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三十九

译天子设宴款待有功的诸侯，并赐予他们弓矢，同时演奏相应的乐歌。

朱熹说：“这是天子宴享有功诸侯，并赐以弓矢之乐歌。”吕祖谦说：“‘受言藏之’，是说重视它。弓匠所进献的弓，收藏在王府中，等待有功之人，不敢轻易赐给别人。‘中心贶之’，是说真诚。内心确实想要赏赐，并非出于外在原因。‘一朝飨之’，是说迅速。将王府珍藏的弓，一旦决定就赐给人，没有丝毫迟疑顾惜之意。后世将府库视为私产，甚至有人把武库兵器赐给宠臣（如汉哀帝调发武库兵器送给董贤），这就与‘受言藏之’不同了。赏赐如果不是出于利诱，就是迫于形势，甚至有人早上赐给铁券，晚上就加以杀戮，这就与‘中心贶之’不同了。囤积恩惠、吝惜赏赐，导致功臣离心，甚至有人官印都磨破了还不肯授予，这就与‘一朝飨之’不同了。”

译臣按：古代诸侯若有平定四方夷狄的功绩，周王便赐予弓矢，又作《彤弓》一诗，以表明酬报功绩、宴饮作乐之意。先代儒者说：“起初将器物收藏起来，等待有功之人，就不敢轻易赐予；后来以真诚之心赏赐给有功之人，就不吝惜。”君王对于赏功的物品，起初如果不重视其价值，必然会产生轻视之心，人们也会因此轻慢它。最终如果不是出于诚心，又吝惜而不肯给予，那么人们即使得到了，也不会认为是恩惠。所以，在没有功绩的时候，就将其收藏，不敢轻率；在已有功绩的时候，就诚心给予，毫不吝惜。君王赏功的大权，应当如此啊！唉！一把弓如此微小，古人尚且如此重视，何况先王的爵位俸禄，是天用来任命有德之人的呢？不可轻易授予无功之人，这是显而易见的。

《周礼》中司勋（掌管功赏的官员）掌管根据六卿赏赐土地的法规，来区分功绩的等级：辅佐成就王业的称为勋，保全国家的称为功，造福百姓的称为庸，处理事务的称为劳，治理政事的称为力，作战胜利的称为多。凡是有功的人，将名字铭刻在王的大旗上，在冬祭时祭祀，司勋宣告大功，司勋收藏副本。掌管赏赐土地的政令，凡是赏赐没有固定的标准，轻重视功绩而定。凡是授予赏赐的土地，按三分之一的税率征税，其中一分供君王食用，二分供功臣食用。只有额外加赐的田地，免除国家的赋税。

王昭禹说：“先王对于有功之臣，将名字铭刻在王的大旗上，使其与日月同辉，让人铭记不忘。在冬祭时祭祀，使其与先王同享荣耀，报答并厚待他们。”

臣按：司勋所掌管的六种功绩，不仅仅限于战功，却归属于司马，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军赏不能过时给予，迅速则人心受到鼓励，迟缓则人心产生疑虑，如果归属其他官员，则职掌分散隔绝，文书往来回复，徒有壅塞蔽障之害，增减不当，不足以激发人心。然而战功所经历的情况，有难有易，所遇到的敌人有强有弱，所以行赏时，又必须审察考验，以观察其勤劳功力，以及谋略的大小多少难易，以此来决定赏赐的轻重高下。

《春秋·左传·桓公二年》：凡是国君出行，要告祭宗庙；返回时，举行饮至礼，放下酒杯，在简册上记录功绩，这是礼制。

杜预说：“爵，是饮酒的器具。喝完酒放下酒杯，就在简册上书写功劳。意思是迅速记录有功之人。”

臣按：军赏不超过一个月，是想让百姓迅速看到行善的好处，所以饮至之礼，刚放下酒杯，就在简册上书写其功劳，以此来激励有功之人，使臣子兴起趋事赴功之心。

僖公二十三年，楚国的成得臣率领军队攻打陈国，于是夺取了焦夷，修筑了顿城后返回。子文认为他有功，让他担任令尹。叔伯说：“你对国家怎么样？”回答说：“我是为了安定国家。”如果有大功而没有显贵的官职，这样的人能安定的有几个呢？臣按《易经》说：“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是担心他们徇私而不安定。然而既然任用他们效力而成就了功业，却又抛弃隔绝他们？如果不是明理守道的君子，不能不感到失望。所以君子做事用人，必须谨慎开始，如果起初有失误，就一定要妥善处置，委曲周全地成全他们，以满足他们平素的期望，遏制他们的非分之想。这样功臣得以保全，而国家也就安定了。

晋文公与楚国人在城濮作战，文公询问咎犯。咎犯回答说：“崇尚道义的君主，不缺乏信用；崇尚战争的君主，不缺乏欺诈。用欺诈就可以了。”又询问雍季，雍季回答说：“烧光树林打猎，得到的野兽虽然多，但明年就没有了；排干沼泽捕鱼，得到的鱼虽然多，但明年就没有了。欺诈虽然可以获取暂时的利益，但以后就没有回报了。”于是与楚军作战，大败他们。等到赏赐时，先赏雍季，后赏咎犯。侍从说：“城濮之战，是咎犯的谋略。”君主说：“雍季的话，是百世的谋略；咎犯的话，是百世的权宜之计。我已经实行了。”

臣按：晋文公是五霸中最兴盛的一位，虽然说崇尚功利，然而文公的赏赐，不仅仅赏赐有功利之人，而必先赏赐有道义之士。大概是离古代不远，圣人的恩泽尚存；到了秦以后，就不再有这样的议论了。

战国时韩昭侯有一条破裤子，命令收藏起来。侍从说：“君主也太不仁了，不赐给左右近臣却收藏起来。”昭侯说：“我听说明君爱惜一皱眉一笑，皱眉是有原因的皱眉，笑是有原因的笑。现在裤子难道只是皱眉笑吗？”

臣按：君主的爵位赏赐，之所以被臣下看重，是因为君主能自重。得到它因为重视，人们也就重视它；得到它因为轻率，人们也就轻视它。昭侯是一国之君，对于一条破裤子的防备，尚且不轻易给予别人，何况爵位俸禄呢？拥有天下之大者，怎么可以轻率地以先王的爵位俸禄滥予于人呢！

《司马法》说：凡是战争结束后，确定爵位，记录功罪。

臣按：《司马法》虽然作于战国，但多是周代遗留的制度。大概是在定功行赏的时候，详列功过状，有功者用罪来减功，有罪者用功来折罪。

又说：“赏赐不越过时限，是想让百姓迅速得到行善的好处。”

译臣认为：奖赏贵在迅速，迅速则人心喜悦向往而振奋兴起。何况军功的奖赏，尤其不可拖延迟缓，否则事情已经过去，人心就懈怠了。大概奖赏之所以为奖赏，不仅仅是用来报答那人已经建立的功劳，实际上是用来激发后人奋发的志向。后世遇到应当奖赏的情况，公文往来核实，动不动就经过年月，甚至有的人已经死了才得到奖赏，唉，这种弊端已经存在很久了。奖赏有两个方面，即官职和财物罢了。功劳小的，用财物奖赏；功劳大的，用官职奖赏。用财物奖赏，随着事情发生随时给予就可以；用官职奖赏，官职不是臣子所能专断的。然而古代有秉承皇帝旨意封拜的例子，遇到出兵任命将领，允许其随机应变行事的情况，应当给予官券，如同古代的告身之类，中间空出名字，遇到有功劳的人，根据功劳大小填写名字授予他，让他拿着作为凭证。这是许诺给他名分而没有给予他实职。必须等待奏报皇帝、命令下达之后，才正式授予实职。这样，建立功劳的人，既有所感激，而没有建立功劳的人，也知道有所奋发了。

译《三略》说：“军队没有财物，士兵就不会来；军队没有奖赏，士兵就不会前往。”又说：“香饵之下，必有死鱼；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所以，礼遇是士人所归附的，奖赏是士人愿意为之效死的。

臣按：将领和士卒，都是国家的臣子。平日里吃君主的饭，穿君主的衣，凡是上奉养父母、下养育子女的费用，都是君主的恩赐。一旦有事，稍微效力辛劳，却又希望得到赏赐，可以吗？虽然如此，这是从臣子的道义来说的。至于君主用人，则不能没有赏赐的仁德。

秦朝时，卫鞅游说孝公变法，斩敌首一级，赐爵一级。

臣按：后世计算首级来评定军功，始于此时。唉！生在天地间而比万物灵秀的是人。人与人同类，互相生养而相爱，互相赴死而相卫，这是人的常理，也是天的正道。世道衰微而虚伪滋生，人与人竟然互相残杀伤害。同样是人，却杀人来作为功劳，这难道是合乎人道应当做的吗？自从五帝三王时代，就已经有战争之事，但敌人归服就停止，不至于像后世那样杀戮严重。到秦朝使用商鞅，才开始以首级论功，后世沿袭使用它认为是理所当然，不可改变，百世如同一天一样。后世忍心贪功的人，甚至诬陷平民，截断死尸来作为功劳次第，这都是秦朝开创这种恶劣先例留下的祸患。臣曾认为天下的事，只有武功一事最难达到尽善而无遗憾，为什么呢？因为兴师动众，人最多。临阵对敌，机变无穷。不杀不足以退敌，而功业不能成就。所以武功的成就，必然在于杀人。因此评定功劳的人，常常以杀敌的多少作为功劳等级的差别。古代盛世，本来就在学宫献祭敌人的左耳，记载在诗礼中可以考证。不只是秦朝如此，大概到秦朝才更加盛行罢了。现在如果不采用秦朝的方法，而在武功告成的日子，一律升赏，然而勇敢的和怯懦的同受赏赐，谁肯效死争先呢？如果依旧以首级作为功劳，正当战斗激烈乘胜追击之际，形势只有前进没有后退。既然斩了敌首，哪有空转而拿着它？不仅会被别人夺去，敌人也可能借此控制他的性命。这两种都不是万无一失的方法。那么究竟怎样才可以呢？臣私下认为自古国家用来赏赐功劳的，不过是爵位和财物罢了。爵位以名分而使人尊贵，财物以利益而使人富有。所以名与利，富与贵，是人心非常渴望而仰慕的。用人心非常渴望的东西作为功劳赏赐的凭借，大概是因为性命是人心非常珍惜的，身体是人心非常爱惜的。人能够舍弃他所非常爱惜珍惜的性命身体，为我们操持兵器抵御敌人，保护生灵安定社稷，他的功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于是就用他所非常渴望仰慕的货财官爵来报答他，报答他过去的功劳，用来激励他未来的志向。不只是为了那个人，也是为了国家。然而他所建立的功劳，有大有小，有多有少，有缓有急，有易有难，不能一概而论。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一概报答。然而在战阵之时，紧急之际，纷乱之中，怎么能一一得到轻重多寡的真实情况，而权衡度量没有差错呢？让人临阵监督吗？那么目力所及有限，而不能周全；让人跟随众人记录吗？那么人心所存不同，而不能都公正。不然，就等功成之后统一评定吗？那么真假是非，又将凭什么分辨呢？臣私下认为古人有言：“只有公正才能产生明察，公正则自己不徇私，明察则别人不能欺骗。”在自己方面既不徇私，自然有使人心畏服的力量，而别人不敢欺骗自己了。国家在有事任命将领的时候，一定要在朝廷大臣中选择平日明理而心公正、智慧周全而性格刚直的人，作为记录功劳的官员，让他随时制宜，权衡缓急难易，来评定功劳次第，使上下都了解，彼此担保。一旦有疑似难明、纷争不一的情况，就立即发文考核结正，必须详实统一，然后明白开具榜文张贴在通衢大道，像科举考试揭晓一样。如果有不公正的情况，允许指名举报，那些徇私及包庇的人，有赃款的按赃款论处，无赃款的削去其功劳次第。这样虽然未尽善，也差不多接近了吧？大凡天下万事，没有超出一个“实”字的，只有真实人心才会无不悦服。再请求朝廷下达给文武大臣，将出军赏功的资次立为定式，让他们遵守。原本在军伍长行及出榜招募的人，则一律造册；那些有内外臣僚子弟，临时才自行投效的，则具名开奏取保。大概这类人，都不是真有智勇想为国家出力，而是借父兄势力，乘机想获得进用罢了。所以懈怠人心、激怒士卒的，都是这类人做的，不可不知道。又有将帅遇到征调差遣，就将子弟亲信奏请随行以及左右使令的吏胥之辈，其实不曾临阵，往往叙作军功，破格升赏。因为出师取胜，不是一个人智力所能独自完成的，那些临阵奋勇的人固然有功，然而左右将领为他们参谋运智，以辅助他们做不到的，协力干济，以辅佐他们不能的，彼此都不可互相缺少，怎么可以完全说他们没有功劳呢？只是不能以斩首论功罢了。为今之计，应该多设立名目，如斩将搴旗、奋勇当先之类的，各在本类下登记他们的名字

译姓名，一并登记其效命的实际战功。如果是随从人员，明确书写：“某人随从某官参与谋划运筹，或协力办事有功，折合准算作首级几功。”不允许混淆申报斩首的战功等级。这样就能使事情符合实际，而尽力效命的士卒也不会产生争怨愤懑之心。又有在战场上阵亡的士卒，因为已经死去，无人申报，以至于被埋没。今后只要有在战场上战死的，必须由同伍士兵申报，不申报的治罪。死者记一功，相当于生者记二功。那些没有亲临战场而死亡的，虽然没有抵御敌人的战功，但也是为国事而死，也必须由同伍士兵申报，酌情优厚赏赐他们的子孙。

译汉高帝六年开始剖分符节，封赏各位功臣为彻侯。萧何被封为鄼侯，他所享受的食邑唯独最多。功臣们都说：“我们亲身穿着坚甲、手持锐兵，多的经历百余战，少的也经历数十合。如今萧何未曾有汗马功劳，只是拿着文书议论，反而位居我们之上，这是为什么呢？”高祖说：“各位知道打猎吗？打猎时，追杀野兽兔子的是狗；而放开猎犬、指示野兽所在之处的是人。现在各位只能捕捉奔跑的野兽罢了，是功狗；至于萧何，放开猎犬、指示方向，是功人。”群臣都不敢再说话。列侯都已经受封完毕，下诏确定元功十八人的位次。大家都说：“平阳侯曹参，身上受七十处创伤，攻城略地，功劳最多，应当排第一。”谒者关内侯鄂千秋进言说：“群臣的议论都错了。曹参虽然有野外作战、攻取土地功劳，这只是一时的事情罢了。皇上与楚军相持五年，军队溃败、士兵逃亡，皇上跳身逃跑的次数也不少了，然而萧何常常从关中派遣军队补充空缺，又军队没有现成的粮食，萧何转运漕粮从关中供给，食物不缺乏。陛下虽然多次丢失山东之地，萧何常常保全关中等待陛下，这是万世的功劳。现在即使没有曹参等数百人，对汉朝有什么缺失呢？汉朝得到他们也不必等待就能保全，怎么能用一时的功劳来凌驾于万世的功劳之上呢？”萧何排第一，曹参排第二。皇上说：“好。”于是赐予萧何佩剑穿鞋上殿，入朝不必小步快走。皇上说：“我听说举荐贤才的人受上等赏赐，萧何功劳虽然多，得到鄂君才更加显明。”于是按照鄂千秋所享受的食邑，封他为安平侯。臣按：以高祖刚得到天下论功行赏，来确定功臣的位次，而把萧何排在首位，群臣不服，所以皇帝用打猎作比喻。这番话，不仅可以确定创业的功臣，凡是后世出兵取胜而还，他们的功劳位次也应当以此为法则。

昭帝始元元年，金日磾的两个儿子金赏、金建都任侍中，与皇上年龄相仿，一起睡觉起床。金赏任奉车都尉，金建任驸马都尉。等到金赏继承侯位，佩戴两条印绶。皇上对霍将军说：“金氏兄弟两人，不可以都佩戴两条印绶吗？”霍将军回答说：“金赏是继承父亲才成为侯的。”皇上笑着说：“封侯不取决于我和将军吗？”霍将军回答说：“先帝有约定，有功劳才能封侯。”于是作罢。

臣按：朝廷设立武爵，专门用来报答功劳，没有军功就不能得到。这样，天下想得到它的人，都会争先恐后、奋勇以求。如果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得到，那么人们都会产生急于求成之心，去走容易晋升的道路，谁肯舍弃性命去追求那艰难的事情呢！

元帝时，西域副校尉陈汤假托皇帝诏令发兵，与都护甘延寿袭击匈奴郅支单于于康居，斩杀了他，传送首级到京城，悬挂在藁街。到达后，评定功劳，石显、匡衡认为陈汤擅自兴兵，假托诏令，幸好没有被诛杀，如果再加封爵位土地，那么以后奉命出使的人都会争相冒险侥幸，在蛮夷之地制造事端，为国家招致灾难。皇上内心赞许甘延寿、陈汤的功劳，但又难以违背匡衡、石显的议论，很久不能决定。刘向上书辩白他们的功劳，于是下诏让公卿议论封赏。议论的人认为应当按照军法捕斩单于，令匡衡、石显认为郅支本来逃亡失国，在绝域窃用称号，不是真正的单于。皇上取郑吉的先例，封千户。匡衡、石显又争着封甘延寿为义成侯，赐陈汤爵位关内侯。于是杜钦上书追述冯奉世以前攻破莎车的功劳，皇上认为是先帝时的事，不再记录。

荀悦说：“如果他的功劳合乎道义足以封侯，追录以前的事也是可以的。《春秋》的道义，毁坏泉台就厌恶它，舍弃中军就称赞它，各自遵循其适宜的做法。假托诏令的事，是先王所慎重的。不得已而做的，如果假托大事而功劳小，可以治罪；假托小事而功劳大，可以赏赐。功过相当，像这样就可以了。权衡轻重而制定适宜的制度。”

胡寅说：“甘延寿、陈汤、冯奉世假托诏令而成功，是一样的。萧望之、匡衡认为不可以封侯，是《春秋》讥讽擅自行事的方法。刘向认为可以封侯，这是未免从功利角度说话罢了。像荀悦那样论功，就有大小之分了。假托诏令有大小之分吗？像甘延寿、陈汤的才能，另外加以任使而厚厚报答他们，也不晚。”

张耒说：“所厌恶的赏赐假托诏令而开后患的，是说他们的功劳可以接踵而至、比肩而立。阴山以北，有多少单于？自从汉朝攻打匈奴，唯独陈汤一人得到单于。如果割地封赏陈汤而颁布法令说：‘有能假托诏令斩杀单于像陈汤一样的，无罪而封为陈汤侯。’我想汉朝即使想再赏赐一个人，即使几十年也没有继任者。何必有邀功生事的担忧呢！”

陈瓘说：“莎车的事，萧望之根据所见而言，至于匡衡对于郅支的事，就不能没有迎合石显的嫌疑。”

臣按《春秋》记载擅自行事，公羊传认为是生事之辞，而胡氏认为是继事之辞，又说这是专断之辞。大概臣子行事，无不禀命于君主，出境而遇到关系国家安危的事，专断是可以的。夷狄处于教化之外，古代的帝王本来就用权术羁縻他们，而不与他们计较。如果趁他们败亡而夺取，即使奉天子之命，也不是正确的。大概王者效法天意行事，他们未曾侵犯我国境，残害我国民，而我们因私怨小愤，趁其败乱而夺取，这不是上天设立君主的意思。君主行事，必须承奉天意；臣子行事，必须奉承君命

译天命。君王的命令若不合乎天道，臣下本来就不应执行。何况臣下不奉行君命，而所做的事却违背了天道呢？关于陈汤诛杀郅支单于这件事，议论纷纭，莫衷一是，但若衡量天理，契合时势，他们确实损害了我国的国体，危害了我国的百姓，反躬自省，我的道理没有一处不是对的，而他们全是错的；以事实来检验，我的言辞没有一处不正直，而他们全是歪曲的。陈汤等人杀了郅支，虽然有假托君命的罪过，但也有安定边疆的功劳，那么正如胡氏所说，另行任用并厚加赏赐，这样既不会开启后来边疆战祸的先例，也能在日后收用他们的才智。张耒的议论，难道可以让外夷听到吗？难道不担心他们也会因此悖逆入侵吗？陈瓘说陈汤、阿衡、石显确实中了时弊，然而国家处理事务，臣下提出建议，只看道理的是非如何罢了，本来不会因为奸邪之人而改变正确的议论。何必为了避嫌呢？只是朝廷上讨论功劳、封赐爵位，却让内廷宦官参与，由此可知当时的情况，士大夫们应当感到羞耻。

译汉成帝时，下诏让有关部门访求汉朝初年功臣的后代，但很久都没有得到省察录用。杜邺劝谏说：“皇上说：‘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都分封诸侯，以成就太平盛世的美好局面，因此燕国、齐国的祭祀，能与周朝一同流传。儿子继承、弟弟继位，历经多年而不衰败。难道没有刑罚吗？因为祖先竭尽全力，所以旁系亲属得以依赖。近来汉朝的功臣，也都剖符分封世袭爵位，接受山河永固的誓言。然而在一百多年间，袭封爵位的人全都非功臣直系，这是用来向后世展示劝勉教化的。虽然难以全部继承，但应当从那些功劳特别显著者开始。’”皇上采纳了他的话，封萧何的六世孙萧喜为酂侯。臣按：我们圣祖开国之初，封为公的功臣有六人，封为侯的有十五人。后来那些列侯，又有晋升封为公的。如今他们的子孙还在世的，大概很少。那些在前朝因罪被废黜的，固然难以恢复他们的爵位。只有现在配享太庙以及列入功臣庙祭祀的，应当像汉成帝访求汉初功臣后代那样，推举那些功劳特别显著者，录用他们的后人，使他们的祭祀不致断绝，这也是用来向后世展示劝勉立功的方法。

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吴汉平定蜀地返回，于是大宴将士。增加食邑或改封爵位的功臣共有三百六十五人。确定封邓禹为高密侯，食邑四个县；李通为固始侯，贾复为胶东海侯，食邑六个县。其余的人各有差别，已经去世的则加封他们的子孙，有的改封给旁系亲属。皇帝在战乱中时间长久，厌恶军事行动，况且知道天下疲惫损耗，希望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自从陇西、蜀地平定后，除非有紧急警报，未曾再谈论军事。皇太子询问攻战之事，皇帝说：“从前卫灵公问阵势，孔子不回答，这不是你所能涉及的。”邓禹、贾复知道皇帝要停止干戈，修习文德，不希望功臣在京城拥有军队，于是卸下铠甲兵器，崇尚儒学。皇帝思念要保全功臣的爵位和封地，不让他们因为担任官职而获罪，于是罢免了左右将军的官职。耿弇等人也上交大将军的印绶，都以列侯的身份回到府第，加授特进，奉命参加朝会。皇帝虽然驾驭功臣，但每每能宽容原谅他们的小过失，远方进贡的珍奇美味必定先遍赐诸侯，而太官那里没有剩余，所以他们都保全了福禄，没有被诛杀谴责的。

李靖对唐太宗说：“光武帝虽然借助前人的基业，容易取得成功，然而王莽的势力不低于项羽，寇恂、邓禹的才能不超过萧何、张良，唯独他能推诚相待，采用柔和的治理，保全功臣，比高祖贤明得多了。以此论说驾驭将领的方法，我认为光武帝掌握了它。”

张栻说：“光武帝天资虽然不及高祖，但自从他年轻时跟随诸生讲习儒学，行为谨慎合乎道义，所以天下平定后，就知道兵器不可不收敛。关闭玉门关以谢绝西域，安定南北，作为对匈奴长远的计策。处置功臣，保全他们的始终，这些都是思虑缜密，主要源自儒学。”臣按：“自从秦汉以来，懂得对待功臣的体统的，没有谁比得上光武帝。”

建安十七年，曹操西征时，河间百姓田银、苏伯造反，煽动幽州、冀州。五官中郎将曹丕派遣将军贾信讨伐他们，随即攻克消灭。旧例，破敌的文书将战果虚报十倍，国渊上报的首级都按照实际数目。曹操询问原因，国渊说：“征讨外敌，多报斩获数目，是想夸大武功，震慑百姓听闻。河间在疆域之内，田银等人叛逆，虽然攻克取胜有功，国渊私下感到羞耻。”曹操非常高兴。

臣按：天下最难清理的，是上报军功的数目。史书说“旧例，破敌文书将战果虚报十倍”，大概从汉朝以来就是这样，难道只是今天的弊病吗？然而今天的弊病，是下级所为而上级不知道。魏人的弊病，则是借用虚数来威慑敌人罢了。大概是因为当时天下分裂，各自互为敌人，所以如此。如今天下一统，不是各国互相夸耀征伐的情况，尤其应当痛革这种弊病。

以上赏功之格【上】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三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四十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严武备

赏功之格【下】

晋武帝泰始七年，豫州刺史石鉴因攻打吴军，虚报首级数目，下诏说：“石鉴身为大臣，是我所信任的，却与下级同流合污行诈，道义上能这样吗？”派他回到乡里，终身不得再被任用。

臣按：虚报首级数目，这是古今共同的弊病。然而后世的君主如果能像晋武帝那样，以道义责备那些记录军功的臣子，有犯此罪的严厉斥责，终身除名，即使有功劳，也不再任用，那么下级官员就都知道警戒了。

武帝平定吴国，王濬进入建业，接受吴主投降。第二天，王浑才渡过长江，因为王濬不等待自己，心里非常惭愧愤怒，将要攻打王濬。王濬将吴主送给王浑，因此事情得以化解。王浑上表弹劾王濬违抗诏令，不接受节制调度。王浑的儿子王济尚公主，宗族党羽强盛，有关部门请求用囚车征召王濬，皇帝不允许，只用诏书责备他。王濬上书说：“臣先前接到诏书，直接前往秣陵，十五日到达三山。王浑在北岸，派人送信邀请臣的水军，风势发作没有理由回船。等到中午到达秣陵，傍晚才接到王浑下达的应当接受节制的符令，想要让臣第二天返回包围石头城，又索要各军士兵的名册，确定看见臣认为孙皓已经来降，没有理由空围石头城。又士兵确定看见，也不是当今的急务，不能承用，并非敢忽视废弃明确的制度。侍奉君主的道理，如果有利于国家，生死都置之度外。如果顾虑嫌疑躲避罪责，那是臣子不忠的私利，不是明主和国家的福分。”王濬到达京师，有关部门奏报王濬违抗诏令大不敬，请求交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