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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藏大学衍义补一百四十四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四十三

儒藏 · 语录 · 已译 · 第 1284–1289 段

此分要服五百里而为二等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蔡沈曰:「荒服去王畿益逺,而经略之者,视要服为尤略也。以其荒野,故谓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放罪人之地。蔡与流皆所以处罪人,而罪有轻重,故地有逺近之别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为二等也。」

译这是将五百里的要服划分为两个等级。」

五百里的荒服中,三百里为蛮服,二百里为流服。

蔡沈说:「荒服距离王畿更加遥远,而对其经营管理的措施,比要服更为简略。因为那里是荒野之地,所以称为荒服。在要服外围的四面,又各有五百里。流服是流放罪人的地方。蔡服与流服都是用来安置罪人的地方,但罪行有轻重之分,所以地域有远近之别。这是将五百里的荒服划分为两个等级。」

臣按:先儒谓《禹贡》五服,甸、侯、绥、为中国、要荒,已为外国。圣人之治,详内略外,观五服名义可见。治中国则法度宜详,治以必治也;治外国则法度宜略,治以不治也。观至于五千,见徳化之逺及;观要荒二服,见法度之不泛及。圣人不务广地而勤逺略也。如此,后世为治者,徃徃昧于轻重缓急之辨,固有详于内而忽于外者,亦有专事外而不恤其内者,又有内与外皆不加之意者,胥失之矣。虽然,此非特世主处事之偏,亦由其祖宗立法之失也。载观虞、夏之世,立为五服之制,内二服以治乎内,外二服以治乎外,中一服则兼治乎内与外焉。既有以为内治之具,又有以为外侮之防。文教之外以兵卫,兵卫之外以蔡流。其法一定而不可易,其规一定而可长守,所以为子孙生民计也,逺矣。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蔡沈曰:「地有逺近,故言有浅深也。上言五服之制,此言声教所及。葢法制有限,而教化无穷也。」

臣按:中国之地,南北东东西为逺。故《禹贡》言圣人声教之所及,于东曰渐,于西曰被,皆指其地言;而于南北则止曰暨,而不言其地,可见圣人向明之治,自北而南,日拓而逺,不可为之限量也。东渐于海,海之外地尽矣;西被于流沙,流沙之外犹有地焉。渐如水之渐渍,底于海者也;被则如天之无不覆被。天所覆被处,圣人之化皆可至也。振举于此而逺者闻焉,是之谓声;轨范于此而逺者效焉,是之谓教。其风声教化,虽曰无逺不及,然亦惟止于海而已。虽然,其所以渐被暨及、风闻之声、神化之教,使之闻而慕之、振而动之而己未尝体国经野、设官分职而以内治治之也。

周礼》职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外千里曰王畿,其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郑樵曰:「禹贡有五服,职方有九服,五服九服之制不同,详考制度,无不相合。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而数之;职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两面而数之也。又曰:周之王畿有乡遂、稍、县、都,即禹之甸服纳总、秸、铚、粟、米之地;周之侯服即禹采男之地;周之男服即禹贡揆文教之地;周之采服即禹贡奋武卫之地;周之卫服即禹贡三百里夷之地;周之要服即禹贡二百里蔡之地;周之夷服即禹贡三百里蛮之地;周之鎭服即禹贡二百里流之地;周之藩服即禹贡九州之外地也。」

臣按:禹服周畿,要荒蛮夷,邈然处于侯甸采卫之外,其为当世制也严矣,其为后世虑也逺矣。又考贾公彦谓:「蕃之义,以其最在外为藩篱,故以蕃为称。」后世通谓外国为蕃,葢本诸此。

  春秋隐公二年公防戎于濳

臣按:汉以南单于▯五原塞,赐姓为藩臣,其后刘渊、刘聪大为晋室患。唐至中叶,以安禄山守范阳,其后尽以蕃将易汉将,河朔之祸直至唐亡。呜呼!春秋以列国之诸侯,一与会于坛坫之间,犹谨其防如此,况延之入吾疆域之中,襍于编民之内,甚者又付之以兵戈之柄,居将领之职,列宿卫而专边阃,何不思之甚哉!虽圣人以天下为一家,一视以同仁,然仁之中不可以无义,信之中不可以无智,不可茍徇于目前,必须逺虑于身后。处之必欲尽其道,安之必各止其所,非独以全吾安彼之心,亦使彼得以全其所以报吾之义焉。盖彼以穷困而归我,我不受之,义者不为也。既受之矣,因其俗而制之,顺其势而安之,使其卫吾边境可也。予之以爵位而不极其所欲,赐之以金帛而不徇其所求,任之以偏禆而不付以独柄。如此则彼得以自安而吾无后患矣。然此所以处新附者耳。若夫乆附易世者,必须以渐而为之,因事而处之,不使之羣而居也,不使之专其位也,不使之聮其职也,不使之统其类也,不使之临乎边也,不使之治其国也。所聚之处,一郡不许过百;所居

译臣按:先儒说《禹贡》的五服制度,甸服、侯服、绥服属于中国,要服、荒服已经算是外国了。圣人治理天下,对内详细对外简略,从五服的名义就可以看出来。治理中国,法度应当详细,因为这是必须治理的;治理外国,法度应当简略,因为这是以不治来治理的。看到五千里的范围,可见道德教化影响深远;看到要服、荒服这两服,可见法度并不普遍施加。圣人不致力于扩张疆土和经营远方。像这样,后世治理国家的人,往往不明白轻重缓急的区别,有的对内详细而忽视对外,有的专门从事对外而不顾念对内,还有的对内对外都不在意,这些都是错误的。虽然如此,这不仅仅是当世君主处理事务的偏颇,也是由于他们的祖宗立法有失误。查阅虞、夏时代,设立五服制度,内二服用来治理内部,外二服用来治理外部,中间一服则兼顾治理内外。既有用于内部治理的措施,又有用于防备外部侵扰的措施。文教之外用军队保卫,军队保卫之外用流放惩罚。这种制度一旦确定就不可更改,这种规范一旦确定就可以长久遵守,这是为子孙百姓考虑,非常深远。

向东延伸到海边,向西覆盖到流沙,北方和南方都到达,声威教化遍及四海。

蔡沈说:“土地有远近,所以言语有深浅。上面说五服制度,这里说声威教化所及的范围。大概法制是有限的,而教化是无穷的。”

臣按:中国的土地,南北方向比东西方向更远。所以《禹贡》说圣人声威教化所及,向东说“渐”,向西说“被”,都是指具体的地方;而对南北只说“暨”,不说具体地方,可见圣人面向光明的治理,从北向南,日益开拓而深远,不能给它划定限度。向东延伸到海边,海之外土地就尽了;向西覆盖到流沙,流沙之外还有土地。渐像水逐渐浸润,到达海边;被像天空无所不覆盖。天空所覆盖的地方,圣人的教化都可以到达。在这里振作举荐,远方的人听到,这就叫“声”;在这里确立规范,远方的人效仿,这就叫“教”。这种风声教化,虽然说是没有远方不能到达,但也只限于海边而已。虽然如此,那用来逐渐浸润、覆盖、到达、风声传闻、神妙化育的方法,只是让他们听到而羡慕、振作而感动罢了,并没有亲自治理国家、划分疆域、设置官员、分配职务而用内部治理的方法来治理他们。

《周礼》职方氏,于是辨别九服的邦国。方圆千里以外叫王畿,其外方圆五百里叫侯服,再外方圆五百里叫甸服,再外方圆五百里叫男服,再外方圆五百里叫采服,再外方圆五百里叫卫服,再外方圆五百里叫蛮服,再外方圆五百里叫夷服,再外方圆五百里叫镇服,再外方圆五百里叫藩服。

郑樵说:“《禹贡》有五服,《职方》有九服,五服九服的制度不同,详细考察制度,没有不相符合的。《禹贡》的五服各五百里,是从一面计算;《职方》的九服各五百里,是从两面计算。又说:周代的王畿有乡遂、稍、县、都,就是《禹贡》甸服缴纳总、秸、铚、粟、米的土地;周代的侯服就是《禹贡》采服、男服的土地;周代的男服就是《禹贡》衡量文教的土地;周代的采服就是《禹贡》振奋武卫的土地;周代的卫服就是《禹贡》三百里夷服的土地;周代的要服就是《禹贡》二百里蔡服的土地;周代的夷服就是《禹贡》三百里蛮服的土地;周代的镇服就是《禹贡》二百里流服的土地;周代的藩服就是《禹贡》九州之外的土地。”

臣按:禹的五服和周的畿服,要服、荒服、蛮服、夷服,远远处于侯服、甸服、采服、卫服之外,它对当世的制约很严格,它对后世的考虑很深远。又考察贾公彦说:“藩的意义,因为它最在外围像藩篱,所以称它为藩。”后世通称外国为藩,大概来源于此。

春秋隐公二年,鲁隐公在潜地会见戎人。

臣按:汉代以南单于驻守五原塞,赐姓作为藩臣,后来刘渊、刘聪成为晋室的大患。唐代到中叶,让安禄山镇守范阳,后来全部用蕃将替换汉将,河朔的祸乱一直延续到唐朝灭亡。唉!春秋时列国的诸侯,一次在坛坫之间会见,还如此谨慎防备,何况让他们进入我们的疆域之内,混杂在编户齐民之中,甚至又把兵权交给他们,担任将领的职务,列入宿卫而专断边防,怎么如此不思虑呢!虽然圣人以天下为一家,一视同仁,但仁之中不可以没有义,信之中不可以没有智,不可苟且顺从眼前的利益,必须为身后长远考虑。安置他们一定要尽其道,安顿他们一定要各得其所,不仅是为了保全我们安抚他们的心,也是让他们能够保全报答我们的义。大概他们因为穷困而归附我们,我们不接纳,是不义的。既然接纳了,就顺着他们的风俗来制约他们,顺应他们的形势来安顿他们,让他们保卫我们的边境是可以的。给予他们爵位但不满足他们的欲望,赏赐他们金帛但不顺从他们的要求,任用他们为副将但不赋予独断大权。这样他们得以自安,我们就没有后患了。然而这是用来对待新归附的人的方法。至于长久归附、历经世代的,必须逐渐采取措施,根据事情来处理,不让他们聚居,不让他们专权,不让他们连任,不让他们统领同类,不让他们镇守边疆,不让他们治理国家。聚集的地方,一个郡不允许超过一百人;居住

之市,一县不许过十;所任之官,一署不许过二。如此消之,以其渐为之,因其机处之,服其心,使彼不知不觉,则乆乆自然潜消而日化矣。

译去集市,一个县不允许超过十个;所任命的官员,一个衙门不允许超过两个。像这样逐渐削减,循序渐进地推行,顺应时机来处理,使其内心信服,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久而久之自然暗中消减而逐渐改变。

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臣按《费誓》篇首言徂兹,淮夷、徐戎并兴,而孔頴达谓此戎葢帝王所羁縻,居九州之内,所谓淮夷、徐戎,非若后世化外之戎夷,葢亦徐淮之间近边之地,自昔有一种不闲礼义之人耳。

  庄公三十年齐人伐山戎

  杜预曰山戎北狄

胡安国曰:「齐人者,齐侯也。其称人,讥伐戎也。夫北戎病燕,职贡不至。桓公内无因,国外无从。诸侯越千里之险,为燕辟地,可谓能修方伯连帅之职。何以讥之乎?桓不务徳,勤兵逺伐,不正王法,以讥其罪,则将开后世之君,劳中国而事外夷,舍近政而贵逺略,困吾民之力,争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可胜言者,故特贬而称人,以为好武功而不修文徳者之戒。」

庄公三十有一年,齐侯来献戎防。

左丘明曰:「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遗俘。」

胡安国曰:「军获曰防献者,下奉上之辞。齐伐山戎,以其所得躬来夸示,书『来献』者,抑之也。后世宰臣有不赏边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防之意。臣按:以中国诸侯而能成武功,除戎狄之患,而以其防来献,岂非羙事哉?然而不奉天子命,而越境出疆,以啓边衅,除戎之功小,擅师之罪大,渐不可长,不可以功而掩罪也。《春秋》谨防之意,深矣。」

  僖公三十二年卫人及狄盟

  宣公三年楚子伐陆浑之戎

  成公元年秋王师败绩于茅戎

程頥曰:「王师于诸侯不言败诸侯不可敌王也;于茅戎不言战茅戎不能抗王也。」

陆淳曰:「王者之于天下也,葢之如天,容之如地。其有不庭之臣,则告谕之,训诲之;如又不至,则增修其徳而问其罪。故曰:王者之师,有征无战。今王师与茅戎为敌,此取败之道,非戎所能败也,故以自败为文,所以深讥王也。」

臣按:程氏谓王师于茅戎,不言战,茅戎不能抗王也。然不谓之不可,而谓之不能,可见王者所以尊严而为天下之所畏服者,其不专在于师旅也。必有所以制伏胜人之本,而人自有不能敌者焉。然则有天下者,其可不知所以自反而自彊乎?

  九年秦人白狄伐晋

胡安国曰:「晋常与白狄伐秦,秦亦与白狄伐晋,其称人贬辞也。武王伐商,誓师牧野,庸、蜀、羌、髳、防、卢、彭、濮皆与焉。除天下之残贼,出民于水火之中,虽蛮夷戎狄,以义驱之可也。若其同恶相济,贻患于后焉,不亦甚乎!」

哀公十有三年,公防晋侯及吴子于黄池。

胡安国曰:「吴人主防,其先晋纪赏也。吴僣王矣,其称子正召也。定公以来,晋失霸业,不主夏盟。夫差暴横,势倾上国,自称周室,于已为长,而黄池之防,书法如此者,盖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人胜天,则事有在我者矣。故春秋拨乱反正之书,不可以废焉者也。」

  于越入吴

胡安国曰:「吴自栢举以来,慿陵中国,黄池之防,遂及夏盟,可谓疆矣。而春秋继书于越入吴,所谓因事属辞,垂戒后世,而见深切着明之义也。」曽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还。夫以力胜人者,人亦以力胜之矣。」吴尝破越,遂有轻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骄齐之志。既胜齐师,复与晋人争长,自谓莫之敌也,而越已入其国都矣。吴争逺国,而越灭之;越又不监,而楚灭之;楚又不监,而秦灭之;秦又不监,而汉灭之。老氏、曾子,其言岂欺也哉?

礼记》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

陈澔曰:「九州之外,不过子男之国。朝见之时,摈辞惟曰『子』。虽或有功益地至侯伯之数,其爵亦不过子,故云『虽大曰子』也。如楚在《春秋》,虽大国,而其爵则称子也。」

臣按:吴之爵,本伯爵也。春秋书吴,不书曰伯,而书曰子,葢不以本爵与之也。礼所谓四夷虽大,皆曰子。考于春秋,尤信。

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东海,千里而

译庚辰日,鲁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

臣按:《费誓》篇开头说“徂兹”,淮夷、徐戎同时兴起,而孔颖达认为这些戎人大概是帝王所羁縻控制的,居住在九州之内,所谓的淮夷、徐戎,不像后世外族化的戎夷,大概也是徐淮之间靠近边境的地方,自古以来有一种不熟悉礼义的人罢了。

庄公三十年,齐国人讨伐山戎。

杜预说:山戎是北狄。

胡安国说:“‘齐人’,指的是齐侯。称‘人’,是讥讽他讨伐戎人。北戎危害燕国,导致燕国朝贡不至。桓公在国内没有借口,在国外没有名义。诸侯跨越千里险阻,为燕国开拓疆土,可以说能够修习方伯连帅的职责。为什么要讥讽他呢?桓公不致力于德行,勤于用兵远伐,不纠正王法,如果讥讽他的罪过,将会开启后世君主劳役中原而侍奉外夷,舍弃近政而崇尚远略,困竭我国民的力量,争夺不长草木的土地。其祸患不可胜言,所以特别贬低称‘人’,作为喜好武功而不修文德的警戒。”

庄公三十一年,齐侯来进献戎俘。

左丘明说:“凡是诸侯有征伐四夷的功绩,就向天子进献,天子用以警戒四夷,中原各国则不这样做。诸侯之间不互相赠送俘虏。”

胡安国说:“军中获得的俘虏称为‘防’,‘献’是下级进奉给上级的言辞。齐国讨伐山戎,把他所获得的俘虏亲自前来夸示,史书称‘来献’,是抑制他。后世宰臣有不赏赐边功,以阻止边境生事之人的,懂得了《春秋》抑制戎俘的用意。臣按:以中原诸侯而能成就武功,消除戎狄的祸患,并把俘虏来进献,难道不是美事吗?然而不奉行天子的命令,而越境出疆,开启边境争端,消除戎狄的功绩小,擅自发兵的罪过大,这种趋势不可滋长,不可以用功绩来掩盖罪过。《春秋》谨慎防备的用意,很深啊。”

僖公三十二年,卫国人同狄人结盟。

宣公三年,楚子讨伐陆浑之戎。

成公元年秋天,周王军队在茅戎战败。

程颐说:“王师对于诸侯不说‘败’,诸侯不可敌对王师;对于茅戎不说‘战’,茅戎不能抵抗王师。”

陆淳说:“王者对于天下,覆盖它像天,容纳它像地。如果有不朝见的臣下,就告诫他,训诲他;如果还不来,就增修自己的德行而问他的罪。所以说:王者的军队,只有征伐没有战争。现在王师与茅戎为敌,这是取败之道,不是戎人所能打败的,所以用自败来表述,以此深深讥讽王师。”

臣按:程氏说王师对于茅戎,不说‘战’,茅戎不能抵抗王师。然而不说是‘不可’,而说是‘不能’,可见王者之所以尊严而为天下所畏服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军队。必定有制服胜过他人的根本,而人自然有不能敌对的。既然这样,那么拥有天下的人,怎能不知道自我反省而自我加强呢?

九年,秦人、白狄讨伐晋国。

胡安国说:“晋国常与白狄讨伐秦国,秦国也与白狄讨伐晋国,称‘人’是贬低的言辞。武王讨伐商朝,在牧野誓师,庸、蜀、羌、髳、彭、卢、彭、濮都参与了。消除天下的残贼,把百姓从水火中救出,即使是蛮夷戎狄,以义理驱使他们是可行的。如果同恶相济,给后世留下祸患,不也太严重了吗!”

哀公十三年,鲁公在黄池会见晋侯和吴子。

胡安国说:“吴人主持会见,这是先于晋国纪年赏赐。吴僭越称王了,称‘子’是纠正召见。定公以来,晋国失去霸业,不主持夏盟。夫差暴横,势力倾覆上国,自称周室,于自己为长,而黄池之会,书法如此,大概是因为存亡在于天,得失在于人,不可逆转的是理。以人力胜天,那么事情就有在我方掌控的了。所以《春秋》拨乱反正的书,不可以废弃啊。”

于越进入吴国。

胡安国说:“吴国自从柏举之战以来,欺凌中原,黄池之会,遂及夏盟,可以说是强大了。而《春秋》接着记载于越进入吴国,所谓因事属辞,垂戒后世,而显现深切着明的意义。”曾子说:“警惕啊警惕,出自你那里的,会返回到你那里。”老子说:“兵器是不祥的器物,使用它的事情容易遭到报应。以力胜人的,人也会以力胜他。”吴国曾经打败越国,于是有了轻视楚国的心,等到打败楚国,又有骄横齐国的志向。既战胜齐军,又与晋人争长,自认为没有人能敌对,而越国已经进入他的国都了。吴国争夺远方国家,而越国灭了他;越国又不引以为鉴,而楚国灭了他;楚国又不引以为鉴,而秦国灭了他;秦国又不引以为鉴,而汉朝灭了他。老子、曾子的话,难道欺骗人吗?

《礼记》说: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即使强大也称‘子’。

陈澔说:“九州之外,不过是子男之国。朝见的时候,摈辞只说‘子’。即使有功益地至侯伯的数量,其爵位也不过是子,所以说‘即使强大也称子’。如楚国在《春秋》中,虽是大国,而其爵位则称子。”

臣按:吴的爵位,本是伯爵。《春秋》记载吴,不写称伯,而写称子,大概是不以本爵位给予他。礼所谓四夷即使强大,都称子。考察《春秋》,尤其可信。

自恒山到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到江,千里而近;自江到衡山,千里而远;自东河到东海,千里而

遥;自东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应镛曰:「此独言东海者,东海在中国封疆之内,而西南北则夷徼之外也。南以江与衡山为限,百越未尽开也。河举东西南北者,河流萦带周绕,虽流沙分际,亦与河接也。自秦而上,西北袤而东南蹙;秦而下,东南展而西北缩。先王盛时,四方各有不尽之地,不劳中国以事外也。」

译遥远;从东河到西河,相距千里而显得近;从西河到流沙,相距千里而显得远。西边没有穷尽流沙,南边没有穷尽衡山,东边没有穷尽东海,北边没有穷尽恒山。应镛说:“这里唯独提到东海,是因为东海在中国疆域之内,而西南北三方则在蛮夷边境之外。南边以长江和衡山为界限,百越之地尚未完全开辟。黄河举出东西南北四方,是因为黄河水流环绕周匝,即使是流沙的分界处,也与黄河相接。自秦朝以前,西北广阔而东南狭小;秦朝以后,东南扩展而西北收缩。先王盛世,四方都有未穷尽的土地,不劳烦中原之国去处理边远之地的事务。”

方慤曰:「不足谓之近,有余谓之遥。」

臣按:二帝三王之盛,其所治之地,四方相距,亦不甚逺。考成周之故疆,而质以后世之职方,可见也。洛阳为王城,而陆浑戎密迩乎其境,其东之莱、牟、介、莒,皆夷地。淮南为羣舒,秦为西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鲜虞、肥、鼓国。河东之域,而有赤狄、甲氏。此外荆、楚、吴、越、闽、蜀,又皆在荒服之外。是时中国所有者,宋、晋、齐、鲁、卫、郑,通不过今数十郡地耳。周之盛时犹然,则夏、商以前可知已。説者谓自秦以上,西北袤而东南蹙;秦以下,东南展而西北缩。臣窃以为今日地势,东南已极于海,至矣尽矣,更无不尽之处。惟西与北及西南之地,尚未底于海耳。然皆限以重山叠嶂、大荒絶漠,地气既恶,人性复犷,非复所居之处。有与无,不足为中国轻重焉。惟明主瓦砾视之可也。

春秋左氏传》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

孔頴达曰:「中国而谓之华夏者,夏大也,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

僖公二十三年,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

吕祖谦曰:「物之相召者,防于风▯。地夷而人华者,公刘之治豳也,以华召华,不旋踵而有文武之兴。王地华而人夷者,晋帝之纳款也,以夷召夷,不旋踵而有耶律之俘虏。物物相召,未尝不以其类也。中天下而画壤者,是为伊洛。伊洛之民,虽居声明文物之地,意之所向,已在于大荒絶漠之外矣。故以心感心,以气动气,安得不为陆浑之迁哉!」呜呼!辛有可谓知几矣。臣按:天下之事,莫不起于几防。几防之际,先王之所谨也。故识防之君子,因防而知著,由迩而察逺。

昭公二十二年,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

臣按:天子以天下为家,内而中国,其堂奥也;外而封疆,其垣藩也。垣藩之外,则外国矣。是故天子布徳行政,以内和其人民,而外固其封守。此所以中国奠安,而外侮不侵也。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四十三

<子部,儒家类,大学衍义补》>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四十四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驭外蕃

  内外之限

论语》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无也】管仲,吾其被髪左袵【衣衿】矣。」

朱熹曰:「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臣按:孔子于他章尝小管仲之器,而于此则大其功。葢以其事功言也。朱子谓汉髙祖、唐太宗未可谓之仁人,然战国至暴秦,其祸极矣。髙祖出而平定天下,隋末残虐尤甚,太宗出而扫除,以致贞观之治。此二君者,岂非仁者之功邪?管仲之功,亦犹是也。

孟子曰:「周公兼【并之也】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

又曰:诗【鲁颂閟宫之篇】曰:「戎狄是膺【击也】荆【楚本号】舒【近楚国】是惩,则莫我敢承【当也】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

朱熹曰:「按今此诗为僖公之颂,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断章取义也。」

臣按《閟宫》之诗,乃鲁僖公时颂,而孟子两引之,皆以周公为言。前曰「周公方且膺之」,后又曰「是周公所膺也」。朱子胡其断章取义?是固然矣。然断章而取其义,泛言之可也。而孟子乃明白两指周公而言,意者鲁乃周公之后,故颂僖公者,因其尝率车千乗,徒三万,从齐伐楚,故述其始封之祖,兼夷狄之功,以美之。其下文继以「俾尔昌炽夀富」之祝,所谓「尔」者,对祖之言,托为周公之言也。及味其两「是」字,及「莫敢承」之语,葢已然必有之辞,非祝颂期望之意。孟子去圣人时未远,其或他有所据欤?

汉髙祖四年,北貉燕人来致枭骑,助汉。

顔师古曰:「貉在东北方,三韩之属

  臣按此中国借兵外国之始

文帝时,贾谊上疏曰:“天下之势,方倒县【平声】凡天子者,天下之首

译方慤说:“距离不足称为近,有余才称为远。”

臣按: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盛世时期,他们所治理的土地,四方相距,也不算很远。考察西周故地的疆域,对照后世的地理区划,就可以明白了。洛阳作为王城,陆浑戎族就紧邻其边境,东边的莱、牟、介、莒,都是夷人的土地。淮南一带是群舒之地,秦国是西戎,河北真定、中山一带,是鲜虞、肥、鼓三国。河东地区,有赤狄、甲氏。此外,荆、楚、吴、越、闽、蜀等地,又都在荒服之外。那时中原地区所拥有的,宋、晋、齐、鲁、卫、郑等国,总共不过相当于今天几十个郡的面积罢了。周朝盛世尚且如此,那么夏、商以前就可以推知了。有人说,从秦朝以前,西北方向辽阔而东南方向狭窄;秦朝以后,东南方向扩展而西北方向收缩。臣私下认为,今天的地势,东南已经延伸到海边,到了尽头,再也没有未尽之处。只有西方、北方以及西南方的土地,还没有延伸到海边罢了。然而这些地方都被重重山岭、大漠绝域所阻隔,地气恶劣,人性又粗犷,不再是适宜居住的地方。有它们或没有它们,不足以影响中原国家的轻重。只有英明的君主把它们看作瓦砾一样看待就可以了。

《春秋左氏传》记载,管仲对齐侯说:“戎狄像豺狼一样,不可满足;中原各国亲近友好,不可抛弃。”

孔颖达说:“中原地区称为华夏,‘夏’意为大,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美。”

僖公二十三年,起初,周平王东迁时,辛有到伊川,看见披头散发在野外祭祀的人,说:“不到一百年,这里大概会成为戎狄之地吧?他们的礼仪先灭亡了。”秋天,秦国、晋国把陆浑戎族迁到伊川。

吕祖谦说:“事物相互感召,防备在于风气。地势平坦而人民华夏化的,是公刘治理豳地,以华夏感召华夏,不久就有文王、武王的兴起。王地华夏化而人民夷化的,是晋帝接受归顺,以夷狄感召夷狄,不久就有耶律的俘虏。事物相互感召,没有不是以同类相召的。居中天下而划分疆域的,是伊洛地区。伊洛的百姓,虽然居住在文明昌盛之地,心意所向,已经在荒远绝漠之外了。所以以心感心,以气动气,怎能不发生陆浑的迁徙呢!”唉!辛有可以说是有先见之明了。臣按:天下的事情,没有不始于细微征兆的。细微征兆之际,是先王所谨慎对待的。所以有见识的君子,根据征兆知道显著的变化,由近处观察远处。

昭公二十二年,沈尹戌说:“古时候天子守在四夷。”

臣按:天子以天下为家,内部中原地区,是厅堂深处;外部边疆,是围墙藩篱。围墙藩篱之外,就是外国了。因此天子布施德行、施行政令,对内使人民和谐,对外巩固边疆守卫。这就是中原安定,外侮不侵的原因。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四十三

<子部,儒家类,《大学衍义补》>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四十四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驾驭外蕃

内外界限

《论语》说:“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百姓至今还受到他的恩惠。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大概已经披头散发、衣襟向左开了。”

朱熹说:“匡正,就是匡正天下。尊崇周王室,抵御夷狄,都是为了匡正天下。”臣按:孔子在其他章节曾轻视管仲的器量,而在这里却称赞他的功绩。大概是从他的事功来说的。朱子说汉高祖、唐太宗不能称为仁人,然而战国到暴秦,祸害到了极点。高祖出来平定天下,隋末残虐尤其严重,太宗出来扫除,以致达到贞观之治。这两位君主,难道不是仁者的功绩吗?管仲的功绩,也是这样。

孟子说:“周公兼并夷狄,驱赶猛兽,百姓得以安宁。”

又说:《诗经·鲁颂·閟宫》说:“打击戎狄,惩戒荆舒,就没有人敢抵挡。无父无君的人,是周公所打击的。”

朱熹说:“按现在这首诗是歌颂僖公的,而孟子说是周公,也是断章取义。”

臣按:《閟宫》这首诗,是鲁僖公时的颂诗,而孟子两次引用,都说是周公。前面说“周公方且膺之”,后面又说“是周公所膺也”。朱子说是断章取义,这固然不错。然而断章取义,泛泛而言可以。而孟子却明确两次指周公而言,大概是因为鲁国是周公的后代,所以歌颂僖公,因为他曾经率领战车千乘,步兵三万,跟随齐国伐楚,所以叙述他始封的祖先,兼及夷狄的功绩,来赞美他。下文接着说“俾尔昌炽寿富”的祝词,所谓“尔”,是对祖先而言,假托为周公的话。体味两个“是”字,以及“莫敢承”的话,大概是已然必有的语气,不是祝颂期望的意思。孟子距离圣人时代不远,或许有其他依据吧?

汉高祖四年,北貉、燕人来进献枭骑,帮助汉军。

颜师古说:“貉在东北方,是三韩之类。”

臣按:这是中原借兵外国的开始。

文帝时,贾谊上疏说:“天下的形势,正像倒挂一样。凡是天子,是天下的首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