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七十七
下家传而人诵之，皆知圣门有全体大用之学，为学者不能外此以求圣贤之道，为治者不能外此以成帝王之功，治而外此则为伯道，用非其用，无体故也。学而外此则为异端，体非其体，无用故也。朱子谓平生精力尽在此书，择焉而精，其在章句；语焉而详，其在或问乎？所谓析之极其精而不乱，合之尽其大而无余，其朱子自道欤？
译向下流传家传本，人们诵读它，都知道圣人的门庭有整体与全面应用的学问，做学问的人不能离开这个去寻求圣贤的道理，治理国家的人不能离开这个去成就帝王的功业，治理国家如果离开这个就是霸道的做法，应用不是真正的应用，是因为没有根本的缘故。做学问如果离开这个就是异端邪说，根本不是真正的根本，是因为没有应用的缘故。朱熹说平生精力都在这本书上，选择它而精粹，体现在《章句》中；谈论它而详尽，体现在《或问》中吗？所谓分析它极其精微而不混乱，综合它极其宏大而没有遗漏，这是朱熹自我陈述的吗？
程頥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子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宻。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
朱熹曰：「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陈淳曰：「文公解庸为平常，非于中之外别有所谓庸，只是这中的便是日用平常道理。平常与怪异字相对。」
陈栎曰：「不偏不倚，未发之中，以心论者也，中之体也。无过不及，时中之中，以事论者也，心之用也。」
臣按：朱熹谓庸是依本分，不为怪异之事。尧、舜、孔子只是庸，夷、齐所为都不是庸了。子思作书，以是为名，以见人之存心行事，一切以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为准则。而其所以为是者，皆是日用平常之事也。故其为书，不徒谓之中，而又加以庸焉。恐学者以中庸为难行之事，使知其中即是庸，不庸则非中矣。
又曰：曾子学于孔子而得其传，子思又学于曾子而得其所传于孔子者。既而惧夫传之久逺而或失其真也，于是作为此书。又曰：中庸一篇，某以己意分其章句。是书岂可以章句求哉？然学者之于经，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
黄干曰：「中庸与他书不同。论语是一章说一事，大学亦然。中庸则大片段，须是滚读方知首尾，然后逐段解释则理通矣。今莫若且以中庸滚读，以章句仔细一一玩味，然后首尾贯通。」
真徳秀曰：「中庸始言天命之性，终言无声无臭，宜若髙妙矣。然曰戒慎，曰恐惧，曰谨独，曰笃恭，则皆示人以用力之方。盖必戒惧谨独而后能全夫性之善，必笃恭而后造无声无臭之境，未尝使人驰心窈▯而不践其实也。」
臣按：中庸一书杂在礼记中，程氏始表出之。至朱熹为之章句或问，始大明于世。盖中之为言，始于虞书；庸之言则昉于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汤、文、武、周公皆闻而知是道者也。孔子集羣圣之大成，删述六经，既载其授受之言于书；门人又记其所尝言者于鲁论之终篇。中之道至是大着矣。虽然，中之在人，虽出于心，而人之所以信执之者，不过言与行而已。故于易之干文言，又着一庸字焉，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谨。”尝以语其门人曰：“中庸之为徳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门人既载之《论语》。中子思以孔子之孙，而亲受业于曾子。曾子亲受其师之口传面命者也。有所受而为此书，乃合中庸二字以为其书之名，而载其圣祖所尝语者于第二、第三章，所以立万世圣学之标凖也。其意若曰：圣门之学，必中而中又必庸，乃人伦日用之常，非诡异难行之事也。是理也，乃上天之所命，人物之所率，圣人之所以敎，学者之所以学，帝王之所以治，百姓之所以行，壹皆以是中庸为准则，不可偏于此，亦不可倚于彼，不可以不及，亦不可以太过，平平焉以无险无陂，常常焉以不怪不竒。敎者必于是而受其敎，以为学者亦必于是，治者必于是而奉其治，以为生者亦必于是。为学者异乎此，则为异端之差；为治者异乎此，则为伯道之杂。先儒谓此为孔门传授心法，而臣亦曰：子思所以立万世圣学之标准者，此也【以上言中庸】
司马迁曰：「孟轲述唐虞三代之徳，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朱熹曰：「熟读七篇，观其笔势，如镕铸而成，非缀缉可就也。《论语》便是记录缀缉所为，非一笔文字矣。」
韩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徧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其能授弟子。源逺而末益分。惟孟轲师子思，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又曰：▯子云曰：“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夫杨、墨行正道废，孟子虽贤圣，不得位，空言无施，
译程颐说：“不偏不倚叫做中，恒常不变叫做庸。中是天下的正道，庸是天下的定理。”这一篇是孔子门徒传授的心法，子思担心它随着时间久远而出现偏差，所以把它写下来传授给孟子。这本书开头讲一个理，中间分散为万事，结尾又复合为一个理。展开它则充盈天地四方，卷收它则退藏于细微之处。它的意味无穷，都是实实在在的学问。善于读书的人玩味探究而有心得，那么终身运用它都取之不尽。
朱熹说：“中，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名称。庸，是平常的意思。”陈淳说：“朱文公把庸解释为平常，并不是在中之外另外有所谓的庸，只是这中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常道理。平常与怪异相对。”
陈栎说：“不偏不倚，是未发之中的中，是从心论说的，是中的本体。无过无不及，是时中之中，是从事论说的，是心的作用。”
臣按：朱熹说庸是依循本分，不做怪异的事情。尧、舜、孔子只是庸，伯夷、叔齐所做的就不是庸了。子思著书，以此作为书名，用以表明人的存心行事，一切以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为准则。而之所以认为是正确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常之事。所以这本书，不只称为中，又加上庸字。恐怕学者认为中庸是难以实行的事，让他们知道中就是庸，不庸就不是中。
又说：曾子向孔子学习而得到他的传授，子思又向曾子学习而得到曾子从孔子那里传下来的东西。后来担心传授的时间久远而或许失去其真意，于是写了这本书。又说：中庸这一篇，我根据自己的意思划分了章句。这本书难道可以用章句来寻求吗？然而学者对于经典，没有不懂文辞而能通晓其意旨的。
黄干说：“中庸与其他书不同。《论语》是一章说一事，《大学》也是如此。中庸则是大段落，必须通篇阅读才知道首尾，然后逐段解释，道理就贯通了。现在不如暂且通读中庸，对章句仔细逐一玩味，然后首尾贯通。”
真德秀说：“中庸开头讲天命之性，结尾讲无声无臭，似乎很高妙。然而说戒慎、说恐惧、说谨独、说笃恭，都是指示人们用力的方法。大概必须戒惧谨独，然后才能保全性的善；必须笃恭，然后才能达到无声无臭的境界，不曾让人心思驰骋于幽深之处而不践行其实。”
臣按：《中庸》一书混杂在《礼记》中，程氏开始将其表而出之。到朱熹为之作章句或问，才开始在世上大显。大概中的说法，始于《尚书·虞书》；庸的说法则始于《易经》。尧把道传给舜，舜把道传给禹，汤、文、武、周公都听闻并知晓这道。孔子集众圣之大成，删述六经，已经把传授的话记载在书中；门人又把他曾经说过的话记载在《鲁论》的终篇。中的道至此大为显扬了。虽然如此，中在人身上，虽然出于心，而人之所以信奉执持它的，不过是言语和行为罢了。所以在《易经》乾卦的文言中，又加了一个庸字，说：“庸言之信，庸行之谨。”曾经对他的门人说：“中庸作为德行，大概是最高的了！百姓很少能长久保持它。”门人已经把它记载在《论语》中。子思作为孔子的孙子，而亲自向曾子受业。曾子亲自接受其老师的口传面命。有所承受而写了这本书，于是合并中庸二字作为书名，并把圣祖曾经说过的话记载在第二、第三章，用来确立万世圣学的标准。他的意思好像是说：圣门的学问，必须中而且中又必须庸，乃是人伦日用的常道，不是诡异难行的事。这理，是上天所赋予的，人物所遵循的，圣人之所以教导的，学者之所以学习的，帝王之所以治理的，百姓之所以践行的，全都以中庸为准则，不可偏向这边，也不可倚向那边，不可以不及，也不可以太过，平平坦坦而没有险阻倾斜，常常如此而不怪异奇特。教导的人必须以此而接受教导，认为学者也必须以此，治理的人必须以此而奉行治理，认为百姓也必须以此。做学问的人不同于此，就是异端的偏差；做治理的人不同于此，就是霸道的杂糅。先儒说这是孔门传授的心法，而臣也说：子思用来确立万世圣学标准的，就是这个【以上讲中庸】
司马迁说：“孟轲阐述唐尧、虞舜和三代的德行，因此所到之处都不被接纳，退而与万章等人编次《诗》《书》，阐述仲尼的意思，作了《孟子》七篇。”朱熹说：“熟读七篇，观察其笔势，如同熔铸而成，不是拼凑就能完成的。《论语》就是记录拼凑而成的，不是一笔写成的文字。”
韩愈说：“孔子的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全面观察而完全认识。所以学习的人都得到其本性所接近的部分。后来离散分别处在诸侯的国家，又各自以其所能传授给弟子。源头深远而末流更加分散。只有孟轲师从子思，而子思的学问出于曾子。自从孔子去世，只有孟轲的传授得其宗旨。所以想要观察圣人之道的人，必须从孟子开始。”
又说：扬子云说：“古时候杨朱、墨翟的学说堵塞道路，孟子驳斥并排除他们，道路就廓清了。杨朱、墨翟的学说盛行，正道被废弃，孟子虽然贤圣，没有得到职位，空谈没有施行，
虽切何补？然頼其言，而今之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其大经大法皆亡灭而不救，壊烂而不收，所谓存十一于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
译即使深切痛惜，又有什么补益呢？然而依靠他的言论，当今的学者才尚且知道尊崇孔子，崇尚仁义，以王道为贵、以霸道为贱罢了。那些根本的大经大法都已经消亡灭绝而无人挽救，毁坏腐烂而无人收拾，所谓千百中仅存十一，怎么能说是广大完备呢？然而假使从前没有孟子，那么人们都会穿着左衽的衣服，说异族的语言了。”所以我曾经推崇尊崇孟子，认为他的功劳不在大禹之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陈栎曰：「孟子辟杨墨，功不在禹治洪水下者，洪水溺人之身，异端陷溺人心，心溺之祸甚于身溺，故也。」
程頥曰：「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
朱熹曰：「邪说横流，壊人心术，甚于洪水猛兽之灾，惨于夷狄篡弑之祸。故孟子深拒而力救之。再言，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又曰：「孟子道性善，称尧舜，使天下晓然知仁义之所在者，此所以正人心，以为息邪说、距诐行之本也。」排为我，斥兼爱，使天下晓然知邪诐之不可由者，此所以息邪、距诐而为正人心之用也。盖其体用不偏，首尾相应，如此然后足以拨乱世而反之正。此所以虽得其本而不免于多言也。然岂其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穷，不得已而然耳。
臣按：六经之外，书籍之在天地间者，《论语》之外有《孟子》。故先儒论儒道之书，必以《论孟并言。盖此二书，六经之骨髓，儒道之根本也。为学之要，出治之法，皆不外乎此。六经譬则海也，山也；《论语》譬则泛海之航，上山之阶也；《孟子》其入海之潢，登山之径乎？故学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者，必自孔子入；而入孔子之门者，必自孟子始【以上言孟子】
程頥曰：「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又曰：「学者须将《论语》中诸弟子问处，便作自己问；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虽孔孟复生，不过以此敎人。若能于《语》《孟》中深求玩味，将来涵养成甚生气质。」又曰：「凡看《语》《孟》，且须熟读玩味，须将圣人言语切己，不可只作一塲话说。人只看此二书切己，终身尽多也。」
又曰：孔子言语，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语，句句是实事。臣按：程頥又言，学者先读《论语》《孟子》，如尺度权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见得长短轻重。朱熹亦谓，先读得《语》《孟》二书十分透彻，其他书都不费力，触处便见。由是观之，圣贤千言万语，不出乎孔孟之所言；经籍积案盈箱，不出乎《语》《孟》之所载。学者茍能专心致志于此二书，用之以制事，推之以敎人，本之以事君，施之以为政，学问之功于是乎至，圣贤之事于是乎毕矣。
朱熹曰：「论语之言，无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养之要；七篇之防，无所不说，而其所以示人者，类多体验扩充之端。」
或问于朱熹曰：「学者之于论、孟，其用功也奈何？」曰：「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可也。」曰：「然则请问循序渐进之说？」曰：「以二书言之，则先论而后孟，通一书而后及一书；以一书言之，则其篇章文句首尾次序，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量力所至，约其程课而谨守之，字求其训，句索其防，不得乎前，则不得求其后；不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如是而循序渐进焉，则意定理明，而无疎易陵躐之患矣。是不惟读书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学者之不可不知也。」曰：「其熟读精思者何邪？」曰：「《论语》一章不过数句，易以成诵，成诵之后，反覆玩味于燕间静一之中，以须其浃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覆论辩，虽若不可涯者，然其条理疏通，语意明洁，徐读而以意随之，出入往来，以十百数，则其不可涯者，将有以得之于指掌之间矣。」
臣按：朱熹又言，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耳。徐行却立，处静观动，如攻坚木，先其易者，然后及其节目；如解乱绳，有所不通，姑置而徐理之。此朱子读书法也。程子亦曰：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圣人之所以至于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可见矣。此程子读书法也。学者读书，诚以此两贤
译陈栎说：“孟子批驳杨朱、墨翟的学说，其功绩不亚于大禹治理洪水。因为洪水淹没的是人的身体，而邪说异端陷溺的是人的心灵，心灵被陷溺的祸害比身体被淹没更严重，所以如此。”
程颐说：“孟子对世间有大功，是因为他阐述了人性本善的道理。”又说：“孟子关于人性本善、培养浩然正气的论述，都是前代圣人所未曾阐发的。”
朱熹说：“邪说泛滥，败坏人的心术，比洪水猛兽的灾害更严重，比夷狄入侵、篡位弑君的祸乱更惨烈。所以孟子极力拒绝并奋力挽救。他一再强调，难道我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以此来深切表达他的用意。然而，如果不是通晓大道的君子，谁能真正知道他不得已的原因呢？”
又说：“孟子宣扬人性本善，推崇尧舜，使天下人清楚地知道仁义所在，这是用来端正人心，作为平息邪说、抵制偏颇言论的基础。他排斥杨朱的为我主义，斥责墨家的兼爱主张，使天下人清楚地知道邪说偏论不可遵循，这是用来平息邪说、抵制偏论，从而端正人心的作用。大概他的本体与作用不偏不倚，首尾相互呼应，像这样才足以拨乱反正。这就是他虽然掌握了根本，却难免多言的原因。然而这难道是他内心所喜好的吗？也是畏惧天命，悲悯百姓的困穷，不得已而为之罢了。”
臣按：六经之外，存在于天地间的书籍，在《论语》之外还有《孟子》。所以前代儒者论述儒家道统的书籍，必定将《论语》《孟子》并提。因为这两部书，是六经的骨髓，儒家道统的根本。为学的要领，治国的方法，都不超出这两部书。六经好比是大海、高山；《论语》好比是渡海的航船、登山的阶梯；《孟子》则是进入大海的支流、登上高山的捷径。所以学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道统的人，必定从孔子入门；而进入孔子门庭的人，必定从孟子开始。【以上论述孟子】
程颐说：“求学的人应当以《论语》《孟子》为根本。《论语》《孟子》既已研习透彻，那么六经可以不专门研习就能明白了。”又说：“求学的人必须把《论语》中各位弟子提问的地方，当作自己提问；圣人回答的地方，当作今天亲耳听到，自然会有所收获。即使孔子、孟子再生，也不过用这些来教导人。如果能在《论语》《孟子》中深入探究、反复玩味，将来涵养成的气质将非常美好。”又说：“凡是阅读《论语》《孟子》，必须先熟读玩味，必须将圣人的言语与自身切实联系，不可只当作一场空话。人只要看这两部书并与自身切实联系，终身受益都很多。”
又说：孔子的言语，句句是自然流露；孟子的言语，句句是实事。臣按：程颐又说，求学的人先读《论语》《孟子》，就像有了尺度和权衡一样，用它们去衡量事物，自然能看出长短轻重。朱熹也说，先读《论语》《孟子》这两部书十分透彻，其他书都不费力，处处都能明白。由此看来，圣贤千言万语，不出孔孟所言；经籍堆积满箱，不出《论语》《孟子》所载。求学的人如果能专心致志于这两部书，用它来处理事务，推广它来教导他人，本用它来侍奉君主，施行它来治理政事，学问的功夫于是达到极致，圣贤的事业于是完成了。
朱熹说：“《论语》的言论，无所不包，而它用来指示人的，无非是操持存养的要领；《孟子》七篇的旨趣，无所不谈，而它用来指示人的，大多是体验扩充的端倪。”
有人问朱熹说：“求学的人对于《论语》《孟子》，该如何用功呢？”朱熹说：“循序渐进，熟读精思就可以了。”那人说：“那么请问循序渐进的说法？”朱熹说：“以这两部书来说，就是先读《论语》后读《孟子》，通晓一部书后再及另一部书；以一部书来说，那么它的篇章文句首尾次序，也各自有序而不可打乱。量力而行，约定学习进度并严格遵守，字求其训诂，句索其旨意，前面没弄懂，就不求后面；这里没通晓，就不敢想那里。像这样循序渐进，那么意旨安定、道理明白，而没有疏略轻率、越级跳跃的祸患了。这不仅是读书的方法，更是操持心性的要领，尤其是初学者不可不知道的。”那人说：“那熟读精思是什么意思呢？”朱熹说：“《论语》一章不过几句，容易背诵，背诵之后，在闲暇安静中反复玩味，等待它融会贯通就可以了。《孟子》每章或千言或百言，反复论辩，虽然好像没有边际，然而它的条理疏通，语意明洁，慢慢读而让心意跟随，出入往来，以十次百次计算，那么那好像没有边际的，将在指掌之间得到了。”
臣按：朱熹又说，大抵看书，先须熟读，使那些言语都好像出于我的口，接着精思，使那些意旨都好像出于我的心，然后才可以有收获。徐行却立，处静观动，如同砍伐坚硬的木头，先砍容易的部分，然后才砍到节疤；如同解开乱绳，有不通的地方，暂且放下慢慢梳理。这是朱子的读书法。程子也说：读书的人应当观察圣人作经的意图，以及圣人用心的地方，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而我之所以未到的原因，所以未得的原因，逐句去探求，白天诵读并品味，半夜思考，平复心情，缓和气息，存留疑问，那么圣人的意旨就可以看到了。这是程子的读书法。求学的人读书，确实应该以这两位贤
之言为法，则凡圣贤之所以著书立言，与其所以立心制行，而至于为圣为贤者，皆可于言意之表得之矣。得其言于心，本之以制行，本之以处事，本之以为学，本之以为政，不徒出口入耳，而皆有诸己以为实行，措诸事以为实用，圣贤地位不难到矣。
译以言语作为准则，那么凡是圣贤著书立言的缘由，以及他们确立心志、规范行为从而成为圣人的道理，都可以在言语和意旨之外领悟到了。将圣贤的言语铭记于心，以此作为规范行为的根本，以此作为处理事务的根本，以此作为治学的根本，以此作为施政的根本，不仅仅让言语从口出、入耳，而是都将其内化于自身以付诸实践，将其应用于事务以产生实效，那么达到圣贤的境界就不难了。
朱熹又曰：「论语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又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蕴则已具圣贤之书，故必由是而求之。」然欲简而易知，约而易守，则莫若《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也。又曰：「不先乎《大学》，无以提挈纲领，而尽论孟之精防；不参之论孟，则无以融贯防通，而极中庸之归趣。」然不防典极于《中庸》，则又何以建立大本，经纶大经，而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哉？
臣按：孔孟之时已有六经之说，而四书之名则始于宋焉。所谓四书者，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也。此数书者，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絶学，为万世开太平之具也。学者必先读四书，而后及于六经；而读四书者，又必自大学始。程子谓其为初学入徳之门，朱子谓其为古者大学敎人之法，真氏谓其为圣学之渊源，为治之根柢，君天下之律令格例。是知儒者之书，莫切要如大学一书。小学由是而入徳，大学本是以为敎。圣人之道，帝王之治，皆不出乎是焉。是则易也，书也，诗也，春秋与礼也，论孟之与中庸也，皆所以填实乎大学一书。今日在学校则读之，以为格物致知之资；他日有官守则用之，以为齐治平均之具。我祖宗以学校育才，以经术造士，敎之于学校者以此经此书，取之于科目者以此经此书，盖将资之以为辅治之具，而以是经是书之所载者，以敷布乎天下，使斯世斯民皆皥皡乎雍熙泰和之域也。然则凡今日所施敎而承学者，乌可不知其所自哉【以上兼言四书】以上本经术以为敎下
大学衍义补卷七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七十八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一道徳以同俗
易·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
程頥曰：火与天同，故为同人之义君子观同人之象，而以类族辨物，各以其类族辨物之同异也。若君子小人之党善恶是非之理，物情之离合，事理之异同。凡异同者，君子能辨明之，故处物不失其方也。朱熹曰：天在上而火炎上【上声】其性同也。类族辨物，所以审异而致同也。
臣按：天下之事，理有同有异。同则一，异则二。惟有以一其二，然后有以合其异而同焉。是故理出于天，而具于人者，为道，为徳，为事。事在天下者，有族，有物。族以类而聚，物以羣而分。其聚也，各以其类而合；其分也，各以其形而殊。茍非在上者一之以道徳，安能使其合者不茍于同，而殊者不终于异哉？合者不茍于同，殊者不终于异，则咸为道徳之归。此人所以无异心，家所以无殊俗，国所以无异政也。天无不覆，而火上于天，故明之所及者广。于凡天之所覆者，无不照烛，荡荡乎四海九州，同一文明之化也。
诗》序曰：「王道衰，礼义废，政敎失，国异政，家殊俗。」
朱熹曰：「天子不能綂诸侯，故国国自为政；诸侯不能綂大夫，故家家自为俗也。」
臣按：国国自为政，家家自为俗者，由道徳之不一也。道徳之所以不一者，由乎王道衰而礼义废，政敎失也。使文武之君常存，而道徳之敎不息，礼义兴行，政敎不失，上焉而君有所依据以为治，中焉而臣有所持循而辅治，下焉而民莫不守其制而不敢易，遵其化而不能违。如此则亿兆家如一家，千百国如一国，千万世如一世矣。
王制：天子无事，与诸侯相见，曰朝。考礼，正刑，一徳，以尊于天子。
陈祥道曰：「考礼，所以杜其僭僻；正刑，所以防其滛暴；一徳所以同其趣向。如此，则礼刑一而无异，政之国道；徳一而无异，敎之民。此尊天子之道也。」
臣按：礼刑出于上而行于下，诸侯当无事之时而行来朝之礼，则稽考其礼之行于侯国者，恐其或有所违僭者乎？违僭则亟改之。质正其刑之用于侯国者，恐其或有所偏枉者乎？偏枉则亟正之。若夫徳之为徳，则上下之所同得者也。上本是徳以为政敎，而侯国之政敎亦必率而行之。茍有异同焉，则非一矣。故必一之，使上之所行，下之所遵
译朱熹又说：“《论语》的功夫少而成效多，《六经》的功夫多而成效少。”又说：“天下的事物没有不含有道理的，而其精微深奥的内涵已经具备在圣贤的书籍中，所以必须通过它们来探求。”然而想要简明而容易知晓，简约而容易遵守，就没有比《大学》《论语》《中庸》《孟子》更好的了。又说：“不先学习《大学》，就无法提纲挈领，从而穷尽《论语》《孟子》的精微防备；不参酌《论语》《孟子》，就无法融会贯通，从而达到《中庸》的最终旨趣。”然而如果不通过《中庸》来穷尽道理，又怎么能建立根本，治理常道，进而阅读天下的书籍，议论天下的事情呢？
臣按：孔子、孟子时代已有《六经》的说法，而“四书”的名称则始于宋代。所谓四书，就是《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这几本书，就是为天地确立精神本体，为百姓确立生命宗旨，为历代圣贤继承绝学，为万世开辟太平基业的手段。求学的人必须先读四书，然后才涉及《六经》；而读四书的人，又必须从《大学》开始。程子说它是初学者进入道德的门径，朱子说它是古代大学教育人的方法，真氏说它是圣学的渊源，治国的根基，统治天下的法律规章。由此可知，儒家的书籍，没有比《大学》更切中要害的了。小学通过它进入道德，大学本来用它来教育。圣人的道理，帝王的治理，都不超出这个范围。那么《易经》《尚书》《诗经》《春秋》和《礼记》，以及《论语》《孟子》和《中庸》，都是用来充实《大学》这一本书的。今天在学校就读它，作为格物致知的凭借；将来做官就运用它，作为整顿治理、公平均平的器具。我们的祖宗通过学校培养人才，通过经术造就士人，在学校里教育他们用的是这部经典这本书，在科举考试中选拔他们用的也是这部经典这本书，大概是要凭借它作为辅助治理的工具，而将这部经典这本书所记载的内容，颁布施行于天下，使这个时代的百姓都生活在和乐安宁、太平和谐的境界中。那么凡是今天实施教育并继承学问的人，怎么可以不知道它的来源呢【以上兼论四书】以上本经术以为敎下
《大学衍义补》卷七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七十八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的纲要
崇尚教化
统一道德以同风俗
《易经·象传》说：“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
程颐说：火与天同向上升，所以有同人的含义。君子观察同人的卦象，从而以类别区分族群，辨别事物，各自按照其类别来辨别事物的同异。比如君子与小人的党派，善与恶、是与非的道理，人情关系的离合，事理的同异。凡是同异的，君子都能辨别清楚，所以处理事物不会失去方法。朱熹说：天在上而火炎向上，它们的性质相同。以类别区分族群，辨别事物，是为了审察差异而达成统一。
臣按：天下的事情，道理有同有异。相同就为一，不同就为二。只有用一统二，然后才能合并差异而使之统一。因此，道理出于天，而具备于人，就是道，就是德，就是事。事在天下，有族群，有万物。族群以类别而聚合，万物以群体而区分。它们的聚合，各自按照类别而结合；它们的区分，各自按照形态而不同。如果不是在上位的人用道德来统一它们，怎么能使得聚合的不苟且于相同，而不同的不终于差异呢？聚合的不苟且于相同，不同的不终于差异，那么都归于道德。这就是人没有异心，家没有特殊风俗，国没有不同政令的原因。天没有不覆盖的，而火向上燃烧至天，所以光明的所及之处广阔。对于凡是天所覆盖的地方，没有不照耀的，浩浩荡荡四海九州，同一文明教化。
《诗经》序说：“王道衰微，礼义废弃，政治教化失误，各国政令不同，各家风俗特殊。”
朱熹说：“天子不能统辖诸侯，所以各国各自为政；诸侯不能统辖大夫，所以各家各自为俗。”
臣按：各国各自为政，各家各自为俗，是由于道德不统一。道德之所以不统一，是因为王道衰微而礼义废弃，政治教化失误。假使文王、武王那样的君主常存，而道德的教化不停息，礼义兴起施行，政治教化不失误，在上位的人有所依据来治理，在中位的人有所持守来辅助治理，在下位的人没有不遵守制度而不敢改变，遵循教化而不能违背。这样那么亿万家如同一家，千百国如同一国，千万世如同一世了。
《王制》：天子没有大事，与诸侯相见，叫做朝见。考核礼制，端正刑罚，统一道德，以尊崇天子。
陈祥道说：“考核礼制，用来杜绝僭越乖僻；端正刑罚，用来防止淫乱暴虐；统一道德用来统一趋向。这样，那么礼刑统一而没有差异，是治理国家的大道；道德统一而没有差异，是教化百姓。这是尊崇天子的方法。”
臣按：礼刑出自上位而施行于下位，诸侯在没有大事的时候而行来朝之礼，那么考察其在侯国施行的礼制，恐怕有违礼僭越的地方吗？违礼僭越就立刻改正。质正其在侯国使用的刑罚，恐怕有偏颇枉曲的地方吗？偏颇枉曲就立刻纠正。至于道德作为道德，是上下所共同获得的。上位者本来以道德作为政治教化，而侯国的政治教化也必然率领施行。如果有同异，那么就不统一了。所以必须统一它，使得上位者所行的，下位者所遵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