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二十八
盖其谋为有以使人尊畏也。」
朱熹曰：「师卦，惟九二一阳居下卦之中，为将之象；上下五隂顺而从之，为众之象。九二以刚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为人君命将出师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师』。丈人、长老之称。用师之道，利于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
译大概是因为他的谋略作为有让人尊敬和畏惧的地方。”
朱熹说：“师卦，只有九二这一阳爻居于下卦的中间，象征将领；上下五个阴爻顺从它，象征大众。九二以刚健之质居于下位而行使职权，六五以柔顺之质居于上位而委任他，这是君主任命将领出兵的象征。所以这个卦的名字叫‘师’。丈人，是对长老的称呼。用兵的道理，利于坚守正道并任用老成持重的人，这样才能获得吉祥而没有灾祸。”
吕祖谦曰：「丈人者，老成持重，谙练之人，如赵充国之比是也。」二以一阳为卦之主，犹将帅也。二虽刚中，必待五之应，犹将帅虽贤，必待君为之应，然后能成功也。茍五不应，师变为坎矣。将帅临敌，而上无君之应，岂非天下之至险乎！
臣按：先儒谓用师之道，利于得正，则不正不利，可知矣。丈人则吉，而不任老成之人，则凶，可知矣。然师既以正动，而又任夫老成之人，然非在上之人为之主宰，则亦不能以成功也。
师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象曰：在师中，吉，承天宠也。王三锡命，怀万邦也。
程颐曰：「师卦惟九二一阳为众隂所归，五居君位，是其正应。二乃师之主，专制其事者也。居下而专制其事，惟在师则可。自古命将，阃外之事得专制之，在师专制而得中道，故吉而无咎。盖恃专则失为下之道，不专则无成功之理，故得中为吉。凡师之道，威和竝至则吉也。既处之尽其善，则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锡宠命至于三也。六五在上，既专倚任，复厚其宠数。盖礼不称则威不重，而下不信也。人臣之道，于事无所敢专，惟阃外之事则专制之。虽制之在已然，因师之力而能致者，皆君所与而职当为也。在师中吉者，以其承天之宠任也。天谓王也。人臣非君宠任之，则安得专征之权而有成功之吉？象以二专主其事，故发此义。王三锡以恩命，褒其成功，所以怀万邦也。」郭忠孝曰：「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九二刚胜之，将能用中焉，是以有功而宜膺宠锡者也。」丘富国曰：「上承天子之宠任，而以兵权属之，锡命至三，使之得专阃外之事。王者用兵非得已，嗜杀岂其本心？故三锡之命，惟在于怀绥万邦而已。」
臣按：人臣无专制之义，故受阃外之寄者，有刚中之徳，而又适时中之宜，然后可也。然必有王者之锡命，至于再，至于三焉。承天宠之优布，怀绥之徳，如后世所谓便宜行事者，然后专之也。不然，非吉善之道也。故为臣受命，必协乎中道；为君命将，必锡以宠命。则臣无专擅之过，而君无中制之失，而师无有不利，功无有不成者矣。
六三，师或舆尸，凶。象曰：师或舆尸，大无功也。
程颐曰：「师旅之事，任当专一。二既以刚中之才为上，信倚必专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众人主之，凶之道也。舆尸，众主也。军旅之事，任不专一，覆败必矣。倚付二三，安能成功？岂惟无功，所以致凶也。」
杨时曰：「师之或以众尸之也，众尸之禀命不一，而无功矣，凶之道也。」六三，上乘众隂，舆尸也，故凶。唐九节度之师，不立统帅，虽李、郭之善兵，犹不免败衂，则舆尸之凶可知。
杨万里曰：「河曲之师，赵盾为将，而令出赵穿；邲之师，荀林父为将，而令出先縠。后世复有中人监军者，师焉往而不败。」
臣按：朱氏本义解“舆尸”为师徒挠败，舆尸而归，足以为犯非其分者之戒。今从程氏传，以“尸舆”为众主者，以为人君倚任将帅之法。
六五，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象曰：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弟子舆尸，使不当也。
程颐曰：「任将授师之道，当以长子帅师。二在下而为师之主，长子也。若以弟子众主之，则所为虽正，亦凶也。弟子凡非长者也。自古任将不专而致覆败者，如荀林父邲之战，唐郭子仪相州之败，是也。长子以中正之徳合于上而受任以行，若复使其余者众尸其事，是任使之不当也。其凶宜矣。」
朱熹曰：「长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人君专于委任，若使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参之，则是使之舆尸而归。故虽贞而亦不免于凶也。」
臣按：人君使其臣以统师驭众，固不可以不审，尤不可以不专。不审，则使非其人，或至于丧师而辱国；得其人而任之，不专，则事无统摄，或彼或此而不归于一，是亦覆败之所由也。使一人焉，以为三军之司命，人命之生死，疆▯之得丧，国家之安危，皆系于斯。茍使之而不当，使之当矣，而又使人参之，皆足以致凶而取
译吕祖谦说：“丈人，是指老成持重、经验丰富的人，就像赵充国那样的人。”九二以一阳爻作为全卦的主宰，好比是将帅。九二虽然刚健居中，但必须等待六五的呼应，好比是将帅虽然贤能，但必须等待君主给予呼应，然后才能成功。如果六五不呼应，师卦就会变成坎卦。将帅临敌，而上面没有君主的呼应，这难道不是天下最危险的事吗！
臣按：先代儒者说用兵之道，利于守正，那么不正就不利，这是显而易见的。任用丈人则吉祥，而不任用老成之人则凶险，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军队既然以正道行动，又任用了老成之人，但如果在上位的人不加以主宰，也不能成功。
师卦九二，在军队中，吉祥，没有灾祸。君王三次赐命。《象传》说：在军队中吉祥，是因为承受了天子的宠信。君王三次赐命，是为了安抚天下各国。
程颐说：“师卦只有九二这一阳爻为众阴爻所归附，六五居于君位，是九二的正应。九二是军队的主宰，专断军务的人。居于下位而专断军务，只有在军队中才可以。自古以来任命将帅，国门以外的事情允许专断，在军队中专断而能符合中道，所以吉祥而没有灾祸。大概依靠专断就会失去为臣子的道理，不专断就没有成功的道理，所以符合中道才吉祥。大凡用兵之道，威严与和顺同时具备才吉祥。既然处理得尽善尽美，就能成功而安定天下，所以君王赐给宠命多达三次。六五在上位，既然专一倚任，又厚加宠信。大概礼仪不称职则威严不重，下面的人就不信服。人臣的道理，对于事务不敢专断，只有国门以外的事务才专断。虽然专断权在手中，但凭借军队力量所能达成的，都是君主所给予且职责应当做的。在军队中吉祥，是因为承受了天子的宠任。天指君王。人臣如果没有君主的宠任，怎么能拥有专征的权力而获得成功的吉祥呢？《象传》因为九二专主其事，所以阐发这个义理。君王三次赐以恩命，褒奖其成功，以此来安抚天下各国。”郭忠孝说：“威严胜过仁爱，事情才能成功；仁爱胜过威严，事情必定没有功效。九二刚健胜过阴柔，将帅能运用中道，所以有功而应当承受宠信。”丘富国说：“上面承受天子的宠任，而把兵权授予他，赐命多达三次，让他能够专断国门以外的事务。君王用兵是不得已，嗜杀难道是他的本心吗？所以三次赐命，只在于安抚天下各国罢了。”
臣按：人臣没有专断的道理，所以接受国门以外重任的人，要有刚健中道的德行，又符合时中的适宜，然后才可以。但必须有君王的赐命，达到两次，达到三次。承受天子优厚的宠信，安抚的德行，就像后世所说的便宜行事那样，然后才能专断。不然，就不是吉祥善美的道理。所以做臣子接受命令，必须符合中道；做君王任命将帅，必须赐以宠命。这样臣子没有专擅的过错，君王没有从中制约的失误，军队没有不利的，功业没有不成的。
六三，军队或许载着尸体，凶险。《象传》说：军队或许载着尸体，是大大的没有功效。
程颐说：“军队的事情，责任应当专一。九二既然以刚健中道的才能被上面信任倚重，必定专断其事，才有成功。如果或许让众人共同主持，就是凶险的道路。舆尸，就是众人共同主持。军队的事情，责任不专一，覆灭失败是必然的。倚付给二和三，怎么能成功呢？岂止是没有功效，所以导致凶险。”
杨时说：“师卦的‘或’是因为众人共同主持，众人共同主持则禀受命令不一，而没有功效，是凶险的道路。”六三，上面乘凌众阴爻，就是舆尸，所以凶险。唐代九节度使的军队，不设立统帅，即使是李光弼、郭子仪这样善于用兵的人，还难免失败，那么舆尸的凶险就可以知道了。
杨万里说：“河曲的军队，赵盾为将，而命令出自赵穿；邲地的军队，荀林父为将，而命令出自先縠。后世又有宦官监军的，军队到哪里不失败呢。”
臣按：朱熹《本义》解释“舆尸”为军队溃败，载着尸体回来，足以作为告诫那些超越本分的人。现在采纳程氏的传注，以“尸舆”为众人共同主持，作为君主倚任将帅的方法。
六五，长子率领军队，弟子载着尸体，守正也凶险。《象传》说：长子率领军队，是因为行中道；弟子载着尸体，是因为任用不当。
程颐说：“任命将帅授予军队的道理，应当让长子率领军队。九二在下位而作为军队的主宰，就是长子。如果让弟子众人共同主持，那么所做虽然正当，也是凶险的。弟子泛指非长子的人。自古以来任用将帅不专一而导致覆灭失败的，如荀林父在邲地的战败，唐代郭子仪在相州的失败，就是如此。长子以中正的德行与上面相合而接受任命去执行，如果再让其他人共同主持其事，这就是任用不当。其凶险是适宜的。”
朱熹说：“长子是九二，弟子是三和四。君主专一委任，如果让君子任事，而又让小人参与，这就是让他们载着尸体回来。所以虽然守正也难免凶险。”
臣按：君主派遣臣子统领军队驾驭众人，固然不可以不审慎，尤其不可以不专一。不审慎，就会任用非其人，或许导致丧失军队而辱没国家；得到合适的人而任用他，不专一，那么事务没有统摄，或彼或此而不归于统一，这也是覆灭失败的原因。派遣一个人，作为三军的司命，人命的生死，疆土的得失，国家的安危，都系于此。如果任用不当，或者任用得当了，而又让人参与干预，都足以导致凶险而招致
诗》大明之八章曰：「牧野洋洋【广大貌】檀车【檀木为车】煌煌【鲜明貌】驷騵【駵马白腹】彭彭【强盛貌】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作亮佐助也】彼武王肆【纵兵也】伐大商，会朝【防战之旦】清明。」
朱熹曰：「师尚父，太公望，为太师而号尚父也。鹰扬，如鹰之飞扬而将击，言其猛也。」此章言武王师众之盛，将帅之贤，伐商以除秽浊，不崇朝而天下清明。臣按：六经言将帅之勇者，始见于此。夫出征之事，有虞氏固已命禹矣，但其誓师之辞，特数所征者之恶，及其不可不正之意，未有指言其将帅之勇者也。有之，始见此诗，是以古今言将帅者，必以太公为首称。然其所以勇而猛者，「鹰扬」一言之外，无他美焉。盖王者之师，天下无敌，譬如鸷禽之击羣小雏，然所至披靡，夫岂有当之者哉？此其所以为王者之师，有征而无战也。
江汉诗曰：「江汉浮浮【水盛貌】武夫滔滔【顺流貌】匪安匪游，淮夷来求。既出我车，既设我旟。匪安匪舒，淮夷来铺【陈也】其二章曰：「江汉汤汤，武夫洸洸【武貌】经营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国庶【幸也】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
朱熹曰：「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诗人美之。」
辅广曰：「其志专，其气锐，有不战战必胜矣。」
臣按：先儒谓读此诗，见宣王能以天下之心为心，而召公受命以出征，又能以宣王之心为心也。宣王之心，何心也？心乎宁天下也。何则？天下之所以不宁者，以争心之未息也。争心未息，则见利则夺，见便则乘，此王国所以靡定也。王国靡定，则强之攫而弱之食，王之心曷由而宁乎？必欲王心宁，必须王国之定；必欲王国之定，必得滔滔洸洸之武夫，而经营四方，以告成于王。则四方平而王国庶几乎其定矣。宣王之用召穆公，穆公能体其欲宁天下之心，而为之经营，此王之心所以载宁也欤？
常武之诗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即皇父之官】南仲【此时大将】大祖【始祖】大师【皇父之兼官】皇父整我【为宣王之自我】六师以修我戎【兵器】既敬既戒，惠此南国。」其二章曰：「王谓尹氏【吉甫】命程伯休父【周大夫】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处，三事【三农之事】就绪。」
朱熹曰：「宣王自将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谓南仲为大祖兼太师而字皇父者，整治其从行之六军，修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乱，而惠此南方之国。诗人作此以美之，必言南仲大祖者，称其世功以美大之也。既命皇父，而又命程伯休父者，盖王亲命太师以三公治其军事，而使内史命司马以六卿副之耳。」杨时曰：「圣主得贤臣而▯功业，古人皆然也。昔宣王中兴，有吉甫、召虎、仲山甫之徒，以之伐玁狁，平淮夷，卒致再造之业，诸臣之力居多。《易·未济》六五之光，亦九四震用伐▯方之力也。」
臣按：古者六军之制，军将皆命卿。无事则将归卿列，有事则诸卿皆将。入则典司政本，出则经营四方。宣王之时，命召虎以平淮夷，而王心载宁。又命皇父及程伯休父以省徐土，徐方为之震惊。然三臣者，皆世臣：虎则康公之子，皇父则南仲之世，程伯休父则重黎氏之后也。世臣之于国，非独有世功，且有世业。诗书礼乐，夙讲于家庭；功勲阀阅，允孚于内外。耳目之见闻有素，技艺之传习有常。一旦用之，必安详闲雅，老成持重，不失于仓皇失律，轻易误国矣。
春秋闵公二年郑弃其师
胡安国曰：「按《郑诗》清人，刺文公也。髙克好利而不顾其君，文公恶之而不能逺，使克将兵御狄于境，陈其师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众散而归，髙克奔陈。公子素恶髙克，进之不以礼，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国亡师之本，故作是诗。观此，则郑弃其师可知矣。人君擅一国之名，宠杀生予夺，惟我所制尔。使克不臣之罪已着，按而诛之可也；情状未明，黜而逺之可也；爱惜其才，以礼驭之可也。乌有假以兵权，委诸境上，坐视其
译《诗经·大雅·大明》第八章说：“牧野广阔无边，檀木战车鲜明耀眼，四匹栗色白腹的马强壮有力。太师尚父，此时如鹰般飞扬，辅佐武王，纵兵讨伐大商，在清晨防战之时，天下便已清明。”
朱熹说：“太师尚父，就是太公望，担任太师而尊称为尚父。鹰扬，像鹰飞扬准备搏击一样，形容其勇猛。”这一章说的是武王军队众多强盛，将帅贤能，讨伐商朝以清除秽浊，不到一个早晨天下就清明了。臣按：六经中记载将帅勇猛的，开始见于此处。出征之事，虞舜时已经任命禹了，但当时誓师的言辞，只是列举所征讨对象的罪恶，以及必须讨伐的理由，并没有明确指出将帅的勇猛。指出将帅勇猛的，开始见于这首诗，所以古今谈论将帅的人，一定以太公为首称。然而他之所以勇猛，除了“鹰扬”一词之外，没有其他赞美了。大概王者之师，天下无敌，就像猛禽搏击一群小鸡一样，所到之处敌人纷纷溃败，哪里还有能抵挡的人呢？这就是王者之师，有征伐而没有真正交战的原因。
《诗经·大雅·江汉》说：“江汉水势浩大，武夫顺流而下，不是为了安居也不是为了游玩，而是去征讨淮夷。已经开出我的战车，已经树立我的旟旗。不是为了安居也不是为了舒缓，淮夷来陈兵对抗。”第二章说：“江汉水势浩大，武夫威武雄壮，经营四方，向君王报告成功。四方已经平定，王国大概可以安定，没有争斗，君王的心才安宁。”
朱熹说：“淮夷，是居住在淮水一带的夷人。周宣王命令召穆公，平定淮南的夷人，诗人赞美这件事。”
辅广说：“他们的意志专一，气势锐利，有不战则已，战则必胜的气概。”
臣按：前代儒者说，读这首诗，可以看出宣王能以天下人的心为心，而召公受命出征，又能以宣王的心为心。宣王的心，是什么心呢？是希望天下安宁的心。为什么呢？天下之所以不安宁，是因为争斗之心没有平息。争斗之心没有平息，就会见到利益就争夺，见到便利就乘虚而入，这就是王国不能安定的原因。王国不能安定，那么强者掠夺弱者，君王的心怎么能安宁呢？一定要让君王的心安宁，必须让王国安定；一定要让王国安定，必须得到滔滔洸洸的武夫，经营四方，向君王报告成功。这样四方平定，王国大概就可以安定了。宣王任用召穆公，穆公能体察他想要天下安宁的心，并为之经营，这就是君王的心得以安宁的原因吧？
《诗经·大雅·常武》说：“显赫光明，君王命令卿士南仲，他是始祖，兼任太师，字皇父，整顿我的六军，修理我的兵器，既恭敬又警戒，以此恩惠南国。”第二章说：“君王对尹氏说，命令程伯休父，左右陈列军队，警戒我的师旅，沿着淮水岸边，巡视徐地，不停留不驻扎，三农之事就绪。”
朱熹说：“宣王亲自率军讨伐淮北的夷人，命令卿士南仲，他是始祖，兼任太师而字皇父的人，整治跟随出征的六军，修理军事，以清除淮夷的祸乱，从而恩惠南方的国家。诗人作这首诗来赞美他，必定提到南仲是始祖，是称赞他的世功以美化他。既命令皇父，又命令程伯休父，大概是君王亲自命令太师以三公的身份治理军事，而使内史命令司马以六卿的身份辅佐他。”杨时说：“圣明的君主得到贤臣而成就功业，古人都是这样。从前宣王中兴，有吉甫、召虎、仲山脯等人，凭借他们讨伐玁狁，平定淮夷，最终成就了再造周室的功业，各位大臣的功劳居多。《易经·未济卦》六五的光明，也是依靠九四震动讨伐鬼方的力量啊。”
臣按：古代六军的制度，军将都由卿担任。无事时将领回归卿的行列，有事时各位卿都担任将领。入朝则掌管政事根本，出朝则经营四方。宣王的时候，命令召虎平定淮夷，君王的心才安宁。又命令皇父和程伯休父巡视徐地，徐地因此震惊。然而这三位大臣，都是世臣：召虎是康公的儿子，皇父是南仲的后代，程伯休父是重黎氏的后代。世臣对于国家，不仅有世代的功劳，而且有世代的功业。诗书礼乐，在家中早就讲习；功勋门第，在内外都令人信服。耳目的见闻有素，技艺的传习有常。一旦任用他们，必定安详闲雅，老成持重，不会失于仓皇失律，轻易误国了。
春秋闵公二年，郑国抛弃了他的军队。
胡安国说：“查《郑风·清人》，是讽刺郑文公的。高克好利而不顾念他的君主，文公厌恶他但不能疏远他，让高克率领军队在边境抵御狄人，陈列军队，在河上翱翔，很久不召回，众人离散而归，高克逃奔陈国。公子素来厌恶高克，进用他不以礼，文公退避他不以道，这是危国亡师的根本，所以作了这首诗。看这个，就知道郑国抛弃他的军队了。君主独揽一国的名义，宠信、杀戮、给予、剥夺，都由我控制罢了。如果高克不臣的罪状已经明显，逮捕并诛杀他是可以的；如果情状还不明确，罢黜并疏远他是可以的；如果爱惜他的才能，以礼驾驭他是可以的。哪有假借兵权，把他委弃在边境，坐视其……”
失伍离散，而莫之恤乎？二三执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进谋于君，协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国事至此，是谓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晋出帝时，景延广专权，诸藩擅命。及桑维翰为相，出延广于外，一制书所敕者十有五镇，无敢不从者。髙闶曰：「人君之使臣也，知其贤而使之，则功必成；不知其不贤而使之，则事必败。夫不知其不贤而过使之，至于败事，君子犹曰君不知之，当自罪耳。况已知其不贤而强使之，不独陷其身，又弃其民乎？」
译失去建制、离散失所，却没有人去体恤他们吗？各位执政大臣，是君王的股肱心腹，本应同享福禄、共担祸患。如果不能向君王进献谋略，同心协力，罢黜驱逐小人，致使国事沦落至此，这就叫做在危险时不扶持，在跌倒时不搀扶，那还要那些辅佐的人做什么呢？晋出帝时期，景延广独揽大权，各地藩镇擅自发号施令。等到桑维翰担任宰相，将景延广调离朝廷，一道诏书所命令的十五个藩镇，没有敢不听从的。髙闶说：“君主使用臣下，知道他有贤能而任用他，那么功业必定成功；不知道他没有贤能而任用他，那么事情必定失败。如果因为不知道他没有贤能而过度任用他，以至于导致事情失败，君子尚且会说这是君主不了解他，应当自我责备罢了。何况已经知道他没有贤能却强行任用他，这不仅会陷他自己于危地，又抛弃了他的百姓呢？”
呉澂曰：「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古人视民如赤子，故平日教之习战，一旦不得已而用之于军旅，欲其完师而归，一无所损也。今郑无战鬬之事，乃使其臣将兵于外，久而弗得归，致其众溃散，非弃其民而何哉？」
臣按：髙氏之言，用将之道；呉氏之言，用兵之道；胡氏所谓三防，则驭将之道也。人主惟不知其臣之不贤而以为贤，故使之；知其不贤而使之者，盖鲜矣。知其不贤而使之者，必其久掌兵权，不可猝去，故不得已而使之，往往置嫌疑于心，而假以兵权。一旦事机彰露，而驯致于不可驾驭，亦有之矣。非但弃其师而已也。《春秋》书“郑弃其师”，不但责其君，兼责其臣。后世有国家，与夫辅人之国家者，其尚以《春秋》为法，而谨其微。
左传·僖公二十有七年》楚子【成公】将围宋，使子文治兵于睽【楚邑】终朝而毕，不戮一人。子玉复治兵于蒍【楚邑】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国老【谓卿大夫之致仕者】皆贺子文，子文饮之酒。蒍贾尚幼，后至，不贺。子文问之，对曰：“不知所贺。子之传政于子玉，曰‘以靖国也’，靖诸内而败诸外，所获几何【言所得不补所失】子玉之败，子之举也。举以败国，将何贺焉？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茍入而贺，何后之有？
苏轼曰：「蒍贾论子玉过三百乘必败，而郤克自谓不如先大夫，请八百乘，将以用寡为胜，抑以将多为贤也？如淮隂侯言『多多益办』，是用众亦不易。古人以兵多败者，不可胜数，如王寻、苻坚、哥舒翰者，多矣。子玉刚而无礼，少与之兵，或能戒惧而不败耶？」
臣按：用兵之道，不可以无刚，刚而有礼，则其所以为刚者得其中矣。徒有其刚而无礼，则是强愎自用而已，岂所谓刚者乎？子玉之为人，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以之一乘且不可，况三百乘之多哉？是知礼也者，治三军之本也。子玉为人，以一少年之蒍贾知之，而子文不之知，楚子不之知，是则知人诚难也，而知将为尤难。然则终无可知之理乎？曰：有。观其持身以礼，治家以礼，而治兵也，又能以礼，以一礼为三军之约束。譬则束茅苇焉，数以亿万计，而束之以一绳，整然齐矣。
楚子及诸侯围宋【五国围宋】宋公孙固如晋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于是乎搜【治兵】于被庐【晋地】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曰：“郤縠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徳义利之本也。《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君其试之。”乃使郤縠将中军【二十七年】
臣按：文武非二道也。为将者，徒知战陈，而不知徳义，则其所谓武者，非圣人之武也。臯陶赞尧，称其「乃武乃文」，是武，乃戡定祸乱之具，所以济文者也。为将者，必讲明礼乐诗书于平时，而以徳义为之本，然后可以本兵柄而司三军之命。所以然者，诗书礼乐，文徳之教也。必有文徳以为武事之本，则其武乃止戈之武也。茍专以能战鬬、晓方略以为武，则武乃不仁之器，杀人之具矣。
月令，孟秋之月，天子乃命将帅，选士【言其人】厉兵【言其器】简练杰俊，专任有功，以征不义，诘诛暴【残下】慢【慢上】以明好恶，顺彼逺方。
方慤曰：「才足以将物而胜之，谓之将；智足以帅人而先之，谓之帅。选士则人无不能于事，厉兵则器无不利于用。杰俊简之，则无所不择；练之，则无所不熟。既选、厉、简、练之矣，茍非已试之效，则胜负犹未可知。故所任必在乎有功之人也。任有功矣，茍置疑贰于其间，则知者必不尽其谋，能者必不竭其力。故任之，又欲其专也。凡此皆欲以征不义而已，无以覆下之谓暴，不能敬上之谓慢。诘以问其罪，诛以戮其人。所诘诛者，暴慢则好恶公而明矣。好恶得其明，则合天下之所愿而无逆矣。」
臣按：月令者，记一年十二月所行之政令也。是以孟秋之月，盛徳
译吴澄说：“孔子说：‘用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去作战，这就是抛弃他们。’古人把百姓看作婴儿，所以平时教导他们练习作战，一旦不得已而让他们投入军旅，是希望他们能保全军队归来，毫无损失。如今郑国没有战事，却让他的臣子在外领兵，很久不能归来，导致军队溃散，这难道不是抛弃百姓吗？”
臣按：高氏的话，讲的是使用将领的道理；吴氏的话，讲的是用兵的道理；胡氏所说的三种防备，则是驾驭将领的道理。君主往往因为不知道臣子不贤能而认为他贤能，所以任用他；知道他不贤能还任用他的，大概很少了。知道他不贤能却任用他的，一定是因为他长期掌握兵权，不能突然撤换，所以不得已而任用他，往往心中存有疑虑，却把兵权交给他。一旦事机败露，从而发展到不可驾驭的地步，也是有的。这不仅仅是抛弃军队而已。《春秋》记载“郑国抛弃了他的军队”，不仅责备郑国的君主，也责备他的臣子。后世拥有国家的人，以及辅佐他人治理国家的人，应当以《春秋》为法则，谨慎对待细微之处。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楚成王将要包围宋国，派子文在睽地整顿军队，从早到晚就完毕了，没有杀一个人。子玉又在蒍地整顿军队，整天才完毕，鞭打了七个人，刺穿了三个人的耳朵。国内退休的老臣都祝贺子文，子文请他们喝酒。蒍贾当时还年轻，最后才到，不祝贺。子文问他，他回答说：“不知道有什么可祝贺的。您把政事传给子玉，说‘是为了安定国家’，在国内安定而在外面失败，所得到的补偿哪里抵得上所失去的？子玉的失败，是您举荐他造成的。举荐他而导致国家失败，有什么可祝贺的呢？子玉刚愎而无礼，不能治理百姓。超过三百辆兵车，他就不能带回来了。如果带回来而祝贺，我怎么会迟到呢？”
苏轼说：“蒍贾评论子玉，认为超过三百乘兵车必定失败，而郤克自认为不如先代大夫，请求八百乘兵车，是想凭借兵力少取胜，还是认为兵力多才算贤能呢？就像淮阴侯韩信所说‘多多益善’，使用众多兵力也不容易。古人因兵力众多而失败的，数不胜数，像王寻、苻坚、哥舒翰这样的人，多了。子玉刚愎而无礼，如果少给他一些兵力，或许能让他警惕畏惧而不失败吧？”
臣按：用兵的道理，不可以没有刚强，刚强而有礼，那么他的刚强就符合中道了。只有刚强而无礼，那就是强横固执、自以为是罢了，哪里称得上是刚强呢？子玉为人，刚愎而无礼，不能治理百姓，给他一辆兵车尚且不行，何况三百辆之多呢？由此可知，礼是治理三军的根本。子玉为人，被年轻的蒍贾所了解，而子文不了解，楚成王也不了解，这说明了解人确实很难，而了解将领尤其难。那么最终就没有可以了解的道理吗？回答说：有。观察他持身以礼，治家以礼，治理军队又能以礼，用一个礼作为三军的约束。这就好比捆扎茅草芦苇，数量以亿万计，用一根绳子捆扎，就整齐划一了。
楚成王和诸侯包围宋国（五国包围宋国），宋国的公孙固到晋国告急。狐偃说：“楚国刚刚得到曹国，又新近与卫国联姻，如果攻打曹国、卫国，楚国必定去救援，那么齐国、宋国就解围了。”于是在被庐地整顿军队，建立三军，谋划元帅人选。赵衰说：“郤縠可以，我多次听到他的言论。他喜爱礼乐，推崇诗书，诗书是义理的府库，礼乐是德行的准则，德行和义理是利益的根本。《夏书》说：‘根据言论来任命官职，通过明显的考验来验证功效，用车马服饰来酬答功劳。’君主您不妨考验他。”于是派郤縠统领中军（二十七年）。
臣按：文治和武功不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做将领的，只知道作战布阵，而不懂得德行和义理，那么他所谓的武，就不是圣人的武。皋陶赞颂尧，称他“既武又文”，这武，是平定祸乱的工具，用来辅助文治的。做将领的，必须在平时讲明礼乐诗书，而以德行和义理为根本，然后才可以掌握兵权，统领三军的命运。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诗书礼乐，是文德的教化。必须有文德作为武事的根本，那么他的武才是止戈为武的武。如果专门以善于作战、通晓方略作为武，那么武就成了不仁的工具，杀人的器具了。
《月令》记载，孟秋之月，天子于是命令将帅，选拔士兵（说的是人选），磨砺兵器（说的是器械），挑选并训练杰出俊秀的人才，专门任用有功之人，去征讨不义，责问并诛杀残暴下属、怠慢上级的人，以表明好恶，顺应远方的人心。
方慤说：“才能足以统领事物并战胜它，称为将；智慧足以率领众人并走在前面，称为帅。选拔士兵，那么人没有不能胜任事务的；磨砺兵器，那么器械没有不利于使用的。挑选杰出俊秀的人才，就没有不选择的；训练他们，就没有不熟练的。既然已经选拔、磨砺、挑选、训练了，如果不是已经验证过的成效，那么胜负还不可知。所以所任用的必须是已经建立功业的人。任用了有功之人，如果在其中存有疑虑，那么有智慧的人必定不会竭尽谋略，有能力的人必定不会耗尽力量。所以任用他，又希望专一信任他。凡此种种，都是为了征讨不义罢了。残害下属称为暴，不能敬重上级称为慢。责问以追究他们的罪责，诛杀以处死那些人。所责问诛杀的，是暴慢之人，那么好恶就公正而明确了。好恶得到明确，就符合天下人的愿望而没有违逆了。”
臣按：《月令》是记载一年十二个月所施行政令的书。所以在孟秋之月，盛德
在金，天子乃命将帅，选士厉兵，又于所选士之中，简择其杰俊者以练习之，以待不时之用。然既练习之矣，若夫有事之时，则又于杰俊之中而任其有功者。盖兵凶战危，人之性命系焉，国之安危闗焉，必须甞经战陈而屡着功勚者，然后用之。而用之又必专焉。谓之专者，付之以阃外之寄，权必归于一人，事不从于中制也。然月令以此为孟秋之令，岂每嵗至此而皆出师逺征哉？盖着为此令，无事之时豫于此月而诏命将帅，选士厉兵，简练杰俊；有事之时，必待此月而专任有功以征不义，诛诘暴慢。所以然者，明好恶之所在，使四方万国咸知天子之所好者仁以恤下，暴而肆虐者则恶之；所好者忠以敬上，慢而无礼者则恶之。好恶既明，人心顺服，无敢暴下慢上而为不义者也。有不义者，天子必命将帅征之。每嵗于是月而一申明焉，孰敢违王好恶而干天之诛哉？
译在金，天子于是命令将帅，选拔士兵、磨砺兵器，又在所选拔的士兵中，挑选那些杰出俊秀的人加以训练，以备不时之需。然而既然已经训练好了，如果遇到有事之时，则又在杰出俊秀的人中任用那些有功绩的人。因为战争凶险危急，人的性命系于其中，国家的安危关乎其中，必须曾经经历过战争并屡次建立功勋的人，然后才任用他们。而任用他们又必须专一。所谓专一，就是赋予他们统帅军队的重任，权力必须集中于一人，事情不听从朝廷内部的节制。然而《月令》把这作为孟秋的政令，难道每年到了这个时候都要出兵远征吗？大概制定这条政令，是在无事之时，预先在这个月诏令将帅，选拔士兵、磨砺兵器，挑选训练杰出俊秀的人；在有事情之时，必定等到这个月才专门任用有功之人去征讨不义，诛杀暴虐傲慢的人。之所以这样，是为了明确喜好与厌恶的对象，使四方万国都知道天子所喜好的是仁爱体恤下属，所厌恶的是暴虐肆虐；所喜好的是忠诚敬重上级，所厌恶的是傲慢无礼。喜好与厌恶既然明确，人心顺从信服，没有人敢暴虐下属、傲慢上级而做不义之事。如果有不义之人，天子必定命令将帅去征讨。每年在这个月重申一次，谁敢违背天子的喜好与厌恶而招致上天的惩罚呢？
荀子孝成王【赵君】临武君【楚将】请问为将。孙卿【即荀子】曰：知莫大乎弃疑【不用疑谋】行莫大乎无过，事莫大乎无悔。至无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号政令，欲严以威【此一术】庆赏刑罚，欲必以信【二术】处舎收藏，欲周以固【三术】徙举进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四术】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伍参犹错杂也，五术】遇敌决战，必道【言也又行也】吾所明，无道吾所疑【六术】夫是之谓六术。无欲将而恶废【此一权】无怠胜而忘败【二权】无威内而轻外【三权】无见其利而不顾其害【四权】凡虑事欲熟而用财欲泰【谓不恡赏，五权】夫是之谓五权。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一至】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二至】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三至】夫是之谓三至。凡受命于主而行三军，三军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则主不能喜，敌不能怒，夫是之谓至臣【谓为臣之至当也】虑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终如始，终始如一，夫是之谓大吉【言无覆败之祸】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故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计胜欲则从，欲胜计则凶。战如守，行如战，有功如幸，敬谋无圹【与旷同】敬事无圹，敬吏无圹，敬众无圹，敬敌无圹，夫是之谓五无圹【无圹言无须臾不敬也】慎行此六术五权三至，而处之以恭敬无圹，夫是之谓天下之将，则通于神明矣。
臣按：荀卿论为将之道，至矣尽矣。所谓可杀而不可欺，百姓敬，谋敬，事敬，吏敬，众敬，敌而总以一言曰：「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卿之此言，盖有得于洙泗之余论，而与孙呉所着之书，专以权谋诈力者，不可同年语矣。至若所谓「战如守，行如战，有功如幸」，斯三「如」者，为将行兵而能恒以此一敬存于心，念念在兹，事事在兹，而又以是三「如」者，凡战，凡行，凡有功，皆如斯言，则永逺无覆败之患，而可以方行于天下矣。
以上论将帅之任【上之上】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二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二十九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严武备
将帅之任【上之下】
庄子曰：「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则，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九征至，不肖人得矣。臣按：此九征者，庄周以为孔子之言，引之以为泛观人之法。而《六韬》之论选将，亦以八征为太公之言。所谓八征者，问之以言，以观其详；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与之间谍，以观其诚；明白显问，以观其德；使之以财，以观其亷；试之以色，以观其贞；告之以难，以观其勇；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其言与《周》盖相出入，虽非太公、孔子之言，然人君选将叅以二家之说而验之，则其人之贤不肖亦可得而彷佛矣。
尉缭子》曰：「凡将理官也，万物之主也。不私于一人。夫能无私于一人，故万物至而制之，万物至而命之。」
臣按：理官者，掌刑狱之官也。夫掌刑狱之官，必无一毫之私，以制人之死命，然后可以为理官。为将之道，亦犹是也。
又曰：夫能刑上究赏下流，此将之武也。故人主重将。夫将提鼓挥枹【音桴】临难决战，接兵角刃。鼓之而当，则赏功立名；鼓之而不当，则身死国亡。是存亡安危，在于枹端。奈何无重将也？
夫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故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主于后，无敌于前。
臣按：天下之道二，吉与凶反，顺与逆反，生与死反。所谓吉顺生，人之所欲也；凶逆死，人之所恶也。于人所恶之事，非不得已，乌可以用之哉？是故国不得已而后至于用兵，士不得已而后至于将兵。可一而不可再，可暂而不可常。所谓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主于后，岂
译荀子、孝成王、临武君请教做将领的道理。荀子说：智慧没有比抛弃疑虑更大的，行动没有比没有过错更大的，做事没有比没有后悔更大的。达到没有后悔的地步就足够了，但这是不能必然保证的。所以，制定号令政令，要严厉以显威严；施行庆赏刑罚，要必定守信；处理驻守收藏，要周密以坚固；调动进退，要安稳慎重，又要迅速快捷；侦察敌情观察变化，要隐蔽深入，要错综复杂；遭遇敌人决战，一定要走我们明白的路，不要走我们疑惑的路。这就叫做六术。没有想要做将领而厌恶被罢免的；没有懈怠于胜利而忘记失败的；没有对内威严而轻视外敌的；没有看到利益而不顾其害的；凡是考虑事情要熟思，使用财物要宽裕。这就叫做五权。所以不接受君主命令的，有三种情况宁可被杀也不可使处于不完美的境地；宁可被杀也不可使攻击不胜；宁可被杀也不可使欺骗百姓。这就叫做三至。凡是接受君主命令而统率三军，三军已经安定，百官得以有序，万物都端正，那么君主不能因此喜悦，敌人不能因此愤怒，这就叫做至臣。考虑事情必须在事前，并用恭敬来申述，慎终如始，始终如一，这就叫做大吉。凡是百事的成功，一定在于恭敬；其失败，一定在于轻慢。所以恭敬胜过懈怠则吉祥，懈怠胜过恭敬则灭亡；计谋胜过欲望则顺从，欲望胜过计谋则凶险。作战像防守一样，行军像作战一样，有功像侥幸一样，恭敬谋划不空旷，恭敬做事不空旷，恭敬官吏不空旷，恭敬众人不空旷，恭敬敌人不空旷，这就叫做五无圹。谨慎地实行这六术五权三至，并用恭敬无圹来处置，这就叫做天下的将领，就能通于神明了。
臣按：荀卿论述做将领的道理，极其完备。所谓宁可被杀也不欺骗，百姓敬，谋敬，事敬，吏敬，众人敬，敌人敬，总括为一句话：“凡是百事的成功，一定在于恭敬；其失败，一定在于轻视。”荀卿的这些话，大概得益于孔孟的余论，而与孙吴所著专以权谋诈力为事的书，不可相提并论了。至于所谓“作战像防守，行军像作战，有功像侥幸”，这三个“如”，做将领行兵如果能常怀这一份恭敬在心，念念在兹，事事在兹，并且用这三个“如”，凡是作战，凡是行军，凡是有功，都像这样的话，那么永远没有覆败的祸患，就可以通行于天下了。
以上论述将帅的责任【上之上】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二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二十九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的要点
严武备
将帅的责任【上之下】
庄子说：“君子派他远行以观察他的忠诚，派他近侍以观察他的恭敬，派他处理繁杂事务以观察他的能力，突然问他以观察他的智慧，紧急与他约定以观察他的信用，委托他财物以观察他的仁爱，告诉他危险以观察他的节操，用酒灌醉他以观察他的准则，混杂相处以观察他的神色。”九种征验到了，不贤的人就得以识别了。臣按：这九种征验，庄周认为是孔子的话，引用它作为广泛观察人的方法。而《六韬》论述选将，也以八种征验为太公的话。所谓八种征验，用言语询问，以观察他的详尽；用言辞穷究，以观察他的应变；给他间谍，以观察他的诚实；明白显问，以观察他的品德；让他管理财物，以观察他的廉洁；用美色试探，以观察他的贞洁；告诉他危难，以观察他的勇敢；用酒灌醉他，以观察他的神态。这些话与《周书》大概互相出入，虽然不是太公、孔子的话，但君主选将参考这两家的说法来验证，那么人的贤与不贤也可以大致知道了。
《尉缭子》说：“凡是将领是治理官吏的人，万物的主宰。不偏私于一个人。能够不偏私于一个人，所以万物到来就能制服它，万物到来就能命令它。”
臣按：理官，是掌管刑狱的官。掌管刑狱的官，必须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心，以制服人的死命，然后可以做理官。做将领的道理，也是这样。
又说：能够使刑罚向上追究，赏赐向下流动，这是将领的武略。所以君主重视将领。将领击鼓挥槌，面临危难决战，交锋角刃。击鼓得当，就赏功立名；击鼓不当，就身死国亡。存亡安危，在于鼓槌的末端。怎么能不重视将领呢？
将领，上面不受天的制约，下面不受地的制约，中间不受人的制约。所以兵器，是凶器；争夺，是逆德。将领，是死官。所以不得已才使用。上面没有天，下面没有地，后面没有君主，前面没有敌人。
臣按：天下的道理有两种，吉与凶相反，顺与逆相反，生与死相反。所谓吉顺生，是人所想要的；凶逆死，是人所厌恶的。对于人所厌恶的事，如果不是不得已，怎么可以使用呢？所以国家不得已才用到用兵，士人不得已才用到带兵。可以一次而不可以再次，可以暂时而不可以长久。所谓上面没有天，下面没有地，后面没有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