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六十六
曰:「自唐以来,相传以孔门高弟顔渊至子夏为十哲,坐祀于庙堂之上。其后升顔子配享,则进曽子于堂,居子夏之次,以补其阙。然顔子之父路,曽子之父防,乃在庑下从祀之列。子处父上,神灵有知,何以自安?所谓『子虽齐圣,不先父食』,正谓是也。」
译说:“自从唐朝以来,相传将孔门的高足弟子颜渊到子夏这十位贤哲,供奉在庙堂之上。后来提升颜子配享,就把曾子进升到大堂,排在子夏之后,以填补空缺。然而颜子的父亲颜路,曾子的父亲曾皙,却还在廊庑之下从祀的行列中。儿子排在父亲上面,如果神灵有知,怎么能够心安?所谓‘儿子即使像齐圣那样贤明,也不能在父亲之前受祭’,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姚燧曰:「江之左进曽子、子思并顔孟,别跻子张于曽子之旧。由孟子而视子思,师也;由子思而视曽子,又师也。子思,孔子孙也。弟子于师,孙于祖,坐而语道者有之,非可竝南靣。燧知四子已避让于防防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无繇防鲤于庭?其失在于崇子而抑父。夫为是学宫,将以明人伦于天下,而倒施错置于数筵之地,如此奚以为训!」
臣按:熊禾谓宜别设一室,以齐国公叔梁纥居中南面,顔路、曽晢、孔鲤、孟孙氏侑食西向,春秋二祀,当先圣酌献之时,以齿徳之尊者为分献官,行礼于齐国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则亦可以示有尊而敎民孝矣。然臣以为今天下州县皆有祭处,处皆设,恐至于烦渎。说者谓泗水侯孔林自有庙,曲阜侯宜祀于其子顔子之庙,而以顔子配。莱芜侯无后,今嘉祥有曽子墓,当有祠,宜于此祀莱芜侯,而以曽子配。否则特立一庙于曲阜,特祀三子,而以顔子、曽子、子思配。熊禾谓有王者作,礼当损益,祀不可渎也。姑志于此。
国朝洪武三年十一月,礼部更定释奠孔子祭器礼物。正位,犊一,羊一,豕一,笾豆各十,登一,铏一,簠簋各二,酒尊三,爵三。初,孔子之祀,像设高座,而器物陈于座下,弗称其仪,其来已久。至是,定拟各为高案,其豆笾簠簋悉代以磁器。
臣按:宋苏轼谓古者坐于席,故笾豆之长短适与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于上,而列器皿于地,使▯神不飨,则不可知;若其享之,则是俯伏匍匐而就食也。由是观之,则孔子庙自唐设塑像以来已如此,歴宋至元,未之有改。至是圣祖始正之。云臣尝因是而论之:古今异时,制度不一。用古者,则当纯于用古;必欲从今之宜,则当参酌古制而以义起,必合于人情,宜于时俗,斯得古人制礼从宜之意矣。古者席地而坐,故俎豆置于豆间之地,斯为宜矣。今既塑为高像,而坐于倚榻之间,而所谓俎豆者,仍置于地,此苏氏所以有匍匐就食之讥也。然既为今人之座,则当用今人之案;既用今人之案,则用今人之器,亦何不可也?且古者祭祀,几筵在西,神皆东向;汉帝幸鲁祠帝,升庙西面再拜;唐开元礼亦谓先圣东向,先师南向,三献官皆西向,犹有古意。自尊孔子为王之后,始改从南面,而配位则西向,献官序立东庑之前,而行礼执事者升降必由东阶,以神道尚右,西乃迎送神之所避,右不敢当尊故也。宋人以顔孟配享,俱列在圣像之东;其后因王安石配享,乃以坐对顔子,西坐东向;其后革去安石从祀,増入曽子子思,俱坐于东,此姚燧所以有江左进曽子子思并顔孟之说。然谓之并南面,则不知何据也?熊禾谓顔曽思孟所在学校皆东坐西向,十哲两庑从祀皆左右列,则是宋末元初其制已如此矣。今则四子者配享皆左右列,不知始于何时?意者宋金分治,宋人之制如熊禾所云;金人之制则以顔孟与孔子并列,其后平宋,又加以曽思,因而不改欤?燧之所见,盖北方庙像欤?宋濓谓古者求神于隂阳,既奠焫萧合羶芗,今用薰香代之,为简;古者司烜共庭燎以共祭享之事,今用秉炬当之,为渎。臣窃以为祭所以寓吾诚,不专在物理从。宜而可以义起。古祭必用牲牢、蔬果;而牲牢、蔬果之用于今者,其物虽同于昔,而物之生则在于今也。以今日之物而祀先代之神,政不必泥。但所谓木主之设,乃圣祖之盛制;而子先父食,乃天伦之所系,则不可以惮于改作而因循耳。先儒谓议礼也,制度也,考文也,天子司之。亦幸一旦遑于稽古之事,学礼之臣必有能策其一二得所当议者。臣于此亦云。
是年革去天下神号,其诏略曰:歴代忠臣烈士,亦皆当时初封,以为实号,后世溢美之称,皆与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为天下师,以济后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时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旧。
洪武十七年敕:每月朔朢,祭酒以下行释菜礼,郡县长以下诣学行香。
臣按:朔朢行香之礼,古未有也。北齐每月朔,祭酒博士诸生展拜
译姚燧说:“江南方面将曾子、子思与颜回、孟子并列,又单独把子张提升到曾子原来的位置。从孟子的角度看子思,是老师;从子思的角度看曾子,又是老师。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学生对老师,孙子对祖父,坐着谈论道义是可以的,但不能并排面向南而坐。我知道这四位已经避开了在宗庙中并列的嫌疑,不能一天之内安心地同处一堂,何况又祭祀没有血缘关系的孔鲤在庭院中呢?他们的过失在于尊崇儿子而压抑父亲。设立这样的学宫,本意是为了向天下阐明人伦关系,却在几席之地颠倒错置,这样怎么可以作为训导呢!”
臣按:熊禾认为应当另外设立一间屋子,让齐国公叔梁纥居中面南而坐,颜路、曾晢、孔鲤、孟孙氏在西侧陪食,春秋两次祭祀,应当在向至圣先师敬酒献祭的时候,由年高德劭的人担任分献官,在齐国公的牌位前行礼,配享的位置也如此安排。这样也可以显示有尊卑并教导百姓孝顺。然而臣认为,现在天下州县都有祭祀的地方,如果处处都这样设置,恐怕会导致繁琐亵渎。有人说泗水侯孔林自有庙宇,曲阜侯应当在颜回的庙里祭祀,并以颜回配享;莱芜侯没有后代,现在嘉祥有曾子墓,应当有祠堂,适宜在这里祭祀莱芜侯,并以曾子配享。否则就在曲阜特别建立一座庙,专门祭祀这三位,并以颜回、曾子、子思配享。熊禾说如果有王者兴起,礼仪应当有所增减,祭祀不可亵渎。暂且记录在这里。
本朝洪武三年十一月,礼部重新制定了释奠孔子的祭器和礼物。正位,牛一头,羊一头,猪一头,笾和豆各十个,登一个,铏一个,簠和簋各两个,酒尊三个,爵三个。起初,孔子的祭祀,塑像设在高座上,而器物陈列在座下,不符合礼仪,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到这时,确定各自设立高案,所有的豆、笾、簠、簋全都改用瓷器。
臣按:宋代苏轼说,古代人坐在席子上,所以笾豆的高低长短正好与人相当。现在土木塑的像,已经高高在上,而把器皿列在地上,如果神灵不享用,那还不可知;如果神灵享用了,那就是俯伏匍匐着来进食。由此看来,孔子庙自从唐代设立塑像以来就已经这样了,历经宋代到元代,都没有改变。到这时圣祖才纠正了它。臣曾经因此论述说:古今时代不同,制度不一。使用古制的,就应当纯粹使用古制;一定要顺应当今的适宜,就应当参酌古制而根据义理来确立,必须符合人情,适宜于时俗,这才符合古人制定礼仪顺应当宜的意思。古代人席地而坐,所以俎豆放在席子之间的地上,这是适宜的。现在既然塑成高像,坐在倚榻之间,而所谓的俎豆仍然放在地上,这就是苏轼有匍匐进食讥讽的原因。然而既然用了今人的座位,就应当用今人的案几;既然用了今人的案几,那么用今人的器皿,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况且古代祭祀,几筵在西边,神灵都面向东;汉代皇帝亲临鲁地祭祀,登上庙堂面向西再拜;唐代开元礼也说先圣面向东,先师面向南,三献官都面向西,还保留着古意。自从尊孔子为王之后,才开始改为面向南,而配享的位置则面向西,献官依次站在东庑之前,行礼执事的人升降必须走东阶,因为神道崇尚右边,西边是迎送神灵所避开的,右边不敢当尊位。宋代人以颜回、孟子配享,都列在圣像的东边;后来因为王安石配享,就让他坐在对着颜回的位置,面向东坐;后来革去王安石从祀,增加曾子、子思,都坐在东边,这就是姚燧所说的江南方面将曾子、子思与颜回、孟子并排面向南之说。然而说他们并排面向南,却不知道依据是什么?熊禾说颜回、曾子、子思、孟子所在的学校都向东坐面向西,十哲两庑从祀都左右排列,那么宋末元初其制度已经这样了。现在这四位配享都左右排列,不知道始于何时?大概是因为宋金分治,宋人的制度如熊禾所说;金人的制度则将颜回、孟子与孔子并列,后来平定宋国,又加上曾子、子思,因而没有改变吧?姚燧所见的,大概是北方的庙像吧?宋濂说古代在阴阳中求神,已经奠酒焚烧香草混合腥香,现在用薰香代替,显得简略;古代司烜供应庭燎以供应祭享之事,现在用秉炬代替,显得亵渎。臣私下认为祭祀是为了寄托我们的诚意,不专门在于物理上的顺从。适宜而可以根据义理确立。古代祭祀必定使用牲牢、蔬果;而牲牢、蔬果用于现在,其物品虽然与过去相同,而物品的生长却在于现在。用今天的物品来祭祀先代的神灵,政令不必拘泥。但是所谓木主(牌位)的设置,是圣祖的盛大制度;而儿子在父亲之前进食,是天伦关系所系的,不可以因为害怕改动而因循守旧。先儒说议礼、制度、考文,由天子掌管。也幸好一旦有空暇从事稽古之事,学礼的大臣必定有能策划其一二得到应当议论之处的。臣在这里也这样说。
这一年革去天下神号,诏书大略说:历代忠臣烈士,也都是当时初封,作为实号,后世溢美之称,都予以革去。孔子善于阐明先王的重要道理,作为天下老师,来救济后世,不是有功于一方一时的人可以比拟的,所有封爵应当沿袭旧制。
洪武十七年敕令:每月初一和十五,祭酒以下行释菜礼,郡县长官以下到学宫行香。
臣按:初一十五行香的礼仪,古代没有。北齐每月初一,祭酒、博士、诸生展拜
阶下,郡县朔朝,是时未爇,今所谓香也。然朔日行礼,则始于此焉。其后遂以朔朢行香。朱熹曰:「谒宣圣,焚香不是古礼,捻香不当叩头,只直上捻香了,却出笏叩首而降拜。」由是言之,则在宋已有矣。其行礼,当以朱氏言为则。
译台阶之下,郡县在初一举行朝会,那时还没有点燃香火,这就是现在所说的香。然而初一举行礼仪,却是从这里开始的。后来于是就在初一和十五举行上香之礼。朱熹说:“拜谒孔子,焚香不是古礼,捻香时不应当叩头,只是直接向上捻香,然后取出笏板叩首并降阶拜礼。”由此说来,那么在宋代就已经有了。举行礼仪时,应当以朱熹的话作为准则。
正綂中,以宋胡安国、蔡沈、真徳秀、元吴澂从祀。
臣按:有国家者,以先儒从祀孔子庙庭,非但以崇徳,盖以报功也。夫太上固以立徳为贵,然徳之在人者,不可以一槩论。使其仁如尧,孝如舜,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固无得而可议矣。然尧舜文武之祀,止于朝廷一庙及其陵寝而已,不天下徧祀也。况于儒者之道,佩仁服义,尊徳乐道,固其性命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茍有徳者,即祀之,则亦不胜其祀矣。是以在宋,言者屡以欧阳脩、苏轼、孙复、胡瑗为请,而近日亦往往有以杨时、罗从彦、李侗为言,事下儒臣议,议者皆不之从,以其无功于经也。其已列从祀者,若荀况、戴圣、马融、王弼、杜预之辈,屡有建请革去其祀者,至今犹列在祀典,岂不以弼等虽于徳行有亏,然弼有功于易,预有功于春秋,圣有功于礼,有其举之,莫敢废也。臣考礼,止释奠于先圣先师,而无从祀之说。从祀之说,始于唐太宗时,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配食先师也。自是之后,益以荀况、▯雄、韩愈。宋南渡后,始加以周、程、张、朱、邵、马及张栻、吕祖谦。元人又加以董仲舒、许衡。皇朝又加以此四人者,盖安国传春秋,沈注书,徳秀着大学衍义,澂着诸经纂言,是皆有功于圣门者也。已祀而黜者,惟▯雄一人。若孔孟以后之儒,有功于圣经者,无不祀矣。惟杨时者,从学于二程,载道而南,使无时焉,则无朱熹矣。何也?在宋金分裂之时,程学行于南,苏学行于北,虽伊洛之间,不复知有程氏之学,则时载二程之道而南,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大明于斯世者,其功不可泯也。乃不得如言性恶之荀况,宗防庄老之王弼,附防防纬之贾逵,并祀于孔子庙庭,以从于二程之后,朱吕之前,岂非阙典欤?
欧阳脩曰:释奠、释菜,礼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见师,以菜为挚,故始立学者,必释菜以礼其先师。其学官四时之祭,乃皆释奠。释奠有乐,无尸;而释菜无乐,则其又略也。故其礼亡焉,而今释奠幸存,然亦无乐,又不徧举于四时,独春秋行事而已。自孔子没后之学者,莫不宗焉,故天子皆尊以为先圣,而后世无以易。荀卿子曰:仲尼,圣人之不得势者也。然使其得势,则为尧舜矣。不幸无时而殁,特以学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礼。而后之人不推所谓释奠者,徒见官为立祠,而州县莫不祭之,则以为夫子之尊由此为盛。甚者乃谓生虽不位,而没有所享,以为夫子荣,谓有徳之报,虽尧舜莫若。何其缪论者欤!臣按脩之记,作于宋盛时,而谓释菜礼亡,又谓释奠幸存而亦无乐。今制则国子监每月朔,先期太常寺送兎蔬等物,至日行礼。其春秋上丁二祭,则先期皇帝传制,遣官行礼,文武官朝服侍班,牲用太牢,礼行三献,乐备,登歌舞用八佾。其礼可谓备矣。说者谓释奠、释菜二者之重轻,系乎乐之有无。今世之乐,袭胜国用宋人魏汉律所制大晟之故耳,非古乐也。吁!礼废羊存,虽曰不合于古,岂不胜于无哉?方今圣明在上,必有当制作之任者,行古之礼,复古之乐,政有望于今日。
熊禾曰:道者,天下通行之道。其所以为敎者,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先王建学,必祀先圣先师。自古至今,未有以异独五学之说不同。礼家谓诗书礼乐各有其师,所以为祀亦异,则疑出于汉儒专门之附防。三代以上大道未分,必不至此。夫京师首善之地,莫先于天子之太学。天子太学祀典,宜自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其道徳功言载之六经,传在万世。若以伏羲为道之祖,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各以其次而列焉。皋陶、伊尹、太公望皆见而知者,周公不惟为法于天下,而易、诗、书所载与夫周礼、仪礼之书,皆可传于后世。至若稷之立极,陈常契之明伦敷敎,夷之降典,益之赞徳,传说之论学,箕子之陈范,是皆可以与享于先王者。以此秩祀天子之学礼,亦宜之。若夫孔子兼祖述宪章之任,其为天下万世通祀,则自天子下
译正统年间,让宋代的胡安国、蔡沈、真德秀,元代的吴澄配享孔子庙庭。
臣按:拥有国家的君主,让先代儒者配享孔子庙庭,不仅仅是为了尊崇德行,更是为了报答他们的功绩。虽然最高境界固然以树立德行为贵,然而德行在人身上的体现,不能一概而论。假使有人像尧那样仁爱,像舜那样孝顺,像文王那样以文治著称,像武王那样以武功显赫,那确实无可非议。然而尧、舜、文、武的祭祀,只限于朝廷的一座庙宇以及他们的陵寝罢了,并不在天下普遍祭祀。何况儒者的道,佩戴仁德、践行义理,尊崇德行、乐于道义,这本来就是他们天性中固有的,也是职责分内应当做的。如果有德行就祭祀他,那么祭祀的人数就多得不胜枚举了。因此在宋代,进言的人屡次请求让欧阳修、苏轼、孙复、胡瑗配享,而近来也常常有人提议让杨时、罗从彦、李侗配享,事情下达给儒臣商议,商议的人都不赞同,因为他们对经典没有功绩。那些已经列入配享的,像荀况、戴圣、马融、王弼、杜甫预之类的人,屡次有人建议革除他们的配享,至今仍然列在祭祀典章中,难道不是因为王弼等人虽然在德行上有亏欠,但王弼对《易经》有功,杜预对《春秋》有功,戴圣对《礼记》有功,既然有他们的贡献,就不敢废除吗?臣考证礼制,只规定在先圣先师的祭典上举行释奠,而没有配享的说法。配享的说法,始于唐太宗时期,让左丘明等二十二人配享先师。从此以后,又增加了荀况、扬雄、韩愈。宋代南渡后,才增加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邵雍、马端临以及张栻、吕祖谦。元朝人又增加了董仲舒、许衡。本朝又增加了这四人,大概是因为胡安国传注《春秋》,蔡沈注解《尚书》,真德秀著《大学衍义》,吴澄著《诸经纂言》,这些人都是对圣门有功的人。已经配享而被罢黜的,只有扬雄一人。如果孔孟以后的儒者,对圣经有功的,没有不配享的。只有杨时,跟随二程学习,将道统向南传播,如果没有杨时,就没有朱熹了。为什么呢?在宋金分裂的时候,程学在南方流行,苏学在北方流行,即使在伊水洛水之间,也不再知道有程氏的学问,那么杨时携带二程的道统向南传播,使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统在当今世大显,他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竟然不能像主张性恶的荀况、推崇老庄的王弼、附会谶纬的贾逵那样,在孔子庙庭配享,位列二程之后、朱熹吕祖谦之前,这难道不是礼制的缺漏吗?
欧阳修说:释奠、释菜,是礼仪中简略的。古代士人拜见老师,以菜作为见面礼,所以刚开始设立学校时,一定要用释菜来礼敬先师。那些学官四季的祭祀,都是释奠。释奠有音乐,没有主祭者;而释菜没有音乐,那就更加简略了。所以这种礼仪已经失传,现在释奠侥幸留存下来,然而也没有音乐,又不普遍地在四季举行,只在春秋两季举行罢了。自从孔子去世后,学者没有不尊崇他的,所以天子都尊奉他为先圣,后世无法改变。荀子说:仲尼,是圣人中没有得到权势的。然而假使他得到权势,就会成为尧舜了。不幸没有时机就去世了,只是因为学者的缘故,享受弟子春秋的礼节。后来的人不推究所谓释奠的含义,只看到官府为他立祠,而州县没有不祭祀他的,就认为孔子的尊贵由此达到极盛。更有甚者,认为他生前虽然没有官位,但死后有所享受,认为这是孔子的荣耀,认为有德行的报应,即使尧舜也比不上。这多么荒谬啊!臣按:欧阳修的记载,作于宋代兴盛时期,他说释菜的礼仪已经失传,又说释奠侥幸留存但也无音乐。现在的制度,国子监每月初一,提前由太常寺送来兔肉蔬菜等物品,到日子行礼。春秋上丁两次祭祀,则提前由皇帝传下诏令,派遣官员行礼,文武官员穿朝服侍立,牺牲用太牢,礼仪行三献,音乐齐备,登歌舞蹈用八佾。这礼仪可以说是完备了。有人说释奠、释菜两者轻重,取决于有无音乐。现在的音乐,沿袭前朝使用宋代魏汉律所制的大晟乐而已,不是古乐。唉!礼仪废弛而牺牲尚存,虽然说不符合古制,难道不比没有好吗?当今圣明的君主在上,一定有承担制作礼乐重任的人,实行古代的礼仪,恢复古代的音乐,政治有望在今天实现。
熊禾说:道,是天下通行的道路。它之所以作为教育,从天子到平民百姓,是一样的。先王建立学校,一定要祭祀先圣先师。从古至今,没有不同的,只有五学的说法不同。礼学家认为《诗》《书》《礼》《乐》各有其师,所以祭祀也不同,这怀疑是出于汉代儒者专门附会的说法。三代以上大道未分,一定不会这样。京师是首善之地,没有比天子的太学更优先的。天子太学的祭祀典章,应当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开始,他们的道德功业记载在六经中,流传万世。如果以伏羲为道的始祖,神农、黄帝、尧、舜、禹、商汤、文王、武王各自按次序排列。皋陶、伊尹、太公望都是亲眼见到并知晓的人,周公不仅为天下树立法度,而且《易经》、《诗经》、《尚书》所载以及《周礼》、《仪礼》之书,都可以流传后世。至于后稷确立准则,陈常契阐明伦理施行教化,伯夷制定法典,益赞美德行,傅说论述学问,箕子陈述规范,这些人都可以配享先王。以此次序祭祀天子学校的礼仪,也是适宜的。至于孔子兼有祖述宪章的责任,他作为天下万世普遍祭祀的对象,则从天子以下
宋濓曰:「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学,其所谓先圣者,虞庠则以舜,夏学则以禹,殷学则以汤,东胶则以文王。复各取左右四圣,成其徳业者,为之先师,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学之法也。茍如禾言,则道綂益尊,三王不汩于毉师,太公不辱于武夫矣。」
臣按:本朝于京师有帝王庙,而以当时功臣配享,与禾此议合,但不领于学官耳。请于帝王庙设宫悬,备佾舞,一如文庙;每嵗春秋传制,遣官致祭,一如祀孔子;而太学则祀宣圣如故。
禾又曰:礼有祀先贤于东序,及祭乡先生于社之文。以一国一乡论之,各有先贤、乡先生。其节行足以师表后进,轨范薄俗者,固在乡国之所当祀矣。孔明之在南阳,管防安之在东海,张九龄之在曲江,阳城之在晋鄙。三代而下,论天下人物,亦当首称。正使列侍圣门,夫亦何慊?又如蜀之文翁,闽之常衮,首开一方文治,虽去之千载,犹思慕之。凡若此类,宜悉诏郡国,按其旧志,采其尤著者,悉以来上,列之羣祀,咸秩无文。
臣按:今世州郡县学,往往有乡贤祠,然多出私祭,非朝廷祀典所秩者,乞如禾议行之。
唐▯宗开元十九年,置太公庙,令两京诸州各置太公庙,以张良配享,选古名将以备十哲,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礼。
司马光曰:「经纬天地之谓文,戡定祸乱之谓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称圣人,未之有也。岂孔子专文而太公专武哉?自生民以来,未有如孔子者,岂太公得与抗衡哉?」自古有发命,大司徒敎以车甲,臝股肱,决射御,受成献馘,莫不在学,欲其先礼义而后勇力也。自孙吴以降,皆以勇力相胜,狙诈相高,岂足数于圣贤之门而谓之武哉?使太公有神,必羞与之同食矣。臣按:古者释奠之礼,所以报有功,于是敎之人,必其道徳着于当时,轨范垂于后世,其功不可忘者也。孔子删述六经,垂宪万世,故后世学校通祀之,与郊社并非徒以是尊崇之也,报其垂敎之功也。太公望起海濵以辅周室,其以武功见于经者,特以时维鹰▯之一语,世之所传《六韬》,乃后人假托者耳。其于武事外,此畧不他见。凡兵家所传七书者,多权谋狙诈之术,不得与圣经比。老子以佳兵为不祥之器,兵之佳者尚为不祥,况其作书敎人变诈以相杀害者哉?其为不祥也,大矣!又何功而祀之哉?观光之言,则《武成》不当有庙明矣。太公之神,则当祀于歴代帝王庙,以配文武,其余名将有功于一时者,各祀于其所生之地及立功之处可也。
以上释奠先师之礼【下】
大学衍义补卷六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六十七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崇敎化
总论敎化之道
易》临之大象曰: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敎思无穷,容保民无疆【广大无疆限也】
程颐曰:「物之相临与含容,无若水之在地。故泽上有地,为临也。君子观亲临之象,则敎思无穷。亲临于民,则有敎导之意思也无穷。至诚无斁也。」
臣按临之为卦,有上临下之象。上之临下,果何所事哉?曰:保之。将欲保之,以何为先?曰:敎之。敎之之道,驱迫之不可也,操切之不可也,徒事乎法不可也,必刻以期不可也。必也,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优而游之,使自休之;厌而饫之,使自趋之。如江河之润,如湖海之浸,是之谓敎思焉。举一世而甄陶之,合万邦而协和之。由无息而至于悠逺,由动变而至于能化。无一人而不化,无一地而不到,无一日而或间,岂有穷尽也哉?如是,则凡形气有生之类,皆在吾度量包容之中,有相生相长之乐,无此疆彼界之殊矣。彼徒临之以威,齐之以政者,其意思浅且促矣。既浅且促,则寔不能容之矣,岂能保民而至于无疆哉?
观之象曰:「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敎,而天下服矣。」程颐曰:「为观之道,严敬如始盥之时,则下民至诚瞻仰而从化也。不荐,谓不使诚意少散也。天道至神,故曰神
译宋濂说:“从前周朝拥有天下,设立虞、夏、商、周四代的学校,其中所说的先圣,虞代的庠校以舜为先圣,夏代的学校以禹为先圣,殷代的学校以汤为先圣,东胶以文王为先圣。又各自选取左右四位圣人来成就他们的道德功业,作为先师,来配享祭祀。这本来是天子设立学校的法则。如果按照宋濂所说的,那么道统更加尊贵,三王不会沉溺于医药之术,太公也不会受辱于武夫了。”
臣按:本朝在京师设有帝王庙,并以当时的功臣配享祭祀,与宋濂的这个建议相合,只是不由学官统领罢了。请求在帝王庙设置宫悬(悬挂钟磬等乐器的架子),完备佾舞(行列舞),完全像文庙一样;每年春秋两季传达皇帝诏令,派遣官员致祭,完全像祭祀孔子一样;而太学则依旧祭祀宣圣(孔子)。
宋濂又说:礼制中有在东方序堂祭祀先贤,以及在社庙祭祀乡先生的记载。以一国一乡来说,各有先贤、乡先生。那些节操品行足以作为后进师表、规范浅薄风俗的人,本来就是在乡国应当祭祀的对象。诸葛亮在南阳,管宁在东海,张九龄在曲江,阳城在晋鄙。三代以后,评论天下人物,也应当首先称道他们。即使让他们列侍在圣人门下,又有什么遗憾呢?又如蜀地的文翁,闽地的常衮,首先开创一方文治,虽然离去千年,人们仍然思念仰慕。凡是这类人,应当全部下诏给各郡国,查考旧志,选取其中特别显赫的,全部上报,列入群祀之中,按等级祭祀,没有遗漏。
臣按:现在州郡县的学校,往往有乡贤祠,但大多出于私人祭祀,并非朝廷祀典所规定的等级,请求按照宋濂的建议实行。
唐玄宗开元十九年,设立太公庙,命令两京和各州都设立太公庙,以张良配享,选取古代名将作为十哲,在二月、八月的上戊日致祭,礼仪如同孔子。
司马光说:“经纬天地叫做文,平定祸乱叫做武。自古以来,没有兼有这两者而称为圣人的,从来没有过。难道孔子专于文而太公专于武吗?自有人类以来,没有像孔子这样的人,难道太公能与他抗衡吗?”自古以来有发布命令,大司徒教导使用车甲,赤膊露臂,决定射箭驾车,接受成命献上传首,没有不在学校进行的,想要他们先重礼义而后重勇力。自从孙武、吴起以来,都以勇力相胜,以狡诈相高,哪里值得数在圣贤门内而称之为武呢?假如太公有神,必定羞耻与他们同食。臣按:古代释奠的礼仪,是为了报答有功之人,于是教导人们,必定是他们的道德显赫于当时,规范垂范于后世,他们的功劳不可忘记。孔子删述六经,垂范万世,所以后世学校普遍祭祀他,与郊社祭祀并非仅仅因此尊崇他,而是报答他垂范教导的功劳。太公望从海边兴起辅佐周室,他在经书中以武功显现的,特别在于“时维鹰扬”这一句话,世人所传的《六韬》,是后人假托的罢了。他在武事之外,几乎没有其他表现。凡兵家所传的七书,多是权谋狡诈之术,不能与圣经相比。老子认为兵器是不祥之器,兵器中好的尚且是不祥,何况那些著书教人变诈以互相杀害的呢?它的不祥,太大了!又有什么功劳而祭祀他呢?司马光的话,那么《武成》篇不应当有太公庙是明显的了。太公的神,应当在历代帝王庙祭祀,以配享文武,其余名将有一时功劳的,各自在他们出生之地及立功之处祭祀就可以了。
以上释奠先师之礼【下】
大学衍义补卷六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六十七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总论教化之道
《易经》临卦的大象辞说:泽上有地,是临卦;君子以此教化思虑无穷,包容保护百姓没有边界【广大没有边界限制】
程颐说:“事物相互临视与包容,没有比水在地上的更合适的。所以泽上有地,就是临卦。君子观察亲临的卦象,就教化思虑无穷。亲临于民,就有教导的意思无穷。至诚而不厌倦。”
臣按临卦,有上临下的卦象。上临下,究竟做什么事呢?回答说:保护他们。想要保护他们,以什么为先?回答说:教化他们。教化的方法,驱迫他们不可以,操切他们不可以,只从事于法度不可以,必定苛刻以期成也不可以。必定要,匡正他们使他们正直,辅助他们使他们成长,优待他们使他们悠闲,使他们自己休息;满足他们使他们饱足,使他们自己趋向。像江河的滋润,像湖海的浸润,这就叫做教化思虑。举一世而陶冶他们,合万邦而协和他们。由不停息而达到悠远,由变动而达到能化。没有一个人不被教化,没有一个地方不到达,没有一天间断,哪里有穷尽呢?像这样,那么凡是有形体气息的生物,都在我的度量包容之中,有相生相长的快乐,没有此疆彼界的区别了。那些只以威严临视他们,以政令整齐他们的人,他们的意思浅薄而且急促。既浅薄又急促,那么实在不能包容他们了,怎么能保护百姓而达到没有边界呢?
观卦的象辞说:“观卦,盥洗而不献祭,有诚信庄严的样子。下民观察而受教化。观察天的神道,而四时没有差错。圣人以神道设立教化,而天下信服了。”程颐说:“作为观卦的道理,严敬如同开始盥洗的时候,那么下民至诚瞻仰而从化。不献祭,是说不要让诚意稍微散失。天道至神,所以叫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