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九十四

译那么就会加倍了。然而所谓建立邦国的土地、人口的数量，则还没有完备。臣请求在地图之外，依照《周礼》另外编制一册档案，凡是天下的两京十三藩以及府州县，都各自绘制一幅图，县图汇总于州，州图汇总于郡，郡图汇总于藩，最终汇总为天下总图，由户部掌管。凡是其疆域、道路、山川、物产、里程、户口、钱粮等应当具备的内容，都详细记载其中。一旦有征收或发放的情况，对照地图来考察实际情况，就会清晰明了如同指掌一般。这是周朝盛世时，大司徒辅佐周王安定治理邦国的首要事务。

译小史掌管邦国的记载，确定世系，辨别昭穆。

郑玄说：志就是记载。《春秋》所说的周志，《国语》所说的郑书之类就是。系世就是《帝系》、《世本》之类。

王昭禹说：“父亲称为昭，儿子称为穆，父子相继称为世。世系所出称为系。确定世系以知道其根本所出，辨别昭穆以知道其世代次序。凡这些都有书籍，小史就审定并辨别它们。”

臣按：古代封建制度，实行分封土地、排列爵位，各有分封的土地，各有分封的人民；而在其邦国中，也各有其国的私人记载，所谓志就是。志虽然由侯国制作，但籍册由王官掌管，其中大事，在于确定世系、辨别昭穆。后世封建制度废除，做官的没有世袭官职，没有分封土地。然而魏晋以来，官署有簿册，家族有谱系，官署的选举必须依据簿册，家族的婚姻必须依据谱系。历代都有图谱局，设置郎官、令史来掌管，仍然任用博通古今的儒者主管撰修谱牒的事。凡百官族姓中有家状的人，就上报官府，考定详实，收藏在秘阁，副本在左户部。如果私书有滥造，就用官籍纠正；官籍没有记载，就查考私书。所以人们崇尚谱牒之学，家中收藏谱系之书。自五代以来，这些书散佚不传，不仅没有官方的秘阁、左户部的收藏，而士大夫中能通晓谱牒之学的，也很少了。现在的制度只有功臣武官有世袭官职的，在袭替之际，具列宗图，收藏在主管部门；而文臣初次应试入官的，也具列家状，既已做官之后，就不再追究了。这也是一个缺漏的典制。

外史掌管外令，掌管四方之志【记载】，掌管三皇五帝之书，掌传达书名于四方。如果用书信出使四方，就书写其命令。

郑玄说：“外令是王令，下达畿外。四方之志，如晋的乘，楚的梼杌，鲁的春秋，三皇五帝之书，就是所说的三坟五典。”王昭禹说：“掌管四方之志，则向下可以知道风俗所向；三皇五帝之书，则向上可以考求古代所行的。”

臣按孔安国说：“伏羲、神农、黄帝之书，称为三坟，说的是大道。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称为五典，说的是常道。九州之志，称为九丘，丘是聚集。说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的，都聚集在这本书中。”现在外史所掌管的，四方之志，就是九丘之类。三皇五帝之书，就是所说的三坟、五典。传达其名于四方，使天下人都知道有这些书。现在天下郡县都有图经地志，收藏副本于学校，而总收于礼部，收藏在内阁。朝廷又颁布五经、四书于天下学校，让校官掌管，也是《周官》外史的遗意。

职方氏掌管天下之图，以掌管天下之地，辨别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闵、九貉、五戎、六狄的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的数量，总要周知它们的利害。

王昭禹说：大司徒掌管建立邦国的土地之图，以天下之图知道九州的地域广轮的数量，则他所掌管的，只是图而已。职方氏掌管天下之图，以掌管天下之地，则他所掌管的典制，不只是图，又掌管其地。邦国是诸侯之国，都是都，鄙是邦国的采邑。自邦国都鄙至于蛮夷、闵貉、戎狄，虽然有内外之别，然而先王的政令，一视同仁。其人民所聚集，财用所出产，九谷所生长，六畜所繁殖，其数量总要不可以不辨别，其利害不可以不知道。数则是列而计算，要则是总而计算。利则是凡可以利人的，害则是凡可以害人的。周知它们的利害，则将要兴其利而除其害。

臣按先儒说掌管天下之地图而注释于司马，是谨慎。战国策士每说窥视周室就可以按图籍争夺天下。汉大将军王凤也说太史公书有地形阨塞，不宜在诸侯王手中。那么古人图志虽然由司徒营建，即使收藏在司马秘处不得见，所以弭盗而防患。萧何入秦独收图籍，自汉掌之司空，渐渐泄露。当时如淮南诸王都按舆地图谋变，由此知道古人考虑深远。看此说则知道古人重视图籍有如此。唐人设兵部属有四，一曰职方部我朝因之，职方所掌管的是兵戎边防之政，而沿边图本实在其中。只是不如周人悉掌天下之地罢了。

《左传·昭公十二年》：楚子在州来狩猎，左史倚相快步走过。王说：“这是好史官，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孔安国说：“伏羲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替结绳之政。由此文籍产生。伏羲、神农、黄帝之书，称为三坟，说的是大道。”

译志，被称为九丘，“丘”就是聚集的意思。意思是说，九州所拥有的，土地所生长的，风气所适宜的，都汇聚在这本书里了。

译程颐说：“所谓大道，像性与天道这样的学说，圣人怎么会舍弃它们呢？如果说阴阳、四时、七政、五行之道，也一定是极其重要的道理，不像后世的繁杂末流之术。这本来就是常道，是圣人所不抛弃的。或许有人所说的羲农之书，是后人称述当时的事迹，却失去了其中的义理。就像许行自称是神农之言，以及阴阳权变、医方自称是黄帝之说一样。这正是圣人舍弃它们的原因。五典既然都是常道，却又去掉了其中三篇。大概是因为上古虽然已有文字，但制定法度来治理国家并留下痕迹，得以记载，设有史官来记录事情，是从尧开始的。”

臣按：三坟五典的说法，开始见于此处。孔安国说这就是上古帝王的遗书，那么这些书的由来已经很久了。《周礼》记载：外史掌管三皇五帝的书，这是由朝廷官职掌管的书籍。楚国的左史倚相能够阅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是书籍流传于学士大夫之中的情况。现在三皇五帝的书保存在世间的，只有尧舜的《二典》，其他如九头、五龙、摄提等十个纪年，其说法荒诞不经。后来宋代毛渐所得到的三坟，更是明显虚假荒谬，断定不是古代圣神的旧典。孔子删定《尚书》，从尧舜开始，之所以作为万世的法则，都是因为其中包含日常践行的道理，万世帝王治理国家的大经大法，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的。

《史记》记载：孔子所处的时代，周王室衰微，礼乐废弛，《诗》《书》残缺。孔子追溯夏商周三代的礼制，编次《书传》，上记唐尧虞舜之际，下至秦穆公。古代《诗》有三千多篇，孔子去掉重复的，选取可以施行于礼义的。上采契、后稷的事迹，中述殷周兴盛的情况，直到周幽王、周厉王时的败坏。三百零五篇，孔子都为之配乐歌唱，以求符合《韶》、《武》、《雅》、《颂》的音律。礼乐从此得以阐述，以完备王道，成就六艺。孔子晚年喜爱《易经》，编次《彖》、《系》、《象》、说卦》、《文言》。孔子用《诗》、《书》、礼、乐教导子弟，大概有三千人。精通六艺的，有七十二人。鲁哀公十四年春天，在大野狩猎，叔孙氏的车夫鉏商捕获野兽，认为是不祥之兆。孔子看了说：“是麒麟。”取来后说：“黄河不出图，洛水不出书，我这一生也就完了！”于是依据史官记载撰写《春秋》，上起隐公，下至哀公十四年。

孔安国说：“孔子生于周末，看到史籍的繁文缛节，担心阅读者理解不一，于是确定礼乐，阐明旧章，删减《诗》为三百篇，约减史官记载而修撰《春秋》，赞颂《易》道以废除八索，陈述职方以除去九丘，讨论三坟五典，断自唐尧虞舜以下，直到周代。”

朱熹说：“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赞《周易》，都是传承先王的旧制。”

臣按：万世儒道以孔子为宗师，天下书籍以六经为根本。六经是万世经典的祖源。做学问而不以六经为根本，不是正统的学问；立言论而不以六经为祖源，不是雅正的言论；施行治理而不以六经为根本，不是良好的治理。因此自古帝王想要继承天意而建立准则，阐明大道以治理国家，没有不崇尚孔子的。所谓崇尚，不是说增加他的封号，优待他的祭祀典礼，恢复他子孙的爵位。而是阐明六经的文辞，使其义理不违背；端正六经的意义，使其道理不悖谬；践行六经的大道，使其言论不空虚。这样，才算是崇尚孔子。

秦始皇三十四年，焚烧《诗》《书》和诸子百家的著作。

臣按：秦朝无道的罪行有十几项，如毁坏井田制，施行族刑，坑杀儒生，惩治妖言等。但这些都是暂时的事情。继秦之后的人，如果一旦兴起改革、起用废弃人才的心思，那些弊端可以撤除，那些中断的线索可以寻回整理。至于《诗》《书》和诸子百家的著作，都是自古圣帝明王、贤人君子精神心术的精微，道德文章的优美，行为义理事功的伟大，建置议论的详细，用来阐明过去并垂示未来的，本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是一天可以完成的，是积累千百人的见解，历经千万年的长久，才完备的。竟然因为一个人的私欲，逞一时之意，付之一炬，让它们散为飞烟，荡为寒灰，给千万世留下无穷的遗憾。唉！秦朝的罪恶上通于天了！秦始皇、李斯之所以成为万世的罪人，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吗？

《汉书·艺文志》序说：“从前仲尼去世，微言绝迹；七十子去世，大义乖离。战国时期纵横家兴起，真伪纷争，诸子的言论，纷然混杂混乱。到了秦朝对此感到忧虑，于是焚烧文章，以愚弄百姓。汉朝兴起，改正秦朝的败坏，大量收集典籍，广开献书之路。直到汉武帝时，书籍残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感慨地说：‘我很怜悯这种情况。’于是建立藏书的策略，设置抄书的官员，下至诸子传说，都充实秘府。到了成帝时，因为书籍散亡较多，派遣谒者陈农向天下寻求遗书。下诏让光禄大夫刘向校勘诸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勘兵书；太史令尹咸校勘数术；侍医李柱国校勘方技。每校完一本书，刘向就条列其篇目，撮取其主旨，记录并奏报。恰逢刘向去世，哀帝又让刘向的儿子刘歆完成父亲的事业。刘歆于是总括群书而奏上《七略》。所以有辑略（辑与集同），辑略是诸书的总要，有六艺”

译略，即六艺六经；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

译臣按：这是前汉藏书事业的始末。从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的典籍，到孔子时代才完备。经历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朝时却残缺不全。汉高祖时，战争尚未平息；汉文帝、汉景帝时，谦逊礼让还来不及顾及。汉武帝出现后，才开始开辟献书的途径，建立藏书的机构，设置抄写书籍的官员。到了汉成帝，又派遣求书的使者，命令校勘书籍的官员。汉哀帝又任命官员来编撰书籍的提要。如果不开辟献书的途径，民间有书也无法上达朝廷；如果不建立藏书的机构，官府有书也容易散失。想要藏书却没有抄写的人，那么流传就不多；已经抄写却没有校勘的人，那么文字容易出错。已经校勘了，如果不按类别聚集并分列目录，那么对于查阅考证的人来说就没有头绪了。后世有志于道德技艺并留心于典籍的君主，还应当以汉朝各位皇帝为效法的榜样。

汉成帝河平三年，皇上因为宫中秘藏的书籍多有散失，派谒者陈农到天下寻求遗书，下诏让光禄大夫刘向校勘。

臣按：汉朝以来派遣使者求书，是从这时开始的。自从秦人焚书之后，书籍散失损毁的已经很多了。汉朝兴起，开始收集，开辟献书的途径，设置抄书的官员，兴建藏书的府库，逐渐重新聚集。到了成帝时，又多有散失，于是派遣谒者到天下寻求遗书。唉！书籍存在于天下，乃是自古圣帝明王精神心术所寄托的地方，天地古今生人物类义理政治所保存的地方。当今世人依靠它来了解古代，后世依靠它来了解现在。它的记述著作日益增多，卷帙浩繁，难以聚集而容易散失。如果不是在位的人谨慎收藏，并且勤奋购买访求，怎么能避免散失呢？不幸有所散失，英明的君主和贤良的辅臣，都把这文化的复兴作为念想，设法招求，派遣使者搜采，悬赏来购买，授予官职来酬谢，使它们长久留在天地间，永远作为世人的鉴戒，以免留下后时的悔恨，难道不是正确的吗？

汉光武帝中兴，笃好文学。汉明帝、汉章帝继承先帝轨迹，尤其重视经学。四方博学的大儒，背着书箱从远方前来的，数不胜数。石室、兰台，更加充实积累。又在东观和仁寿阁，收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人掌管。并且依照《七略》来分设书籍部类。汉明帝亲临三雍宫，礼仪结束后，皇帝正坐亲自讲解，众儒生拿着经书在前面问难。建初年间，在白虎观大会众儒生，考辨详审同异，连续几个月才结束。汉章帝亲自临视称制，监督决断如同石渠阁故事。起初，光武帝迁都回洛阳，那些经籍秘书，装了二千多辆车。从此以后，比先前增加了三倍。等到董卓迁都的时候，官吏百姓扰乱，从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文阁、鸿都门学等藏书的地方，竞相分散。那些缣帛图书，大的就连接起来做帷帐车盖，小的就制成口袋。等到王允收集向西去的，才七十多辆车。道路艰难遥远，又丢弃了一半。后来长安发生战乱，一时间焚烧荡尽，没有不灭绝的。

臣按：这是后汉书籍的始末。书籍自从经过秦火之后，本来就没有恢复先王盛世时的旧貌。汉朝兴起，多方寻求。到了汉哀帝时，刘歆总括群书，著成《七略》，总共三万三千九十卷，有禁中、外台的区别，又有太常、太史、中秘的不同。古书渐渐出现。不幸遭遇王莽之乱，焚烧无遗。大概秦火的焚烧，是有意的焚烧，祸患源于君主；汉火的焚烧，是无意的焚烧，祸患源于百姓。唉！书籍存在于世间，就像天上有日月一样。天没有日月，天的道就废弛了；世间没有书籍，人的事就泯灭了。有什么罪过于天，却往往遭受焚烧的祸患呢？等到光武帝中兴，笃好文学，明帝、章帝继承先帝轨迹，尤其重视经学。古书依次复出，收藏在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文阁、鸿都门学，不止一个地方。不幸又有董卓之乱，焚烧荡尽。魏氏取代汉朝，采撷遗亡，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晋武帝惠帝时，没有剩余。东晋聚集现存的，只有三千一十四卷而已。宋的书目，共一万五千七百四卷；齐的书目，共一万八千一十卷；梁的多至二万三千一百六卷；隋的多至三万七千余卷。

隋文帝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上表请求分别派遣使者，搜求异本。每书一卷，赏赐绢一匹。校勘抄写完毕后，原本就归还主人。于是民间的异书，往往间或出现。

臣按：牛弘上表请求开辟献书的途径，说经籍自从周朝衰微孔子删述之后，共有五次灾难：秦人吞并六国，焚毁坟籍，是第一厄；王莽末年一并焚烬，是第二厄；汉献帝迁都西京，焚烧荡尽，是第三厄；晋朝刘聪、石勒侵凌，从而失坠，是第四厄；侯景攻破梁朝，全部送到荆州，周军进入郢州，焚烧在外城，是第五厄。从孔子到现在，多次遭受五次灾难，兴盛聚集的时期，恰逢隋代，现在秘藏现存的书籍，也足以阅览，但一时的载籍，必须令其大备，不可以王府没有而私家却有，如果广泛发布诏令，兼开购买赏赐，那么异典必定到来，观阁就会积累。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派人搜求，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或出现。臣私下认为，自从隋朝之后，唐朝有安禄山、黄巢之乱，极至于五代末年，宋朝有女真、蒙古之祸，极至于

译在元朝至正末年，那次的灾祸，又不止五种了。大凡天下的万事万物，在祸乱之时，虽然或许被荡涤废弃，但一旦天下太平，都可以逐渐恢复原状。只有所谓的书籍，出自个人的内心，各自形成一家之言，每个人的说法都不同，其道理虽然相同，但表达的方式则未必相同。其中阐述义理，记载世变，记录事迹，无不各自达到极致，都有可取之处，一旦有所遗失，就无法恢复，即使恢复了也不是原本的真实与完整。因此，古代的圣明君王，没有不对此极为谨慎的，认为这是现在了解过去、后代了解现在的工具，珍藏并爱护防备它，唯恐它丢失，研究并校正它，唯恐它有错误。已经拥有的常常担心可能会丢失，尚未拥有的唯恐得不到，即使是偏安一隅、崇尚武力、衰败混乱的时代，也没有不知道珍视重视的，何况是长期太平、喜好文学、愿意治理国家的君主呢。

译唐代将书籍分为四类，即经、史、子、集，而藏书的兴盛，没有比得上开元时期的。当时著录的书籍有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代学者自己撰写的书籍，又有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起初，隋朝嘉则殿藏书三十七万卷，到唐高祖武德初年，存有书籍八万卷，其中重复混杂。唐太宗贞观年间，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相继担任秘书监，请求向天下收购书籍，选拔五品以上官员子孙中擅长书法的人作为抄写员，抄写后收藏在内库。唐玄宗任命马怀素为修图书使，与褚无量一起整理编次，不久设立了修书院。此后，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都创建了集贤书院，学士们凭符籍出入。接着，太府每月供给麻纸五千番，每季度供给墨三百三十六丸，每年供给兔皮一千五百张作为制笔材料。两京各自聚集经、史、子、集四部书籍，以甲、乙、丙、丁为次序，排列经、史、子、集四库。书籍有正本和副本。安禄山叛乱，书籍几乎无一留存。元载担任宰相时，上奏用一千钱收购一卷书，又命令拾遗苗发等人到江淮地区访求搜集。到了唐文宗时，郑覃侍讲进言说经籍尚不完备，于是下诏秘阁搜求采集，于是四库的书籍再次完备，分别收藏在十二个书库中。黄巢叛乱，幸存的书籍很少。

欧阳修说：“自从六经在秦朝被焚毁，又在汉朝重新出现，师承传授的道统中断，简册脱乱、讹误缺失，学者无法得到原本的真意，于是诸儒的章句之学兴起。此后传注、笺解、义疏流传相承讲述，圣人的道理大致明了，然而其说法已经繁复不堪了。至于上古三皇五帝以来，世系、国家兴衰始终、僭越窃取、伪乱之事，史官记载完备，而传记、小说之外，以及方言、地理、职官、氏族，都出自史官的流派。自从孔子在世时，正修订明圣经以排斥谬误异端，而老子著书论述道德，承接衰世，战国时期游谈放荡之士，田骈、慎到、列子、庄子之徒，各自竭尽辩才，而孟子、荀子开始专修孔氏之学以驳斥异端，然而诸子的论述各自成一家，从前代都保存而没有断绝。王道衰微而《诗》亡，《离骚》创作而文辞之士兴起，历代兴衰，文章随时代高低变化，然而其变化百出，不可穷尽，何其多啊！唉！六经的道理简严易直，而天人之道完备，所以越久越明白，其余的作者众多，对照圣人，有的背离有的契合，然而其精深宏博，各自尽其术，而怪奇伟丽，往往在其中震发，这就是使好奇博爱者不能忘怀的原因。然而凋零磨灭，也不可胜数，难道是因为文华少实，不足以流传久远吗？而俚言俗说却多有存留，这也是有幸运与不幸吧？”

臣按：这是唐代一代藏书的始末。臣曾认为，天下的物品，即使是空青、水碧等物外的奇宝，失去了，都可以重新得到。只有经籍在天地间，是生民的元气，记载往昔而昭示当今，不可一日没有。如果没有，那么生民就会茫然如在迷途中行走。其所关系，岂是小事？百姓之家，迁徙不常，喜好崇尚不一，既不能有所收藏，所依赖的是石渠、延阁之中，储藏之多，收藏之密，锁钥之固，藏贮者有掌固的官员，缺失者有缮写的吏员，损坏者有修补的工匠，散失者有购访的命令，然后不至于腐烂散落。前代藏书之多，有达到三十七万卷的，如今内阁所藏，不能超过十分之一。历年所在内的，未听说有所稽查考订，在外面的，未听说有所购求。臣担心数十年之后，日渐损耗，其所关系，不止是一代一时之事而已。伏望圣明，为千万年的长远谋划，不要让后世志在艺文的人，将书籍散失的罪责归咎于此，不胜千万世斯文的幸运。

五代后唐庄宗同光年间，招募百姓献书，达到三百卷的，授予试衔，其选调的官员，每百卷减少一选。

明宗长兴三年，初次确定国子监校定九经，雕刻印刷售卖。胡寅说：“拥有天下国家，必定以经术示教，没想到在五季干戈扰攘之时，知道所先务，可不谓贤吗？然而命令国子监以木本发行，以一文义去除舛讹，使人不迷于所习，很好，颁布它可以，售卖它不对。”有人说：“天下学者很多，怎么能人人颁布？”回答说：“以监本为正，让郡县都传刻，何患于不给？国家浮费不可胜计，却唯独在此吝啬吗！”

叶梦得说：“唐以前书籍都是写本，人以藏书为贵，精于校对，所以往往都有善本，学者因为传录的艰难，所以其读诵也精详。五代时冯道开始奏请官镂板印行。宋淳化年间，又用《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从此书籍刊刻者越来越多，士大夫不再以藏书为意，学者容易得到书，其诵读也因此粗疏。然而板本多不校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板本为正确，而藏本日益消亡，其讹谬者于是不可校正。”

臣按：后世雕印书籍，始于此时。自从有了板本以来，学者容易得到书，不必假借购求、抄写传录，而得以诵习考阅。

译这确实是极大的利益。然而书肆刻印的书籍，往往沿袭错误，误导学者。恳请命令翰林院的儒臣，将九经、十九史以及各位儒先所著述、对正道名教有补益的书籍，严格加以校正，字体笔画和排版格式必须规范统一，命令工匠刻版，收藏在国子监，交给典籍官掌管。遇到天下刻本有缺漏文字或疑难义理，都来此取正，这也是统一道德、统一文字的一个方面。然而臣对此又有一个看法：当今学校诵读、人家收藏的，都是宋朝以后的五经和唐朝以前的注疏。讲学的人不再研习，喜好书籍的人不再收藏，幸好《十三经注疏》的刻版还保存在福州府学，好学之士还能借此考察了解秦汉以来各位儒者的学说。臣希望特别敕令福建提学宪臣，时常加以整理修缮，使其不致损毁，这也是保存古籍的一件事。其余如《仪礼经传通解》等在南监刻板的书籍，也应当时常准备补充。

译周世宗因为史馆的书籍还比较少，于是下定决心寻求访求，凡是献书的人全都给予优厚的赏赐来诱导招致他们。然而民间流传抄写的书籍多有错误，于是挑选常参官三十人进行校勘刊正，命令他们在每卷末尾签署自己的姓名官衔。

臣按：周世宗处在五代战乱纷扰的时期，尚且留心文化事业，像这样，何况处在太平盛世，而经籍图书是祖宗遗留下来的，先人手泽滋润教化所留存，怎么忍心让它们散失不全呢？馆阁职务清闲事务简单，不干预其他事务，适宜委派他们校勘刊正，让每卷末尾签署姓名官衔，有不尽心的人，以旷废官职的罪名治罪。

宋朝初年有一万多卷书，后来平定各国，收集他们的图籍，以及下诏派遣使者购买搜寻散失的书籍，三馆的书籍稍微恢复增加。太宗开始建立崇文院，把三馆的书籍搬来充实它，又分出三馆的一万多卷书另外作为书库，名叫秘阁。真宗时命令三馆抄写四部书两本，放在龙图阁和太清楼，而玉宸殿、四门殿也各有书一万多卷。不久王宫起火，延烧到崇文院、秘阁，书籍大多烧毁，仅存的迁到右掖门外，称为崇文外院，命令重新抄写书籍，选派官员详细覆核校勘，由一名参知政事统领掌管。仁宗新建崇文院后，命令学士张观等人编纂四库书，仿照《开元四部录》编成《崇文总目》，书籍共三万零六百六十九卷。神宗将崇文院改为秘书省，徽宗将《崇文总目》改为《秘书总目》，下诏购买搜寻士人百姓的藏书，那些有秘藏未见之书足以供观赏采择的，仍然任命官职，并且因为三馆书籍多有散失遗漏，命令建立局署以补全校正为名，设置官员总管，招募工匠抄写。自从熙宁以来，搜寻访求补修，到这时最为兴盛了。起初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接着仁宗、英宗两朝，到仁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最具备当时的目录，共六千七百零五部，七万三千八百七十七卷。等到靖康之难，宣和年间馆阁的藏书荡然无存。高宗驻跸临安，于是在国史院右边建立秘书省，搜寻访求遗缺，屡次优厚赏赐献书的人，于是四方收藏的书籍渐渐复出，而馆阁编辑的书籍日益丰富了。当时分类编排书目得到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到宁宗时又得到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比起《崇文总目》又有增加。

史臣说：“《易经》说：‘观察天文以考察时运变化，观察人文以教化成就天下。’文章关乎世运，由来已久了！然而自从有文字以来，文字增多而世道日益下降；秦朝焚书之后，文字增多而世教日益兴盛。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世道的升降，是人心习俗造成的，然而不仅仅是文字所能决定的。然而距离古代已经久远，如果没有这些文章来规范防范，就会越趋向越低下。所以从秦朝以来，常常用文章的盛衰来推测世道的治乱。宋朝拥有天下，先后三百多年，考察其治理教化的优劣，风气的聚合离散，虽然不足以比拟三代，然而当时的君主急切追求道艺，辅佐治理的大臣没有不以经术为先的。致力于学问的士大夫先生，谈论道德性命的学问，不绝于口，难道不是文质彬彬接近周代的文治了吗？宋朝的不争气，有人认为是文章盛行的弊端，于是归咎于此。这是以功利来谈论，未必是懂得道理的人的议论。自从南渡之后，直到终了，国运艰难，军事事务日不暇给，而君臣上下未曾片刻不以文学为务。大到朝廷，小到草野，他们的制作、讲说、纪述、赋咏，动不动就成卷帙，累计起来，有不是前代所能达到的。虽然其中割裂大道，赘疣圣模，幽怪恍惚，琐碎支离，有所难免，然而瑕瑜相形，雅郑各有所趣。好比万流归海，四渎可以分辨；繁星丽天，五纬可以识别。在广博中寻求简约，就有要领存在了。”

臣按：这是有宋一代藏书的始末。

太宗太平兴国九年，下诏说：“国家宣明法度，恢弘政治，尊崇儒术，开启教化之源。国家典章朝章，都从振兴举荐。遗落的编简，应当务求询问寻求。眷顾经济之道，没有比这更重的了。应当命令三馆根据开元四部书目，查阅馆中所缺的，详细列出它们的名称。下诏中外购买招募，有拿亡佚的书来上献及三百卷的，应当商议甄别录用酬奖，其余按卷帙的数量，分等级优厚赏赐。不愿意送给官府的，借原本抄写完毕后归还。”

仁宗嘉祐年间，下诏说：“国家初年承继五代之后，简编散落，三馆聚集的书籍，仅仅才一万卷。后来平定各国，先收集图籍，也曾分派使者，屡次下诏命，访求招募异本，校定篇目。处理政务的闲暇，不废览观。然而相比开元年间遗逸尚多，应当增加购赏，以扩大献书。中外士庶都允许上献馆阁缺少的书，每卷支给绢一匹，五百卷授予文资官。”

臣按：宋朝以文治天下，而在书籍一事上尤其切切用心。历代相承，大都崇尚，屡次下诏书，搜寻访求遗书，或者给予赏赐，或者赐予官职，凡是能得到书的方法，无不留心。然而还担心可能有非常变故，每卷都有副本，分别储存在各处。所以真宗之时，崇文、秘阁遭遇火灾，而还存有太清楼的储备。徽宗设置官员提举，招募工匠抄写，一放在宣和殿

译一份存放在太清楼，一份存放在秘阁，其中的寓意非常深远。本朝不专门设立馆阁官员，凡是前代所谓的省、监，都归属于翰林院。翰林院专门设置官员来掌管经籍图书，名叫典籍，凡是国家拥有的古今书籍，都在其掌管之下。又在国子监设置典籍一名，掌管大学所有的经籍以及刻版之类。臣考察唐人将博学的人称为“行秘书”，而宋人评论诗歌也说“胸中没有国子监，就不可以读杜甫的诗”。而书史中有错误讹误的，必定用监本来校正，那么这两处就是自古以来收藏经籍的地方。本朝馆阁的职掌，凡是前代所谓的集贤院、崇文院、秘书省、秘阁等，都不再设置官员，只在翰林院和太学设置这两名官员。如今翰林院的秘藏都在文渊阁，那里的典籍固然有所职掌，只是两京太学的典籍几乎形同虚设。臣听说永乐年间，太宗皇帝开始建设北京，命令翰林院将南京文渊阁所贮藏的古今一切书籍，从一部到一百部以上的，各取一部送往北京，其余的都封存标记，照常收藏贮藏，这样两京都有藏书。天下的书籍都归入内府，民间人家拥有的大概也不多了，其中有很多是民间人家所没有的。如今幸好这些书还保存在这里，万一有所疏漏遗失，就永远断绝了，这难道不值得爱惜吗！如今幸好国家太平无事，正值天子尊崇儒术、重视文化的时候，难道忍心让古代圣贤违背世俗、确立教化的言论，承载大道、治理国家的工具，传承了数千百年的，一旦不幸发生意外变故，以至于到今天完全消失，这难道不会留下千古的长叹吗！臣请求命令内阁儒臣，将南北两京文渊阁所藏的书籍，凡是有副本的，在南京内阁和两监各分存一本，没有副本的，将原书下发到两监，命令祭酒、司业召集监生抄录，提供给人匠纸笔，责令各堂教官校对，不限年月，陆续交付本监典籍掌管。这样一本书就有几本收藏贮藏，而且存放在不同的地方，就永远没有疏漏遗失的担忧了。

译宋神宗元丰三年，改革官制，将崇文院改为秘书省，刊印并分别贮藏于集贤院、史馆、昭文馆、秘阁的经籍图书，由秘书郎主管；编纂汇集、校勘订正，纠正其中的遗漏错误，则由校书郎、正字主管。每年仲夏时节曝晒图书，则供给酒食费用，谏官、御史、侍制以上的官员全部前往参加。

臣按：宋代设有馆阁的职官，来掌管经籍图书。秘书郎的职责是收藏贮藏、修缮整理图书。校书郎、正字的职责在于编辑校勘。现在的制度不设馆阁，将其职权合并于翰林院。如果设有专职官员却没有专门的责任，臣请求在典籍管理之外，将修撰、编修、检讨等官职，都赋予编辑校勘的责任，专门委任人员并要求他们取得成效。每年三伏天由官员曝晒图书，依照宋代的制度。借此清点图书数量，这样修缮整理就有专人负责，而编简不至于出现遗漏错误；校勘有人负责，而文义不至于出现讹误错乱；查核阅览有固定时间，而典籍不至于散失亡佚。

宋徽宗大观四年，秘书监何志同上奏说：“庆历年间，曾经命令儒臣汇集四库秘藏的图书，编次成目录，命名为《崇文总目》。那部书的总数，共三万零六百六十九卷。如今一个馆阁所藏的图书，好坏混杂，号称完整的，不过两万多卷，而残缺不全、散失缺漏的数量，也差不多。应当趁现在有所搜求采集，对照庆历年的旧录以及《总目》之外，如果有其他的异书，都允许借来传抄。”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

臣按：何志同说，趁现在有所搜求采集，对照庆历年旧录及《总目》之外，如果有其他的异书，都允许传借。大概是想要将馆阁中的书目目录向中外展示，凡是目录中所没有的，借来传抄以扩充馆藏。这件事关系重大，不仅是一时之事，更是万世之事。以上关于图籍的储藏，臣按：君主治理天下的方法，不止一种，但都是一世一时之事，只有所谓的经籍图书，才是万年百世之事。因为前人用来留给后人的，历经几千百年才传到我们这里，如果我们今天不加以修缮整理，使其到了我们这里就废坠散失，后来的人推究其缘由，难道不会把过错归咎于我们今日吗？因此圣明的帝王之所以继承天命而养育百姓，将自己承担万世道统的责任，没有不把这作为首要任务的。我们太祖高皇帝在开创基业之初，各种事务草创，日理万机无暇顾及，却在至正丙午年秋天首先寻求遗书，那时他还未登上皇位。唉！大圣人的所见所为，自然与其他帝王不同，他为圣子神孙留下的谋略，真是达到了极致！继承皇位并承接统绪的人，能不思考如何体会他的心意并继承他的事业吗？

大学衍义补卷九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九十五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备规制

权量之谨

舜典同律度量衡

孔颖达说：“律，是候气的竹管。而度、量、衡这三种法度，都出自于律。度有丈尺，量有斛斗，衡有权两，都取法于律。”蔡沈说：“律指十二律，六个为律，六个为吕。总共十二根竹管，直径都是三分有余，空围九分。而黄钟的长度九寸，既用它来制作音乐调节声音，又用它来审定度数以衡量长短，那么将黄钟的长度九十分之一作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十丈为一引。用它来审定容量以衡量多少，那么黄钟的竹管容纳中等大小的秬黍一千二百粒作为一龠，而十龠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用它来平衡以称量轻重，那么黄钟的龠所容纳的一千二百黍，重量为十二铢，两个龠就是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这就是黄钟之所以成为万事根本的原因，诸侯之国如果有不统一的，就审定并使之统一。”臣按：“律是候气的竹管，是用来制作音乐的。而度量衡用来衡量长短、容量多少、称量轻重，其用途与律不同。而帝王巡守所到之处，统一律管必定涉及到度量衡，为什么呢？大概因为度量衡都受法于律，在这里审定了，这三种法度都与律相同，这才算是统一了。确实因为这三样东西，其分寸、龠合、铢两都起源于黄钟，而与候气的律管同出于一体。考察律固然可以制定度量衡，而考察度量衡也可以制定律，这是圣人制定律管并涉及度量衡的本意。然而圣人不仅仅因为律管而制作音乐，将其用于郊庙朝廷之上，又颁布给下级，让天下的人使用它作为制作、出纳、交易的准则。上面制定有常规的法度，下面颁布有确定的法规。如果下面所使用的与上面所颁布的不同，那么上面从下面收取的，应当短的或许长了，应当少的或许多了，应当轻的或许重了；下面输送给上面的，应当长的或许短了，应当多的或许少了，应当重的或许轻了。下面亏损百姓，上面损害官府，掌管者有增减的弊端，交易者有欺诈的危害，监管出纳者有侵吞克扣赔偿的祸患，它所关系到的事情也不小。这即使在唐虞时代，民风淳朴，帝王治理尚且不遗漏，何况后世民风虚伪日益滋生的时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