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二十

译只是沿袭簿册上的旧例，不再有考核的实效。田地的等级没有区别，赋税的多寡没有条理。既然没有审慎的态度，又没有统一的标准，这大概就是百姓财力常常不足，而国家用度也因此不充裕的原因吧？

译《王制》说：〇管理国家财政，一定要在年末【末也】五谷都收获入库之后，然后制定国家的用度。根据土地面积的大小，观察当年是丰收还是歉收，以三十年平均收支的情况来制定国家用度，根据收入来安排支出。

国家没有九年的储备，叫做不足；没有六年的储备，叫做危急；没有三年的储备，叫做国家不像国家了。

应镛说：“一定要在年末，是因为天时已经循环一周，而明年的事情才刚刚开始。五谷成熟有先有后，都入库了，先后就没有遗漏，而丰歉的情况就完全显现了。”

臣按：先王制定国家用度，一定要命令冢宰，是因为冢宰是六卿之长。周朝没有宰相，〇宰就是宰相。每年在年终之时，五谷都入库之后，让他观察今年的收入，来制定明年的支出，从而确定国家一年的用度多少。土地面积的大小，观察当年的丰歉，是说土地小的收入也小，土地大的收入也大。土地小而收入大，那么当年的丰收就可以知道了；土地大而收入小，那么当年的歉收就可以知道了。每年根据土地的收入来确定当年的丰歉，年成丰收则国家用度随之增加，年成歉收则国家用度也随之节省。以三十年平均收支来制定国家用度，是说每年收入分为四份，用掉三份，储存一份。每年剩余一份，三年剩余三份，积累三十年就剩余十年了。用三十年通融的方法，常留下九年的储备资金，然后计算现有的数量，作为经常用度的节制。根据收入来支出，依据府库的虚实来增减用度，那么国家就没有不足的担忧，而兴办事业、建立功业就没有不成功的了。我私下认为《王制》这一章，解说的人说是商代的制度，以臣看来，古今制定用度的方法，确实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国家最紧急的是财用。财产生于土地，而成就于天时，所以使其发挥作用的是人。天地每年有所生产，人生每年有所使用。每年的用度数量不可减少，而每年生产的物资有时不够。如果不每年为之制定计划，预先计算其数量，事先为之准备，等到临事才为之处置，就有来不及的了。臣愚以为当今制定国家用度，也应当仿效这种方法，每年户部先发文给内外各官府及边疆各地，预先筹划明年一年的用度数量，某处应该用钱粮多少，某事应该花费钱粮多少，用度之外又应当存积预备多少，其钱粮现有仓库里多少，该运还未到的多少，造作账籍，一一开列上报。又预先行文给各处布政司并直〇府分，每年在冬十月，百谷收成之后，总计一年夏秋两税的数量，其间有无灾伤、拖欠、减免、借贷，各自详细知晓。到十二月底，本部通盘统计内外新旧储备的数量，约请执政大臣共同计算，明年一年之间所用多少，所存多少，用度之余还有几年的储备，具其总数以达上知，不足则取之，何所以补数有余，则储之。何所以待用？年成不足，何事可从减省？某事可以暂且停止。这样则国家用度有所稽考，得以预先为之准备，而也使上面的人知道每年用度的多少，国家财政的盈亏，储备的有无。伏惟在万机之余，留神省察，务必使国家仓廪常有九年的余粮，而不致于六年的危急。万一有不及余三年的情况，则必定惕然儆惧。凡事都从减节，痛革用度中无益的部分，使不至于国家不像国家的地步，实在是宗社无疆的福佑。

《周礼》春官天府，祭祀天的司职，民司记录并献上报民数，谷数则接受并收藏。

林之奇说：每年献上报民数、谷数，是最为致太平的要务。《管子》说：制定国家分为二十一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三分其制而言之，即所谓七民而五农夫、二工商也。先王之所以这样做，没有其他原因，是为了使民数、谷数相等，使本末相当，作为平年的常制。至于水旱不虞之至，则必有储蓄以待之。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三十年之通，必有十年之储。国有十年之储，则谓之太平。所以说：每年献上报民数、谷数，最为致太平的要务。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其所以经纶图维，以富邦国，以生万民者，其要实在乎此。孰谓其可忽而不思，以坐视夫民之穷哉？臣按：民生于天，而每年有生死；谷产于地，而每年有丰凶。如果不让有司每年各自具其数以闻之于上，则朝廷之崇高、海宇之广远、闾阎之幽隐，曷由以知之哉？是以成周盛时，每年必祭司民、司禄，而献民数、谷数焉。献民数，俾其知登耗也；献谷数，俾其知多寡也。料其民数、计其谷数，郡邑版图其户口凡若干，内外仓场其蓄积凡若干。就一邑而计之：农圃食力者若干人，工商末作者若干人，吏兵廪食者若干人，枚而举之，总而防之。一人之食，日费几何？一月之食几何？一岁之食几何？某所有仓廪几何？一岁支发几何？存余几何？散之足以

译粮食够多少人吃？积蓄的粮食足以供给多少年？根据一年的收入，连同多年积累的粮食，用粮食的数量来与民众进行比对，它们真的相当吗？三年之中是否有一年的积蓄？十年之中是否有三年的积蓄？三十年之中是否有十年的积蓄？彼此互通有无，相互接济，用盈余来弥补不足，如果粮食多而有余，就免除百姓拖欠的债务，减免百姓的租税赋役，不把利益全部占尽而留给百姓；如果粮食少而不足，就节省朝廷的常规开支，裁减人员的冗滥俸禄，不奢侈浪费以损耗财力。像这样，百姓和国家的粮食就都充足了。百姓有剩余的粮食，国家有剩余的积蓄，那么遇到灾荒就有准备，祸乱就不会发生，风俗就会淳朴敦厚，政治教化就会美好光明。太平盛世的紧要事务，难道还有比这更根本的吗？

译《大学》说，君子首先要在德行上谨慎。有了德行，就能得到民众；有了民众，就能拥有土地；有了土地，就能产生财富；有了财富，就能满足各种用途。

朱熹说：“德行就是所说的光明德行。得到民众，就是得到人心；拥有土地，就是拥有国家；拥有国家，就不必担心没有财富和用度了。”有人问朱熹：“所谓首先在德行上谨慎，是什么意思呢？”朱熹说：“上文说拥有国家的人不可不谨慎，这里说所谨慎且应当首先做到的，尤其在于德行。德行就是所说的光明德行，所以谨慎的方法，也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以此来修养自身罢了。”

把根本当作外在，把末节当作内在，就会让民众争斗，施行掠夺。因此，财富聚集，民众就会离散；财富分散，民众就会聚集。因此，言语悖逆地发出，也会悖逆地返回；货物悖逆地获取，也会悖逆地流失。朱熹说：“君主把德行当作外在，把财富当作内在，那就是让民众争斗，并施行掠夺的教化。因为财富是人们共同想要的，如果不能推己及人而想独占，民众也会起来争夺。把根本当作外在，把末节当作内在，所以财富聚集；让民众争斗，施行掠夺，所以民众离散。反过来，就有德行而得到民众了。悖逆，这里通过言语的出入，来说明货物的出入。”朱熹又说：“有德行而得到民众、拥有土地，就顺应天理划分土地，不必担心没有财富和用度了。然而如果不知道本末且没有推己及人的心，那么没有不使民众争斗并施行掠夺教化的。”《易经·大传》说：“用什么来聚集民众？回答说：财富。”《春秋外传》说：“统治人民的人，是用来引导利益并分配给上下的。所以财富聚集在上层，民众就会离散在下层；财富分散在下层，民众就会归附在上层。”言语悖逆地发出，也会悖逆地返回；货物悖逆地获取，也会悖逆地流失。郑玄认为：“君主有违背命令的行为，民众就会有违背言辞；上层贪图利益，下层的人就会侵扰叛乱，这符合道理。”

臣按：财富是人们共同想要的。土地所生产的，只有这么多，不在上层就在下层。不仅是上层的人喜好并想要获取，下层的人也不愿意别人获取而不愿给予。人心喜好利益，没有止境，如果不是在上位的人首先谨慎自己的德行，知道道义值得重视而财利轻微，不至于独占民众的利益并施行掠夺，那就很少了。如今，只谨慎德行，兢兢业业地自我约束，小心翼翼地自我保持。知道财利是我所喜好的，而民众也喜好它。我想要获取的心，就是民众不愿意给予的心。不得已而获取，所获取的都符合天理的公正，而不违背人情的欲望。像这样获取，那么收入既然合乎道义，支出也一定合乎正道。像这样，就能与民众同好恶，以民心为己心。这就是所说的推己及人的道理，而治理太平的关键，不外乎于此。

创造财富有大道，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生产的人勤勉，使用的人从容，那么财富就常常充足了。

吕大临说：“国家没有游手好闲的人，那么生产的人就多；朝廷没有侥幸任职的人，那么消费的人就少；不耽误农时，那么生产就勤勉；量入为出，那么使用就从容。”朱熹说：“这是承接拥有土地和财富来说的，用以说明使国家富足的道理，在于务本和节用。”又说：“《洪范》八政，粮食和货物排在首位。”子贡问政，孔子告诉他，也以粮食充足为首。因为养育民众的道理，不可一天没有，圣人怎么会轻视它呢？只是认为治理国家的人，如果以利益为利益，就一定会剥削民众来奉养自己，而有悖逆流失的祸患，所以深刻说明其危害作为警戒。至于崇尚根本、节约用度，是国家的常政，用来厚待下层并使民众富足，本来就没有废弃。吕氏的说法，符合道理。有子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孟子说：“没有政事，那么财用就不充足。”正是这个意思。然而孟子所说的政事，是用来告诫齐梁的君主，让他们制定民众的产业，哪里像后世横征暴敛，残害民众来养活自己那样呢？臣按：金履祥说《大学》全章以货财为警戒，而这里却说创造财富，为什么呢？因为财用，是国家的常经，不可一天没有，如果只禁止其为聚财的政策，而不指示创造财富的途径，那么将来国家用度不足，终究不免横征暴敛于民众，那么那些以理财为忌讳的人，反而成了聚财的张本。所谓创造财富，一定有顺应天理划分土地的源头；所谓有道，一定不是管仲、商鞅功利之术。而探究创造财富的道理，就是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生产的人勤勉，使用的人从容罢了。天地间自有无穷的利益，拥有国家的人，也本来有无穷的财富，只是勤勉的人得到它，懒惰的人失去它，节俭的人充裕它，奢侈的人消耗它。金履祥说《大学》这四句话，是万世理财的大法。臣私下认为金履祥所说的勤俭怠奢这四句话，又是万世理财的节制。

仁爱的人用财富来发扬自身，不仁爱的人用自身来发财。没有上层喜好仁爱而下层不喜好道义的。没有喜好道义而事情不能善终的。没有府库的财富不是其财富的。

朱熹说：“仁爱的人分散财富以得到民众，不仁爱的人牺牲自身以增殖货物。上层喜好仁爱以爱护下层，那么下层喜好道义以忠于上层。所以事情必有善终，而府库的财富没有悖逆流失的祸患。”又说：“仁爱的人不私有其所有，所以财富分散民众聚集而自身尊贵；不仁爱的人只图利益，所以牺牲自身招祸以崇积货物。然而这也是就财货的效果来说的，不是说仁爱的人真有以财发身的意思。夫

译君主崇尚仁德，臣下就会崇尚道义；臣下崇尚道义，政事就能有始有终；政事有始有终，做君主的就能安享富贵尊荣，而府库中的财富也能长久保全。这就是用财富来成就自身（德行）的效果。君主不崇尚仁德，臣下就不崇尚道义；臣下不崇尚道义，政事就不能善终。这将会导致天下人恨不得立刻杀死君主都来不及，更何况府库中的财富，又怎么能算是我们自己的财富呢？就像商纣王因为自焚而失去了钜桥、鹿台的财富，唐德宗因为出逃而失去了琼林、大盈库的积蓄，这些都是用自身（灾祸）来耗费财富的效果。

译孟献子说：“与其有搜刮民财的臣子，宁可有偷盗国库的臣子。”这是说国家不把利益当作利益，而把道义当作利益。

治理国家却致力于财货用度的，一定是由小人引导的。那些小人驱使国家，灾祸祸患一并到来，即使有贤良的人，也无能为力了。这是说国家不把利益当作利益，而把道义当作利益。

朱熹说：“搜刮民财的臣子，剥削百姓的血汗来奉养君主，而百姓遭受其祸害；偷盗的臣子窃取君主的府库来谋取私利，而祸患不及于百姓。仁者之心，至诚悲悯，宁愿损失自己的财物，也不忍心伤害百姓的力量。所以与其有搜刮民财的臣子，宁可有偷盗的臣子，这也是‘絜矩之道’的含义。”又说：“这里说灾祸祸患一并到来，无能为力，为什么呢？”回答说：“怨恨已经结在民心，就不是朝夕之间可以化解的了。”圣贤深入探究其实质而极力陈述，想要人们在事情未发生前审慎对待，而不致于事到临头后悔莫及。以此为防范，人们还是有用桑弘羊、孔仅、宇文融、杨慎矜、陈京、裴延龄这类人来败坏国家的。所以陆宣公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财货，是百姓的心。心受伤则根本受伤，根本受伤则枝叶凋谢枯萎，而根柢被拔起了。”吕正献公说：“小人搜刮财货来助长君主的欲望，君主不醒悟，认为这对国家有利，却不知道最终是有害的。奖赏他们进献忠心，却不知道他们是大不忠；嘉许他们承担怨恨，却不知道怨恨归于君主身上。”像这两位公子的言论，可以说深得这一章的旨意了。拥有国家的人，能不引以为鉴吗！真德秀说：“近世所谓善于理财的人，多么对此茫然无知啊！百姓已经困苦，而赋税征收日益兴起，不知道皮将尽而毛无所依附。拿出新奇巧妙的方法来笼络愚民，只求获取加倍的收入，不知道朝四暮三没有益处。”孟子说：“我能为君主充实府库，现在所谓良臣，古代所谓民贼。”

金履祥说：“国家是天下人的国家，是天下人的家。君主只是统领他们罢了，本来不是君主所能私有的。何况可以独占其利来谋取私利呢？作为国家的统领，只致力于财货用度，其根源一定起于小人。小人虽然悖逆，难道能自己肆意施毒吗？只有拥有国家的人，认为他们言利是善于体恤国家，认为他们承担怨恨是善于忠于君主，认为他们搜刮是善于理财，因此使得小人能在国家中作为，所以悖逆取财无所不至，而国家的灾祸患害也将无所不至了。大概百姓穷困众怨，战乱连绵盗贼兴起，百姓在下面背叛，天变在上面发怒，国家到了这个地步不可再维持了。即使有贤良的人继承其后，也将怎么办呢？大概财货聚集必有聚集的怨恨，怨恨聚集必有到来的祸患，而祸患已至无可挽回之势，小人的祸害国家如此猛烈，不谨慎于开始，而怎么能在最终挽救呢？”臣按：《大学》解释“治国平天下”的意义，谆谆以理财为言，难道是圣贤教人兴利吗？大概“平”的意思是彼此之间各得分愿。为什么呢？天下之大，由乎一人之积累，人人各得其分，人人各遂其愿，而天下就平了。所以天子有天下，就有天下的用度；匹夫有一家，就有一家的用度。天子的用度，则取自百姓；百姓的用度，将取自谁呢？居于人之上的人，想要取自百姓，常以其心度百姓之心，说：“那百姓的家，上有父母，下有妻子，一日不食则饥，一年无衣则寒。那家的生计不可一日没有，也如同我不可一日没有。这是国家的生计。”体恤百姓之心，反求诸己，使彼此之间各止于其所处的本分，各遂其所愿，无一人不遂其生，无一人或失其所，则天下无不平的了。这就是《大学》所谓“絜矩之道”，推极其理，即圣门所谓“仁”所谓“恕”。虽然，有其心无其政，是谓徒善，所以愿治的君主，不独有理财之法，又必有理财之人。理财之法，即所谓“生财之大道”是也。理财之人，所谓“聚敛之臣”，决不用。不用聚敛之臣，而行崇本节用之道，推吾所以以心度心者，以为取民之节度，仅足吾用而已，不分外以多求，不极欲以侈用，如是则上之人既得其分愿，而下之人亦遂其分愿了，天下岂有不平的呢？又考理财之说，始于《易大传》，而《大学》不言理而言生，为什么呢？唉！理的意思是有人为分疏之意；生的意思是生生不穷之意。有以生之而财之源，生生不穷；有以理之而财之流，陈陈相因。如是则存于民也无不足，而用于君也恒有余了。治平之道，端在于此。朱熹所引陆贽、吕公着告其君之言，尤为切要。伏惟圣明留神玩味。

以上总论理财之道【上】

大学衍义补卷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二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