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十五

译啊，农官的副手们，正值夏历三月，你们还有什么可求的呢？怎样耕作新田和熟田？赞美那大麦和小麦，将承受上天的明赐。上天的光明昭示，终能带来丰年。命令我们的农夫，准备好钱和镈这两种农具，去收割庄稼。

译严粲说：“既感叹并告知臣下百官，又感叹并告诫保介，都是以重视农业的意思来告知他们。”

臣按：这是周成王告诫农官的诗。凡是任命其他官员，都没有诗歌，而任命农官独有诗歌，大概是因为农业是王政的根本，周朝凭借这个开创基业，所以重视这件事。成周兴盛的时候，播种各种谷物这件事，都有现成的法规。群臣百官，或许有人不完全知晓，所以在告诫的时候，表达他深深的感叹之言，而且加上“敬”这个字，让他们详细考察先王的现成法规，用来劝勉和辅助农民。既不能错过农时，又不能违背法度，从耕种一直到收获，没有一件不遵循次序的。凡是旧田和新田，没有一件不得到适当的处理。官员则竭尽劝勉和辅助的功劳，百姓则竭尽耕治的力量，一一都符合先王的现成法规就可以了。唉！先王时代，尽心于农事的人是这样的，秦汉以来，难道还有这样的事吗！

噫嘻，春夏向上帝祈求谷物。那首诗说：“噫嘻（感叹词）成王已经昭明（明白）假（至）尔（田官）率时（是）农夫播厥百谷”，“骏（大）发（耕）尔私（私田）终三十里（万夫之田内方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两人并耕）”。臣按：我朝学士朱善说这首诗举出成王的谥号，那么是成王以后的诗。成王设置田官并告诫命令之后，后来的君王又遵循他的法规而再次告诫。“率时农夫”，是农官的职责；“播厥百谷”，是农夫的事情；“终三十里”，是希望土地没有遗漏的利益；“十千维耦”，是希望人力没有遗漏的力量。唉！古代的帝王致力于农事是这样的。后世的君主听任百姓自己耕种自己收获，所以任命官员来治理的，只是征收租赋，督促力役罢了，能不扰乱他们，使他们得以尽力于农田，已经是幸运了，何况要求他们告诫农官、劝勉辅助农民，勤勤恳恳像这样呢。

《周礼》遂师巡视庄稼（春种叫稼，秋收叫穑）而调动使用那里的百姓（是说这个遂的百姓，调动使用到那个遂去）来救助当时的灾事（是说像水涝突然到来之类，合力救助它）

遂大夫在正岁检阅（阅）农具（耒耜之类）修治农政，三年大比，就率领他的官吏而举荐百姓（举荐百姓中的贤者能者）表彰那些有功的人（农事修治得好的人就表彰他）聚集那些治理土地的人（属聚也，治理土地事务的人）

县正催促（催促）农事（是说耕耘收获的事情）而赏罚他们（勤勉的人赏他，懈怠的人罚他）鄼长催促耕种除草，考核女工（劝勉纺织事务）

里宰在岁时合并耦耕于耡（耦，并耕也）来治理庄稼，催促耕种除草，实行他的次序（秩，是说多少；叙，是说先后）

司稼掌管巡视（行视）邦野的庄稼，而辨别穜（先种后熟）稑（后种先熟）的种子，周知它们的名称，和它们适宜种植的土地（适宜种植的土地）作为法规，而悬挂在邑闾。

臣按：《周礼》是周公致太平的书。周家自从后稷以来，以农业为国家根本，所以周公在书中既作了《无逸》，用来告诫他的君主，让他知道小民所依靠的，而不敢安逸享乐；又在诗中作了《豳颂》，用来让他的君主诵读，让他知道王业所起的根源，而不敢荒废安宁。等到他作《周官》时，在一本书之间，设置官员分配职事，其中关于农事的不止一处：有的巡视庄稼，有的检阅农具，催促耕种除草，辨别种子种类，合并耦耕来互相协助，调动使用来互相救助，实行他的次序，悬挂他的法规。又在三年大比时，来举荐治理农田的百姓，也像大比时举荐贤能一样，或者诛杀或者赏赐，或者兴起或者废弃，无非都是为了农事罢了。唉！周公辅佐成王，陈述言论向上献忠的，恳切地以稼穑为言；建立官员向下分治的，谆谆地以农事为急，他懂得根本啊！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就在元日（上辛日）向上帝祈求谷物，就选择元辰（郊祭后的吉日）天子亲自装载耒耜，放置在参（参乘之人）保介（穿甲胄的人）的御者（驾车的人）之间，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自耕种帝籍。天子三推（拿着耒耜前进叫推）三公五推，诸侯九推。

又说：王命令颁布农事，命令田官（田畯）居住（居）在东郊，都修治封疆（田地的界限）审察端正径术（术与遂通，田间沟渠）善于观察（视）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适宜的，五谷所种植的，来教导百姓，一定要亲自去做。田事已经整顿，先定准直，农民才不迷惑。

臣按：天子籍田千亩，收取它的谷物作为祭祀的粢盛，所以叫帝籍。叫籍的原因，是借的意思。天子拿着耒耜前进，然后借百姓的力量来完成它。古代的天子，不是没有可以耕种的人，而一定要亲自做的，难道专门为了供给上帝的粢盛吗？也是作为天下农民的表率罢了。天子既亲自作为表率，又一定命令田畯的官员，居住在郊野之外，来督促耕种，修治封疆，以防备他们互相争斗，审察端正径术，来疏通水道；善于观察丘陵阪险原隰，来观察地势的高低、险易、燥湿，土地各有所适宜，五谷各有所种植。教导他们使

译能够从事农事，引导他们使其通晓其中的道理，都必须由农官亲自教导告诫，以此确定标准，使他们得到公平，确定准则，使他们得到端正，这样农民就没有疑惑了。唉！身居九重宫阙之上，拥有万乘之尊的帝王，尚且亲自从事耕作，那么那些乡野间的普通百姓，难道会有不奋发兴起的吗？

译季春之月，天子便向先帝进献鞠衣（颜色像鞠花那样的黄色）（进献衣物以祈求蚕事顺利），命令掌管山林的官员不要砍伐桑树和柘树，准备好曲簿、植槌、粗席、方筐（这四种都是养蚕的工具）。后妃斋戒沐浴，亲自面向东方，亲手采桑，禁止妇女们观看（使她们不能为了观赏而打扮修饰），减少妇女们的其他劳役，以鼓励养蚕之事。养蚕之事既已丰收，便分茧称丝，统计功效以供给郊庙祭祀的服饰，没有人敢懈怠。

孟夏之月，养蚕之事完毕，后妃献茧（后妃接受内命妇的进献），于是征收茧税，以桑叶的多少作为均等的标准（茧的多少以桑叶的多少作为均齐的标准）。

《礼记·祭义》说：古时候，天子和诸侯必定有公桑和蚕室。君主穿着皮弁，系着白色的大带，占卜选出三宫中的夫人、世妇中吉利的人，让她们进入蚕室养蚕。一年既已终结，世妇完成养蚕，捧着茧来给君主看，于是将茧献给夫人。夫人抽丝织成带有黼黻花纹的礼服，衣服制成后，君主穿着它来祭祀先王先公。这是恭敬到了极点。

《礼记·祭统》说：孔子亲自到南郊耕种，以供给斋戒祭祀的谷物；王后到北郊养蚕，以供给黑色的礼服。天子和诸侯，并不是没有可以耕种的人；王后和夫人，并不是没有可以养蚕的人。张栻说：周朝建立国家，自从后稷以来就以农事为要务，历代相传。他们的君子重视耕种之事，他们的妻室亲自从事纺织的辛劳，互相感叹叹息，习惯于艰难，歌颂他们的劳苦。这实在是王业的根本。像周公告诫成王，在《诗经》中体现的如《七月》，都是讲农桑的时节；在《尚书》中体现的如《无逸》，则是希望他懂得耕种的艰难，懂得百姓的依靠。帝王所传承的心法要旨，就在这里。治理常常生于敬畏，而混乱常常起于骄纵放肆。假使治国的人常常念及耕种的辛劳，而后妃又不忘记纺织之事，那么心中没有这种念头的人就很少了。为什么呢？他们必定早晚严肃恭敬而不敢懈怠；他们必定爱护保全小民而不敢安逸；他们必定想到天下的饥寒就像自己饥寒一样。这种心念常常存在，那么骄矜放肆从哪里产生呢？这难道不是治理之所以兴盛的原因吗？美好啊，周朝的家法！后来周幽王被褒姒迷惑，废黜了正后，从而招致犬戎的祸患。诗人讽刺他说：“妇女没有公事，停止了蚕织。”大概推究祸端的根源，实在是因为耕种纺织之事没有听到耳朵里，没有触动心里，才到了这个地步。所以诵读《葛覃》“服之无斁”的篇章，就知道周朝之所以兴盛；诵读“休其蚕织”的篇章，就知道周朝之所以衰败。其得失的根源，难道不是很明显吗？

臣按：天子的尊贵，并不是没有可以耕种的人，却一定要亲自耕种以供给宗庙的祭品；后妃的尊贵，并不是没有可以纺织的人，却一定要亲自养蚕以制作祭祀的服饰。之所以这样，不仅仅是亲身表达诚信来侍奉神明而已，也将以自身作为天下农夫蚕妇的表率。因此，在每一亩田地之间，在民间百姓之中，听到这种风气教化的人，没有不说的：“以天子的尊贵，后妃的尊贵，尚且不废弃耕种纺织的事业，何况我们这些小民呢？”既然这样，将会看到田野里没有不耕种的男子，家庭里没有不纺织的女子，人人有职业，家家务本，自然没有游手好闲的百姓，没有从事末业的技巧，家家丰足，人人富足，盗贼平息，诉讼减少。百姓赖以生存的基础更加稳固，国家储藏财富的能力更加雄厚了。张栻认为王业的根本，就在这里。然而推究根本之所以确立，又在于朝廷之上，宫闱之间。他的言论深刻切中要害，所谓帝王所传承的心法要旨，就在这里，确实不是空话。伏望明主在闲暇之时，留心垂览，天下百姓不胜感激之愿。

《国语》记载：周宣王即位，不亲自耕种千亩籍田。虢文公劝谏说：“不可以。百姓的大事在于农业，上帝的祭品从这里出产，百姓的繁衍从这里产生，事务的供给从这里存在，和睦协调从这里兴起，财用繁殖从这里开始，敦厚纯固从这里成就。所以稷是最大的官。古时候，太史顺应时节观察土地，阳气深厚积聚充盈，土气震动发散，农祥（房星）早晨正位（立春之日早晨位于中天），日月抵达天庙（营室），土地于是脉动发散。在农时之前九天，太史告诉稷说：‘从今直到初吉（二月朔日），阳气一起蒸腾，土地肥沃其气发动，如果不震动不改变，脉气充满灾祸，谷物就不能生长。’稷告诉王说：‘史率领阳官（春官）命令我主管农事说：距今九天，土地将要一起发动。王应当恭敬祓除，监督农事不可懈怠。’王于是命令司徒全面告诫公卿、乡吏、庶民，司空在籍田清除祭坛，命令农大夫全面告诫农具。在农时之前五天，乐师报告有协风到来。王就住在斋宫，百官处理事务的各斋戒三天。王于是洗涤洁净享用甜酒，到了期限，郁人进献鬯酒，牺人进献甜酒，王用鬯酒灌地然后出行。百吏庶民全部跟随，到达籍田，后稷监督他。膳夫、农正陈列籍田的礼仪，太史赞礼，王恭敬地顺从。王耕种一墢，分给三人，庶民最终耕完千亩。之后后稷省视功效，太史监督他，司徒省视百姓，太师监督他。完毕，宰夫陈列宴席，膳宰监督他，膳夫赞礼，王歆享太牢，分尝之，庶民最终进食。这一天，乐师率领音官以省视风土，在籍田东南方钟而”

译收藏起来，并适时地颁布给农夫。后稷于是普遍告诫百姓，记录农事以协调劳力，说：“阴阳之气分布，震雷发出以疏通滞气，土地若未充分开垦，责任在于司寇。”于是命令他的部众说：“巡视农事，农师先行，农正再次巡视，后稷第三次巡视，司空第四次巡视，司徒第五次巡视，太保第六次巡视，太师第七次巡视，太史第八次巡视，宗伯第九次巡视，君王则进行大规模巡视。除草和收获时也这样做。百姓无不震动，恭敬谨慎地从事农业，修整田界的界限，每天使用农具耕作，不违背农时，财物用品不缺乏，百姓和睦同心。在这个时候，君王的事务只致力于农业，没有在各自官职中谋求私利，以干扰农事。”

译臣按：《诗序》说《载芟》篇，是春天借田耕作以祈求社稷丰收。郑玄笺注说“借田”，是甸师氏所掌管的事务，即天子亲自耕种的田地，天子耕千亩，诸侯耕百亩。“借”字意为借取，借取民力来治理田地，所以称为“借”。孔颖达疏解释说，天子亲自耕种一下，然后让庶民除草收割直至完成，这就是借取民力，即借取甸师这类人的劳力。《汉书》注中，韦昭也认为是借取民力的意思。臣瓒则说，皇帝亲自耕种是为天下人做表率，不能称为假借，这里的“借”是指踩踏、践履的意思。颜师古赞同臣瓒的说法，引用宣王不借千亩、虢文公进谏的事例来证明并非假借之意。依臣看来，两种说法相辅相成，意义才完备。那千亩田地，不是一个人一天能耕完的，大概开始时，天子踩踏田亩，亲自推行三推的礼仪；结束时，借取民力，以完成千亩耕作的制度罢了。从周朝以后，直到唐宋，这个礼制没有废除，然而耕种借田的人，必定祭祀先农神。我朝历代圣君亲自祭祀先农，实行借田礼如同古制，不仅仅是为了供给宗庙祭祀用的谷物，实在是为了重视农事，以劝导和帮助天下的百姓，使他们兴起农耕之功。

汉文帝二年正月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开设借田，朕亲自率领耕种，以供给宗庙祭祀用的谷物。”

九月，又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百姓赖以生存的基础。然而百姓有的不务农本而从事末业，所以生活不能顺遂。朕担忧这种情况，所以现在亲自率领群臣耕种以劝导他们。赐给天下百姓免除今年田租的一半。”

文帝又下诏让皇后亲自采桑，以供给祭祀用的礼服，为天下人做表率。

景帝后元二年下诏说：“雕刻花纹、镂刻器物，是伤害农事的；织造锦绣、编结彩带，是妨害女红的。农事受到伤害，就是饥荒的根本；女红受到妨害，就是受冻的根源。饥寒交迫，能不犯法作恶的人是很少的。朕亲自耕种，皇后亲自采桑，以供给宗庙祭祀用的谷物和礼服，为天下人做表率；不接受进献，减少大官署的开支，节省徭役赋税，希望天下人致力于农耕养蚕，平时有积蓄，以防备灾害。”

臣按：成周之后，最重视农业的，没有谁比得上汉文帝和景帝两位皇帝，他们尤其恳切关怀，不仅仅是有这些虚文形式。而且减免田租的诏令每年下达，即使是汉武帝那样穷奢极欲、喜好武功，下至舟车都要征税，但对于田租却从未增加过，这就是所谓的诚心怜悯农民的实惠。从此以后，君主并非不耕种借田，皇后并非不亲自采桑，并非不下达怜悯农民的诏令，并非不命令地方官长劝导帮助，但都崇尚虚文罢了，没有实惠。因此，农民不必刻意去劝导，只要不骚扰他们就足够了。柳宗元的话说得好：“治理百姓的人喜欢频繁发布政令，好像很怜爱百姓，但最终却给百姓带来祸害。早晚官吏来呼喊说：‘官府命令催促你们耕种，勉励你们种植，督促你们收割。早点缫丝，早点织布，养育你们的小孩，饲养你们的鸡猪。’敲鼓聚集他们，敲木召集他们。小百姓停止吃饭来慰劳官吏，尚且不得空闲，又怎么能繁衍人口、安定性情呢？”臣希望仁圣君主在上，思考王业的根本，念及小百姓的依靠，禁止游手好闲的人，那么从事农业的人就会众多；节省徭役，就不侵占他们的农时；减少租赋，就不耗尽他们的所有。这样即使不下达怜悯农民的诏令，人们都知道君主有怜悯关怀之心；不设置劝农的官员，人们都受到劝导帮助的恩惠。田里的百姓，不胜感激幸运。

晁错对文帝说：“圣明的君王在上，百姓不挨冻受饿，不是君王能耕种给他们吃、织布给他们穿，而是为他们开辟了获取资财的途径。百姓贫穷就会产生奸邪，贫穷产生于物资不足，不足产生于不从事农业。不从事农业就不安守土地，不安守土地就会离开家乡、轻视家室。百姓像鸟兽一样，即使有高城深池、严刑峻法，还是不能禁止。百姓是君主用来牧养的，追求利益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四面八方都不加选择。那珠玉金银，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然而众人珍视它们，是因为君主使用它们。粟米布帛，生长在地里，顺应时节，聚集人力，不是一天能完成的。一天得不到，就会饥寒交迫。所以英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又说：“当今的急务，没有比让百姓致力于农业更重要的了。要让百姓致力于农业，在于重视粟米。粟米，是君王的大用，是政事的根本任务。”

臣按：晁错以此告诉文帝，想要为百姓开辟获取资财的途径。开辟的关键，在于让百姓致力于农桑，减轻赋税，扩大积蓄，以充实粮仓，防备水旱灾害罢了。而他最后又说：当今的急务，没有比让百姓致力于农业更重要的。致力于农业在于重视粟米。粟米是君王的大用，是政事的根本任务。君主如果真的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百姓知道君主所重视的是这个，那么都知道什么贵重了。九重宫阙之上的君主如果真的躬行节俭，抛弃金玉，切切劝勉农桑，抑制末业，那么天下的百姓都会趋向农田，而只致力于农业了。

景帝后元三年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黄金珠玉，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作为货币使用，不知道它们的始终。近年有的年成不好，认为是从事末业的人多，从事农业的人少。命令各郡国务必劝导农桑，多种树木，可以获得衣食之物。官吏征发百姓或者雇佣人力开采黄金珠玉的，按赃罪论处，定为盗窃罪。二千石官员听任的，与同罪。”

臣按：“农业，是天下的根本。”这句话，在文帝的诏令中出现了三次。而景帝、武帝也都用这句话作为诏令的开头。汉代人距离古代不远，还知道什么是重要的。后世往往重视

译看重珠玉而轻视谷物粮食，这是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景帝这道诏书，命令各郡国务必鼓励农桑，多种植树木，从而获得穿衣吃饭的物品。他难道知道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吗？

译以上论述重视百姓之事，

巩固国家的根本，

宽缓百姓的劳力。

《易经·兑卦》的彖辞说：“以喜悦的态度引导百姓，百姓就会忘记劳苦；以喜悦的态度带领百姓冒犯危难，百姓就会忘记死亡。喜悦的作用真是伟大啊，百姓无不勤勉顺从。”

程颐说：“君子之道，使百姓喜悦，如同天地施予恩泽，感动百姓内心而使他们心悦诚服、不知厌倦。所以用它来引导百姓，百姓就心悦诚服地跟随而忘记劳苦；用它来率领百姓冒犯危难，百姓就心悦诚服于道义而不顾惜死亡。说道的作用伟大，百姓没有不知道勤勉顺从的。‘劝’的意思是信任并勉力顺从。人君之道，以人心心悦诚服为根本。所以圣人赞美它的大。”

臣按：这是兑卦的彖辞，兑的含义是喜悦。兑卦上卦为君，下卦为民，有君民相互喜悦的意象。人君使用民力，必须以说服为根本。有事想要与百姓一起去，就思考说：“这是百姓所喜悦的吗？不喜悦吗？”如果百姓内心喜悦，就先带头去做，百姓就知道上级的劳苦是为了让自己安逸，都忘记那是劳苦了。有危难想要与百姓一起去面对，百姓就知道上级的赴死是为了让自己生存，都忘记那是死亡了。人君想要使用民力，要考察事物的道理，得其正当的体统。使百姓的心与自己相同欲望，必定是为了天下而不是为了一家，必定是为了众人而不是为了自己，然后才去做，那么百姓就没有不勤勉顺从的了。

《节卦》的彖辞说：“用制度来节制，不浪费财物，不伤害百姓。”

程颐说：“圣人建立制度作为节制，所以能不浪费财物、不伤害百姓。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如果不以制度来节制，就会奢侈放纵到浪费财物、伤害百姓的地步。”

臣按：这是节卦的彖辞。节的意思是有限制而停止。节卦下卦为兑上卦为坎，泽上有水，它的容量有限，所以象征节制。圣人体会节制的含义就建立制度，量入为出，不过度索取，不泛泛使用，宁愿损害自己而有益于他人，不苛待百姓来迎合自己，那么就一定不至于浪费财物；不浪费财物就一定不至于伤害百姓了。

《诗经·灵台》的一章说：“开始营造灵台，规划经营它，众百姓来修建它，不用几天就建成了。开始营造不要急迫，众百姓像儿子奔向父亲一样前来。”

朱熹说：“国家有台，是用来观察云气吉凶，察知灾祸祥瑞，适时观赏游乐，调节劳逸的。文王的台，正当他规划经营的时候，众百姓就已经来劳作，这就是它不用整天就能建成的原因。虽然文王心里担心烦扰百姓，告诫不要急迫，但百姓心里乐于去做，像儿子奔向父亲，事情不用召唤就自动来了。”

孟子说：“文王使用民力建造台沼，而百姓欢乐地去做。称他的台为‘灵台’，称他的沼为‘灵沼’，说的就是这个。”

臣按：人君使用民力，兴修土木工程，一定要像文王建造灵台那样，用来观察云气吉凶，察知灾祸祥瑞，适时观赏游乐，调节劳逸，然后才去做。他建造这个台的原因，不是专门为了迎合自己，大概是不得已，不得不做的。所以他虽然使用民力，百姓反而欢乐地去做。像秦朝的阿房宫，汉朝的长杨、五柞宫，那就是劳役百姓来奉养自己了。百姓怎么能不怨恨呢？百姓怨恨国家就不安定，这是危亡的征兆。

《周礼》小司徒的职责，是平均土地，来稽查百姓，从而周知他们的数量。上等土地，每户七人【一夫受田百亩，七口以上授予上等土地】可以承担劳役的，每户三人【可以承担力役的，每家三人】；中等土地，每户六人，可以承担劳役的，两户五人【两户共五人】；下等土地，每户五人，可以承担劳役的，每户两人。凡是征发徒役，不超过每户一人，用剩余的人作为羡卒【正卒之外都作为羡卒】，只有田猎和追捕盗贼时才竭尽人力【只有田猎和追捕盗贼时正卒和羡卒都出动】。

臣按：成周兴盛时期，他们役使百姓，根据受田的高低，来定力役的多寡，所以事力相称，而劳役适中。等到征发徒役时，又不过每户用一人，不是田猎和追捕盗贼不至于并行征发。不像后世不再考察人口数量，不再衡量百姓的产业，一概征发，以至于全家都去服役。

乡大夫的职责，按年统计夫家的众寡，辨别可以承担劳役的人。国都内从七尺以及六十岁【七尺，指二十岁】，郊野从六尺以及六十五岁【六尺，指十五岁】，都征发劳役。那些免除劳役的【指不征发的人】，国都内地位尊贵的人、贤德的人、有才能的人、服公事的人、年老的人、有病的人，都免除。

旅师，凡新来的移民【新迁徙而来的人】的事务，都听任他们，使他们不征发劳役。

臣按：成周征发力役，必定稽查户籍的数量，来辨别是否承担事力。地近而劳役多的，就征发得晚而免除得早；地远而劳役少的，就征发得早而免除得晚。不像后世役使百姓，往往劳役近处而宽待远处，政令与古人相反。因此自古圣明的君王，特别关怀京畿地区的百姓，无事的时候，常加宽恤，大概是因为有事的时候，必定依赖他们的作用。然而不只是宽待国都内的百姓而已，凡是国都内，尊贵而有爵位的人，贤德而有品德的人，有才能的人，服劳公事的人，年老的人，有病的人，都免除赋役。以及新移民的事务，就不征发劳役；灾荒瘟疫的年份，就不征发力役。凡此都是先王施行役使百姓的道理，而存有仁爱百姓的心。

均人【凡平均力役的政事】，按年上下，丰年则公旬【音均】用三日焉，中年则公旬用二日焉，无年则

译公（指国君）在十天中用一天来（施行仁政），若遇饥荒疾疫，则免除力役之政（并将力役之政一并免除）。

译臣按，这就是《王制》中所说的使用民力，一年不超过三天的意思。然而又根据年成的丰歉，来确定役使人数的多少。因此，在三代盛世，百姓以一人之身，八口之家，在三百六十六天之中，没有一天不经营自己的私事。为公家服役的，仅仅三天罢了。后世驱使百姓奔赴战场，征发百姓服劳役戍边，聚集百姓从事工程。大概有一年之中，在官府服役的日子多，而在家居住的日子少，严重的甚至整年勤苦，没有一天休息。唉，百姓也是不幸，没有出生在三代之前啊！虽然如此，万古以来疆界如此，人民也如此。在上位的人如果真能清心省事，不穷奢极欲，不好大喜功，或许百姓能享受太平之福吧！

春秋僖公二十年春，新建南门。

胡安国说：“记载‘新建南门’，是讥讽在不当为之事上滥用民力。《春秋》凡是用民力，符合时节制度的，尚且记载于史册，以显示劳民是重大事件，何况轻率地在不当为之事上使用民力呢？”

臣按：君主使用民力，非不得已不可使用。大概君主以养育百姓为职责，所以养育他们，并非一定要人人给饭吃、家家给供给。爱惜民力而使用他们，使他们得以将精力用在私家，从而有供养父母、抚养子女的资财，有养生送死的器具，那么君主的职责就尽到了。孔子作《春秋》，对于鲁僖公的“修建頖宫”不记载，“修复閟宫”不记载，而对于“修建南门”却记载了，不仅记载，而且加上“新建”的措辞，以显示頖宫、閟宫是鲁国的旧制，有理由兴建的就不能废弃，即使想不修，也不可行。这样使用民力，也不算过分。至于南门，是鲁国旧时所没有的，即使不建，也没有增减什么，何必劳民伤财去做这种无益的事呢？这大概就是圣人讥讽的原因吧。

《左传》昭公十九年，楚国人修筑州来的城墙。沈尹戍说：“楚国人必定失败。从前吴国灭掉州来，子旗请求讨伐吴国。楚平王说：‘我还没有安抚我的百姓。’现在修筑州来城墙，也像当初一样。而修筑州来以挑衅吴国，能不失败吗？”侍者说：“君王施恩德、免除债务不知疲倦，让百姓休养生息五年，可以说已经安抚他们了。”沈尹戍说：“我听说百姓乐于安享本性而没有仇敌，现在宫室没有节制，百姓日日惊骇，劳苦疲惫，死亡流离，忘了睡眠与休息，这不是安抚百姓。”

臣按：沈尹戍这番话，君主想要使用民力，必须先有安抚百姓的措施。安抚百姓的方法，在于对内节制用度，对外树立德行。大概用度不节制，就必定追求衣食华美，用度丰厚，营建宫室，扩大庙宇，财力耗费于内，民力疲惫于外，百姓不能安居乐业，不能顺利生存，劳苦疲惫，死亡流离，那些众多生存、聚集居住的人，都不能安享本性，而且成为我们的仇敌了。作为上位者，能不畏惧吗！

哀公十一年，季孙想用田赋，派冉有向孔子询问。孔子不回答，私下对冉有说：“君子处理政事，以礼法为尺度，施予要丰厚，做事要适中，征收要微薄。像这样，那么按丘出赋也足够了。”臣按：施予丰厚，就是所说的给壮年人吃壮年人的食物；做事适中，就是所说的让老年人做老年人的事；征收微薄，就是所说的不向百姓厚敛。这三句话，圣人虽然是为季孙而发，却告诉冉有。后世君主行事依礼，使用民力宽厚，应当以此为法则。

《王制》规定使用民力一年不超过三天。

孔颖达说：“《周礼》均人一职，丰年每十天用民力三天，中年每十天用民力两天，荒年每十天用民力一天。年成不同，即使是丰年也不能超过三天。”臣按：“使用民力如修筑城墙、街道、沟渠、宫庙之类，如果是军事行动，就不受此制度限制。”

又说：“凡是役使百姓，让老年人做老年人的事，给壮年人吃壮年人的食物。”

臣按：先儒说老年人吃得少而功效也少，壮年人功效多而吃得也多。现在役使百姓，即使是少壮，也只要求他们做老年人的工作量；即使是老年人，也给他们吃少壮人的饮食，这是极度的宽厚。

八十岁的人，一个儿子不服公役；九十岁的人，他全家不服公役。残疾，非人照顾不能养活的人，一人不服公役。父母去世，三年不服公役。齐衰、大功之丧，三个月不服公役。将要迁徙到别国，三个月不服公役。从别国迁徙来的人，一年不服公役。

臣按：从前有人说，人没有比衰老更衰弱的，没有比疾病更痛苦的，没有比丧事更忧愁的，没有比迁徙更劳累的，这些是王政应当体恤的，所以都不让他们服公役。像这样，那么年老的人得以终其天年，残疾的人得以保全身体，居丧的人尽到送终之礼，迁徙的人没有流离失所的忧虑，这也是仁政的一个方面。

孔子说：“拉弓而不放松，文武都做不到；放松而不拉弓，文武也不做。一张一弛，是文武之道。”

臣按：这一章孔子因子贡观看蜡祭的提问，用弓来比喻百姓来回答他：“说弓这种器物，长久拉紧而不放松，那么力量必定断绝”

译如果百姓长期劳苦而没有休息，那么他们的体力必定会疲惫。弓弦长期松弛而不拉紧，那么弓体必定会变形；如果百姓长期休息而没有劳苦，那么他们的意志必定会安逸。弓弦必定有时需要拉紧，就像百姓必定有时需要劳作；弓弦必定有时需要松弛，就像百姓必定有时需要休息。如果一味让百姓劳苦，百姓将难以承受，即使是周文王、周武王也无法治理。如果一味让百姓安逸享乐，那么百姓将荒废事业，周文王、周武王必定不会这样做。那么究竟怎么做才可以呢？回答说：“不要长时间拉紧弓弦以彰显仁爱，不要长时间松弛弓弦以彰显道义。”

译孔子说：“役使百姓要顺应农时。”

朱熹说：“时，指的是农闲的时候。”

臣按：朱熹解释这一章，认为“时”是指农闲之时；到了《孟子》中“不违农时”这一章，他又解释说：“农时是指春耕、夏耘、秋收的时候，凡是有所兴建劳作，不违背这些时候，等到冬天才役使百姓。”臣私下认为，年份有早晚，气候有寒暑，农事有繁重与简易，事情有缓急，君主遇到有所兴建劳作，必须顺应天时，衡量事势，符合百姓的愿望。如果在手指冻裂、肌肤皲裂的时候，石头熔化、金属流淌的酷热时节，农务正忙，饥寒切身，却想要有所营建作为，可以吗？所谓的“时”，不仅仅是指农时，而是随时机来衡量事情是否可行。

鲁国人修筑长府，闵子骞说：“沿袭旧制，怎么样？何必重新改作？”王安石说：“改作，劳民伤财，在于不得已，那么不如沿袭旧制好。”

臣按：古人一定是不得已才改作，如果不是非常不得已，一定不肯为了满足一己的私意，废弃前人的功业。王安石能说出这样的话，等到他担任宰相，却变革祖宗的法度，为什么呢？

鲁定公问颜回说：“你也听说东野毕善于驾车吗？”颜回回答说：“善于驾车倒是善于驾车，但他的马一定会逃跑。”定公说：“你怎么知道的？”颜回回答说：“从政治中知道的。从前帝舜善于役使百姓，造父善于驾驭马匹。舜不穷尽百姓的力气，造父不穷尽马匹的力气，因此舜没有逃跑的百姓，造父没有逃跑的马匹。现在东野毕驾车，上马执缰，马口衔勒端正；步伐驰骋，礼仪周全；经历险阻到达远方，马的力气已经用尽；然而他还不停地要求马匹。臣因此知道。”定公说：“你的话，意义很大，愿意再深入说说吗？”颜回说：“鸟被逼到绝境就会啄人，兽被逼到绝境就会抓人，人被逼到绝境就会欺诈，马被逼到绝境就会逃跑。从古到今，没有穷尽下属而不导致危亡的。”

臣按《家语》这一章，颜子说舜不穷尽百姓，因此没有逃跑的百姓。由此推论，那么夏桀、商纣穷尽百姓，所以有逃跑的百姓而导致危亡的祸患。可以知道，后世的君主，还不要用苛政和酷刑来穷尽百姓啊！

汉高祖七年，百姓生儿子，免除两年徭役。

汉宣帝地节四年，凡是祖父母、父母去世的，免除徭役，让他们能够收敛送终，尽到子女的道义。

臣按：地节的诏令，就是推广《王制》中父母丧期三年不服政令的意思。高帝七年，命令百姓生儿子免除两年徭役，这难道不是古人保护胎儿休息的遗意吗？汉代距离古代不远，爱护养育百姓的心，还有三代的余风。已经死去的，怜悯他们的丧事；尚未出生的，保护他们的胎儿。君主以此作为政令，那么国家国运的长久，难道不应该吗！

以上论述宽缓百姓的劳力

巩固国家的根本

怜悯百姓的困穷

《尚书·大禹谟》：不虐待无告的人，不废弃困穷的人，只有帝舜能够胜任。

真德秀说：“容易虐待的不去虐待，容易废弃的不去废弃，都是出于克制艰难这一念头。”

臣按：帝舜赞同禹关于克制艰难的话，并涉及到无告和困穷的人。大概君主以一人作为亿万百姓的父母，一定要让亿万百姓都得到安置，然后一人才能尽到道义。君主的道义真是艰难啊！因此君主想要尽到克制艰难的道义，把恩德布施给有生的百姓，并不难；而把恩惠施给无告的百姓，是难的。不虐待无告的人，不废弃困穷的人，帝舜不敢说自己一定能做到，而归功于尧。孔子说尧舜以广施恩惠救济众人为难，也是这个意思吗？虽然如此，君主富有四海，如果内心产生恻隐之心，那么恩泽没有不覆盖的。这难道是什么难事，而一定要说只有帝尧才能胜任吗？唉！种植的人培育正在生长的植物并不难，而复苏枯槁的植物很难；从事医疗的人治愈疾病并不难，而起死回生很难。后世的帝王有志于尧舜的治理，而思考尽到君主道义的艰难，发布政令施行仁政，怎么可以落后于这一点呢？

不要安逸，关怀保护小民，恩惠施予鳏寡

蔡沈说：“对于小民就关怀保护他们，对于鳏寡就恩惠施予他们。恩惠施予，是指鳏寡的人垂头丧气，给予周济供给，使他们有生机。”

臣按：从前帝舜告诉大禹帝尧克制艰难的道义，以不虐待无告、不废弃困穷来说。现在周公告诫成王文王不安逸的实质，以关怀保护小民、恩惠施予鳏寡来说。由此可知，自古帝王之所以能克制艰难而做到不安逸的，一定要先在发布政令施行仁政；而之所以发布政令施行仁政，一定要先关怀百姓中无告的人。前代的圣人和后代的圣人，他们的准则是一样的。

《诗经·正月篇》：富人还可以过得去，哀怜这些孤独的人

朱熹说：“乱世中富人还可以承受，孤独的人太可怜了。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发布政令施行仁政，一定要先关怀鳏寡孤独的原因。”

臣按：百姓的生计，有富，有贫。那些富人，虽然不幸而孤独鳏寡，但还有用来养生送死的资具。只有那些既孤独鳏寡，又贫穷匮乏断绝的，活着没有活路，死了没有送终的，尤其可怜啊！因此帝王施行仁政，又在其中比较深浅而给予救济，使他们都能得到安置。

《周礼》大司徒用六种保息的方法养育万民，第三项是救济困穷。

郑玄说：百姓中困穷的有四种，叫鳏，叫寡，叫孤，叫独。臣按：百姓的生计，年幼的依赖父母来抚养，年老的依赖子孙来赡养。活着

译有了衣食的资财，死后有安葬祭祀的器具，那么他们活着就能顺遂而不困顿了。然而他们之所以能顺遂地生活，实际上依赖在上位的人，为他们制定产业、设立法规，使他们互相供养、互相爱护而不互相抛弃背离。然而事物不能全都齐备，命运不能全都偶合，其中难免有年幼体弱而失去父母、年老体衰而没有依靠的人。如果没有在上位的人实行保护养育的政策，颁布赈济救助的命令，那么他们向谁申诉控告，以保全自己的生命而享尽自然的寿命呢！

译《礼运》说：“大道实行的时代，天下是公共的。鳏夫、寡妇、孤儿、独老、残疾病人，都能得到供养。”臣按：大道实行的时代，指的是唐尧虞舜的时代。在那个时候，家家富足，人人丰足，老人安适，年轻人被关怀，哪里会有所谓无依无靠、残疾患病的人呢？记载礼制的人仍然这样说，是为了表明天下为公的时代，没有一个人不能顺利生存，那么即使是穷困无依、患病残疾的人，都能得到供养。举出上古盛世的例子，来给后世树立法则，让所有有志于实现尧舜治理的人，都应当以尧舜的心作为自己的心。

《王制》说：年少而没有父亲的人，叫做孤；年老而没有儿子的人，叫做独；年老而没有妻子的人，叫做鳏；年老而没有丈夫的人，叫做寡。这四类人，是百姓中穷困而无依无靠的，都有固定的粮食供给。

陈澔说：“都有固定的粮食供给，是说君主用固定的制度供给粮食来供养他们。”臣按：“天下的百姓，谁不是上天所生的？却唯独对年少无父、年老无子，以及无妻无夫的人，称他们为天民。唉！百姓本来都是上天所生的，但这四类人，力量不足以养活自己，言语不足以表达情感，这就是生于上天而不能保全上天赋予的生命，更是上天所怜悯的。君主对这四种穷困的人施加恩惠，这正是用来补助上天所不及的地方。”

《月令》说：孟春之月掩埋枯骨和腐肉。

臣按：人的出生，具备完整的理气本性，拥有骨肉之躯。活着的时候，有所供养；死去的时候，有所安葬。那么人的始终就完备了。如果死后暴露枯骨腐肉，必定是生前冻饿身体的。仁人君子见到这种情况，难道不会心中悲恻吗？这就是三代盛世，之所以顺应时节而有掩埋枯骨腐肉政令的原因。

孟子说：“年老没有妻子，叫鳏；年老没有丈夫，叫寡；年老没有儿子，叫独；年少没有父亲，叫孤。这四类人，是天下穷困而无依无靠的百姓。”周文王发布政令施行仁政，必定先照顾这四类人。

朱熹说：“先王养育百姓的政令，引导他们的妻子儿女，让他们奉养老人、抚恤幼儿。不幸而有鳏寡孤独的人，没有父母妻子的供养，就尤其应当怜恤，所以必定先照顾他们。”

臣按：孟子这话，就是《无逸》所说的“文王关怀保护、恩惠幼小”的实际体现。从前圣明的君主制定百姓的产业，让他们向上足以侍奉父母，向下足以养活妻子儿女。有的人不幸，年少丧父，年老丧子，没有丈夫也没有妻子，所以他们在政令上发布，在仁政上施行，急切地以这四类人为先，只怕落后于时机。而他们有的人濒临死亡，我们的恩惠却来不及施及他们。

汉文帝诏书说：“正值春天和暖之时，草木群生之物，都有自得其乐的地方，而我的百姓中鳏寡孤独穷困的人，有的濒临死亡，却没有谁来省视忧虑。作为百姓的父母，将如何是好？你们商议救济借贷的办法。”

汉宣帝诏书说：“鳏寡孤独、高龄贫苦的百姓，是我所怜悯的。先前下诏借给公田、贷给种子粮食，现在再赏赐鳏寡孤独、高龄老人布匹。”

汉章帝诏书说：“大概君主，看待百姓如同父母，有伤痛之爱，有忠爱之教，有匍匐救援之责。那些没有父母亲属的婴儿，以及有儿子但不能供养食物的，按法律供给粮食。”

臣按：汉代距离古代不远，他们恩惠养育百姓还保留着古意。看文帝、宣帝、章帝这三道诏书，都是没有相关事务而特意下达的，专心致志地恩惠这些无依无靠的天民。他们与魏晋以来因为其他事务下诏而附列在条款之中相比，是有区别的。只有我们圣祖登基第七年，特意诏告天下，大略说：“从前因为天下大乱，死者不可胜数，我日夜忧虑上帝有责备，反复思考，民间流离避乱，父亲在南儿子在北，至今不能团聚，有的儿子去世亲人年老而无供养，亲人去世儿子年幼而无依靠，这都是我的过错。现在诏告天下有司具名上报，我应当恩惠居住者、供养存活者，使他们不失所。”唉！圣祖特意下达这道诏书，大概是汉帝三道诏书之后仅有的了。

唐太宗贞观元年，赐给百姓八十岁以上，以及鳏寡孤独、疾病不能自存的人，米三斛。

宋崇宁元年诏令各路设置安济坊。

绍兴二年诏令临安府设置养济院。

淳祐七年，创立慈幼局。凡是遗弃的小儿，民间有愿意收养的，官府聘请贫妇到局中哺乳照料，官府供给钱米，依照法令执行。

臣按：在此之前恩惠百姓的政令涉及无依无靠的人，往往是因事而行；设置院场专门恩惠他们的，开始见于此时。我们太祖开国第五年，诏令天下郡县设立孤老院，凡是百姓中孤独残疾不能自存的人，允许入院由官府赡养，每人每月给米三斗，柴三十斤，冬夏布一匹，小孩给三分之二。不久又改孤老院为养济院。起初写在法令中说：凡是鳏寡孤独每月给米，每年给布，务必在于存恤。监察御史、按察司官员经常加以体察。后来写在律法中说：凡是鳏寡孤独及残疾之人，贫穷无亲属依靠不能自存，所在官府应当收养而不收养的，杖责；如果应当供给衣粮而官吏克扣减损的，按监守自盗论处。不仅于此，其后又用宪纲重申说：存恤孤老，是仁政的首要。仰仗府州县所属，凡是有鳏寡孤独残疾无依的人，都收留供养。

译对于济养院，应当经常加以慰问抚恤，按规定应得的衣物粮食要按期按月发放，不要让他们流离失所。遇到有人生病，要督促医生进行治疗。唉！历代圣君相继传承，发布政令施行仁政，都首先关注这件事。凡是颁布诏书条例，必定反复告诫强调，可以说仁德达到了极致，道义也尽到了极限。

我私下认为，京城是百万军民聚集的地方，无处申诉的贫民多得无法计算。有关部门拘泥于旧例，必须让这些人前往通政司告状，再送到户部下属的主管官府，索取邻里出具的证明文书，然后才能被列入收容供养的名单，公文上下往返，动不动就要经过几十天。那些无处申诉的穷苦百姓，怎么能承受这样的折腾呢？

现在的对策，请求敕令巡城御史和兵马司官员，凡是遇到在街巷中悲呼乞讨的人，就立即拘集他们到官府，询问他们的籍贯住址，逐一查究他们是否有亲属和产业。有产业的，责令产业管理人负责；有亲属的，责令有服制的亲属负责。如果确实既无产业又无亲属，就发给顺天府收入养济院。收容供养做到这样，那么无处申诉的百姓都能得到实惠，街道路上也就没有悲呼号叫的人了。

译绍兴十三年，朝廷下诏命钱塘、仁和两县查访靠近城内的寺院，将其充作安济坊的登记名册。确定年老、年幼、贫困匮乏无法生存的人以及乞讨之人，每人每天供给米一升、钱十文，儿童减半。

臣按：宋朝自南渡后，建都临安，既在京府设立养济院，又在两赤县用靠近城内的寺院充作安置坊，登记确定老幼贫乏乞丐的粮食，每天供给米和钱，来收养他们。我朝在京府既设立养济院，又在京城的东西两处，利用两座僧寺，由官府供给柴米煮熟，来给贫困乞丐的人吃，每座寺庙每天供给米三石，恩惠极其深厚。臣私下认为，这两座寺庙的设立，每天有所耗费，然而两座施舍饭食的寺庙都在僻静之地，容易作弊。臣请求将东寺移到崇文门大街，西寺移到宣武门大街，人烟聚集的地方，每处派遣部属官一员专门提调，光禄官一员掌管饭食。每当吃饭时，兵马官兵沿街催促召集，发给木筹，依次分发食物，仍命令巡城御史监视，有不符合法度及作弊的人治罪。这样不仅贫穷的人得到食物，也使街道肃清。虽然如此，这件事关系不小，京城庄严整齐，是四方极盛之地，却让疲惫癃残残疾的人扶老携幼，垂头丧气，匍匐在周道旁边，悲号在通衢路侧，在皇帝车驾之下，耳目所及之处，竟然还是这样，拿什么来展示给四方观看？岂不是留给外夷讥笑？恳请圣明降赐敕谕，张贴在通衢大路，把责任交给巡城御史、兵马司官，今后有匍匐悲号在道路上的，以违制之罪论处。

崇宁三年，诏令各州县选择高旷不毛之地，设置漏泽园。凡是寺观寄留的无主棺椁，以及暴露的遗骸，全部埋葬其中。各自设置图籍，立标记，仍设置房屋作为祭奠的地方，允许亲属祭祀，定为法令。臣按：先王对于百姓，制定养生的方法，使他们得到供养；有得不到供养的，就施行惠鲜的政令。制定安葬死者的器具，使他们得到安葬；有得不到安葬的，就施行掩埋的命令。不只是体恤他们的生，又体恤他们的死。圣祖在洪武三年，顾虑天下贫民多用水火葬，有伤风化，下诏礼部商议。礼部奏称：民间死丧不许焚化，贫穷无地的人，所在官司选择靠近城内的空地，设为义冢，作为埋葬的地方。祖宗良法美意，现在都废弛了，请求敕令有司举行，这也是仁爱百姓的大政。

以上论述怜悯百姓的穷困

大学衍义补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十六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固邦本

防民之患

《尚书·说命》：“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

蔡沈说：“只有认真做事，才能有准备。有准备，所以没有祸患。”

臣按：先儒说“简化农具，修明农政，从事农事，那么农民就有准备，所以水旱不能造成危害”。这样看来，水旱的准备，没有比从事农事更优先的了，由此可见。

《诗经》说：“汉倬彼云汉【天河】昭回于天【回转，说它的光随天转动】王说：‘于乎！何辜今之人？天降丧乱，饥馑荐【与荐通，重】臻【至】靡神不举【求废祀而修之】靡爱斯牲圭璧【礼神玉】既卒【尽】宁莫我听？’”朱熹说：“宣王继承厉王的余烈，内有拨乱之志，遇灾而惧，侧身修行，想消除它。天下喜于王化复行，百姓见忧，所以仍叔作此诗来赞美他。说云汉，是因为夜晴则天河明，所以叙述王仰诉于天的词如此。”

臣按：朝廷政治最紧急的，没有比百姓得不到食物更紧急的。天旱则五谷不成，五谷不成则百姓无由得到食物。百姓无由得到食物，就将到四方去求食。如果处处都这样，那么百姓不都困顿衰竭了吗？所以有志于为民的君主，见天下亢旱，就预先担忧。凡是可以感动上天而致雨的，无所不用其情。所以《云汉》之诗，既告于上天，又告于祖宗父母，又告于百官。索祭之礼，既无所遗漏；礼神之物，或至于用尽。无所归咎，宁愿以己身来承担灾祸。无所控告，只仰视昊天而诉说忧虑。不只是自我贬责于一己，又求助于群臣。宣王之忧民之忧，如此，这大概就是遇到灾祸而不成为灾祸，最终成就中兴之业的原因吧？

《周礼》大司徒以荒政【救凶之政】十二聚万民。一曰散利【散其所积】二曰薄征【轻租税】三曰缓刑【凶年犯法者多缓之恐致变】四曰弛力【息繇役】五曰舍禁【舍山林川泽之禁】六曰去防【闗市不防察】七曰眚礼【凡有礼节皆从减省】八曰杀哀【凡行丧礼皆从降杀】九曰蕃乐【闭藏乐器】十曰多昏【不备礼而昏娶】十一曰索神【求废祀而修之】十二曰除盗贼【饥馑盗贼多严刑以除之】

吕祖谦说：聚万民者，札瘥凶荒，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