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二
之使不越法。」
朱熹曰：「画象而示民，以墨、劓、剕、宫、大辟五等肉刑之常法也。或问：『象以典刑，如何为象？』曰：『此正言法象，如悬象魏之象。』」
译的使者不逾越法度。」
朱熹说：「绘制图像来昭示百姓，这是墨刑、劓刑、剕刑、宫刑、大辟这五种肉刑的常法。有人问：『用图像来展示常刑，怎样算是图像呢？』回答说：『这正是说法度之象，如同悬挂在象魏上的图像。』」
臣按《吕刑》曰：「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冦贼。惟作五虐之刑，则肉刑在蚩尤之世已有之，非起自虞世也。」
夏作禹刑
汤制官刑儆于有位
蔡沈曰官刑官府之刑也
周礼，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国都鄙，乃县刑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刑。象挟日【凡十日】而敛之。
郑▯曰：象魏，阙也。鲁灾，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旧章不可忘。」
王昭禹曰：「刑虽先王原情以定罪，因事以制刑，亦当因时而为之变通，量时而有轻重。正月之吉，布刑于邦国都鄙，为是故也。盖先王之法，若江河，贵乎易避而难犯。若匿为物，而愚不识其陷于罪，又从而刑之，不防于罔民乎？其使民观象者，亦使知所避而已。」臣按：「成周刑典之设，旣布于邦国都鄙，又县之象魏，惟恐民之不知而误犯也。夫设法令以待天下，固将使民易避而难犯，顾乃深藏于理官法家，自典正职掌之官，犹不能徧知其所有，洞晓其所谓，况愚夫细民哉？闾阎之下，望朝廷之禁宪，如九地之于九天，莫测其意向之所在。及陷乎罪，从而刑之，是罔民也，岂圣王同民出治之意乎？」是以《周礼》六官，俱于正月之吉，各布其典于象魏，以示万民。其所示者，有善有恶，使之知所好恶。惟刑典则示之以所禁，使不犯焉。
士师之职，掌国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助也】刑罚。一曰宫【王宫】禁，二曰官【官府】禁，三曰国【城中】禁，四曰野【郊野】禁，五曰军【军旅】禁。皆以木铎狥之于朝，书而县于门闾【巷门曰闾】
郑▯曰：「古之禁书亡矣。今宫门有符，籍官府有无，故擅入城门，野有田律，军有嚣讙，夜行之制。」
贾公彦曰：「凡设五刑者，刑期于无刑。于刑外豫设禁，禁民使其不犯于刑，是左右助刑罚，无使罪丽于民也。」
臣按：三代未有律之名，而所谓禁者，即是豫为法禁，以制之于未然。虽无律之名，而律之意已具于此矣。违乎禁，则入于刑；入于刑，则犯于法；犯于法，则加以罚焉。然非狥之以木铎，书之于门闾，则蚩蚩蠢蠢之民，何以知其为禁而不犯哉？故以木铎狥之于朝，使之内有所闻；以书而悬于门闾，使之外有所见。闻见于耳目之间，警省于心思之内，知所禁忌而不犯刑法。所谓五禁之法，左右乎刑罚，岂不然哉？
以五戒先后刑罚，毋使罪丽于民。一曰誓，用之于军旅；二曰诰，用之于会同；三曰禁，用诸田役；四曰纠，用诸国中；五曰宪，用诸都鄙。
呉澂曰：「先后犹左右也。以言折之曰誓，若汤誓之类；以言告之曰诰，若康诰之类；止使勿为曰禁，察其有犯曰纠，表而悬之曰宪。以五戒左右其刑罚，则无犯法之民矣。」
臣按：以五戒先后刑罚，即唐宋之律，而有名例、职制、敇令、格式之意也。盖禁止使勿为，施于未然之前；戒敇其怠忽，施于事为之际。先之则引而导之，使无进而丽于罚；后之则柅而止之，使无退而丽于刑。圣人之心，见于母之一言。其慈爱过于父母，其覆载同于天地。
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贼，三曰邦谍，四曰犯邦令，五曰挢邦令，六曰为邦盗，七曰为邦朋，八曰为邦诬。郑众曰：「八成者，行事有八篇，若今时决事比。」
呉澂曰：「汋读如斟酌之酌，谓刺探邦之机密而泄于外者；贼谓潜谋隂结将为逆乱者；谍谓敌国行间觇伺虚实者；令谓故恃傲狠以干号令者；挢读如矫诈之矫，谓诈为符玺以行号令者；盗谓窃取国之寳藏者；朋谓私党相阿使乱政者；诬谓诬罔造妖以惑众者。」
臣按：先儒谓官府之八成，则其经治之成法也；士师之八成，则其正乱之成法也。先王之时，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徳以同俗。患夫奸人之为祸于邦家也。且八成之法，使士师掌之，使其知有犯于此者，必刑之而无赦。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所以防其芽蘖者，岂不豫哉？
司刑掌五刑之法，以丽【附也】万民之罪：墨【墨刻颡而涅之】罪五百，劓【割其鼻】罪五百，宫【丈夫割势
译臣查考《吕刑》记载：“蚩尤起初作乱，祸延平民，无不成为强盗。他制定了五种酷刑，可见肉刑在蚩尤时代就已经存在，并非起源于虞舜时代。”
夏朝制定了禹刑。
商汤制定了官刑，以警戒在位官员。
蔡沈说：官刑就是针对官府的刑罚。
《周礼》规定，在正月吉日，天气初和时，开始向邦国、都城和边邑颁布刑法，并将象征刑法的图像悬挂在象魏上，让万民观看。象魏在十日中夹着太阳展示，之后收起。
郑玄说：象魏就是宫阙。鲁国发生火灾，季桓子搀扶着国君，站在象魏之外，命令收起象魏，说：“旧有的典章不可遗忘。”
王昭禹说：“刑罚虽然由先王根据情理来定罪，依据事由来制定，但也应当顺应时势进行变通，衡量时势来决定轻重。在正月吉日，向邦国、都城和边邑颁布刑法，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大概先王的法律，如同江河，贵在容易避开而难以触犯。如果隐藏起来，让愚昧的人不知道而陷入罪责，接着又对他们施以刑罚，这不是在欺骗百姓吗？让百姓观看刑法图像，也是让他们知道如何避开罢了。”臣查考：成周时期刑法典章的设立，既颁布于邦国、都城和边邑，又悬挂在象魏上，只怕百姓不知道而误犯。制定法令以应对天下，本意是让百姓容易避开而难以触犯，然而却深藏在司法官员和法家手中，连掌管典籍和职事的官员，尚且不能普遍知晓其内容，透彻理解其含义，何况愚夫细民呢？民间百姓仰望朝廷的禁令，如同九地仰望九天，无法测知其意向所在。等到陷入罪责，接着又对他们施以刑罚，这是欺骗百姓，难道是圣王与百姓共同治理的本意吗？因此《周礼》六官，都在正月吉日，各自在象魏上颁布其典章，以展示给万民。所展示的，有善有恶，让百姓知道喜好与厌恶。唯独刑法典章，展示的是禁止之事，让百姓不触犯。
士师的职责，掌管国家的五种禁令之法，以辅助刑罚。一是宫禁，二是官禁，三是国禁，四是野禁，五是军禁。都用木铎在朝廷巡行宣告，并将禁令书写后悬挂在巷门。
郑玄说：“古代的禁令文书已经失传。现在宫门有符节，登记官府有无，所以擅自进入城门，野外有田律，军队有喧哗，夜间行走有制度。”
贾公彦说：“凡是设立五刑，目的是期望最终不用刑罚。在刑罚之外预先设立禁令，禁止百姓使其不触犯刑罚，这是辅助刑罚，不让罪责牵连百姓。”
臣查考：夏商周三代没有律的名称，而所谓的禁，就是预先设立的法令禁令，以在祸患发生前加以制约。虽然没有律的名称，但律的含义已经具备于此了。违反禁令，就进入刑罚；进入刑罚，就触犯法律；触犯法律，就加以处罚。然而如果不通过木铎巡行宣告，不书写悬挂在巷门，那么愚昧的百姓，怎么知道那是禁令而不触犯呢？所以用木铎在朝廷巡行宣告，让百姓在内有所闻；将禁令书写悬挂在巷门，让百姓在外有所见。听闻和看见在耳目之间，警醒和反省在心思之内，知道禁忌而不触犯刑法。所谓五种禁令之法，辅助刑罚，难道不是这样吗？
用五种告诫来辅助刑罚，不让罪责牵连百姓。一是誓，用于军旅；二是诰，用于会盟；三是禁，用于田猎和劳役；四是纠，用于国中；五是宪，用于都城和边邑。
吴澄说：“先后如同左右。用言语折服称为誓，如《汤誓》之类；用言语告知称为诰，如《康诰》之类；制止使其不做称为禁，察其有犯称为纠，表彰并悬挂称为宪。用五种告诫辅助刑罚，就没有犯法的百姓了。”
臣查考：用五种告诫辅助刑罚，就是唐宋的律，而有名例、职制、敕令、格式的含义。大概禁止使其不做，施行于祸患发生之前；告诫其懈怠疏忽，施行于行事之际。先则引导，使其不进而牵连于处罚；后则阻止，使其不退而牵连于刑罚。圣人的心意，体现在“母”这一字上。其慈爱超过父母，其覆载同于天地。
掌管士的八种成法，一是邦汋，二是邦贼，三是邦谍，四是犯邦令，五是挢邦令，六是为邦盗，七是为邦朋，八是为邦诬。郑众说：“八成是指行事有八篇，如同现在的决事比。”
吴澄说：“汋读如斟酌的酌，指刺探国家机密而泄露给外人的人；贼指暗中谋划勾结将要作乱的人；谍指敌国间谍窥探虚实的人；令指故意傲慢狠戾以违抗号令的人；挢读如矫诈的矫，指伪造符玺以发布号令的人；盗指窃取国家宝藏的人；朋指结党营私使政治混乱的人；诬指造谣惑众的人。”
臣查考：先儒说官府的八成，是治理的成法；士师的八成，是平定动乱的成法。先王时代，整顿八政以防止淫乱，统一道德以同化风俗。担忧奸人危害国家。况且八成的法度，让士师掌管，使其知道触犯这些的人，必定受刑而不予赦免。在动乱之前治理，在危险之前保全国家，所以防备其萌芽，难道不是预先做的吗？
司刑掌管五刑的法度，以附会万民的罪责：墨刑五百条，劓刑五百条，宫刑
，女子幽闭】罪五百，刖【截其足】罪五百，杀【死也】罪五百。若司防断狱弊讼，则以五刑之法诏刑罚，而以辨罪之轻重。
译女子幽闭的刑罚有五百种，截断双脚的刑罚有五百种，处死的刑罚有五百种。如果司防审理案件、处理诉讼，就依据五刑的法度来宣告刑罚，并以此辨别罪行的轻重。
臣按：五刑之名，始见于《虞书》，然未有其目也。着其目，始于此。司刑所掌者，以五刑之法，丽民之罪。司冦断狱弊讼，则诏之处其所应否，或轻或重，咸听其所附丽焉。
司约掌邦国及万民之约剂，治神之约为上，治民之约次之，治地之约次之，治功之约次之，治器之约次之，治挚之约次之。
郑▯曰：「此六约者，诸侯以下至于民，皆有焉。剂谓劵书也。」
呉澂曰：「约，言语之约束也。治者，理其相抵冒上下之差也。神约，谓命祀郊社羣望及祖宗也。民约，谓征税迁移及仇雠旣和之类也。功约，谓王功国功之属，爵赏所及也。器约，谓礼乐吉凶车服所得用也。挚约，谓玉帛禽鸟相与往来也。」
臣按：有约以结其信，有剂以固其约，谓之约剂。则约而有其剂也。司约掌邦国及万民之约剂，凡有六焉。是六者，朝廷皆为之约剂，付司约掌之，而属于秋官焉。先为之约剂，使人知所守；而有不如其约者，则考其劵书以治之。亦犹后世之格式也。
禁杀戮【官名】掌司斩杀戮者。凡伤人见血而不以告者，攘狱者，遏讼者，以告而诛之。
郑▯曰：掌杀戮者，禁民不得相杀戮。司犹察此四者，告于司冦，罪之也。斩杀戮，谓吏民相斩、相杀、相戮者，伤人见血。见血乃为伤人耳。
呉澂曰：攘狱，谓罪人之刼狱者，遏讼止，遏民讼也。臣按：人君为生民之主，必使之相安养，以全其生。彼其相斩、相杀、相戮及伤人见血而不以告，则必杀伤人者之强众，而被杀伤者之寡弱也。与夫狱已具而攘夺之，讼将兴而遏止之，则民之情将郁而不伸，下之恶将长而益炽，国之法将格而不行。茍不设官以掌之，使有如是者，则以告之于其长，则民寡弱者含寃而莫诉，强众者稔恶而不悛。气久郁则无聊，力不敌则舍死而乱，由是生矣。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乱暴，力正者矫，诬犯禁者，作言语而不信者，以告而诛之。
郑▯曰：「民之好为侵陵、称诈、谩诞，此三者亦刑所禁也。力正者，以力强得正也。」
呉澂曰：禁止也。乱，谓悖于人伦；暴，谓敢作威怒；力正，谓胁众从己，以邪为正也。矫诬，谓矫曲为直，诬善为恶，以冒犯禁也。
臣按，成周之世未有律令之书，凡秋官司冦所设之官属，所掌之刑禁，凡所当禁约施行者，即后世法律之条件也。说者谓秋官自禁杀戮至脩闾氏八官，皆防防盗贼奸轨者，较之今律斩杀戮即今之人命律，攘狱即今之刼囚律，遏讼即今之告状不受律，姑举一二，余可以类推矣。兹不备载云。
吕刑曰：「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刖足也】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死刑】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上下比罪，无僣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蔡沈曰：「三千，总计之也。《周礼》司刑所掌五刑之属二千五百，刑虽増旧，然轻罪比旧为多，而重罪比旧为减也。比附也，罪无正律，则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也。乱辞，辞之不可听者，不行。旧有是法而今不行者，戒其无差误于僣乱之辞，弗用。今所不行之法，惟详明法意而审克之也。」
吕祖谦曰：「墨劓所増，皆轻刑；宫所损二百，大辟所损三百，皆重刑也。剕无増损，居轻重之间者也。轻罪则多于前，重罪则损于旧。观其目，则哀矜之意固可见；观其凡，则文胜俗弊，亦可推矣。」
陈大猷曰：「三千者，法之正条，载之刑书者也。刑如律比，如例法有限，情无穷。三千之属众矣，犹不能尽天下之情罪。以此知人情无穷，而法不可独任也。旣无正律，复僣乱而无定辞，将安所据依乎？且又有此例，昔尝有之，而今不可行者矣。必无差乱其辞而妄比附，勿用今不可行之法而强比附。如汉长安贾人与浑邪王市者，罪当死，凡五百余人。汲黯曰：『愚民安所知市贾长安中，而文吏以为阑出财物如边闗乎？』此类乃以不可行者比附也。」
臣按：先儒谓「三千已定之法」，载之刑书者也。天下之情无穷，刑书所载有限，不可以有限之法而尽无穷之情，
译臣按：五刑的名称，最早见于《虞书》，但当时还没有具体的条目。确立这些具体条目，是从这里开始的。司刑所掌管的是，用五刑的法律，来判定民众的罪行。司寇审理案件、裁决诉讼，就宣告他们应当如何处置，是轻是重，都听从所附丽的法律条文。
司约掌管邦国及万民的契约文书，治理神事的契约最为重要，治理民众的契约其次，治理土地的契约再次，治理功绩的契约又次之，治理器物的契约再次之，治理信物的契约又次之。
郑玄说：“这六种契约，从诸侯以下直到平民，都有。剂指的是券书。”
吴澄说：“约，是言语上的约束。治，是理清其中相互抵牾、上下有差别的部分。神约，是指命祀郊社群望及祖宗的契约。民约，是指征税迁移以及仇敌和解之类的契约。功约，是指王功国功之类，爵位赏赐所涉及的契约。器约，是指礼乐吉凶车服所允许使用的契约。挚约，是指玉帛禽鸟相互往来馈赠的契约。”
臣按：有约定来结守信义，有券书来巩固约定，这就叫作约剂。那么约定而有其券书。司约掌管邦国及万民的约剂，共有六种。这六种，朝廷都为之制定约剂，交给司约掌管，而隶属于秋官。事先制定约剂，使人们知道应当遵守；如果有不按照约定行事的，就考察其券书来惩治他。这也就像后世的格式一样。
禁杀戮【官名】掌管禁止斩杀戮杀的人。凡是伤人见血却不报告的人，劫夺狱讼的人，阻止诉讼的人，有人告发就诛杀他们。
郑玄说：掌管禁止杀戮的人，是禁止百姓不得互相杀戮。司即察视这四种情况，报告给司寇，予以定罪。斩杀戮，是指官吏百姓互相斩首、互相杀害、互相杀戮的情况。伤人见血，见血才算是伤人。
吴澄说：攘狱，是指罪人劫夺狱讼的情况；遏讼，是指阻止百姓诉讼的情况。臣按：国君是百姓的主宰，一定要使他们相互安养生息，以保全他们的生命。那些互相斩首、互相杀害、互相杀戮以及伤人见血却不报告的情况，必定是杀伤人者势强众，而被杀伤者势寡弱。至于狱讼已经具备却去劫夺，诉讼将要兴起却去阻止，那么百姓的情理就会郁结而不能伸张，下层的恶行就会滋长而更加炽盛，国家的法律就会受阻而不能施行。如果不设置官员来掌管这些，让有这种情况的人向长官告发，那么百姓中势寡弱者含冤而无处申诉，势强众者积恶而不悔改。气久郁结就会感到无聊，力量不敌就会舍死作乱，由此就产生了。
禁暴氏掌管禁止庶民的混乱暴行，以强力自正的人，矫枉诬犯禁令的人，制造言语而不诚信的人，有人告发就诛杀他们。
郑玄说：“百姓喜欢侵凌、称诈、谩诞，这三种也是刑罚所禁止的。力正者，是以强力自认为正当。”
吴澄说：禁，是禁止。乱，是指悖逆人伦；暴，是指敢作威作福；力正，是指胁迫众人顺从自己，以邪为正。矫诬，是指矫曲为直，诬善为恶，以此来冒犯禁令。
臣按，成周时代没有律令之书，凡是秋官司寇所设置的官属，所掌管的刑禁，凡是应当禁止约束施行的，就是后世法律的条件。有人说秋官从禁杀戮到脩闾氏这八个官，都是防范盗窃奸轨者的，比较现在的律法，斩杀戮即现在的人命律，攘狱即现在的劫囚律，遏讼即现在的告状不受律，姑且举出一二，其余可以类推了。这里不再详细记载。
《吕刑》说：“墨刑的类别有一千，劓刑的类别有一千，剕【刖足】刑的类别有五百，宫刑的类别有三百，大辟【死刑】的类别有二百。五刑的类别共有三千。上下比照定罪，不要错乱言辞，不要用已经废止的法律。只考察只依法，要审慎克制。”蔡沈说：“三千，是总计的数字。《周礼》司刑所掌管的五刑类别二千五百，刑罚虽然比旧时增加，但轻罪比旧时多，而重罪比旧时减少。比附，是指罪无正律，就以上下刑罚来比附定罪。乱辞，是指不可听信的言辞，不行。旧有这种法律而现在不行的，告诫不要错乱于僭越混乱的言辞，不要使用。现在所不行的法律，只详细明了法意而审慎克制。”
吕祖谦说：“墨劓所增加的，都是轻刑；宫刑所减少的二百，大辟所减少的三百，都是重刑。剕刑没有增减，处于轻重之间。轻罪比从前多，重罪比旧时减少。看其条目，哀矜之意固然可见；看其总数，文胜俗弊，也可以推知。”
陈大猷说：“三千，是法的正条，记载在刑书中的。刑如律比，如例法有限，而情无穷。三千的类别很多，还不能穷尽天下人的情罪。由此可知人情无穷，而法不可单独依赖。既然没有正律，又僭越混乱而没有定辞，将依据什么呢？况且又有这种例子，过去曾有，而现在不可行的。必定不要错乱其言辞而妄自比附，不要用现在不可行的法而强行比附。如汉长安贾人与浑邪王做买卖的，罪当死，共有五百多人。汲黯说：‘愚民哪里知道在长安中做买卖，而文吏认为这是阑出财物如边关呢？’这类就是以不可行的法来比附的。”
臣按：先儒说“三千已定之法”，是记载在刑书中的。天下人的情无穷，刑书所载有限，不可以有限的法来穷尽无穷的情，
又在用法者斟酌损益之。古者任人不任法，法所载者任法，法不载者参以人，上下比罪是也。以其罪而比附之上刑，则见其重；以其罪而比附之下刑，则见其轻。故于轻重之间裁酌之。然必以辞为主，辞若僣乱，情与罪不相合，是不可行者也。当勿用其不可行之法，惟当察其情，求之法，二者合而后允当乎人情法意，是乃可行者也。在审克之而已。是说虽以解经，然而万世之下，律文所不该载者，比附之法莫切于此。所谓察之情，求之法，比之上刑不重，比之下刑不轻，而参酌于轻重之间，必允当乎人情法意，可谓得审克之意矣。
译还要由执法者在具体运用时斟酌增减。古代任用人才而不单纯依赖法律，法律条文所载明的就依据法律，法律条文未载明的就参考人的判断，所谓“上下比罪”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将罪行比照上刑来附会，就显得过重；如果将罪行比照下刑来附会，就显得过轻。因此需要在轻重之间进行裁量斟酌。然而必须以言辞供词为主要依据，如果言辞僭越混乱，情理与罪行不相符合，这种案件就是无法执行的。应当不使用那些不可行的法律，只应当考察案情，寻求法律依据，两者结合之后才符合人情与法意，这才是可以执行的。关键在于审慎克制罢了。这番话虽然是为了解释经文，然而在千秋万代之后，对于律文没有涵盖的情况，没有比这种比附之法更切合实际的了。所谓考察案情，寻求法律依据，比照上刑不显过重，比照下刑不显过轻，而在轻重之间参酌权衡，必定符合人情与法意，这可以说真正领会了审慎克制的意旨。
春秋左氏传昭公六年郑人铸刑书【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叔向使诒【遗也】子产书曰：“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竝有争心，以徴于书而儌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郑国，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竝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肸闻之，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
杜预曰：「权移于法，故民不畏上；因危文以生争，缘儌幸以成其巧伪。」
孔颖逹曰：「刑不可知，威不可测，则民畏上也。今制法以定之，勒鼎以示之，民知在上者不敢越法以罪已，又不能曲法以施恩，则权柄移于法矣。且法之设文有限，民之犯罪无穷，自然有危疑之理，以生其与上争罪之心，缘儌幸以成其巧伪，将有实罪而获免者也。夏商之末，至有以私乱公，以货枉法，其事不可复治，乃逺取创业圣王当时所断之狱，因其故事，制为定法。至周之衰，亦为刑书，谓之九刑、三辟。谓禹刑、汤刑、九刑也。辟，罪也。三者皆叔世所为，不起于始盛之世。为其文是制参辟，勒于鼎，是铸刑书也。子产亦采取上世之法，断狱善者，制为法也。今铸鼎示民，民知争罪之本在于刑书，将弃礼而取征验于书，则虽刀锥微细之事，亦将尽争辨以求儌幸。如此则纷乱之狱讼愈益丰盛，或以贿赂文致人罪，或以贿赂幸脱刑辟，郑国必有祸败也。」
昭公二十九年，晋铸刑鼎，着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
孔颖逹曰：「范宣子制作刑书，施于晋国，自使朝廷承用，未尝宣示下民。今荀寅谓宣子之书可为国法，故铸鼎而铭之，以示百姓。犹如郑铸刑鼎，仲尼讥之，其意与叔向讥子产同。」
又曰：「子产铸刑书，而叔向责之；赵鞅铸刑鼎，而仲尼讥之。」如此，则刑之轻重不可使民知也。而李悝作法，萧何造律，颁于天下，悬示兆民。秦汉以来，莫之能革，不可一日无也。盖古者分地建国，作邑命家，诸侯则奕世相承，大夫亦子孙不絶，皆知国为吾土，众实我民，自有爱吝之心，不生残贼之意，故得设法以待，刑临事而议罪，不须预以告民。故仲尼、叔向所以讥其铸刑书也。秦汉以来，天下为一，长吏以时迁代，其民非复已有，懦弱则为殿负，强猛则为称职。且疆域阔逺，戸口滋多，大郡境余千里，上县数以万计，豪横者陵蹈邦邑，桀徤者雄张闾里，酷吏专任刑诛，或乃肆情好杀，违众用己，至有积骸满穽，流血丹野。若复信其杀伐，任其纵舍，必将喜怒变常，爱憎改度，不得不作法以齐之，宣众以令。之所犯当条，则断之以律；疑不能决，则谳之上府。故得万民以察，天下以治。圣人制法，非不善也，古不可施于今。今人所作，非能圣也，足以周于用。所谓观民设教，遭时制宜，谓此道也。臣按：郑、晋铸刑书，盖以其前世所用，以断狱者之法比而铸于器，以示民于久逺也。考周官司寇，建三典，正月之吉，县于象魏，使万民观之，浃旬而敛，夫国之常刑，而又岁岁布之于邦国都鄙。何哉？刑虽有常，亦当量时而为之轻重。然恐民之不知其所以然也，故旣布其制，又悬其象，所以晓天下之人，使其知朝廷原情以定罪，因事以制刑，其故如是也。皆知所畏避，而不敢犯焉。非谓刑之轻重不可使人知也。先儒谓详左氏所载夫子之说，第令守晋国旧法以为范，宣子所为非善耳，非谓圣王制法不可使人知也。或曰：郑、晋二国所谓刑书，皆先世所有，临时处置者，固已载于方策，至是子产、范鞅始铸于器，则为一定之制，无复古人酌量之制，故仲尼、叔向讥之，非谓刑书。不可有特谓，不可
译《春秋左氏传》昭公六年，郑国人铸造刑书【将刑书铸在鼎上，作为国家的常法】。叔向派人给子产送信说：“从前先王根据事情的具体情况来制定措施，不预先制定刑法条文，是担心百姓产生争讼之心。百姓如果知道了刑法条文，就会对上不存敬畏之心，并且产生争讼之心，依据法律条文来争辩，并企图侥幸成功，这是不可以的。夏朝政治混乱而制定了禹刑，商朝政治混乱而制定了汤刑，周朝政治混乱而制定了九刑。这三种刑法的兴起，都是衰世的事情。现在您执掌郑国政事，制定三种刑法，铸造刑书，想要以此安定百姓，不也太难了吗？百姓知道了争讼的依据，将会抛弃礼义而依据法律条文来争辩，即使是锥刀那样微小的利益，也将全部去争夺，混乱的诉讼将会增多，贿赂将会并行，在您的时代，郑国恐怕要败亡吧？我听说，国家将要灭亡，必定会有很多法令制度，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杜预说：“权力转移到法律手中，所以百姓不敬畏上级；因为法律条文存在危险和疑点而产生争讼，凭借侥幸心理来达成他们的巧诈虚伪。”
孔颖达说：“刑法不可预知，威严不可揣测，百姓就会敬畏上级。现在制定法律来规定它，刻在鼎上向百姓展示，百姓知道在上位的人不敢超越法律来定罪自己，也不能歪曲法律来施恩，那么权力就转移到法律手中了。况且法律条文的设定是有限的，百姓犯罪的情形是无穷的，自然会有危险和疑点，从而产生与上级争辩罪责的心思，凭借侥幸心理来达成他们的巧诈虚伪，将有实际罪过却得以逃脱的人。夏商末年，甚至有以私害公、以贿赂枉法的事情，那些事情无法再治理，于是远取创业圣王当时所判定的案件，依据那些旧例，制定为固定的法律。到了周朝衰微，也制定了刑书，称为九刑、三辟。三辟指的是禹刑、汤刑、九刑。辟，就是罪。这三种都是衰世所制定的，不是兴起于兴盛之初。因为条文是制定三种刑法，刻在鼎上，这就是铸造刑书。子产也是采用上古的法律，断案好的，制定为法律。现在铸造鼎向百姓展示，百姓知道争辩罪责的根本在于刑书，将抛弃礼义而寻求证据于法律条文，那么即使是刀锥那样细微的事情，也将全部争辩以求侥幸。这样那么纷乱的诉讼就会更加丰盛，有的用贿赂罗织人罪，有的用贿赂侥幸逃脱刑罚，郑国必定有祸败。”
昭公二十九年，晋国铸造刑鼎，上面刻着范宣子所制定的刑书。孔子说：“晋国大概要灭亡了吧？失去了法度。晋国本应遵守唐叔所受的法度，以此来治理百姓，卿大夫依次遵守，百姓因此能够尊重贵人，贵人因此能够守住他们的基业，贵贱不逾越，这就是所谓的法度。现在抛弃了这个法度，而铸造刑鼎，百姓都在鼎上了。”
孔颖达说：“范宣子制定刑书，施行于晋国，只是让朝廷承用，未曾向百姓宣示。现在荀寅认为宣子的书可以作为国家法律，所以铸造鼎并铭刻在上面，向百姓展示。就像郑国铸造刑鼎，孔子讥讽它，其意思与叔向讥讽子产相同。”
又说：“子产铸造刑书，叔向责备他；赵鞅铸造刑鼎，孔子讥讽他。”像这样，那么刑法的轻重不可以让百姓知道。而李悝制定法律，萧何制定律令，颁布于天下，悬挂展示给亿万百姓。秦汉以来，没有人能改变，一天也不能没有。大概古代分封土地建立国家，设立城邑任命家族，诸侯则世代相承，大夫也子孙不绝，都知道国家是我的土地，民众确实是我的百姓，自有爱惜之心，不产生残害之意，所以能够设法等待，刑罚临事而议罪，不需要预先告诉百姓。所以孔子、叔向讥讽他们铸造刑书。秦汉以来，天下统一，长官按时更替，百姓不再是他们自己的，懦弱的人就被视为落后，强横的人就被视为称职。况且疆域辽阔，户口增多，大郡边境超过千里，上等县人口数以万计，豪横的人欺凌邦邑，强悍的人雄霸乡里，酷吏专任刑罚诛杀，有的甚至肆意喜好杀人，违背众人任用己意，以至于堆积尸骨填满坑井，流血染红田野。如果再相信他们的杀伐，任由他们纵容或舍弃，必将喜怒失常，爱憎改变尺度，不得不制定法律来统一他们，向大众宣布命令。所犯的应当列条，就用法律来判决；有疑问不能决定的，就上报到上级官府。所以能够万民被察，天下得以治理。圣人制定法律，不是不好，古代的方法不能施行于今天。今天人所做的，不是能像圣人那样，足以周备于应用。所谓观察百姓情况来设立教化，顺应时势来制定适宜的措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臣按：郑国、晋国铸造刑书，大概是将前世所用、用来断狱的法律比较后铸在器物上，向百姓展示以长久流传。考察周朝司寇的职掌，建立三典，正月吉日，悬挂在象魏，让万民观看，满十天收起，国家的常刑，又年年颁布于邦国都鄙。为什么呢？刑法虽然有常，也应当衡量时势来决定轻重。然而担心百姓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所以既颁布制度，又悬挂象征，用来晓谕天下的人，使他们知道朝廷推究情由来定罪，根据事情来制定刑罚，其缘故就是这样。都知道所畏惧避讳的，而不敢触犯。并不是说刑法的轻重不可以让人知道。先儒说详细考察左氏所载孔子的话，只是让遵守晋国旧法作为规范，宣子所做的不好，并不是说圣王制定法律不可以让人知道。有人说：郑国、晋国所谓的刑书，都是先世所有，临时处置的，本来已经记载在简策上，到这时子产、范鞅才铸在器物上，成为一定的制度，不再有古人酌量的制度，所以孔子、叔向讥讽他们，并不是说刑书不可以有，只是说不可
铸耳。后世以律令锓于木，以颁行天下，其亦铸之之意欤？但是时未有律之名，而谓之书耳。
译铸造罢了。后世将律令刻在木板上，颁布施行于天下，这也大概是铸造的意思吧？只是当时还没有“律”这个名称，而称之为“书”罢了。
魏文侯时，李悝着《法经》六篇：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五、杂法；六、具法。
臣按：刑法之着为书，始于此。成周之时，虽有禁法着于《周官》，然皆官守之事，分繋于其所职掌，未有成书也。然五刑之目，其属各有多少，五等之刑，各以类而相从焉。着之篇章，分其事类，以为诠次，则于此乎始焉。
汉高祖初入咸阳，与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苛法。后以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遂令萧何攟摭秦法，定律令，除参夷连坐之法，増部主见知之条。于李悝所造六篇，益事律、擅兴、廐库三篇，合为九篇。叔孙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
臣按：律之名始见于此。春秋之时，子产所铸者谓之刑书；战国之世，李悝所著者谓之法经。未以律为名也。礼记虽有“加地进律”之文，“析言破律”之诛，解者谓“进律”为爵命之等，“破律”虽以去律言，然《王制》汉文帝时博士刺经所作，固已出萧何之后也。律之言昉于《虞书》，盖度量衡受法于律，积黍以盈，无锱铢爽。凡度之长短，衡之轻重，量之多寡，莫不于此取正。律以着法，所以裁制羣情，断定诸罪，亦犹六律正度量衡也。故制刑之书以律名焉。
文帝元年，诏曰：「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卫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子也】朕甚弗取。其议除收帑诸相坐律令。」
臣按：虞廷罚不及嗣，周室罪人不孥，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室家。仁暴之心旣殊，国祚所以有长短之异也。文帝即位之初，即除去秦人之苛刑。汉祚之延防于三代，未必不基于斯。
十三年下令曰：「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徳薄而敎不明欤？吾甚自愧。故夫训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亡【无因】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生也】何其刑之痛而不徳也？岂为民父母之意？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其不亡逃者满其年数免为庶人】具为令。」
马端临曰：「古者五刑皆肉刑也。孝文诏谓今有肉刑，三而奸不止』。注谓黥、劓、斩趾三者，遂以髠钳代黥，笞三百代劓，笞五百代斩趾，独不及宫刑。至景帝元年诏言：『孝文皇帝除宫刑，出美人，重絶人之世也』。则知文帝并宫刑除之。至景帝中元年赦徒作阳陵者，死罪欲腐者许之。而武帝时李延年、司马迁、张安世、况贺皆坐腐刑。则是因景帝中元年之后宫刑复用，而以施之死罪之情轻者不常用也。」
臣按：后世以笞棰为刑，始此。夫三代以前，所谓肉刑者，墨、劓、剕、宫、大辟也。至汉初，仅有三焉：黥、劓、斩趾而已。文帝感淳于公少女缇萦之言，始下诏除之，遂以髠钳代黥，笞三百代劓，笞五百代斩趾。自是以来，天下之人犯法者，始免断支体、刻肌肤。百世之下，人得以全其身、不絶其类者，文帝之徳太矣。
以上论定律令之制【上】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二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三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慎刑宪
定律令之制【下】
景帝中六年诏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毕，朕甚怜之。其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棰令。」
孝武即位，征发频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见知人犯法不举为故纵，而所监临部主有罪并连坐】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寖宻。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决事比【比以例相比况也】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臣按：汉祖入闗，约法三章，后萧何广为九篇，叔孙通又
译魏文侯时期，李悝撰写了《法经》六篇：一是盗法；二是贼法；三是囚法；四是捕法；五是杂法；六是具法。
臣按：刑法被著录成书，始于此时。成周时期，虽然已有禁令著录于《周官》，但都是官员职守之事，分别隶属于他们所主管的职掌，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书籍。然而五刑的名目，其所属类别各有多少，五等刑罚，各自按类别相互归属。将其著录于篇章，区分事类，作为编排次序，则是从此时开始的。
汉高祖刚进入咸阳时，与百姓约定法律三条：杀人者处死，伤人及盗窃者抵罪，其余全部废除秦朝的苛法。后来因为这三条法律不足以遏制奸邪，于是命令萧何搜集秦朝法律，制定律令，废除参夷连坐的法规，增加部主见知的条款。在李悝所创制的六篇基础上，增加事律、擅兴、厩库三篇，合为九篇。叔孙通增加法律所未涵盖的，旁章十八篇。
臣按：“律”的名称开始见于此处。春秋时期，子产所铸造的称为刑书；战国时代，李悝所著的称为法经。尚未以“律”为名。《礼记》中虽然有“加地进律”的文字，“析言破律”的诛责，解释者认为“进律”是爵位命官的等级，“破律”虽然是去除律令的意思，然而《王制》是汉文帝时博士刺经所作，本来已经出于萧何之后了。“律”字的意思始于《虞书》，大概度量衡接受法则于律，积累黍粒以充满，没有锱铢的差错。凡是长度的长短，重量的轻重，容量的多寡，无不在此取得标准。律用来著录法律，所以裁制众人的情欲，断定各种罪行，也就像六律校正度量衡一样。所以制定刑罚的书以“律”命名。
文帝元年，下诏说：“法律，是治理的正道，用来禁止暴行而保护善良的人。现在犯法的人已经论处，却使无罪的父母、妻子、兄弟受牵连，以及没收财产【子也】，我对此很不赞同。你们商议废除没收财产及互相连坐的律令。”
臣按：虞朝刑罚不及子孙，周朝罪人不株连妻儿，秦朝法律一人有罪，并株连其室家。仁与暴的心意既然不同，国运所以有长短的差异。文帝即位之初，就废除了秦人的苛刑。汉朝国运的延续接近三代，未必不是基于此。
十三年下诏说：“听说有虞氏的时候，在衣服上画图案，区别章服作为惩罚，而百姓不犯法，这是多么完美的治理啊？现在法律有三种肉刑，而奸邪不止，过错在哪里？难道不是我的德行浅薄而教化不明吗？我深感惭愧。所以训导不纯正，而愚民陷入其中。《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现在人有过错，教化未施而刑罚已加，有的人想要改过向善却没有途径达到，我很怜悯他们。刑罚到了断肢体、刻肌肤的地步，终身无法恢复【生也】，刑罚多么痛苦而不仁德啊？这难道是作为百姓父母的心意吗？废除肉刑，用其他刑罚替代。并命令罪人各自根据轻重，不逃亡满一定年限而免除【其不逃亡者满其年数免为庶人】，详细制定法令。”
马端临说：“古代五刑都是肉刑。孝文帝诏书说‘现在有肉刑，三种而奸邪不止’。注释说黥、劓、斩趾三种，于是用髡钳代替黥，笞三百代替劓，笞五百代替斩趾，唯独没有涉及宫刑。到景帝元年诏书说：‘孝文皇帝废除宫刑，放出美人，重视不绝人之后代’。由此可知文帝一并废除了宫刑。到景帝中元年赦免在阳陵服劳役的囚徒，死罪想受腐刑的允许。而武帝时李延年、司马迁、张安世，况贺都受腐刑。这是因景帝中元年之后宫刑重新使用，而施加于死罪中情节较轻者，并不常用。”
臣按：后世用笞杖作为刑罚，始于此时。三代以前，所谓的肉刑，是墨、劓、剕、宫、大辟。到汉初，只有三种：黥、劓、斩趾而已。文帝有感于淳于公小女儿缇萦的话，开始下诏废除，于是用髡钳代替黥，笞三百代劓，笞五百代替斩趾。从此以来，天下犯法的人，开始免于断肢体、刻肌肤。百世之后，人得以保全身体、不绝后代，文帝的恩德太伟大了。
以上论定律令之制【上】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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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三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慎刑宪
定律令之制【下】
景帝中六年下诏说：“加笞刑的有时直到死而笞刑还没打完，我很怜悯他们。将笞三百减为二百，笞二百减为一百。又笞刑是用来教化的，制定笞杖的法令。”
孝武帝即位，征发频繁，百姓贫困耗损，穷民犯法，酷吏严酷断案，奸邪轨度不胜枚举。于是进用张汤、赵禹等人，条定法令，制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的法规【见知人犯法不举为故纵，所监临部主有罪并连坐】，放宽深故之罪，加紧纵出之诛。此后奸猾之人巧用法令，转而相比况，禁令法网逐渐严密。律令共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一千八百八十二事，决事比【比以例相类比】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臣按：汉高祖入关，约法三章，后来萧何扩展为九篇，叔孙通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