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四十四
也，上也。今匈奴侮慢侵掠，至不敬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匈奴征令，主上共贡，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觧。犹为国有人乎？”
译这是尊卑颠倒啊。如今匈奴傲慢无礼，侵扰掠夺，极其不敬，而汉朝每年还要输送黄金、丝絮、彩色丝织品去供奉他们。匈奴下达征调命令，汉朝君主便恭敬地进贡，尊卑地位反而倒置，上下关系如此颠倒，却没有人能够解释清楚。这难道还能说国家有贤能之人吗？
胡寅曰：「易」曰「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贾谊所谓「天子天下首者」，其有见于此乎？抑其言之偶似也？若夫首不出乎庶物，则与物等夷，则无以相长，而争夺离析之祸起，尚何咸宁之可冀？又况首顾居下足，反居上，乱常逆理，势若倒悬，偷安目前而不虞后患者哉！臣按：谊以汉事匈奴为天下之势方倒悬，莫之能解，为国无人，当文帝之世，开国功臣名将固有存者，而谊谓无人。然谊所言如此，则谊必有解县之术。谊又谓：「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説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惟上之令。」今不猎猛兽而猎田彘，不搏反冦而搏畜莵，玩细娯而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也。徳可逺施，威可逺加，而直数百里外而威令不信【音伸】可为流涕。斯言也，其所以解天下之倒县者在此乎？虽然，谊少年而未经事，前所流涕者得「易」「春秋」之防，其理万世而不易。后所流涕者，谓行其计则可以系单于之颈，举其众以惟上之命，不知帝若用谊，其计之行者果何如也？末云：「徳可逺施，威可逺加，直数百里外而威令不信」，毋乃亦欲施徳而加威乎？徳与威所以施而加之者，其事必有本末，其行必有次第，惜乎谊言之不详也。使文帝览其言而有问焉，谊必将有所陈説，择而用之，安知其无少补乎？
班固曰：「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逐水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壅以沙漠，天地所以絶外内也。是故圣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冦。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疎而不戚。故政敎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与縻同】不絶使，曲在彼。葢圣王制御外国之常道也。」
臣按：班固谓圣王之于外国，不与约誓，则后世之之通和者非矣；不就攻伐，则后世穷兵出塞者非矣。然则如之何则可？固曰：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斯二言者，所谓治戎之上防也。若夫使曲在彼之一言，则又真得圣人正义明道之心，躬自厚而薄责人之道也。
固又曰：「西域诸国与汉隔絶，道里又逺，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徳在我，无取于彼。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徳，咸乐内属。圣人逺览古今，因时之宜，羁縻不絶，辞而未许。虽大禹之叙西戎，周公之让白雉，太宗之却走马，亦何以尚兹！」
臣按：自古帝王皆以能致外夷以为盛徳，殊不知徳在华夏文明之地，而与彼之荒落不毛之区无预焉。固所谓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徳在我，无取于彼，真知言哉！
范▯曰：“先王疆理九土，判别畿荒，若二汉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则？先零侵境，赵充国迁之内地；当煎作冦，马文渊徙之三辅。贪其暂安之势，信其驯服之情，计日用之权，冝忘经世之逺略。夫岂识微者之为乎？”
晋武帝时，郭钦上疏曰：「北部彊犷，歴古为患。魏初人寡，西北诸部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彼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矣。宜及平呉之威，谋臣猛将之畧，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实冯翊于平阳以北诸县，募取死罪徒三河、三魏见士四万家以充之。渐徙平阳、▯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内外出入之防，明先生荒服之制，万世之长防也。」武帝不纳。
惠帝元康九年，太子洗马江统作《徙戎论》，以警朝廷曰：「汉建武中，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于闗中，居冯翊、河东空地。数岁之后，族类蕃息，永初叛乱，夷夏俱敝。自此之后，余烬不尽，小有际会，輙复侵叛。魏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川，以御蜀，葢权宜之计，今已受其敝矣。今宜及兵威方盛，因其死亡流散，与闗中之人户为仇讐之际，徙诸羌着先零、罕幵、析、交支之地，徙诸氐出还陇右，着隂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粮
译胡寅说：“《易经》说‘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贾谊所说的‘天子是天下的首领’，他对此有所领悟吗？还是他的言论偶然相似呢？如果首领不出于万物之上，那就与万物同等，就无法相互生长，而争夺分裂的祸患就会兴起，还希望什么天下安宁呢？更何况首领反而居于下位，反而居于上位，扰乱常理，违背道理，形势如同倒悬，只顾眼前的安逸而不考虑后患呢！”臣按：贾谊认为汉朝对待匈奴，天下的形势正像倒悬，没有人能解救，国家没有人才，在汉文帝时期，开国功臣名将固然还有在世的，而贾谊却说没有人才。然而贾谊这样说，那么贾谊一定有解救倒悬的办法。贾谊又说：“我私下估计匈奴的兵力，不过相当于汉朝一个大县，以天下之大，被一个大县的兵力所困扰，陛下为什么不试用我担任属国的官员，来主管匈奴，实行我的计策，请一定系住单于的脖子而控制他的命运，使中行説伏地受笞，让匈奴的众人都听从陛下的命令。”现在不猎杀猛兽而猎杀田猪，不搏击反叛的寇贼而搏击野兔，玩弄细微的娱乐而不图谋大的祸患，这不是用来求安的方法。德行可以远施，威严可以远加，而在几百里之外威严命令就不被信任，这令人流泪。这些话，就是用来解救天下倒悬的办法在这里吗？虽然如此，贾谊年轻而没有经历世事，前面流泪的话符合《易经》《春秋》的大义，其道理万世不变。后面流泪的话，说实行他的计策就可以系住单于的脖子，让他的众人都听从陛下的命令，不知道皇帝如果任用贾谊，他的计策实行起来究竟会怎么样？最后说：“德行可以远施，威严可以远加，在几百里之外威严命令就不被信任”，难道也是想要施行德行而施加威严吗？德行与威严之所以能施行和施加，事情必有本末，行动必有次第，可惜贾谊说得不够详细。如果汉文帝看到他的话而有疑问，贾谊一定会有所陈述，选择而任用他，怎么知道没有少许补益呢？
班固说：“《春秋》重视华夏而轻视夷狄。夷狄的人，逐水随畜，射猎为生，被山谷隔绝，被沙漠阻塞，这是天地用来隔绝内外的方式。所以圣明的君王不与他们订立盟誓，不进行攻伐。与他们订立盟誓就会耗费贿赂而被欺骗，攻伐他们就会劳师动众而招致寇患。他们的土地不能耕种而食用，他们的人民不能臣服而畜养。因此将他们置于外部而不纳入内部，疏远而不亲近。所以政教不及他们，正朔不加于他们的国家。他们来就惩罚而抵御他们，他们去就防备而坚守。他们仰慕道义而进贡，就用礼让接待他们，羁縻不断，使过错在他们。这大概是圣明君王控制外国的常道。”
臣按：班固说圣明的君王对于外国，不与他们订立盟誓，那么后世与之通和的就是错误的；不进行攻伐，那么后世穷兵黩武出塞的就是错误的。那么怎么做才可以呢？班固说：他们来就惩罚而抵御他们，他们去就防备而坚守岗位。这两句话，就是所谓治理戎狄的上策。至于使过错在他们这一句话，又真正得到了圣人正义明道的本心，严于律己而宽以待人的道理。
班固又说：“西域各国与汉朝隔绝，道路又遥远，得到他们没有什么益处，放弃他们没有什么损失。盛大的德行在我，不需要从他们那里获取。所以自建武以来，西域思念汉朝的威德，都乐于内属。圣人远览古今，因时制宜，羁縻不断，推辞而没有答应。即使大禹叙述西戎，周公推辞白雉，太宗拒绝走马，又怎么能超过这个呢！”
臣按：自古帝王都以能招致外夷作为盛大的德行，却不知道德行在于华夏文明之地，而与那些荒凉不毛的地区无关。班固所说的得到他们没有什么益处，放弃他们没有什么损失，盛大的德行在我，不需要从他们那里获取，真是知言啊！
范晔说：“先王划定九州疆界，区分畿内和荒服，像两汉对待戎狄的方法，失去了根本。为什么呢？先零侵犯边境，赵充国将他们迁到内地；当煎作乱，马援将他们迁到三辅。贪图暂时的安宁，相信他们驯服的情状，计算日常的权宜，适宜忘记经世的长远策略。这难道是识微的人所为吗？”
晋武帝时，郭钦上疏说：“北部强悍，自古以来就是祸患。魏初人口稀少，西北各部都成为戎狄居住的地方。现在虽然服从，如果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他们从平阳、上党不到三天就可以到达孟津了。应该趁着平定吴国的威势，谋臣猛将的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恢复上郡，充实冯翊于平阳以北各县，招募死罪囚徒和三河、三魏现存的士兵四万家来充实那里。逐渐迁移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的杂胡，严格内外出入的防备，明确先王荒服的制度，这是万世的长策。”武帝没有采纳。
惠帝元康九年，太子洗马江统作《徒戎论》，以警示朝廷说：“汉建武年间，马援担任陇西太守，讨伐叛羌，将他们的余部迁到关中，居住在冯翊、河东的空地。几年之后，族类繁衍，永初年间叛乱，夷夏都疲惫。从此之后，余烬未尽，稍有际遇，就再次侵叛。魏武帝将武都氐人迁到秦川，用来抵御蜀汉，大概是权宜之计，现在已经受到它的弊病了。现在应该趁着兵威正盛，利用他们死亡流散，与关中的人户结仇的时候，将羌人迁到先零、罕幵、析、交支的地方，将氐人迁出回到陇右，安置在阴平、武都的边界，供给他们道路上的粮食
，令足自致，谷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并州之胡，本匈奴桀恶之冦也。建安中，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听其部落散居六郡，今为五部，户至数万，骁勇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正始中，毌丘俭讨句骊，徙其余种于荥阳，户落今以千计，数世之后，必至殷炽。夫为邦者，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民之富，岂须此等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遣还其本域，慰彼土思，惠此中国，于计为长也。」朝廷不能用。
译（应当）让他们自己走到目的地，谷物依附于原本的种子，返回他们原来的土地，让属国官安抚夷人，使他们安定聚集。并州的胡人，本来是匈奴中凶恶的寇贼。建安年间，派右贤王去卑诱骗呼厨泉作为人质，听任他的部落分散居住在六个郡，现在分为五个部，户数达到数万，骁勇敏捷，超过氐、羌一倍。如果有意外变故，那么并州的地区足以让人寒心。正始年间，毌丘俭讨伐句骊，把他们的余部迁徙到荥阳，户数现在以千计算，几代之后，必定会繁盛壮大。治理国家的人，担忧的不是人口少，而是人心不安定。凭借天下如此广阔，士人百姓如此富足，难道需要这些人留在国内然后才感到满足吗？这些人都可以晓谕遣返回他们原来的地域，安慰他们的乡土之思，惠及中原地区，这在计策上更为长远。」朝廷不能采纳。
臣按：郭钦之疏，江统之论，晋人心腹之病也，而不能用之。其后刘、石迭起，率如所料。自长淮之北，无复晋土，而为战争之▯者，几二百年。呜呼！后之人主为国家逺虑者，其尚为子孙计，豫有以杜絶而消弭之哉！
惠帝时，成都王頴表匈奴左贤王刘渊行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使将兵，以其子聪为积弩将军。其右贤王刘宣谓其族人曰：「自汉亡以来，我单于徙有虚号，自余王侯降门编户。今吾众虽衰，犹不减二万，奈何敛手受役，奄过百年？左贤王英武迈世，天茍不欲生匈奴，必不虚生此人也。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复呼韩邪之业，此其时矣。」乃相与推渊为大单于，使其党诣邺告之。渊白颖，请归会葬，颖弗许。及王浚及东嬴公腾起，渊説颖曰：「今二镇跋扈，众十余万，恐非士卒及近郡士众所能御也，请还説五部以赴难。」颖悦，拜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渊至右国城，刘宣等上大单于之号。二旬之间，有众五万，寻称汉王，又四年称皇帝。
唐大宗时，突厥既亡，其降唐者尚十万口，诏羣臣议区处之宜。朝士多言北狄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兖、豫之间，分其种落，散居州县，敎之耕织，永空塞北之地。中书侍郎顔师古请皆寘之河北，分立酋长领其部落，则永无患矣。礼部侍郎李百药以为突厥虽云一国，然其种类区分，各有酋帅，今宜因其离散，各即本部署为君长，不相臣属，国分则弱而易制，势敌则难相吞灭，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国。仍请于定襄置都督府，为其节度，此安边之长防也。夏州都督窦静以为置之中国有损无益，莫若因其破亡之余，假之王侯之号，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权弱势分，易为羁制，可使常为藩臣，永保边塞。温彦博请凖汉建武故事，置匈奴于塞下，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扞蔽，防之善者也。魏征以为突厥世为冦盗，百姓之讐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尽杀，宜纵之使还故土。彦博曰：「王者之于万物，天覆地载，靡有所遗，今突厥穷来归我，奈何弃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敎无类。」若捄其死亡，授以生业，敎之礼义，数年之后，悉为吾民，选其酋长，使入宿卫，畏威懐徳，何后患之有？太宗卒用彦博防，处突厥降众，东自幽州，西至灵州，分突厥故所统之地，置四川都督府，以统其众。其余酋长至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
臣按：唐太宗朝，羣臣承诏议处突厥降者部落。朝士多言欲处之河南兖豫之间。顔师古欲寘之河北。温彦博欲凖汉建武故事。李百药欲各即本部署为君长，与窦静之议畧同。惟魏征之议，思患豫防之道。太宗散处其民于诸州，用其酋长以为宿卫。数年果有结社率之反。言事者多言突厥留河南不便，乃诏突厥在诸州者并令渡河，反其旧部。太宗有「朕不用魏征言，几致狼狈」之叹。由是以观，为人臣者不可不明春秋之义，而议事者当援古以证今。昭昭然明矣。
武后时，四夷质子多在京师。如论钦陵、阿思徳、元珍、孙万荣，皆因入侍见中国法度废弛，及还并为边害。薛登谏曰：「戎夏不杂，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时朝谒，已事则归。三王之法也。汉魏以来，革袭衣冦，筑室京师，不令归国。较其利害，三王是而汉魏非。拒边长而质子短。伏见突厥、吐蕃、契丹因往入侍，并被奬遇，官戎狄歩，黉门窥图史，成败熟山川险易。国家虽有冠▯之名，而狼子孤恩，患必在后。昔申公奔晋，使子狐庸为呉行人，敎呉战陈，使之叛楚。汉迁五部匈奴于汾晋，卒以刘石作难。窃计秦并天下，及刘项用兵，人士凋散，以冐顿之盛，乗中国之虚，而髙祖困阨平城。匈奴卒不入中国者，以其生长碛卤，谓穹庐贤于城郭，氊罽美于章绂，既安所习，是以无窥中国心，不乐汉故也。刘渊五部散亡，而能自振者，少居内地，明习汉法，鄙单于之陋，窃帝王之称
译臣按：郭钦的奏疏，江统的议论，是晋朝人心腹的大患，然而晋朝统治者却不能采纳。此后刘渊、石勒相继起兵，全都如他们所预料的那样。自从长淮以北，不再有晋朝的领土，而成为战争频发的地方，几乎长达二百年。唉！后世为国家做长远考虑的君主，应当为子孙后代谋划，预先采取措施来杜绝并消除这种祸患啊！
晋惠帝时，成都王司马颖上表推荐匈奴左贤王刘渊担任宁朔将军，监管五部军事，让他统领军队，并任命他的儿子刘聪为积弩将军。右贤王刘宣对族人说：“自从汉朝灭亡以来，我们的单于徒有虚名，其余的王侯都沦为编户齐民。如今我们的人口虽然减少，但仍有不少于两万人，怎么能束手就范，受奴役长达百年呢？左贤王英武盖世，上天如果不想让匈奴生存，就不会白白生下这个人。现在司马氏骨肉相残，天下大乱，恢复呼韩邪单于的事业，这正是时候。”于是大家共同推举刘渊为大单于，派他的党羽到邺城报告此事。刘渊向司马颖禀报，请求回去参加葬礼，司马颖不允许。等到王浚和东嬴公司马腾起兵时，刘渊对司马颖说：“现在这两镇势力跋扈，军队有十多万，恐怕不是普通士兵和附近郡县的兵力所能抵挡的，请让我回去说服五部匈奴去救难。”司马颖很高兴，任命刘渊为北单于，参与丞相军事。刘渊到达右国城后，刘宣等人尊奉他为大单于。二十天之间，拥有部众五万，不久自称汉王，又过了四年称皇帝。
唐太宗时，突厥已经灭亡，那些投降唐朝的还有十万人口，皇帝下诏让群臣商议妥善安置的办法。朝中大臣大多说北狄侥幸被攻破灭亡，应当把他们全部迁徙到河南、兖、豫之间，分散他们的部落，散居在各州县，教他们耕种纺织，永远使塞北之地空虚。中书侍郎颜师古请求把他们全部安置在河北，分别设立酋长统领他们的部落，这样永远就没有祸患了。礼部侍郎李百药认为突厥虽然号称一个国家，但他们的种类区分，各有酋帅，现在应当趁着他们离散，各自在本部设置君长，互不臣属，国家分裂就弱小而易于控制，势力相当就难以互相吞并，各自保全，一定不能与中国抗衡。于是请求在定襄设置都督府，作为节制统辖，这是安定边境的长远之策。夏州都督窦静认为把他们安置在中国境内有损无益，不如趁着他们破亡之余，授予他们王侯的称号，把宗室的女儿嫁给他们，分割他们的土地，分析他们的部落，使他们的权势削弱、势力分散，容易进行羁縻控制，可以让他们常做藩臣，永远保卫边塞。温彦博请求依照汉朝建武年间的旧例，把匈奴安置在塞下，保全他们的部落，顺应他们的风俗，用来充实空虚之地，使他们为中国充当屏障，这是防范的好办法。魏征认为突厥世代做寇盗，是百姓的仇敌，现在侥幸被攻破灭亡，陛下因为他们投降归附，不忍心全部杀光，应当放他们回到故土。温彦博说：“王者对待万物，像天覆盖、地承载一样，没有遗漏的，现在突厥穷困来归顺我们，怎么能抛弃他们而不接纳呢？”孔子说：“教育不分种类。”如果救助他们的死亡，授予他们生计，教他们礼义，几年之后，都成为我们的百姓，选拔他们的酋长，让他们入宫宿卫，畏惧威严、感怀恩德，还有什么后患呢？太宗最终采用了温彦博的计策，安置突厥降众，东起幽州，西到灵州，划分突厥原来统辖的土地，设置四个都督府，来统领他们。其余到来的酋长，都拜为将军、中郎将，分布在朝廷中，五品以上的有一百多人，几乎与朝中士人相当。因而进入长安居住的有近万家。
臣按：唐太宗朝，群臣奉诏商议安置突厥降者部落。朝中大臣大多说想安置他们在河南兖豫之间。颜师古想安置在河北。温彦博想依照汉朝建武年间的旧例。李百药想各自在本部设置君长，与窦静的议论大致相同。只有魏征的议论，是思患预防之道。太宗分散安置他们的百姓于各州，任用他们的酋长作为宿卫。几年后果然发生了结社率的反叛。议论政事的人大多说突厥留在河南不便，于是下诏让在各州的突厥人都渡过黄河，返回原来的部落。太宗有“朕没有听从魏征的话，几乎导致狼狈”的感叹。由此看来，做臣子的不可不明晓《春秋》的大义，而议论政事的人应当援引古事来证明今事。这是非常明显的道理。
武则天时期，四方蛮夷的质子大多在京师。如论钦陵、阿史德、元珍、孙万荣，都因为入朝侍奉，看到中国法度废弛，等到回国后都成为边境的祸害。薛登劝谏说：“戎狄与华夏不混杂，是古人所告诫的。所以让他们居住在塞外，有时朝见，事情办完就回去。这是三王的法则。汉朝、魏朝以来，改变他们的服饰，在京城建造房屋，不让他们回国。比较其中的利害，三王是对的，汉魏是错的。拒绝边境的长期隐患是对的，接受质子是错的。我看到突厥、吐蕃、契丹因为前往入朝侍奉，都受到奖赏优待，让戎狄步入学校，窥探图史，熟悉山川险易。国家虽然有冠带的名义，但狼子野心，忘恩负义，祸患必然在后。从前申公奔逃到晋国，派儿子狐庸做吴国的使者，教吴国作战布阵，使吴国背叛楚国。汉朝把五部匈奴迁徙到汾晋地区，最终导致刘渊、石勒作乱。我推测秦统一天下，以及刘邦、项羽用兵，人士凋散，凭借冒顿的强盛，乘中国空虚，而高祖被困在平城。匈奴最终没有进入中国，是因为他们生长在荒漠盐碱之地，认为穹庐比城郭好，毡毯比丝绸美，既然安于所习，所以没有窥视中国的心，不喜欢汉朝的缘故。刘渊五部散亡，却能自我振作，是因为年少时居住在内地，熟悉汉法，鄙夷单于的简陋，窃取帝王的称号。”
。使其未尝内徙，不过刼边人缯防麴糵，归隂山而已。臣谓愿充侍子，可一切禁絶，则夷人保疆，边邑无争矣。」臣按：昔之忠臣为国逺虑者，无所不至。薛登斯言，是亦思患而豫防之者也。
译假使他们未曾内迁，也不过是掠夺边境百姓的丝织品、防备酒曲，然后返回阴山罢了。臣认为，对于他们请求充当侍从人质的要求，可以一概禁止断绝，那么夷人就会安守疆界，边境城邑也就没有争战了。」臣按：从前那些为国家深谋远虑的忠臣，其考虑可谓无微不至。薛登这番言论，正是思虑祸患而预先防范的体现。
唐自贞观以来，任蕃将者，如阿史那社尒、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奋然，犹不为上将，皆大臣总制之，故上有余权以制于下。
臣按：自古创业之君，经事多而虑患逺，其所创制立法，皆有深意，后世子孙所当遵守者也。唐▯宗不守太宗之法，专用蕃将，遂成变乱，呜呼！可不戒哉！
天宝六载，李林甫为相，欲杜边帅入相之路，乃奏言：“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则勇决习战，寒族则孤立无党。”上悦其言，始用安禄山。至是，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卒使禄山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也。
范祖禹曰：「明皇蔽于吞灭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林甫得以行其计。人君茍不能以义制欲，迷而不复，何所不至哉！」
臣按：李林甫欲为专宠固位之谋，杜边将入相之路，奏言文臣为将，怯当矢石，而欲用胡人。夫文臣固怯矢石矣，而岂无武臣乎？当世如王忠嗣等流軰，固非文臣也，盍用之乎？使▯宗而虑及此，则林甫之奸计不行矣。当贞观时，魏征为太宗处置突厥，乃为国家逺虑于数百年之后，而林甫区区乃为一身之谋于年岁之间。君子小人，用心不同如此，而国家安危治乱之所由分也。为人君者，可不谨于择相哉？
天宝十四载，安禄山使副将何千年入奏，请以蕃将二十二人代汉将。韦见素谓杨国忠曰：“禄山乆有异志，今又有此请，其反明矣。”明日入见，上迎谓曰：“卿等疑禄山邪？”见素因极言禄山反已有迹，所请不可许。上不悦，竟从禄山之请。他日，国忠、见素言于上曰：“臣有防，可坐消禄山之谋。若除禄山平章事，召诣阙，以贾循、吕知诲、杨光翽分领范阳、平卢、河东节度，则势自分矣。”上从之，已草制而不发，更遣中使辅璆琳以珍果赐禄山，潜察其变。璆琳受禄山厚赂，还盛言禄山无二心。上谓国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无异志，朕自保之，卿等无忧也。”臣按：自昔帝王用人，不系世类。蕃将之中，如汉之金日防唐之阿史那忠等，不可谓无人。然而为治之道，当循其常，从其多，不可以其一二而废其千百，以其偶然而遂不信其常然耳。何者？天地生人，同此天，而各异其地。地有不同，则其生智、习性自然殊别。及其混处之乆则不知不觉而合为一矣。方当无事之秋，聚居而托处，聨络而亲比，日染月化，遂认并州为故乡者多矣。彼其感恩思报之心，忠君亲上之念，固未尝无，非惟无异梦，指天誓日，真如金石之固，死生不渝矣。一旦而有风尘之警，疆场之变，我之势方彊，气方壮，根本方固，彼固不敢有异志。不幸而我弱彼强，我负彼胜，则彼将持两端，观成败以为去留，此等之事，不能无也。其甚者，若汉之中行説宋之郭药师，岂非后世之永鉴哉？然唐之蕃将，如执失思力，出自突厥；契苾何力，生于鉄勒；他如史大奈、李谨行、泉男生、李多祚之伦，皆能知义而鸷挺不迁，为唐史所称。其尤着勲名者，则有如浑减阿跌光顔者焉。岂可以非华而不用哉？仰惟我祖宗朝，凡诸归正而建功者，往往锡之以封爵，膺之以显任，惟于五府诸卫之长，诸边总戎之任，则有所限制。而不得以专。葢有合于唐人不用蕃将为上将之意。夫于任用之中，而寓制驭之意。非独使上之人无所疑于后，而亦俾下之人得以保其全于终也。岂非万世之良法乎？圣子神孙所当遵而行之，万世而不可轻变者也。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四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四十五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驭外蕃
慎徳懐逺之道
舜典：「咨！十有二牧【养民之官】曰：『食哉！惟时柔【寛而抚之】逺能【扰而习之】迩惇【厚也】徳允【信也】元【仁厚之人】而难【拒絶也】任人【包藏凶恶之人】蛮夷率服。』」
朱熹曰：「凡此五者，处之各得其宜，则不特中国顺治，虽蛮夷之国，亦相率而服从矣。」
孙觉曰：「夫以尧舜之时，圣贤相会，宜有
译唐朝自贞观年间以来，任用蕃将的，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都凭借忠诚和勇力奋发有为，却仍不被任命为上将，都由大臣总体节制，所以上面有余裕的权力来制约下面。
臣按：自古开创基业的君主，经历的事情多而考虑祸患深远，他们所创立的制度法令，都有深意，是后世子孙应当遵守的。唐玄宗不遵守太宗的法度，专用蕃将，于是造成变乱，唉！能不引以为戒吗！
天宝六年，李林甫担任宰相，想要杜绝边疆将领入朝为相的路径，于是上奏说：“文臣担任将领，怯懦地面对箭矢和炮石，不如任用出身寒微的胡人。胡人则勇猛果决且熟悉战事，出身寒微则孤立无党。”皇上喜欢他的话，开始任用安禄山。到了这时，各道节度使全部任用胡人，精锐部队都驻守北边，天下的形势偏重于一方，最终导致安禄山颠覆天下，这都是出于李林甫专权固位的谋算。
范祖禹说：“唐玄宗被吞灭四方夷狄的欲望所蒙蔽，想要追求一时的功绩，因此李林甫得以施行他的计谋。君主如果不能以道义来制约欲望，沉迷而不能醒悟，那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
臣按：李林甫想要施行专权固位的谋算，杜绝边疆将领入朝为相的路径，上奏说文臣担任将领，怯懦地面对箭矢炮石，而想要任用胡人。文臣固然怯懦于箭矢炮石，难道没有武臣吗？当世像王忠嗣等人这类，本来就不是文臣，为什么不任用他们呢？假使玄宗考虑到这一点，那么李林甫的奸计就不能施行了。在贞观年间，魏征为太宗处置突厥事务，是为国家在数百年之后做长远考虑，而李林甫区区只为自身在年岁之间做谋划。君子和小人，用心不同到如此地步，这就是国家安危治乱分别的原因。作为君主，能不谨慎地选择宰相吗？
天宝十四年，安禄山派副将何千年入朝奏事，请求用二十名蕃将代替汉将。韦见素对杨国忠说：“安禄山长久以来就有异心，现在又有这个请求，他谋反的意图明显了。”第二天入朝觐见，皇上迎上前说：“你们怀疑安禄山吗？”韦见素于是极力陈述安禄山谋反已有迹象，他的请求不能答应。皇上不高兴，最终听从了安禄山的请求。过了几天，杨国忠、韦见素对皇上说：“臣有防备之策，可以坐消安禄山的阴谋。如果任命安禄山为平章事，召他到京城，让贾循、吕知诲、杨光翽分别统领范阳、平卢、河东节度使，那么势力自然就会分散了。”皇上听从了，已经起草诏令却没有发出，又派遣中使辅璆琳带着珍果赏赐安禄山，暗中观察他的变化。辅璆琳接受了安禄山的厚赂，回来极力说安禄山没有二心。皇上对杨国忠等人说：“我推心置腹地对待他，一定没有异心，我自己担保，你们不用担心。”
臣按：自古以来帝王用人，不取决于出身类别。蕃将之中，如汉朝的金日磾、唐朝的阿史那忠等人，不能说没有人才。然而治理国家的道理，应当遵循常规，顺从多数，不能因为一两个人而废弃千百人，因为偶然的个别情况就怀疑常规。为什么呢？天地生人，同受此天，但所处的地域不同。地域不同，那么他们的智慧、习性自然就有差别。等到他们混居久了，不知不觉就融合为一了。正当太平无事的时候，聚居而依托相处，联络而亲近，日积月累地感化，于是把并州当作故乡的人很多了。他们感恩图报之心，忠君亲上之念，本来不是没有，不仅没有异心，指天誓日，真的像金石一样坚固，生死不渝。一旦有了战乱警报，边疆变故，我们的势力正强，气势正盛，根本正稳固，他们本来不敢有异心。不幸而我们弱他们强，我们败他们胜，那么他们就会持两端，观望成败来决定去留，这类事情，是不能没有的。更严重的，像汉朝的中行说、宋朝的郭药师，难道不是后世的永久鉴戒吗？然而唐朝的蕃将，如执失思力，出自突厥；契�何力，生于铁勒；其他如史大奈、李谨行、泉男生、李�祚等人，都能明晓大义且刚强不改变，被唐史所称道。其中尤其显赫功名的，则有像浑�、阿跌光颜这样的人。难道可以因为不是华夏人就弃之不用吗？仰想我们祖宗朝，凡是归顺朝廷而建功的人，往往赐予他们封爵，让他们担任显要职务，只是对于五府诸卫的长官、各边总戎的职务，则有所限制，不能让他们专权。这大概符合唐朝不任用蕃将为上将的意思。在任用之中，寓含制驭之意。不仅使上面的人后来没有疑虑，也使下面的人得以保全始终。难道不是万世的良法吗？圣明的子孙应当遵循实行，万世不可轻易改变。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四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四十五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驭外蕃
慎德怀远之道
《舜典》：“咨！十二州的长官说：‘养育百姓啊！要适时地宽柔安抚远方，驯服习近近处，敦厚德行，诚信仁厚，而拒绝任用包藏凶恶之人，蛮夷就会顺服。’”
朱熹说：“凡是这五点，处理得各得其所，那么不仅中国顺治，即使是蛮夷的国家，也会相继服从。”
孙觉说：“以尧舜之时，圣贤相会，应当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