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二十六

译各种用途，全都依赖钱币，却不知周代外府所藏的布币，只是用来供给小额开支罢了。臣查考：《周礼》中掌管财政的官员不止一个，专门掌管钱币和布币的，是外府和泉府这两个官职。外府掌管运输载运的收支，泉府掌管买卖交易的收支。大概天下的各种货物，都依靠钱币来流通，沉重的货物无法搬运，没有钱币就无法运送到远方；滞销的货物无法流通，没有钱币就无法兼顾各方；体积大的货物无法分割，没有钱币就无法用于小额支付。因为货物沉重而钱币轻便，货物容易滞销而钱币无处不通，所以如此。

译周景王的时候，担心钱币太轻，打算改铸大钱。单穆公说：“古代上天降下灾祸，于是衡量资财货币，权衡轻重来赈济救助百姓。百姓担忧钱币太轻，就为他们铸造重币来流通，于是就有母币权衡子币而流通，百姓都能获利。如果百姓承受不了重币，就多铸造轻币来流通，也不废弃重币。于是就有子币权衡母币而流通，大小钱币都利于百姓。现在大王废弃轻币而铸造重币，百姓失去了他们的资财，能不匮乏吗？如果匮乏，大王的用度将会有所缺乏，缺乏就会向百姓厚取，百姓供给不上，就会产生远走的念头，这是背离百姓啊。”景王不听，最终铸造了大钱。钱文写着“寳贷”，钱的内外边缘都有轮廓，用来鼓励农业、救济不足，百姓都从中获利。

臣按：钱币上有文字，其制度从此开始。单穆公这番话，乃是后世论述钱币子母相权理论的来源。重的为母，轻的为子。重币行使贵价，轻币行使贱价。贵贱相互权衡而并行流通。大概百姓所担忧的，有轻重的问题。在上位者掌握操纵的权力，相互权衡而流通使用。总之，担忧轻就铸造重币，担忧重虽然铸造轻币，但也不废弃重币。子币可以废弃，而母币不可废弃，就是这个原因。

秦统一天下，货币分为二等：黄金为上币，铜钱质地如同周朝的钱，钱文写着“半两”，重量与文字相符，为下币。而珠玉、贝壳、银、锡之类，作为器物装饰、宝藏收藏，不作为货币。

臣按：虞、夏、商的货币，金属分为三品，有的黄（金）、有的白（银）、有的赤（铜），有的用钱，有的用布，有的用刀，有的用贝壳。到了周朝，圆形货币只使用黄金，但仍有刀、布之类。秦统一天下的货币为二等，只使用黄金，并用赤金铸造钱币，其他的都不使用。

汉文帝废除禁止私铸钱币的法令，让百姓自由铸造。

贾谊说：“法律规定天下人都可以铸造铜锡钱币，敢掺杂铅铁或其他巧诈手段的，其罪处以黥刑。然而铸造钱币的情况，如果不掺杂巧诈就无法获得利润。凡事有招致灾祸的，而法律有引发奸邪的。现在让平民掌握铸造货币的权力，各自隐蔽地铸造，因而想要禁止他们谋取厚利和微小的奸诈，即使每天报告黥刑的罪犯，这种势头也不会停止。”

臣按：后世放宽私铸钱币的禁令，从此开始。上天创造万物来养育人类，像茶、盐之类，放宽禁令是可以的。钱币乃是利益权柄所在，废除禁令，百姓就能独占其利了。利益，是争夺的开端。

这时，吴王刘濞就在山上铸造钱币，财富等同于天子，后来最终反叛。

贾山说：“钱币，是没有实用价值的器物，却可以换取富贵。富贵，是君主掌握的权柄。让百姓铸造钱币，是与君主共同掌握权柄，不可以长久这样。”臣按：“钱币带来的利益，能使贱者变贵，使贫者变富。愚昧的百姓，谁不厌恶贫贱而贪图富贵呢？只是没有途径达到罢了。用来达到富贵的手段，就是钱币。掌握钱币的权力在上位者手中，而下层百姓没有途径得到，所以甘愿安守本分。如果放开这个权力，让下层百姓得以掌握，那么所有厌恶贫贱而想富贵、厌恶贫穷而想富有的人，都会趋之若鹜。这不仅会引发抢劫掠夺的开端，实在是导致祸乱聚集的深渊。”古人将山海的利益不封给诸侯，确实是有原因的。

汉武帝时，有关部门说：“三铢钱太轻，轻钱容易作奸犯科”，于是请求各郡国铸造五铢钱，在钱的边缘加上轮廓，使得无法通过磨削获取铜料。

臣按：秦朝八铢钱，失之太重；汉朝初年榆荚钱，失之太轻。汉武帝废除三铢钱，铸造五铢钱，最符合轻重的适宜标准。

汉元帝时，贡禹请求废除开采珠玉金银铸造钱币的官吏，不再把它们作为货币，租税、俸禄、赏赐都用布帛和谷物，让百姓一心一意从事农桑。议论的人认为交易需要钱币，布帛不能按寸尺分裂。

臣按：布帛用来做衣服，米谷用来做食物，是人生急需的物品，不可一天没有。然而想用它们代替钱币，那么布帛难免要被寸寸撕裂，米谷难免要被颗粒丢弃。织女积累丝线才能成丈成匹，农夫积累谷粒才能满升满斗，难道容易得到吗？况且谷帛是有用的东西，钱币是无用的东西。孔琳所说的圣王制造无用的货物来流通有用的财物，既没有毁坏的费用，又节省运输的辛苦。现在分用谷帛作为货物，那么造成的损耗很多，在商贩手中劳损毁坏，在割截使用中耗损丢弃。由此看来，贡禹这个建议决不可用。如果有的偏远地方用撕裂布帛、丢弃米谷来代替钱币使用，官府尚且应当禁止，何况立法推行呢？

汉桓帝时，上书的人说：“人们因为货币轻、财物薄，所以导致贫困，应该改铸大钱。”

刘陶说：“当今的忧患，不在于货币，而在于百姓饥饿。大概百姓可以百年没有货币，不可一天有饥饿。所以粮食是最紧急的。议论的人不通晓农业种植的根本，多谈论冶炼铸造的便利。想要百姓殷实财物丰富，在于停止劳役、禁止掠夺，那么百姓不劳苦就能富足。仅仅想铸造钱币统一货币来挽救危机，犹如在沸腾的鼎中养鱼，在烈火上栖息鸟，水和树木本是鱼鸟生存的地方。使用不当，必然导致焦烂。”

臣按：刘陶所说的“百姓可以百年没有货币，不可一天有饥饿”，这是至理名言。百姓之所以有饥饿，是因为没有粮食。臣希望国家确定市场价格，始终以米谷为本，下令有关部门，在京城内让集市每月向朝廷报告米价。

译在朝廷内部；在地方上，则由乡里每日上报到县邑，县邑每月上报到府，府每季上报到藩镇，藩镇上报到户部，让上级官员知晓钱粮的数量，用这个来检验百姓粮食是否充足，以此作为调剂转运的方法，务必使钱财常常不至于过剩，粮食常常不至于匮乏，物价常常保持平稳，那么百姓就没有受饥饿之苦的人了。其余的货物财贿，百姓可以互通有无的，不必统计。不仅如此，也可以借此来制定徭役额度、确立赋税征收、计算工程劳役。

译吴国孙权开始铸造当千钱，因为面值太大，实际上只是空有名义，民间对此感到忧虑。我按：后世铸造大钱，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上天设立君主，是让他做百姓的主宰，大概是让他掌管天下的利益，而不是让他独占天下的利益。正午时分设立市场，让百姓交易，以互通有无。以物易物，物品不可能都具备，所以有了钱币的制造。一定要物品与钱币价值相当，而没有轻重悬殊的偏颇，然后才能长久实行而没有弊端。当时的君主和臣子，只是因为用度不足的原因，设下谋取利益的办法，来欺骗天下的人，来收取天下的财富，而把利益独占给自己。这难道是上天设立君主的本意吗？难怪它最终不能实行。

南齐高帝时，奉朝请孔顗上书说：“铸钱的弊病，在于轻重屡次更改。重钱的弊病，在于难以使用，而难以使用并没有大害；轻钱的弊病，在于盗铸，而盗铸造成的祸患很深。人们之所以盗铸而严刑峻法不能禁止的原因，是因为上面铸钱时吝惜铜料、爱惜人工。之所以吝惜铜料、爱惜人工，是因为认为钱币是没有实际用途的器物，用来流通交易，务必让它轻而数量多，使节省人工且容易制成，没有详细考虑它的祸患。自从汉朝铸造五铢钱到宋文帝，四百多年，制度有废有兴但不变。五铢钱，它的轻重符合货物的适宜标准。认为开设钱府，大力熔铸，钱币重量为五铢，完全依照汉法，那么府库就会充实，国家用度就有储备。我按：上天设立君主，把百姓托付给他，赋予他利益权柄，让他通融以救济天下，而不是专门供一家一人使用。用来流通百物并在四方流行的，是钱币。金银之类，细分就会损耗；布帛之类，片断就会废弃。只有铸造铜作为钱币，物品多就多给，物品少就少给，只根据使用需要都能得到。况且金银出自天然，布帛由人制成，钱币，是结合天与人来成就其器物。铜是天生之物，铜铸成钱则是人为的了。自古讨论钱法的人很多，只有南齐孔顗所说的‘不惜铜，不爱工’这两句话，是万世铸钱不可改变的良法。铜出自天然，我不吝惜；人工由人完成，我不爱惜。那么钱币作为钱币，质地厚实而内外大小适中，制作精良而轮廓周正。造一枚钱花费一枚钱的代价，本钱多且人工费，即使驱使他们去铸，他们也不愿意。何况冒着禁令犯法去盗铸呢！然而自从太府掌管铸币以来，以铜为泉，有的叫半两，有的叫榆荚，有的叫八铢，有的叫四铢，不知道变化了多少次。只有汉朝的五铢钱符合中道。五铢之后，有的叫赤仄，有的叫当千，有的叫鹅眼、綖缳，有的叫荇叶，又不知道变化了多少次。只有唐朝的开元通宝符合中道。这两种之外，有的以一当三，有的以一当十，有的以一当百，然而都实行不久就很快改变。只有质地制度像开元通宝的，至今仍在通行。可惜世道衰落而巧诈滋生，古代钱币存世的不多了，凡是市场上流通使用的，都是盗铸的伪物。它们的文字虽然古老，但器物却是新的。法律并非没有明确的禁令，他们看着好像没有制作的人不忌讳，使用的人不怀疑，熔化古钱来铸造今钱，废弃真钱而售卖假钱，滔滔皆是，最终无可奈何。”

罢了！为现在的计策，不如拘捕盗铸的人让他们做工匠，收取新造的钱作为铜的本钱。孔顗的这个说法，另外制造一种新钱，以刷新天下人的耳目，流通天下的货物，革除天下的积弊，利于天下的百姓【请先命令有关部门，派人分赴天下，查缉盗铸所在，亲自到达那里，拘集那些人，免除他们的罪罚，就在他们私铸的地方，设立场地开炉，就使用那些徒众作为工人，成年男子服役，登记造册定期，供给粮食让他们吃，设置官员来监督他们。这样那么铸作的工匠就不必向百姓征发而得到了。其次命令内帑，精选唐宋以来的真钱，如开元、太平之类，得到数百万，发给户部，分散到天下集市所在，用绳子串联古钱一百文，随处悬挂作为样式，让百姓知道这样的样式是旧钱，不是这样的样式都让他们具数向官府首告，官府收取它们。每伪钱十斤，酌情赏赐新钱六七斤，那么百姓不损失利益，官府得到使用。这样那么鼓铸的铜就不必向百姓索取而得到了。虽然如此，贫民家里仅有千百枚钱，依靠这些作为生计，一天没有就失去依靠了。官府改造动辄经过岁月，他们怎么能等待呢？请在未发布命令之前，预先命令内外帑藏拘捕没收无用的铜器，没收的伪钱全部送到开炉的地方，照样子铸造。一年之后，新钱已经制成，才实行倒换的命令。倒换之后多次改造，不出十年，伪钱就尽数消灭了。这样那么天下所使用的都是前代的真钱，今日的新规，实行久了，虽然不能保证没有弊病，然而也可以维持百年，有利而无害。那么新制的应当如何？回答说：每枚钱以十分为重量，中间的钱文必定用古篆，或用年号，或另外制定佳名，其漫加识以楷书二字，上面写皇，下面写明，轮廓旁边，周围凿以花纹。每文计算用铜十五分，剉磨之余，去掉五分而保留十分。新钱制成之后，又命令天下向官府缴纳旧钱以换取新钱，将所得的旧钱周围加上细纹，如新钱制度，其漫也刬以

译“二字，或铸于两旁，或铸于上下，然后再将其散布流通。同时诏告天下，除了这两种样式的钱币外，其他钱币一律不准使用；并且重申将废铜运往官府出售的法律，严禁私自熔铸铜器，若有铜料漏出国外者，将予以刑罚。这样，钱币制度就能畅通无阻，公私双方都感到便利了。有人问：凡是兴办工程，必定要计算人工和成本。如今耗费铜料且费工，其损失如此之多，国家有什么利益呢？我回答说：上天设立君主来养育百姓，赋予他调节利益的权力，让他通过流通调剂来救济天下，并不是专门为了供一家一人使用的。

译唐高祖武德四年，废除五铢钱，铸造开通元宝钱。每十枚钱重一两，合计一千枚重六斤四两，达到了轻重大小的适中标准。

臣按：《太公圜法》记载：凡是货币的轻重以铢来计算。现在的一两，就是古代的二十四铢。计算一枚钱，则重二铢半。如果按照古秤比今秤轻三分之一的比例折算，那么现在的一枚钱相当于古代的七铢以上。凡是铸造一枚钱，用铜一钱。这就是开通元宝之所以最符合轻重大小适中标准的原因。此后的钱币，如宋代的开元、太平、淳化等，都仿照这一制度，至今仍在流通。之后有创制新钱的人，都应当以此为常法。

以上为铜楮之币【上】

大学衍义补卷二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二十七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制国用

铜楮之币【下】

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秋，仿效汉文帝不禁私铸钱币的做法，敕令百官详细议论是否可行。录事参军刘秩上议说：“《管子》认为刀币和布币是下等货币，先王用它来守护财物，应对人事，从而平定天下。如果放弃这些而任凭人们私铸，那么上面无法控制下面，下面无法侍奉上面。物品便宜就会伤害农民，钱币便宜就会伤害商人。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观察物品的贵贱，钱币的轻重。物品贵重则钱币轻贱，钱币轻贱是因为物品过多。物品过多就制定法令收购它，使它减少；物品少了就贵重，贵重就制定法令投放它，使它轻贱。轻重调节的根本，必定由此而来。怎么能假手于人呢？”又说：“铸造钱币如果不掺杂铅铁，就没有利润；如果掺杂铅铁，钱币就会劣质。不严厉禁止不足以惩戒制止，堵塞私铸的途径，人们还冒着死罪去触犯，何况开启私铸的源头呢？这就像设置陷阱诱导人们进入一样。”

臣按：利益存在于天下，固然不可禁止，也不可不禁。汉文帝放任私铸，而海内富裕；唐高宗对私铸者处以死刑，邻里连坐，也没听说因此得到大治。为什么呢？利益作为利益，处于道义之下，祸害之上。为了他人而追求利益，那么上面合乎道义，而利益就在其中；为了自己而追求利益，那么下面流于祸害，而且未必能得到利益。所以圣人制定制度，无处不以道义为主，选择有利于人的方面，而确定为中等的制度，使天下的人都能得到利益，而不遭受祸害。天地间追求利益的途径非常多，钱币是寄托利益的器具，古人所说的能使贫穷变富裕，卑贱变尊贵，死亡变生存的器具，是神通广大的物品。上面的人如果以利于天下为心，必须严加控制，使它不至于旁落。上面的人不至于像刘濞那样灭家，下面的人不至于像邓通那样亡身，那么利权常掌握在上面，获得盈余，用来减免田租，节省劳役，又由此来赈济贫穷，恩惠鳏寡，使天下的人养生送死，都没有遗憾。这就是君主掌握利权，凭借它来施行道义，使天下的人不遭受祸害，而获得利益。《易经》说：“利，是道义的和谐。”难道不是这样吗？所谓掌握利权，怎么做呢？刘秩说：“物品便宜就会伤害农民，钱币便宜就会伤害商人。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观察物品的贵贱，钱币的轻重。物品贵重则钱币轻贱，钱币轻贱是因为物品过多，物品过多就制定法令收购它，使它减少；物品少了就贵重，贵重就制定法令投放它，使它轻贱。轻重调节的根本，必定由此而来。”就是这样。

唐宪宗元和年间，敕令禁止私人储存现钱，不许超过五千贯。

臣按：古人有言，购买田地的人志在兼并，所以必须上面的人立法来限制其顷亩；积蓄钱币的人志在流通，起初不必上面的人立法来教导他们买卖交易。宪宗仅仅因为钱重物轻的缘故，设立积蓄钱币的限制，不也太过分了吗？

五代后周世宗因为长久不铸钱，民间多销毁钱币制作器皿及佛像，于是设立铸钱监铸造钱币。凡是民间的铜器、佛像都销毁用来铸钱。

世宗对侍臣说：“佛用善道来教化人，如果立志于善，这就是奉佛了。那些铜像，难道是所谓的佛吗？况且我听说佛的志向在于利于人，即使头目都舍弃用来布施。如果我的身体可以救济百姓，也不是我所吝惜的。”

臣按：世宗销毁佛像来铸钱，毅然决然不迷惑，可以说是刚毅明察的君主。

宋朝初年钱币铭文为“宋元通宝”，太平兴国年后又铸造“太平通宝”，从此以后改元必定更换铸造，以年号为铭文。

臣按：铸造钱币以年号为铭文，始于南朝宋孝建年间。宋朝自从开宝年间，每次更改一个年号，必定铸造一种钱币，所以每个皇帝都有几种钱币。最多的是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九次更改年号，而铸造十种钱币。唉！铸造铜来作为钱币，国家固然享受其利益了。然而铜和炭从哪里出产？工匠由何人担任？费用不免取自于民，百姓难道不受其害吗？况且供给官吏，监督匠役，熔炼损耗，制作违式，运输遥远，官吏百姓因此得罪破家的，有什么没有的？由此看来，这就是用古人利民的方法来害民，百姓没见到利益，却先遭受祸害了。我们圣祖在未建立极权之前，就创制大中通宝；登基之后，又铸造洪武通宝。等到太宗铸造永乐通宝，宣宗铸造宣德通宝，百年之间，只有这四种钱币。从那时以后，没听说有所铸造，然而没见到民用匮乏，国用亏损的情况。

宋朝自从王安石执政，开始废除铜禁，奸民每天销毁钱币制作器皿，边境关卡和海船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