用蛮夷攻打蛮夷，是中原国家的形势。现在匈奴的地形技艺与中原不同，上下山坡，出入溪涧，在险峻狭窄的道路上边奔驰边射箭，像风一样迅疾，即使疲惫劳累，饥渴也不困顿，这是匈奴的长处。至于在平原平坦之地，轻车突击骑兵，强弩长戟，射击稀疏且远，坚甲利刃，长短兵器配合，游动弩手往来，什伍编制一起前进，材官善射者发射箭矢目标一致，下马在地面搏斗，剑戟相接，进退逼迫，这是中原的长处。然而兵器战争，危险的事情由大变小，由强变弱，就在俯仰之间罢了。用人命去争夺胜利，一旦跌倒不能振作，那么后悔也来不及了。帝王之道，出于万全。现在投降的胡人义渠来归顺，合乎道义地给他们饮食，他们的长处与匈奴相同，可以赐给他们坚甲絮衣，强弓利箭，再加上边帅的精良骑兵。让明将能了解他们的习俗，调和安抚他们的心，用陛下的明令统率他们，如果有险阻，就用他们抵挡；在平地通道，就用轻车材官控制他们。两军互为表里，各自使用其长处，再加上人多势众，这是万全之术。”
臣按：贾谊说战争凶险，由大变小，由强变弱，在俯仰之间。臣愚以为用兵的变数，难道只是大小强弱之间可以互换而已吗？生死兴亡，在呼吸之间罢了。其失误，不只是不能振作而已；其后悔，哪里来得及呢！所以帝王之道，必须出于万全，必须在事前深思，不临事后悔。
宣帝元康三年，先零羌与其他羌人解除仇怨交换人质，皇上拿此事询问赵充国，赵充国回答说：“羌人之所以容易控制，是因为他们各自有首领，多次互相攻击，势力不统一。”
哀帝建平年间，匈奴单于上书，愿意朝见。哀帝拿此事询问公卿，公卿也认为白白耗费府库钱财，可以暂且不允许。扬雄上书劝谏说：“六经的治理，贵在未乱之时；兵家的胜利，贵在未战之时。这两者不可不考察。匈奴本是五帝不能臣服，三王不能控制的。凭借秦始皇的强大，蒙恬的威严，带甲四十多万，然而不敢窥视西河，于是修筑长城来划定界限。汉朝初兴，凭借高祖的威灵，三十万军队被困于平城，士兵有的七天不吃东西，当时奇谋之士，深谋远虑之臣很多，最终得以脱身的办法，世人无法说清楚。高后时，匈奴傲慢无礼，大臣权宜写信给他们，然后得以解脱。到了孝文帝时，匈奴侵扰北方边境，骑兵到达雍甘泉，京城大惊，发三将军屯驻细柳、棘门、霸上防备，几个月才罢兵。孝武帝即位，设马邑之权谋，想引诱匈奴，白白耗费财力劳苦军队，一个俘虏都看不见，何况单于的面容呢？后来于是大兴军队，数十万使卫青、霍去病带兵，前后十几年，于是渡过西河，穿越大漠，攻破寘颜，袭击王庭，穷尽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 禅于姑衍，以临瀚海。匈奴震惊恐惧，更加寻求和亲，然而不肯称臣。况且前世难道乐于倾尽无量的费用，役使无罪的人，在狼望以北快意吗？认为不一次劳苦就不长久安逸，不暂时耗费就不永远安宁，所以忍心百万军队来摧毁饿虎的嘴，运府库之财，填卢山之壑而不后悔。到了太始之初，匈奴有桀骜之心，想掠夺乌孙，侵犯公主，于是发五将之师，十五万骑兵攻击他们，当时鲜有收获，白白振奋威武，显示汉兵如风雷，虽然空行空返，尚且诛杀两将军，所以北狄不服，中国不得高枕安寝。到了元康、神爵之间，匈奴内乱，五个单于争立，日逐、呼韩邪携带国家归顺，匍匐称臣，然而尚且是羁縻之计，不专制。自此之后，想朝见的不错过，不想朝见的不强迫。为什么呢？外国天性忿怒鸷猛，形容魁梧健壮，倚仗力气气势，难以用善教化，容易用恶习染，其强难以屈服，其和难以得到。所以未服之时，劳师远攻，倾国殚货，伏尸流血，破敌拔坚，如彼之难。既服之后，慰荐抚循，交接贿赂，威仪俯仰如此之备。匈奴真是中国的强敌，前世重视它更加严重，未易可轻。现在单于归义，怀款诚之心，想离开其庭，陈见于前。这是上世之遗策，神灵之所想望。国家虽然耗费，不得已。奈何拒绝以来厌之辞，疏远以无日之期，消往昔之恩，开将来之隙。百年劳之一日失，费十而爱一。臣窃为国家不安。希望陛下稍留意于未乱未战，以遏边萌之祸。”
臣按：扬雄此书，前汉所以处理匈奴的，备于此矣。但其所谓单于归
义，陈见于前，以为乃上世之遗防，神灵之所想望，则过矣。夫荒服之外，礼教所不及者，圣王所不臣。必欲使冠带以列位，稽颡而来朝，以此为遗后之防，以此为足以慰神灵之想望，是乃秦皇汉武夸大喜功之私心，非帝王大中至正之道也。
译义理摆在眼前，却认为这是上古遗留的防范措施，是神灵所期望的，这就错了。荒服以外的地方，是礼教所不能达到的，圣明的君王并不将其视为臣属。如果一定要让他们穿戴冠带以排列位次，叩头前来朝见，把这当作留给后代的防范措施，把这当作足以慰藉神灵的期望，这不过是秦始皇、汉武帝夸耀大喜功的私心，并非帝王中正平和的大道。
王莽时，匈奴入云中塞，诸将在边，未敢出撃。严尤谏曰：“匈奴为害，所从来久矣，未闻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后世三家，周、秦、汉征之，然皆未有得上防者也。周得中防，汉得下防，秦无防焉。当周宣王时，玁狁内侵，至于泾阳，命将征之，尽境而还，其视匈奴之侵，譬犹蟁蝱之螫，驱之而已，故天下称明，是为中策。汉武选将练兵，约赍轻粮，深入逺戌，虽有克获之功，胡輙报之，兵连祸结，三十余年，中国罢耗，匈奴亦创艾，而天下称武，是为下防。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筑长城之固，延袤万里，转输之行，起扵负海彊境，既完，中国内竭，以丧社稷，是为无防。”刘贶曰：“严尤辨而未详，班固详而未尽，推其至，当周得上防，秦得其中，汉无防，何以言之？荒服之外，声教所不逮，其叛不为之劳师，其降不为之释备，严守御险，走集使其欲为寇而不能，欲为臣而不得也。恵此中夏，以绥四方，周之道也。故曰周得上防。易称王侯设险以守其国，筑长城、守障塞，所以设险也。赵简子起长城，燕、秦亦筑长城，以限中外。秦兼天下，益理城堑，城全国灭，人归咎焉。后魏筑长城，议者以为人治一步，方三千里，役三十万人，不旬朔而获久逸，故曰秦得中防。汉以宗女嫁匈奴，而髙祖亦审鲁元不能止赵王之逆谋，谓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冐顿手杀其亲，而冀其不与外祖争彊，岂不惑哉？然则知和亲非久安计，而为之者，以天下初定，纾嵗月之祸耳。武帝时，中国乂安，北寇益希，疏而絶之，此其时也。方更縻耗，华夏连兵积年，故严尤以为下防。
臣按：严尤谓后世征戎有三防，谓周得中防，汉得下防，秦无防焉。不知其所谓上防者，果何代有之乎？意者必如虞之无怠无荒，而四夷来王；周之明王慎徳，而四夷咸賔，然后为上防乎？夫虞、周之事，化之也，非征之也。若夫命将征之之防，臣窃以为俨狁来侵，从而御之，驱之出境，不复穷追，周得上防矣。秦之筑长城，急于成功，轻用民力，内竭中国以丧社稷，固为无防。然使其能因近邉之人，当农隙之时，以渐而修筑邉墙，以御戎马之冲突，刘贶谓之得中防，亦非也。汉武之穷兵黩武，兵连祸结三十余年，谓之下策也，宜哉。虽然，汉人出塞之兵，犹因其犯邉而征之也。后世乃有彼本不犯边，而出其不意以掩袭之者，岂非无防之甚哉？又出汉人之下矣。
顺帝永和五年，南匈奴吾斯、车纽等反冦西河，诏度辽将军马续招降之。大将军梁商移书续等曰：“中国安宁，忘战日久，良骑野合，交锋接矢，决胜当时，戎狄之所长，而中国之所短也。彊弩乘城，坚营守固，以待其衰，中国之所长，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务先所长，以观其变，设购开赏，宣示反悔，勿贪小功以乱大谋。”
臣按：中国与外国各有所长，吾惟用吾之长，而于彼之所长也，恒思有以避之。设法用计，随时趋势，使彼违所长，而以吾所长乗而陵之，鲜不胜矣。
唐太宗贞观二年，北颉利政乱，薛延陀、囬纥等叛之，颉利不能制。防大雪，羊马多死，民大饥。郑元璹使还，言于上曰：“戎狄兴衰，皆以羊马为▯。今突厥民饥畜瘦，将亡之兆也。”羣臣多劝上乗间撃之。上曰：“背盟不信，利灾不仁，乗危不武。纵其种落尽叛，六畜无余，朕终不撃。必待有罪，然后讨之。”
臣按：太宗此言，得帝王之道。大哉，王言，天地之心也。
贞观四年，西突厥种落散在伊吾，诏以李大亮为安抚大使，贮粮碛口以赈之。大亮言：“欲懐逺者，必先安近。中国如本根，四夷如枝叶。疲中国以奉四夷，犹拔本根以益枝叶也。今招至西突厥，但见劳费，未见有益。况西河州县萧条，不堪供亿，不如罢之。其或自立君长、求内属者，羁縻受之，使居塞外，为中国藩蔽。此乃施虚恵而收实利也。”上从之。
臣按：大亮此言，既知所轻重，又知所内外。朝廷用若人以安抚外夷，岂徒外夷得其安哉？而中国亦将赖之也。
贞观十八年
译王莽时期，匈奴入侵云中塞，各位将领驻守边境，不敢出兵迎战。严尤劝谏说：“匈奴为害，由来已久，未曾听说上古时代有必须征讨他们的先例。后世三代，周、秦、汉都曾征讨过他们，然而都没有达到上等的防御策略。周朝达到了中等的防御策略，汉朝达到了下等的防御策略，秦朝则没有防御策略。在周宣王时，玁狁入侵内地，到达泾阳，宣王任命将领征讨他们，将敌人驱逐出境便返回，他们看待匈奴的入侵，就像蚊虫叮咬一样，驱赶掉罢了，所以天下称颂其英明，这是中等策略。汉武帝选拔将领、训练士兵，约定携带轻便粮食，深入远方戍守，虽然有攻克获取的战功，但胡人随即报复，战争连绵、祸患结聚，长达三十多年，中原地区疲惫损耗，匈奴也遭受创伤，而天下称颂其威武，这是下等策略。秦始皇不能忍受小的耻辱，轻视民力，修筑坚固的长城，绵延万里，转运物资的劳役，从沿海的疆域开始，长城建成后，中原内部枯竭，因此丧失了国家，这是没有防御策略。”刘贶说：“严尤的辨析不够详尽，班固的论述详尽却未尽善，推究其极致，应当是周朝达到了上等的防御策略，秦朝达到了中等的防御策略，汉朝没有防御策略，为什么这么说呢？荒服之外，是声威教化所达不到的地方，他们叛乱时不为此劳师动众，他们投降时不为此解除戒备，严守险要，使他们想为寇而不能，想为臣而不得。爱护中原，以此安抚四方，这是周朝的道理。所以说周朝达到了上等的防御策略。《易经》称王侯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修筑长城、守卫障塞，就是用来设置险阻。赵简子修筑长城，燕、秦也修筑长城，用来限制内外。秦统一天下，更加治理城墙壕沟，城墙修好了国家却灭亡了，人们归咎于此。后魏修筑长城，议论的人认为每人治理一步，方圆三千里，役使三十万人，不到十天就能获得长久的安逸，所以说秦朝达到了中等的防御策略。汉朝把宗室女子嫁给匈奴，而高祖也清楚鲁元公主不能阻止赵王的逆谋，认为能平息匈奴的叛乱，是不对的。况且冒顿亲手杀死他的亲人，却希望他不与外祖父争夺强权，难道不迷惑吗？既然知道和亲不是长久的安定之计，却这样做，是因为天下刚刚平定，缓解岁月的祸患罢了。武帝时，中原安定，北方寇患日益稀少，疏远并断绝关系，这正是时机。反而更加耗费，华夏连年用兵，所以严尤认为这是下等策略。”
臣按：严尤说后世征讨戎狄有三种策略，说周朝达到了中等策略，汉朝达到了下等策略，秦朝没有策略。不知道他所说的上等策略，究竟哪个朝代有呢？我想必定像虞舜那样不懈怠不荒废，而四方蛮夷来朝拜；周朝明王谨慎德行，而四方蛮夷都归顺，然后才是上等策略吧？虞、周的事情，是教化他们，不是征讨他们。至于任命将领征讨的策略，我私下认为玁狁来侵，跟随他们抵御，驱赶他们出境，不再穷追，周朝就达到了上等策略了。秦朝修筑长城，急于成功，轻用民力，内部枯竭中原以丧失国家，固然没有策略。然而假使他能利用靠近边境的人，在农闲之时，逐渐修筑边境城墙，以抵御戎马的冲突，刘贶说这达到了中等策略，也是不对的。汉武帝穷兵黩武，战争连绵祸患结聚三十多年，说这是下策，是适宜的。虽然如此，汉人出塞的军队，还是因为他们侵犯边境才征讨他们。后世却有对方本来不侵犯边境，却出其不意去掩袭他们的，难道不是没有策略到了极点吗？又比汉人更差了。
顺帝永和五年，南匈奴吾斯、车纽等人反叛寇掠西河，皇帝下诏让度辽将军马续招降他们。大将军梁商写信给马续等人说：“中原安宁，忘记战争的日子很久了，优良的骑兵在野外交战，交锋接矢，决胜在当时，这是戎狄的长处，而中原的短处。强弩登上城墙，坚固营垒防守稳固，等待他们衰弱，这是中原的长处，而戎狄的短处。应该务必先发挥长处，来观察他们的变化，设立悬赏开导奖赏，宣示反悔的机会，不要贪图小功而扰乱大谋。”
臣按：中原与外国各有所长，我只用我的长处，而对于他们的长处，常常思考有办法避开它。设法用计，随时顺应趋势，使他们违背他们的长处，而用我的长处乘势凌驾他们，很少有不胜利的。
唐太宗贞观二年，北方的颉利可汗政治混乱，薛延陀、回纥等背叛他，颉利不能控制。恰逢大雪，羊马大多死亡，百姓大饥荒。郑元璹出使回来，对皇上说：“戎狄的兴衰，都以羊马为根本。现在突厥百姓饥饿牲畜瘦弱，这是将要灭亡的征兆。”群臣大多劝皇上趁机攻击他们。皇上说：“违背盟约是不守信，利用灾祸是不仁，乘人之危是不武。纵然他们的部族全部背叛，六畜没有剩余，我终究不攻击。一定要等到他们有罪，然后讨伐他们。”
臣按：太宗这番话，符合帝王之道。伟大啊，王者的言语，是天地的本心。
贞观四年，西突厥的部族散居在伊吾，皇帝下诏任命李大亮为安抚大使，在碛口储存粮食来赈济他们。李大亮说：“想要怀柔远方的人，必须先安定近处的人。中原如同根本，四方蛮夷如同枝叶。疲敝中原来奉养四方蛮夷，犹如拔除根本来增益枝叶。现在招来西突厥，只见到劳苦耗费，没见到有益处。况且西河州县萧条，不能承受供给，不如停止。那些自己立君长、请求内附的，用羁縻政策接受他们，让他们居住在塞外，作为中原的屏障。这是施加虚惠而收取实利。”皇上听从了他。
臣按：李大亮这番话，既知道轻重，又知道内外。朝廷任用这样的人来安抚外夷，难道只是外夷得到安宁吗？中原也将依赖他。
贞观十八年
，突厥▯利苾可汗北渡河，薛延陀恶之，数相攻。▯利苾有众十万，不能抚御，其众悉南渡河，请处于胜夏之间。上许之。羣臣皆曰：“陛下方逺征辽左，而置突厥于河南，距京师不逺，岂得不为后虑？愿留镇洛阳，遣诸将东征。”上曰：“彼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徳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葢徳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且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归我，其情可见矣。”▯利苾既失众，轻骑入朝。上以为右武卫将军。
译突厥利苾可汗向北渡过黄河，薛延陀对此感到厌恶，双方多次互相攻伐。利苾拥有十万部众，却无法安抚驾驭，他的部众全部向南渡过黄河，请求居住在胜夏之间。唐太宗准许了他们的请求。群臣都说：“陛下正打算远征辽东，如果把突厥安置在黄河以南，距离京城不远，难道能不成为后患吗？希望陛下留在洛阳镇守，派遣各位将领向东征讨。”唐太宗说：“他们也是人，其情感与中原之人没有不同。君主担心的是恩德不施，不必猜忌异族。如果恩德广布，那么四方夷族可以像一家人一样相处。况且他们不向北投奔薛延陀，却向南归附我们，他们的心意已经很明显了。”利苾既然失去了部众，便率领轻骑兵入朝觐见。唐太宗任命他为右武卫将军。
胡寅曰：「子贡问『博施济众，尧舜其犹病诸』，四海至广矣，施必极其博，济必周于众，圣人心所欲也，而势有所弗及尔。是故先王畿次中夏，外四夷，虽一视同仁，然必笃近而举逺也。于是画为五服，要荒在外，为之限禁。自尧舜三代皆不敢废。夫圣人之心与天地同，试必不为猜忌也。而太宗所见特异乎此，是以二帝三王有所未尽耶？夫厚遇降人，则于中国将薄矣；推诚异类，则于可信者将疑矣。是以有征辽造舟之扰，絶昏仆碑之失，葢必然之理也。」
臣按：胡氏所言，非但为唐太宗也，万世人君皆当留念焉。
贞观二十一年，回纥诸部皆来朝。请吏，诏以为六府七州，各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各赐金缯，遣之。诸酋长奏请以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上许之。于是北荒悉平。
范祖禹曰：「舜曰『而难任人，蛮夷率服』，又曰『无怠无荒，四夷来王』。盖柔逺能迩，治内安外，而殊俗之民向风慕义，不以利诱，不以威胁，而自至矣。故不劳民，不费财。至于后世之君，或雔疾而欲殄灭之，或爱恱而欲招来之，是二者皆非也。何则？彼亦人类也。王者于天地间无所不养，况人类而欲残之乎？残之固不可，况不能胜而自残其民乎？仁人之所不为也。为之者，秦始皇是也。山川之所限，风气之所移，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列为州县，是崇虚名而受实▯也。且得之既以为功，则失之必以为耻，不在于己，则在子孙。故有征伐之劳，餽饷之烦，民不堪命，而继之以亡，隋炀帝是也。且国家地非不广也，民非不众也，曷若修徳行政，以恵养之，使男有余粟，女有余布，兵甲不试，以致太平，不亦帝王之盛美乎？夫有求于外，如彼其难也；无求于外，如此其易也。然而人君常舍所易而行所难，何哉？忽近而喜逺，厌故而谋新，虽或未至于亡，而常与之同事，其累徳岂细哉？太宗好大无穷，兼蓄夷夏，非所以遗后嗣安中国之道，此当以为戒，而不可慕也。」
臣按：范氏此论，人主宜留心玩味，则知内外之所闗系，孰轻孰重，孰缓孰急，孰是孰非，了然于心目之间，而为之去取从违，则内安而外靖，本固而末顺矣。
徳宗时，陆贽上言曰：「陛下忿蕃丑之暴掠，惩邉镇之空虚，缮甲益兵，庇人保境，此诚雄武之英志，覆育之仁心，刷愤耻而扬威声，海内咸望有必攻之期矣。」既而统师无律，制事失权，戍卒不▯于守臣，守臣不总于元帅，至有一城之将，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监临，皆承别诏委任，分镇亘千里之地，莫相率从，沿边列十万之师，不设谋主，毎至敌人犯境，方驰书奏取裁，行李往来，动输旬日，比防徴发，救援冦已获胜，罢归小则蹂借麦禾，大则驱掠人畜，是乃益甲兵而费财用，竟何补侵轶之患哉？夫将贵専谋军尚气势，训齐由乎纪律，制胜在于机▯。是以兵法有分阃之辞，有合拳之喻，有进退如一之令，有便宜从事之规，故能动作恊变，通制备，垂永久，出则同力，居则同心，患难相交，急疾相赴。兵之奉将，若四支之卫头目，将之守境，若一家之保室庐，然后可以扞寇雠，防甿庶，蕃畜牧，辟田畴。天子惟务择人而任之，则髙枕无虞矣。吐蕃之比于中国，众寡不敌，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余，我守不足，葢彼之号令在将，而我之节制在朝，彼之兵众合并，而我之部分离析，则纪律不一而气势不全，节制在朝则谋议多端而机权多失。臣故曰：「错置乖当，此之谓乎。」
臣按：贽谓吐蕃之比于中国，多寡不敌，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余，我守不足。葢彼之号令在将，我之号令在朝；彼之兵众合并，而我之部分离析。此非特当时蕃汉用兵之▯，而今世沿邉将领所以守邉而御敌，其实与之无异焉。善为国者，尚思其所以然而豫为之图，岂非边鄙生灵之幸哉！
贽又言曰：「戎狄为患，自古有之。其于制御之方，得失之论，备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即叙者曰：『非徳无以化要荒，曾莫知
译胡寅说：“子贡问‘广泛施予恩惠、救济大众，连尧舜都担心难以做到’，四海极为广阔，施恩必须极其广博，救济必须周全大众，这是圣人内心所希望的，但形势有所不及。因此先王将王畿置于中原，将四夷置于外围，虽然一视同仁，但必定厚待近处而举荐远处。于是划定五服，要服和荒服在外，为之设立限制禁令。从尧舜到夏商周三代都不敢废弃。圣人的心与天地相同，试问必定不会猜忌。而唐太宗的看法与此特别不同，难道是因为二帝三王有所未尽吗？厚待投降的人，那么对于中原百姓就会刻薄；对异族推心置腹，那么对于可信的人就会产生怀疑。因此有征讨辽东、制造战船的扰民之举，断绝和亲、仆倒石碑的失误，这都是必然的道理。”
臣按：胡氏所说的，不仅针对唐太宗，万世的君主都应当留意。
贞观二十一年，回纥各部都来朝见。请求设置官吏，下诏设立六府七州，各自任命其酋长为都督、刺史，各自赐予金帛，遣送他们回去。各酋长上奏请求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辟一条道路，称为‘参天可汗道’，设置六十八个驿站。皇上准许。于是北方荒远之地全部平定。
范祖禹说：“舜说‘你难以任用人才，蛮夷都顺服’，又说‘不要懈怠荒废，四夷来朝称王’。大概安抚远方、亲近近处，治理内部、安定外部，而风俗不同的百姓向往风气、仰慕道义，不利用利益诱惑，不利用威势胁迫，而自然到来。所以不劳役百姓，不耗费钱财。至于后世的君主，有的憎恶想要灭绝他们，有的喜爱想要招揽他们，这两种做法都不对。为什么呢？他们也是人类。君王在天地间无所不养育，何况是人类而想要残害他们呢？残害他们本来就不可以，何况不能战胜而自我残害百姓呢？仁爱的人不做这种事。做这种事的，是秦始皇。山川所限制，风气所改变，得到土地不可居住，得到百姓不可役使，列为州县，这是崇尚虚名而承受实祸。况且得到之后认为有功，那么失去之后必定认为耻辱，不在自己，就在子孙。所以有征伐的劳苦，供给的烦扰，百姓无法承受，接着就是灭亡，隋炀帝就是这样。况且国家土地不宽广，百姓不众多，何不修养德行、施行政令，来惠养他们，使男子有余粮，女子有余布，兵器不用，以达到太平，不也是帝王的盛大美德吗？对外有所求，像那样困难；对外无所求，像这样容易。然而君主常常舍弃容易的而做困难的，为什么呢？忽视近处而喜欢远处，厌倦旧事而谋划新事，虽然有时不至于灭亡，但常常与之同流合污，其损害德行岂是小事？唐太宗喜好宏大无穷，兼蓄夷夏，这不是留给后代安定中原的方法，这应当引以为戒，而不可羡慕。”
臣按：范氏这番议论，君主应当留心玩味，就知道内外所关联的，哪个轻哪个重，哪个缓哪个急，哪个是对哪个是错，在心目之间清清楚楚，而进行取舍顺从违逆，那么内部安定而外部平静，根本稳固而枝末顺从了。
德宗时，陆贽上言说：“陛下愤恨吐蕃的暴掠，惩戒边境镇守的空虚，修缮铠甲增加士兵，庇护百姓保卫疆境，这确实是雄武的英明志向，养育的仁爱之心，洗刷愤耻而宣扬威声，海内都盼望有必定进攻的日期。”不久统领军队没有纪律，处理事情失去权柄，戍卒不归守臣管辖，守臣不归元帅统领，以至于一个城的将领，一支军队的士兵，各自降下中使监临，都承接别诏委任，分镇千里之地，不相率领服从，沿边列阵十万军队，不设谋主，每当敌人侵犯边境，才驰书奏请裁断，使者往来，动不动就花费十天，等到防备征发，救援时寇敌已经获胜，罢兵归来小则践踏麦禾，大则驱掠人畜，这是增加甲兵而耗费财用，终究对侵扰之患有什么补益呢？将领贵在专断谋划，军队崇尚气势，训练整齐在于纪律，制胜在于机变。所以兵法有分阃之辞，有合拳之比喻，有进退如一的命令，有便宜从事的规矩，所以能动作协调变化，通制备，垂永久，出征则同力，居守则同心，患难相交，急疾相赴。士兵奉将领，像四肢护卫头目，将领守边境，像一家保护室庐，然后可以抵御寇仇，防备百姓，蕃息畜牧，开辟田地。天子只务求选择人才而任用他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吐蕃相比中国，众寡不敌，工拙不侔，但是他们对攻有余，我们防守不足，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号令在将领，而我们的节制在朝廷，他们的兵众合并，而我们的部分离析，那么纪律不一而气势不全，节制在朝廷则谋议多端而机权多失。臣所以说：‘错置乖当，说的就是这个。’”
臣按：陆贽说吐蕃相比中国，多寡不敌，工拙不侔。但是他们对攻有余，我们防守不足。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号令在将领，我们的号令在朝廷；他们的兵众合并，而我们的部分离析。这不仅是当时蕃汉用兵的弊端，而今世沿边将领所以守边而御敌，其实与之无异。善于治国的人，尚且思考其所以然而预先为之谋划，岂不是边境百姓的幸运吗！
陆贽又说：“戎狄为患，自古有之。对于控制的方法，得失的议论，完备地保存在史籍中，可以谈论。大概尊崇次序的人说：‘没有德行无法教化要荒，曾不知道
威莫立，则徳不能驯也。』乐武威者曰：『非兵无以服凶犷，曽莫知徳不脩，则兵不可恃也。』务和亲者曰：『要结可以睦邻好，曽莫知我结之而彼复解之也。』美长城者曰：『设险可以固邦国而扞寇雠，曽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则险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曰：『驱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曽莫知兵不锐垒不完，则遏之不能胜，驱之不能去也。』议边之要略，尽于斯。虽互相讥评，然各有偏驳。夫时势有盛衰，事机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无必定之规，亦无长胜之法。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附其时而不失其称，则成。形变不同，胡可専一？夫以中国彊盛，而彼屈膝称臣，归心受制，拒之则阻其向化，灭之则类于杀降，安得不存而抚之，即而叙之也？又如中国彊盛，而彼弃信忤盟，蔑恩肆毒，谕之不变，责之不惩，安得不取乱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国丧乱之时，图之则彼衅未萌，御之则我立不足，安得不卑辞降礼，约好通和，啗之以利，以引其懽心，结之以亲，以纾其交祸？纵不必信，且无大侵，葢时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傥或彊弱适同，抚之不宁，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势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设险以固军，训师以待寇？来则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则攘斥而戒于逺追，虽非安邉之令图，葢势力亦不得已而然也。」
译威势不能确立，那么德行就无法驯服敌人。崇尚武力威慑的人说：“没有军队就无法使凶暴强悍者屈服，却没有人知道如果不修养德行，军队也是不可依赖的。”致力于和亲政策的人说：“缔结盟约可以和睦邻邦友好关系，却没有人知道我们结盟而他们又解盟的情况。”赞美修筑长城的人说：“设置险要可以巩固国家并抵御敌寇，却没有人知道如果国力不足而百姓不堪重负，那么险要之地便不可依赖，城池也无法保有。”主张轻微征伐的人说：“驱赶遏制可以禁止侵扰暴行并减少赋税徭役，却没有人知道如果军队不精锐、营垒不完固，那么遏制就不能取胜，驱赶也不能使其离去。”关于边疆策略的要点，都在这里了。虽然他们互相讥讽评论，但各自都有偏颇和错误。时势有兴盛与衰微，事机有利与害，措施有安与危，所以没有必定不变的规矩，也没有永远胜利的方法。了解事情却不估量时机，就会失败；顺应时机而不失其分寸，就会成功。形势变化不同，怎么可以专守一种方法呢？如果中原强大，而敌人屈膝称臣，归顺受制，拒绝他们就会阻碍他们向化之心，消灭他们则类似于杀害降者，怎么能不保存并安抚他们，就近并安抚他们呢？又如中原强大，而敌人背弃信义违背盟约，轻视恩德肆意施毒，晓谕他们不变，责备他们不改，怎么能不采取平定动乱、推翻灭亡的策略，以安定百姓、巩固边境呢？如果遇到中原丧乱的时候，图谋他们则他们的祸患尚未萌发，抵御他们则我们力量不足，怎么能不降低辞令、谦卑礼仪，约定和好、互通友好，用利益引诱他们，以招致他们的欢心，用亲属关系联结他们，以缓解交往中的祸患？即使不一定可信，只要没有大的侵犯，大概时事也有不得已而如此的情况。倘若强弱相当，安抚他们不安宁，威慑他们不平静，力量足以自保，势力不足以出击，怎么能不设置险要以巩固军队，训练士兵以等待敌寇？他们来犯就轻微征伐以遏制其深入，他们退去就排斥驱赶而警戒于远追，虽然不是安边的好计策，大概势力也有不得已而如此的情况。
臣按：古今制御之方，不出贽所陈四者之防。但其所谓设险以固军，训师以待寇，来则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则攘斥而戒于逺追，以为非安边之令图。臣窃以为中国帝王所以攘外安内之上防，无出于此，而贽以为非令图。然则图之令者，岂有过于此哉？
贽又曰：「夫制敌行师，必量事势。势有难易，事有先后。力大而敌脆，则先其所难，是谓夺人之心，暂劳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敌坚，则先其所易，是谓固国之本，观衅而后动者也。顷属多故，民劳未瘳，而欲广发师徒，深践冦境，复其侵地，攻其坚城，前有胜负未必之虞，后有餽运不继之患。傥或挠败，适所以啓戒心而挫国威。以此为安邉之谋，可谓不量事势而务于所难矣。」「天之授者有分，事无全功；地之产者有物，宜无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长短各殊。长者不可逾，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校其所长，必殆；用所长而乘其所短，必安。彊者乃以水草为邑居，以射猎供饮茹，多马而尤便驰突，轻生而不耻败亡，此彼之所长也。而中国乃欲益兵搜乘，角力争驱，交锋原野之间，决命寻常之内，以此为御冦之术，可谓勉所短而较其所长矣。」「务所难，勉所短，劳费百倍，终于无成。虽果成之，不挫则废。岂不以越天授而违地产，亏时势以反物宜者哉？将欲去危就安，息费从省，在其慎守所易，精用所长而已。」「若乃择将吏以抚宁众庶，脩纪律以训齐师徒，耀徳以佐威，能迩以柔逺，禁侵钞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议以安戎心。彼求和则善待而勿与结盟，彼为冦则严偹而不务报复，此当今之所易也。」「贱力而贵智，恶杀而好生，轻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后动，俟其时而后行。是以脩封彊，守要害，堑蹊隧，垒军营，谨禁防，明斥堠，务农以足食，练卒以蓄威。非万全不谋，非百克不鬬。」「寇小至，则张声势以遏其入；冦大至，则谋其大以邀其归，据险以乗之，多方以误之，使其勇无所加，众无所用，掠则靡获，攻则不能进，有腹背受敌之虞，退有首尾难救之患。所谓乘其▯，不战而屈人之兵，此中国之所长也。」「以长制短，则用力寡而见功多；以易敌难，则财不匮而事速就。」舍此不务，而反为所乘，斯谓倒持戈矛，以鐏授冦者也。
贽又曰：「守封未固，冦戎未惩者，其病在于谋无定，用众无适从。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闻不必实，实者不必闻；所信不必诚，诚者不必信；所行不必当，当者不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课责亏度，财匮于众，爱力分于将，多怨生于不均，机失于遥制。」又曰：「理兵而措置乖方，驭将而赏罚亏度，制用而财匮，建军而力分，养士而怨生，用师而机失。此六者，彊埸之蟊贼，军旅之膏肓也。蟊贼不除，而但滋之以粪溉；膏肓不疗，而茍啗之以滑甘，适足以养其害，速其灾。欲求稼穑丰登，肤革充美，固不可得也。」
臣按：贽此言虽为一时人君告，然而自古及今，守封所以未固，冦戎所以未惩，正坐此六者之失。若夫所谓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闻不必实，实者不必闻；所信不必诚，诚者不必信；所行不必当，当者不必行。又不止于用兵御冦而已也。后世人主所以应用不得其人，而纪纲废弛；处制不得其宜，而政治乖张，皆以此也。然则人君为治，必欲任得其才，闻者必实，信者必诚，行事必当其道。何繇？曰：君子大居敬而贵穷理。
贽又曰：今四夷之最彊盛，为中国甚患者，莫大于吐蕃。举国胜兵之徒，才当中国十数大都而已。其于内虞外备，亦与中国不殊。所能寇邉数则，葢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坚完，识迷韬铃，艺乏趫敏。动则中国惧其众而不敢抗，静则中国惮其彊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国之节制多门，蕃丑之统帅専一故也。夫统帅専一则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则号令不贰，号令不贰则进退可齐，进退可齐则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则机防靡愆，机防縻愆则气势自壮。斯乃以少为众，以弱为彊，变化翕辟，在于反掌之内。是
译臣按：古今控制边疆的方法，不出贽所陈述的四种防范。但他认为设置险阻以巩固军队，训练士兵以等待敌寇，敌寇来犯则浅击以遏制其深入，敌寇退去则驱逐并警戒不要远追，并不是安定边疆的好策略。臣私下认为，中原帝王抵御外患、安定内政的上策，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而贽却认为这不是好策略。那么，好的策略难道还有超过这个的吗？
贽又说：“制定对敌作战的策略，必须衡量形势。形势有难易之分，事情有先后之别。力量强大而敌人脆弱，就先攻克难点，这叫夺取敌人的心志，暂时辛劳而永久安逸。力量薄弱而敌人坚固，就先攻克易点，这叫巩固国家的根本，观察敌方的破绽而后行动。近来正值多事之秋，百姓劳苦尚未恢复，却想要广泛征发军队，深入敌寇境内，收复被侵占的土地，攻打坚固的城池，前有胜负未卜的担忧，后有粮草运输不继的祸患。倘若遭受挫败，正好会激起敌人的戒心而挫伤国家的威望。把这作为安定边疆的谋略，可以说是不衡量形势而致力于困难之事了。”
“上天赋予的各有定分，事情没有十全十美的成功；大地产出的各有物品，适宜没有两全其美的利益。因此五方的风俗，长处和短处各不相同。长处不可超越，短处不可企及。勉力去做自己的短处而较量对方的长处，必定危险；运用自己的长处而乘对方的短处，必定安定。强悍的敌人以水草之地为城邑，以射猎供给饮食，马匹众多且尤其便于奔驰突击，轻视生命而不以败亡为耻，这是他们的长处。而中原却想要增加兵力、搜罗战车，角力争胜，在平原旷野之间交锋，在咫尺之内决一死战，把这作为抵御敌寇的方法，可以说是勉力去做自己的短处而较量对方的长处了。”
“致力于困难之事，勉力去做自己的短处，耗费百倍，最终一无所成。即使真的成功了，不遭受挫折就会废弃。难道不是因为违背了上天的赋予而违反了大地的产出，损害了时势而违背了事物的适宜吗？想要去除危险走向安定，减少耗费遵循节俭，在于谨慎守住容易做的事，精妙运用自己的长处罢了。”
“至于选择将吏来安抚安定百姓，修明纪律来训练整齐军队，发扬德行来辅助威势，用恩惠来柔化远方，禁止侵掠的暴行来彰显我们的信用，抑制攻取的议论来安定戎狄的心。他们求和就善待他们但不与他们结盟，他们为寇就严加防备但不致力于报复，这是当今容易做的事。”
“轻视武力而重视智慧，厌恶杀戮而喜好生养，轻视利益而重视人才，忍受小损以保全大局，安定居所而后行动，等待时机而后施行。因此修筑边防，守卫要害，挖掘沟渠，垒筑军营，谨慎禁令防范，明确侦察瞭望，致力于农业以充足粮食，训练士兵以积蓄威势。不是万全之策不谋划，不是百战百胜不战斗。”
“敌寇小规模入侵，就张扬声势以遏制其进入；敌寇大规模入侵，就谋划大事以邀击其归路，占据险要以乘势攻击，用多种方法使其失误，使他们的勇力无处施展，兵力无处使用，掠夺则一无所获，进攻则不能前进，有腹背受敌的担忧，退却有首尾难以相救的祸患。所谓乘其虚隙，不战而使人屈服，这是中原的长处。”
“用长处克制短处，就用力少而成效多；用容易的事应对困难的事，就财力不匮乏而事情迅速成功。舍弃这些不致力于，反而被对方乘虚而入，这就叫做倒拿着戈矛，把矛柄交给敌寇了。”
贽又说：“边防没有巩固，敌寇没有受到惩戒，弊病在于谋略没有定见，使用众人没有统一听从。所任用的不一定有才能，有才能的不一定被任用；所听到的不一定真实，真实的不一定被听到；所信任的不一定诚实，诚实的不一定被信任；所实行的不一定恰当，恰当的不一定被实行。所以导致措施违背正道，考核责罚失去法度，财力在众人中匮乏，爱戴之力分散在将领中，怨恨因不均而产生，战机因遥控指挥而丧失。”又说：“治理军队而措施违背正道，驾驭将领而赏罚失去法度，控制费用而财力匮乏，建立军队而力量分散，供养士兵而怨恨产生，使用军队而战机丧失。这六者，是边疆的害虫，是军队的膏肓之疾。害虫不除去，却只是用粪水浇灌它；膏肓之疾不治疗，却苟且用甜滑的食物喂养它，正好足以助长其害，加速其灾。想要求得庄稼丰收，皮肤丰满美好，本来是不可能得到的。”
臣按：贽这些话虽然是对当时的君主说的，然而从古至今，边防之所以没有巩固，敌寇之所以没有受到惩戒，正是由于这六者的过失。至于所说的所任用的不一定有才能，有才能的不一定被任用，所听到的不一定真实，真实的不一定被听到，所信任的不一定诚实，诚实的不一定被信任，所实行的不一定恰当，恰当的不一定被实行，又不止于用兵抵御敌寇而已。后世君主之所以用人不得其人，而纲纪废弛；处理政事不得其宜，而政治乖张，都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么君主治理天下，必定想要任用得到有才能的人，听到的必定真实，信任的必定诚实，行事必定符合正道。通过什么途径呢？回答说：君子最重要的是保持恭敬并贵在穷究事理。
贽又说：现在四方夷狄中最强盛、对中原造成很大祸患的，没有比吐蕃更大的了。全国能打仗的人，才相当于中原十几个大城而已。他们对于内忧外患的防备，也与中原没有不同。能够侵犯边疆几次，大概是因为人少而且武器不锋利，铠甲不坚固，不懂兵法，技艺缺乏敏捷。行动时中原害怕他们人多而不敢抵抗，静止时中原忌惮他们强大而不敢侵犯。这是什么道理呢？实在是因为中原的节制多头，吐蕃的统帅专一。统帅专一那么人心就不分散，人心不分散那么号令就不二致，号令不二致那么进退就能整齐，进退整齐那么快慢就能如意，快慢如意那么机变防范就没有差错，机变防范没有差错那么气势自然壮大。这就是以少为众，以弱为强，变化开合，在反掌之间。
犹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则何敌之有？夫节制多门则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则号令不行，号令不行则进退难必，进退难必则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则机防不及，机防不及则气势自衰。斯乃勇废为尫，众散为弱，逗挠离析，兆乎战陈之前。是犹一国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齐肃，其可得乎？开元天寳之间，控御西北两蕃，惟朔方、河西、陇右三节度而已，犹虑权分势散，或使兼而领之。自顷割裂诛锄，所余无防，而又分朔方之地，凡三使焉。其余镇军数且四十，皆承特诏委寄，各降中贵监临，人得抗衡，莫相禀属。每▯邉书告急，方令计防用兵，既无军法下临，惟以客礼相待，是乃从容拯溺，揖逊救焚，冀无占危，固亦难矣。夫兵以气势为用者也，气聚则盛，散则消，势合则威，析则弱。今之邉备势弱气消，建军若斯，可谓力分于将多矣。
译这就好比手臂指挥手指，内心支配形体。如果所任用的将领得当，那么还有什么敌人可惧呢？如果节制军队的权力分散，那么人心就不统一；人心不统一，号令就无法执行；号令无法执行，军队的进退就难以预料；进退难以预料，行动的快慢就会失当；快慢失当，就会来不及应对战机和防备；来不及应对战机和防备，气势自然就会衰退。这就是勇猛废弛变得羸弱，众人离散变得虚弱，迟疑退缩、分崩离析，在战阵之前就已经显露征兆了。这就好比一个国家有三个君主，十只羊有九个牧人，想要使军队整齐严肃，怎么可能做到呢？开元、天宝年间，控制西北两个藩镇，只有朔方、河西、陇右三个节度使而已，还担心权力分散、势力涣散，有时让一人兼任统领。自从近来割裂诛杀，剩下的没有防备，又把朔方的土地分开，设立了三个使职。其余的镇军将近四十个，都承受特别的诏书委托，各自派遣宦官监临，人人能够抗衡，没有相互隶属的关系。每当边境传来紧急军情，才命令筹划防御和用兵，既然没有军法约束，只以宾客之礼相待，这就像从容不迫地去救溺水之人，作揖谦让地去救火灾，希望没有危险，本来也就很难了。军队是靠气势来发挥作用的，气势聚集就强盛，离散就消亡；势力合拢就威严，分裂就虚弱。现在的边防势力虚弱、气势消亡，军队建设如此，可以说是力量分散在将领太多上了。
臣按：三军以气势为用，气势以人心为主。人心不分，则气势自壮；气势既壮，则事权归一，可以折冲于内，而制胜于外矣。陆贽论将权之専分，而以气势壮衰为言，盖真有见也。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四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四十九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驭外蕃
修攘制御之防【下】
宋太宗时，张齐贤奏曰：「圣人举事，动在万全，百战百胜，不若不战而胜。若重之，慎之，劲敌不足吞矣。自古疆▯之难，非尽由外国，亦多边吏扰而致之。若缘边诸寨，抚御得人，但使峻垒深沟，蓄力养锐，以逸自处，宁我致人。李牧所以称良将于赵，用此术也。择卒不如择将，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则边鄙宁矣。夫邉鄙寜则辇运减；辇运减，则河北人民获休息矣。获休息，则田业时而蚕织广，务农积谷以实边用。且敌人之心，亦择利避害，安肯投死地而为冦哉？」又曰：「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之事，角强弱之势而已。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是知二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尧舜之道，无他，广推恩于天下之民尔。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则四海敛祍而至矣。」
臣按：齐贤之言，乃反本之论，自治之防。
田锡言于太宗曰：「应动而静，则养冦以生奸；应静而动，则失时以败事。动静中节，乃得其宜。今北鄙绎骚，盖亦以居邉任者，规羊马细利为捷，捕斩小胜为功，贾结怨仇，召戎起衅，职此之由。伏愿申饬将帅，谨固封守，勿尚小功，许通互市，索获蕃口，抚而还之。如此不出五载，河北之民得务三农之业，亭障之地可积十年之储。」
臣按：田锡斯言，得安静守邉之道。
锡又言于太宗曰：「将帅行恩信，防士卒，必丰财货，方得士心。昔赵奢为将，所得王之赏赐，尽与军吏；又李牧为将军，市之租皆用享士卒。魏尚守云中，其军市租尽以给士卒，出私养钱享賔客、军吏，是以匈奴不近云中之塞。今国家所命将帅，虽古今异宜，凡有给赐，今则谁敢效古散家财赏士卒哉？若以年年供亿、挽运、老师费财，曷若厚给将帅，使之赏用也。」
臣按：锡之此言，得任用邉将之道。
锡又言曰：「御戎在乎辨邉上奏报之虚实，察左右防蔽之有无。奏失利则未必尽言，报大捷则不足深信。陛下未当信而先信，陛下本欲知而未知。如此何以料安危，防成败？安危成败之理，乞详而察之。」
臣按：锡谓御戎在辨边报虚实，察左右防蔽有无。盖以有为无，以无为有，多为少，少为多。邉上奏报卒用此计，以欺罔朝廷，将以希功而免罪也。然非左右之臣僚为之防蔽，则彼亦不敢肆其欺焉。此人主于聴任之际，尤不可不择其人也。任非其人，则咫尺之间为所蔽矣，况万里之边城乎？
王禹偁言于太宗曰：「汉之十三帝，言乎圣明者，文、景也；言乎衰乱者，哀、平也。然而文、景之时，单于最为彊盛，大有侵掠，▯骑至雍，火照甘泉宫；哀、平之时，呼韩邪单于毎嵗来朝，委职称臣，边烽罢警。此岂繋乎厯数，而不由于道徳邪？臣以为不然矣。且汉文当单于彊盛之时，而外能任人，内能脩徳，使不为深患者，由乎徳也；哀、平当单于衰弱之际，外无良将，内无贤臣，而使之来朝者，繋乎时也。」
臣按：禹偁谓汉文帝内能脩徳，外能任人，故单于不为深患。呜呼！人君能尽二言，中国之治，不出此而已矣。
范中淹上仁宗《和守攻备四防其备防》曰：请朝廷力行七策以防大患。一、宻为经畧；二、再议兵屯；三、専于选将；四、急于教战；五、训练义勇；六、脩京师外城；七、定讨伐之谋。其一，请选有材识近臣，暂往经画，使亲视邉垒，精究利害，凡边计未备者，皆条上而更置之。不出半年，归奏阙下，更令中书枢宻院子细询访，熟议经久之计。臣按范仲淹所上四策，虽为当时契丹而设，然万世之下，备御之方，实不外此，谨凖当时之事以为今日之用。其备防凡
译臣按：军队依靠气势来发挥作用，气势又以人心为根本。人心不分裂，气势自然壮大；气势既已壮大，那么事权就能统一，可以在内部挫败敌人的阴谋，而在外部战胜敌人了。陆贽论述将帅专权与分权的问题，以气势的壮盛与衰微作为论据，这确实是有真知灼见的。
宋太宗时，张齐贤上奏说：“圣人办事，行动都要万无一失，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胜。如果重视它，谨慎它，强敌也就不足吞并了。自古边疆的祸患，并非全是由外国引起的，也多是因为边境官吏骚扰而导致的。如果边境各寨，安抚驾驭得人，只要使高垒深沟，积蓄力量、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掌握主动权。李牧之所以在赵国被称为良将，就是用的这种方法。选择士兵不如选择将帅，依靠武力不如依靠人才。像这样，边境就安宁了。边境安宁，那么转运的负担就减轻；转运减轻，那么河北的人民就能得到休养生息了。得到休养生息，那么农田按时耕作，蚕桑纺织广泛，致力于农业，积累粮食来充实边防之用。况且敌人的心理，也是趋利避害，怎么肯自投死地来做寇贼呢？”又说：“统一天下的人，以天下为心，岂止是争抢尺寸之地，较量强弱之势而已。所以圣人先固根本而后顾枝末，安定内部以涵养外部。由此可知，二帝三王，没有不先固根本的。尧舜的道理，没有别的，就是广泛地把恩惠推及天下的百姓罢了。推恩在哪里？在于使百姓安定并获利。百姓既安定获利，那么四海之人就会敛衽而至了。”
臣按：齐贤的话，是返归根本的议论，是自我治理的防备。
田锡对太宗说：“应当行动时却静止，就会养寇生奸；应当静止时却行动，就会失去时机而败坏事情。动静合乎节度，才得其宜。现在北方边境骚动，大概也是因为驻守边境的人，把谋取羊马的小利当作捷报，把捕杀小胜当作功劳，招致结怨，引发战端，都是由于这个原因。恳请告诫将帅，谨慎坚固地防守，不要崇尚小功，允许通商互市，捕获的蕃人，安抚后放还他们。像这样不出五年，河北的百姓就能从事农业，亭障之地可以积蓄十年的储备。”
臣按：田锡这番话，掌握了安静守边的道理。
田锡又对太宗说：“将帅施行恩信，安抚士卒，必须拥有丰厚的财货，才能得到士兵的心。从前赵奢做将帅，所得到的君王赏赐，全都分给军吏；又李牧做将军，市场的租税都用来犒劳士卒。魏尚镇守云中，他军市的租税全部用来供给士卒，拿出私人的钱款宴请宾客、军吏，因此匈奴不靠近云中的边塞。现在国家所任命的将帅，虽然古今情况不同，凡是有给赐，现在谁敢效仿古人散尽家财赏赐士卒呢？如果因为年年供应、转运、军队久驻耗费钱财，何不厚厚地供给将帅，让他们用来赏赐士卒呢？”
臣按：田锡这番话，掌握了任用边将的道理。
田锡又说：“抵御戎狄在于辨别边境奏报的虚实，考察左右臣僚是否有蒙蔽。奏报失利未必会尽言，报告大捷则不足以深信。陛下不该相信却先相信了，陛下本想知道却还不知道。像这样怎么预料安危，防备成败？安危成败的道理，请求详细地考察它。”
臣按：田锡说抵御戎狄在于辨别边报虚实，考察左右臣僚是否有蒙蔽。大概是以有为无，以无为有，多为少，少为多，边境奏报往往使用这种计谋，来欺骗朝廷，想要以此希求功劳而免除罪责。然而如果没有左右臣僚为之蒙蔽，他们也不敢如此放肆欺骗。这在君主听取意见、任用人才的时候，尤其不可不选择合适的人。任用的人不合适，那么咫尺之间就会被蒙蔽，何况万里之外的边城呢？
王禹偁对太宗说：“汉朝的十三位皇帝，说到圣明的，是文帝、景帝；说到衰乱的，是哀帝、平帝。然而文、景之时，单于最为强盛，大肆侵掠，骑兵到达雍地，火光映照甘泉宫；哀、平之时，呼韩邪单每年都来朝见，委身称臣，边境烽火停止警戒。这难道是关乎历数，而不由于道德吗？我认为不是这样。况且汉文帝在单于强盛之时，对外能任用人才，对内能修养德行，使单于不构成深患，是由于德行；哀帝、平帝在单于衰弱之际，对外没有良将，对内没有贤臣，而使他们来朝见，是关乎时运。”
臣按：王禹偁说汉文帝对内能修养德行，对外能任用人才，所以单于不构成深患。唉！君主能尽到这两点，中国的治理，不出于此而已了。
范仲淹向仁宗上《和守攻备四策》中的《备策》说：请朝廷力行七策以防备大患。一、周密地经营谋划；二、再次商议兵屯；三、专于选将；四、急于教战；五、训练义勇为；六、修筑京师外城；七、确定讨伐的谋略。第一，请求选择有材识的近臣，暂时前往经营谋划，使他们亲自视察边垒，精细研究利害，凡是边计未备的，都条陈上报并更改设置。不出半年，回朝奏报，再让中书、枢密院详细询访，熟议长久之计。臣按：范仲淹所上的四策，虽然是为当时契丹而设，然而万世之下，防备抵御的方法，实在不超出这些，谨依据当时的事作为今日之用。其备策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