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三十八

译对策：一是各州郡设置军队作为防备；二是选拔负责缉捕盗贼的官员；三是明确赏罚的制度；四是裁撤冗官，任用贤良官吏来安抚困苦百姓，使他们不致沦为盗贼。

译臣按：治理盗贼的法令，最不可拖延。拖延则贼势日益壮大，党羽日益增多，往往留下日后的悔恨。修治这四件事，其中裁减冗官，任用良吏来安抚疲惫的百姓，是首要的任务。得到一位良吏，就像龚遂治理渤海、虞诩治理朝歌那样，盗贼就不难清除了。

富弼对仁宗说：“访查得知有很多凶险之徒，起初读书就想参加科举，等到成年立业，学业没有成就，虽然稍微能写文章，却不贴近科举应试，做官无路，心中常常郁郁不乐。他们颇读史传，粗略知晓兴亡，以至于讨寻兵书，学习武艺，因此夸大胸胆，遂生权谋。每当遇到灾异祥瑞，便有私下议论，自负所图谋很大，蔑视州县。既然不参加考试，又不另谋进身之路，往往隐藏姓名，潜藏踪迹，于是与其党徒秘密结党。煽动这类人散在民间，实在很多。即使没有成型的阴谋，也能引发祸端。关键在于得到他们并加以牵制，使他们的阴谋不能得逞。请求命令可信赖的臣僚，多方访查，如果有这类人，作为草野遗逸，推荐给朝廷，随其所能，加恩任命。”

苏轼对仁宗说：“只有忠孝礼义的士人，即使不得志，也不失为君子。如果德行不足而才能有余的人，困于没有门路，就会无所不为了。臣希望特别为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另开做官的门路。古代不专以文词取人，所以得到的士人多。君王用人，如同江河，江河所趋向的地方，百川都奔赴那里。蛟龙生在其中，等到它离开去别处，那么鱼鳖无处安身，而泥鳅鲶鱼便为之控制。希望采纳唐代的旧制，让五路的监司、郡守共同选拔士人，那些人才心力足以过人而不能从事科举的人，推荐他们的才能，使他们得以做官，比照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制他们的升迁。朝廷考察其中特别优异的人，提拔任用数人，那么豪杰英伟之士逐渐由此路出现，而奸猾之党就可以被笼络收服了。”

苏轼又代淮南转运使李琮对神宗说：“扬雄有言，驾驭失其道，那么天下的狡诈之徒都成为敌人；而班固也论述剧孟、郭解这类人，都有绝异之姿，可惜他们不入于道德，苟且放纵于末流。由此可知，人的善恶，本无固定本性，如果驾驭得法，那么以前的奸猾之徒全是忠良。所以许子将对曹操说：‘你是治世的能臣，乱世的奸雄。’假使韩信、彭越不遇汉高祖，与盗贼有何不同？臣私下曾为朝廷考虑，认为穷尽他们的党羽而除去他们，不如利用他们的才能而任用他们。为什么呢？他们的党羽不可能全部除去，而他们的才能自有可用的地方。从前汉武帝曾派遣绣衣直指督捕盗贼，所到之处以军法从事，斩杀二千石以下的官员，可谓紧急了，而盗贼不为稍减，因为他们的党羽本来不可能尽除。朝廷利用他们的才能而任用他们，那么盗贼自然消亡，而豪杰之士就可以被驱使。请借唐代的事来阐明：自天宝以后，河北诸镇相继作乱，虽然宪宗英武，也不能平定。看他们的主帅，都是卒伍庸才，而能在六七十年间与朝廷相抗衡，只是因为好乱乐祸之人，背公死党之士，一起出来辅佐他们。臣希望陛下精选青、郓两帅，京东西职官及徐、沂、兖、单、潍、密淄、齐鲁、濮知州，晓谕此意，让他们暗中寻求部内的豪猾之士，或家富而多权谋，或通晓术数而懂兵法，或家富而好施舍，像这类人，都召来劝奖，使他们以告捕盗贼来自效，登记他们的姓名上报朝廷。所获盗贼，量轻重酬赏，如果抓获真盗大奸，随即录用；如果只是寻常劫贼，就累计人数酬以一官，使这类人羡慕其利，作为进身之资。只要提拔数人，那么一路自然竞相劝勉。在贡举之外，另设此科，那么以前的遗才都为我所用。即使有奸雄啸聚，也是没有党徒的。”

秦观说：自古盗贼之所以兴起，都出于连年水旱，赋税横征暴敛，徭役频繁发动，所以愚民为盗，在山海险阻之间弄兵，作为苟延残喘之计。值得深虑的是，其中有豪俊之人。为什么呢？人的豪俊，如同马有骥，犬有卢。虽然上观下获，一日千里，而放纵蹄足的变化，也可畏啊。从前周亚夫得到剧孟，高兴地说：“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我知道他们无能为了。”天下骚动，大将得到他，隐蔽如一个敌国。听说唐纵朱克融北还卢龙，不久军乱，于是又失去河朔。那剧孟、朱克融都是匹夫罢了，而得失去就之间，系着吴楚的成败，为河朔的存亡。由此说来，盗贼之中而有豪俊，难道不值得深虑吗？臣认为消亡大盗之术，没有比笼络天下豪俊更大的了。天下豪俊为我笼络，那么那些卒材鼠辈，即使有千百成群，也不足置齿牙之间了。国家取人的制度，其选高者只有制科进士。那豪俊之士，固有文武纵横之间，无不可的。椎鲁少文，独可以任大事的人，如果天下豪杰都是文武纵横之才，二科足以取之。如果有椎鲁少文之人，就不能得到而取之了。这是制科进士所得之外，不能没有遗才啊。

臣按，富、

译苏二臣的看法大致相同。大凡盗贼突然兴起，古今历代都有。那些纷纷攘攘的乌合之众，是被胁迫控制的人，心中没有坚定的志向，为了利益而行动，既然可以用诱骗胁迫使他们来，也可以用哄骗吓唬使他们离去，不值得忧虑。值得忧虑的，是那些粗通文义、了解古今的人罢了。他们的言论足以鼓动众人，智慧足以策划阴谋，他们纵横诡秘，谋略变幻，尤其容易迷惑世人、欺骗他人。这类人，如果平时没有方法收揽他们，使他们有所顾忌而不肯做坏事，那么不幸一旦有事，他们在中国就会成为盗贼的主谋，他们出逃境外就会为夷狄效力。他们造成的祸害，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消除的。回想祖宗用人，在科举岁贡之外，另有贤良方正、才识兼茂、经明行修等科目，下至富户老人，也在任用之列。这是因为天下的大人才，有能有的不能，所以用这些科目来对待他们，使他们都能得到任用而没有遗漏。近来执政者却把这些科目全部废除，只专任科举和岁贡两条途径，这很不符合祖宗的本意。臣愚昧，希望恢复旧制，设立各种科目来收揽天下被遗漏的人才。又命令有关部门，凡是士子中不擅长科举学业的，有其他才能技艺值得称道的，都允许推荐上报，根据他们的能力进行考核，酌情授予一个职位。其中长江以北，人才朴实粗鲁，固然有心里明白但嘴上说不出来，嘴上能说出来但手上写不出来的，其中有了解边境情况、各种军事事务以及体力技能过人的人，也允许上报姓名，酌情任用为都司卫所的幕僚，或者补任，或者添注，或者在武职中试用。其中才能出众的人，如果确实有显著成效，就不按常规次序提拔任用，让他们担任将帅、方面大员，日后为国家建立功名、抵御夷狄，也未必不依赖他们的作用。这样，天下有才能的人都能得到任用，而没有越位妄动的想法；国家所任用的人，没有遗漏的人才，而没有意外的忧虑。黄巢必然不会贩卖私盐，张荣必然不会为阡能起草檄文，樊若水必然不会测量江面，张元、吴昊必然不会被西夏所用，黄师宓必然不会主持侬氏的阴谋，徐伯祥必然不会引导交趾人入侵。

译富弼对神宗说：“近来屡次有群贼在光天化日之下进入城中，打开军用物资、铠甲兵器等仓库，劫取衣物铠甲、布帛财物，分发给贼党。州里的士兵不足三十人，州官四散奔逃，贼人肆意抢劫杀戮，毫无畏惧顾忌。官府势力无法控制局面。小小的寇贼聚集，尚且如此凌辱官府，此后若再有更大的盗贼杀害官吏，占据州城，尽数夺取官私财物，招募徒众，人数必定达到千万，与朝廷相抗衡。贼人大量劫掠财物，无限度地散施，那么贫民就会乐于跟随；肆意抢劫杀戮，使人震惊恐惧，那么无论老少都会被迫顺从。朝廷的奖赏必定有限度，惩罚必定有法度，不能像贼人那样使人乐于跟随或被迫顺从。如果各地观望不前，奸雄相继而起，贼人遍布天下，那么国家大事就完了。秦末、隋末、唐末的动乱，都是由此而起。我日夜思虑，实在感到寒心。”

赵瞻对英宗说：“我见群盗杀害辅佐京师的郡县官吏，囚犯在京畿地区的监狱中叛乱，这都是前代祸乱萌芽的迹象，朝廷心腹之患，是最紧急的事务。然而政府只不过发出公文，做出督促责成的样子；州郡也不过部署巡逻人员，做出防备的迹象罢了。文书一旦上报，只是沿用惯例，苟且求取查问的结果，没有为国家穷究渊薮、积弊的根源，堵塞万一发生不测的计策。”又说：“过去任用一位郡守，盗贼就屏息不敢作乱；现在联合几十名官员，却不能禁止，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因为过去用人注重实际效果，而现在的官府只追求空洞的文辞。现在盗贼一起事，公文四处奔走，就说：‘我有文书下达一路了。’帅府就说：‘我有文书下达郡县了。’只要查究清楚，我就没有责任了；郡县就说：‘我有文书下达巡逻的县尉了。’只要关防明白，我就没有责任了；县尉就说：‘我有文书下达坊里保伍了。’只要防备周全，我就没有责任了。这种情形的由来，难道不是自朝廷崇尚空洞文辞开始的吗？”

臣按：大盗兴起，必定劫掠刑狱，必定掠夺官府仓库，必定杀害官吏。自古祸乱兴起，都始于这些地方，逐渐发展到极点，四海生灵涂炭，宗庙社稷化为废墟，都起于一州一县的积弊。拥有国家的人，思考祸患而预先防范，哪里能容许迟缓呢！从前群盗抢劫淮南，将要经过高邮，知军晁仲约估计不能抵御，命令富户拿出金银布帛，备办牛肉美酒，派人迎接慰劳，并且厚赠他们。盗贼高兴，径直离去，没有在高邮作乱。事情上报后，富弼想要诛杀晁仲约，范仲淹想要宽恕他。我私下认为，富弼想要诛杀，是出于法度；范仲淹想要宽恕，是出于情理。请斟酌情理与法度之间，如果高邮有城池和士兵，而晁仲约不抵御，让他们越过边境，固然有罪。如果没有城池可以作为屏障，没有士兵可以抗拒敌人，又没有邻境可以救援，与其徒手受害，不如用计谋援助，这不比坐视一郡百姓失去生计更好吗？这过失在于朝廷，不在于州郡。州郡的罪责，在于事情发生之前，而不在于事情临头之际。受人委托放牧牛羊，却不为之设置栅栏，致使被盗贼偷窃，那么牧人不能无罪。责备他不能设置栅栏的罪责，是可以的。现在盗贼来了，他能用计谋击退，使牛羊没有丢失，却判他丢失牛羊的罪责，就过分了。我说州郡的罪责在于事情发生之前，而不在于事情临头之际，就是这个意思。虽然如此，城池不修筑，士兵没有定额，难道只是州郡的罪责吗？朝廷之上，庙堂之尊，也应当分担责任。我请求从今以后，凡是天下府州县中没有城池但处于要害之处的，就商议筑城置军；那些不能置军的地方，就命令巡抚方面及守令商议，或者使用民力，或者使用官钱雇佣工人，依次进行，就使用附郭市民，免除他们的杂役，编为丁壮夫甲，酌情规定数额守卫。其余州县地狭民少，不能筑城守卫的，也酌情给予丁夫守卫。凡是所有的仓库钱粮铠甲兵器，都寄存在郡库；犯罪重囚，都关押在郡狱。有城池的地方，像这样那么凡是官府，都有城池守卫，百姓有依附之所，军队有防御装备。将来被寇贼攻击劫掠，罪责有所归属，他们也就没有借口了。这虽然是一州一县的事情，积累起来，天下宗庙社稷的安定，未必不由此而来。为国家深谋远虑的人，应当深切注意这一点。

苏轼对神宗说：“臣以前任职密州时，曾进言说自古河北与中原的离合，常关系到国家存亡。而东京之地，之所以漕运河北，瓶空则罍耻，唇亡则齿寒。而那里的百姓喜欢做盗贼，为患最严重。因此为陛下谋划对待盗贼的防备措施。等到调任徐州，观察山川的形势，考察风俗所崇尚的，并考证于典籍，然后才知道徐州是南北的要冲，而京东各郡的安危所系。我观察那里的地势，三面被山环绕，只有西边是几百里的平川，向西直通梁宋。假使楚人打开关隘迎接敌人，材官发射箭矢，突击骑兵如云跟随，真像屋顶上倾倒水一样势不可挡。土地适宜种植粟麦，一年丰收就能吃饱几年。它的城池三面阻水，城楼城墙之下以汴水泗水为护城河，只有南面可以通车马，戏马台在那里。它高十仞，方圆百步。如果用武的时代，在上面驻扎千人，聚集木石、炮石、战守的器具，作为城池的表里，而在城中积蓄三年的粮食，即使使用十

译万人之众，是不容易攻取的。那里的百姓都身材高大、胆量力气出众，喜欢抢劫掠夺，稍有不如意便产生飞扬跋扈的念头，不仅仅是做盗贼而已。汉高祖是沛县人，项羽是宿迁县人，刘裕是彭城县人，朱全忠是砀山县人，都在如今徐州百里范围之内。当地人因此自负，凶暴桀骜的风气积累而成习俗。魏太武帝用三十万大军攻打彭城，不能攻克，而王智兴凭借平庸之才，在徐州肆意妄为，朝廷也不能讨伐，难道不是因为那里地形便利、士兵勇猛强悍的缘故吗？

译臣按：彭城是天下南北交通的要冲，那里的地势、风俗、物产，苏轼已经说得很透彻了。虽然如此，汉、唐两代定都关中，彭城在当时属于边远郡县；宋代定都汴梁，彭城在当时属于陪都辅佐之地。而在今天，它位于南北两京之间，是漕运通道必经的地方。当今天下十三藩中，有九个藩地的军队都要由此北上或南下。几百里之内就是帝乡、兴起王业的地方，是祖宗陵寝所在，其重要性不仅汉、唐、宋时期可比。我在京辅屯兵的条陈中，请求在此地设立大镇，任命一名大将统领江淮地区的官军，在此驻守。一来是为了防守漕运，二来是为了屏蔽皇陵，而对于一方出现的盗贼，也可以借此加以镇遏。这样两京之间就有通达融贯的气势，万里之内没有隔绝的忧患，宗庙社稷的安定，就会像磐石一样稳固了。

徽宗宣和二年，建德军青溪百姓方腊，世代居住在县堨村，依托邪道迷惑众人。县境幇源等各个山洞，山谷幽深险峻。方腊有漆园造作局，官府屡次残酷地索取，方腊怨恨但不敢发作。当时朱勔在苏州主管应奉局，花石纲的骚扰，使得家家户户都产生怨恨。方腊趁着百姓无法忍受，暗中聚集贫困无业游手好闲的人，以诛杀朱勔为名，起兵作乱，自封圣公，建立年号，设置官吏将帅。共攻破六州五十二县，杀害平民二百万。凡是抓获的官吏，必定割碎肢体，挖出肺肠，或者熬成膏油，用乱箭射死，受尽酷刑毒害，以发泄怨恨。警报奏报到京师时，朝廷正聚集兵力准备北伐。王黼隐瞒不报，于是叛军凶焰日益炽盛，依附的人越来越多，东南地区大为震动。皇帝得到奏疏，才大吃一惊，于是停止北伐的计划，任命童贯为宣抚使，谭正为两浙制处置使，率领禁军及秦晋地区的蕃汉军队十五万人去讨伐。童贯到达吴地，看到百姓被花石纲骚扰困苦，众人说贼寇不能迅速平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童贯随即奉诏停止花石纲，吴地百姓非常高兴。

臣按：盗贼兴起，如果不借助众人的力量，就不能独自行动。然而人各有心，心各有见，想要让他们一旦同舍生赴死，难道容易吗？必定要有激发他们愤怒、满足他们欲望的手段，不这样，愤怒就无法消解；不这样，欲望就无法实现。这就是他们舍生赴死，在死亡中寻求生存，将要发泄不平之气，成就巨大欲望志向的原因。方腊造反，见到官吏就杀害，极其惨毒。大概是因为平日受其害，想要报复却没有途径，现在因此甘心如此。官吏放纵私欲危害百姓，遭受惨毒，本来就是他们应得的。然而也有秉承上级意旨，遵循众人惯例，内心实在不忍，不得已而逃避一时责任的人，他们的罪责也应当有所分担吧？柳宗元曾说：“形势不同而道理相同。”唉！怎能不反省呢？怎能不思念呢！

元顺帝至正六年，两淮盐运使宋元瓒说：“江阴、通泰是长江的门户，而镇江、真州次之。建国初期设立万户府来镇守这些地方，现在戍守将领不得其人，导致贼寇舰船往来无常。集庆、花山的贼寇共三十六人，官军数以万计却不能进讨，反而被他们打败。后来竟然借助盐徒之手，虽然能成功，难道不贻笑远近吗？应当迅速选拔智勇之人，以图谋后续的功绩。”

臣按：自古以来，盗贼危害百姓的，没有比盐徒更严重的了。大概是因为厚利所在，人们趋之若鹜，不顾生死。正因为利益重大，所以能让人拼命。他们拼命以致死，而我们用有求生之路的人去抵御他们，这就是我们人数虽多，却不能制服他们人数少的原因。这件事关系重大，国家对于盐税，不过是众多利益中的一项罢了。它的有无，都不关系到国家的轻重；它的危害有无，国家的治乱安危确实系于其中。所以远看唐代一代之祸，没有比黄巢更大的；近看前元一代之祸，没有比张士诚更大的。黄巢和张士诚都是盐徒。为国家长远考虑的人，尚且预先思考有消除的办法，不要蹈袭前人的覆辙，而使之达到无可奈何的地步。

至正八年，台州百姓方国珍作乱，聚集众人于海上，侵犯温州。十一年，命令江浙左丞博啰特穆尔讨伐他。十二年，再次叛乱，杀害台布哈。不久命令纳琳讨伐他。十三年，听从特哷特穆尔请求，授予方国珍徽州路治中，不接受任命。十六年，方国珍再次投降，任命为海道漕运万户。不久，任命为江浙行省参政。

臣按：先正曾说：“元朝失去天下，是被招安的说法误导了。为什么呢？君主之所以能立国，是因为有纪纲；之所以能振作纪纲，是因为有赏罚。赏赐必定加于善行，刑罚必定施于恶行，让天下人知道什么是鼓励什么是惩戒，那么治理的根本就确立了。”方国珍，在天下安定的时候，一旦敢做乱首，为天下先。为元朝考虑，应当痛加诛杀，以惩戒那些不得志的人就可以了。却听信他人实行招安的策略，不仅不加以罪责，反而授予官职，这是用奖赏善行的手段来鼓励恶行。从此那些不得志的坏人纷纷效仿，相互诱胁，事情侥幸成功或许能成为王侯，不成功也不失州县官职。因此盗贼蜂起，元朝因此灭亡了。虽然如此，难道只是元朝吗？宋人有诗说：“仕途捷径无过贼，将相奇谋只是招。”那么这种风气由来已久了。然而国家不得已而面对这种情况

译当时有这样的寇贼，该如何处置呢？消除祸乱的人，一定要遏制其萌芽。在国家太平无事的时候，百姓无故率先挑起祸乱，一定要联合天下的力量去攻打他们，遏制并断绝其萌芽，使其不至于蔓延扩散，绝对不可以使用招安的防范措施。万一不得已而使用招安，一定要向天下宣告说：“除了首要的元凶某某一人不赦免外，其余自首的人，以及同党中能够自首或捆绑首恶前来的人，都宽恕他们的罪行，酌情给予赏赐。”让当世的人都知道朝廷严厉惩罚首要作乱者的决心，明确不会轻易宽恕，那么祸乱的根源就被堵塞了。

译元朝末年，盗贼像蜂群一样纷纷兴起，官府无法控制。等到征发民夫开凿河道，民心更加愁苦怨恨，想要造反。栾城人韩山童宣称：“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和江淮一带的愚昧百姓一致相信他。他的党羽刘福通等人一同起兵，以红巾为标志。不久韩山童被擒，刘福通于是攻破颍州，占据朱皋，攻打罗山等县，攻陷汝宁、光息等府州。部众达到十万。

臣按：太平时期，国家有所征调、行军戍守，常常担忧士卒消耗，军伍空缺。稍微想把百姓编入军队，恐怕他们嗟叹怨恨，或者产生其他变故。不仅主管军事的人不敢主张这个建议，而提出建议的人也不敢开口说这话。为什么盗贼一起事，一两个月之间，就形成千万人的规模？这是公家做事很难，而私家做事却如此容易吗？必定有其原因。高高在上、庄严排列的朝廷，请试着思考一下。

以上论述遏制盗贼的关键【下】臣按：自古以来论述盗贼的人很多，只有宋朝秦观的话最切中要害，恭敬地全部记录下来作为后世的鉴戒。秦观的话说：太平盛世，内部没有大臣专权的祸患，外部没有诸侯不服的忧虑，所从事的军事，只是敌国和盗贼罢了。敌国的祸害，士大夫论述得详细，讨论得熟稔；至于盗贼的变故，则不曾有人论述。难道是智慧达不到吗？他们的意思是认为不值得忧虑。天下的祸患，常常产生于不值得忧虑的地方。从前秦国已经称帝，认为六国已经灭亡，海内不再有值得忧虑为秦国祸患的，只有匈奴罢了。于是派蒙恬向北修筑长城，击退匈奴七百多里，而陈胜吴广的叛乱却在行伍阡陌之间兴起。由此说来，盗贼不曾没有。平定盗贼与驾驭敌国的方法不同，为什么呢？敌国的军队，铠甲战马如云，箭矢石块如雨，牛羊骆驼转运不绝，他们的人熟练而整齐，他们的兵器锋利而精良，所以当敌人侵犯边境时，利于速战来挫败他们的气势。盗贼却不是这样，凭借险阻，依靠抢劫掠夺，聚集亡命之徒，胜利时乌合之众，没有法制来约束，失败时像野兽一样逃跑，没有恩信来联结。然而举起竹竿拿着木棒，郡县的士兵有时不能制服他们，只是人人都有必死的心罢了。所以当盗贼群起时，速战来挫败他们的气势，不要逼迫使他们离心。大概不速战来挫败他们的气势，就会拖延而形势放纵；不避免逼迫使他们离心，就会紧急而变故产生。现在老虎这种动物，呼啸则风生，发怒则百兽震恐，它的气势暴烈强悍，可以杀死而不可以侮辱，所以捕虎的方法，必须先设置机关陷阱，旁边放置网罟，用利刃撞击，用强弓射击，鸣金击鼓而追击，不转脚就没有老虎了。至于蛇和老鼠却不是这样，虽然它们的毒足以害人，却没有风生的勇猛；它们的贪婪足以蛀蚀物品，却没有震恐百兽的威严。然而不能迅速捕捉它们，是因为它们紧急时就进入窟穴罢了。所以捕蛇鼠的方法，必须环绕它们的窟穴而守候，用艾草熏，用水灌，它们将无处得到食物而出来，那么短棍就可以致其死命。夷狄是老虎，盗贼是蛇鼠。老虎不可以用艾草熏而用水灌，蛇鼠不可以用弓射而用利刃撞击。所以说：平定盗贼与驾驭敌国的方法不同。虽然如此，平定盗贼不难，杜绝盗贼为难。平定而不杜绝，弊端有二，不可不知道。大概是招降和穷治罢了。祸患没有比招降更大的，没有比穷治更深的。凡是盗贼兴起，必定有枭雄桀骜而难以制服的人，追讨的官员向来没有奇谋，不知道计谋如何消除，就往往招降他们的首领。那些奸恶的百姓，看到有罪的人未必死，就说：“与其低头顺气，忍受饥寒的耻辱，哪里比得上抢劫掠夺而不失去爵位的荣耀？”由此说来，这是诱导百姓作乱。所以说：“祸患没有比招降更大的。”凡是盗贼的首领，已经伏法了，而刀笔吏不能长远考虑，简化节度而疏漏网目，就往往穷究党羽而治罪。被迫胁的百姓，看到那些污秽的人必定不能免罪，就将说：“与其遭受枷锁镣铐，束手就死，哪里比得上逃遁山海，脱身求生？”由此说来，这是驱赶百姓作乱。所以说：“祸患没有比穷治更深的。”况且王者用来感动服从天下的，是恩惠和威严。仁恩及于有罪的人就伤害恩惠，杀戮及于无辜的人就损害威严。威严和恩惠都失去，而想要天下人心畏惧而力服从，尧舜也不能做到。《夏书》说：“歼灭他们的首领，胁从的人不治罪，旧日沾染污浊习俗的人，都给予他们革新。”大概首领全部杀死而不赦免，就足以夺取奸雄的气势；胁从和污染的人不治罪，而允许他们自新，就足以安定反侧之心。像这样，天下的人，谁肯舍弃生路而投入必死之地呢？唉！自古以来平定盗贼的防范，没有超过秦观论述的。他的论述三篇，后篇就是苏轼代李琮所起草的奏疏。国家治理，如果真的能轻徭薄赋，省刑敛吏，遇到水旱灾害，就给予赈济，自然没有盗贼的产生。不幸而有盗贼，当它初起未成之时，就迅速剪除，不容许稍有迟缓。如果气势已经形成，必须委曲计虑，不可以有轻视的心。臣自从出仕以来，曾经三次见到反寇了。起初，都因为官军轻视他们，反而被他们打败，资助他们器械甲兵，他们的势力于是张大。等到后来，又调集官军，惩前日之败，往往

译坚守阵地，敌人便落入我的计谋之中，一举将其消灭，这是已经显现的明显成效。为什么呢？因为盗贼刚兴起时，用来煽惑平民、鼓动其同伙的话，都说：“朝廷的政令无法施行，卫所的官军向来怯懦，城池的防守不牢固，随即和他们约定日期说：‘某日攻打某城，又某日攻打某城。’不出一个月，我们的事业就成功了。”等到约定的日期，都没有响应，那么众人看到他们的话没有应验，谋划没有效果，就知道事情肯定无法成功，自然就会瓦解离散。由此看来，秦观所说的平定盗贼与驾驭敌国的策略不同，从我所见的情况来验证，尤其可信。

译《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三十八

《子部，儒家类，《大学衍义补》》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三十九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的关键

严格武备

奖赏功劳的标准【上】

《易经》师卦上六爻辞说：“大君有命令，分封诸侯或继承家业，不可任用小人。”象传说：“大君有命令，是为了公正地评定功劳；不可任用小人，是因为小人必然扰乱国家。”

程颐说：“这是师卦的终结，也是功业完成的时候。大君用爵位和命令来奖赏有功之人，功劳大的分封为诸侯，功劳小的继承家业成为卿大夫。小人，即使有功，也不可以任用。所以告诫不要任用他们。军队的兴起，成功并非只有一种途径，立功者不一定都是君子。所以告诫小人有功也不可任用。用金帛、俸禄、爵位来奖赏他们是可行的，但不能让他们掌握国家政权。小人平时就容易滋生骄傲自满，何况仗着有功呢？汉朝的英布、彭越之所以灭亡，就是这样的原因。这是圣人深远的考虑和警戒。大君掌握恩赏的权柄，用来公正地评定军旅的功劳，这是师卦终结时的情况。虽然奖赏他们的功劳，但小人不可以因为有功就加以任用。任用他们必然扰乱国家，小人仗着功劳而扰乱国家的，古已有之。”朱熹说：“师卦的终结，是顺从的极致，是论功行赏的时候。坤卦代表土，所以有分封诸侯、继承家业的象征。然而小人即使有功，也不可以让他拥有爵位和土地，只是优厚地给予金帛就可以了。象传所说的‘必然扰乱国家’，圣人的警戒非常深刻。”

朱熹又说：“‘开国承家’这一句是公共所得的意思，没有区分君子和小人。‘小人勿用’，则是说不要再任用他们参与谋划和经略。”汉光武帝能够运用这个义理，自从平定天下之后，一律论功行封。他任用在自己身边的，只有邓禹、耿弇、贾复等几个人，其他人都不参与。丘富国说：“起初说军队出征，上面说军队归来，到这里就是功成凯歌奏响的时候了。大君一定有奖赏功劳的命令，开国，是功劳大的；承家，是功劳小的。”象传说：“‘以正功’，是说爵位奖赏的命令，是用来公正地确定各位将领武功的等级差别的。”然而用兵讲究诡道，那些卖丝织品、杀狗的人，谁不愿意出奇计来立功呢？而立功者不一定都是君子。这里又说“小人勿用”，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小人有功，固然应当按例奖赏；但如果让他们参与国家大事的谋划，他们就会仗着功劳逞强，必然产生僭越窃取、扰乱国家的祸患，所以对于小人告诫不要任用，而象传说“必然扰乱国家”，其意思是非常严厉的。

臣按：人臣对国家有功，功劳大的，就分封土地；次一些的，就授予爵位。给予他们土地，赐给他们爵位，根据他们的功劳给予奖赏，本来是不可以区分的。然而其中如果有德行、学问、才能、见识的人，就授予他们官职和职责，使他们能够施展才能而尽其用处。至于那些资质平庸低下、气量狭隘浅薄，以及心术偏邪的人，就让他们只参加朝会请安，居于闲散职位，有土地可以世代享用俸禄，有名号可以世代延续奖赏。这不仅不让他们危害我们的政事，也是为了保全他们，使他们不失去俸禄。程颐的传注说用金帛、禄位来奖赏，而朱熹的本义则说不要让他们拥有爵位和土地，只是优厚地给予金師。臣私下认为小人难以供养，如果不让人知道原因，他们就会自我反省。他们看到同样有功的人都有爵位和土地，唯独自己没有，怎么能让他们没有怨恨之心呢？应当像程颐所说，给予他们禄位；像朱熹所说，优厚地给予金帛。只是让他们享有食邑但不治理百姓，给予俸禄但不担任实职，这样既符合公正评定功劳的典制，也没有扰乱国家的祸患了。

离卦上九爻辞：君王用来出征，有美好的功劳斩杀敌首，抓获的不是那些胁从的丑类，没有灾祸。

程颐说：“九以阳爻居于上位，在离卦的终结，是刚明达到极致的表现。明就能洞察，刚就能决断。君王应当任用这样刚明的人，来辨别天下的邪恶，并施行征伐，就会有美好的功劳。”又说：“去除天下的恶人，如果彻底追究那些受沾染、被误导的人，那哪里能杀得完，所伤害的人也太多了。所以只应当斩杀他们的魁首，所抓获的，不是那些胁从的丑类，就没有残暴的灾祸了。”

臣按：程颐的传注将“有嘉”归属于上句，朱熹将“有嘉折首”连读。考察《汉书·刘向上疏》引用此爻辞，以说明成汤的功劳说：“有嘉折首，获匪其丑。”也是将“有嘉折首”连读。大概“嘉”，是善、美的意思。人臣奉君王命令出征，有歼灭敌方首领的功劳，所以有值得嘉奖赞美之处。大概战功没有比抓获敌方首领更大的了，对于首恶的魁首已经斩杀并割下左耳以报捷，不只是抓获那些胁从的丑类来凑数应付差事而已，这功劳太大了，难道不值得嘉奖推崇吗？大概所斩杀的，是应当斩杀的，有什么灾祸呢？那些不能斩杀首恶而只抓获胁从者的，就有不该杀而杀的人了，难道能没有过错吗？君王任用将领，用来出征，而将领能够奉行君王命令斩杀寇贼的首领，以匡正国家，既有值得嘉奖的功劳，也必有嘉奖功劳的实质，这就是君王对于出征有功者，给予爵位奖赏回报的原因吧？

《诗经》序言：《彤弓》，是天赐给有功诸侯的。其第一章说：红色的弓弦松弛的样子，接受后把它收藏起来。我有尊贵的宾客，内心赠送给他。钟鼓已经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