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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藏大学衍义补八十九

大学衍义补卷八十八

儒藏 · 语录 · 已译 · 第 774–787 段

;宇两垂而下,故曰下宇。栋取四刚义,宇取二柔义。」臣按:此人生有宫室之始。

译屋檐向两侧下垂,因此称为下宇。栋梁取用四阳爻的刚健之义,屋檐取用两阴爻的柔顺之义。臣按:这是人类建造宫室的开端。

诗序曰:「定之方中,美衞文公也。」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得其时制,百姓悦之,国家殷富焉。其首章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楚丘之宫】揆【度也】之以日,作于楚室。」其二章曰:「升彼虚【故城】矣,以望楚【楚丘】矣,望楚与堂【旁邑】景【测景】山与京【高丘】降观于桑【木名】卜云其吉,终焉允臧。」

朱熹曰:「文公徙居楚丘,营立宫室,国人悦之,而作是诗以美之。定北方之宿营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于是时可以营制宫室,故谓之营室。楚宫,楚丘之宫也。」揆度也,树八尺之臬,而度其日出入之景,以定东西,又叅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又曰:「本其始之望景观卜而言,以至于终,而果获其善也。」臣按:古人作事,必顺天时,察地势,审土宜,不徒尽夫人事也,而又质之▯神焉。盖宫室之建,不免于劳民伤财,可已未尝不已也。万一不得已而为之,必升高以望,而审其面势之可否,降下以观,以察其土地之宜否,考之日景而验其方向之正否,稽之卜筮而考其▯兆之吉否。曰望、曰观、曰景、曰卜,无一而不善,然后兴工动众。盖不暂劳则不可以久安,所以然者,非但以为人君安佚之计,亦以臣民观瞻之所系也。或曰:「后世测景占卜之法,鲜有精者,有所营建而选日相地之法,亦可用欤?」曰:「择其可者用之,而不泥于拘忌可也。周公指南之法,彷佛犹存,用之以代测景,何不可之有?」惟定之为星,乃上天示人以营室之时,非其方中农事未隙,不可为己之居室而废农之耕艺也。

大雅绵之篇曰:「乃立臯门,臯门有伉【高貌】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严正也】

朱熹曰:「传曰:王之郭门曰臯门,王之正门曰应门。太王之时,未有制度,特作二门,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为天子之门,而诸侯不得立焉。」

臣按:周制,天子有五门,曰臯,曰库,曰雉,曰应,曰路。释者谓臯者远也,门最在外,故曰臯。库门则有藏于此,故也。雉门者,取其文明也。应门者,居此以应治也。路门者,取其大也。五门各有其义。其三门者,乃周既为天子时所立。惟臯、应二门在太王时已有,之后世遂因之而不改欤?是则雉、库、路三者,诸侯亦得立之。惟此二者,乃始祖肇基之迹,非周之正嫡嗣天子位者,则不得立焉。

礼记》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后圣人有作【起也】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

郑▯曰:「上古之时,寒则累土,暑则聚薪,柴居其上。」陈祥道曰:「范金合土,固不止于为宫室之具,而为宫室,必在于范金合土之后,以其斤斧瓦甓之所当先也。」

臣按:圣人有作,因民之营窟、橧巢之居,而为之台榭以登眺,为之宫室以居处,为之户牖以啓闭。是皆以木为之者也。然非修火以范金而为之斤斧,则无以成其栋宇;用水以合土而为之瓴甋,则无以完其盖藏。盖天生五材,竝用之,而后民頼之以安居也。今日普天之下,君臣上下所以安居而无上风旁▯之患者,可不知所以帡幪者哉?

  春秋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门

胡安国曰:「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创始也。其曰南门者,南非一门也。库门、天子臯门、雉门、天子应门。书『新作南门』,讥用民力于所不当为也。《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时制者,犹书于防,以见劳民为重事,而况轻用于所不当为者乎?然僖公尝修泮宫、复閟宫矣,傒斯董其役,史克颂其事,而经不书者,宫庙以事其祖考,学校以教国之子弟,二者为国之先务,虽用民力,不可弃也。其垂教之意深矣。」

臣按:观《春秋》之所书,及胡氏之所论,则国家修造其前后缓急之序,可见矣。

  定公二年新作雉门及两观

胡安国曰:「书『新作者』讥▯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门、象魏之门,其外为库门,而臯门在库门之外;其内为应门,而路门在应门之内。是天子之五门也。僖公尝修泮宫、复閟宫,非不用民

译《诗序》说:“《定之方中》这首诗,是赞美卫文公的。”卫文公迁徙到楚丘居住,开始建造城市,并营建宫室,符合时令和制度,百姓为此高兴,国家因此殷实富裕。这首诗的第一章说:“定星正当中天,在楚丘建造宫室。用日影来测量方位,在楚丘建造居室。”第二章说:“登上那旧城的高处,来眺望楚丘。眺望楚丘和旁邑,以及测景山和高丘,走下高处观察桑树。占卜说吉利,最终确实美好。”

朱熹说:“卫文公迁徙到楚丘,营建宫室,国人高兴,于是作这首诗来赞美他。‘定’是北方的宿星营室星。这颗星在黄昏时正当中天,是夏历十月。这时可以营建宫室,所以叫它营室。楚宫,就是楚丘的宫室。”“揆”是测量的意思,树立八尺高的表杆,测量太阳出入时的影子,以确定东西方向,又参考正午时的日影,来校正南北方向。又说:“从开始望景观测、占卜来说,直到最后,果然获得了好的结果。”臣按:古人做事,必定顺应天时,考察地势,审察土壤的适宜性,不仅仅尽力于人事,还要向神明质询。大概宫室的建造,难免劳民伤财,可以停止的未曾不停止。万一不得已而为之,必定登高眺望,审察其方位形势是否可行,走下高处观察,以考察其土地是否适宜,考察日影来验证其方向是否正确,查考卜筮来考察其征兆是否吉利。说望、说观、说测景、说占卜,没有一项不善,然后才兴工动众。大概不暂时劳苦就不能长久安定,之所以这样,不仅是为了让君主安逸,也是因为关系到臣民的观瞻。有人说:“后世测景占卜的方法,很少有精通的,有所营建时选择吉日、相度地形的做法,也可以使用吗?”回答说:“选择其中可行的使用,而不拘泥于禁忌就可以了。周公指南的方法,大致还留存,用它来代替测景,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只是“定”作为星宿,是上天向人显示营建宫室的时机,不是因为它正当中天、农事尚未空闲,就不能为了自己的居室而废弃农民的耕种。

《大雅·绵》篇说:“于是建立了皋门,皋门高大;于是建立了应门,应门庄严。”

朱熹说:“传文说:天子的外郭门叫皋门,天子的正门叫应门。太王的时候,没有制度,特别建造这两座门,名字就是这样。等到周拥有天下,就尊崇它们作为天子的门,而诸侯不得设立。”

臣按:周代的制度,天子有五座门,叫皋门、库门、雉门、应门、路门。解释的人说皋是远的意思,门最在外面,所以叫皋。库门是因为这里有储藏,所以叫库。雉门,取文明的意思。应门,在这里应对政事。路门,取大的意思。五座门各有其含义。其中三门,是周成为天子时所设立的。只有皋、应两座门在太王时已有,后世于是沿袭而不改变吗?那么雉、库、路这三座门,诸侯也可以设立。只有这两座门,是始祖开创基业的遗迹,不是周的正统嫡嗣继承天子之位的人,就不能设立。

《礼记》说:“从前先王没有宫室,冬天就住在挖好的土穴里,夏天就住在用柴草搭成的巢里。后来的圣人兴起,然后修治火的好处,熔铸金属、和合泥土,用来建造台榭、宫室、窗户。”

郑玄说:“上古的时候,寒冷就堆积泥土,暑热就聚集柴草,住在上面。”陈祥道说:“熔铸金属、和合泥土,固然不止是为了宫室的器具,而建造宫室,必定在熔铸金属、和合泥土之后,因为斤斧瓦砖是应当先具备的。”

臣按:圣人兴起,根据百姓营窟、橧巢的居住方式,为他们建造台榭以便登临眺望,建造宫室以便居住,建造户牖以便开闭。这些都是用木头做的。然而如果不修治火来熔铸金属制作斤斧,就无法建成栋梁屋宇;不用水来和合泥土制作砖瓦,就无法完善其覆盖储藏。大概天生五种材料,并用它们,然后百姓依靠它们安居。今天普天之下,君臣上下之所以安居而没有风雨之患,能不知道是谁在庇护他们吗?

《春秋》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门。

胡安国说:“说‘新’是有旧有的,说‘作’是创始。它说南门,南不是一座门。库门、天子皋门、雉门、天子应门。记载‘新作南门’,是讥讽在不当为的地方使用民力。《春秋》凡是使用民力符合时令制度的,还记载于防,以显示劳民是重事,何况轻率地在不当为的地方使用呢?然而僖公曾经修缮泮宫、恢复閟宫,傒斯主持其工程,史克歌颂其事,而经文不记载的,是因为宫庙用来祭祀祖先,学校用来教育国家的子弟,这两者是国家的先务,虽然使用民力,不可废弃。其垂示教化的意思很深。”

臣按:看《春秋》所记载的,以及胡氏所论述的,那么国家修造的前后缓急顺序,就可以知道了。

定公二年新作雉门及两观。

胡安国说:“记载‘新作’,是讥讽违背王制而不能革除。雉门、象魏之门,它外面是库门,而皋门在库门外面;它里面是应门,而路门在应门里面。这是天子的五座门。僖公曾经修缮泮宫、恢复閟

力也,而《春秋》不书『新作』南门,则独书者,南非一门也,必有不当为者。」

译这是人力所为,而《春秋》不记载“新作”南门,那么单独记载的,是因为南方不止一门,必定有不该做的事。

刘敞曰:「鲁用王礼,是以其库门,天子臯门,雉门,天子应门,而设两观。▯君甚矣!习旧而不知以为非,覩变而不知以为戒。无怪乎季氏之胁其主矣!此《春秋》之微词至意也。」

臣按:天子诸侯台门,天子外阙两观,诸侯外阙一观。盖为二台于门外,作楼观于上,两观双植,中不为门。鲁诸侯立雉门,两观▯天子也。鲁▯天子之礼,雉门及两观为天火所焚。鲁复因其旧而新之,天示之变,尚不知儆。圣人所以书之也。繇是以观,凡宫殿门阙有所灾变,皆天示之儆也。所儆不同,天意心有所在。人君遇灾,其必反己自求,所以致天怒而召天灾者,其咎安在?而加省察之功,则灾不为咎矣。

左传》新作,南门书不时也。凡啓塞,从时。

杜预曰:「不时失土功之时,门户道桥谓之啓,城郭墙堑谓之塞,皆官民之开闭,不可一日阙,故随坏时而治之。」

臣按:国家之修造,有待时而修者,有不待时而修者。盖居室宴防之所,可以有,可以无。与虽不可无,而有他所以暂代者,必须农隙之时,无事之日,然后修之可也。若夫门户以开阖,道桥以往来,城郭以衞民,墙堑以御冦,不可一日无焉者也。茍必待时而为之,岂不至于有所损失而误事乎?

史记》尧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斵,茅茨不剪。臣按:尧时去洪蒙之世未远,故其居室简朴如此。然尧之居虽陋,而其仁则如天,其智则如神,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荡荡乎不可得而名也。商纣为倾宫,世目之为独夫;秦皇为阿房宫,世称之为亡道主。然则人君之好尚,可不谨哉?

秦始皇以咸阳人多,先王宫庭小,乃营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容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閤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山颠以为阙。复道渡渭,属之咸阳。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分作阿房、骊山、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因徙三万家骊邑,五万家云阳。

杜牧曰:「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女工;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臣按:秦始皇于三十五年作阿房宫,至三十七年东巡,而崩于沙丘。劳七十余万人之力,费百千万亿之财,营建始成,仅仅二朞,而身已下世。呜呼!一身之微,嵗月几何?何苦劳人费财,而为此无益之事,流毒四海,遗臭千载也哉!秦始皇亦愚也已矣,不知己之愚,而欲愚黔首。噫!果孰愚哉?后世人主诵杜牧之赋,所谓「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及「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后世哀之而不鉴之等语,其亦知所以省悟也夫。

  汉高祖五年治长乐宫于长安

吕祖谦曰:「按《史记》高帝六年,更命咸阳曰长安。然《卢绾传》云:『绾封为长安▯长安故咸阳也。』则长安为咸阳别名,久矣。是时高祖虽西入关,尚居栎阳,方营宫室于长安,谋迁都也。」

  臣按汉建长乐宫始此

七年,帝至长安。萧何治未央宫。帝见其壮丽,甚怒,曰:“天下匈匈数嵗,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

司马光曰:「王者以仁义为丽,道德为威,未闻其以宫室塡【与镇同】服天下也。天下未定,当克己节用,以趋民之急,而顾以宫室为先,岂可谓知所务哉

译刘敞说:“鲁国使用天子的礼仪,所以它的库门,相当于天子的皋门;雉门,相当于天子的应门,并且设立了两座观楼。〇鲁君的做法太过分了!沿袭旧制却不知道那是错误的,目睹灾变却不知道引以为戒。难怪季氏会胁迫他的君主了!这正是《春秋》中微言大义的深意所在。”

臣按:天子与诸侯的台门,天子在外阙设立两座观楼,诸侯在外阙只设立一座观楼。大概是在门外建造两座高台,在高台上修建楼观,两座观楼并立,中间不开门。鲁国作为诸侯却建立了雉门和两座观楼〇这是天子的规格。鲁国〇使用天子的礼仪,雉门和两座观楼被天火烧毁。鲁国又依照旧制重新修缮,上天示警的灾变,尚且不知道警惕。圣人因此记载这件事。由此看来,凡是宫殿门阙发生灾变,都是上天示警。警示的内容不同,天意所关注的地方也就不同。君主遇到灾祸,一定要反省自身,探究招致天怒和天灾的原因,过错究竟在哪里?从而加强省察的功夫,那么灾祸就不会成为过错了。

《左传》说:“新建南门,记载是因为不合时宜。凡是开启和封闭工程,都要顺应时节。”

杜预说:“不合时宜是指失去了土木工程应有的时节。门户、道路、桥梁的开启称为‘启’,城墙、护城河的封闭称为‘塞’,这些都是官府和百姓日常开闭所必需的,一天也不能缺少,所以随着损坏的情况随时修缮治理。”

臣按:国家的修建工程,有等待合适时机才修的,也有不等待时机必须修的。大概居住和宴饮防卫的场所,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即使不可没有,也有其他可以暂时替代的办法,必须等到农闲之时,没有战事的日子,然后修缮才可以。至于门户用来开合,道路桥梁用来通行,城墙用来保卫百姓,墙壕用来抵御寇盗,这些是一天也不能没有的。如果一定要等待合适的时机才去修建,难道不至于造成损失而误事吗?

《史记》记载:尧拥有天下时,堂高只有三尺,采来的椽子不加砍削,茅草屋顶不加修剪。臣按:尧的时代距离混沌初开的远古时代不远,所以他的居室如此简朴。然而尧的居所虽然简陋,但他的仁爱像天一样广阔,他的智慧像神一样深邃,崇高而有巨大的功业,光辉而有美好的文明,浩荡深远无法用言语形容。商纣王建造倾宫,世人称他为独夫;秦始皇建造阿房宫,世人称他为亡道之主。那么,君主的喜好和崇尚,能不谨慎吗?

秦始皇因为咸阳人口众多,先王的宫廷狭小,于是在渭南上林苑中营造朝宫。先建造前殿阿房宫,东西长五百步,南北宽五十丈。上面可以容纳万人,下面可以树立五丈高的旗帜。周围修筑驰道,从殿前一直通到南山。在山巅设立标志作为宫阙。修建复道渡过渭水,连接到咸阳。隐宫中的刑徒有七十多万人,分别派去修建阿房宫、骊山和关中地区。计算宫殿有三百座,关外有四百多座。于是迁徙三万户人家到骊邑,五万户人家到云阳。

杜牧说:“唉!一个人的心,就是千万人的心。秦朝统治者喜爱繁华奢侈,百姓也顾念自己的家。为什么搜刮民财时连极细微的都要榨取,使用时却像泥沙一样挥霍?使得支撑栋梁的柱子,比田里的农夫还多;架在梁上的椽子,比织机上的女工还多;突露的钉头,比粮仓里的米粒还多;参差不齐的瓦缝,比全身衣物的丝缕还多;纵横的栏杆,比各地的城郭还多;〇管弦乐器发出的声音,比集市上人们的言语还多。使得天下的人,不敢说话却敢在心里愤怒。独夫的心,日益骄横顽固。戍边的士卒一呼百应,函谷关被攻占,楚国人一把火,可怜阿房宫化为焦土!」唉!灭亡六国的是六国自己,不是秦国;灭掉秦族的是秦国自己,不是天下人。唉!假使六国各自爱护他们的百姓,就足以抵抗秦国;假使秦国也爱护六国的百姓,那么秦朝就可以传位三世乃至万世做君主,谁能灭掉它的宗族呢?秦人来不及哀叹自己,而后人哀叹他们;后人哀叹他们却不以他们为鉴,也会让更后的人再来哀叹后人啊。”

臣按:秦始皇在第三十五年建造阿房宫,到第三十七年东巡,死在沙丘。耗费七十多万人的劳力,花费数以百亿计的财富,营建刚刚开始完成,仅仅过了两年,而自身已经去世。唉!一个人的身体渺小,岁月几何?何苦劳民伤财,做这种无益的事情,流毒四海,遗臭千年呢!秦始皇也太愚蠢了,不知道自己的愚蠢,却想要愚弄百姓。唉!究竟谁更愚蠢呢?后世的君主诵读杜牧的赋,所谓“一个人的心,就是千万人的心,搜刮民财时连极细微的都要榨取,使用却像泥沙一样挥霍”,以及“天下的人,不敢说话却敢在心里愤怒”,后世哀叹他们却不以他们为鉴等话语,也应该知道从中反省觉悟吧。

汉高祖五年在长安修建长乐宫。

吕祖谦说:“查考《史记》,高帝六年,改称咸阳为长安。然而《卢绾传》说:‘卢绾被封为长安侯〇长安就是原来的咸阳。’那么长安作为咸阳的别名,已经很久了。这时高祖虽然已经进入关中,还居住在栎阳,正在长安营建宫室,谋划迁都。”

臣按:汉朝建立长乐宫,始于此时。

七年,皇帝来到长安。萧何修建未央宫。皇帝看到它壮丽,非常生气,说:“天下动荡不安已经好几年了,成败还不可知,为什么修建宫室如此过度?”萧何说:“天下刚刚平定,所以可以借此机会修建宫室。况且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壮丽不足以显示威严,而且不要让后世有超越的机会。”

司马光说:“王者以仁义为美丽,以道德为威严,没听说过用宫室来镇服天下的。天下尚未平定,应当克制自己、节约用度,去救济百姓的急难,反而把宫室放在首位,这怎么能说是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事务呢?”

?昔禹卑宫室,而桀为倾宫,创业垂统之君,躬行节俭,以训示子孙,其末流犹入于淫靡,况示之以侈乎?孝武卒以宫室罢敝天下,未必不繇酂侯啓之也。」

译从前,大禹降低宫室的规格,而夏桀却建造倾宫。开创基业、垂范后世的君主,亲身践行节俭,以此训示子孙,他们的后代尚且沉溺于奢靡,何况是向子孙展示奢侈呢?汉武帝最终因为大兴宫室而耗尽天下财力,未必不是由萧何开启的这个先例造成的。

臣按:萧何此对,所谓御人以口给也。説者乃谓何欲以此坚帝都长安,未必然也。当以司马氏之言为正。

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

臣按:所贵乎人主者,以天下之事无所不知也。内而宫闱,外而朝廷,远而至于边徼,下而至于闾阎,人情世态,无一而不知。既知之,而又念之,必使无一物、无一人之不得其所,然后能尽父母斯民之责。文帝欲作一台,召工计之,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盖帝起自外藩,耳闻目见民间之事,非若景、武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女之手者比也。故知天下之民有上、中、下三等。上等之人,其家固不止十金也。中人一家产仅直十金,则下者不及十金可知矣。其中甚者,乃至无一钱之储,隔宿之食,立锥之地,枵腹而眠,赁屋而居者,比比皆是。九重之上,左右之人,乃至有一饭而费十金者,一宴而费百金者,一器用服饰之微而费千金者,尚或以为不满意而他求。及其有所营造,以恣游玩,佞佛老,▯神▯者,往往倾府库之财,竭生民之力,略不顾惜。呜呼!胡不思之甚耶!观于此,可见文帝为三代以后絶无仅有之令主,书文史册,千载有光。后世人主,其或有所营建,必先计其工用,而以文帝为法,毋为嬖幸所欺,以多为少,以不可为可,则足以尽天下之情,而成天下之治矣。

武帝元鼎二年起栢梁台,作承露盘,高二十丈,大七围,以铜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饮之,云可以长生。宫室之修自此日盛。公孙卿又言仙人好楼居,于是上令长安、甘泉作诸台观,使卿持节设具而▯神人,益广诸宫室。

臣按:人君不可多欲。欲心一萌,左右窥见其端,遂从而从臾之,因而疲劳生民,空竭府库,天下生灵繇是而凋瘵,有不得其所者矣。武帝富贵已极,而求长生,左右因引进方士,言有物饵之可以不死而为仙人,好楼居之说。于是随所指教,而大兴工役,劳民伤财,以为无益之事。欲心既炽,而置政治于不问,遂致海内虚耗,盗贼蠭起。一人之欲,长其生,竟不可得,而使千万人之速致于死,良可悲夫。

太初元年,栢梁台灾。越人勇之曰:“越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东凤阙,西虎圏,北渐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南玉堂,璧门,立神明台,井干楼,辇道相属。

臣按:武帝建栢梁台,而天火灾之,是天以火而儆帝也。帝为此台,本以求神仙,神仙有灵,必为之诃禁,而火不得灾之矣。一旦荡然于烈焰之中,其仙之不神,亦可见矣。帝于此尚不觉悟,而又大为宫室,以厌胜之。帝非独不烛理,盖亦不畏天也。天怒于上,而假火为灾,以警人,譬则君怒其臣,而毁其所为也。其臣恬然不知所戒惧,又从而大其所为,比旧愈加焉。君怒之否乎?武帝茍以是反求诸已则必兢惕戒谨,以畏天怒,而不敢复有所作矣。

太始三年,赵偼伃居钩弋宫,任身十四月而生子弗陵。武帝曰:“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乃命门曰尧母门。”

司马光曰:「为人君者,动静举措,不可不慎。发于中,必形于外,天下无不知之。当是时也,皇后、太子皆无恙,而命钩弋之门。曰:『尧母非名也。』是以奸臣逆▯上意,知其奇爱少子,欲以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蛊之祸。悲夫!」

臣按:一宫室之门,若无甚大关系也,而国本因之而动摇,几至亡宗社。是知人君于宫殿之创建,不可轻易,则虽命一门之名,亦当熟思审处,而不可轻易也。

明帝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宫。钟离意诣阙免冠,上疏曰:「伏见陛下以天时小旱,忧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责。而比日宻云,遂无大润,岂政有未得应天心邪?昔成汤遭旱,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邪?使人疾邪?宫室营邪?女谒盛邪?苞苴行

译臣按:萧何这番回答,可以说是用口才来应付君主。解说者认为萧何是想借此坚定皇帝定都长安的决心,这未必正确。应当以司马迁的说法为准。

汉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园林、车马、服饰等,没有任何增加,有不便民之处就立即废除以利于百姓。他曾想建造一座露台,召来工匠计算费用,需要一百金。文帝说:“一百金,相当于中等人家十户的产业。我承继先帝的宫室,常怕有愧于先帝,还要露台做什么呢?”

臣按:人们所看重的君主,在于对天下的事情无所不知。内至后宫,外至朝廷,远至边疆,下至民间,人情世态,没有一样不知道。既然知道了,又加以思念,务必使没有一样东西、没有一个人不得其所,这样才能尽到像父母养育百姓的责任。文帝想建一座台,召工匠计算,需要一百金。他说:“一百金,是中等人家十户的产业。”大概是因为皇帝起自藩王,耳闻目见民间的事情,不像景帝、武帝那样生长在深宫之中,由妇女抚养长大。所以知道天下的百姓有上、中、下三等。上等人家,其家产固然不止十金。中等人家一家产仅值十金,那么下等人家不足十金就可以知道了。其中更严重的,甚至没有一钱的积蓄,没有隔夜的粮食,没有立足之地,空腹而睡,租屋而住的人,比比皆是。在宫廷深处,左右侍从,甚至有一顿饭花费十金,一次宴请花费百金,一件微小的器物服饰花费千金的人,还觉得不满意而另求其他。等到有所营造,以纵情游玩,讨好佛老,祭祀神鬼时,往往倾尽府库的财物,竭尽百姓的财力,毫不顾惜。唉!怎么不想得深远呢!观察于此,可见文帝是三代以后绝无仅有的贤明君主,史册记载,千年光辉。后世的君主,如果有营建之事,必须先计算其人工费用,并以文帝为法则,不要被宠幸之人欺骗,把多算作少,把不可行说成可行,这样就足以了解天下的实情,成就天下的治理了。

汉武帝元鼎二年,建造柏梁台,制作承露盘,高二十丈,周长七围,用铜制成,上面有仙人手掌承接露水,混合玉屑饮用,据说可以长生不老。宫室的修建从此日益兴盛。公孙卿又说仙人喜欢住在高楼,于是皇上命令在长安、甘泉建造各种台观,让公孙卿持节设置器具以迎接神人,更加扩建各种宫室。

臣按:君主不可欲望过多。欲望之心一旦萌发,左右侍从窥见端倪,于是顺从并怂恿他,因而使百姓疲敝,府库空虚,天下生灵因此凋敝,有不得其所的人了。武帝富贵已极,却追求长生,左右趁机引荐方士,说有一种药物吃了可以不死而成仙人,还有喜欢高楼居住的言论。于是随着方士的指使,大兴劳役,劳民伤财,做无益之事。欲望之心既已炽盛,却把政治置之不问,导致海内空虚耗损,盗贼蜂起。一个人的欲望,想延长自己的生命,最终不可得,却使千万人迅速走向死亡,实在可悲。

太初元年,柏梁台发生火灾。越人勇之说:“越地的风俗,如果有火灾,重新建屋,一定要用更大的规模来压制它。”于是建造建章宫,规划为千门万户。东有凤阙,西有虎圈,北有渐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州、壶梁。南有玉堂、璧门,建立神明台、井干楼,辇道相互连接。

臣按:武帝建造柏梁台,上天用火灾警示他,这是上天用火来警戒皇帝。皇帝建此台,本是为了求取神仙,如果神仙有灵,必定会为他呵斥禁止,火就不会烧到它了。一旦在烈焰中荡然无存,神仙的不灵验,也就可见了。皇帝在此尚不觉悟,反而大建宫室,以厌胜之。皇帝不仅不明理,大概也不畏天。上天在上方发怒,借火灾来警示人,好比君主发怒于臣子,而毁坏臣子所做的事。那臣子安然不知警戒畏惧,反而更加扩大其所为,比旧时更加过分。君主能不愤怒吗?武帝如果以此反省自己,必定兢惕戒慎,畏惧天怒,而不敢再有所作为。

太始三年,赵婕妤住在钩弋宫,怀孕十四个月生下儿子刘弗陵。武帝说:“听说从前尧也是十四个月出生,于是命名门为尧母门。”

司马光说:“作为君主,一举一动,不可不谨慎。发自内心,必定形于外表,天下没有不知道的。当时,皇后、太子都安好,却命名钩弋之门。说:‘尧母不是名字。’因此奸臣逆揣上意,知道皇帝特别宠爱少子,想让他做继承人,于是产生了危害皇后、太子之心,最终酿成巫蛊之祸。可悲啊!”

臣按:一个宫室的门,似乎没有什么重大关系,但国家的根本却因此动摇,几乎导致宗庙社稷灭亡。由此可知,君主对于宫殿的创建,不可轻易,那么即使是命名一个门的名称,也应当深思熟虑,不可轻易。

汉明帝永平三年夏,大旱,却大规模修建北宫。钟离意到宫门脱去帽子,上疏说:“臣见陛下因为天时小旱,忧虑百姓,降居偏殿,亲自克制责备自己。而近日浓云密布,却没有大雨,难道是政事有未符合天心的地方吗?从前成汤遭遇旱灾,以六件事自责,说:‘政事不节制吗?役使百姓太急吗?宫室营建过多吗?女谒盛行吗?贿赂通行吗?

邪?谗夫昌邪?』窃见北宫大作,人失农时,此所谓宫室营也。自古非苦宫室小狭,但患人不安宁,宜且罢止,以应天心。」帝防诏报曰:「汤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谢。比上天降旱,朕蹙然慙惧,故分日祷请。今又敇大匠止作诸宫,减省不急,庶消灾谴。」诏因谢公卿百僚,遂应时澍▯焉。后德阳殿成,百官大防,帝思意言,谓公卿曰:「钟离尚书若在此,殿不立。」

译是邪?还是进谗言的小人得势吗?我私下看到北宫大兴土木,百姓失去了耕种农时的机会,这就是所说的营建宫室过度。自古以来,并不是苦于宫室狭小,只是担心百姓不得安宁,应当暂且停止工程,以顺应天意。皇帝下诏回复说:“商汤列举六件事,罪责在于君主一人,你不必脱帽解履谢罪。近来上天降下旱灾,我内心惭愧恐惧,所以每天分别祈祷请求。如今又命令大匠停止修建各种宫室,削减不急之务,希望能消除灾祸谴责。”皇帝于是向公卿百官谢罪,随即适时降下了大雨。后来德阳殿建成,百官盛大庆贺,皇帝想起钟离意之前的话,对公卿说:“如果钟离尚书还在,这座殿就不会建起来。”

臣按:成汤六事之责,其一宫室营,则是修造营建,劳民动众,怨怼之气上干天和,此所以不当天心,而来旱熯也。钟离意谏其君,而以天心为言,其知本者欤?明帝一闻其言,遂防诏答谢,敇止作诸宫,减省不急。不徒谢意,而又因之以谢公卿百僚。不徒生前纳其言,逮其死也,又思其言而对众扬之。明帝好谏之诚,思贤之切,后世所当法者也。

灵帝中平二年,宦者张让、赵忠说帝敛天下田亩十钱,以修宫室,铸铜人。乐安太守陆康上疏谏曰:“昔鲁宣税亩,而蝝灾自生;哀公增税,而孔门非之。岂有聚夺民铜,以营无用之物,捐舍圣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内幸▯康援引亡国,以譬圣明,大不敬。槛车征诣廷尉,侍御史刘岱奏陈解释,得免归田里。又诏发州郡材木文石,黄门侍郎辄令谴呵,不中者因强折贱卖,仅得本价十一。复货之中者,亦不即受,材木腐积,宫室连年不成。刺史太守复增私调,百姓呼嗟。又令西园驺分道督▯,恐动州郡,多受赇赂。牧守茂材、孝亷迁除,皆责修宫钱,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钜鹿太守司马直以有清名,减直三百万。直怅然曰:“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辞疾不听,行至孟津,上书极言,吞药自杀。书奏,为暂絶修宫钱。

臣按:灵帝听嬖幸之言,敛天下钱以修宫室,谓之修宫钱。既取之于田亩,复取之于选调。取之田亩而免乐安太守陆康,取之选调而杀钜鹿太守司马直。二太守者,皆上书以闻。灵帝既知之矣,而犹不知痛革,仅暂免焉。司马直曰:「为民父母而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呜呼!太守为民父母,而不忍剥割其子以称时求,灵帝非民之大父母乎?而忍剥割其孙曾以称己欲,何其忍哉!且称时求繇乎人,称己欲繇乎我。繇乎我者,进止一反掌间耳。

魏明帝太和元年,营修宫室,王朗上疏谏曰:「昔大禹欲拯天下之大患,故先卑其宫室,俭其衣食;勾践欲广其御儿之疆,亦约其身以及家,俭其家以施国;汉之文、景欲恢▯祖业,故割意于百金之台,昭俭于弋绨之服;霍去病,中材之将,犹以匈奴未灭,不治第宅。明防远者略近,事外者简内也。今建始之前,足用列朝会;崇华之后,足用序内官;华林、天渊,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象魏,修城池,其余一切须丰年,专以勤耕农为务,习戎备为事,则民充兵强,而宼戎賔服矣。」

臣按:国家修营宫室,若无预于戎备也。而王朗乃谓修营必须丰年,而兼以勤耕农、习戎备为言。夫修营妨农,则有矣;而亦谓妨于戎备,何哉?朗所谓防远者略近,事外者简内,是也。夫泛用民力于内,尚有以简戎备于外,况专用兵力者哉?尤不可也。当夫无事之时,而殚其力于无益之营造,劳其筋骨,耗其财力,废其家计,而起其怨怼之心。一旦有事,用之而又欲其效死力、御强暴,岂不难哉?

明帝好土功,既作许昌宫,又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高十余丈,力役不已,农桑失业。司空陈羣上疏曰:“昔汉祖惟与项羽争天下,羽己灭,宫室烧焚,是以萧何建武库、太仓,皆是要急,然高祖犹非其壮丽。今二虏未平,诚不宜与古同也。”汉明帝欲起德阳殿,钟离意谏,即用其言,后乃复作之。殿成,谓羣臣曰:“钟离意尚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岂惮一臣,盖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圣听,不及意远矣。明帝乃为之少有减省。廷尉高柔上疏曰:“昔汉文惜十家之资,不营小台之娱;去病虑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况今所损者非惟百金之费,所忧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见所营立,以充朝宴之仪,乞罢作者,使得就农。”二方平定,复可徐兴。少府杨阜上疏曰:“尧尚茅茨,而万国安其居;禹卑宫室,而天下乐其业。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桀作璇室、象廊,纣为倾宫、鹿台,以丧其社稷。楚灵以筑章华,而身受祸;秦始皇作阿房,二世而灭。夫不度万民之力,以从耳目之

译臣按:成汤所责的六件事中,其中一件是宫室营建过度,这意味着修造营建,劳役民众,怨恨之气上冲,干扰了天地的和气,这就是违背天意,从而招致旱灾的原因。钟离意劝谏他的君主,以天意作为论据,他是懂得根本的人啊!明帝一听到他的话,就下诏答复并感谢,命令停止修建各种宫殿,削减不急迫的工程。不仅感谢钟离意,还借此向公卿百官致歉。不仅在生前采纳他的意见,等到他死后,又思念他的言论并在众人面前宣扬。明帝喜好纳谏的诚意,思念贤才的迫切,是后世应当效法的。

灵帝中平二年,宦官张让、赵忠劝说皇帝征收天下每亩田十钱的税,用来修建宫室,铸造铜人。乐安太守陆康上疏劝谏说:“从前鲁宣公实行税亩制度,于是蝝虫灾害自然发生;鲁哀公增加赋税,于是孔子门徒非议他。哪有聚敛掠夺百姓的钱财,来营造无用的物品,抛弃圣人的告诫,自己蹈入亡国之君法度的呢!”内幸说陆康援引亡国的例子来比喻圣明的君主,是大不敬。用囚车将陆康征召到廷尉府,侍御史刘岱上奏陈述解释,陆康得以免罪,回归乡里。又下诏征发各州郡的木材和文石,黄门侍郎动辄呵斥,不符合标准的就强行折价贱卖,仅得到原价的十分之一。即使符合标准的,也不立即接收,木材腐朽堆积,宫室连年未能建成。刺史、太守又增加私自的征调,百姓叹息哀号。又命令西园驺骑分道督责,恐吓州郡,多收受贿赂。牧守、茂才、孝廉的升迁调任,都要求缴纳修宫钱,那些应当赴任的人都先到西园讲价,然后才能离去。钜鹿太守司马直因为有清廉的名声,被减价三百万。司马直怅然地说:“作为百姓的父母,反而割剥百姓来满足当时的需求,我不忍心这样做。”称病不被允许,走到孟津,上书极力进言,吞药自杀。奏书呈上,暂时停止了征收修宫钱。

臣按:灵帝听信宠幸之人的话,征收天下的钱财来修建宫室,称之为修宫钱。既从田亩中征收,又从选调中征收。从田亩中征收而免去了乐安太守陆康的罪,从选调中征收而杀了钜鹿太守司马直。这两位太守,都上书让皇帝知晓。灵帝既然已经知道了,却还不知道痛加改革,仅仅暂时免除罢了。司马直说:“作为百姓的父母而割剥百姓来满足当时的需求,我不忍心。”唉!太守是百姓的父母,不忍心割剥他的子民来满足当时的需求,灵帝不是百姓的大父母吗?却忍心割剥他的子孙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多么残忍啊!况且满足当时的需求是由于他人,满足自己的欲望是由于自己。由于自己的,进退只在反掌之间罢了。

魏明帝太和元年,营建修造宫室,王朗上疏劝谏说:“从前大禹想要拯救天下的大患,所以先降低他的宫室,节俭他的衣食;勾践想要扩大他的疆土,也约束自己以及家庭,节俭家庭以施用于国家;汉朝的文帝、景帝想要恢弘祖业,所以在百金之台割舍心意,在弋绨之服上昭示节俭;霍去病,中等才能的将领,还因为匈奴未灭,不修建宅第。明防远者略近,事外者简内的道理啊。现在建始殿前,足够用来排列朝会;崇华殿后,足够用来序列内官;华林、天渊,足够用来展开游宴。如果暂且先建成象魏,修筑城池,其余的一切等待丰年,专门以勤劳耕种为务,以练习军事防备为事,那么百姓充实士兵强大,而敌寇戎狄就会宾服了。”

臣按:国家修营宫室,如果没有涉及军事防备。而王朗却说修营必须在丰年,并且兼以勤劳耕种、练习军事防备为言。修营妨碍农业,是有道理的;但也说妨碍军事防备,为什么呢?王朗所说的明防远者略近,事外者简内,是对的。泛泛地使用民力于内部,尚且可以简化外部的军事防备,何况专门使用兵力的呢?尤其不可以。当无事的时候,而竭尽力量于无益的营造,劳累他们的筋骨,耗费他们的财力,废弃他们的家计,而激起他们的怨恨之心。一旦有事,使用他们又想要他们效死力、抵御强暴,难道不难吗?

明帝喜好土木工程,既建造了许昌宫,又整治洛阳宫,起建昭阳太极殿,筑造总章观,高十余丈,劳役不止,农桑失业。司空陈群上疏说:“从前汉高祖只与项羽争夺天下,项羽已灭,宫室烧焚,所以萧何建造武库、太仓,都是要急之事,然而高祖还非议其壮丽。现在二虏未平,确实不应该与古代相同。”汉明帝想要起建德阳殿,钟离意劝谏,就采纳了他的话,后来才又建造。殿成,对群臣说:“钟离意如果在世,不能建成此殿。”王者难道害怕一个臣子,是为了百姓啊。现在臣子尚且不能稍微凝聚圣听,不及钟离意远矣。明帝因此稍微减省。廷尉高柔上疏说:“从前汉文帝爱惜十家的资财,不营建小台的娱乐;霍去病忧虑匈奴的危害,不暇治理宅第之事。何况现在所损失的不仅仅是百金的费用,所忧虑的不仅仅是北狄的祸患呢?可以粗略建成所见营建的,以充朝宴之仪,请求罢免作者,使得他们回归农业。二方平定,再可以徐徐兴起。少府杨阜上疏说:“尧崇尚茅茨,而万国安其居;禹卑下宫室,而天下乐其业。等到殷、周,有的堂高三尺,度以九筵罢了。桀建造璇室、象廊,纣建造倾宫、鹿台,从而丧失社稷。楚灵王因为筑章华,而身受祸;秦始皇建造阿房,二世而灭。不估量万民的力量,以顺从耳目的

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当以尧、舜、禹、汤、文、武为法则,夏桀、殷纣、楚灵、秦皇为深诫,而乃自暇自逸,惟宫室是饰,必有颠覆危亡之祸矣。”明帝感其忠言,手笔诏答。

译欲望,没有不导致灭亡的。陛下应当以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为效法的准则,以夏桀、殷纣、楚灵王、秦始皇为深刻的警戒,却反而自己悠闲安逸,只讲究装饰宫室,必定会有颠覆危亡的灾祸了。”明帝被他的忠言所感动,亲自写诏书回复。

臣按:明帝好土功,而力役不已,其臣陈羣、高柔、杨阜皆上疏谏之。明帝不之罪,乃为之少有减省。乃手笔诏答,虽不能尽从,其亦异乎愎谏遂非者矣。杨阜所谓:“不度万民之力,以从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臣愚以为,非但营建宫室一事,凡恣耳目所欲,如崇佛老之居,好珍玩之物,未必于此即亡,然为之不已,则必驯致于亡,有此理也。

晋孝武太元二年,初,谢安欲增修宫室。王彪之曰:“中兴之初,即东府为宫,殊为俭陋。苏峻之乱,成帝止兰台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营新宫。比之汉魏,则为俭;比之初过江,则为侈矣。今宼敌方彊,岂可大兴工役,劳扰百姓邪?”安曰:“宫室▯陋,后世谓人无能。”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当保国宁家,缉熙政事,乃以修宫室为能邪?”臣按谢安谓宫室弊陋,后世谓人无能。王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当保国宁家,缉熙政事,不以修宫室为能。此就人臣言也。若夫人君,富有四海,贵为天子,何欲不遂,何求不得?凡其所以能大有兴作,极其壮丽奇巧者,皆假人力为之,非天子能事也。适足以彰其无远图而不恤民耳。尧之土堦茅茨,禹之卑宫室,可谓弊陋矣,未闻后世人有议其不能者也。彼桀之璇宫象廊,纣之琼宫瑶台,岂所以爲能哉?”

刘宋孝武奢欲无度,自晋氏渡江以来,宫室草创,朝宴所临,东西二堂而已。晋孝武末,始作清暑殿。宋兴,无所增改。武帝始大修宫室,土木被锦绣,嬖幸赏赐倾府藏。坏高祖所居阴室,于其处起玉烛殿,与羣臣观之。牀头有土障,壁上挂葛灯笼,麻绳拂。侍中袁顗盛称高祖俭素之德,帝不答,独曰:“田舍翁得此已为过矣。”

蔡沈曰:「昔刘裕奋农亩而取江左,一再传后,子孙见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已过矣。』此正无逸所谓『昔之人无闻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训,安知其不以公刘、后稷为田舍翁乎?」

臣按:王者之宫室,固不可以不严防,然亦不可过于严邃。况吾祖、吾考立国以来,皆已安之矣。何独至我,必为宏大壮丽之居乎?非夫国计有余,内无水旱之灾,外无边防之警,不可有所作兴,以妨民动众也。

北朝魏太武性俭率,服御饮膳取给而已。羣臣请增峻京城及修宫室,曰:“《易》云:‘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又萧何云:‘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壮不丽,无以重威。’”世祖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险。屈丏蒸土筑城,而朕灭之,岂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须民力,土功之事,朕所不为。萧何之对,非雅言也。”

臣按:观世祖谓萧何之对,非雅言,诚是也。若夫「易设险以守国」之言,则有国者不可无险以守也,但不可若屈丏蒸土筑城以过劳民力耳。夫守国以修德为本,而设险亦不可无,茍徒恃险而不修德,则险非吾有矣。

文成帝还平城,起太华殿。是时,给事中郭善明性倾巧,说文成大起宫室。中书侍郎高允谏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营立,必因农隙。况建国已久,永安前殿足以朝防,西堂、温室足以宴息,紫楼足以临望。纵有修广,亦宜驯致,不可仓猝。今计所当役,凡二万人,老弱供饷,又当倍之。期半年可毕。一夫不耕,或受之饥,况四万人之劳费可胜道乎?此陛下所宜畱心也。」文成纳之。

臣按:高允谓纵有修广,亦宜驯致,不可仓猝。驯而致之之一语,是诚公私造作之良方也。大凡为事,以渐为之,用民力以递休,则人不劳扰;以久为之,聚财用以渐致,则价不踊贵。然非甚不得已,则亦不可为也。若或见有者,足以居处,姑仍旧贯可也。

隋文帝开皇十五年,仁寿宫成,文帝幸之。时天暑,役夫死者相次于道,杨素悉焚除之。文帝闻之不悦,及至见制度壮丽,大怒曰:“杨素殚民力为离宫,为吾结怨天下。”素闻之,皇恐,虑获谴,以告封德彜。德▯曰:“公勿忧,俟皇后至,必有恩诏。”明日果召素入对,独孤后劳之曰:“公知吾夫妇老,无以自娱,盛饰此宫,岂非忠孝?”赐

译臣按:明帝喜好土木工程,劳役不停止,他的臣子陈群、高柔、杨阜都上疏劝谏他。明帝没有怪罪他们,因此稍微减少了一些工程。明帝亲自写诏书答复,虽然不能完全听从,但也不同于那些刚愎自用、坚持错误的人。杨阜所说的:“不估量万民的体力,来顺从耳目的欲望,没有不灭亡的。”臣愚昧地认为,不只是营建宫室这一件事,凡是放纵耳目欲望,比如推崇佛老的道观,喜好珍奇玩赏之物,未必因此就立即灭亡,但如果不停止,就一定会逐渐导致灭亡,这是有道理的。

晋孝武帝太元二年,起初,谢安想要增修宫室。王彪之说:“东晋复兴之初,就把东府作为宫殿,非常简陋。苏峻叛乱时,成帝只住在兰台都坐,几乎不能遮避寒暑,因此才另建新宫。与汉魏相比,算是节俭;与刚过江时相比,就算奢侈了。现在敌寇正强,怎么可以大兴工役,劳扰百姓呢?”谢安说:“宫室简陋,后世会认为我们无能。”王彪之说:“凡是承担天下重任的人,应当保卫国家、安定家庭,修明政治,难道把修筑宫室当作才能吗?”臣按:谢安说宫室弊陋,后世会认为人无能。王彪之说:“凡是承担天下重任的人,应当保国宁家,修明政治,不把修筑宫室当作才能。这是从臣子的角度说的。至于君主,富有四海,尊贵为天子,什么欲望不满足,什么追求得不到?凡是那些能够大兴土木,极尽壮丽奇巧的,都是借助人力来做的,不是天子本身的才能。这恰恰足以彰显他们没有长远的谋划而不体恤百姓罢了。尧的土阶茅草屋顶,禹的卑陋宫室,可以说是弊陋了,没听说后世有人议论他们无能的。那夏桀的璇宫象廊,商纣的琼宫瑶台,难道是用来显示才能的吗?”

刘宋孝武帝奢侈无度,自从晋朝渡江以来,宫室草创,朝廷宴饮所到的地方,只有东西二堂而已。晋孝武帝末年,才开始建造清暑殿。宋朝建立后,没有增加改动。孝武帝才开始大修宫室,土木建筑覆盖着锦绣,宠幸的人赏赐耗尽府库。拆毁高祖所住的阴室,在那里建起玉烛殿,和群臣一起观看。床头有土墙,墙上挂着葛布灯笼,麻绳拂尘。侍中袁颢极力称赞高祖节俭朴素的德行,皇帝不回答,只说:“乡下老翁得到这些就已经过分了。”

蔡沈说:“从前刘裕从农田中奋起夺取江左,传了一两代后,子孙看到他的服饰用具,反而笑着说:‘乡下老翁得到这些就已经过分了。’这正是《无逸》所说的‘从前的人没有听闻和知识’。假使成王没有周公的训导,怎么知道他不把公刘、后稷当作乡下老翁呢?”

臣按:君王的宫室,固然不能不严密防范,但也不能过于严深。况且我们的祖先、父辈建立国家以来,都已经安于这样的宫室了。为什么唯独到我这里,一定要建造宏大壮丽的居所呢?除非国家财政有余,国内没有水旱灾害,国外没有边防警报,才可以有所兴建,以免妨碍百姓、惊动民众。

北朝魏太武帝生性节俭率直,服饰饮食只求供给而已。群臣请求增高京城城墙及修筑宫室,说:“《易经》说:‘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又说萧何说:‘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壮丽,不足以加重威严。’”世祖说:“古人有言,在于德行而不在于险阻。屈丐蒸土筑城,而我灭了他,难道在于城墙吗?现在天下未平,正需要民力,土木工程的事,我不做。萧何的回答,不是雅正之言。”

臣按:看世祖说萧何的回答不是雅正之言,确实是对的。至于“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的话,则有国家的人不可没有险阻来守卫,只是不能像屈丐蒸土筑城那样过度劳民伤财罢了。守卫国家以修德为本,而设置险阻也不可没有,如果只依赖险阻而不修德,那么险阻就不是我们所有的了。

文成帝回到平城,建造太华殿。这时,给事中郭善明性情谄媚巧诈,劝说文成帝大修宫室。中书侍郎高允劝谏说:“太祖刚开始建立都城,他所营建的,一定利用农闲时间。何况建国已久,永安前殿足以朝会防卫,西堂、温室足以宴饮休息,紫楼足以登高望远。即使有修缮扩建,也应当逐渐进行,不可仓促。现在计算应当役使的人,共两万人,老弱供送饮食,又当加倍。期限半年可以完成。一个农夫不耕种,有的人就会挨饿,何况四万人的劳费可言说吗?这是陛下应当留心的。”文成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臣按:高允说即使有修缮扩建,也应当逐渐进行,不可仓促。“逐渐进行”这一句话,确实是公私建造的良方。大凡做事,逐步进行,使用民力轮流休息,那么人不劳扰;长久进行,聚集财力逐渐达到,那么物价不暴涨。然而如果不是非常不得已,也不可以做。如果现有的足够居住,姑且沿袭旧制也可以。

隋文帝开皇十五年,仁寿宫建成,文帝前往视察。当时天气炎热,役夫死者接连不断地倒在道路上,杨素全部焚烧处理。文帝听说后不高兴,等到看到制度壮丽,大怒说:“杨素耗尽民力建造离宫,为我结怨天下。”杨素听说后,惶恐,担心受到谴责,告诉封德彝。封德彝说:“您不要担心,等到皇后来,一定会有恩诏。”第二天果然召杨素入对,独孤皇后慰劳他说:“您知道我们夫妇年老,没有东西自娱,盛饰此宫,难道不是忠孝吗?”赐

钱百万,缗绢三千段。

译钱一百万,成串的绢三千段。

臣按:隋文帝之怒杨素,是也。而封德彜乃逆知独孤后之意,岂后豫以告德彜哉?盖德▯事文帝日久,知其心非诚于爱民也。使帝诚心于爱民,必不忍以役夫之暍死为娱老之地,而不能以一朝居矣。况听后言赏素哉?

唐太宗贞观四年,发卒修洛阳宫,以备巡幸。张▯素上书谏,以为洛阳未有巡幸之期,而预修宫室,非今日之急务。昔汉高祖纳娄敬之説,自洛阳迁长安,岂非洛阳之地不及关中之形胜邪?景帝用鼂错之言,而七国搆祸。陛下今处突厥于中国,突厥之亲何如七国?岂得不先为忧,而宫室可遽兴,乘舆可轻动哉?陛下初平洛阳,凡隋氏宫室之宏侈者,皆令毁之。曽未十年,复加营缮,何前日恶之,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财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疮痍之民,袭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炀帝矣。太宗谓▯素曰:“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役不息,亦同归于乱耳。”太宗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顾谓房▯龄曰:‘朕以洛阳土中,朝贡道均,意欲便民,故使营之。今▯素所言,诚有理,宜即为之罢役。后日或以事至洛阳,虽露居亦无伤也。’仍赐▯素防二百匹。

臣按:唐太宗之为君也,营一行宫,固未必至于乱;而张▯素至比帝以隋炀帝,太宗不惟不之怒,而且加赐以旌其言。贤哲之君所存所行,有可为百世之法者,此类是也。后世昏君庸主,谏者之言未出口,已逆恶之矣。此所以甘于为庸主,而坐受乱亡之祸。

贞观十一年,太宗作飞仙宫。魏征上疏,以为炀帝恃其富强,不虞后患,穷奢极欲,使百姓困穷,以至身死人手,社稷为墟。陛下拨乱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其卑宫。若因基而增广,袭旧而加饰,此则以乱易乱,殃咎必至。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臣按:魏征谏太宗作飞仙宫,其言至切,世主所当深玩。

贞观十五年,房▯龄、高士亷遇少府少监窦德素于路,问北门近何营缮。德素奏之。太宗怒,让▯龄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门小营缮,何与君事?”▯龄等拜谢。魏征进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责▯龄等,而▯龄等亦何所谢?▯龄等为陛下股肱耳目,于中外岂有不应知者?使所营为是,当助陛下成之;为非,当请陛下罢之。问于有司,理则宜然。不知何罪而责,亦何罪而谢也?”太宗甚愧之。臣按:朝廷有所营缮,不问中外,大臣皆所当知。太宗责▯龄等非也,▯龄等谢罪亦非也。使无魏征之言,何以起太宗之愧哉?太宗不惟不之怒,而且内愧。愧之一言,孟子所谓“羞恶之心,人君处仁迁义之机也”。繇是而上尧舜之道,不外是也。

穆宗长庆四年,波斯献沈香亭子材。左拾遗李汉上言:“此何异瑶台琼室?”敬宗虽怒,亦优容之。

臣按:敬宗虽能优容李汉之言,而未闻其罢香亭而不构,盖其仅能不加以罪,而侈欲之心终不能遏也。

宋太祖开宝二年诏曰:「一日必葺昔贤之能事。如闻诸道藩镇郡邑,公宇及仓库,凡有隳坏,弗即缮修,因循嵗时,以至頺毁。及僝工充役,则倍增劳费。自今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罢任,其治所▯舍有无隳坏及所增修,着以为籍,迭相符授。幕职州县官受代,则对书于考课之厯。损坏不全者,殿一选;修葺建置而不烦民者,加一选。」

苏轼曰:「宫室盖有所从受,而传之无穷,非独以自养也。今日不治,后日之费必倍。而比年以来,所在务为俭陋,尢讳土木营造之功,欹侧腐坏,转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义也?」

洪迈曰:「宋太祖创业方十年,而圣意下逮,克勤小物,一至于此。后之当官者,少复畱意以兴仆植僵为务,则暗于事体,不好称人之善者,往往指为妄作名色,盗隐官钱,至于使之束手讳避,忽倾视陋,逮于不可奈何而后已。殊不思贪墨之吏欲为奸者,无施不可,何必假于营造一节乎?」

臣按:官吏必有▯宇,以为视事临民之所。众之聚集所在,下之瞻视所系,诚不可无也。上而朝廷,

译臣按:隋文帝对杨素的愤怒,是正确的。而封德彝竟然预先知道独孤皇后的意思,难道皇后事先告诉封德彝了吗?大概是因为封德彝侍奉文帝时间长久,知道文帝的心并非真诚地爱护百姓。假使文帝真诚地爱护百姓,必定不忍心把役夫因中暑而死作为取悦老人的地方,而不能容忍这种情况持续一天。何况听从皇后的话去奖赏杨素呢?

唐太宗贞观四年,征发士卒修缮洛阳宫,以备皇帝巡幸。张玄素上书劝谏,认为洛阳还没有确定巡幸的日期,却预先修缮宫室,这不是当今的急务。从前汉高祖采纳娄敬的建议,从洛阳迁都长安,难道不是因为洛阳的地势不如关中的形势险要吗?汉景帝采用晁错的建议,导致七国发动叛乱。陛下现在把突厥安置在中原地区,突厥的亲近程度如何能与七国相比?难道能不事先担忧,而宫室可以立即兴建,皇帝可以轻易出行吗?陛下刚平定洛阳时,凡是隋朝那些宏大奢侈的宫室,都下令拆毁。不到十年,又加以营建修缮,为什么以前厌恶它们,今天却效法它们呢?况且以今天的财力,如何能与隋朝相比?陛下役使遭受创伤的百姓,沿袭亡隋的弊政,恐怕比隋炀帝还要严重了。太宗对张玄素说:“你说我不如隋炀帝,那与夏桀、商纣相比又如何呢?”张玄素回答说:“如果这项劳役不停止,最终也会同样归于混乱。”太宗说:“我考虑得不周全,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于是对房玄龄说:“我认为洛阳地处中原,各地朝贡的道路均等,本意是想方便百姓,所以让人营建。现在张玄素所说的,确实有道理,应当立即停止这项劳役。日后如果因事来到洛阳,即使露宿也没有伤害。”于是赐给张玄素绢二百匹。

臣按:唐太宗作为君主,营建一座行宫,固然未必会导致国家动乱;而张玄素甚至将皇帝比作隋炀帝,太宗不仅不生气,反而加以赏赐以表彰他的言论。贤明圣哲的君主所秉持和践行的,有可以作为百世法则的,这类事情就是。后世昏庸的君主,劝谏者的话还没出口,就已经预先厌恶了。这就是甘愿做庸主,而坐受动乱灭亡祸患的原因。

贞观十一年,太宗建造飞仙宫。魏征上疏,认为隋炀帝倚仗国家的富强,不担忧后患,穷奢极欲,致使百姓困苦穷乏,以至于死在别人手中,国家沦为废墟。陛下拨乱反正,应当思考隋朝之所以失去天下,我们之所以得到天下的原因,拆除那些高耸华丽的房屋,安居于低矮简朴的宫室。如果沿着旧基址扩大,沿袭旧貌加以修饰,这就是以动乱代替动乱,灾祸必定到来。难得而易失,能不念及吗!

臣按:魏征劝谏太宗建造飞仙宫,他的言辞非常恳切,世上的君主应当深入玩味。

贞观十五年,房玄龄、高士廉在路上遇到少府少监窦德素,询问北门近来有什么营建修缮工程。窦德素上奏了这件事。太宗大怒,责备房玄龄等人说:“你们只管南衙的政事,北门小小的营建修缮,为什么要管你们的事?”房玄龄等人拜谢。魏征进言说:“臣不知道陛下凭什么责备房玄龄等人,而房玄龄等人又有什么可谢罪的?房玄龄等人是陛下的股肱耳目,对于朝廷内外难道有什么不应该知道的吗?如果所营建的是对的,应当帮助陛下完成;如果是错的,应当请求陛下停止。向有关部门询问,按理本来就应该这样。不知道有什么罪过而责备,又有什么罪过而谢罪呢?”太宗感到非常羞愧。臣按:朝廷有所营建修缮,不论内外,大臣都应当知道。太宗责备房玄龄等人是不对的,房玄龄等人谢罪也是不对的。如果没有魏征的话,怎么能唤起太宗的羞愧呢?太宗不仅不生气,而且内心羞愧。羞愧这一念,就是孟子所说的“羞恶之心,是君主处于仁德、迁向善义的关键”。由此而上达尧舜之道,不外乎此。

唐穆宗长庆四年,波斯进献沉香亭子的材料。左拾遗李汉上言说:“这与瑶台琼室有什么区别?”唐敬宗虽然愤怒,但也宽容了他。

臣按:敬宗虽然能够宽容李汉的言论,但没有听说他停止建造沉香亭,大概他只是能不加以罪责,而奢侈的欲望终究不能遏制。

宋太祖开宝二年下诏说:“一天之内必须修葺,这是前代贤能之人的善政。听说各道藩镇郡邑,官署及仓库,凡有毁坏,不及时修缮,因循岁月,以至于倒塌毁坏。等到征集工匠充役,则加倍增加劳费。从今以后,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州长官、通判等离任时,其治所官舍有无毁坏以及所增修的情况,登记在册,依次交接。幕职州县官离任,则在考核履历上对写。损坏不全的,降一级;修葺建置而不烦扰百姓的,升一级。”

苏轼说:“宫室大概有所传承,而流传无穷,不仅仅是为了自我供养。今天不治理,后天的费用必定加倍。而近年来,各地务求俭朴简陋,尤其忌讳土木营造的工程,房屋倾斜腐朽毁坏,辗转交付,不敢擅自更换一根椽子,这是什么道理呢?”

洪迈说:“宋太祖创业才十年,而圣意下及细微,勤勉于小事,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后来的当官者,稍微留意以扶起仆倒、植立僵卧为务,那么暗于事理、不喜欢称赞别人优点的人,往往指责这是妄作名目,盗用隐匿官钱,以至于使他们束手无策,忌讳躲避,忽视倾颓简陋,直到无可奈何才停止。完全不想贪赃枉法的官吏想要做奸邪之事,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何必借助于营造这一节呢?”

臣按:官吏必须有官署,作为处理政务、面对百姓的地方。众人聚集所在,下级瞻仰视看所系,确实不可没有。上至朝廷,

则有宫阙;下而官府,则有▯宇。非以私奉养也。盖上之所居,必尊严,则下不敢轻忽;上之所居,有定在,则下知所趋集;上之所居,有统会,则下有所联束。此势之必然,亦自然之理也。臣故附载官吏廨宇于宫阙之末。

译上面有宫殿;下面有官府,则有官署。这并不是为了私人的奉养。因为上面所居住的地方,必定庄严尊贵,那么下面的人就不敢轻慢忽视;上面所居住的地方,有固定的处所,那么下面的人就知道该去哪里聚集;上面所居住的地方,有统领汇聚的功能,那么下面的人就有联结约束的依据。这是形势发展的必然,也是自然的道理。所以我特意将官吏的办公场所附载在宫殿的后面。

以上宫阙之居

  大学衍义补卷八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八十九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备规制

  囿游之设

诗》大雅《灵台》篇曰:「经【度也】始灵台。经之营【表也】之庶民攻【作也】之,不日【不终日也】成之。经始勿亟【急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台下有囿域养禽兽】麀【牝鹿】鹿攸伏【不惊扰】麀鹿濯濯【肥泽貌】白鸟翯翯【洁白貌】王在灵沼【囿中有沼】于牣【满也】鱼跃【言多而得所】

朱熹曰:「国之有台,所以望氛祲,察灾祥,时观游,节劳佚也。谓之灵台者,言其倐然而成,如神灵之所为也。文王之台,方其经度营表之际,而庶民已来作,之所以不终日而成也。虽文王心恐烦民,戒令勿亟,而民乐之,如子▯父,事不召自来也。灵囿,台之下有囿,所以域养禽兽也。灵沼,囿之中有池也。」

臣按:自古人君为治,固不可不惕厉其心,亦不可不舒畅其情。盖一张一弛,非但以施之于民,藏修息游,非但以施之于学,而为治亦莫不然也。故虽以文王之忧勤,自朝至于日中昃,而亦必有灵台囿沼之设焉。虽然,必有文王之忧勤,然后有文王之逸乐。茍徒肆情于逸乐,出于已心之嗜好,繇于左右之怂慂,拂民心而劳民力,所以亟成者,不出于民心之乐,▯而繇于己意之欲速与左右之督责。夫然则亦异于文王之所以经营者矣。臣故愿有欲为台囿,以为舒畅情志之所者,必先有文王之忧,而又得周民之乐,然后可。

周礼》囿人掌囿游之兽,禁牧百兽,祭祀防纪,賔客共其生兽、死兽之物。

郑▯曰:「囿游,囿之离宫小苑观处也。」

叶时曰:周礼囿人一官,掌囿游以牧百兽。郑氏谓囿若汉之苑,游为离宫,养兽以宴乐。视之如汉掖庭有鸟兽焉。尝观周公作《无逸》,以戒成王,必曰:「尔其无淫于逸,于游,于田。」今设囿游以为宴乐之玩,安能禁成王之逸游也哉?盖以一人而尊居万乘,富有四海,安能尽絶其逸游之乐,使之坐受束缚,耳目有所不得玩,手足有所不得佚,心意有所不得通。夫人且不能以自克,而亦何乐于为君也?一旦人情有所不能堪,天理有所不能制,淫壑一开,隄防一决,则将奔突横流而不可御,将至于盘游无度,流连无厌矣。岂特囿游而已哉?然周公之设囿游也,惟以刖者而守囿,必不能从王而为驰逐禽兽之事,惟賔客防祭则共其兽物而已。虽名囿游,而无一语及宴游之事。郑氏以囿比汉苑,以游比汉宫,以兽比汉兽,则周之制果如汉乎?周公之作《周礼》,其言囿游也,止于牧兽,正所以存人君天理之乐,而示之以制度之俭云。

臣按《周官》囿游,盖谓苑囿游观之处,即今之海子也。牧者孶养之也。百兽者,兽非止于一,甚言其多也。所以然者,为共祭祀、防纪宾客三者而已。故当政事闲暇之时,而为游行观省之乐。百日之勤劬,而假一日之暇豫。虽曰游目以适情,然亦非纵欲而败度。是何也?盖设官以牧百兽,以为祭祀、防纪宾客之用,因从兽之游而寓省牲之礼。先王因人情而制礼,既不拂乎人情,又不废乎礼节,此类是也。

春秋庄公三十有一年,春,筑台于郎;夏,筑台于薛;秋,筑台于秦。

谷梁赤曰:「不正罢【疲同】民,三时虞山林薮泽之利,且财尽则怨,力尽则怼,君子危之,故谨而志之也。」

胡安国曰:「何以书『厉民』也?天子有灵台以▯天地,诸侯有时台以▯四时。去国筑台于逺,而不缘占▯,是于游观之所,厉民以自乐也。厉民自乐,而不与民同乐,则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岂能独乐乎?」

臣按:先儒谓庄公一嵗三筑台,所谓「及是时般乐怠敖者」,则治国治家之当务荒废多矣。此所以逾年身死,而萧墙之祸至,奕世而不能定也。可不鉴哉!

  成公十有八年筑鹿囿

谷梁赤曰:「筑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薮泽之利,所以与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孙觉曰:「春秋兴作,皆书虽城池之固,门廐

译以上宫阙之居

《大学衍义补》卷八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八十九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的关键

完备规制

苑囿游观的设置

《诗经·大雅·灵台》篇说:“规划开始建造灵台。测量规划,树立标志,百姓们辛勤劳作,不出一天就建成了。规划开始不要急于求成,百姓却像子女为父亲做事一样踊跃前来。周文王在灵囿中,母鹿和公鹿安然躺卧,不受惊扰;母鹿和公鹿毛色光亮润泽,白鸟洁白鲜明。周文王在灵沼边,鱼儿满池跳跃,说明鱼多且各得其所。”

朱熹说:“国家设立高台,是用来观测云气变化,考察灾祸与祥瑞,适时观赏游玩,调节劳逸的。之所以称为灵台,是说它迅速建成,如同神灵所为。文王的台,在规划测量、树立标志的时候,百姓就已经前来劳作,所以不到一天就建成了。虽然文王内心担心劳烦百姓,告诫不要急于求成,但百姓乐于为之,如同子女侍奉父亲,不用召唤就自动前来。灵囿,是台下面有苑囿,用来圈养禽兽。灵沼,是苑囿中间有水池。”

臣按:自古以来,君主治理国家,固然不能不警惕勉励自己的内心,也不能不舒畅自己的情感。大概一张一弛,不仅用于对待百姓,藏修息游,不仅用于对待学问,而治理国家也是如此。所以即使是像文王那样忧勤治国,从早朝直到太阳偏西,也必定有灵台、苑囿、池沼的设置。虽然如此,必定先有文王的忧勤,然后才有文王的逸乐。如果只是放纵情感于逸乐,出于自己内心的嗜好,由于左右近臣的怂恿,违背民心而劳役民力,那些急于建成的,不是出于民心的喜悦,而是由于自己意欲速成以及左右近臣的督责。像这样,就不同于文王经营的方式了。臣因此希望那些想要建造台囿,作为舒畅情志场所的人,必须先有文王那样的忧勤,而又能得到百姓的欢心,然后才可以。

《周礼》规定:囿人掌管苑囿游观中的禽兽,禁止放牧百兽,为祭祀、防纪、宾客提供活兽和死兽。

郑玄说:“囿游,是苑囿中的离宫小苑观览之处。”

叶时说:《周礼》中囿人这一官职,掌管苑囿游观以牧养百兽。郑氏认为囿如同汉代的苑,游是离宫,养兽是为了宴乐。看待它就像汉代掖庭中有鸟兽一样。我曾看周公作《无逸》,用来告诫成王,必定说:“你不要沉溺于逸乐,于游观,于田猎。”现在设置苑囿游观作为宴乐玩赏的地方,怎么能禁止成王的逸游呢?大概因为一个人尊贵地居于万乘之位,富有四海,怎么能完全杜绝其逸游的乐趣,让他坐着承受束缚,耳目有所不得玩赏,手足有所不得安逸,心意有所不得通达。人尚且不能自我克制,又怎么会乐于做君主呢?一旦人情有所不能忍受,天理有所不能制约,淫欲的沟壑一旦打开,堤防一旦决口,就会奔突横流而不可阻挡,以至于盘游无度,流连无厌。这难道仅仅是苑囿游观的问题吗?然而周公设置苑囿游观,只是让断足的人看守苑囿,必定不能跟随君王进行驰逐禽兽的活动,只有在宾客、防纪、祭祀时才提供兽物而已。虽然名为苑囿游观,但没有一句话提到宴游之事。郑氏把囿比作汉代的苑,把游比作汉代的宫,把兽比作汉代的兽,那么周代的制度果真像汉代那样吗?周公作《周礼》,说到苑囿游观,只限于牧养禽兽,这正是为了保存君主天理之乐,而展示制度的节俭。

臣按:《周官》中的苑囿游观,大概是指苑囿游观的地方,就是现在的海子。牧,是孳养的意思。百兽,是说兽不止一种,极言其多。之所以这样,是为了供给祭祀、防纪、宾客这三项用途而已。所以当政事闲暇的时候,进行游行观览的乐趣。百日辛勤劳作,借一日闲暇游乐。虽然说游目以适情,但也不是纵欲而败坏法度。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设置官员来牧养百兽,作为祭祀、防纪、宾客的用途,借着跟随禽兽游观而寓含省视牺牲的礼仪。先王根据人情来制定礼仪,既不违背人情,又不废弃礼节,这类情况就是如此。

春秋鲁庄公三十一年,春天,在郎地筑台;夏天,在薛地筑台;秋天,在秦地筑台。

谷梁赤说:“不认为这是正当的,因为疲敝百姓,在三个农时去获取山林薮泽的利益,而且财物耗尽则产生怨恨,力气耗尽则产生愤恨,君子认为这很危险,所以谨慎地记载下来。”

胡安国说:“为什么要记载‘厉民’呢?天子有灵台用来观测天地,诸侯有时台用来观测四时。离开国都在远处筑台,而不依据观测天象的需要,这是在游观之所,劳役百姓以自取快乐。劳役百姓自取快乐,而不与百姓同乐,那么百姓就希望与他一同灭亡。即使有台,难道能独自快乐吗?”

臣按:先儒说庄公一年三次筑台,所谓“及是时般乐怠敖者”,那么治国治家的当务之急荒废的就多了。这就是为什么次年身死,而萧墙之祸到来,几代人都不能平定的原因。能不引以为鉴吗!

春秋鲁成公十八年筑鹿囿

谷梁赤说:“筑造通常不记载,这里记载,为什么呢?山林薮泽的利益,是用来与百姓共享的。独占它,是不正当的。”

孙觉说:《春秋》中的兴作,都记载下来,即使是城池的坚固,门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