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四十
廷尉，不许。浑濬争功不已，命廷尉刘颂校其事，以浑为上功，濬为中功。帝以颂折法失理，左迁京兆太守，乃诏増浑邑八千户，进爵为公，以濬为辅国大将军，封县侯。时人咸以濬功重，报轻，为之愤悒。博士秦秀等上表讼之，帝乃迁镇国大将军。
译廷尉不同意。浑与濬争功不止，皇帝命令廷尉刘颂核查此事，评定浑为上等战功，濬为中等战功。皇帝认为刘颂断案违背法理，将他降职为京兆太守，于是下诏增加浑的食邑八千户，晋升爵位为公，任命濬为辅国大将军，封为县侯。当时人们都认为濬的战功重大，而受到的封赏太轻，为此感到愤懑不平。博士秦秀等人上表为他申诉，皇帝于是将濬升迁为镇国大将军。
臣按：浑、濬争功，朝廷当俱下廷尉，一以诏书月日为断。其受节度之诏何日达浑所？浑下节度之符何日达濬所？若诏到浑军，已旬日而不遣人达于濬；濬得符，已旬日而不于浑军受节制，则浑、濬二人各有当坐之罪。若濬军犹未抵石头，吴主犹未出降，而濬得浑符而不少待，则惟罪濬可也。然亦当以功而折罪。若夫浑符实未到，及到之时而吴主已降，则浑有迟滞之罪，非濬不受诏防。设浑受诏而即发其符，符未到而濬受吴主降矣，则彼此皆无罪也。校其月日以定其功罪，则两人者皆无辞矣。惜乎无人以此而告诸武帝也。武帝知罪刘颂之折法失理，而于所请徴濬以槛车付廷尉，顾乃置之不问何也？无亦以浑子尚主，宗党彊盛而庇之邪？不然，胡不着其功罪之状而明白布诸朝廷，使天下晓然知曲直是非之所在，顾不韪欤？
北魏孝文时，定州刺史陆叡等谋反，有司奏新兴公丕应从坐。孝文以丕尝受诏许以不死，听免死为民。初，丕及叡与仆射李冲、领军于烈俱受不死之诏。叡既诛，孝文赐冲、烈诏曰：「叡之反逆，既异余犯，虽欲矜恕，如何可得？然犹听自死，免其孥戮。丕连坐应死，特恕为民。朕本期始终，而彼自弃絶，故此别示，想无致怪。谋反之外，皎如白日。」
司马光曰：「夫爵禄废置，杀生予夺，人君所以驭臣之大柄也。先王之制，虽有亲、故、贤、能、功、贵、勤、賔，茍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议于槐棘之下。可赦则赦，可宥则宥，可刑则刑，可杀则杀。轻重视情，寛猛随时，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悖。及魏不然，勲贵之臣往往豫许之以不死，使彼骄而触罪，又从而杀之，是以不信之令诱之，使陷于死地。刑政之失，无此为大焉。」
臣按：命徳讨罪，皆天也。人君当奉天意，不可违天理而擅予夺。诸人亦不可假天威而私用舍。诸己有罪无罪，惟其人。后世往往许臣下以不死，非天意也。宜着之令曰：「所不死者，律文所载杂犯者尔。事关宗社，得罪于天于祖宗者，则否。」
孝明帝时，征西将军张彛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铨削选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于是喧谤盈路，立榜大巷，克期防集，屠害其家。羽林、虎贲作乱，杀张彛父子。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贲凶彊者八人，斩之，其余不复穷治，大赦以安之。识者知魏之将乱矣。高欢至洛阳，叹曰：“宿卫相帅焚大臣之第，朝廷惧其乱而不问，为政如此，事可知矣。”
臣按：文武无二道，彼此不可相无。而建议者乃欲折抑武人，固非大公至正之道。然所言之非，则受抑者明言之以斥其非，以听朝命可也。而元魏宿卫之士，乃至焚言者居而杀其人，朝廷之上乃不痛加惩治，何以为国哉？用是建议之臣，事有渉武人者，一切为之避讳，不敢明白建置，葢惧祸之及也。盖此叔季之世，衰乱之时，若夫明盛之代，所宜明立典宪。敢有蹈魏人覆辙者，坐其典领之官及主使之人，不徒如魏之女主有所隐忍，以启奸雄轻蔑之心，则祸乱无从而兴矣。
唐太宗面定勲臣长孙无忌等爵邑，命陈叔达于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叙卿等勲赏，或未当，宜各自言。”于是诸将争功，纷纭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举兵闗西，首应义旗，今房▯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上曰：“义旗初起，叔父虽首唱举兵，葢亦自营脱祸。及窦建徳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黒闼再合余烬，叔父望风奔北。▯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国之至亲，朕诚无所爱，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功臣同赏耳。”诸将乃相谓曰：“陛下至公，虽淮安王尚无所私，吾侪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悦服。
臣按：唐太宗之论房、杜，亦如汉髙之论萧何然。汉之功臣以何为首，而唐功臣之首则长孙无忌也。无忌之功不见于史，岂非以除建成事为大功欤？夫开国承家，论功行封，当先社稷而后己私。顾以夺嫡之功而加诸建业之首，岂大公之道乎？李神通惟论房、杜而不
译臣按：浑瑊与王濬争功，朝廷应当将两人都交付廷尉审理，以诏书下达的日期作为判断依据。那任命浑瑊为节度使的诏书是哪一天到达浑瑊那里的？浑瑊下达节度使符节是哪一天到达王濬那里的？如果诏书到达浑瑊军中，过了十天却不派人通知王濬；王濬接到符节，过了十天却不接受浑瑊的节制，那么浑瑊、王濬二人各自都有应当治罪的过错。如果王濬的军队还没有抵达石头城，吴主还没有出降，而王濬接到浑瑊的符节却不多等片刻，那么只治王濬的罪就可以了。但也应当用他的功劳来抵销他的罪过。如果浑瑊的符节确实没有到达，等到符节到达时吴主已经投降，那么浑瑊有延误的罪过，并不是王濬不接受诏令防备。假如浑瑊接到诏令就立即发出符节，符节还没到达王濬就接受了吴主的投降，那么双方都没有罪过。核对日期来判定他们的功过，那么这两个人就都没有话可说了。可惜没有人把这些情况告诉武帝。武帝知道刘颂折狱的方法失当，对于他请求用囚车征召王濬交付廷尉审理的事，竟然置之不理，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浑瑊的儿子娶了公主，宗族势力强大而庇护他吗？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不写明他们的功过情况并明白地公布于朝廷，让天下人清楚地知道是非曲直所在，这难道不是错误的吗？
北魏孝文帝时，定州刺史陆叡等人谋反，有关部门上奏说新兴公陆叡应当连坐。孝文帝因为陆叡曾经接受诏书许诺不杀，准许免除死罪贬为平民。起初，陆叡和陆叡与仆射李冲、领军于烈都接受过不杀的诏书。陆叡被杀后，孝文帝赐给李冲、于烈诏书说：“陆叡的谋反叛逆，与其他犯罪不同，虽然想怜悯宽恕，怎么可以呢？但还是准许他们自杀，免除他们的家属被杀。陆叡连坐应当处死，特别宽恕他贬为平民。我本来期望他们始终如一，而他们自己断绝了关系，所以特别示谕，想必不会感到奇怪。除了谋反之外，其他罪行如同白日般清楚。”
司马光说：“爵位俸禄的授予与罢免，生杀予夺的大权，是君主驾驭臣下的主要手段。先王的制度，虽然有亲族、故旧、贤人、能人、功臣、贵族、勤勉者、宾客，如果有罪，不直接赦免，一定在槐棘之下议论。可以赦免就赦免，可以宽宥就宽宥，可以刑罚就刑罚，可以处死就处死。轻重根据情势，宽猛顺应时势，所以君主能够施恩而不丧失威严，臣下能够免罪而不敢违背。到了北魏却不是这样，功臣权贵往往预先许诺他们不死，使他们骄傲而触犯罪过，然后又杀了他们，这是用不可信的命令引诱他们，使他们陷入死地。刑罚政令的失误，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臣按：赏赐德行讨伐罪过，都是上天的意志。君主应当奉行天意，不可违背天理而擅自赏罚。臣下也不可假借天威而私自任用或罢黜。臣下是否有罪，只看其人本身。后世往往许诺臣下不死，这不是天意。应当在法令中规定：“不杀的，是律文中规定的杂犯。如果关系到国家宗庙，得罪于天和祖宗的，则不在此列。”
孝明帝时，征西将军张彛的儿子张仲瑀上密封奏章，请求削减选拔标准，排斥压制武人，不让他们参与清贵的品级。于是怨言诽谤充满道路，在大巷树立榜文，约定日期聚集，屠杀张彛全家。羽林、虎贲作乱，杀死张彛父子。胡太后逮捕羽林、虎贲中凶悍的八人，斩首，其余不再追究，大赦以安抚他们。有见识的人知道北魏将要动乱了。高欢到达洛阳，感叹说：“禁军带头焚烧大臣的宅第，朝廷害怕他们作乱而不追究，政治如此，事情的结果可以知道了。”
臣按：文武没有两条不同的道路，彼此不可互相分离。而建议的人却想压制武人，本来就不是大公至正的道理。然而建议的人说的不对，那么被压制的人明白地指出他的不对，听从朝廷的命令就可以了。而北魏禁军的士兵，竟然焚烧建议者的住宅并杀死其人，朝廷之上却不痛加惩治，这怎么治理国家呢？因此建议的臣子，事情涉及武人的，一切都为之避讳，不敢明白地建立制度，大概是害怕祸患波及自己。这大概是衰微动乱的时代，如果是明盛的时代，应当明确建立典章制度。敢有蹈袭北魏覆辙的，治其主管官员及主使者的罪，不仅仅像北魏的女主那样有所隐忍，从而开启奸雄轻蔑之心，那么祸乱就没有兴起的途径了。
唐太宗当面确定功臣长孙无忌等人的爵位和封邑，命令陈叔达在殿下唱名展示给他们，并且说：“我评定你们的功劳赏赐，也许有不恰当的地方，应当各自陈述。”于是众将争功，议论纷纷不止。淮安王李神通说：“我在关西起兵，首先响应义旗，现在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专搞文书工作，功劳排在我上面，我私下不服。”太宗说：“义旗初起时，叔父虽然首先倡导起兵，大概也是为了自己脱祸。等到窦建德吞并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次集结残余势力，叔父望风逃跑。房玄龄等人在幕后运筹，坐定社稷，论功行赏，本来应当排在叔父前面。叔父是国家的至亲，我确实没有什么吝惜的，只是不能因为私恩而滥加赏赐与功臣相同罢了。”众将于是互相说：“陛下极其公正，即使是淮安王也不偏私，我们怎么敢不安守本分！”于是都心悦诚服。
臣按：唐太宗评价房玄龄、杜如晦，也像汉高祖评价萧何一样。汉朝的功臣以萧何为首位，而唐朝功臣的首位则是长孙无忌。长孙无忌的功劳在史书中没有记载，难道不是因为铲除李建成这件事作为大功吗？开国承家，论功行封，应当先国家后私利。却把夺嫡的功劳加在建业之首，这难道是大公之道吗？李神通只议论房、杜而不
太宗时，房▯龄尝言：“秦府旧人未迁官者，皆嗟怨曰：‘吾属奉事左右，几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宫、齐府人之后。’”上曰：“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軰，日夜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必也，新而贤，旧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旧乎？今不论其贤不肖，而直言嗟怨，岂为政之体乎？”
臣按：太宗此言，非但以论功行赏，大凡用人，皆当然。
肃宗至德元载，帝谓李泌曰：「今郭子仪、李光弼以为宰相，若克两京、平四海，则无官以赏之，奈何？」对曰：「古者官以任能，唐初未得关东，故封爵皆设虚名，其食实封者给缯布而已。繇是赏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赏功，有二害：非才则废事，权重则难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为子孙之逺图。向使禄山有百里之国，则亦惜之以传子孙，不反矣。为今之计，莫若疏爵土以赏功臣，则虽大国不过一二百里，可比今之小郡，岂难制哉？」上曰：「善。」臣按：人君之颁爵禄于臣下，固为国家用人之计，亦不可不为其人之虑。其人年方少壮，而功已高位已崇，一旦再有功庸，吾将何官以报之？不报之，则其人怨望而无以振起乎人心；报之，则官位已极，无容再加。使其人贤欤，固无虑也。茍非其人，或有以起其非分之望，不然无可赏之功，而或挟之以震主，繇此其兆不可不知也。
▯宗开元四年，宋璟为紫薇侍郎，突厥黙啜自则天世为中国患，朝廷旰食，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灵荃得其首，自谓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竞生心徼幸，痛抑其赏，逾年始受郎将。
臣按：宋璟之不赏郝灵荃，与萧望之、匡衡意同。
徳宗幸梁州，有百姓进▯果者，上欲与散试官。陆防上言曰：「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国之大柄也。惟功勲才德所宜处之，非此二途，不在赏典，恒宜谨惜，理不可轻起端。虽微流▯，必大。所献▯果，量以钱帛为赐，馈献酬官，恐非令典。」又曰：「今或捧▯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试官以酬所献，则彼突铦锋而竭筋力者，必相谓曰：『吾以忘躯命而获官，彼以进▯果而获官，是乃国家以吾之躯命同于▯果矣。』▯果草木也，视人如草木，谁复为用哉？」臣按：徳宗欲以散试官赏献▯果之人，固为非宜，然犹肯以下问于侍从之臣，故陆贽得以进谏。其视夫任情直行，不复询访于人者，徳宗犹为贤乎？已夫！散试之官，无俸禄之资，无摄管之柄，无见敬之贵，无免役之优，惟假空名以笼浮俗，犹不可以与人。况有俸禄之给，名位之荣，不徒身享之，而子孙又世袭之者，不以军功而可轻以予人哉？
贽又言于徳宗曰：「赏以懋庸，名以彰行。赏乖其庸，则忠实之效废；名浮于行，则渎冒之▯兴。一足以挠国权，一足以乱风俗。授受之际，岂容易哉？顷以驻跸奉天，廹于患难，竟攘凶逆，实頼武人，遂旌定难之勲，特赐功臣之目。名颇符实事，亦防时所霑，虽多，谁曰非允？至如宫闱近侍，班列具臣，虽奔走恪居，各循厥职，而驱除剪伐，谅匪所任。臣忝缙绅之列，又当受赐之科，窃自校量，犹知不可，而况于介胄之士乎？人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谓陛下溺爱近习，故徇其茍得之情，泛讯羣司，以分其私昵之谤。怨不在大衅，皆自微，必将阻战士激厉之心，结勲臣愤恨之气。所悦者寡，所愠者多，所与者虚名，所失者实事。且名者，众之所评也，是曰公器，亦为争端。当功而奨，尚恐未孚，奨又非功，固宜见诮。傥有节效尤着，理当褒崇，实典甚多，何必在此？」
臣按：人君行赏，皆不可以不公，而于军功尤当公，而不可一毫之私。何者？葢战伐之功，以将士之性命易敌人之性命而得之也。将士捐躯舍死以立功，而嬖幸富豪之徒乃以货贿私昵而得之，则彼立功者曰：「我以性命而得之，彼以货贿私昵而得之。」上之视我，性命轻矣，况又真有功而不得者乎？彼将曰：「我之性命，反不如货贿私昵也。」上
译唐太宗时期，房玄龄曾说：“秦王府的旧臣中尚未升迁官职的人，都叹息抱怨说：‘我们侍奉在陛下左右，已经多少年了？如今任命官职，反而排在东宫和齐王府的人之后。’”太宗说：“君王至公无私，所以能使天下人心信服。我与你们这些人，日夜的衣食，都是从百姓那里取得的。所以设立官职、分配职责，是为了百姓。应当选择贤才来任用，怎么能以新旧作为先后标准呢？如果新来的是贤才，旧臣是不肖之徒，怎么能舍弃新来的而选取旧臣呢？现在不讨论他们的贤与不贤，只是直接抱怨叹息，这难道是处理政务应有的态度吗？”
臣按：太宗这番话，不仅仅是用来讨论论功行赏，大凡用人，都应当如此。
唐肃宗至德元年，皇帝对李泌说：“现在郭子仪、李光弼担任宰相，如果收复两京、平定天下，就没有官职可以赏赐给他们了，该怎么办？”李泌回答说：“古代根据才能任命官职，唐朝初年尚未取得关东地区，所以封爵都只设虚名，那些享有实际封邑的，只供给丝织品罢了。因此赏赐功劳的人多用官职。用官职来赏赐功劳，有两个害处：没有才能就会荒废政事，权力过重就难以控制。所以功臣担任高官的，都不为子孙做长远打算。假使安禄山拥有方圆百里的封国，那么他也会爱惜它来传给子孙，就不会反叛了。为现在的计策，不如疏远爵位和土地来赏赐功臣，那么即使是大的封国也不过方圆一二百里，可以比作现在的小郡，难道还难以控制吗？”皇帝说：“好。”
臣按：君主向臣下颁赐爵位俸禄，固然为国家用人考虑，也不可不为这些人考虑。这些人年纪正年轻力壮，而功劳已经很大、地位已经很高，一旦再有功劳，我将用什么官职来报答他们？不报答他们，那么这些人就会怨恨不满，无法振奋人心；报答他们，那么官位已经达到极点，没有余地再增加。如果这些人贤能，固然不用担心。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或许会激起他们非分的奢望，或者没有可赏赐的功劳，却凭借权势震慑君主，由此产生的征兆不可不预先知晓。
唐玄宗开元四年，宋璟担任紫微侍郎，突厥默啜自从武则天时代起就成为中国祸患，朝廷为此寝食不安，倾尽天下之力也不能攻克。郝灵荃得到了默啜的首级，自认为是不世出的大功，宋璟因为天子喜好武功，担心好事的人竞相产生侥幸心理，极力压制对他的赏赐，过了一年才让他担任郎将。
臣按：宋璟不赏赐郝灵荃，与萧望之、匡衡的意思相同。
唐德宗前往梁州，有百姓进献瓜果的人，皇帝想授予他散试官。陆贽上书说：“爵位是天下公有的器物，是国家的大权柄。只有功勋才德适宜的人才能占据，如果不是这两条途径，不在赏赐的典制之内，平时应当谨慎珍惜，按理不可轻易开端。即使是微小的流弊，也必然扩大。所进献的瓜果，衡量给予钱帛作为赏赐，馈赠进献而酬答以官职，恐怕不是好的典制。”又说：“现在或许捧着一种器物，提着一篮瓜果，也授予试官来酬答所进献的东西，那么那些冒着锋利兵器而竭尽筋力的人，必定互相说：‘我们冒着生命危险而获得官职，他们进献瓜果而获得官职，这是国家将我们的性命等同于瓜果了。’瓜果是草木，把人看作草木，谁还愿意被任用呢？”
臣按：德宗想用散试官赏赐进献瓜果的人，固然不适宜，但他还肯向下询问侍从之臣，所以陆贽得以进谏。比起那些凭感情行事、不再询问别人的君主，德宗还算贤明吧！唉！散试官，没有俸禄的资助，没有管辖的权力，没有受尊敬的尊贵，没有免除徭役的优待，只是假借空名来笼络浮薄世俗，尚且不可以给人。何况有俸禄的供给，名位的荣耀，不仅自身享受，而且子孙又世代继承的，不凭借军功而可以轻易给人吗？
陆贽又对德宗说：“赏赐用来勉励功绩，名号用来彰显行为。赏赐违背了功绩，那么忠实的效验就会废弛；名号浮夸于行为之上，那么轻慢冒犯的风气就会兴起。一个足以扰乱国家权柄，一个足以败坏风俗。授予和接受的时候，难道容易吗？近来因为驻跸奉天，迫于患难，最终平定凶逆，确实依靠武人，于是表彰平定叛乱的功勋，特别赐予功臣的名号。名号大体符合事实，也是当时所沾润的，虽然多，谁说不是公允的？至于宫中的近侍，班列中的众臣，虽然奔走恭敬地居于其位，各自遵循职责，但驱除剪伐，确实不是他们的任务。我忝列士大夫行列，又处于受赐的类别，私下自我衡量，尚且知道不可以，何况是披甲戴盔的将士呢？人们议论纷纷，无所不至，一定认为陛下溺爱亲近习近之人，所以顺从他们苟且求得的心情，广泛询问众官，以分担他们私昵的诽谤。怨恨不在于大事，都从细微处产生，必将阻碍战士激励奋发的决心，结下功臣愤恨的气愤。所喜悦的人少，所怨恨的人多，所给予的是虚名，所失去的是实事。况且名号，是众人所评议的，说是公器，也成为争端的根源。应当有功而奖赏，尚且恐怕不能使人信服，奖赏又没有功劳，固然应当受到讥讽。假使有节操效验特别显著的，按理应当褒奖尊崇，实际的典制很多，何必在此？”
臣按：君主施行赏赐，都不可以不公正，而在军功上尤其应当公正，而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私心。为什么呢？因为战伐的功劳，是用将士的性命换取敌人的性命而得到的。将士捐躯舍死以立功，而宠幸富豪之徒却凭借贿赂私情而得到，那么那些立功的人会说：“我用性命得到它，他们凭借贿赂私情得到它。”皇上看待我们，性命轻贱了，何况还有真正有功而得不到赏赐的人呢？他们将会说：“我的性命，反而不如贿赂私情。”皇上
贽又言曰：「赏以存劝，罚以示惩。劝以懋有庸，惩以威不恪。故赏罚之于驭众也，犹绳墨之于曲直，权衡之揣重轻，輗軏之所以行车，衔勒之所以服马也。驭众而不用赏罚，则善恶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当功过，则奸妄宠荣，而忠实摈抑。夫如是，聪明可▯，律度无章，则用与不用，其▯一也。」自顷权移于下，务相遵养，茍度嵗时。欲赏一有功，翻虑无功者反侧；欲罚一有罪，复虑有恶者忧虞。罪以隠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赏，使忘身效节者获诮于等夷，率众先登者取怨于士卒，偾军蹙国者不懐于愧畏，缓救失期者自以为智能。褒贬既阙而不行，称毁复纷然相乱。人虽欲善，谁为言之？况又公忠者直已而不求于人，反罹困厄；败挠者行私而茍媚于众，例获优崇。此义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体体也。臣按：赏罚，国家之大柄，所谓纪纲是也。为国不可无赏罚。至于出军命将，所以寘人于死地，及其成功，而其赏罚尤不可不明焉。葢明今日之赏，虽所以正前日之功罪，而实所以为来日用人举事之地也。
贽又曰：谨按命秩之载于甲令者，有职事官焉，有防官焉，有勲官焉，有爵号焉。虽以类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务而授俸者，唯系于职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贤徳，此所谓施实利而寓之虚名者也。其勲、散、爵号三者所系，大抵止于服色、资荫而已。以叙崇贵，以甄功劳，此所谓假虚名以佐其实利者也。虚实交相养，故人不渎；赏轻重互相制，故国不废权。今之员外、试官，颇同勲、散、爵号。虽则授无费禄，受不占员，然而突铦锋、排患难者以是赏之，竭筋力、展勤效者以是酬之。其为用也，可谓重矣。
臣按陆贽此疏可见有唐一代赏功之格。所谓爵号者，如今公侯伯之类；所谓职事者，如今都督、都指挥、千百户、镇抚之类；所谓勲者，如今柱国、骑都尉之类；所谓散官者，如今光禄大夫、骠骑将军之类。在唐则分为四类，而今日则惟三类焉。葢在今之勲阶、散官随职事而有，非若唐别以授人也。我朝异姓无生而封王者，列爵惟公侯伯，而无子男；嵗锡以禄，而无唐宋食邑之虚名。葢自汉以后，以古爵封功臣所仅见也。其职事之官，皆以阶级相承，无不掌务而授俸者。但就其中又次为等第焉，有世官，有流官。世官则以军功得官而子孙承袭者也，世世不絶，自指挥使以下至于镇抚是也。流官者，因其材能擢以任事，则终其本身而不得世袭。在内则五军都督、锦衣卫指挥；在外则都指挥及试官是也。贽谓轻重互相制而国不失权，我祖宗葢得此意矣。其报臣之功则赏延于世，因人之能则用尽其才，有唐人之实而无其虚焉。呜呼，三代以来所未有也。伏愿圣子神孙念祖宗天下得之不易，惜祖宗之官爵，保祖宗之功臣，追崇其所已然以报其功，振作其所未然以激其志。非军功不授以武职，非异才不试以流官，使天下之人得之为难，则我国家一旦有事，人人欲得我之官爵以为子孙计，则得之者尽职以保其家，未得者竭力以求吾禄。如此则维持之者既固，奋起者又继之，则凡吾心之所向无不如意，事之所举无不成功，宗社之安如防山而四维立矣。伏惟圣神留意，毋轻以赏功之典以为施恩之具，而轻以授之嬖幸、技艺之流，则天下国家不胜大幸。
唐自天宝末，安禄山反。是时，府库无蓄积，朝廷专以官爵赏功。诸将出身，但给空名告身，临时注名。其后又听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异姓王者。诸军但以职事相统摄，不复计官爵高下。复以官爵收散率，繇是官轻而货重大。将军告身一通，仅易一醉。凡应募入军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仆衣金紫，称大官而执贱役者。臣按陆贽谓：“天宝季年，嬖幸倾国，爵以情授，赏以宠加，天下荡然，纪纲始紊。”安史乗衅，遂乱中原。遣戍嵗増，防勲日广，财赋不足以供赐，而职官之赏兴焉。职员不足以容功，而散试之号行焉。银青杂沓于胥徒，金紫普施于舆皁，薰莸无辨，泾渭不分。当今所病，
译陆贽又进言说：“奖赏用来鼓励善行，刑罚用来显示惩戒。鼓励是为了使人们勤勉做事，惩戒是为了威慑不恭敬的人。所以奖赏和刑罚对于驾驭众人，就像墨线对于辨别曲直，秤锤对于衡量轻重，车轭对于行车，马嚼子和缰绳对于驾驭马匹一样。驾驭众人如果不使用奖赏和刑罚，那么善与恶就会混杂，有能力与无能力就无法区分；如果使用了但不符合功劳和过错，那么奸诈妄为的人就会得到宠幸荣耀，而忠诚老实的人就会被排斥压抑。如果这样，聪明才智就会被埋没，法度规章就会失去条理，那么用与不用，其结果是一样的。”近来权力下移，官员们互相包庇纵容，只求苟且度过岁月。想要奖赏一个有功的人，反而担心无功的人心生不满；想要惩罚一个有罪的人，又担心有恶行的人忧虑恐惧。罪过因为隐忍而不被揭露，功劳因为嫌疑而不被奖赏，使得舍身效忠的人遭到同辈的讥笑，率领众人率先登城的人招致士兵的怨恨，败坏军队、危害国家的人不感到羞愧畏惧，救援迟缓、错过时机的人却自以为有智谋。褒贬既缺失而不施行，称赞与诋毁又纷纷扰扰互相混淆。人们即使想做好事，谁去替他们说话呢？况且公正忠诚的人正直自身而不求于人，反而遭受困厄；败坏法度的人徇私情而苟且讨好众人，却普遍获得优待尊崇。这是义士痛心疾首的原因，也是勇夫愤慨不平的原因。臣认为：奖赏和刑罚，是国家的大权柄，也就是所谓的纲纪。治理国家不可以没有奖赏和刑罚。至于出兵任命将领，是将人置于死地，等到取得成功，对他们的奖赏和刑罚尤其不可不明。大概明确今天的奖赏，虽然是为了纠正过去的功罪，但实际上是为了日后用人做事奠定基础。
陆贽又说：“恭敬地查考记载在法令中的官秩，有职事官，有散官，有勋官，有爵号。虽然按类别分为四种，但其掌理事务并授予俸禄的，只限于职事官这一种。用来排列才能，用来安置贤德，这就是所谓给予实际利益而寄托于虚名。那勋、散、爵号三者所关联的，大体只限于服饰颜色和子孙荫庇罢了。用来排列尊卑贵贱，用来甄别功劳，这就是所谓借助虚名来辅助实际利益。虚实相互滋养，所以人们不轻慢；赏赐轻重相互制约，所以国家不丧失权柄。现在的员外、试官，颇同于勋、散、爵号。虽然授予它们不耗费俸禄，接受它们不占用正式编制，然而那些冲锋陷阵、排除患难的人用这些来奖赏，那些竭尽筋力、展现勤勉成效的人用这些来酬谢。它们的用途，可以说是很重大了。”
臣认为陆贽这篇奏疏可以看出唐朝一代奖赏功劳的规格。所谓爵号，就像现在的公侯伯之类；所谓职事，就像现在的都督、都指挥、千百户、镇抚之类；所谓的勋，就像现在的柱国、骑都尉之类；所谓的散官，就像现在的光禄大夫、骠骑将军之类。在唐朝分为四类，而今天只有三类。大概现在的勋阶、散官随着职事官而有，不像唐朝另外授予给人。我朝异姓没有生下来就封王的，列爵只有公侯伯，而没有子男；每年赐予俸禄，而没有唐宋食邑的虚名。大概自汉朝以后，用古代爵位封赏功臣是很少见的。那些职事官，都以阶级相承，无不掌理事务并授予俸禄。只是在其中又分为等级，有世官，有流官。世官则是凭借军功获得官职而子孙承袭的，世代不绝，从指挥使以下直到镇抚都是这样。流官则是根据他们的才能提拔来任职，那么终其本身而不能世袭。在朝廷内部则是五军都督、锦衣卫指挥；在地方则是都指挥及试官。陆贽说轻重相互制约而国家不丧失权柄，我祖宗大概掌握了这个意思。他们报答臣下的功劳则奖赏延及子孙，根据人的才能则尽其才用，有唐朝人的实际而没有其虚名。唉，这是三代以来所未有的。希望圣明的子孙念及祖宗得到天下不容易，珍惜祖宗的官爵，保全祖宗的功臣，追崇已经成就的以报答他们的功劳，振作尚未成就的以激励他们的志向。不是军功不授予武职，不是异才不试用流官，使天下的人得到这些很难，那么我国家一旦有事，人人都想得到我的官爵以为子孙打算，那么得到的人尽职以保全其家，未得到的人竭力以求取我的俸禄。这样那么维持的人既稳固，奋起的人又相继，那么凡是我心所向无不如意，所举之事无不成功，宗庙社稷的安定就像泰山一样而四维确立了。希望圣明君主留意，不要轻率地把奖赏功劳的典章作为施恩的工具，而轻率地授予宠幸、技艺之类的人，那么天下国家将不胜大幸。
唐朝自从天宝末年，安禄山反叛。当时，府库没有积蓄，朝廷专门用官爵奖赏功劳。各位将领出身，只给空名的告身，临时填写名字。后来又允许用信牒授予人官爵，有到异姓王的。各军只以职事相统摄，不再计较官爵高低。又用官爵收编散兵游勇，因此官爵轻贱而财物重大。将军的告身一道，仅能换一次醉。凡是应募入军的，都穿金紫。甚至有朝士的僮仆穿金紫，称大官而做贱役的。臣认为陆贽说：“天宝末年，宠幸倾国，爵位按私情授予，奖赏按宠幸增加，天下动荡，纲纪开始紊乱。”安史乘隙，于是扰乱中原。派遣戍守逐年增加，封赏功勋日益扩大，财赋不足以供给赏赐，而职官的奖赏兴起了。职员不足以容纳功劳，而散试的称号实行了。银青混杂在胥吏中，金紫普遍施用于仆役，香臭不分，泾渭不清。当今所患，
方在爵轻，设法贵之，犹恐不重。若又自弃，将何劝人？繇是观之，则有唐一代赏功之格，其得失可见矣。大抵朝廷方创业之初，慎惜官爵，不轻以予人，故官爵重而人得以为荣。及其末世，不知祖宗立法之深意，往往轻以与人，是以人人可得，其所得未必皆有奇功异能，故人视之蔑如也。自古用官爵以赏功，其轻贱之▯，未有如唐之甚者也。史臣书之于册，足以为万世戒。有国者尚其鉴之，慎之，毋蹈其故辙。
译当官爵尚轻时，设法使其尊贵，还担心不够重视。如果又自我废弃，将如何劝勉他人？由此看来，唐代一代赏赐功臣的规格，其得失就显而易见了。大抵朝廷在创业之初，谨慎珍惜官爵，不轻易授予他人，所以官爵贵重，人们得以以此为荣。到了末世，不了解祖宗立法的深远用意，往往轻易授予他人，因此人人都能得到，他们所得未必都有奇功异能，所以人们看待官爵如同草芥。自古以来用官爵来赏赐功臣，其轻贱的程度，没有比唐朝更严重的了。史官将其记载在史册中，足以作为万世的警戒。拥有国家的人应当以此为鉴，谨慎对待，不要重蹈其覆辙。
穆宗长庆二年，初，上在东宫，闻天下厌苦宪宗用兵，故即位务优假将卒，以求安息。诏神防六军及南牙常参武官，具繇歴功绩，牒送中书，量加奨擢。其诸道大将，人次及有功者，悉奏闻与除官。应天下诸军，各委本道据守旧额，不得辄有减省。于是商贾胥吏争赂藩镇，牒补列将而荐之，即升朝籍。奏章委积，士大夫皆扼腕叹息。臣按：自古创业之君，立为法制，以遗子孙，未有不尽善尽羙者。但事乆而▯生，▯积之乆而▯中又有▯焉，古今同一律也。唐穆宗承唐积▯之后，务优假将卒，以求安息。乃诏神防六军及诸武官，并诸道大将，俾其内外各具事功，无故而加以奨擢补官升朝，盖欲饵之使不生事也。呜呼！爵赏所以待有功，令无功而加以爵赏，一旦有功，何以酬之乎？穆宗所为如此，宜乎唐之不复振也。
五代唐庄宗许伶人欲以为刺史，郭崇韬谏曰：「陛下所与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赏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为刺史，恐失天下心。」逾年，伶人屡以为言。荘宗谓崇韬曰：「吾已许之矣。使吾惭见之，公言虽正，然当为我屈意行之。」遂以为刺史。时亲军有从百战未得刺史者，莫不愤叹。
臣按陆贽有言：爵位惟功勲功徳所宜处之。茍非四者，虽公卿之世、华夏之胄，犹不可轻防，况优伶乎？庄宗之不以令终，国祚不永，有以夫。
宋贞宗时，厐籍言纲纪者，其要在赏罚。恩赏贵乎审当，法令贵乎齐一。伏见近年恩及侥幸，而典宪稍纵。夫赏所以劝功也，无功之人坐获殊宠，后有临敌效命、立勲行陈者，将何赏以塞其望乎？顾陛下爱惜爵禄，无及侥幸，以待立功之臣；申严宪法，无使纵弛，以威不恪之臣。此最切务也。
臣按：厐籍欲真宗爱惜爵禄，无及侥幸，以待立功之臣，申严宪法，无使纵弛，以威不恪之臣，以为此最切务。臣于今日亦云然。
欧阳修言于仁宗曰：「用人之术，不过赏罚。然赏及无功，则恩不足劝；罚失有罪，则威无所惧。虽有人，不可用矣。」太祖时，王令斌破蜀而归，功不细矣。犯法，一贬十年不问。是时方讨江南，故黜全斌与诸▯立法。太祖神武英断，所以平定天下者，其赏罚之法皆如此也。昨关西用兵，四年矣。大将以无功罢者，依旧居官。军中见无功者，不妨得好官，则诸将谁肯立功矣。裨将畏懦逗遛者，皆当斩罪或罚贬而寻迁，或不贬而依旧。军中皆有罪者不诛，则诸将谁肯用命。所谓赏不足劝，威无所惧。赏罚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
臣按：修所言，军中见有罪者不诛，则诸将谁肯用命？是知国家于将领有功者，固所当赏；而有罪者，亦不可以不罚。赏必足劝，罚必足惧，然后可以用人。
高宗时，邓肃言：“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赏必罚，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朝廷则不然，有同时立功而又相等者，或已转数官，或尚为布衣，轻重上下，只在吏手。赏既不明，谁肯自劝？欲专立功赏一司，使凡立功者得以自陈。若功状已明而赏不行，或功同而赏有轻重先后，并寘之法。”
臣按：自古最难得明实者，军功也。原其所以不明之故，繇于主帅之不得其人，一委之吏胥之手，出入轻重，任其所为此将士所以不服而愤怨也。邓肃乞立功赏一司，专主其事。然功赏之司，但能考其功状耳，未必得其虚的也。臣愚以爲凡出师必择朝臣公明有风力者一人，付以属吏，俾其专掌功赏，随军纪功。遇有功次，即于军中覈实详定焉。
高宗时，给事中金安节驳皇城司滥赏曰：“凡外之将帅，效命边庭，亦必有功而后加爵，岂可以侥幸一时，防劳而反过于亲临行阵，出入万死一生者乎？今刘允升干办皇城，任满比之立军功者，劳逸异矣。遽以一官转承宣，使其以皇城任满遂将转节度使乎？窃恐行之，则将士解体。望爱惜名器，以待勲劳。”从之。
臣按：朝廷立武爵以待有功之臣，必亲临行陈者，然后为军功。彼其出入禁旅，左右承奉者，虽有年劳，当别甄叙。我朝立锦衣卫以掌宿卫，
译唐穆宗长庆二年，起初，皇上在东宫时，听说天下百姓厌恶并苦于宪宗频繁用兵，所以即位后致力于优待宽假将士，以求得安宁。下诏让神策六军及南牙常参武官，详细列出履历和功绩，文书送交中书省，酌情加以奖赏提拔。那些各道大将中，资历相当以及有功的人，全部奏报朝廷授予官职。对于天下各军，各自委任本道依据旧有的定额，不得擅自减省。于是商人和胥吏争相贿赂藩镇，通过文书补授列将并加以推荐，随即升任朝廷官员。奏章堆积如山，士大夫们都扼腕叹息。
臣按：自古以来，创业的君主，建立法制，留给子孙，没有不是尽善尽美的。但是事情久了弊端就会产生，弊端积累久了，其中又会产生新的弊端，古今是一样的道理。唐穆宗继承唐朝积弊之后，致力于优待宽假将士，以求得安宁。于是下诏神策六军及各武官，以及各道大将，让他们内外各自陈述事功，无缘无故地加以奖赏提拔补官升朝，大概是想用利益引诱他们，使他们不生事端。唉！爵位和赏赐是用来等待有功之人的，如果没有功劳却给予爵位和赏赐，一旦有人立功，拿什么来酬谢他呢？穆宗这样做，唐朝不再振兴是理所当然的。
五代后唐庄宗答应伶人想让他们做刺史，郭崇韬劝谏说：“陛下与之共同夺取天下的，都是英豪忠勇之士。现在大功刚刚成就，封赏还没有轮到一个人，却先让伶人做刺史，恐怕会失去天下人的心。”过了一年，伶人屡次为此进言。庄宗对郭崇韬说：“我已经答应他们了。如果让他们感到惭愧，你的话虽然正确，但也应当为我委屈心意去执行。”于是让他们做了刺史。当时亲军中有跟随征战百战却没有得到刺史职位的人，无不愤慨叹息。
臣按：陆贽曾说：爵位只应该给予有功勋、有功德的人。如果不是这四种情况，即使是公卿的后代、华夏的贵族，尚且不可以轻易授予，何况是优伶呢？庄宗不得善终，国运不长久，是有原因的。
宋真宗时，庞籍说：纲纪的关键在于赏罚。恩赏贵在审慎得当，法令贵在整齐划一。臣看见近年来恩泽惠及侥幸之人，而法典宪章稍显松弛。赏赐是用来鼓励立功的，没有功劳的人坐享特殊恩宠，后来那些临敌效命、在战阵中立功的人，将用什么赏赐来满足他们的期望呢？希望陛下爱惜爵禄，不施予侥幸之人，以等待立功的臣子；申明严正宪法，不让其松弛，以威慑不恭敬的臣子。这是最迫切的事务。
臣按：庞籍希望真宗爱惜爵禄，不施予侥幸之人，以等待立功之臣，申明严正宪法，不让其松弛，以威慑不敬之臣，认为这是最迫切的事务。臣在今天也这样认为。
欧阳修对仁宗说：“用人的方法，不过在于赏罚。但是赏赐到了没有功劳的人，那么恩惠不足以鼓励；惩罚失去了有罪的人，那么威严不足以使人畏惧。即使有人，也不能使用了。”太祖时，王令斌攻破蜀地归来，功劳不小。但他犯法，一贬十年不问。当时正讨伐江南，所以贬黜全斌与诸将立法。太祖神武英断，所以能平定天下，他的赏罚之法都是这样的。昨天关西用兵，已经四年了。大将因为没有功劳被罢免的，依旧担任官职。军中看见没有功劳的人，不妨碍得到好官，那么诸将谁肯立功呢？副将中畏缩懦弱、逗留不进的人，都应当斩首或罚贬却随即升迁，或者不贬黜而依旧任职。军中都有罪的人不诛杀，那么诸将谁肯效命。这就是所谓的赏赐不足以鼓励，威严不足以使人畏惧。赏罚如此，却想要用人，怎么可能呢？
臣按：欧阳修所说，军中看见有罪的人不诛杀，那么诸将谁肯效命？由此可知国家对于将领中有功劳的人，固然应当赏赐；而有罪的人，也不可以不惩罚。赏赐必须足以鼓励，惩罚必须足以使人畏惧，然后才可以用人。
高宗时，邓肃说：“金人不足畏惧，但他们信赏必罚，不假借文字，所以人人各自效命。朝廷却不是这样，有同时立功而且功劳相等的人，有的已经转任数个官职，有的还是布衣，轻重上下，只在官吏手中。赏赐既然不明确，谁肯自我勉励？希望专门设立一个立功赏赐的机构，让所有立功的人得以自我陈述。如果功劳状况已经明确而赏赐不执行，或者功劳相同而赏赐有轻重先后，都置于法度之下。”
臣按：自古以来最难得到明确真实的是军功。推究它之所以不明确的原因，是因为主帅不得其人，完全委托给胥吏之手，出入轻重，任由他们处置，这就是将士不服而愤怨的原因。邓肃请求设立一个专门主管立功赏赐的机构。然而功赏的机构，只能考核功劳状况罢了，未必能得到虚实的确切情况。臣愚以为凡是出兵必须选择朝臣中公正明达、有风纪魄力的人一人，付以属吏，让他专门掌管功赏，随军记录功劳。遇到有功次，就在军中核实详细评定。
高宗时，给事中金安节驳斥皇城司滥赏说：“凡是外部的将帅，在边境效命，也必定是有功劳后才加封爵位，怎么可以因为侥幸一时，防止劳累反而超过亲临战阵，出入万死一生的人呢？现在刘允升干办皇城，任期届满与立下军功的人相比，劳逸不同。突然用一个官职转任承宣使，难道让他因为皇城任期届满就转任节度使吗？私下担心这样执行，将士就会离心离德。希望爱惜名器，以等待勋劳。”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
臣按：朝廷设立武爵以等待有功之臣，必定是亲临战阵的人，然后才算军功。那些出入禁军，左右侍奉的人，虽然有年资劳绩，应当另外甄别叙用。我朝设立锦衣卫以掌管宿卫，
官职之设虽与列卫同，而其官则用其能而不用其世，盖所以待武臣之超出羣类者也。然亦惟武臣之胄，而他涂不得与焉。其选可谓重而严矣。今世乃有不出自武胄，而以嬖幸技艺进者，失祖宗之初意矣。夫技艺之流，旧制当属工部，今因其能而用，以杂流俾专司其业，岂不名称其实哉？顾乃以赏功之官，以为恩赐之具，彼得之而人讥之，固不足以为荣，彼何足惜？遂使国家失赏功之常典，而凡亲临行阵，出万死得一生者，皆因之以解体。其失岂小小也哉？授之以是官，固非矣，而又使之世袭，可乎？彼技艺之流有异能者，朝廷以特恩授之可也，而其子岂亦有异能而使之世其官乎？有异能且不可，况实无异能，在其身且不可，况又延及其子孙乎？
译虽然设立的官职与列卫相同，但任用官员时看重才能而不看重门第，这原本是为了优待那些才能超群的武臣。然而，也只有武臣的后代才能入选，其他途径出身的人不得参与。这种选拔标准可以说是既重视又严格了。如今世上却有不出身于武臣家族，而凭借受宠幸或技艺晋升的人，这违背了祖宗的初衷。那些从事技艺的人，按旧制应当隶属于工部，现在因为他们的才能而任用他们，以杂流身份让他们专门负责其业务，难道不是名实相符吗？可是却把用来奖赏功劳的官职，当作恩赐的工具，他们得到这种官职反而被人讥笑，本来不足以成为荣耀，他们有什么值得吝惜的呢？这导致国家失去了奖赏功劳的常规制度，而那些亲身临阵作战、在万死中求得一生的人，都因此感到心灰意冷、士气瓦解。这种过失难道是很小的吗？授予他们这种官职，本来就不对了，又让他们世袭，可以吗？那些技艺出众的人，朝廷以特别恩典授予官职是可以的，但他们的儿子难道也具备特殊才能而让他们世袭官职吗？有才能尚且不可以，何况实际上没有才能，本人尚且不可以，何况又延及他们的子孙呢？
髙宗论诸军使臣猥多，嵗増俸廪，因曰：“大将奏功率，以所爱偏禆多转官资而出，战士卒徃徃不及。不惟无以劝有功，兼亦蠧国。朕尝谓行赏当先自下，行罚当先自上。”赵鼎曰：“圣虑髙逺，岂诸将所及。”
臣按：宋髙宗谓大将奏功，率以所爱偏禆多转官资，而出战士卒，往往不及此。▯匪但宋人有之，唐人之诗亦云：“死是军人死，功是将军功。”其▯之来也，乆矣。居人上者而能思虑及此，遇有纪録功次者，必加详审，毋俾将领专有其功，而致士卒之嗟怨。异时复兴师旅，凡在戎行者，皆奋其勇，而不患上之人不已知矣。
以上赏功之格，臣按：祖宗立为武职，专以赏有功之臣，以延及其子孙，世其职而不迁，不计满限，不用磨勘，父死而子继，兄亡而弟及，官职简而阶级明，非若宋人遥授迁转无定，职且无定员也。今制十军立一小旗，五十军一总旗，两总旗一百户，十百户一千户，千户有正有副，千户以上有指挥，指挥有司、有同知、有佥事，此皆世袭之官也。至于都指挥、都督各三等，亦如指挥之制，此则擢其有才能者为之，用其才而不世其官者也。祖宗之制，可谓尽善尽羙后世虽有作者，不可及已。奈何积日乆而人日多，前之积者未销，后之来者日至，遂至军少而官多，所任者一人之事，而所食者大官之禄，欲国计不屈，难矣。伏惟我太祖高皇帝于洪武二十九年大赉天下，致仕武臣论之曰：“同立艰难，致有今日，顾朕子孙保无穷之天下，则尔子孙亦享无穷之爵禄，一何仁之至也！”太宗文皇帝于永乐二年因法司言征讨官有系狱者，请论功定罪，谕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则赏，有过则刑，刑赏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过，不以私废公，一何义之尽也！”仁之至，所以报其功，使其世世享爵禄之奉，以衍其家庆；义之尽，所以励其节，使其世世奉法度之公，以保其世禄。大哉皇言，万世所当服膺者也。然祖宗不惟形之言者，仁义兼至如此，而又着之于法律，以维持警饬之，使吾仁义之泽，百世如一日焉。伏读律文有曰：“凡内外大小军民衙门官吏犯公罪杖罪以上，明立文案，每年一考，纪録罪名，九年一次通考所犯次数重轻，以慿黜陟。”又曰：“若军官有犯私罪该笞者，附过收赎；杖罪解见任，降等叙用；该罢职不叙者，降充总旗；该徒流者，照依地里逺近发各卫充军。”呜呼！太祖定律之意，即太宗垂戒之言也。诚能本太祖立律之文，用太宗垂戒之意，则武臣益知所惧，无有不尽忠守法者矣。然人之材质不能相同，其间固不能无不忠不谨者焉。因其人之所犯，而用国法以逓降之，消之以渐，日减月削，去者去，而来者来。今之来者，即所以补乎昔之去者焉，则人与官互相称矣，尚何军少官多之患哉？臣于此又有见焉。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注云：父子相继为一世，四世而缌服之穷也，六世则亲属竭矣。夫以大贤君子，功业见乎一世，徳泽被乎天下，其没世之后，四世而后子孙尚废其祀，况彼一介武夫，乗时崛起，因人而成事，随众以建功，未必真有出竒制胜之智，搴旗斩将之勇，定难拓土之功。锡之以官爵，食之以俸禄，终其身已为多矣，况及其子若孙乎？况无子及孙者，又及其旁支别▯乎？且开国大臣，封国公者六，封侯者十有五，其余封伯及继封者，又不下数十人。今存者无几，大功多废，小功多存，何大功之泽不宄，而小功之泽反延哉？今文武官犯入私罪，律条乆废，骤而用之，可骇物听。臣请勅兵部查内府贴黄，将洪武、永乐、宣徳年间以来，官职从军陞授縁繇及行内外卫所，并各官原籍与旧任去处，通行造册，开具在任见在亲属若干，原籍户口若干，旧任遗下家属若干，要见其人是始初从军者的▯子孙与否，明白详实备具以闻。彼此对照无差，然后将前项军官分为三等：一曰奉天啓运，二曰奉天征讨，其他立功边庭及随大将平冦者居其次三焉。啓运、征讨之功，已经五世之后，若不系
译高宗讨论各军使臣数量过多，每年增加俸禄粮食，因此说：“大将奏报战功，大抵是将自己宠爱的副将多提升官职资历而外放，而普通战士往往得不到提拔。这不仅无法鼓励有功之人，同时也损害国家。我曾说过，施行奖赏应当先从下层开始，施行惩罚应当先从上层开始。”赵鼎说：“圣上的思虑高深远大，哪里是各位将领所能企及的。”
臣按：宋高宗说大将奏报战功，大抵是将自己宠爱的偏将多提升官职资历，而普通战士往往得不到这种待遇。○这不仅仅是宋人有这种现象，唐人的诗也说：“死的是军人死，功是将军的功。”这种弊病由来已久了。身居高位的人如果能考虑到这一点，遇到记录功绩次序时，一定要详细审查，不要让将领独占功劳，从而导致士卒的怨恨。将来如果再次兴兵作战，所有在军中服役的人，都会奋勇作战，而不担心上面的人不了解自己了。
以上关于奖赏功绩的规格，臣按：祖宗设立武职，专门用来奖赏有功之臣，并延及他们的子孙，世代承袭职务而不调动，不计任职期限，不用考核升迁，父亲死了儿子继承，哥哥死了弟弟接替，官职简单而等级分明，不像宋人那样遥授官职、迁转不定，职位也没有固定名额。现在的制度是：十军设一小旗，五十军设一总旗，两个总旗设一百户，十个百户设一千户，千户有正职和副职，千户以上设指挥，指挥有司、有同知、有佥史，这些都是世袭的官职。至于都指挥、都督各分三等，也如同指挥的制度，这是选拔有才能的人担任，使用他们的才能而不世袭官职。祖宗的制度，可以说尽善尽美，后世即使有创立制度的人，也无法企及。无奈日子久了人数越来越多，以前积累的未消除，后来的人每天增加，于是导致军队少而官员多，所担任的是一人的工作，却享受大官的俸禄，想要国家财政不困窘，很难啊。伏惟我太祖高皇帝在洪武二十九年大赏天下，对退休的武臣说：“共同经历艰难，才有今天，考虑到朕的子孙保卫无穷的天下，那么你们的子孙也享受无穷的爵禄，这是多么仁德至极啊！”太宗文皇帝在永乐二年因为法司说征讨官员有被关押的，请求论功定罪，告诫说：“朝廷大公至正的道理，有功就奖赏，有过就惩罚，刑罚奖赏是治理天下的大法，不因为功劳掩盖过错，不因为私情废弛公义，这是多么义理尽善啊！”仁德至极，用来报答他们的功劳，使他们世代享受爵禄的奉养，以延续家族的喜庆；义理尽善，用来激励他们的节操，使他们世代奉行法度的公正，以保全世袭的俸禄。伟大的皇言，是万世应当铭记在心的。然而祖宗不仅体现在言语上，仁义兼至如此，而且著之于法律，以维持警戒，使我们的仁义恩泽，百世如同一天一样。伏读律文有说：“凡是内外大小军民衙门官吏犯公罪达到杖刑以上的，明确建立案卷，每年考核一次，记录罪名，九年一次通考所犯次数轻重，作为升降的依据。”又说：“如果军官犯私罪应受笞刑的，附记过错收赎；犯杖刑的解除现任职务，降等叙用；应罢职不叙用的，降充总旗；应徒刑流放的，按照距离远近发配各卫充军。”呜呼！太祖制定法律的本意，就是太宗告诫的话。如果能本着太祖立法的条文，运用太宗告诫的意思，那么武臣更加知道畏惧，没有不尽心忠守法的了。然而人的资质不能相同，其中固然不能没有不忠不谨的人。根据他们所犯的罪，运用国法逐步降级，逐渐消减，日减月削，离去的离去，新来的新来。现在新来的，就是用来补充以前离去的，那么人与官就互相匹配了，还有什么军队少官员多的祸患呢？臣对此还有见解。孟子说：“君子的恩泽，五世就断绝了。”注解说：父子相继为一世，四世就缌服之穷尽了，六世则亲属竭尽了。以大贤君子，功业显赫于一世，恩德惠及天下，他们去世之后，四世以后子孙尚且废其祭祀，何况那些一介武夫，乘时崛起，依靠他人而成事，跟随众人以建功，未必真有出奇制胜的智慧，拔旗斩将的勇气，平定祸乱开拓疆土的功效。赐给他们官爵，供给他们俸禄，终身已经很多了，何况延及他们的子孙呢？何况没有子孙的，又延及旁支别族呢？况且开国大臣，封国公的有六个，封侯的有十五个，其余封伯及继封的，又不止几十人。现在存活的没有几个，大功多废，小功多存，为什么大功的恩泽不长久，而小功的恩泽反而延续呢？现在文武官员犯私罪，律条久已废弃，突然使用它，可以惊骇世人听闻。臣请求敕令兵部查内府贴黄，将洪武、永乐宣德年间以来，官职从军升授缘由以及行内外卫所，并各官原籍与旧任职处，通行造册，开具在任现存的亲属若干，原籍户口若干，旧任职处遗留家属若干，要看出这人是否是起初从军者的子孙，明白详实备具上报。彼此对照无差错，然后将前项军官分为三等：一曰奉天启运，二曰奉天征讨，其他在边庭立功及跟随大将平定寇贼的居其次第三。启运、征讨的功劳，已经五世之后，如果不系
从军人的▯者，革去职任，其子孙附籍所在，世世优免杂差。五世之后仍系从军的▯子孙者，遇有公私过犯，依律递降，不在赦原之数，无犯者照旧。其不系啓运、征讨及各处立功者，三世之后子孙不系的▯者，革职；的▯子孙三世之后有犯者，递降；三世之后又有加功者，不革，否则革之。其五世三世之后，例该革任者，若其间有一世以王事及再加功者，又从此人起计其世数以上，皆优免其子孙。如此则礼与律皆恊，人知所劝勉，而官不至于冗滥矣。臣愚见如此，非敢犯众怒而辄兴异议，以取张仲瑀之祸。念此乃国家大事，不于无事之时而预有以为之调停，一旦驯致于无可奈何之地，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伏望明主闵其愚而察其心，毋使若髙观者得以起异议而生邪心。
译随从军士的〇者，革去职务，其子孙附籍所在地，世代优免杂役。五世之后仍系从军的〇者子孙，遇有公私过犯，依律递减降职，不在赦免宽宥之列，无过犯的照旧。那些不属啓运、征讨及各处立功者的，三世之后子孙不系的〇者，革去职务；的〇者子孙三世之后有过犯的，递减降职；三世之后又有加功的，不革职，否则革去职务。那些五世三世之后，按例该革职的，若其间有一世因王事及再加功的，又从这人起计算世数以上，都优免其子孙。这样则礼与律都协调，人们知道所当劝勉，而官员不至于冗滥了。臣的愚见如此，不敢触犯众怒而擅自兴起异议，以招致张仲瑀那样的祸患。念及这是国家大事，不在无事之时预先有所调停，一旦逐渐发展到无可奈何的地步，即使有智者也不能善后了。伏望明主怜悯我的愚钝而体察我的心意，不要让像髙观那样的人得以兴起异议而生邪心。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四十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卷一百四十一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严武备
经武之要【上】
易师出以律否臧凶【师卦】
书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大禹谟】
殱厥渠魁胁从罔治【▯征】
臣按以上三条解见前
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征】
李靖曰：「爱设于先，威设于后，不可反是也。若威加于前，爱救于后，则无益于事矣。《尚书》所以慎戒其终，非谋于始也。」
臣按靖言虽非经意然亦有理
佑贤辅徳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伤也】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仲虺之诰】
蔡沈曰：「诸侯之贤徳者，佑之，辅之；忠良者，显之，遂之，所以善善也。诸侯之弱者，兼之；昧者，攻之；乱者，取之；亡者，伤之，所以恶恶也。推亡者，兼攻取，侮也；固存者，佑辅显遂也。推彼之所以亡，固我之所以存，邦国乃其昌矣。」
林之竒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天道之自然也。佑辅显遂，为善者必为人所助也。兼攻取侮，为不善者必为人所侵也。圣人因其常理，以应世。有亡之道，则推而亡之；有存之道，则辅而固之。」
臣按：昧者乱者，攻之取之可也。若有不幸而衰弱，而或驯致于防亡，乃兼之侮之，岂天道哉？岂圣人之心哉？意所谓弱者亡者，乃不为不善所致，而非为善而不幸也。故下文曰：「殖有礼，覆昏暴。」葢所以至于弱而亡者，昏而暴者也。故因而覆亡之，是则上天之道也。故曰：「钦崇天道，永保天命。」
同力度徳同徳度义【防誓】
蔡沈曰：「度量，度也；徳，得也。行道有得于身也。义，宜也；制事，达时之宜也。同力度徳，同徳度义。意，古者兵志之词。武王举以明伐商之克。」
林之竒曰：「凡胜负之理，力同则有徳者胜，徳同则废义者胜。度徳校善恶也，度义校胜负也。」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同上】
孔安国曰：「言天除恶，树善，与民同。」
臣按：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呜呼！为人上者，慎母咈民之所欲哉！吾咈民之欲，则民不欲吾为之主矣。民不欲吾为之主，则必将以欲吾者欲他人矣。民心既有所欲，天意惟民之从。为人上者，奈何弗畏且敬哉！
古人有言曰：「抚我则后，虐我则讐【牧誓】
蔡沈曰：「武王因古人之言，谓『抚我则我之君也，虐我则我之讐也』。」
臣按：人君常诵此二言，出入起居，恒存诸心。口诵而心惟之，则必兢兢焉在民之上，恒如朽索之驭六马矣。
树徳务滋除恶务本【同上】
蔡沈曰：「务专力也。植徳则务其滋长，去恶则务絶根本。」两句意，亦古语也。
礼记·军旅：思险隠情，以虞【少仪】
程頥曰：「军行舍止，行繇之处必思为险阻之防。又当隠密已情，以虞度人之情计也。」
辅广曰：「行军之道，以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为上思险，谓临事而惧，虑败不虑胜也。隠情以虞，谓好谋而成，且兵事露则不神也。」
武车不式介者不拜
郑▯曰：「兵车不以容，礼下人也。军中之拜，肃拜。」
子曰：「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也【仲尼闲居】
胡安国曰：「三纲军政之本。古者春搜、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而所主者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则皆纳民于轨物，而非驰射击刺之末矣。」
春秋公羊传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庄十九年】
臣按：此言虽主于聘，然亦可推之以用于出师。
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无以立乎天下【宣二十年】
臣按此语左传亦引之
糓梁传知者虑义者行，仁者守【隐三年及桓十八年】
臣按：此三言，《糓梁传》凡两见，虽为会而言，然亦可以用之于师旅。
伐不逾时，战不逐奔，诛不填【音田】服【隐五年】
陆徳明曰：「不填服者，来服者不复填，厌之。」
倍则攻，敌则战，少则守【僖二十二年
译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四十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卷一百四十一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的关键
严明武备
经武的要旨【上】
《易经·师卦》说：出兵作战必须严守纪律，否则无论吉凶都是凶险的。
《尚书·大禹谟》说：自满会招致损失，谦虚会获得益处。这是天道的规律。
诛杀首恶，胁从者不予治罪。【《尚书·胤征》】
臣按：以上三条的解释见前文。
威严胜过仁爱，事情才能成功；仁爱胜过威严，事情必定没有成效。【《尚书·胤征》】
李靖说：“仁爱应预先设立，威严随后确立，不可颠倒。如果威严先加于人，仁爱后用来补救，那就对事情无益了。《尚书》之所以谨慎告诫最终的结果，而不是谋划开始的时候。”
臣按：李靖的话虽然不符合经文的原意，但也有一定的道理。
辅助贤德之人，彰显忠诚良善之士，兼并弱小的国家，攻打昏昧的国家，夺取混乱的国家，侮辱即将灭亡的国家，推动灭亡的，巩固存在的，国家才能昌盛。【《尚书·仲虺之诰》】
蔡沈说：“诸侯中贤德的人，辅助他，支持他；忠诚良善的人，彰显他，成全他，这是为了善待善人。诸侯中弱小的，兼并他；昏昧的，攻打他；混乱的，夺取他；即将灭亡的，侮辱他，这是为了惩恶。推动灭亡的，就是兼并、攻打、夺取、侮辱；巩固存在的，就是辅助、支持、彰显、成全。推动那些导致灭亡的因素，巩固那些导致生存的因素，国家才能昌盛。”
林之奇说：“上天化生万物，必定根据其资质而厚待。所以栽种的培育它，倾斜的倾覆它。这是天道的自然规律。辅助、支持、彰显、成全，行善的人必定会得到别人的帮助。兼并、攻打、夺取、侮辱，行恶的人必定会受到别人的侵犯。圣人顺应常理来应对世事。有灭亡之道的，就推动他灭亡；有生存之道的，就辅助他巩固。”
臣按：对于昏昧和混乱的人，攻打和夺取是可以的。但如果有人不幸而衰弱，甚至逐渐走向灭亡，却去兼并和侮辱他，这难道是天道吗？难道是圣人的本心吗？大概所说的弱者和亡者，是因为他们不行善导致的，而不是因为行善却不幸。所以下文说：“培植有礼的，倾覆昏暴的。”大概那些导致衰弱和灭亡的，都是昏庸暴虐的人。所以顺势倾覆他们，这才是上天的道理。所以说：“恭敬尊崇天道，永远保持天命。”
力量相当时衡量德行，德行相当时衡量道义。【《尚书·牧誓》】
蔡沈说：“度量，衡量；德，得，指在行事中有所收获。义，宜，指处理事情符合时宜。力量相当时衡量德行，德行相当时衡量道义。”这是古代兵书的用语。武王引用它来说明讨伐商朝能够成功。
林之奇说：“大凡胜负的道理，力量相同则有德行的人获胜，德行相同则违背道义的人获胜。衡量德行是考察善恶，衡量道义是考察胜负。”
百姓所希望的，上天必定顺从。【同上】
孔安国说：“这是说上天厌恶邪恶，树立善良，与百姓的心意相同。”
臣按：百姓所希望的，上天必定顺从。唉！身为统治者的人，千万不要违背百姓的愿望啊！我违背百姓的愿望，那么百姓就不愿意让我做他们的君主了。百姓不愿意让我做他们的君主，那么必定会把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民心既然有所向往，天意只顺从民心。身为统治者的人，怎能不畏惧且恭敬呢！
古人有话说：“爱护我，他就是我的君主；虐待我，他就是我的仇敌。”【《尚书·牧誓》】
蔡沈说：“武王引用古人的话，意思是‘爱护我，他就是我的君主；虐待我，他就是我的敌人’。”
臣按：君主经常诵读这两句话，出入起居，时刻记在心中。口中诵读，心中思考，那么必定小心翼翼地在百姓之上，就像用腐朽的缰绳驾驭六匹马一样谨慎。
树立德行务必使其滋长，铲除邪恶务必断绝根本。【同上】
蔡沈说：“务，专力。树立德行务必使其滋长，铲除邪恶务必断绝根源。”这两句的意思，也是古语。
《礼记·少仪》说：思考险阻，隐藏实情，以应对意外。【《礼记·少仪》】
程颐说：“军队行进驻扎，行军路线必定要思考防备险阻。又应当隐藏自己的实情，以推测敌人的计谋。”
辅广说：“行军的道理，在于临事恐惧，善于谋划才能成功。上位者思考险阻，是指临事恐惧，考虑失败而不考虑胜利。隐藏实情以应对，是指善于谋划才能成功，而且军事行动暴露就不神奇了。”
战车上的人不俯身行礼，披甲的人不跪拜。
郑玄说：“兵车不为了容饰，礼不下人。军中的拜礼，是肃拜。”
孔子说：“用田猎来训练，有礼节，所以军事行动熟练。”【《礼记·仲尼闲居》】
胡安国说：“三纲是军政的根本。古代春搜、夏苗、秋狝、冬狩，都在农闲时讲习军事，而主要目的是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礼仪，这都是使百姓纳入正轨，而不是仅仅为了驰射刺击这些末节。”
《春秋公羊传》说：如果出征最终有可以安定社稷、利于国家的，那么专断是可以的。【《春秋公羊传》庄公十九年】
臣按：这话虽然主要针对聘问，但也可以推而广之用于出兵。
弱小的，我用威严震慑他；强大的，我避开他。因此使我无法在天下立足。【《左传》宣公二十年】
臣按：这话《左传》也引用过。
《谷梁传》说：智者考虑，义者行动，仁者坚守。【《谷梁传》隐公三年及桓公十八年】
臣按：这三句话，《谷梁传》两次出现，虽然是为会盟而言，但也可以用于军队。
讨伐不超过时令，作战不追逐逃兵，诛杀不压迫已服者。【《谷梁传》隐公五年】
陆德明说：“不压迫已服者，来归服的人不再压迫，厌弃他们。”
兵力加倍就进攻，兵力相当就作战，兵力较少就防守。【《左传》僖公二十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