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十三

译凭借威势，是为了顺应他人的权势；追求富有，是为了充实自己的财富。用这种心态来决断刑罚狱讼，残害扰乱无辜的百姓，致使下面产生怨恨，上面招致天怒。最终所依仗的权势，不可倚靠；所获取的财富，无法保全。进而连自己原本拥有的东西也加以防备，于是使得自从受姓立族以来的宗庙祭祀，也灭绝得没有遗留。唉！《吕刑》中的这些话，难道不是历代掌管刑狱者的永久鉴戒吗！

译审理案件时收受的贿赂不是宝物，只是聚敛罪人的财物；以各种灾祸来回报这种罪行，永远要畏惧的是刑罚，并非上天不公正，而是人自己招致了灾祸的命运。如果上天的惩罚不严厉到极点，百姓就不会有善政存在于天下。蔡沈说：“狱货，是审理案件时受贿所得的财物；府，是聚敛的意思；辜功，就是罪状；报以庶尤，就是降下各种灾祸。”“非天不中，惟人在命”，意思是并非上天不以中正之道待人，而是人自己招致了灾祸的命运罢了。吴澂说：“并非上天不公正而偏私地惩罚，大概是因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有生命的命运，把人陷入死地，上天岂能容忍呢？如果上天的惩罚不如此严厉，那么狱吏将无所畏惧，肆意施加严酷的刑罚，百姓都会遭受酷虐的政治，天下就不再会有善政了。”臣按：案件对于人来说，关系到性命，如果不以公正而以私心，不以道理而以欲望，用别人的性命来成就自己的私利，这与为了财物而杀人，其用心是一样的。难道不该想想：人的生存，是上天所赋予的，我为了财物而杀人，这是违背上天的旨意，上天岂能容忍我？为了财物杀人尚且不可以，何况又假借上天讨伐有罪之人来杀害无罪的人，这是更加得罪上天了。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晋怀公逮捕了狐突，说：“你如果来，就赦免你。”（狐突的儿子狐毛和狐偃跟随公子重耳在秦国）狐突回答说：“父亲教导儿子有二心，拿什么来侍奉君主？刑罚不滥用，是君主的明智，也是臣下的愿望。滥用刑罚来逞快意，谁又能没有罪呢？”

臣按：刑罚是用来辅助教化的，必须推究父子之间的亲情、君臣之间的道义，来权衡轻重，以此作为取舍的标准。如果在上位的人道理不明，只顺从自己的欲望，甚至使用刑罚杀戮来满足自己的意志，那么凡是所厌恶的人，罪大的可以诛杀，罪小的可以定罪，而人就没有容身立足的地方了。下面违背人心，上面违背天道，人虽然对我无可奈何，但又能如何对待上天呢？

秦文公二十年，开始有三族连坐的罪名。秦孝公任用卫鞅变法，命令百姓编成什伍互相监督告发，连坐不告发奸恶的人处以腰斩。秦始皇吞并六国，毁弃先王的法度，削减礼仪的官职，专任刑罚，亲自批阅文书，白天断案，晚上处理公文，每天限定决断案件的数量，结果奸邪之人并起，穿赭衣的囚犯塞满道路，监狱像市场一样拥挤，天下愁怨，最终崩溃叛离。

臣按：秦国不效法古人，专用刑法，导致民不聊生，天下崩溃叛离，这是后世应当引以为鉴戒的。

汉高祖废除秦朝的苛法，汉惠帝想要废除三族连坐罪和妖言令，议论未决就去世了。吕后废除了这些法令。汉文帝元年，全部废除了没收家产、连坐的律令。

臣按：古代五刑极于死刑，死一人之外，没有多余的刑罚。到秦朝才开始有三族连坐的法令，罪及妻子和同宗兄弟。因为一个人有罪，而他的妻子本来无罪，何况一族人呢？父亲的族，同一血脉相传，尚且不可以，又何况母族、妻族呢？这是因为一个女子出嫁的缘故，而连累她的一家一族，无辜地导致宗族灭绝、祭祀断绝。如果推究这类事情直到义理的尽头，那么生女儿可以不养育了。如果家家都以此为戒而不养育女儿，那么人类不就几乎灭绝了吗？所谓妖言令，尤其没有任何凭据。言语从人的口中说出，进入人的耳朵，非常没有形迹。仅仅因为一个人的言语，就定罪一个人，尚且不可以，何况他的家族呢？有国家的人担心动摇民心、迷惑大众，或者导致奸邪之人的产生、祸乱的发生，必须明确设立禁令，必须见于手书，写在简牍上，形成文理，质证对验，明白无疑，然后定罪。不然，就会有像贾谊论秦那样的情况了。贾谊的话说：“忠诚劝谏的人被称为诽谤，深谋远虑的人被称为妖言。这不仅不能禁止祸乱，反而因此产生祸乱，以至于灭亡。”汉朝继承秦朝之后，而全面禁止这些法令，它享有国祚长达四百多年，是理所当然的。

汉武帝即位之后，自从公孙弘用《春秋》大义来约束下属，张汤用严酷的法律来决断案件，于是见知法产生，而废格沮诽穷治的狱案被使用。张汤弹劾颜异，九卿见法令不便，不口头进言而在心中诽谤，判处死刑。此后有了腹诽之法，公卿大夫大多阿谀奉承以求容身了。

胡寅说：昏庸的君主和奸臣，没有不厌恶忌恨言论的。汉武帝不是昏庸的君主，却信任张汤，设立这个法令，为什么呢？古代设立诽谤之木，来寻求诽谤之言，所以士人传言，百姓诽谤，既然允许诽谤，那么有口的人都能尽情表达。周厉王虽然监谤，也可见当时言路并不狭窄，监谤之后才狭窄了。秦朝禁止偶语，那么两个人就不能一起说话了。此后又有妖言令，那么为国家深谋远虑的人，也不能独自进言了。虽然如此，还是有的发之于口，有的写之于书，得到一个证据，反是为非，加之罪罚。至于腹诽之法，不也很奇怪吗？自从尧舜大圣，尚且以知人为难，知人的方法，必须从听言开始。所以敷奏以言，既观察其言，明试以功，又考核其事，差不多能尽知。而大奸似忠，大佞似信的人，尚且不能知道。于是探查心腹，不用明显的形迹而定罪，呜呼奇怪啊！人心难测，甚于知天，腹部所藏，从何验证？现在指着孝子说：“你想杀父”，指着忠臣说：“你想杀君”，指着廉洁的人说：“你想为

译“穿窬”，指着义士说：“你想做盗贼”，你虽然嘴上不说、身上不做，我知道你的心思。那么凡是所憎恨厌恶的人，谁不可以杀掉呢？立法像这样，与商纣王剖开比干的心、观看他的七窍相比，相差无几了！致使贤人君子精忠无法向上表白，志节道义无法自我伸张，反而招致昏庸不明的诛杀，含冤而死，这都是张汤、赵禹开启的先例。张汤祸害忠良不值得称道，他的报应也很快到来，唯独汉武帝相信并任用他们，可惜啊！史书说：“公卿大夫从此开始谄媚阿谀以求容身。”那些寻求迎合的人，不等到这时候就已经谄媚阿谀了，何况是用立法来昭示他们呢？

译臣按：关于腹诽的律法，胡氏的论述，可以说非常切中要害了。张汤这一年杀了颜异，第二年就自杀了，天道好还，如此明显。作为臣子侍奉君主，哪里需要用杀人来谋求自己职位的安稳呢？

汉武帝用法度来驾驭下属，喜欢尊崇任用酷吏，百姓更加轻视法律而触犯它，盗贼大量兴起，道路不通畅。于是派遣樊昆等人穿着绣衣，手持符节调动军队去征讨，所到之处可以擅自斩杀二千石以下的官员，诛杀的人很多，一个郡多至一万多人。溃散的士兵逃亡失散，又聚集党羽凭借山川险阻的，往往成群结伙居住，无可奈何。于是制定了沈命法，说：“盗贼兴起没有发觉，发觉后捕获的人数达不到规定标准的，二千石以下的官员直到主管的小吏都要处死。”此后小吏害怕被诛杀，即使有盗贼也不敢上报，官府也让他们不要说，所以盗贼逐渐增多，上下互相包庇，用文辞来逃避法律。胡寅说：“设立君主的原因，是因为人群争斗，不致力于道德教化而用强力行事，这是与百姓争斗。百姓顺服就会驯良，治理他们就会惊骇，与他们争斗就会奋起抗争。即使是极其无道的君主，厌恶百姓背叛自己，用严刑威慑，就像除草一样，各种农具接连不断地在土地上使用，也没有能够杀尽天下人的。为什么呢？因为少数不能战胜多数。汉朝的鉴戒不远，就在秦始皇的时代。所以用法制约束百姓，不如用善政养育百姓；用政令驾驭众人，不如用德行安抚众人。用德行安抚，用善政养育，居于上位而宽厚，就像天空覆盖一样。哪里至于成为盗贼呢？”

臣按：圣人制定刑罚，是为了追求没有刑罚；设立刑律，是为了追求停止使用刑律。汉武帝时，因为盗贼大量兴起，制定了沈命法。这不仅不能制止盗贼，反而因此盗贼更加增多。而且又因此导致官吏互相包庇，盗贼更加严重，这是一举而两失。由此逐渐导致大乱，并不难。《吕刑》说：“百姓的混乱，没有不中道的。”这就是治理百姓的方法，没有比中道更好的了。所以先王立法制刑，没有不采用中道的。中道就没有过分也没有不及，可以长久使用而没有弊端。不过分严厉，也不不及而宽纵。过分严厉，百姓就无法忍受，从而互相勾结作假来逃避罪责；不及而宽纵，百姓就没有所畏惧，从而成群结伙兴起犯罪。

起初，汉武帝时期，征发徭役频繁，百姓贫困消耗，穷困的百姓触犯法律，奸邪轨范无法胜数。于是派遣张汤、赵禹等人条陈确定法令，制定了见知、故纵、监临、部主的法律，宽缓深文周纳的罪责，加紧对纵容释放者的诛杀。此后奸猾之人巧妙利用法律，转而互相比较，禁令逐渐严密，律令烦琐苛刻，文书堆满了案桌，掌管的人不能全部看清。所以郡国承用的人驳杂（不理解其用意），有的罪行相同但判决不同，奸吏趁机利用法律牟利（玩弄法律接受财物如同市场交易），想要赦免的人就引用生议，想要陷害的人就给予死比（判例）。议论的人都感到冤屈伤痛。

臣按：汉武帝因为百姓贫困消耗，穷困的百姓触犯法律，于是派遣酷吏条陈确定法令，推求他们的罪责，来网罗他们。唉！何不反过来探求百姓之所以犯法的原因呢？史固说：征发徭役频繁，百姓贫困消耗，百姓之所以穷困而至于犯法，是有原因的。起初，既任用桑弘羊、孔仅，因为征发徭役频繁而把百姓推向法网；最终，又任用张汤、赵禹，因为律令烦琐苛刻而把百姓推向死地。汉武帝是多么不仁啊！那么想要百姓不犯法，其道由何而来？回答说：管子有话说：“粮仓充实，才知道礼节。”必须节制用度，减轻税赋，宽缓力役，使百姓家给人足，那么百姓就不穷困，人就不会触犯官府了。

宣帝时，廷尉史路温舒上书陈述秦人用刑的过失，其结尾说：“乌鸦老鹰的卵不被毁坏，然后凤凰才会聚集；诽谤的罪不被诛杀，然后良言才会进献。”所以古人有话说：“山林沼泽藏匿病害，河流湖泊容纳污秽，美玉隐藏瑕疵，国君包容耻辱。”虽然陛下废除诽谤罪来招致切直之言，打开天下人的口，拓宽规劝进谏的道路，扫除亡秦的过失，尊崇文武的德行，减少法制，宽缓刑罚，以废除治狱，那么太平的风气可以在世间兴起，永远享受和乐，与天无极，天下非常幸运。臣按路温舒的奏疏，真氏已经记载在前书中，并且说“在鞭打之下，有什么求而不得的”，所以囚犯受不了痛苦，就编造言辞来迎合；官吏治狱者利于此，就指引道路来明确地上奏，害怕被驳回，就锻炼而周密地纳入罪名。大概奏章定案后，即使是皋陶来审理，也认为死有余辜，为什么呢？因为成案的人多，文辞致罪的证据明显。所以俗语说：“在地上画个监狱，商议不进去；刻木为吏，约定不对答。”这十几句话，对于胥吏惨刻的情形，监狱冤屈的状态，可以说尽述了。然而看他的奏疏，开始说秦朝的时候，说正言的人叫做诽谤，遏止过错的人叫做妖言，盛装先王不被任用，忠良切直之言都郁结在胸中，虚美熏心，实祸被遮蔽，这是秦朝灭亡的原因。接着说胥吏惨刻，监狱冤屈，及其结尾，又用“废除诽谤罪来招致切直之言，打开天下人的嘴，拓宽规劝进谏的道路，减少法制，宽缓刑罚，以废除治狱”，总结大意，说秦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刑狱惨刻；刑狱惨刻，是因为言路不开；言路之所以不开，是因为把说正言遏止过错的人当作诽谤妖言。宣帝认为他的话好，所以下诏设立廷平。然而当时杨恽的死，正是坐实南山芜秽，县

译官员不足以说出竭尽全力的忠言；于定国担任廷尉时，竟然上奏说这是妖邪恶毒的言论，属于大逆无道，这其实是温舒的言论切中了宣帝的过失，只是借秦朝的事来进言罢了。胡氏说，君主行事如果不符合人心，天下人就可以议论他，难道杀一个人、封住一张嘴，就能阻止和消除这种议论吗？宣帝在这里就丧失了为君之道了。唉！君主的严酷刑罚，都足以失去人心而导致亡国，一旦如果能有改过之心，还足以补救后来的局面，唯独杀害进谏的人，就没有不亡国的道理。观察汉唐末世的君主，就可以看到了。拥有国家的人，还是以此为鉴戒吧！

译东汉章帝时，陈宠上疏说：“陛下即位以来，多次下诏给群臣，倡导宽和仁厚的风气，但主管官员办事，未能完全奉行。司法用刑，仍然严酷；审理案件的人急于使用鞭打、夹棍等酷烈的刑罚，执行法律的人烦于使用诬陷欺骗、放纵滥用的条文。有的人借公事行私欲，肆意施展威福。现在应当清除烦琐苛刻的法令，减轻鞭打杖责，以救济众生。”章帝采纳了陈宠的建议，下诏主管官员废除钻凿等残酷的刑律，解除对妖言恶行的禁令，删去通过文字罗织罪名而请求裁决的五十多件事，将其定为法令。

臣按：文致，是指那人本无罪，却通过文字修饰使其符合定罪的法条。

桓帝延熹元年，中常侍侯览等人指使牢修上书，告发李膺等人供养太学游士，结交各郡学生，互相奔走效劳，结成朋党，诽谤朝廷，扰乱风俗。桓帝大怒，下令各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让大家都愤恨痛疾。案件经过三府审理，太尉陈蕃拒绝签字说：“现在所查办的，都是海内享有声誉、忧国忠公的臣子，这样的人即使十代也要宽恕，哪有罪行不显明就加以逮捕搜捕的道理？”不肯平署。皇上更加愤怒，于是将李膺等人投入黄门北寺狱。供词牵连到的杜密、陈翔、范滂等人二百多，有的逃跑未被抓获，都悬赏重金缉捕，使者四处出动，相望于道。陈蕃上书极力劝谏，桓帝发怒，下诏罢免了他。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进言。窦武、霍谞又为此进言，桓帝心意稍解，于是下诏让二百多名党人都回乡里，名字登记在三府，终身禁止做官。等到灵帝即位，陈蕃、窦武掌权，再次举荐李膺等人。陈蕃、窦武被杀，李膺等人再次被废黜。侯览对张俭怨恨尤甚，于是命令朱并上书，告发张俭等人结为朋党，图谋危害国家。当时灵帝年仅十四岁，问说：“党人因为什么作恶而要诛杀他们呢？”回答说：“想要做不轨之事。”灵帝说：“不轨之事是什么？”回答说：“想要危害国家。”灵帝于是批准了奏章。凡是党人死去的有一百多人，妻子儿女都被迁徙到边地，牵连逮捕拷问，遍布天下，宗室亲戚都被残害毁灭，郡县因此残破。

马端临说：“党锢之狱，出于宦官嫉恨正直、丑化正派。然而想要加罪于人，就必定要编造借口。灵帝问曹节：‘党人因为什么作恶，而要诛杀他们呢？’问得好啊！灵帝当时还是孩童，尚未知道奸佞谄媚之人可亲，忠贤刚直之人可恶，所以发出这个疑问。等到回答说谋反不轨、危害国家，就不再能穷究他们谋反的说法、危害国家的状况，就急忙批准了奏章。自古以来昏庸暴虐的君主，诛杀谏诤之臣、杀戮正直之士，像龙逄、比干之类，都是因为当朝进谏而遭祸；而在民间私下议论的人，则未曾治罪。直到李斯才有禁止两人私下议论的禁令，张汤才有腹诽的律法，都处以死罪。现在看党锢诸贤所犯的罪，就是私下议论、腹诽的罪，而曹节、王甫所做的，大概是沿袭李斯、张汤的旧计罢了。至于株连根究，坐死的人不可胜计。虽然说是君主昏庸、政治混乱，宦官得以肆意施威施虐，但也有其由来。大概汉朝的法律，把死刑作为轻典，而审理案件的官吏，则以深入追究党羽为能事。孔子说：‘开始制作俑的人，大概没有后代吧？’传曰：‘立法出于贪婪，弊端将如何？’确实如此！”

臣按：路温舒说，秦朝有十大过失，其中一项尚存，就是审理案件的官吏。臣认为审理案件的官吏，只是小过失，其所存的过失中最大的，则是禁止诽谤妖言。吕后时虽然除去了这个禁令，但路温舒在宣帝时上疏，始终仍以诽谤为言，这说明虽然名义上除去了，实际上暗中沿用而不自知。他的子孙习以为常，认为理所当然，左右的奸邪之人，于是沿用以铲除异己之人，其祸害甚至延续到改朝换代、累世仍然炽盛。最终善良的人遭受祸害，国运随之衰败。后世拥有天下的人，其他刑狱虽然看似惨刻，但失去人心、加速国家灭亡的，没有比禁止诽谤妖言的法令更严重的了。古语说：“杀害谏臣的国家，必定灭亡。”然而杀害谏臣还有定名，不进谏的人未必被杀。只有用诽谤妖言来定罪，就不分在朝在野、有官无官，一概诛杀，以钳制天下人的口，这样的国家灭亡，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魏孝文帝因为犯罪被迁徙到边地的人大多逃亡，于是规定一人逃亡，全家充役。光州刺史崔挺劝谏说：“天下善人少，恶人多。如果一人有罪，牵连全家，那么司马牛就要承受桓魋的惩罚，柳下惠就要遭受盗跖的诛杀，不也太悲哀了吗！”孝文帝认为他说得好，于是废除了这个规定。

臣按：秦朝开始有夷族的刑罚，一人犯罪，牵连一家，而且牵连到母族、妻族。崔挺这番话，真是仁人之言啊！秦朝仅仅传了两代就灭亡，而博陵的崔氏世代成为北朝大族，直到唐朝仍然兴盛，不能说上天没有意旨。

起初，魏元丕与陆叡、李冲、于烈都接受了不死之诏。陆叡被杀后，赐给李冲、于烈诏书说：“陆叡反叛违背誓言，那与我无关。但我仍不忘记前言，听任他自杀，免除他妻子儿女的杀戮。我本期望始终如一，而他自绝于我。”

司马光说：“生杀予夺，是君主驾驭臣下的大权。所以先王的制度，虽然有八议，如果有罪，不直接赦免。一定在槐棘之下商议，可以宽恕就宽恕，可以刑罚就刑罚。所以君主得以施恩而不失威严。

译臣得以免除罪责，却不敢因此自恃。魏国对于有功勋的显贵大臣，往往预先许诺他们免于死罪。他们因骄横而触犯刑律，朝廷又进而将其处死，这是用不可信的政令，使他们陷入死地。”

译臣按：君主治理国家，关键在于仁义。而坚持仁义的根本，在于诚信。不该处死却处死了，是不仁；该处死却不处死，是不义；既然许诺不处死，却又处死了，是不信。失去了这三者，还凭什么治国呢？

梁武帝对刑法疏漏简略，从公卿大臣起，都不把审理案件放在心上。他又专心信奉佛教戒律，每当判处重罪时，整天都闷闷不乐。有时有人谋反叛逆，事情败露后，他也哭着宽恕他们。因此王侯们更加横行霸道，有的在大白天于都城街道杀人，有的在夜晚公然抢劫掠夺。有罪逃亡的人躲藏在权贵家中，有关部门不敢搜捕。梁武帝深知这些弊端，但沉溺于慈悲仁爱，无法禁止。

臣按：大禹为囚犯哭泣，是怜悯百姓愚昧；梁武帝为囚犯哭泣，是侥幸求取自己的福报。流泪虽然相同，但用心却不同。怜悯愚昧而哭泣，最终仍将他们置于法律制裁之下，以此警戒后人，使他们由愚变智，由恶变善。侥幸求福而哭泣，虽然看似免除了他们的死罪，然而法度日益松弛，奸恶之人日益增多，最终导致白天杀人、公然抢劫。本想为自己求福，反而给他人招致祸患。这就是所说的求福不得，祸患反而随之而来。佛教不值得如此信赖，后世的君主应当以此为鉴啊！

隋文帝向来不喜欢学习，既然凭借智谋获得了高位，就凭借严刑峻法自我夸耀，以明察秋毫的态度对待下属，常常让身边的人监视内外，稍有过失就加上重罪。他又担心令史贪污受贿，派人送钱帛给他们，一旦犯法立即斩首。他经常在殿廷上鞭打犯人，一天之中有时多达三四次。曾经因问事发怒，鞭打不重就下令斩首。高颎等人进谏，认为朝堂不是杀人的地方，殿廷不是执行刑罚的场所，文帝不采纳，又在殿廷杀人。兵部侍郎冯基坚决进谏也不听从，最终在殿廷执行死刑。文帝不久后悔，宣慰冯基，却对不劝谏的大臣发怒。

臣按：智者行事看似无所作为，人们厌恶智谋，是因为它过于刻薄。文帝既然凭借智谋获得高位，所以凡事都用所谓的智谋来处理，想要让人无法揣测他的意图，从而产生畏惧，借此掌握实情并震慑人心。唉！圣人所说的智者，难道是这样吗？那不过是自以为是的小聪明，并非圣人的大智慧。智、仁、勇是天下三种通达的德行，缺一不可。而其根本，则源于真诚。以真诚运用智谋，就是所谓的“行其所无事”。唉！隋文帝使用奸诈诡计作为智谋，在天命未定时，凭借它窃取了天位；在天命已定时，凭借它断送了宗庙祭祀。后世的君主如果有倚仗私智的，应当以隋文帝为鉴啊！

文帝崇尚严酷急切，但奸邪不正之风不止。制定了盗窃一文钱就处死示众的法律，听到或看到犯罪不告发的人判处死刑。从此，四个人共同盗窃一根屋梁，三个人共同盗窃一匹绢，立即执行死刑。有几个人劫持了办事人员，对他们说：“我难道是求财的人吗？只是为受冤屈的人而来罢了。替我向皇上奏报。自古以来，治理国家制定法律，没有盗窃一文钱就处死的。如果不替我上报，我再来，你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文帝听说后，废除了盗窃一文钱就处死示众的法律。

臣按：先王根据情理制定法律，就像秤衡量轻重一样，少的不能算多，大的不能算小。物品有轻重大小，而秤以无心对待，随其轻重大小而权衡。盗窃一文钱的，判处死刑；盗窃一万钱的，又该怎么加重呢？用这样的法律，是教导天下想当盗贼的人不要当盗贼，罢了；如果一定要当盗贼，那就去偷大的而不去偷小的，宁可取多的而不取少的，这难道是所谓“用刑罚来制止刑罚”的意思吗？

唐武后自认为长期专断国事，而且私德不谨，想要大肆诛杀以威慑众人，于是大开告密之门，提拔胡人索元礼为游击将军，让他审理诏狱。索元礼审讯一个人，必定让他牵连出几十上百人。周兴、来俊臣之流效仿他，纷纷崛起，私下蓄养数百名无赖，专门以告密为事。想要陷害一个人，就让多处同时告发，案情描述完全一致。来俊臣与万国俊共同撰写《罗织经》数千字，教导门徒罗织无辜，编造谋反的罪状，构造布置，都有条理。武后得到告密者，就让索元礼等人审讯，竞相拷问囚犯。酷吏制作了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 pig 愁、求破家、反是实、凤凰晒翅、驴驹橛、仙人献果等名称。有的倒挂石头坠压头部，有的用醋灌鼻。每当抓到囚犯，就先陈列刑具给他们看，都吓得战栗流汗，望风认罪。

胡寅说：自古以来的酷刑，没有比武后时期更严重的。其手段和器具，都不合人情，大概出自佛教所说的地狱之事。佛教的本意，原本是用恐怖来吓唬愚人，使他们信服。然而这种说法从南北朝泛滥到唐代，从未有人用来审理案件。佛教的话语在经册中，知道的人少。到了阎立本绘制《地狱变相图》，形象地表现在绘画中，人们得以看见，残酷刻薄的官吏，智巧因此滋长。所以只有仁人的言论，利益广大。佛教本以善言来说，说是在幽暗阴间惩治罪人罢了，没想到弊端，使人真的遭受这种痛苦。唉！也太不仁了！

臣按：先王制定刑罚，本意是约束百姓，使他们不敢作恶。后世的作恶者，却把刑罚当作行恶的工具，其残酷有如武后时期酷吏所为。何不思考说：我是人，他也是人。别人用这种手段加害于我，我能忍受吗？天道好还，我害人以求保全自己的富贵，

译别人虽然不能把我怎么样，但天道又岂能违背？我虽然尊贵，他虽然卑贱，但同样是拥有知觉、会活动的生命。我和他都是禀受天性、赋予形体而存在于天地之间，上天生我就像生他一样。不畏惧人，难道就不畏惧天吗？

译武则天长寿元年，来俊臣罗织罪名，控告同平章事狄仁杰等人谋反。在此之前，来俊臣上奏请求颁布敕令，规定只要一审问就认罪，谋反者可以减免死刑。等到狄仁杰下狱，来俊臣用这个条件引诱他，狄仁杰就承认谋反属实。来俊臣于是稍微宽待他，狄仁杰让他的儿子向朝廷上呈冤情状纸。武则天看了状纸，拿来问来俊臣，来俊臣回答说：“狄仁杰等人下狱后，从未剥夺他们的冠带，起居安适，如果没有事实，怎么会承认谋反？”太后派通事舍人周珽去查看。来俊臣暂时借给狄仁杰等人冠带，让他们站在西边，让周珽观看。来俊臣伪造了狄仁杰等人谢恩死罪的表章，让周珽上奏。乐思晦的儿子，几岁时被没收为司农寺的奴仆，因告发有功被召见。武则天询问情况，他回答说：“臣的父亲已经死了，臣的家已经破败了，只是可惜陛下的法律被来俊臣等人玩弄。陛下如果不信臣的话，可以挑选朝中忠诚清廉、陛下向来信任的大臣，伪造谋反的罪状，交给来俊臣，没有不承认谋反的。”武则天心里稍微醒悟，召见狄仁杰，说：“你承认谋反，是为什么呢？”狄仁杰回答说：“不承认就已经死在拷打之下。”武则天说：“为什么写谢恩死罪的表章？”狄仁杰回答说：“没有这回事。”武则天拿出表章给他看，狄仁杰才知道这是来俊臣的欺诈。

臣按：路温舒说：“在棍棒拷打之下，有什么求取不到的？棍棒，是刑具中较轻的。人的肌肤，尚且有所不能忍受的，何况使用非法的重刑呢？”后世的君主，观察武则天时期，来俊臣审理狄仁杰谋反的案件，以及详细听取乐思晦儿子的话，和狄仁杰被召见时的对答，那么酷吏害人的情状，罪人承认罪名的原因，就明显可见了。

武则天对侍臣说：“近来，周兴、来俊臣审理案件，多牵连朝臣，说他们谋反，中间怀疑有不实之处，派近臣到监狱去审问，得到他们的亲笔供状，都自己承认服罪，我不认为有疑点。自从周兴、来俊臣死后，不再听说有谋反的人，那么以前死的人难道没有冤屈吗？”姚元崇回答说：“自从垂拱年间以来，因谋反罪被处死的，大都是周兴等人罗织罪名，自以为有功。陛下派近臣去审问，近臣也不能自保，怎敢动摇？被审问的人如果有翻供，害怕遭受残酷毒打，不如快点死。幸赖上天启发圣心，周兴等人被诛杀。臣用全家百口为陛下担保，从今以后内外大臣不再有谋反的。如果确实有谋反的实情，臣请求承担知情不报的罪责。”武则天高兴地说：“以前的宰相都顺从促成这些事，陷我为滥用刑罚的君主，听到你的话，很合我的心意。赐给姚元崇钱一千缗。”

臣按：武则天虽然是女皇帝，但她本心中的天理也并非没有。虽然一时酷吏迎合她的恶念，滥用刑罚以逞私欲。她虽然在起初不明察，但时间久了天理就确定了，事情过去了善心就产生了，最终也并非不知道他们的错误。所以酷吏没有不被诛杀的，而当时顺从促成此事的宰相，也归咎于他们陷自己于滥用刑罚。后世的君主观察狄仁杰的对答以及姚元崇的这些话：“凡是有大案，必须亲自将所犯的人带到面前，亲自审问，而不被蒙蔽。担任刑官的人，不要迎合君主的恶念；担任大臣的人，一定要匡正君主的过失，不要使日后君主悔悟而诛杀他们，以及归咎怨恨于他们。”

武则天时期，侍御史周矩上疏说：“苛刻的官吏，以深刻为功，凭空捏造争强好胜，互相以残酷为傲，塞住耳朵套上笼头，折断肋骨签入指甲，悬挂头发熏烧耳朵，刻害肢体，在狱中糜烂，号称‘狱持’。或者连续几天节食，连夜缓慢审问，昼夜摇晃，使他们不能睡觉，号称‘宿囚’。这些人如果不是木头石头，且为了救眼前的急，苟且求取延缓死亡。我私下听取舆论，都说天下太平，何必苦于谋反？难道被告的人都是英雄，想要谋求帝王之位吗？只是不能忍受拷打的痛苦，自己诬陷罢了。希望陛下明察。周朝用仁德而昌盛，秦朝用刑罚而灭亡。希望陛下缓刑用仁，天下幸甚。”

臣按：君主最厌恶的是谋反叛乱。而小人想要追求富贵，往往借这个诬陷别人，以求取爵位赏赐。君主不察明而听信他们，导致人死地，动辄达到十百人。使别人的妻子成为寡妇，使别人的儿子成为孤儿，断绝别人的宗族祭祀。这对仁政的拖累，对和气的违背，太大了。遇到这种案件，必须隔离审问，证据既然明白，必须得到谋反的器具，带到御前，亲自审问，允许他们当面辩驳，不将案件交给执掌刑狱的人。一定要在朝廷外详细察明，这样奸邪的罪状没有不明的，刑罚没有不当的了。

唐玄宗天宝初年，李林甫做宰相，兴起大案，用来诬陷异己者，宠信任用吉温、罗希奭做御史，两人都随着李林甫想要深浅的程度来锻炼成案，没有人能自己脱身的，当时人称之为“罗钳吉网”。

臣按：国家设置刑狱，有一定的名称，有一定的地方。祖宗成法，子孙应当遵守，不敢增加，是可以的。汉、唐以来，就有诏狱的名称，以及兴起大案的，这是在常规法度之外另外设立异名，用来罗织人于死地，所以张大奸臣的威势，失去天下的人心，都是由此后世。人臣有请求在祖宗常规刑狱之外另外起狱的，一定是奸邪的。君主应当痛斥他。

肃宗时期，将军王去荣因为私怨杀了本县县令，应当处死。皇上因为他善于使用火炮，免死，让他在陕郡以平民身份效力。贾至上疏说：“《易经》说：‘臣杀他的君，子杀他的父’，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它所由来是逐渐的

译罢了。如果释放王去荣，可以说是助长了恶行的蔓延。议论的人说陕郡刚刚收复，不是合适的人选无法镇守，那么其他没有王去荣的地方，又是凭什么能够坚守的呢？陛下如果因为王去荣有一技之长，就免除他的死罪，如今各军中技艺超群的人，其党羽实在众多，他们必定倚仗自己的才能，到处犯上作乱，又用什么来制止他们呢？如果只赦免王去荣而诛杀其他人，那就是法令不统一，从而诱人触犯刑律。如今爱惜一个王去荣的才能而不杀他，却必然要杀十个像王去荣那样有才能的人，这难道不是伤害更大、益处更少吗？王去荣是个叛逆作乱的人，哪有在这里叛逆而在别处顺从，在富平县作乱而在陕郡治理，违背县令而不违背皇帝呢？”皇帝将此事下达，让百官议论。韦见素等人议论认为：“法律是天地的重大典章，帝王尚且不敢擅自杀人，而小人却得以擅自杀人，这是臣下的权力超过了君主。王去荣既然杀了人而不死，那么军中凡是有技能的人，也自认为没有后顾之忧，到处暴虐横行，担任郡县长官的人不也就难以为政了吗？陛下作为天下的君主，爱护百姓不分亲疏，得到一个王去荣而失去万千百姓，有什么利益呢？按照律法，杀害本县县令，列入十恶重罪，而陛下却宽恕他，王法不能施行，人伦道德受到压抑，我们臣下奉诏，不知该遵从什么。国家依靠法律来治理，军队依靠法律来取胜，只有恩惠没有威严，慈母也不能驱使她的儿子。陛下优厚地供养战士，但每次作战却少有胜利，难道不是因为缺乏法度吗？如今陕郡虽然重要，但不如法度紧急，有了法度，海内就没有忧患，何况陕郡呢？没有法度，陕郡也无法治理，得到它又有什么益处呢？王去荣的末节技艺，陕郡并不因它而存亡，王法的有无，国家命运却因此变得轻重。这是我们臣下恳切希望陛下坚守贞观年间法度的原因。”皇帝最终赦免了王去荣。臣按：肃宗对于王去荣杀害县令而不惩办他的罪行，贾至已经进言，韦见素等人又进言，反复陈述得如此明白恳切，而肃宗竟然没有醒悟。其后终于导致法令废弛，士卒桀骜不驯，直到唐朝灭亡都未能振兴，其根源未必不出于此。

译懿宗同昌公主去世，皇帝悲痛不已，杀害了太医韩宗卲等二十多人，逮捕其亲属三百多人，关押在京兆府监狱。平章事刘瞻上言认为：寿命的长短，是人的定数。昨天公主患病，深深牵动圣上的慈爱，韩宗卲等人在诊疗时，只求疾病痊愈，竭尽各种医术，并非不尽心。然而祸福难以改变，最终导致失误。推究他们的情状，也值得哀怜。却将三百多名老幼囚禁，令路人嗟叹。为何身为通达事理、知晓命运的君主，却陷入肆意暴虐、不明事理的诽谤？希望稍微回转圣虑，宽恕释放被囚禁的人。”皇上看了奏疏很不高兴。

臣按：古人之所以大大超过常人，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善于推己及人罢了。懿宗因为一个女儿的缘故，杀害了二十多名医生，逮捕亲属多达三百多人。知道痛惜自己女儿的死亡，难道别人的死亡就不值得痛惜吗？那二十个人，都有父母子女。我爱我的女儿，他们的父母子女也爱他们的父亲和儿子。人虽有贵贱之分，但悲痛哀戚的情感是一样的。我女儿的死亡，并非他们的过错，如果是出于失误，也应在宽恕之列。况且医生所能救治的，只是不该死的人，气数已尽的人，医生怎能延长其寿命呢？刘瞻的话痛切，而懿宗不醒悟，不仅是不仁，也是不智。

宋至和年间，太常博士吴及上言：“古人废除肉刑，是因为重视断绝人的后代。如今宦官之家，竞相收养他人的儿子，断绝人伦，希求爵位俸禄。孩童有什么罪过，却陷入刀锯之下，因此夭折死亡的很多。有病而夭折，是治世所羞耻的；有罪而受宫刑，是先王所不忍心的。何况既无病又无罪呢？臣听说汉永平年间，中常侍只有四人，小黄门十人。唐太宗制定制度，不得超过百人。且以祖宗近事比较：祖宗时宦官共有多少人？现在共有多少人？臣愚以为，胎卵受伤则凤凰不至，宦官过多则继嗣未育。恳请陛下发出德音，详细制定条令禁令，进献宦官的事，一律暂时停止。擅自阉割孩童的，处以重法。如果这样，那么天心必然感应，圣上的后代必然繁衍。招致福祥，安定宗庙的策略，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

臣按：五刑之中，宫刑最重。其他四刑只是残害人的肌体，宫刑则是断绝人的种类。所以虽然死刑的重大，也不如宫刑的残酷。死刑虽然说是身首异处，但只限于一人一时；而宫刑则是上断绝祖先的传承，下断绝后代的继承，不止影响一人一世。当今世上没有古代的宫刑，也没有宋人宦官之家取他人子宫作为后嗣的例子。祖宗以来，凡是侍奉后宫的人，多是从军旅中不得已牵连的幼童中选取，免其死而使其生，这是至仁的恩德。近年却有军民之家自行阉割儿子以求进身的，而在京城附近尤其多。只有我国家定都燕京，切近边疆，生活在这里的百姓，比起其他边境，更应当加意爱惜而保养他们，使他们繁衍滋生以壮大根本。一个人失去生命，固然值得惋惜；何况千百人断绝后代呢？恳请陛下体察天地好生之德，严格禁止。从今以后有自行阉割子弟的，惩罚其父母及其生户全家戍边；邻居知情，加重罚款赎罪。那些主使动手的人，判处死罪。被阉割的人分送藩府，以供使唤，永远不许进入后宫。这样就不禁自绝了，这也是圣朝体察天心、爱惜民命、赐予民众繁衍后代的莫大仁政。

高宗绍兴年间，殿中侍御史常同议论：“私盐的刑罚名称太重。”主张此议的大臣只说：“刑罚不严峻，不足以获取厚利。”制定严酷刑罚而不体恤百姓受害，这是奸臣所为。自古至今，刑罚所犯的，必定与罪行的轻重相称，哪有罪行没有等级，一律使用重刑的道理？如今私盐一斤，竟要杖打脊背并流放广南，那么谁不互相率领而贩卖成百上千斤之多呢？祖宗的仁德在人心，犹如人的元气。今天下的形势，可以说是病了，为何还要伤害元气呢？法令的执行，关乎国家根本，不让有见识的士大夫议论，却让刀笔吏玩弄文字，这不是国家的福气。

臣按：上天化生万物以养育人类，并非专为君主。而君主独占其利，已经违背天意了。为此设立禁令，尚且不可以，何况又制定与罪行不相称的重刑呢？常同说：刑罚所犯的，必定与罪行的轻重相称，深得先王制定刑罚的本意。后世法令之所以禁止越严而犯罪越多，是因为刑罚与罪行不相称。制定法律的是君主；而引导君主制定此法的是左右大臣。而执行法律的人，未必都没有仁心，未必都顺从君主的欲望。他们看到法律过于严酷，而百姓愚昧贫穷，无知而触犯法律，不得已而违禁，不肯完全执行法律。所以法律虽然暂时施行，却不能长久施行，最终归于废弛。这不仅人心不以为然，天理也不以为然。后世大盗多起于私盐贩子，正是因为盐禁太严，有国家的人不可不知道。

理宗朝，天下的刑罚不胜其残酷。每年冬夏，诏令提刑官巡视各郡决断囚犯。提刑官畏惧执行，全部委托给副职。副职不执行，又委托给幕僚属吏。所委托的人，都肆意行使威福，以索取馈赠。监司、郡守擅自作威作福，心里想黥面的，就编入应当黥面的理由；心里想杀死的，就证明其应当处死的罪行。呼喝吏卒，严格限定日期时间，监视逼迫招供，催促结案。而又擅自制造刑具，非法

译残害百姓。有的砍断柴枝当棍棒，殴打手脚，叫做“棹柴”；有的木枷绳索一起使用，夹住两腿，叫做“夹帮”；有的用绳子缠住头部，加上木楔，叫做“脑篐”；有的反绑双手跪在地上，竖立短而坚硬的木桩，交叉编结两腿，让狱卒在上面跳跃，叫做“超棍”。疼痛深入骨髓，几乎丧命。富贵人家，稍有牵连，动不动就抄没他们的财产。又以催办月桩和添助版帐为名，不问罪行轻重，一律加以罚款。大抵官员取走十分之一，吏役搜刮百分之一百。州县往往专门杀害拘禁的罪人，直到死人才罢休。甚至百姓防备诉讼，也都被收监禁押。有因饮食不足，饥饿而死的；有因无力求情，受凌虐而死的；有为双方诉讼行贿，受折磨而死的。害怕罪行败露，先以生病上报，叫做“监医”；实际上已经死了，叫做“病死”；实际上是杀死的。到了度宗时，虽然多次下诏严厉责备禁止，终究无法遏制，国家也就灭亡了。

译臣按：宋朝到了理宗时期，国土已经萎缩，穷苦百姓苟延残喘，每天等着死去，多方加以安抚养育，还担心不足以养活他们。然而当时的监司、太守、县令，却制定严酷的刑罚和苛刻的法令，来掠夺百姓的财产，残害百姓的生命。理宗在位时，正以崇尚道学为事务，追求虚名而轻视实际的政治。在这个时候，担任监司、太守、县令的人，难道没有研习道学的人吗？总之，都是迎合时俗、喜好名声的人，并非真心致力于居敬穷理，以救济世人、利于万物的人。最终导致伤害了天地的和气，缩短了国家的命脉，从而招致了外族入侵的祸患。唉！这难道没有根源吗？如今距离宋朝末年不远，那些滥施刑罚的工具，如所谓的脑箍、超棍之类，世上还有人沿袭使用。恳请国家以仁爱立国，命令有关部门痛加禁止和革除。敢在律法规定的讯问杖刑之外，巧用心思使用酷刑的人，按违制律定罪；制造这些刑具的人重罚，使用这些刑具的人革除官职。这也是顺应天心、延长国运的一件大事。

以上告诫滥用和放纵的过失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十三

《子部，儒家类，《大学衍义补》》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十四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的要点

严备武备

总论威武之道【上】

《易经·师卦》的象辞说：“地中有水，师；君子以此包容百姓，蓄养民众。”

程颐说：“师卦，上坤下坎。从两卦的形体来说，地中有水，是众人聚集的象。从两卦的意义来说，内险外顺，在险道中以顺行，是师卦的意义。从爻来说，一个阳爻作为众多阴爻的主宰，是统领众人的象。比卦以一个阳爻作为众多阴爻的主宰而在上位，是君主的象。师卦以一个阳爻作为众多阴爻的主宰而居下位，是将帅的象。地中有水，水聚集在地中，是众人聚集的象，所以称为师。君子观察地中有水的象，以此来包容保护百姓，蓄养聚集民众。”

朱熹说：“师，兵众。下坎上坤，坎为险，坤为顺。坎为水，坤为地。古代寓兵于农，将极大的危险隐藏在大顺之中，将不可测度的力量藏在极静之中。水不脱离地，兵不脱离民。所以能够养育百姓，就可以得到民众了。”臣按：先儒说古代兵农合一，平时是比、闾、族、党的百姓，服役时是卒、伍、军、旅的民众，在无事时包容他们、蓄养他们，在有事时使用他们。这些民众就是这些百姓。包容他们，就爱护而不伤害；蓄养他们，就聚集而不分散。有包容他们的措施，所以无事之时得以生养而自我发展；有蓄养他们的措施，所以有事之时易于召集以互相保卫。国家拥有民众，也就像土地拥有险阻一样。土地有险阻，人就敢逾越；国家有军队，人就不敢侵犯。然而军队虽然是险阻，使用它又必须以顺。不顺就不动。

《序卦传》说：“师，是众。众必然有所亲附，所以接着是比卦。”

程颐说：“人类，必然互相亲附辅助，然后才能安定。所以既然有了民众，就必然有所亲附。比卦，所以排在师卦之后。”

吕祖谦说：“师卦以二爻为主，二爻是将帅。以一个阳爻作为众多阴爻所听命的对象；比卦以五爻为主，以一个阳爻作为众多阴爻所亲附辅助的对象。比卦所以排在师卦之后，是说民众虽然听命于将帅，但心应当亲附辅助君主。”

《杂卦传》说：比乐师忧

苏轼说：有亲附就快乐，动员民众就忧虑

余芑舒说：“在上位而得到民众，所以快乐；居下位而承担民众，所以忧虑。居天下之中而立，安定四海的百姓，这是比卦的快乐。鞠躬尽力，死而后已。成败利钝，不是预先能看到的。这是师卦的忧虑。”

臣按：师卦，万世论述行军作战的道理，都不出这六爻之间。凡是军事的运用，所谓出兵、驻军、带兵、带将，以及奉辞讨伐罪人、班师赏赐，无所不有。先儒说虽然后世兵书繁多，不如师卦六爻简略，而且所论述的是王者之师，比后世的权谋之书，奇正相差甚远。治理天下的人，制定军队以建立武备，建立武备以保卫国家，保卫国家以安定百姓，怎么能舍弃这个而另求他法呢！

谦卦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所不利。象辞说：利用侵伐，征伐不服从的人。

程颐说：“富，是众人所归附的，只有财富能够聚集人。五爻以君位的尊贵，而持谦顺的态度对待下属，众人所归附，所以不富而能拥有邻国。邻近，不富而得到人的亲附。作为君主而持谦顺，天下所归心。然而君道不可专尚谦柔，必须威武相济，然后能使天下归服。所以利于进行侵伐，威德并著，然后尽到君道的适宜，而无所不利。征伐不服从的人，征伐那些文德谦逊所不能使归服的人。文德所不能使归服，而不用威武，凭什么平治天下？这不是人君的中道，是谦的过份。”

朱熹说：“以柔居尊位，在上而能谦，所以是不富而能以其邻的象。跟随的人很多了，还有不服从的，就利于征伐，而对于其他事情也没有不利。”

杨万里说：“征伐不服从的人，不服从而征伐，是不得已。舜征伐三苗，是不得已。汉武帝征伐匈奴，难道是不得已吗？”

臣按：征，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