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八十六

译（都城）必定有其所居止的地方，其所居止的地方，必定在土地广阔、人口众多的地方，以及四方道路里程恰好均等的中心，从而建立国家的都城。都城的建立，不仅仅是建立而已，必定要辨别其方位，东、西、南、北、前、后、左、右，在此确立标准。必定要端正其位置，左面是祖庙，右面是社稷，前面是朝廷，后面是市场，在此制定制度。国家由此确立体制，比如什么是内朝，什么是外朝等；郊野由此规划治理，比如九夫为井，四井为邑等。所设置的官员，从六卿到百官；所分配的职事，从掌管国家治理到掌管国家土地。所有这些，虽然看似是为了侍奉君主，实际上是为了百姓而确立准则。准则是什么？先代儒者说，准则就像北极星的含义，是标准的名称，处于中立而四方都以其为准则。准则在此确立，因此近处的乡遂，远处的诸侯国，再远处的荒服之外，前来朝见的人在此会合瑞信，受封爵位土地的人在此接受任命，有才能的人在此献艺，从事政教的人在此质询正误，有诉讼案件的人在此决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准则建立在此。

译大司徒依据土圭的方法测量土地的深浅，通过测定日影来确定大地中心。冬至日的日影长一尺五寸，这就称为大地中心。这里是天地交汇的地方，四季交替的地方，风雨调节的地方，阴阳调和的地方。既然这样，万物就能繁盛安宁，于是便在这里建立王都。划定其王畿范围，方圆千里并树立封界标志。

凡是建立邦国，都要用土圭测量土地，从而划定其疆域。

郑玄说：“土圭是用来测定四季、日月日影的工具。”

臣按：《洛诰》中所说的“自服于土中”，大概是因为洛邑在周代处于天下的中心，四方道路里程恰好均衡，所以在此居中治理天下，以安定四海百姓。撰写《周礼》的人，看到它位于天下的中心，所以有天地交汇、四季交替、风雨调节、阴阳调和的说法，这大概是为了极力称赞华夏之地，居于地势的中心，得到天气的正气，时序正常而寒暑不过分，风雨适时而收获有定期，不像那些偏僻的地方节候不正常，气候的大寒大暑异常，万物生长不规律，而收获有时早有时晚。天下的情况都是如此，而洛邑是其中的关键所在，所以有这样的说法。虽然如此，自夏商周三代以前，洛邑是中国的中心；以今天天下的形势来看，南北狭长而东西狭窄，那么所谓的中心，大概在荆襄一带。朱熹说：“难道不是天旋地转，闽浙反而成为天地中心？闽浙在东南海的尽头，难以作为中心。”朱熹大概是就礼乐文明通论天下，而不是论地势。

土方氏掌管土圭的方法，用来测定日影，依据土地情况选择居址，从而建立邦国和都邑。

郑玄说：测定日影，夏至日影长一尺五寸，冬至日影长一丈三尺。这期间日影有长有短，测量土地就像丈量土地一样，知道东南西北的深浅，从而考察适合居住的地方，这就是选择居址。

臣按：大司徒，凡是建立邦国，用土圭测量土地；而土方氏掌管土圭的方法，依据土地情况选择居址来建立邦国和都邑。大概大司徒掌管建立邦国，这是国家的大事，辨别方向确定位置，规划国家治理田野，事务繁多，而使用土圭测定日影，寻求大地中心，只是其中一件事罢了。大司徒总揽全局，土方氏专司其事，有事的时候，土方氏运用其职责来辅助大司徒。

匠人建立都城，用水准测量地面，用悬垂线校正标杆，观察日影画圆，标记日出时的日影和日落时的日影，白天参照正午的日影，夜晚考察北极星，以此来校正东西方向。

匠人规划都城，边长九里，每面开三个门。城中南北向的道路为经，东西向的道路为纬，经路宽九轨，左边是祖庙，右边是社稷坛，前面是朝廷，后面是市场。市场和朝廷各占地一夫。

郑玄说：“国中是指城内。经纬指的是道路。经纬道路都宽九轨，总共七十二尺。”

王昭禹说：先王建立都城，必须先辨别方向确定位置，所以匠人设置标杆观察日影，一定要校正大地中心，因为这里是天地交汇、四季交替、风雨调节、阴阳调和的地方，于是在这里建立王都。然而设置标杆，必须先用水准测量地面，使竖立的标杆必须平直，然后才能校正日影。水静止则平，可以凭借它来观察高低形势；绳子垂下则直，可以凭借它来校正曲直形状。用绳子取其直，又用水取其平，然后在平整的土地上设置标杆。《尔雅》说：“在地面上的叫作臬”，所说的“臬”，就是标杆。在平整土地的中央立起八尺高的表杆，用悬垂线校正它，用来观察日影，将要以此校正四方。在白昼漏刻过半时，又参照正午的日影，夜晚又考察北极星。因为北极星所在的地方，是天的中心，所以如此。又说：“左边是人道所向，右边是地道所尊。”说到祖庙就知道宗庙，说到社稷就知道稷坛。朝廷是义理所在，说到前面就知道市场在后面。说到市场在后面，就知道朝廷在前面。朝廷是官吏聚集的地方，市场是商贾聚集的地方，一夫百亩之地，然后才足以容纳它们。臣按：匠人既说“建国”，又说“营国”，大概“作而立之”叫作建，说的是开始；“周围而治之以丈尺”，其大小叫作营，说的是结束。所谓设置标杆，注疏家说用水准测量地面，在四角立四根柱子，在柱子旁边悬挂绳子来校正柱子，用水观察高低，就知道地面的高低，然后削高填低使地面平整，大概就像现在所说的水平仪一样。

春秋桓公九年，纪季姜嫁到京师。

《公羊传》说：“京师，是什么？是天子的居所。京，是什么？是大。师，是什么？是众。天子的居所，一定要用众多广大的词语来描述。”

臣按：《谷梁传》也说：京，是大；师，是众。说周朝一定要用众多和广大来描述。所谓京师，始于此后，世人因此把天子所居的都城称为京师。

周幽王被犬戎杀死，于是诸侯就依靠申侯共同拥立幽王的太子宜臼，这就是平王，用来奉承周朝的祭祀。平王即位，向东迁都到洛邑。苏轼说：“周朝失算，没有比东迁更错误的了。从平王到亡国，并没有特别大的无道行为。頿王神圣，诸侯服侍享用，然而最终不能振兴，这是东迁的过错。现在富有的家庭，留给子孙的，不过是田宅罢了，不幸遭遇败落，至于借贷求生也可以，然而终究不敢议论变卖田宅。现在平王

译抛弃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基业而彻底放弃，这就像是一次失败就变卖田宅的人一样。夏、商两代的君王，国祚都有五六百年，他们先王的德行并不比周朝逊色，而后代的败坏也不亚于周幽王、周厉王，然而直到夏桀、商纣时才灭亡。在灭亡之前，天下都尊奉他们，不像东周那样名义上存在而实际上已经灭亡。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没有变卖田宅的效果。假使周平王能够收容丰、镐的遗民，修明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政治，凭借有利的形势威慑诸侯，齐、晋虽然强大，也不敢有二心，那么秦国又从哪里称霸呢？魏惠王畏惧秦国，迁都到大梁；楚昭王畏惧吴国，迁都到郢；楚顷襄王畏惧秦国，迁都到陈；楚考烈王畏惧秦国，迁都到寿春；这些国家都再也不能振兴，都有灭亡的征兆。东汉末年，董卓胁迫皇帝迁都长安，汉朝于是灭亡。近代李景迁都到豫章，也灭亡了。所以说：周朝失算的地方，没有比东迁更错误的了。」

译臣按：苏轼认为迁都是周人的失策，列举后世迁都的几位君主，都未能复兴，而有亡国的征兆，这确实是事实。然而，这大概是指国家衰败之后的情况罢了。如果国家正处于兴盛之日，或者依靠地势的坚固，或者选择富庶的地方，或者远离夷狄的侵害，就不能专门拘泥于这种说法。

《史记·货殖传》说：“从前唐都建在河东，殷都建在河内，周都建在河南。这三河地区位于天下的中心，像鼎的三只脚一样，是帝王轮流居住的地方。”臣按：秦朝将天下划分为三十六郡，有山川河东；汉朝将三川划分为河南、河内和河东，称为三河。这三个郡，都是靠近黄河的地方。所以帝尧都建在平阳，商都建在亳，成王营建洛邑，都以黄河作为运输通道。到达黄河，也就到达了京城。后世建都于汴、洛的，都是由汴水进入黄河；建都于长安的，虽然不靠近黄河，但也由黄河进入渭水。可见古今建都，没有不依靠河道的。我朝建都于燕京，距离大海很近，那么用来沟通天下的粮食货物，以满足国家用度的，没有比海运更方便的了。大概是因为海路以天为界，陆地界限已经尽头，而人的行程却不止。这大概是上天创造、大地设置，用来等待时机而为今日万世带来无穷利益的地方。

秦始皇二十六年，将天下的豪杰十二万户迁徙到咸阳。臣按：这是后世迁徙天下富民，充实京师的开始。

汉朝初年，齐人娄敬路过洛阳，拜见汉高祖，说：“陛下建都洛阳，难道是想与周朝相比盛吗？”高祖说：“是的。”娄敬说：“陛下取得天下与周朝不同，周朝从后稷开始积累德行、累积善行，历经十多个世代，到了文王、武王，诸侯才自愿归附，于是灭掉商朝成为天子。等到成王即位，周公辅佐，于是营建洛邑，认为这里是天下的中心。诸侯从四方缴纳贡赋，路程远近相等。有德行就容易称王，无德行就容易灭亡。所以周朝兴盛时，诸侯和四方夷狄没有不服从的；等到它衰败时，天下没有朝拜的，周朝不能控制，不仅是德行浅薄，也是地势薄弱。现在陛下起于丰、沛，席卷蜀、汉，平定三秦，与项羽在荥阳、成皋之间作战，哭声未绝，伤者未愈，却想与成康之时的周朝相比，我私下认为不相等。秦地背靠山、面临河，四面有险要作为坚固的屏障，突然有紧急情况，百万军队可以立刻集结。与人搏斗，不扼住他的咽喉，拍打他的后背，就不能制服他取得胜利。现在陛下占据秦的故地，这也是扼住天下的咽喉而拍打它的后背。”高祖询问群臣，群臣都是山东人，争着说周朝称王数百年，秦朝二世就灭亡，洛阳东有成皋，西有殽山、渑池，背靠黄河面向伊水、洛水，其坚固也足以依靠。高祖问张良，张良说：“洛阳虽然有这些险固，其中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贫瘠，四面受敌，不是用武的国家。关中左边有殽山、函谷关，右边有陇山、蜀地，沃野千里，南边有巴蜀的富饶，北边有胡地的苑囿之利，凭借三面险阻而防守，只凭一面东向控制诸侯。诸侯安定，通过黄河、渭水漕运天下的粮食，向西供给京城；诸侯有变故，顺流而下，足以运送物资。这就是所谓的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娄敬说得对。”高祖当天就西迁建都关中。

陆防说：关中是古代的邦畿，千里之地。王业的根本，就在这里。秦朝凭借它颠覆诸侯，汉朝凭借它平定四海。大概是因为凭借山河的形势险要，居住在田地的肥沃之处。对内保卫一方，占据天下的一半，可以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对外控制东夏，占据域中的广大，可以积蓄威势昭示德行。吕祖谦说：娄敬建议入关的谋划，这是至理名言。周公营建洛邑，有德行就容易称王，无德行就容易灭亡，这是战国时期浅陋儒生的说法。而论述周秦的形势，起初并没有考察。丰镐，本来是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所建都的地方。平王东迁，才开始封给秦国。那么娄敬所谈论的秦的形势，其实是周的形势。秦汉之间的人大多不学无术，只根据眼前的情况说话。东周以前全胜的周朝，了解的人很少了。群臣都是山东人，争着说洛阳，东有成皋，西有殽山、渑水，背靠黄河面向洛水，其坚固也足以依靠。高帝难道不是山东人吗？这与项羽“富贵不归故乡”的看法不同了。

臣按：这是秦朝以后建都长安的开始，张良认为关中是用武之地，凭借三面险阻而防守，只凭一面东向制约诸侯。我私下认为现在建都燕京，真可谓是用武之地，与关中相比，它所凭借的险阻也有三面，而且也只凭一面制约天下的大局。凡是虞州的十二州，夏州的九州，春秋时期的十二国，战国时期的七国，这些地方都在它所临制的范围内。与关中相比，关中西边有巴蜀的富饶，南边有商、邓的险阻，作为退步之地。燕京则前进没有穷尽，后退有界限。那么现在京师的形势，大大不同于汉唐建都关中。关中背靠山，这里则背靠太行一带的险阻；关中面临河，这里所襟带的是大海。然而汉朝的边疆在北边，咸阳距离朔方还有一千多里；唐朝的边疆在西边，长安距离吐蕃边界也几乎有一千多里。现在京都北到居庸关，东北到古北口，西南到紫荆关，近的百里，远的不过三百里。所说的居庸关是我们的后背，紫荆关是我们的咽喉。占据关中的人，将用来扼住中国的咽喉而拍打它的后背；建都幽

译燕地靠近北狄，那么又将担心他们反过来扼住我的咽喉、攻击我的后背。因此，对于防御和遮蔽的措施，尤其应当深入考虑。因为制服别人而未能成功，还不至于失去自己；但如果守卫自己却有所失误，那么它的祸害难道仅仅是不能进入（敌境）而已吗？

译高祖八年，将齐、魏两地的世家大族和豪杰迁往关中。刘敬进言说：“匈奴占据的河南地区，距离长安最近的只有七百里，轻装骑兵一天一夜就可以到达秦中。况且当初诸侯起兵时，如果不是齐国的田氏、楚国的昭氏、屈氏、景氏，是不能兴起的。现在关中人口稀少，北面靠近匈奴，东面有强大的家族，一旦有变故，陛下就不能高枕无忧了。希望将六国后裔以及豪杰名士迁居关中，无事时可以防备匈奴，有变故时可以率领他们向东讨伐，这是强干弱枝的策略。”于是将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以及豪杰百姓迁居关中，给予他们有利的田地和住宅，共计十余万人。

臣按：迁徙百姓以充实京城，一定要使他们衣食用度无不如意，忘记他们迁离家乡的事，然后才能依靠他们的作用。如果不这样，生养送死都供应不足，他们将会忧思怨恨没有尽头，每天只有逃亡罢了。即使有这些人，也如同没有一样，怎么能称为充实呢？一定要放宽他们的力役，优厚地施予恩泽。凡是有征敛赋税，都比其他百姓减少一些。

光武帝建武元年十月，皇帝车驾进入洛阳，驾临南宫，于是定都于此。

臣按：后世建都洛阳，从此开始。周人营造洛邑，作为朝会防守的地方，并不是建都。直到周平王躲避犬戎，才迁都于此。汉高祖起初也想定都洛阳，后来因为娄敬、张良的话，定都长安。光武帝中兴汉室，才在此定都。

诸葛亮到达京口，因为看到秣陵的山势，感叹说：“钟山像龙盘绕，石城像虎蹲踞，这是帝王的宅邸。”

臣按：自古帝王的都城，大多在长江以北。江南形势险要的地方，没有比得上金陵的。自从孙吴在此建都，接着是东晋、宋、齐、梁、陈，直到南唐，共七代，都是偏安一隅。只有我们的圣祖，才统一天下，在此建都。这大概是自开天辟地以来，未曾有过的。

宋仁宗庆历二年，陕西安抚使范仲淹上奏说：天有九重门，天帝居住在九重天，因此王公效法上天设置险阻，以安定万国。臣请求陛下修筑东京的高城深池，军民百万，足以作为九重天的防备。皇帝车驾不出，那么圣人坐镇四海，没有烦劳奔波的辛苦；皇帝车驾如果外出，那么大臣留守九重天，没有后顾之忧了。敌人或许谋划说：边城坚固，不能迅速攻下，京城平坦，可以深入侵犯。我如果修固京城，使它不可侵犯，那么就可以挫败敌人的计谋，阻止他们向南侵扰的志向。敌人入侵浅，那么边垒已经坚固；敌人入侵深，那么都城已经稳固。他们请求割地，我可以不答应；他们请求决战，我可以不出战。他们进不能造成祸患，退不能忘记归路，然后趁机扰乱他们，他们撤退就追击他们，即使有抢掠，也可以拦截夺取。他们衰弱我们振奋，未必不能大胜，这难道不是陛下保卫社稷、安定四海的全面防御吗？有人说：京城是王者的居所，高城深池，恐怕有失体统。臣听说后唐末年，契丹用四十万军队送石高祖入朝，而京城没有防备，闵宗于是灭亡；石晋时，叛臣张彦泽引导契丹侵犯宫阙，而京城没有防备，少主于是被俘。这都是因为没有防备而灭亡，怎么说有失体统呢？臣只担忧国家的祸患，来不及顾及有失体统。如果认为修筑城墙护城河是有失体统，不还是比流离迁徙的祸患好吗？

臣按：宋朝定都汴梁，距离边地很远。范仲淹在仁宗朝，那是宋朝一代极盛的时候。范仲淹当时镇守西边，于是建议修筑京城。当时的议论者都认为有失体统。臣私下认为，古代大臣忧国的心，总是在事情发生之前就预先谋划，只怕一旦祸机爆发，来不及着手处理，不会因为自己在远方而忘记。宋朝与契丹以白沟为界，相距二千里，而为国家长远考虑的人，还建议迅速修筑京城，大概是想巩固根本之地，以挫败外寇的计谋，怕一旦没有防备而重蹈后唐石晋的覆辙。何况现在京城与北敌相邻，快速奔驰的骑兵几天就可以到达边境，当政的人怎么能不怀有范仲淹的忧虑，在天下人之前预先担忧呢？以上关于都邑的建立，臣按：秦汉以来统一天下的，都邑之地有四个，偏安一隅及立国不到百年的不包括在内。一是长安，汉唐盛世所都；二是洛阳，汉中兴以后所都；三是汴梁，宋朝盛世所都；四是幽燕，本朝所都。隋唐不是不都长安，晋不是不都洛阳，后梁、晋、周不是不都汴梁，金、元不是不都幽燕，但都是偏安不久，本来不值得讨论。至于邺台、金陵、钱塘等地，古代确实也有建都的，但都不能与这四个相比。华夏自唐虞时代分为九州，或者分为十二州，长安在雍州地域中，洛阳、汴梁都在豫州地域中，只有今天的神京在虞代属于幽州地域，在禹贡中属于冀州地域。黄帝定都幽州的涿鹿，尧、舜定都冀州的平阳、蒲坂。涿鹿距离这里只剩百余里，而平阳、蒲坂距离这里只剩千里，大概是近境。那么秦汉以来得国的正统，国运的长远，都没有比得上我们朝代的，而其建都之地自南而北，终于在七八千年之后恢复了黄帝、尧、舜的故都。多么兴盛啊！宏大啊，我们国家获得中国帝王的正统，拥有黄帝以来的疆土，承传尧、舜以来的位号，何况用来建立极道来谋划四方

译治理国家的人，又处在黄帝、尧、舜的旧都，那么他用来继承先人遗志、记述前人功业，向上承接祖宗的典章制度，树立法则以留给子孙后代的谋划，怎么可以就此止步呢？虽然如此，黄帝、尧、舜固然应当效法，女真、鞑靼尤其应当引以为戒。《诗经》不说过吗：“殷商的借鉴并不遥远，就在夏朝的后世。”

译以上为都邑建设的下篇。

《大学衍义补》卷八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八十七

明代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的纲要

完备规制

城池的防守

《易经》坎卦的彖辞说：“天然的险阻，不可攀登；地上的险阻，是山川丘陵。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险阻在时势中的运用，真是伟大啊！”

程颐说：“高不可攀的，是天然的险阻；山川丘陵，是地上的险阻。王公作为统治人民的人，观察坎卦的卦象，知道险阻是不可侵犯的，所以设置城郭沟池这样的险阻，来守卫国家，保护百姓。人有用险阻的时候，其作用非常大，所以赞叹它伟大啊！”山河城池，是设置险阻的主要方面。吴澂说：“不可攀登的，是无形的险阻；山川丘陵，是有形的险阻。王公凭借有形的险阻来形成无形的险阻，设置这些来巩固守卫国家，这就叫做人为的险阻。”

臣按：自古帝王必定依靠险阻来建立国家。所谓的险阻有三种：天险、地险、人险。天险，是依据天理；地险，是依据地势；人险，是运用人力。因此治理国家的人，必须彰明礼义，建立纲纪，修明法度，有等级秩序而人不能侵犯，有等级威严而人不敢逾越，这就是所谓的天险。必定要凭借地形优势，增高加深，扼守要害，使出入有所限制，截断往来有所约束，这就是所谓的地险。这两种险阻，一个本源于天，一个形成于地，那么设置并建造它们的，则又在于人。王公顺应天道，顺随地势，建造城郭，挖掘沟池，设置关隘，建立亭障，都是为了守卫国家。险阻，是平易的反面。有了险阻，就顺着险阻来弥补其不足，疏通其不通之处；没有险阻，就在平坦之地，修筑险固的防备。在内建造围墙，在外建造城池，再远一些建造藩篱，有门来谨慎出入，有关来商议往来，这就是所谓的人险。既然有自然的地险作为关塞，又有应当有的人险作为屏障，那么在重关巨镇之中，就有金城汤池般的坚固，貔貅般的万旅军队，虎豹般的九关守卫，京师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宫阙防范严密而深严，望去真像在天上一样不可攀登。

《诗经·烝民》第六章说：“周王命令仲山甫，去东方筑城。”

朱熹说：“周宣王命令樊侯仲山甫在齐国筑城，尹吉甫作诗送他。东方指齐国。”《传》说：“古代诸侯的居所逼仄狭窄，天子就迁移他们的邑地并安定他们的居所。”大概是从薄姑迁徙到临淄。孔氏说：“《史记》记载齐献公元年迁徙薄姑都城，治理临淄。推算献公应当在周夷王时期，这与《传》不合。难道是在夷王时期迁徙，到了这时才开始完备城郭的防守吗？”

《韩奕》末章说：“扩大那韩城，燕师（召公的军队）所修筑，因为先祖受命，凭借此时统领百蛮，周王赐给韩侯，那追国那貊国（追、貊都是蛮夷国家）全部接受北国，凭借他作为伯长，修筑城墙，挖掘护城河，划分田亩，登记税籍，进献貔皮、赤豹、黄罴。”

朱熹说：“韩国，是侯爵爵位，是周武王的后裔。韩国初封时，召公担任司空，周王命令用他的军队来筑这座城。就像召伯营建谢邑，山甫在齐国筑城，春秋时期诸侯筑邢城、筑楚丘城之类一样。周王因为韩侯的先祖，凭借统领百蛮，所以赐给他追、貊两国，让他作为伯长，来修筑城池，治理田亩，整顿税法，并将所有的贡品进献给周王。”

吕祖谦说：“春秋时期，筑邢城、筑楚丘城、筑缘陵城、筑杞城之类，都是会合诸侯来做的。霸主的命令尚且如此，那么周朝兴盛时期，命令燕师筑韩城，本来就是常例。”

臣按：筑城，是大工程。本国百姓，不足以独自完成，必须朝廷命令邻国合力为之。不仅因为工程浩大，也因为城郭的防守，不可以拖延太久，恐怕会有意外的变故。不仅仅是一国之事，也因为这件事体关系到朝廷。

《周礼》掌固掌管修筑城郭沟池树木沟渠的坚固，颁布士庶子及其众庶的守卫任务，设置饰器（兵器甲胄之类），分配财用，平均口粮，任用万民使用材器，所有守卫的人都接受法令。

刘彜说：“《易经》说：‘城复于隍’，意思是挖沟的土用来筑城，凿池的土用来筑郭。沟池在外边深，那么城郭在内边就坚固，利用深来增加高。”

司险掌管九州的地图，以周遍知道山林川泽的险阻。

郑玄说：“巩固国家所依靠的险阻。在国中叫固，在野外叫险。掌固，掌管修筑城郭沟池树木沟渠的固，都是就国中而言；司险，周遍知道山林川泽的险阻，都是就野外而言。”

张栻说：“孟子说约束百姓不靠封疆，巩固国家不靠山溪，威慑天下不靠兵革。而先王封疆的制度，在《周官》中非常详细，设险守国与弧矢的便利，都记载在《易经》中，为什么呢？大概先王吉凶与百姓同患，他的治理，体用兼备，本末并举，道理得之于己，本来就有统一天下人心的作用；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