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七十五

译施之于万世，都无处可以隐藏他们的行迹，这就是原因所在。」

臣按：乱臣贼子之所以感到恐惧，是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违背了天子的礼制典章，触犯了天子的刑法禁令。

译孟子说：“王者的教化衰微，于是《诗》就消亡了。《诗》消亡之后，然后《春秋》才出现。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性质是一样的。它们记载的事迹是关于齐桓公、晋文公的，它们的文字是由史官记录的。孔子说：‘其中的大义，是我私下窃取来的。’”

朱熹说：“‘王者的教化衰微’，是指周平王东迁，政教号令不能遍及天下。‘《诗》消亡’，是指《黍离》降格为国风，而《雅》诗消亡了。《春秋》是鲁国史书的名称，孔子在此基础上进行笔削修订，始于鲁隐公元年，实际上是周平王四十九年。‘乘’的含义不详，赵氏认为兴起于田赋乘马之事，也有人说取记载当时行事之意而命名。‘梼杌’是凶恶野兽的名字，古人因此用它作为凶恶之人的称号，取记录恶行以垂示警戒之意。‘春秋’，记事必须标明年份以统领事件，一年有四季，所以错举春秋作为所记史书的名称。古代各国都有史官，掌管记录时事，这三者都是史官所记册书的名称。春秋时期，五霸相继兴起，其中齐桓公、晋文公最为兴盛。‘史’指史官。‘窃取’是谦辞。《公羊传》作：‘其中的言辞，是我有罪的地方’，意思也是如此。大概意思是说判断权在于自己，所谓该写的就写，该删的就删，子游、子夏也不能改动一个字。”

尹焞说：“这是说孔子作《春秋》，也是用史书的文字来记载当时的事迹。而其大义则是判定天下的邪正，作为百代君王的大法。”

臣按：《诗》用来表达志向，《春秋》用来记载事迹，道理虽然相同但体制不同。孟子说：“王者的教化衰微而《诗》消亡，《诗》消亡然后《春秋》才出现。”《春秋》难道是继承《诗》的工具吗？而孟子这样讲，解释的人说：“‘《诗》消亡’，是指《黍离》变为国风而《雅》诗消亡。”《雅》是王者宴享、朝会时的诗歌，《春秋》所记载的，难道与其同类吗？然而说王者教化衰微而《诗》消亡，说“迹”似乎有所特指，不是泛泛而言。臣私下认为，先王兴盛时，诸侯每年朝见天子，考察礼仪、端正刑罚，以统一道德，天子于是考察并端正他们，施加赏罚。诸侯朝见之后，天子五年一次巡守，又命令太师陈列诗歌以观察民风，君主道德的好坏，国家政事的得失，民风的美恶，体现在民俗歌谣中的，都能上报，有的讽刺有的赞美，天子据此施行黜陟刑赏的典制。到了周朝衰微，诸侯不再朝见，天子不再巡守，太师不再采集诗歌，民间的赞美与讽刺不再上报，天子的赏罚不再施行于各国，这就是所谓的“《诗》消亡”。孔子于是借鲁国史书作《春秋》，依据诸侯的行事，加以笔削的公正，寄托天子刑赏之意。大概《诗》列举十一个国家的国风，《春秋》也记载二十三个国家的事迹，《诗》有赞美与讽刺，《春秋》有褒扬与贬斥，这就是《春秋》之作之所以在《诗》消亡之后出现的原因吧？有人说：“平王四十九年《春秋》才开始作，然而《柏舟》、《硕人》等诗都是平王以后所作，怎么能说是《诗》消亡呢？”回答说：“那时诗虽然作于民间，但不被采集上报给天子，有也如同没有，虽然说是消亡也可以。”

孟子说：“《春秋》中没有合乎道义的战争。那方面比这方面好，是有的。征伐，是上级讨伐下级；敌对的国家不能互相征伐。”

朱熹说：“《春秋》每记载诸侯战伐之事，必定加以讥讽贬斥，以彰显他们擅自兴兵的罪过。没有认为合乎道义而赞许的，只是其中那方面比这方面好是有的，比如召陵之师这类就是。征伐是用来纠正人的，诸侯有罪则天子讨伐并纠正他们，这就是《春秋》之所以没有义战的原因。”臣按：“《春秋》是天子的职责，诸侯有罪，天子纠正他们，是合乎道义的。天子不亲自征伐，命令诸侯征伐，也是合乎道义的。以诸侯伐诸侯而不禀命于天子，就不合乎道义了，这就是《春秋》之所以作的原因。”

《左氏传》【成公十四年】君子说：“《春秋》的称谓，含蓄而显明，记录志向而隐晦，委婉而成篇章，详尽而不污曲，惩恶而劝善，不是圣人谁能修撰它？”

《谷梁传》说：“成就天下的事业，判定天下的邪正，没有比《春秋》更好的了。”庄周说：“《春秋》治理世事，是先王的志向，议论而不争辩。”

司马迁说：“我听董生说：周道废弛，孔子知道时势不再任用他，道不能实行了。他在二百四十二年中评判是非，作为天下的仪表，贬斥诸侯，讨伐大夫，以通达王事罢了。”孔子说：“我想把它载入空泛的言论中，不如体现在行事中那样深切显著。”《春秋》上阐明三王的道，下辨别人事的纲纪，区别嫌疑，明辨是非，决定犹豫不决之事，善善而恶恶，贤贤而贱不肖，保存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补救弊病，振兴废弛，是王道的大业。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近的了。《春秋》文章数万，其旨意千万，事物的聚散，都在《春秋》中。《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人，亡国五十二个，诸侯奔走，不能保住社稷的，不可胜数。考察其原因，都是失去了根本。所以《易》说：“差以毫厘，谬以千里。”所以臣弑君，子弑父，不是一

译因为一朝一夕的缘故，其积渐已经很久了。拥有国家的人不可以不了解《春秋》；前面有防备却看不见，后面有贼寇却不知道，做臣子的人不可以不了解《春秋》；遵守常规事务却不知道适宜，遭遇变故却不知道变通。做君主父亲而不通晓《春秋》大义的人，必定蒙受首恶的罪名；做臣子儿子而不通晓《春秋》大义的人，必定陷入篡位叛逆被杀死的罪责。他们实际上都是出于善意去做，却不知道其中的道义，被加上空洞的罪名，也不敢推辞。如果不通晓礼义的宗旨，以至于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君主不像君主，就会受到侵犯；臣子不像臣子，就会被诛杀；父亲不像父亲，就是无道；儿子不像儿子，就是不孝。这四种情况，是天下的重大过错。把天下的重大过错加给他们，他们接受了也不敢推辞。所以《春秋》是礼义的根本所在。

译苏轼说：“孔子依据鲁国的史书编写《春秋》，一切以礼作为判断标准。凡是《春秋》所褒扬的，都是礼所肯定的；它所贬斥的，都是礼所否定的。《礼记》说：‘礼，是用来辨别嫌疑、防止奸邪、决定犹豫不决之事的。’而《春秋》就完全依据这一点来裁断。所以天下所有的邪正，君子所疑惑而不能决断的，都到了《春秋》这里得以定论。不是由《春秋》定论，而是由礼定论。所以太史公说：‘《春秋》是礼义的根本所在。’”

臣按：程颐也说：“礼一旦丧失就会沦为夷狄，再丧失就会沦为禽兽。圣人担心人们堕入夷狄的境地，所以《春秋》的法度极其谨严。之所以谨严，是因为华夏与夷狄的辨别尤为迫切。”

王通说：“《春秋》对于王道，就像是衡量轻重的权衡，判断曲直的绳墨。舍弃了它，就没有可以折中判断的标准了。”又说：“《春秋》，大概是以天道作为终结的吧？所以记载到获麟就停止了。”

韩愈说：“《春秋》的法度极其谨严，又说孔子作《春秋》，诸侯使用夷狄的礼仪就视其为夷狄，进用华夏的礼仪就视其为华夏。”

程颐说：“《春秋》的法度，极其谨严，华夏而使用夷狄的礼仪就视其为夷狄。韩愈的话，深刻地把握了其中的界限。”

周敦颐说：“《春秋》是端正王道、阐明大法的书。孔子是为后世的王者而编纂的。乱臣贼子在前面被诛杀，是为了让后面活着的人感到畏惧。难怪万世无穷的王室祭祀，对孔夫子报答恩德和功绩的敬意是无尽的。”

程颐说：“五经是记载大道的文献，《春秋》是圣人运用大道的体现。五经中有《春秋》，就像法律中有判例一样。律令只陈述法条，判例才开始显现法的运用。”又说：“五经如同药方，《春秋》如同用药治病，圣人的运用全在这本书里。《春秋》一句话就是一件事，是非就体现在这里，这是穷究事理的关键。”又说：“《春秋传》是为了阐释经文、进行裁断而作的。”又说：“用传文考证经文的事迹，用经文辨别传文的真伪。”又说：“从伏羲、尧舜历经夏、商直到周朝，有的文饰有的质朴，沿袭并增减损益，变化已经到了极致，法度也已经详尽，于是孔子参酌适宜之处，作为历代君王法度的中制。这就是《春秋》之所以作的原因。”程颐作《春秋传》序说：“孔子作《春秋》，是为了确立历代君王不可改变的大法。后世把《春秋》当作史书来看，认为只是褒扬善行、贬斥恶行罢了，至于治理天下的大法则却不知道。《春秋》的大义有几十条，像日月星辰一样明亮，是容易看见的。只有那些防范细微、含义深奥、因时制宜的部分，才是难以知晓的。有的抑制有的放纵，有的给予有的剥夺，有的进用有的退黜，有的防范有的彰显，却都能符合义理的安定、文质相宜、宽猛得当、是非公正，这是处理事务的权衡，衡量大道的模范。观察万物之后才能认识造化的神奇，聚集众材之后才能知道建造房屋的作用，想通过一件事、一个义理来窥探圣人的运用，不是上智之人是做不到的。所以学习《春秋》的人，必须从容涵泳，默默领会、心领神会，然后才能达到精微的境界。”

臣按：程颐说学习《春秋》的人，必须从容涵泳，默默领会，然后才能达到精微的境界。杜预在《左传》序中也说：“从容柔和地引导，让他自己休息；满足饱足地让他学习，让他自己趋向。就像江海浸润、膏泽滋润一样，涣然冰释，怡然理顺，这样才算真正掌握了。”这两人的话，前后契合，这确实是读书的方法，不仅仅适用于《春秋》。然而《春秋》是圣人亲自编写的，其用意尤其深远，必须这样玩味，然后才能有所收获，从而达到精微的境界。

张载说：“《春秋》这本书，在古代是没有的，是仲尼自己创作的。只有孟子能够了解它。如果不是道理明达、义理精微，大概不可以学习。先儒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就去研究它，所以他们的说法多有穿凿附会。”

臣按：公羊、谷梁、左丘明虽然曾见过孔子，但不能完全了解孔子作经的大意。只有孟子凭借亚圣大贤的资质，跟随孔子的孙子学习，得到了家传，才知道大旨所在。张载说只有孟子能够了解它。看他所说的“《春秋》是天子的事”，一句话就可以看出他所了解的，不是其他儒者所能企及的。其他儒者千言万语，都不出此范围。

邵雍说：“《春秋》都是依据事情来褒贬，并非有意在其中掺杂私意，所以说‘《春秋》是尽性之书’。”又说“《春秋》是为君弱臣强而作的，所以称为名分之书。”又说“圣人的经典，浑然没有痕迹，就像天道一样。《春秋》记录事情，善恶就在其中显现了。”

又说：“《春秋》是孔子的刑书。功过不能互相掩盖。五霸，是功劳的首位，也是罪行的魁首。先确定五霸的功过，然后学习《春秋》，那么大意就确立了。”又说：“五霸功过不能互相掩盖，圣人先褒扬他们的功劳，后贬斥他们的罪行，所以有罪的人如果有功劳，也一定要记录。”

杨时说：“《春秋》正是圣人处理事情的地方，其他经典讲述道理，这部经典讲述运用。道理既已明了，那么它的运用就不难知道了。”

胡宏说：“天理和人欲，没有比《春秋》辨别得更清楚的。圣人教导人们，消除人欲，恢复天理，没有比《春秋》更深刻的。”

李侗说：“《春秋》的一件事，各自发明一个条例。就像观看山水徒步而行，形势不同，不能用一种方法拘束。”

胡安国说：“《春秋》是为诛杀乱臣贼子而作的，它的法度对乱贼的党羽尤其严厉。”又说：“通晓《春秋》，然后才能权衡天下的事情。”

又说：《春秋》的文辞，

译事情相同则言辞相同，后人因此称之为“例”。然而，事情相同而言辞不同，那么这种“例”就发生了变化。因此，确立正例，不是圣人不能做到；裁定变例，不是圣人不能做到。正例，是天地运行的常道；变例，是古今相通的义理。只有那些在“例”中探究精微义理、发现法则，并在法则之外通达“例”的人，才真正掌握了它。

安国在《春秋传序》中说：古代各国各自设有史官，掌管记录时事。《春秋》，不过是鲁国的史书罢了。孔子在此基础上加以笔削修订，于是它就成了史书之外传达心志的重要典籍。而孟氏阐发宗法防微杜渐的道理，将其视为天子之事，这是因为周朝王道衰微，纲纪松弛，乱臣贼子接踵而至。当时的人欲横流而天理泯灭。孔子身处天理存亡的关键时刻，若不将此重任扛在肩上，还能有谁呢？五常之道不被尊崇，是他应当叙述的；五礼不被施行，是他应当整顿的；五服制度不被彰显，是他应当命定的；五刑不被使用，是他应当讨伐的。所以说：“文王死后，文化传统不就在我的身上吗？”上天如果要毁灭这种文化，后来的人就无法参与这种文化；上天如果不毁灭这种文化，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圣人以承天使命自处，文化的兴衰系于自身，难道是由别人决定的吗？所以说：“我想把它记载在空泛的言论中，不如体现在具体行事中那样深切明显。”空泛的言论只能承载其道理，通过具体行事才能显现其作用。因此，借助鲁国史书来寄托王道法度，拨乱反正。又说：“《春秋》体现在具体行事中，不能与空泛言论相比。”公侯的好恶则抒发于《诗》的情志，斟酌古今则贯穿在《书》的事迹，振兴常典则体现于《礼》的经义，以忠恕为根本则引导出《乐》的和谐，彰显权变制度则穷尽《易》的变化。历代君王的法度，万世的准则，都在这本书中。

译朱熹说：“《春秋》是用形而下的事物来说明道理，那形而上的道理到哪里去了呢？”又说：“《春秋》记载的都是乱世的事情，圣人全部用天理来裁断它们。”

又说：周朝衰微，天子的赏罚在天下不能实行，诸侯强大的欺凌弱小的，人多的暴虐人少的，是非善恶因此不再分明，人的私欲放纵而天理泯灭了。孔子依据鲁国的史书修订《春秋》，肯定正确的而否定错误的，褒扬善的而厌恶恶的，在奸佞谄媚之人死后予以诛责，发掘潜藏美德的幽微光辉。所以《春秋》写成后，乱臣贼子感到恐惧。

又说：“《春秋》的大旨，显而易见的，就是诛讨乱臣，声讨贼子，尊中国而斥夷狄，尊王而贱霸罢了，未必每个字都有深意。”又说：“圣人作《春秋》，不过是直书其事，善恶自然显现。”

又说：“端正道义而不谋求私利，彰明大道而不计较功效，这是《春秋》的大旨。”又说：“《春秋》本是明道正义的书，后人只比较齐、晋霸业的优劣，反而成了谋求私利，大义因此晦暗了。”

又说：“《左传》作者曾见过各国史书，考证史事很精详，只是不懂大义，专门在细枝末节上设防，往往没有讲求学问。《公羊传》《谷梁传》考证史事很疏略，但义理却精微。这两家是经学书生，传承了许多说法，往往都没有见过各国史书。”

张栻说：“《春秋》就事而阐明天理，是穷究事理的关键。阅读这本书，取其大义，将数十条断定为定论，而详细体味其中褒贬予夺、轻重适宜的道理，就能权衡应对万变。”

吴澂说：“朱子说：‘分析它要能极其精微而不混乱，然后综合它要能尽其广大而无遗漏。’读《春秋》的人，也可以这样去探求。”臣按：孔子删述六经，其中五经都是述说前代帝王的著作，依据已经成型的典籍删改修订而成。只有《春秋》这一经，是圣人亲手删削笔改，他平生内心的术数志意，都汇聚在这一书中。学者对于五经都应当用心研究，而对于这一经尤其应当加意。所以天不可测度，依据它的运行来测度其奥妙；地不可窥探，依据它化生万物来窥探其广大；圣人的心不可直接求得，依据他的行迹来求其心，依据他的作用来求其本体。《春秋》这部经，是圣人的行迹，而用来权衡二百四十二年事迹的，是它的作用。由此来探求圣人，圣人的全体大用，就在这里了。

《礼记》说：“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它们的宗旨是一致的。”

朱熹说：“经礼三百，就是《仪礼》中士冠礼、诸侯冠礼之类，这是大节，有三百条。如始加、再加、三加之类，又如坐、如尸、立、如齐之类，都是其中的小目，有三千条。”

臣按：经礼，指经常之礼，如冠、昏、丧、祭、朝夕、觐、防、同之类；曲礼，指委曲之礼，如行礼时的进退、升降、俯仰、揖逊之类。

《中庸》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

朱熹说：“礼仪，就是经礼；威仪，就是曲礼。”

《汉书·艺文志》说：帝王的质朴与文饰，世代有所增减。到了周朝，为各种情况制定防范，为各种事务制定制度，所以说：‘经礼三百，威仪三千。’等到周朝衰微，诸侯将要逾越法度，厌恶这些法度害了自己，都销毁了这些典籍。从孔子时代开始就不完备，到秦朝大坏。汉朝兴起，高堂生传授《士礼》十七篇。

韩愈说：“曾经苦于《仪礼》难读，而且它在今天施行的很少，沿袭不同，恢复无从谈起，考察它在今天确实没有用处。然而文王、周公的法制大致还在这里。孔子说：‘我遵从周朝’，是说周朝文章制度兴盛。古书留存下来的很少了，百家杂说尚有可取之处，何况圣人的制度呢？”

真德秀说：“韩子可以说是喜好古学了，但认为它在今天没有用处，则是考察得不详细。”

朱熹说：“礼书如《仪礼》，比其他书更完备。”又说：“《仪礼》是礼的根本；而《礼记》是它的枝叶。”又说：“《仪礼》是经；《礼记》是传。”又说：“《仪礼》是经，《礼记》是解释《仪礼》的。比如《仪礼》有冠礼，《礼记》就有《冠义》；《仪礼》有昏礼，《礼记》就有《昏义》；以至于燕射之礼，没有不是这样的。”

又说：“《仪礼》虽然难读，但如果类别相通，那么它的先后彼此辗转参照，足以互相阐明，久了自然贯通。”

臣按朱熹《子在川上》一书说：“《仪礼》这本书，在奇辞奥旨中有精义妙道，在细微曲折中有明辨等级。不仅希望人们善生，而且希望人们善死；不仅严格于冠昏朝聘乡射，而且尤其严格于丧祭。后世只因为推演士礼而通达天子之礼，认为它是残缺不可考证的书。慢慢观察它，一个士人，天子之臣与诸侯之臣不同，上大夫与下大夫不同，等级向上推演，本来是可以推知的。”

杨复说：朱子既修订了乡、邦、国、王、朝之礼，将丧、祭二礼交给门人黄氏成章，共十二卷。伟大的《书》啊！秦汉以来，没有这样的书。近世以来，儒生习诵，只知道有《礼记》，而不知道有《仪礼》。现在依据其仅存的篇目，为之分章句，附

译撰写传记，使得条理清晰明白而容易考证。后来谈论礼制的人，有所依据和依托，不至于抛弃经典而任凭传注，违背根本而追逐枝节。

译臣按：古代礼制流传于世，主要有三部，即《仪礼》、《礼记》和《周礼》。后世想要恢复古礼的人，必定从《仪礼》开始。然而《仪礼》只记载了士大夫的礼仪，而没有所谓天子的礼仪，必须将这两部礼书与其他涉及礼仪的书籍结合起来，才能构成完整的体系。朱熹亲自编纂了家乡、邦国、王朝的礼仪，其余部分托付给他的门人黄干、杨复，最终成书，命名为《经传通解》。然而世间想要恢复古礼的人，仍须参考这本书。【以上论述《仪礼》】

文中子说：“先师（指孔子）认为王道在于此，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就拿着这些原则去推行。”又说：“我看千年以上的圣人，在上者没有比得上周公的。他的道虽然统一，但典章制度极其完备。后世执政的人，有所遵循。”

臣按：《周礼》一书，典章制度极其完备，后世执政者有所遵循，王通的话，真抓住了要领。自从有了这本书以来，没有能真正运用它的人。假如运用它的人，是王莽；轻率运用它的人，是苏绰；错误运用它的人，是王安石。至于善于运用它的人，则未见其人。王通说拿着这些原则去推行，是专门想要运用它，我私下担心时代不同、形势特殊，官制政事体制，民情土俗，不能都像古代那样，只有精心选择其中切合要害的部分并审慎施行，以此作为遵循的原则，就可以了。如果一定要拿着这本书而完全按照它的制度执行，其流弊的极端，怎么知道不与那三个人（王莽、苏绰、王安石）归于同样的结局呢？

唐太宗说：“《周礼》真是圣人的著作。首篇说：‘只有君王建立国家，辨别方向确定位置，规划国家治理田野，设置官员分配职事，作为百姓的准则’。这话真是对啊！不实行井田制，不实行分封制，不恢复肉刑，却想要推行周公之道，是不可能的。”

《唐书》说：“《周礼》是周公实现太平盛世的书籍，是先圣极其由衷的典章。效法天地而推行教化，辨别方位而叙述人伦。它的义理可以暗中辅助神明，它的文辞可以经纬邦国。具备万物以供给使用，怎么可以忽视呢？”

臣按：王通，是人臣，拿着这些原则去推行，固然可见于空谈。至于唐太宗，是人君，处在可以致治的地位，有可以有所作为的形势，又正值开国创业之初，所谓规划国家治理田野，设置官员分配职事，作为百姓准则，正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却也只是发出浩叹，流于空言，这就是所说的“说了却不推究实行”吧？

程颐说：“必定要有《关雎》《麟趾》那样的心意，然后才可以推行《周官》的法度。”朱熹说：“程子说要有《关雎》《麟趾》的心意，然后才可以推行《周官》的法度，必须从闺门床席间的防范开始，积累到熏陶感化洋溢，天下没有一个人、一件物不被其教化，然后才可以推行《周官》的法度，不然就会成为王莽那样的人了。”

臣按：如果按照程朱二人的说法，那么《周官》最终就没有可以推行的时候了。必须端正自身、治理家庭作为根本，那么探求其根本意图，遵循其制度，参酌其适宜之处，以此确立为一代的法度。持守坚定，积累长久，然后才能熏陶感化洋溢于天下，使没有一个人、一件物不被其教化。如果一定要等到天下熏陶感化洋溢，然后才推行《周官》的法度，我私下担心即使天地混沌，也终究没有可以推行的日期了。

程颐又说：“《周礼》一书，周公实现大治的大法在其中，必须让懂得道理的人观看，可以决断是非。”

张载说：“《周礼》是恰当适宜的书，然而其中必定有后世增入的内容，比如盟誓诅咒之类，必定不是周公的本意。”

臣按：朱熹说，周公当时立下这些法度，却没有完全实行，正是一个草稿。而孙处也说，周公作《周礼》，也就像唐代的《显庆礼》《开元礼》一样。唐人预先制定以等待日后使用，其实未曾实行过。正因为未曾实行，所以只叙述大概，等待遇事时再增减损益。唉！“遇事增减损益”这一句话，不仅是周公作书的根本意图，也是后人运用《周礼》的活法。以《周官》制度作为遵循的根本，而又根据时势随事增减损益，谁说《周官》不能在后世推行呢！

杨时说：“《周官》一书，是先王经世济民的事务，不可不研究。”

朱熹说：“《周礼》是周朝盛世圣贤制作的书籍。”又说：“《周礼》一书，周公立下许多条贯，都是从广大心中流出的。”又说：“《周官》编排布置精密，是周公运用天理烂熟的书。”

朱熹又说：“比闾族党的法度，正是周公建立太平盛世的基础。就像棋盘一样，棋盘布置定后，棋子才有放置的地方。这本书的大纲，是要人君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定天下，使天下的百姓没有不被其恩泽的。又推广到鸟兽草木，没有一件不得其所罢了。不这样，不足以称为裁成辅相、参赞天地。”

朱熹又对他的君主说：“我私下看到《周礼》天官冡宰一篇，是周公辅导成王，垂范后世，用意最深切的地方。想要知道三代人君正心诚意的学问，在这里考察就可以见到其实效。”

臣按：朱熹又说五峰胡氏认为《周礼》不是周公致太平的书，说像天官冡宰却管理什么宫闱之事，他的意思只是看到后世宰相请托宫闱、交结近习以为不可，却不知道这正是人君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大概宫中、

译朝廷内部应当保持一致，凡是君主日常供奉和开支的费用，每一项都必须向朝廷外的大臣汇报，那么君主自然会心存忌惮而不敢做出违背礼制的行为，而君主身边的宠幸之臣也会心存畏惧而不敢用违背礼制的事情来诱导君主。因此，遏制君主邪念的产生，使其达到没有过错的境界，没有比这更切实有效的方法了。说这是夏、商、周三代君主端正内心、真诚意念的学问，难道不是确实可信的吗！

译范祖禹说：“天地有四季，百官有六种职掌，天下万世的制度完备地包含在这里。就像网有总绳，皮衣有领子，即使经过百代也不能改变。君主如果想要考察古制来端正名分，如果舍弃《周官》，我看是不行的。”

臣按：自从有了《周官》以来，六典的设置，只有在我朝得以体现。前代虽然设立了六部，但宰相的官职却从未废除。

吕祖谦说：“先王教化天下，从来没有精粗、本末的区别。朝廷不混乱，市井田野不逾越规矩，国人不侵扰官职，后妃不敢用奸邪手段篡夺王权，诸侯不敢僭越天子的制度，公卿大夫不谋求商贾的利益。六卿九牧相互隶属而听命于三公，他们都是百姓的上级，却不敢逾越尺寸的法度，不敢改变毫厘的职守。这是为了让百姓习惯于尊卑等级秩序之中，消除他们逼视上级、没有等级的心理，而寄托道德的含义。因此百姓顺从地侍奉上级，下级没有非分的企图，卑贱的不傲慢于尊贵，地位低的不逾越地位高的。全社会的人，都安分于法度职守之内，意志思虑不改变，视听纯正专一，平易正直、淳朴敦厚而顺从上级的命令。父亲教导儿子，兄长传授弟弟，长辈率领下属，哪里不是五礼、五乐、三物、十二教的体现呢？无论京城还是郊野，设置官职、分配职责，哪里不是为了给百姓确立准则呢？”我曾经阅读《晋语》，常常感叹绛地富商韦藩木楗在朝见时更换车服的事情，认为富商财产丰饶，让他润泽车驾、华丽服饰，并不是做不到，而一定在过朝见时更换车服，不敢与士大夫混同没有区别。百姓意志安定而中道得以保存，成王、周公遗留的教化，确实隐含在这里。

臣按《周礼》一书，有人认为周公所作，有人认为不是；有人说这是文王治理岐山的制度，有人说这是成周理财的书；有人说这是战国阴谋之书，有人说这是汉儒传承防备之说；有人说这是末世渎乱不经之书，有人作七论七难来排斥它。朱熹说：“后世人都认为《周礼》不是圣人的书，其中细碎的地方虽然可疑，但其大体确实不是圣人做不到的。”又说：“说是周公亲笔写成，固然不可以；但大纲却是周公的意思。”由此看来，其是非昭然明白。自从三皇五帝以来，顺应风气的适宜，因应时势的常规，制定法度，为百姓确立准则，一代有一代的制度。大概到了周公，兼思前代君王，监察往昔朝代，集百圣之大成，确立一代的定制，严密察考而详尽，曲折而恰当，完备而不迂腐，有以通达天下的道理，成就天下的事务，周全天下的变化，这是周公作书的用意。然而其制度多与其他书所载的不完全相符，这是什么原因呢？古人有言：《周礼》一书，有缺文【如军司马之类】，有省文【如遂人匠人之类】，有互见【如九等品举之类】，有兼官【如公孤不备数，教官无府史胥徒之类】，有预设【如凡千里封，公四封侯八伯十一之类】, 有不常置【如夏采方相氏之类】，有举其大纲者【如四两为卒之类】，有副相副贰者【如自卿至下士，各随才高下，同治此事之类】，有常行者【如垂法象魏之类】，有不常行者【如合民询迁之类】。如今观察诸经，其措置规模，不仅在于辅佐天地，调和神人，而且盟誓诅咒、征伐仇敌，凡是对待衰败世道的措施，无不具备；不仅用来检束君主自身，防止断绝祸患，而且米盐丝枲，凡是用来承担卑贱役使的，无不及也。让它维持一世，则一世的人安定；维持百世，则百世的人安定；维持千万世，则千万世的人安定。遗策燕翼，后世岂无僻王，都依靠前代哲人以免祸，这就是周公的用心。所谓兼三王，监二代，都尽在于此。这本书作于周公，与其他经书不同。《礼记》成于汉儒，则《王制》所说的朝聘是文襄时事，《月令》所说的官名是战国间事，曾不如《周礼》之纯粹周典。由此言观之，则凡后儒怀疑《周礼》细碎者可以洒然矣。若夫后世用之，而每每取败者，岂是书的过错呢？不善用之者的过错也。观察成周享国八百年之久，其末年，周之地不大于邾莒，一介弁髦（微末之人），蕞然拥虚器而立于强诸侯之上，环绕而顾之，皆莫敢萌非分之心，唯独害怕什么呢？周公之制有以维持之也，这是用《周礼》的明效。那新莽、荆舒，假此以济其私，怎么可以因噎废食呢？

吴澂说：按周公辅佐成王，建立六官，分配六职，礼乐政事，粲然完备。就其设位而言，则称为《周官》；就其制作而言，则称为《周礼》。周室衰微，诸侯厌恶它害己，灭去其典籍。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与《周官》背道而驰。秦始皇又厌恶而焚毁它。汉河间献王喜好古学，购得《周官》五篇。汉武帝求遗书，献上收藏于秘府。哀帝时，刘歆校理秘府书籍，开始著录于目录。然而冬官久已亡失，以《考工记》补之。《考工記》乃是前世能识古制者所作，先儒都认为不对，只有刘歆独自识别它。而五官亦复错杂，传至

译如今，没有人敢对此加以纠正。用今本《尚书》来考证，《周官》这一篇，是周成王整顿治理百官的完整文献。拿着它来考证《周礼》中的六官，那么那些内容不全的地方，就可以坐着判断清楚了。

冡宰掌管国家治理，统领百官，均衡天下。拿着它来考证天官的记载，那么其中所载并非统领百官、均衡天下的事务，就可以知道那不是冡宰的职责。司徒掌管国家教化，颁布五常之教，安抚亿万百姓。拿着它来考证地官的记载，那么其中所载并非颁布五常、安抚百姓的事务，就可以知道那不是司徒的职责。宗伯掌管国家礼仪，处理神人关系，调和上下。司马掌管国家政务，统领六军，平定邦国。拿着它来考证春、夏两官的记载，那么凡是掌管国家礼仪、国家政务的，都是它们的职责。除此之外就不是它们的职责。司寇掌管国家禁令，查究奸邪，刑罚暴乱。司空掌管国家土地，安置四方百姓，适时利用地利。拿着它来考证秋、冬两官的记载，那么凡是掌管国家禁令、国家土地的，都是它们的职责。除此之外就不是它们的职责。

因此，天官的记载，有混杂在其他官职中的，如内史、司士之类；也有其他官职的记载混杂在天官中的，如甸师、世妇之类。地官的记载，有混杂在其他官职中的，如大司乐、诸子之类；也有其他官职的记载混杂在地官中的，如闾师、柞氏之类。春官的记载，有混杂在其他官职中的，如封人、大小行人之类；也有其他官职的记载混杂在春官中的，如御史、大小胥之类。夏官的记载，有混杂在其他官职中的，如防氏、枚氏、司〇之类；也有其他官职的记载混杂在夏官中的，如职方氏、弁师之类。至于像掌管祭祀之类，我知道那不是秋官的记载；县师、廛人之类，我知道那是冬官的记载。顺着文辞防范其意旨来考证，参照其他经籍来验证，还有什么可疑的呢？

译臣按：自从《周礼》在汉代流传，六官中缺失了冬官，世间的儒者用《考工记》来补冬官，对此从未有过异议。到了宋代淳熙年间，俞庭椿才开始撰写《复古编》，认为司空这一篇实际上是杂出于五官的职掌之中，并且因为司空的重复，六官中的讹误也就能够据此类推考证。嘉熙年间，王次防又作了《周官补遗》。元代泰定年间，丘葵又参订这两家的说法，将其编成定本。吴澂作《三礼考注》，首先采用这种说法，并且说冬官并没有曾经亡失，而是地官的文字确实亡失了。由此看来，那么冬官本来并没有曾经亡失，所亡失的是冬官首章所说的“惟王建国，至以为民极”二十个字，以及“乃立冬官司空，至邦国”二十个字，还有“大司空之职”“小司空之职”这两条，也就像《虞书》中的《舜典》，确实并没有曾经亡失，只是失去了“曰若稽古”以下的二十八个字罢了。虽然如此，自从隋唐以来，设立六部，大都将学校隶属于礼部，财赋隶属于户部，实行起来确实也很便利。后世有志于复古，以达到太平盛世的人，效法周公的本意而不拘泥于旧有的形迹就可以了。

程颐说：“《礼记》杂出于汉代儒者之手，然而其中圣人门派的余绪以及格言很多，像《乐记》《学记》之类是没有可议处的。《檀弓》《表记》《坊记》之类也有很深的道理，只有善于言辞的人去选择它。像《王制》《礼运》《礼器》，这些书也有很多古意。”又说：“《礼记》除了《中庸》《大学》，只有《乐记》最接近大道，学者要深思而自得。《表记》大概也接近大道吧？它的言论很端正。”

朱熹说：“《礼记》要兼读《仪礼》，像冠礼、丧礼、乡饮酒礼之类，都记载了它们的事；《礼记》只是阐发其中的道理。读《礼记》而不读《仪礼》，那么许多道理都没有安顿的地方。”

又说：有人说《礼记》是汉代儒者的学说，恐怕不是这样。汉代儒者最纯正的，没有谁比得上董仲舒。董仲舒的文章最纯正的，没有谁比得上《天人三策》。哪里曾有《礼记》中的说法呢？像《乐记》所说的：“天高地低，万物分散不同，而礼制就实行了。流动而不止息，合同而化育，而音乐就兴起了。”董仲舒怎么能达到这个境界？一定是古人流传下来的文字如此。臣按：《礼记》这一本书，杂出于汉代儒者，然而不是汉代儒者所能创作的，而是他们所传记的。《大学》是曾子所作，《中庸》是子思所作，《缁衣》是公孙尼子所作，《月令》是吕不韦所作，《王制》是汉文帝时博士刺经所作。臣私下认为，《易》《书》《诗》《春秋》四经之外，帝王的良法，圣贤的格言，杂出于四十九篇之中，很详细了。这确实是学者求取知识的要点，人君治理国家的方法。《易》讲阴阳，《书》讲政事，《诗》讲性情，《春秋》讲名分，然而都主要讲一件事。只有《礼》这本书，无所不载，大到三才五典，小到各类万事，以及治道的常规，礼节的变通，无不详尽具备而旁通。臣在治国平天下的要点上，采辑各种书籍，而从这本书中选取的很多。

又说：如果想要观察礼，必须将《礼记》中切合日常常用行为的部分节选出来看。臣按：《礼记》这一本书，虽然专门以礼命名，而礼作为礼，不止有一种。读者应当以礼为主，而分四科来分类考证。先代儒者说四科：礼、仪、乐、制度。将吉、丧、军、宾、嘉这些大节目归入礼；将应对、进退、坐立、行走这些大节目归入仪；声律、歌舞、音容、节奏归入乐；封井、宗学、宫室、器服归入制度。用这四科来读这四十七篇，思考就超过一半了。

周行已说：“圣人制定冠、昏、丧、祭、朝、聘、乡射之礼，来实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义。其中形而下的，表现在饮食器服的使用上；其中形而上的，极于无声无臭的境界。众人勉强去做，贤人实行它，圣人遵循它。所以用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礼治则治，礼乱则乱，礼存在则存在，礼亡失则亡失。”又说：“秦朝焚毁典籍，三代礼文大坏。汉朝兴起购买书籍，《礼记》四十九篇，杂出于诸儒传记，不能全部得到圣人的精义。考察它的文义，有时有抵触。然而它的文字繁多，它的义理广博，学者广博而简约它，也可以不背离。大概它的说法，粗略在应对进退之间，而精妙在道德性命的要害，始于童幼的学习，而终于圣人的归宿。”

臣按：《礼记》这本书，天下之事无所不载，而专门以礼命名的，其大要在礼。虽然如此，天下之事，哪一件不是礼呢？大概儒者的事，没有一件不是礼，学而不礼就是异端，治而不礼就是霸道。人有礼则安，无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