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二

译《易经》中的“纪”，其意蕴不也深远吗？臣按：先儒认为，君主宴饮其臣下，臣下侍奉其君主，这是上下交往而达成通泰的时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道源于自身，验证于百姓，在天下永远享有美誉而没有厌倦。所坚持遵循的，都是同类所共同认可的，因此德行完备于自身而福泽汇聚于自身。标准确立于上位，法则昭示于下位，以此作为四方的纲纪，使得东西南北之人无不由此统摄维系，都归附趋向于此，不容涣散。然而，不仅大事有作为大事的纲纪，小事也有作为小事的条理。张设并理顺它们，没有松懈，没有涣散，都足以垂示典范而树立准则。纲纪既已建立，自然德行恩泽与礼节能够延及于各类百姓。凡是心志相同而意气相合的人，都依赖它而获得安宁。既然依赖它而获得安宁，那么所安之处内心信服而意气相投，感恩而思图报答，都知道如何对上位者表达爱戴，上下之情紧密如一，如同《易经》所说的“上下交往而志向相同”，这难道不是地天交泰的时机吗？既然已经通泰，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忧虑的只是懈怠荒废罢了。这就是终于不离开职位，百姓得以到达的原因。大概不离开职位，那么纲常就会张设而不松懈，不仅百官卿士依赖它而获得安宁，百姓也能得以休养生息，而福泽在于君主身上的，将永远有无边的喜庆。由此看来，德行在身内，表现为威仪发于外，表现为声誉。德行啊德行，它是建立纲纪的根本，而所谓“不离开”的，又是保持纲纪的节度吧？

译唐代韩愈说：“高明的医生不看人的消瘦或肥胖，只观察他的脉象是否有病罢了。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不看天下的安定或危险，只考察法纪纲常的治理或混乱罢了。天下好比是人，安危好比是肥瘦，法纪纲常好比是脉象。脉象没有病，即使消瘦也没有害处；脉象有病而身体肥胖的，就会死亡。通晓这个道理的人，大概就知道如何治理天下了吧？”夏、商、周衰微的时候，诸侯兴起，战争每天都在进行。传位数十代君王而天下没有倾覆，是因为法纪纲常还在。秦朝统治天下的时候，没有分封诸侯的势力，而是聚集军队并烧毁兵器。传位两代而天下倾覆，是因为法纪纲常灭亡了。因此，四肢即使没有变故，也不足以依赖；只有脉象才是关键。四海即使没有事端，也不足以夸耀；只有法纪纲常才是关键。

宋代儒学家朱熹告诫他的君主说：“四海如此广阔，百姓如此众多，人人都有自己的私欲，各行其私，而善于治理的人，却能总揽并整顿他们，使他们各自遵循道理，不敢不按照我的意愿行事，这是因为先在上方确立了纲纪来维持秩序。”什么是纲纪？就是辨别贤与不贤来确定上下尊卑的等级，核实功劳与罪过以公正地施行赏罚。然而纲纪之所以能够振作，是因为宰相和执政大臣秉持法度而不敢失误，御史和谏官补察过失而没有私心，君主又用他大公至正的心，在上位恭敬自持而照耀监察，所以贤能的人必然上升，不贤的人必然下降，有功的人必然受赏，有罪的人必然受刑，而万事的统辖没有缺失。纲纪既然端正，那么天下的人各自振奋努力，互相劝勉，去恶从善，大概不需要等到贬黜、升迁、赏赐、刑罚一一施加在他们身上，礼义的风气、廉耻的习俗就已经大大改变了。只有至公的道理不在上位施行，所以宰相、执政、御史、谏官中有人不得当，贬黜、升迁、刑罚、赏赐大多出于私意，而天下的风俗于是变得萎靡不振，不知道名节和品行检束的可贵，只把阿谀奉承、圆滑世故、奔走钻营、拉拢结交作为要务，一旦有人在其中直言正色，就遭到众人讥讽排斥，一定要让他在这个世上无处容身才罢休。如果不从圣明的意志出发，洗涤心灵，并有大的警示告诫，使大小官员各自履行职务，以明确贬黜升迁，以取信于刑罚赏赐，那么怎能振兴已经颓废的纲纪呢！

又说：君主治理的根本，在于端正心术以确立纲纪。所谓“纲”，就像渔网有总绳一样；所谓“纪”，就像丝线有头绪一样【朱熹此处对“纪”字的解释与《诗集传》略有不同】。网没有总绳，就不能自行张开；丝没有头绪，就不能自行整理。所以一家就有一家的纲纪，一国就有一国的纲纪。至于乡由县统领，县由州统领，州由各路统领，各路由台省统领，台省由宰相统领，而宰相兼管众职，与天子商议决断并颁布政令，这就是天下的纲纪。然而纲纪不能自行确立，必须君主的心术公平正大，没有偏袒邪曲的私心，然后纲纪有所依托而确立。君主的心不能自行端正，必须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讲明义理的归宿，堵塞私邪的道路，然后才能得以端正。

又说：一两个亲近宠幸的臣子，在上则蛊惑陛下的心志，使陛下不相信先王的大道，而喜欢功利卑下的言论，不喜欢正直之士的直言，而安于私欲卑鄙的姿态；在下则招集士大夫中嗜利无耻的人，文官武将各自分类，都进入他们的门下。他们喜欢的就暗中引荐提拔，安置在清贵显要的职位；他们厌恶的就秘密诋毁，公开排挤，勾结贿赂。所盗取的都是陛下的财物和任命权，所窃取的都是陛下的权柄，宰相、师保、宾友、谏诤之臣，有的反而出入他们的门庭，迎合他们的风向。权势形成，威势确立，朝廷内外都顺从他们，使陛下的号令和贬黜升迁，不再出自朝廷，而出自这一两个人的门下。名义上是陛下的独断，而实际上这一两个人暗中掌握权柄。大概他们所破坏的，不仅仅是陛下的纲纪，而是连同陛下用来确立纲纪的根本也一起破坏了。

臣按：自古以来儒臣论述治理的纲纪，没有比唐代韩愈、宋代朱熹更切中要害的；而朱熹告诫君主的话，尤其切中要害。恳请明主留神省察，奋发刚断，端正帝王之心，斥退疏远奸邪，建立纲纪，以造福四海困苦的百姓。像朱熹期望他的君主那样，臣更是不胜感激和愿望。

以上为正纲纪的常规

正朝廷

定名分的等级

《易经》履卦的大象传说：“上天下泽，是履卦。君子据此辨别上下，安定民心。”程颐说：“天在上，泽在下，这是天下的正理。人所践行的，应当如此。君子观察履卦的卦象，以辨别上下尊卑的等级，以安定民心。上下尊卑分明，然后民心才能安定。民心安定，然后才可以谈论治理。民心不安定，天下就无法治理。古时候，公卿大夫及以下，职位各自符合他们的德行，终身居于此位，得到了他们的本分。职位不符合德行，君主就举荐提拔他们。士人修养学问，学问达到一定程度君主就寻求他们，都不是预先为自己打算的。农工商贾，勤勉从事本业而享受有限，所以都有安定的志向，而天下的心可以统一。后世从庶士到公卿，都志在尊荣；农工商贾，都志在富奢。亿万百姓的心，都追逐利益，天下纷乱如此，怎么能够统一呢？想要它不乱，很难了。这是因为上下没有安定的志向。君子观察履卦的卦象，而辨别上下”

译让每个人各安其位，以安定百姓的心志。”

译《尚书·说命》篇说：“圣明的君王遵循天道，建立诸侯的邦国于外，设立天子的都城于内，树立天子，确立诸侯，并由大夫、师长来辅佐承继。”

臣按：名分的等级，是天下自然的道理。高下有不可改变的地位，上下有确定的界限，都不是人力私意所能决定的。看《易经》辨别上下，安定民心，效法上天，天下如泽，这是自然的景象。《尚书》中树立天子、确立诸侯，由大夫、师长辅佐，是因为圣明的君王遵循顺承上天的道理。这样，尊者临御卑者，卑者侍奉尊者，只是效法天地自然的法则，顺从天道自然的常理罢了。那些倚仗自己强大，想要以卑贱逆犯尊贵；倚仗自己显贵，想要以上位欺凌下位的人，都是违背天道，不懂得上天尊贵、下泽卑顺的道理的人。

《礼记·大传》说：“名分显著，男女就有区别。”又说：“名分，是治理人类的大事。能不慎重吗？”

臣按：所谓名分，不仅仅指职位等级的意思，凡是有所称呼的，都是名分。所谓分别，不仅仅指等级的意思，凡是有所区别的，都是分别。因此，不仅在朝廷之上，官职之间有，就是一家之内，亲属之中，也都有所谓的名分。名分在人家中的体现，在男女之间尤其严格。妇人尊卑大小，本来没有固定的位置，随着她的丈夫来决定尊卑大小，名分显著，清楚地知道谁是尊谁是卑，谁是昭谁是穆，以此来确定婚姻，区别内外，那么淫乱、贼逆的祸患就不会发生了。这就是名分之所以是治理人类的大事，而不能不慎重对待的原因。

《论语·子路》篇记载：卫国的国君（卫辄）等待您来执政，您打算先做什么？孔子说：“一定要先端正名分吧！名分不正，言语就不顺理；言语不顺理，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就不能兴起；礼乐不能兴起，刑罚就不能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不知道手脚该放在哪里了。”

谢良佐说：“端正名分虽然是为卫君而言，但为政的道理，都应当以此为先。”

臣按：卫辄不把他父亲当作父亲，而把他祖父当作父亲，父子之间的名分实际上已经混乱了。所以孔子为政，一定要以端正名分为先。然而凡事都有名分，不仅仅是父子之间如此。大概有实际内容就有名分，名分是实际内容的附属物。名分既然不正，那么在言论之际，称谓之间，都会有疑惑和阻碍。不仅不可行，而且不可说。发布命令，必然有所回避防备；颁布条教，必然有所妨碍。他们或许拿着言辞来质问，我将没有言辞来对答。这就是言语不顺理，所以事情办不成。事情办不成而礼乐不能兴起，刑罚不得当，而流弊达到百姓不知道手脚该放在哪里。那么端正名分的道理是怎样的呢？回答说：致力于实际内容罢了。一定要有这个实际内容，然后给予它这个名分。既然有了这个名分，就应当用这个实际内容来符合它。这样那么在称谓之间，端正而正确；在言论之际，愉悦而顺理。名分正了言语顺理，还有什么事情不可做？什么政事不可成呢？

《左传·桓公十年》记载：虢叔（周襄王的卿士）向周王进谗言陷害他的大夫詹父。詹父有自辩的言辞（詹父有自辩的言辞向周王申诉），周王率领军队讨伐虢国。

吕祖谦说：“委屈天下的道理来维护天下的名分，不是善于持守名分的人。”虢叔向桓王进谗言陷害他的大夫詹父，詹父有自辩的言辞，周王为他讨伐虢国并驱逐了虢公。过了几代到了襄王，晋文公因为元咺拘捕卫侯而请求杀他。襄王说：“君臣之间没有诉讼，现在元咺虽然有理，也不可听从。”襄王的意思，难道不是纠正桓王的过失吗？所谓“君臣之间没有诉讼”，固然可以作为万世的训诫。至于“元咺虽然有理”这一句话，还难免有世俗的见解。如果按照襄王的说法，是元咺的道理未曾不直，所以不可听从，是恐怕扰乱君臣的名分罢了。有所谓的道理，又有所谓的名分，这是把道理和名分截然分为两样东西。君子谈论名分必然涉及道理，谈论道理必然涉及名分，道理和名分得到了就一起得到，失去了就一起失去。臣子控告君主的，先有控告君主的曲处，不必问他所控告的言辞。当詹父、元咺未控告君主的时候，他们的道理固然直；既然开启了控告君主的口，就已经陷入滔天的罪恶了。君臣之间，本来不是比较曲直的地方。后世治理国家的人，如果不把名分和道理合起来治理，又怎么能洗去犯上的习气而回归古制呢？臣按吕氏说：“君子谈论名分必然涉及道理，谈论道理必然涉及名分，得到了就一起得到，失去了就一起失去。君臣上下，哪里是计较是非、争辩曲直的地方呢？”这不仅仅是名分所拘束，道理本来应当如此。

庄公十八年，虢公、晋侯朝见周王（周惠王新即位，虢公与晋献公来朝见）。周王用醴酒宴请他们，命令赐给他们币物，都赐给玉五瑴（双玉为瑴），马三匹。这是不合礼的。周王命令诸侯，名位不同，礼的规格也不同，不把礼假借给人（晋侯与虢公同赐，是以礼假借给人）。

吕祖谦说：“为天守护名分的是君主。周惠王错误地把它看作自己的东西，轻易地假借给人。当虢公、晋侯来朝见时，他们的玉马的数量不加以增减。殊不知天秩有礼，多寡不可混乱。人心没有满足的时候，侯可以假借公的礼，那么公也想假借王的礼。王

译既然已经用诸侯的礼仪接待晋侯了，几十年后晋文公提出请求使用天子隧道的举动，确实是想要借用天子的礼仪。如果不是周惠王开启了他僭越的念头，晋文公怎敢如此呢？圣人想要在上维护天子的尊严，就必须先在下谨慎区分士人与庶人的等级。坚守下位的本分，正是为了护卫上位的尊严。

译臣按：吕氏说，想要在上保全天子的尊贵，就必须先在下谨慎士人与平民的分别。坚守下位的本分，是用来护卫上位的。这话，确实是真诚谨慎、在事情萌芽时就审慎察觉的关键，身居高位的人，应当知道。

成公二年，卫国新筑人仲叔于奚【新筑，地名；仲叔守卫此地】救助孙桓子【名良夫】，桓子因此得以脱险。事后，卫国人想用封邑赏赐他，他推辞【不接受】，请求使用曲悬【曲悬，即轩县，是诸侯的乐制】和繁缨【诸侯马匹的装饰】来朝见，卫君答应了他。孔子听说后说：“可惜啊！不如多给他一些封邑。只有车服之器和爵号之名，不可以轻易借给别人，这是国君所掌管的东西。名号用来发出信用，信用用来守护器物，器物用来蕴藏礼制，礼制用来推行道义，道义用来产生利益，利益用来安抚百姓，这是国家政治的大节。如果把名器借给别人，就是把国家的政令交给了别人。政令丧失，那么国家也就随之灭亡，无法阻止了。”

臣按：国君之所以成为国君，之所以能磨砺天下的人，让他们与我共同管理国家政事，治理天下百姓，依靠的不过是爵号之名和车服之器罢了。没有功劳的人不可给予，没有德行的人不可给予，没有劳绩的人不可给予，没有才能的人不可给予。身为国君，要谨慎掌管赏赐的权力，不轻易借给别人。一定是有功、德、才能的人，然后才给予。给予名与器，就是给予政令。让百姓听到我的爵号之名，就知道应当敬服；看到我的车服之器，就知道应当尊让。这样，我的政令就能推行了。如果富有的人可以用钱财求得，有权势的人可以用权势得到，有亲昵攀附关系的人，都可以侥幸得到，那么名与器就不值得珍贵了。名与器不值得珍贵，得到的人不以为荣，看到的人不知道它是尊贵的，那么国君就失去了他所掌握的权柄。失去了权柄，就丧失了执政的根本；丧失了执政的根本，就失去了为君的道理。国家将依靠什么来自立呢？

《资治通鉴》记载：周威烈王初次任命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司马光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礼更重要的；礼没有比分别更重要的；分别没有比名分更重要的。什么是礼？纲纪就是礼。什么是分别？君臣就是分别。什么是名分？公、侯、卿、大夫就是名分。凭借四海之广，亿万民众之众，受制于一人，即使有超群的力量，高世的智慧，没有不奔走服役的，难道不是因为礼作为纲纪吗？所以天子统领三公，三公率领诸侯，诸侯控制卿大夫，卿大夫治理士庶人，尊贵者凌驾于卑贱者之上，卑贱者承奉尊贵者，君臣的分别，就像天地一样不可改变。然后上下互相保全，国家安定太平。然而礼如果没有名分就不显著，没有器物就不能施行。用名分来任命，用器物来区别，然后上下井然有序。名分器物既已丧失，那么礼怎么能单独存在呢？所以繁缨，是小物件，而孔子惋惜它；正名，是细微的事务，而孔子优先处理它。大概事情没有不始于细微而成于显著的。圣人考虑深远，所以能在细微处谨慎并治理它；众人见识短浅，所以一定要等到显著后才去补救。治理细微之处，用力少而功效多；补救显著之处，竭尽全力也来不及了。唉！周朝道统的衰微，纲纪散坏，礼的大体十之七八已经丧失，然而还能延续几百年，宗主天下，只是因为名分尚存罢了。现在晋国大夫暴虐蔑视他们的君主，亲自分割他们的土地，天子既不能讨伐，又宠信册封他们，让他们位列诸侯，这是连区区的名分都不能坚守而一并抛弃了。先王的礼制，至此完全断绝了。”

臣按：司马氏编纂历代史，而假托始于周威烈王，初次任命三晋为诸侯，所以发表这关于名分的议论，而统归于礼，他向后世君主显示谨防之意，到了极点。

唐肃宗时，平卢节度使王〇志去世，皇上派遣中使前往抚慰将士，就近考察军中想要拥立的人，授予他旌节。李怀玉杀了〇志的儿子，推举侯希逸为军使，朝廷于是任命希逸为节度副使。节度使由军士废立，从此开始。

司马光说：“人生而有欲望，没有主宰就会混乱，所以圣人制定礼来治理，用来辨别上下、安定民心。凡是国君之所以能拥有臣民，是因为八种权柄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放弃这些权柄，那么彼此权势均等，怎么能驱使下属呢？”肃宗遭遇唐朝中衰，幸好恢复国家，应当端正上下之礼，以纲纪四方，却苟且求得一时的安定，不考虑长久的祸患，委派一个使者，顺从行伍的情意，不问贤愚，只随他们的意愿，积习成常，称之为姑息。甚至偏将杀害驱逐主帅，也不治罪，反而授予官职。那么爵赏废置、杀生与夺，都不出自上面，而出自下面，动乱的发生，哪有极限呢？古代治理军队一定以礼为本，现在唐朝蔑视它，让士卒得以欺凌偏将，偏将得以欺凌将帅，那么将帅欺凌天子，是自然的趋势了。

臣按：名分产生于上下之间，名分一定，那么下属对上级只有顺从而没有叛逆，只有服从而没有违抗，上级得以率领下属，下属不得侵犯上级。一旦有侵犯，就施加刑罚杀戮了。侵犯尚且不可以，何况敢废立君主呢！这是国君治理国家，之所以必须谨慎于礼，以端正名分，而防止其陵替的渐变的缘故。

译确定名分等级的界限

《大学衍义补》卷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三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公赏罚之施

《皋陶谟》说：“上天赋予有德之人，就用五等服饰来彰显他们；上天讨伐有罪之人，就用五等刑罚来惩戒他们。治理政事要勤勉啊，要勤勉啊。”【五服，指五等服饰，章显即彰显；五刑，指五等刑罚，五用即适用于五等罪人；懋，勤勉的意思】

蔡沈说：“上天赋予有德之人，就用五等服饰来彰显他们；上天讨伐有罪之人，就用五等刑罚来惩戒他们。爵位赏赐和刑罚，是君主的政事，君主的大臣在使用时，应当勤勉不懈，不可懈怠。”臣按：先代儒者认为，人禀受天地间的中和之气而生，能修养德行的人以此获得福报，不能修养的人则招致祸患。所以完全合乎中正之道的是德，这是不丧失上天所赋予的本性。因此，受天命统治的君主，必然体现上天福佑善人的意志，制定五等服饰，来彰显他们的德行；违背中正之道的是罪，这是丧失了上天所赋予的本性。因此，执行天讨的君主，必然体现上天降祸于恶人的意志，使用五等刑罚，来威慑他们的罪行。爵位赏赐和刑罚，是政事中最重要的部分，应当勤勉不懈，不可怠慢。由此看来，就知道君主的爵位赏赐和刑罚，都是秉承天意来行事，并非君主个人可以私自决定的。后世的君主不明白这个道理，往往凭自己内心的喜怒、私意的喜好厌恶，就随意对人施加赏罚，这就失去了秉承天命和天讨的准则了。

《诗经·商颂·殷武》篇说：“上天降下监察，下民有威严，不僭越（赏赐不当），不泛滥（刑罚过重），不敢懈怠闲暇，将天命下达给诸侯国，大大建立了福祉。”朱熹说：“上天降下监察，不在其他地方，都在百姓的视听之中，那么下民也就有了威严。只要赏赐不僭越，刑罚不泛滥，并且不敢懈怠闲暇，那么上天就会将天下授予他，并大大建立他的福祉，这就是高宗受命而中兴的原因。”臣按：先代儒者认为，这一章讲的是商高宗之所以能实现中兴的道理，说：“天虽然高远，但实际上降低姿态来监视，非常可畏。百姓虽然卑微，但上天实际上以他们的视听为耳目，其威严不可忽视。只有高宗对上敬畏上天，对下敬重百姓，体现在刑罚赏赐上没有僭越泛滥的过失，存于内心不敢有懈怠闲暇的念头，所以上天将天下授予他，并大大建立了他的福祉。”由此看来，就知道君主的刑罚赏赐，不是君主个人的刑罚赏赐，而是上天的刑罚赏赐；不是上天的刑罚赏赐，而是民心的刑罚赏赐。所以，赏赐一个人，必须是众人心中共同欢喜的；惩罚一个人，必须是众人心中共同愤怒的。民心所共同认同的，就是天意所在。如果不然，违背民心而逆天意，像纣王任用恶来、飞廉，杀害王子比干，那么天命就离他而去了，还有什么福祉可言呢！

《周礼》天官太宰用八则（法则）来治理都（王子弟的食邑）和鄙（公卿的食邑），其中第七条是刑（刑罚用来惩恶）和赏（赏赐用来劝善），以此来驾驭威权（明确刑罚赏赐以示劝善惩恶）。

刘彛说：“刑罚用来诛杀恶人，赏赐用来劝勉善人，其威权的柄柄都出自朝廷。”

用八柄（所秉持的节度以兴起事务）来告诫（告知）君主驾驭（凡是说驾驭的，都是驱使其趋向善道）群臣，第一条是爵（对内指公卿大夫士，对外指公侯伯子男），用来驾驭尊贵（有爵位就尊贵）；第二条是禄（俸禄给任职者），用来驾驭富有。第三条是予（给予财物），用来驾驭恩幸（出于恩赐）；第四条是置（安置在职位上），用来驾驭行为（指有贤良的行为）；第五条是生（生即养育），用来驾驭福泽（福泽及于子孙）；第六条是夺（臣下有罪就剥夺他），用来驾驭贫困（剥夺他的所有）；第七条是废（放逐到远方），用来驾驭罪行。第八条是诛（指用言语责备），用来驾驭过失（指有过失）。

林椅说：“一定要说告诫君主，是因为赏罚诛废，不是臣下所能专断的。大概八柄的重要性，在于确定群臣的正邪。在一予一夺之间，又要用来使天下人心信服，并确定君子小人消长之势。这不是君主内心明明有见识，那么驾驭臣下的权柄，我没看到可行的。”又说：“爵位和俸禄，是激励世人、磨砺钝者的工具。古人制定爵位，必定依据德行；制定俸禄，必定依据功劳。所以抑制人们侥幸求得的心理，而激发他们增进德行、建立功业的志向。本来不容许滥受。现在八柄中爵禄之外，又有‘予’来驾驭恩幸，难道君主可以借此行私恩，而开启人们的侥幸心理吗？大抵有所谓理所当然的回报，有所谓特别厚重的恩惠。理所当然的回报，人们认为应当得到，却往往视为平常，而没有激昂自奋的意思。所以对于有超常表现的人，施以特别厚重的恩惠，以此来鼓舞他们，使他们为事功奔走。这就是八柄中‘予’以驾驭恩幸的深意。”

年终时，命令百官官府（普遍告诫百官的官府）各自端正其治理（各自使他们自我端正治理），接受其汇总（接受他们一年功德的汇总），听取其政事（听取他们报告上来的政事），然后告诫君主废黜或安置（告诉君主而废黜或安置他们）。三年则对群吏的治理进行大考核，而加以诛罚或赏赐。

臣按：君主治理的大权柄，不过是庆赏和刑罚罢了。《周礼》太宰用八则治理都鄙，既然已经有“刑赏以驾驭威权”了，又有八柄，告诫君主以驾驭群臣。内史所掌管用来告诫治理的法度，也是相同的。所谓爵、赏、予、置、生这五种，是赏赐的一类；夺、诛、废这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