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一
光发越而四逹也。君臣之徳昭明如是，故民皆观感动荡为善而不能自已也。如是而犹有未化者，故士师明于刑之中，使无过不及之差，率乂于民，辅其常性，所谓刑罚之精华也。」吕祖谦曰：「当时承蚩尤之弊，妖诞怪神，深溺人心。重黎絶地天通，固区别其大分矣。然蛊惑之久，未易遽胜。伯夷复降天地人之祀典，使知天地之性，▯神之徳，森然各有明法。向之蛊惑消荡不留，所谓折民于刑也。自不知本者观之，平水播谷若所急，而降典可缓，抑不知人心不正，胥为禽夷，虽有土安得而居，有粟安得而食。伯夷降典，先其本也。自伯夷之典迄臯陶之刑，制度文为之具也。自穆穆在上至率乂于民，棐彛精神心术之运也。茍无其本，则前数者不过卜祝工役农圃胥史之事耳。」
译光辉发扬而向四方通达。君臣的德行如此昭明，所以百姓都观感激动，向善而不能自己。像这样如果还有未被教化的人，所以士师明晓刑罚的适中，使没有过与不及的偏差，引导治理百姓，辅助他们的常性，这就是所谓的刑罚的精华。」吕祖谦说：「当时承袭蚩尤的弊病，妖邪怪诞的神怪，深深沉溺人心。重黎断绝天地相通，固然区别了大的分际。然而蛊惑之久，不容易立刻战胜。伯夷又降下天地人的祭祀典章，使人们知晓天地的本性，神明的德行，森然各有明确的法度。以前的蛊惑消荡不留，这就是所谓的用刑罚折服百姓。从不知根本的人看来，平治水土、播种谷物似乎是最紧急的，而降下典章可以缓办，却不知人心不正，都成为禽兽夷狄，即使有土地怎么能居住，有粮食怎么能食用。伯夷降下典章，是先其根本。从伯夷的典章到皋陶的刑罚，是制度文教的完备。从穆穆在上到引导治理百姓，是精神心术的运作。如果没有根本，那么前面几项不过是占卜祝祷、工匠役夫、农夫园圃、胥吏文书之类的事情罢了。」
臣按：虞廷君臣，其徳存于中，其容着于外。天下之人，瞻而望之，见其明白显著。在上者灼然而明，在下者晓然而喻，无有回防掩蔽之私，幽深隐僻之事。是以当世之民，耳闻而心孚，目击而意▯，固无有不化者，而无待于刑罚之加。然圣人之心，则自以为吾之君臣固勤矣，然吾民之生生无穷，安能皆保如今日乎？故命士师明于刑之中，制为一定之制，以晓天下之人。如是则为太过，如是则为不及，必如是而后为无过不及而中矣。所以然者，率乂于民，辅其常性，使其常循乎矩度之中，而不出乎防范之外，而天然自有之中，本然不易之性，常全而不失矣。
天齐于民，俾我一日非终，惟终在人。尔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虽畏勿畏，虽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徳。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永。
蔡沈曰：「刑狱非所恃以为治也。天以是整齐乱民，使我为一日之用而已，非终。即《康诰》『大罪非终』之谓，言过之当宥者惟终。即《康诰》『小罪惟终』之谓，言故之当辟者。非终，惟终，皆非我得轻重，惟在夫人所犯耳。尔当敬逆天命，以承我一人。畏威，古通用威辟之也；休宥之也。我虽以为辟，尔惟勿辟；我虽以为宥，尔惟勿宥。惟敬乎五刑之用，以成刚柔正直之徳，则君庆于上，民赖于下，而安宁之福其永久而不替矣。」
臣按：刑天讨也，天以是而齐乱民，不得已而为一日之用尔，非常用以为治之具也。人君奉天道以出治，所以为治者，徳也，刑非所先也。民有不齐者，不得已而用刑以治之，姑以为一日齐民之用也。所以为治者，不颛颛在是也。典狱之官，必当敬逆天之命以奉承乎君：过之当宥者，则承天之命以宥之；不当宥者，君虽宥之，不宥也。过之当辟者，则奉天之命以辟之；不当辟者，君虽辟之，不辟也。所以然者，守君之法，所以奉君也；顺天之理，所以敬天也。奉君之法而不奉君之意，则是能敬迎天命矣。所以敬迎天命者，敬五刑以成三徳而已矣。敬五刑以为一日之用，成三徳以立万世之则。刑用而即已，徳立而无穷。所以为国家之庆者，容有旣乎？兆民以之而永赖，国祚由是而延长。三代有道之长，用此道也。秦人恃刑罚以为一世之用，卒之流毒海内，二世即亡，岂非永鉴哉！
王曰：「吁！来！有邦有土，告尔祥刑。在今，尔安百姓？何择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蔡沈曰：「有民社者，皆在所告也。夫刑，凶器也，而谓之祥者，刑期无刑，民协于中，其祥莫大焉。及逮也，汉世诏狱所逮有至数万人者，审度其所当逮者，而后可逮之也。曰何？曰非？问答以发其意，以明三者之决，不可不尽心也。」
呉征曰：「刑而曰祥刑，盖慈良恻怛，详审谨重，主之以不忍，行之以不得已，所以谓之祥也。在今日欲安百姓，何者当择非人乎？何者当敬非刑乎？何者当揆度非及乎？人谓用刑之人及，谓刑之所加，犹罚及尔身之及。」
臣按：叅错讯鞫，极天下之至劳者，莫若狱；割断棰击，极天下之至惨者，莫若刑。是乃不祥之器也，而古人谓之祥刑者，盖除去不善，以安夫善，使天下之不善者有所畏而全其命，天下之善者有所恃而安其身。其为器也，固若不祥，而其意则至善大祥之所在也。茍用人而不择，用刑而不敬，逮人而妄及非辜，其为不祥之器也，宜哉！苏轼谓罪非已造，为人所累，曰“及”；秦汉间谓之“逮”。狱吏以不遗支党为忠，以多逮广系为利。汉大狱有逮万人者，国之安危，运祚长短，咸寄于此。噫！汉狱之逮最多者，皆在末造之世。使当髙、文、光武、明、章之世，得张释之于定国辈为廷尉，无此也。穆王设为三问而三答之，其要尤在于择人。得其人，必能敬刑；能敬刑，则不妄逮矣。
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蔡沈曰：罚之轻重，亦皆有权，权者进退推移，以求其轻重之宜也。刑罚世轻世重者，周官刑新国用轻典，刑乱国用重典，刑平国用中典，随世而为轻
译臣按：虞舜朝廷的君臣，他们的德行存于内心，仪容显于外表。天下之人仰望他们，见其德行明白显著。在上位者光明磊落，在下位者通晓事理，没有隐瞒遮蔽的私心，也没有幽深隐僻之事。因此当世的百姓，耳闻则内心信服，目睹则意念归顺，本来没有不被教化的，无需等待刑罚的施加。然而圣人的心意，却自认为我们的君臣固然勤勉，但百姓生生不息，怎能都保证像今天这样呢？所以命令士师明察刑罚的中正，制定一定的法度，来晓谕天下之人。像这样就是太过，像那样就是不及，必须像这样才是不偏不倚而中正。之所以如此，是为了引导治理百姓，辅助他们的常性，使他们常遵循规矩法度之中，而不超出防范之外，那么天然自有之中正，本然不易之性，就能常全而不丧失了。
上天用以整治百姓，使我一日之用并非终局，终局在于人。你应当敬顺天命，来辅佐我一人。虽然可畏不要畏惧，虽然可宥不要宽宥。只有敬慎使用五刑，来成就刚、柔、正直三德。君主有喜庆，亿万百姓依赖他。那安宁才能长久。
蔡沈说：“刑狱不是所依赖用来治理国家的。上天用这来整治混乱的百姓，让我作为一日之用而已，并非终局。这就是《康诰》‘大罪非终’的意思，说过失应当宽宥的，就是终局。这就是《康诰》‘小罪惟终’的意思，说故意应当诛杀的。非终、惟终，都不是我能轻重，只在于人所犯的罪行罢了。你应当敬顺天命，来承奉我一人。畏威，古通用威，辟之也；休，宥之也。我虽然认为应当诛杀，你只不要诛杀；我虽然认为应当宽宥，你只不要宽宥。只有敬慎五刑的使用，来成就刚柔正直之德，那么君主在上喜庆，百姓在下依赖，而安宁之福就永久而不衰败了。”
臣按：刑罚是天讨，上天用这来整治混乱的百姓，不得已而作为一日之用罢了，不是常用来治理国家的器具。人君奉行天道来施行政治，所以用来治理的是德，刑罚不是首要的。百姓有不齐的，不得已而用刑罚来治理他们，暂且作为一日整治百姓之用罢了。所以用来治理的，不专在于此。典狱的官员，必须敬顺天命来承奉君主：过失应当宽宥的，就承奉天命来宽宥；不应当宽宥的，君主虽然宽宥，也不宽宥。过失应当诛杀的，就奉天命来诛杀；不应当诛杀的，君主虽然诛杀，也不诛杀。之所以如此，遵守君主的法度，是用来承奉君主的；顺从天理，是用来敬顺上天的。承奉君主的法度而不承奉君主的私意，这就是能敬顺天命了。所以敬顺天命，敬慎五刑来成就三德罢了。敬慎五刑作为一日之用，成就三德来确立万世的法则。刑罚使用就停止，德行确立而无穷。所以为国家之庆的，难道有穷尽吗？亿万百姓因此永远依赖，国运由此延长。三代有道之长，用的就是这个道理。秦人依赖刑罚作为一世之用，最终流毒海内，二世就灭亡了，难道不是永远的鉴戒吗！
王说：“唉！来！有邦有土的人，告诉你们祥刑。在今天，你们如何安顿百姓？什么选择不是人？什么敬慎不是刑？什么度裁不是及？”
蔡沈说：“有民社的，都在所告诉的。刑罚，是凶器，而称为祥的，是因为刑罚期望没有刑罚，百姓协于中正，那吉祥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及，是逮，汉代诏狱所逮有至数万人的，审度其所当逮的，然后才可以逮之。说何？说非？问答以发其意，以明三者之决定，不可不尽心。”
吴征说：“刑罚而说祥刑，大概是慈良恻怛，详审谨重，以不忍为主，以不得已而行，所以称为祥。在今天想要安顿百姓，什么应当选择非人？什么应当敬慎非刑？什么应当揆度非及？人谓用刑之人及，谓刑之所加，犹如罚及尔身之及。”
臣按：参错讯鞫，极天下之至劳的，没有比狱更甚的；割断棰击，极天下之至惨的，没有比刑更甚的。这是不祥之器，而古人称为祥刑的，大概是除去不善，以安善人，使天下之不善者有所畏惧而保全其命，天下之善者有所依赖而安其身。其为器也，固然若不祥，而其意则是至善大祥之所在。如果用人而不选择，用刑而不敬慎，逮人而妄及非辜，其为不祥之器的，宜哉！苏轼说罪非已造，为人所累，曰‘及’；秦汉间谓之‘逮’。狱吏以不遗支党为忠，以多逮广为利。汉大狱有逮万人的，国之安危，运祚长短，都寄托于此。唉！汉狱之逮最多的，都在末造之世。如果当高、文、光武、明、章之世，得到张释之于定国辈为廷尉，就没有这种情况了。穆王设为三问而三答，其要尤其在于择人。得其人，必能敬刑；能敬慎刑罚，就不妄逮了。
轻重各种刑罚有权衡，刑罚世轻世重，只有齐非齐，有伦有要。蔡沈说：刑罚之轻重，也都有权衡，权者进退推移，以求其轻重之适宜。刑罚世轻世重者，周官刑新国使用轻典，刑乱国使用重典，刑平国使用中典，随世而为轻
重者也。轻重诸罚有权者，权一人之轻重也。刑罚世轻世重者，权一世之轻重也。惟齐非齐者，法之权也；有伦有要者，法之经也。言刑罚虽惟权变是适，而齐之以不齐焉，至其伦要所在，盖有截然而不可紊者矣。臣按：先儒谓情之轻重，世之治乱不同，则刑罚之用当异，而欲为一法以齐之，则其齐也不齐；以不齐齐之，则齐矣。惟齐非齐，以不齐齐之之谓也。先后有序，谓之伦；众体所会，谓之要。所谓法之经也，经一定而不可紊，权则因时而制宜。穆王年虽耄荒，而其训刑也，犹守文武之法，惓惓然犹有唐虞之遗意，此夫子所以取之也。
译这是重大的事情。所谓根据轻重情况灵活调整各种刑罚，是指权衡一个人罪行的轻重。所谓刑罚随着世道的治乱而或轻或重，是指权衡一个时代罪行的轻重。所谓用不整齐来达成整齐，是法律变通的原则；所谓有条理有纲要，是法律的根本准则。意思是说，刑罚虽然只适宜于灵活变通，用不整齐的方式来达成整齐，但到了条理和纲要所在的地方，就有明确界限而不可扰乱。臣按：前代儒者说，情状的轻重、世道的治乱不同，那么刑罚的运用就应当有所差异，如果想要制定一种固定的法律来统一它们，那么这种统一实际上是不整齐的；用不整齐的方式来统一它们，那么才是真正的整齐了。“惟齐非齐”，说的就是用不整齐的方式来达成整齐的意思。先后有次序，叫做伦；各种体例所汇聚的关键，叫做要。这就是所谓的法律的根本准则，根本准则一旦确定就不可扰乱，而变通则要根据时势来制定适宜的措施。周穆王虽然年老昏乱，但他在训诫刑罚时，仍然遵守周文王、周武王的法律，恳切地还保留着唐尧、虞舜的遗风，这就是孔子之所以选取这篇文献的原因。
王曰：「呜呼！嗣孙【嗣世子孙】今往何监【视也】非徳于民之中，尚明听之哉！哲人惟刑，无疆之辞，属于五极，咸中有庆，受王嘉【善也】师【众也】监于兹祥刑。」
蔡沈曰：「此诏来世也。言今往何所监视？非用刑成徳而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下文『哲人』即所当监者，『五极』『五刑』也。明哲之人用刑而有无穷之誉，盖由五刑咸得其中，所以有庆也。诸侯受天子良民善众，当监视于此祥刑。」
吕祖谦曰：「中者，吕刑之纲领也。苗民罔是中者也，臯陶明是中者也，穆王之告司政典狱，勉是中者也。末章训迪，自中之外，亦无他说焉。今尔何所当监？岂非徳于民之中乎？用刑者有意干誉，欲以徳名，而不足以为徳。所以为徳者，必于民之中，而后可也。」
夏僎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未尝不善。其陷于罪恶，非其本然也。故民曰嘉师刑。虽主于刑人，然刑奸宄所以扶善良。虽曰不祥，乃所以为祥也。故刑曰祥刑。尝为之说曰：『民之犯刑，无非恶也。而谓之嘉师刑，本不祥之器也。而谓之祥刑，能以恶为嘉，以不祥为祥，而后知用刑之道矣。』」
臣按：帝王之道，莫大于中。中也者，在心则不偏不倚，在事则无过不及。帝王传授心法，以此为传道之要，以此为出治之则。书始于《虞书》“允执厥中”，大舜以之而传道；书终于《周书》“咸中有庆”，穆王以之而训刑。圣人之心，不偏不倚而施之事，为者无过不及，非独徳礼、乐、政为然，而施于刑者亦然。盖民不幸犯于有司，所以罪之者，皆彼所自取也，吾固无容心于其间。不偏于此，亦不倚于彼，一惟其情实焉。旣得其情，则权其罪之轻重而施以其刑，其刑上下，不惟无太过，且无不及焉。夫是之谓中，夫是之谓祥刑。
周礼》乃立秋官司冦，使帅其属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
郑▯曰：「秋官司冦者，象秋所立之官冦害也。先王之治，先之以徳礼，而辅之以刑政，故司冦掌刑，而属于秋官。秋者，天气肃杀，而刑以义为主也。刑官司至于冦，则刑官之事，无不举矣。」
臣按：小宰言秋官，其属六十，掌邦刑，而此言掌邦禁。盖禁者，戒之于未然；刑者，治之于已然。先王之心，惟恐民愚而误入于刑罚，故豫为明示法禁，使知有如是之罪，必陷如是之刑；有如是之恶，必丽如是之辟。明威立义，俾知不迷，防微遏萌，逆折其始，必不得已而后刑之。禁之所以为仁，刑之所以为义。禁之不已，犹有犯焉，于是乎以义断仁焉。此其所以立民极也欤？
大司冦之职，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
林之竒曰：「司冦刑，新国用轻典者，以其旧染污习，不可遽正，姑以教之，宜以柔克之义也。刑平国用中典者，以其已安已治，旣富旣庶，陶冶被服，莫不卞治，则教化已眀，习俗已成，宜以正直之义也。刑乱国用重典者，以其顽昏暴悖，不可训化，则殱渠魁，灭彊梗，宜以刚克之义也。」《书》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徳。」其此之谓乎？
臣按：典者，常也。民失其常，则为权时之制。本三徳以趣时，分三典以兴治，使之复其常焉。圣人于此，何容心哉！伏惟我圣祖作条训以示子孙，有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余年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歴涉其中。奸顽刁诈之徒，特令法外加刑，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然此特权时处置，顿挫奸顽，非守成之君所常用。以后子孙做皇帝时，止守律与大诰竝，不许用黥刺剕劓阉割之刑。敢有请用此刑者，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由是观之，可见圣祖以重刑待前元，盖非得已也。文子文孙，当承平之时，守祖宗之训，一用平典以安兆民，敷仁恩于四海，延国祚于万年。臣不胜至愿。
以五刑纠【察也】万民。一曰野刑，上功【农功也】纠力【勤力也】二曰军刑，上命【谓将命】纠守【谓不失部伍】三曰鄕刑，上徳【谓六徳】纠孝【谓善事父母】四曰官
译周穆王说：“唉！后世子孙，如今前往治理，应当以什么为鉴戒？难道不是要在民众之中施行德政，并明察听取其中的中道吗！明智的人运用刑罚，获得无尽的赞誉，这都归属于五刑，只要都能合乎中道，就会有喜庆，承受天子美好的教诲，众人应当以这祥善的刑罚为鉴戒。”
蔡沈说：“这是告诫后世的诏令。说如今前往治理，应当以什么为鉴戒？不是指用刑罚成就德政而能保全民众所受的中道吗？下文‘哲人’就是应当鉴戒的对象，‘五极’就是‘五刑’。明哲的人运用刑罚而获得无穷的赞誉，大概是因为五刑都能合乎中道，所以有喜庆。诸侯承受天子良善的民众，应当以这祥善的刑罚为鉴戒。”
吕祖谦说：“中，是《吕刑》的纲领。苗民没有合乎中道，皋陶明察中道，穆王告诫司政典狱的官员，勉励他们合乎中道。末章的训导，除了中道之外，也没有其他说法了。如今你们应当以什么为鉴戒？难道不是在民众之中施行德政吗？运用刑罚的人如果有意追求名誉，想以德行闻名，却不足以称为德。之所以称为德，必定是在民众之中合乎中道，然后才可以。”
夏僎说：“民众承受天地的中道而生，本来没有不善的。他们陷入罪恶，不是他们本来的样子。所以民众说‘嘉师刑’。虽然主要在于惩罚犯人，但惩罚奸恶是为了扶持善良。虽然说不吉祥，却因此成为吉祥。所以刑罚称为祥刑。我曾经解释说：‘民众触犯刑罚，无非是恶行。却称为嘉师刑，本来是不吉祥的器物，却称为祥刑，能够以恶为善，以不吉祥为吉祥，然后才知道运用刑罚的道理。’”
臣按：帝王之道，没有比中道更大的了。中道，在心中就是不偏不倚，在事上就是无过无不及。帝王传授心法，以此为传道的关键，以此为治理的原则。《尚书》始于《虞书》的“允执厥中”，大舜以此传道；《尚书》终于《周书》的“咸中有庆”，穆王以此训诫刑罚。圣人的心，不偏不倚而施之于事，做事无过无不及，不仅德、礼、乐、政如此，施之于刑罚也是如此。大概民众不幸触犯官府，所以定罪，都是他们自己招致的，我本来没有私心在其中。不偏袒这一方，也不倚重那一方，只依据实际情况。既然掌握了实情，就权衡罪行的轻重而施加刑罚，刑罚的轻重，不仅没有太过，也没有不及。这就叫做中道，这就叫做祥刑。
《周礼》于是设立秋官司寇，让他率领属官掌管国家的禁令，以辅佐天子刑罚邦国。
郑玄说：“秋官司寇，是象征秋天所设立的官职，以惩治寇害。先王的治理，先以德礼，而以刑罚政令为辅，所以司寇掌管刑罚，而隶属于秋官。秋天，天气肃杀，而刑罚以义为主。刑罚的官职直到司寇，那么刑罚官职的事务，就没有不举行的了。”
臣按：小宰说秋官，其属官六十人，掌管国家刑罚，而这里说掌管国家禁令。大概禁令，是预防于未然；刑罚，是治理于已然。先王的心，只怕民众愚昧而误入刑罚，所以预先明示法禁，让他们知道有这种罪行，必定陷入这种刑罚；有这种恶行，必定连累这种法律。明示威严建立正义，使他们知道不迷惑，防微杜渐，遏制萌芽，在开始时逆折，不得已然后才用刑罚。禁令之所以为仁，刑罚之所以为义。禁令还不够，还有触犯的人，于是就用义来断绝仁。这就是设立民众准则的原因吗？
大司寇的职责，掌管建立国家的三种法典，以辅佐天子刑罚邦国，纠察四方。一是，刑罚新征服的国家，使用轻典；二是，刑罚太平的国家，使用中典；三是，刑罚动乱的国家，使用重典。
林之奇说：“司寇刑罚，新征服的国家使用轻典，是因为他们旧有的污浊习气，不能立刻纠正，姑且教育他们，适宜以柔克刚的道理。刑罚太平的国家使用中典，是因为他们已经安定已经治理，已经富裕已经众多，陶冶教化，没有不治理好的，那么教化已经明显，习俗已经形成，适宜以正直的道理。刑罚动乱的国家使用重典，是因为他们顽固昏庸暴虐悖逆，不能训导教化，那么消灭首领，消灭强横，适宜以刚克刚的道理。《尚书》说：‘只有敬畏五刑，才能成就三德。’说的就是这个吧？”
臣按：典，是常法。民众失去常法，就作为权宜时事的制度。以三德来顺应时势，分三典来兴办治理，使他们恢复常法。圣人在这里，有什么私心呢！伏惟我圣祖制定条训以昭示子孙，有说：‘我自从起兵到现在四十多年，人情的善恶真伪，无不亲身经历其中。奸顽刁诈之徒，特别命令法外加刑，使人知道警戒恐惧，不敢轻易犯法。然而这只是权宜处置，顿挫奸顽，不是守成之君所常用的。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只遵守律法与大诰并行，不许使用黥刺、剕、劓、阉割之刑。敢有请用此刑的，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由此看来，可见圣祖以重刑对待前元，大概是不得已的。文子文孙，应当在承平之时，遵守祖宗的训诫，一律使用平典以安定万民，布施仁恩于四海，延长国运于万年。臣不胜至愿。
用五刑纠察万民。一是野刑，崇尚农功，纠察勤力；二是军刑，崇尚将命，纠察守纪；三是乡刑，崇尚六德，纠察孝道；四是官
刘彜曰：「刑者，不得已而用之，岂圣人所乐哉？」故力不懋，则财不生，而野荒民散矣。是野刑不可已也。乱不除，则民不安，而民散国离矣。是军刑不可已也。孝不尽，则忠不纯，而家破国微矣。是鄕刑不可已也。职不举，则治不成，而政衰俗薄矣。是官刑不可已也。礼不行，则中不建，而若弱臣强矣。是国刑不可已也。天地四时者，六官之序。圣人体其序，而化成天下之道也。野、军、乡官、国者，五刑之序。圣人不得已，而即其序，以措万民于中和之道也。
臣按：先儒谓以五刑纠万民者，建六典以为民极也。是故六卿各职于其官，而建之使必行于天下，行之使必范于后世者，大司防正其刑典也。是故野刑不立，则事功不成。功之所以成者，役民以作事，咸赴力以致其力也。野刑之用，专以纠不致力之人，则凡国家之沟涂隄防、城邑树艺、野无不辟，而功无不成矣。则是冬官所建之事典，待刑而立也。军刑不立，则军令不行。令之所以行者，设民以立政，咸用命以死守也。军刑之用，专以纠不死守之人，凡国家师旅、茇舎、校阅、征戍军无不振，而命无不用矣。则是夏官所建之政典，待刑而立也。孝不尽，则徳不纯。设为鄕刑，以纠不孝之人，则民皆上徳，而无不孝之子。凡司徒八刑所纠者，孝、友、睦、婣、任、恤之行备矣。是教典资于刑也。职不举，则能不见。设为官刑，以纠不职之人，则吏皆上能，而无不治之职。凡冢宰百官所建者，官聫、府史、胥徒之职举矣。是治典有资于刑也。礼典之建，所以和邦国也。国必有礼，礼之所行，以愿慤为上，而不恭则不足以为礼矣。设为国刑，专纠夫不恭之人，使之皆愿慤为上焉。是礼典有资于刑也。由是观之，则刑之为刑，虽属于秋官，而五官不得不治焉。葢治也、教也、政也、礼也、事也，圣人治天下之具也。然所以致其功之立而化之成，舎刑以纠之，安能保其终不怠而久不废哉？
大戴礼》：「刑罚者，御人之衔勒也；吏者，辔也；刑者，防也。天子御者，内史、太史、左史手也。古者以法为衔勒，以刑为防，以人为手，而御天下。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飬士，遇之途不与之言，屏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不欲生之故也。」
臣按：古者待刑人，其严如此，非故絶之也，欲人知所惩而不敢为恶也。絶其所已然，以惩其所未然。所絶者少，而所全者众，圣人大公至仁之心也。
礼记》凡制【断也】五刑必即天伦【天理也】邮【与尤同，责也】罚丽于事。陈澔曰：「天之理至公而无私，断狱者体而用之，亦至公而无私。凡有罪责而当诛罚者，必使罚与事相附丽，则至公无私而刑当其罪矣。」
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以尽之。
方慤曰：「父子之亲，本乎情，故曰原；君臣之义，错诸事，故曰立。亲主于爱，一于爱，则刑有所不忍；加义主于敬，一于敬，则刑有所不敢。及一，皆如是，岂足以为法之经哉？其或于亲有所原，于义有所立者，特徒法之权而已。故曰：以权之也。」
陈澔曰：「父子君臣，人伦之重者，故特举以言之。亦承上文天伦之意。所犯虽同，而有轻重浅深之殊者，不可槩议也。故别之，所谓权也。明视聪听，而察之于词色之间；忠爱恻怛，而体之于言意之表。庶可以尽得其情也。」
陈栎曰：「后世之民犯刑多，上失其道之所致，未必皆其民之罪。刑狱固在得其情而不可喜，得其情，欲得其情，固在于悉其聪明，哀矜勿喜，尤在于致其忠爱欤？」
臣按：刑法之制，所以弼教而教之本，在乎天伦。而天伦之重者，父子、君臣也。父子主仁，君臣主义。一切轻重之罪，浅深之情，皆主于父子之仁，君臣之义。必原其本然之心，必立其当然之义意，而论之慎以测之。序有先后，而必循其次；量有大小，而不过其剂。所以分而别之者，用以合其权度也。旣别之，而又尽之。
译刘彜说：“刑罚，是不得已才使用的，难道是圣人乐于使用的吗？”所以，如果百姓不勤勉努力，财物就不会产生，田野就会荒芜，百姓就会离散。因此，野刑不可废止。如果动乱不消除，百姓就不安定，百姓就会离散，国家就会分裂。因此，军刑不可废止。如果孝道不尽，忠诚就不纯粹，家庭就会破败，国家就会衰微。因此，乡刑不可废止。如果职责不举，治理就不能成功，政治就会衰败，风俗就会浅薄。因此，官刑不可废止。如果礼制不施行，中正之道就不能建立，就会导致君主软弱而臣子强横。因此，国刑不可废止。天地四时，是六官的次序。圣人体会这次序，是教化成就天下的道理。野、军、乡、官、国，是五刑的次序。圣人不得已，就依照这次序，来使万民处于中和之道。
臣按：前代儒者说，用五刑来纠正万民，是建立六典作为百姓的准则。因此，六卿各自在其官职上，建立制度使其必定在天下施行，施行制度使其必定规范后世，这是大司寇端正其刑典的缘故。因此，野刑不建立，事功就不能完成。事功之所以能完成，是因为役使百姓从事劳作，都奔赴用力以尽其力。野刑的使用，专门用来纠正不尽力的人，那么凡是国家的沟渠道路堤防、城邑种植，野外没有不开垦的，而事功没有不完成的。这就是冬官所建立的事典，依赖刑罚而确立。军刑不建立，军令就不能施行。军令之所以能施行，是因为设置百姓以确立政令，都服从命令以死守职责。军刑的使用，专门用来纠正不死守职责的人，那么凡是国家的军队、营舍、检阅、征戍，军队没有不振奋的，而命令没有不服从的。这就是夏官所建立的政典，依赖刑罚而确立。孝道不尽，德行就不纯粹。设立乡刑，来纠正不孝的人，那么百姓都崇尚德行，而没有不孝的儿子。凡是司徒八刑所纠正的，孝、友、睦、姻、任、恤的行为都完备了。这就是教典依赖刑罚。职责不举，才能就不显现。设立官刑，来纠正不尽职的人，那么官吏都崇尚才能，而没有不治理的职责。凡是冢宰百官所建立的，官职系统、府史、胥徒的职责都举行了。这就是治典依赖刑罚。礼典的建立，是为了和谐邦国。国家必须有礼，礼的施行，以诚恳朴实为上，而不恭敬就不能算是礼。设立国刑，专门纠正不恭敬的人，使他们都以诚恳朴实为上。这就是礼典依赖刑罚。由此看来，刑罚虽然是属于秋官，但五官不得不治理。大概治理、教化、政令、礼制、事务，是圣人治理天下的工具。然而之所以能使功业确立而教化成功，除了用刑罚来纠正，怎么能保证他们始终不懈怠而长久不废弃呢？
《大戴礼记》说：“刑罚，是驾驭人的缰绳和嚼子；官吏，是缰绳；刑罚，是堤防。天子的驾驭者，是内史、太史、左史的手。古代以法律为缰绳和嚼子，以刑罚为堤防，以人为手，来驾驭天下。公家不蓄养刑人，大夫不供养士人，在途中遇到他们不与他们说话，将他们屏弃到四方，任凭他们去，不让他们参与政事，是不想让他们活着的缘故。”
臣按：古代对待刑人，如此严厉，不是故意断绝他们，是想让人知道惩戒而不敢作恶。断绝他们已经做的事，来惩戒他们将要做的事。所断绝的少，而所保全的众，这是圣人公正至仁的心意。
《礼记》说：凡是制定五刑，必须依据天伦（天理），责罚附着于事实。陈澔说：“天理至公而无私，断狱的人体会并运用它，也至公而无私。凡是有罪责而应当诛罚的，必须使罚与事实相附丽，那么至公无私而刑罚符合其罪了。”
凡是审理五刑的诉讼，必须推究父子的亲情，确立君臣的道义，来权衡其意，论述轻重的次序，谨慎地测度浅深的程度，来区别它们；竭尽聪明，致其忠爱，来穷尽事情。
方慤说：“父子的亲情，本于情，所以说推究；君臣的道义，错置于事，所以说确立。亲情主于爱，专一于爱，那么刑罚有所不忍；道义主于敬，专一于敬，那么刑罚有所不敢。如果专一，都这样，怎么足以作为法的常经呢？那些在亲情上有所推究，在道义上有所确立的，只是法的权变罢了。所以说：用权变来衡量。”
陈澔说：“父子君臣，是人伦中重要的，所以特意举出来说。也是承接上文天伦的意思。所犯的罪虽然相同，而有轻重浅深的不同，不能一概而论。所以区别它们，这就是所谓的权变。明视聪听，而在言辞神色之间察验；忠爱恻怛，而在言语意思之外体察。大概可以穷尽得到实情了。”
陈栎说：“后世的百姓犯刑多，是上面失去道义所导致的，未必都是百姓的罪过。刑狱固然在于得到实情而不可喜好，得到实情，想要得到实情，固然在于竭尽聪明，哀矜而不喜，尤其在于致其忠爱吗？”
臣按：刑法的制度，是用来辅助教化的，而教化的根本，在于天伦。而天伦中重要的，是父子、君臣。父子主仁，君臣主义。一切轻重的罪，浅深的情，都主于父子的仁，君臣的义。必须推究其本然的心，必须确立其当然的义意，来论述它，谨慎地测度它。次序有先后，而必须遵循其次序；程度有大小，而不过其限度。所以分别区别它们，是用来符合其权度的。已经区别了，而又穷尽它。
尽之则理无遗矣。不徒尽之，而又成之。成之则狱斯备矣。君子之尽心于刑如此，天下岂有寃民哉？彜伦又岂有或斁哉？
译穷尽它，那么道理就没有遗漏了。不仅穷尽它，而且成就它。成就它，那么刑罚就完备了。君子在刑罚上如此尽心，天下哪里会有受冤屈的百姓呢？伦理纲常又哪里会有败坏呢？
凡作刑罚，轻无赦，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
郑▯曰侀是刑体
马睎孟曰：「此言立法制刑之意，虽轻无赦，所以使人难犯也。惟其当刑必刑，轻且不赦，而况于重者乎？故君子不容不尽心焉。盖刑之所以为刑者，犹人之有侀也。一辞不具，不足以为刑；一体不备，不足以为成人。辞之所成，则刑有所加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君子无所不尽其心，至于用刑则尤慎焉者也。」臣按：「先儒谓无赦则民不至于犯罪，尽心则吏不至于滥刑。有无赦之法以禁于未然之前，有尽心之吏以应于已然之后，此民所以畏法而亲上也。」
子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
臣按：刑以弼教，教之大者，伦理也。人君者，生民之主；圣人者，道徳之主；父母者，生身之主。亲为一家之主，孝其亲，则人道以立；君为一世之主，忠其君，则治道以成；圣人为万世之主，尊圣人，则世教以明。先王制为刑法，以弼世教。世教之大，在此三者。人人孝其亲，忠其君，尊夫圣人，则天下大治矣；否则，大乱之道焉。然是三者，其根本起于一家。家积而国，国积而世，故尤严于不孝之罪，以为天下事无有不起于近而后及于逺，始于微而后至于着也。故律文着不孝之罪，而所谓要君、非圣人者，则略焉。非略之也，不可言也。着其可言者，以示微意，万一有是狱焉，准此以权度之也。
子曰：「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范祖禹曰：「事得其序之谓礼，物得其和之谓乐。事不成，则无序而不和。故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罚不中。」
金履祥曰：「事有条理则有礼乐，事得其序则为礼，事得其和则为乐。事旣不成，则何以能有礼乐？无礼则无序而施之也，乖缪；无乐则无和而行之也，忿戾。乖缪忿戾，则刑罚安能中理？刑罚不中理，则民难于避就。」
臣按：礼乐刑政，其致一也。必有礼乐以为刑政之本，则政事之行，刑罚之施，皆本乎自然之理，以立为当然之制，使民知所避而不敢违。是以民生日用之间，心志有所主，耳目有所加，举动云为有所制，是以不犯于有司。有犯焉者，然后施之以刑罚。茍为不然，蚩蚩蠢蠢之民，一举手，一动足，皆罹于宪网之中，而不知所以为生者矣。民不知所以为生，则求所以为生之路，求之不得，则舍死以求，祸乱之作，往往以此。秦、隋之亡，其明验也。
孟子曰：「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
程颐曰：「以生道杀民，谓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恶之类是也。葢不得已而为其所当为，则虽咈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朱熹曰：「彼有恶罪当死，吾求所以生之者而不得，然后杀之以安其众而厉其余，此以生道杀之也，亦何怨之有？」
张栻曰：「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先王明刑法以示民，本欲使之知所趋避，是乃生之之道也。而氏有不幸而陷于法，则不得已而加辟焉，固将以遏止其流，也是亦生道而已。又况哀矜忠厚之意，薰然存乎其间，其为生意，未尝有间断也。若后世严刑重法，固不足道；而其得情而喜，与夫有果于疾恶之意，一毫之萌，亦为失所谓生道者矣。」
臣按：天地之大徳曰生。人得天地之徳以为生，莫不好生。圣人体天地之徳以为生人之主，故其徳亦惟在于好生也。惟其好人之生，故其存心治政，莫不以生人为本。人见其徳教之施，恩泽之布，以为生人也，而不知其刑罚之加，兵戈之举，亦皆所以为生人焉耳。葢死之所以生之也。茍非其人，实有害于生人，决不忍致之于死地。死一人，所以生千万人也。是故无益于生人，必不轻致人于死。
荀子曰：「世俗之为说，以为治古者无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属，菲屦赭衣而不纯【菲草屦也，纯缘也，衣不加缘以耻之也】是不然矣。以为治古，则人莫触罪耶？岂独无肉刑哉
译凡是制定刑罚，罪行轻微也不赦免，因为“刑”就是“侀”（形体）。“侀”就是“成”（完整）。一旦形成就不可改变，所以君子对此要尽心谨慎。
郑玄说：“侀”是刑的形体。
马睎孟说：“这是说立法制刑的本意，即使是轻罪也不赦免，是为了让人难以触犯。既然该受刑的一定受刑，轻罪尚且不赦免，何况重罪呢？所以君子不能不尽心。刑罚之所以成为刑罚，就像人之所以成为人一样。言辞不齐全，不足以构成刑罚；形体不完备，不足以成为完整的人。言辞一旦完备，刑罚就施加而不可改变。所以君子要尽心。君子没有不尽心之处，至于用刑则尤其谨慎。”臣按：先儒认为，不赦免则百姓不至于犯罪，尽心则官吏不至于滥刑。有不赦免的法律在犯罪之前加以禁止，有尽心的官吏在犯罪之后加以应对，这就是百姓畏惧法律而亲近上位者的原因。
孔子说：“五刑的条目有三千种；而罪过没有比不孝更大的。要挟君主的人，就是无视上级；诋毁圣人的人，就是无视法度；不孝的人，就是无视亲人。这些，都是导致大乱的根源。”
臣按：刑罚用来辅助教化，教化中最重要的，是伦理。君主是百姓的主宰；圣人是道德的主宰；父母是生命的主宰。父母是一家之主，孝敬父母，人道就确立了；君主是一世之主，忠于君主，治道就成就了；圣人是万世之主，尊崇圣人，世间的教化就明确了。先王制定刑法，用来辅助世间的教化。世间教化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三者。人人都孝敬父母，忠于君主，尊崇圣人，天下就大治了；否则，就是大乱的根源。然而这三者，其根本起源于家庭。家庭积累而成国家，国家积累而成世代，所以对不孝的罪过尤其严厉，这是因为天下的事没有不是从近处开始而后波及远处的，没有不是从细微处开始而后发展到显著处的。所以律文中明确列出不孝的罪过，而所谓要挟君主、诋毁圣人的，则简略提及。不是简略，而是不可明言。明确列出可以明言的，以显示微妙的意旨，万一有这类案件，就依据此来权衡裁度。
孔子说：“礼乐不兴盛，刑罚就不能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不知道手脚该往哪里放。”
范祖禹说：“事情得其次序叫做礼，事物得其和谐叫做乐。事情不成功，就没有次序而不和谐。所以礼乐不兴盛，礼乐不兴盛，那么施行的政事都失去正道，所以刑罚不得当。”
金履祥说：“事情有条理就有礼乐，事情得其次序就是礼，事情得其和谐就是乐。事情既然不成功，怎么能有礼乐？没有礼就没有次序而施行，就会乖谬；没有乐就没有和谐而推行，就会忿戾。乖谬忿戾，刑罚怎么能合乎情理？刑罚不合乎情理，百姓就难以避开或趋就。”
臣按：礼、乐、刑、政，它们的宗旨是一致的。必须有礼乐作为刑政的根本，那么政事的施行，刑罚的施加，都基于自然的道理，确立为理所当然的制度，使百姓知道什么该避开而不敢违背。因此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心志有所主宰，耳目有所专注，举动行为有所制约，所以不触犯官府。有触犯的人，然后施加刑罚。如果不这样，愚昧无知的百姓，一举手，一动足，都陷入法网之中，而不知道如何生存了。百姓不知道如何生存，就寻求生存的路径，寻求不到，就舍死以求，祸乱的发生，往往因此。秦、隋的灭亡，就是明显的验证。
孟子说：“为了生存之道而杀掉百姓，即使死了也不怨恨杀他的人。”
程颐说：“为了生存之道而杀掉百姓，是说本来想要让他们生存，除去祸害、消除邪恶之类就是这样。大概是不得已而做应当做的事，那么即使违背百姓的欲望，百姓也不怨恨；不是这样的，就相反。”
朱熹说：“他们有恶罪应当死，我寻求让他们生存的方法而得不到，然后杀掉他们以安抚众人并警示其余的人，这就是为了生存之道而杀他们，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
张栻说：“为了生存之道而杀掉百姓，即使死了也不怨恨；杀，是先王明确刑法以警示百姓，本来想要让他们知道趋避，这就是生存之道。而百姓不幸陷入法网，就不得已施加死刑，本来是为了遏制这种流弊，这也是生存之道。何况哀怜忠厚的意思，薰然存在于其中，其生的意思，未曾有间断。如果后世严刑重法，固然不足道；而那些得到实情就高兴，以及有果断疾恶的意思，一丝一毫的萌芽，也失去了所谓生存之道的意义了。”
臣按：天地最大的德行叫做生。人得到天地的德行以生存，没有不好生的。圣人体会天地的德行以作为生养百姓的主宰，所以他的德行也只在于好生。因为好百姓的生，所以他存心治政，没有不以生养百姓为根本的。百姓看到他的德行教化的施行，恩泽的布施，认为是生养百姓，却不知道他的刑罚的施加，兵戈的兴起，也都是为了生养百姓。大概死是为了生。如果不是这种人，确实有害于生养百姓，决不忍心把他置于死地。死一个人，是为了生千万人。所以对生养百姓没有益处的，一定不轻易把人置于死地。
荀子说：“世俗的说法，认为治理良好的古代没有肉刑，有象征性的刑罚，墨刑、黥刑之类，穿草鞋、穿赭色衣服而不加边缘【菲是草鞋，纯是边缘，衣服不加边缘以羞辱他】，这不是事实。认为治理良好的古代，难道人没有触犯罪过吗？难道只是没有肉刑吗？”
？亦不待象刑矣。为人或触罪，戻而直轻其刑，是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轻，民无所畏，乱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将以禁暴恶恶，且惩其末也。杀人者不及伤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寛恶也。故象刑非生于治古，竝起于乱今也。夫征暴诛悖，治之威也。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故治其刑重，乱则刑轻，犯治之罪固重，犯乱之罪固轻也。《书》曰：「刑罚世重」，此之谓也。」
译这也不等待象刑了。有人触犯罪过，君主却偏袒而减轻刑罚，这就是杀人者不处死而伤人者不判刑。罪行极重而刑罚极轻，百姓无所畏惧，没有比这更大的动乱了。制定刑罚的根本，是用来禁止暴行、憎恶邪恶，并且惩戒其末流。杀人者不处死而伤人者不判刑，这是恩惠暴徒而宽纵恶人。所以象刑并非产生于治理良好的上古，而是与当今的乱世同时兴起的。征讨暴徒、诛杀悖逆，是治理的威严。杀人者处死，伤人者判刑，这是历代君王所共同遵循的。没有人知道它从何时开始。所以治理清明时刑罚重，动乱时刑罚轻，触犯清明之世的罪行本来就重，触犯动乱之世的罪行本来就轻。《尚书》说：“刑罚随着世道加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洪迈曰：「虞书『象刑惟明』，象者法也。汉文帝诏始云：『虞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武帝诏云：『唐虞画象而民不犯。』《白虎通》云：『画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防巾，犯劓者赭其衣，犯髌者以墨其髌，犯宫者屝屝草履也，大辟者布衣无领。」
臣按《虞书》云：“象以典刑”，即继以流宥五刑，及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若如画衣冠之说，“象以典刑”为之，象设可也。若夫流与鞭扑，若何而为之制耶？意者当时有犯者，其人在可议可矜之辟，偶为此制耳。不然，古无此制，而好事者见后世之刑惨刻，矫其枉而为此言欤？
汉刑法志》曰：汉道至盛，歴世二百余载。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间，断狱殊死，率岁千余口而一人。古人有言曰：「满堂而饮酒，有一人乡【向】隅而悲泣，则一堂皆为之不乐。」王者之于天下，譬犹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为之凄怆于心。今郡国被刑而死者，岁以万数；天下狱二千余所，其寃死者多少相覆，狱不减一人。此和气所以未洽者也。原狱刑所以蕃若此者，礼教不立，刑法不眀，民多贫穷，豪桀务私，奸不辄得，狱犴不平之所致也。《书》曰：「伯夷降典，悊民惟刑。」言制礼以止刑，犹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陵迟，礼制未立，死刑过制，生刑易犯，饥寒竝至，穷斯滥溢，豪桀擅私，为之囊槖，奸有所隐，则狃而寖广，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今之听狱者，求所以杀之；古之听狱者，求所以生之。与其杀不辜，宁失有罪。」今之狱吏，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患害。谚曰：「鬻棺者欲岁之疫，非憎人欲杀之，利在于人死也。」今治狱吏欲陷害人，亦犹此矣。
臣按班固此言，非独汉世治狱之失，后世之狱类此亦多矣。所谓伯夷降典，悊民惟刑，言制礼以止刑，犹隄之防溢水，深得帝王为治礼刑先后之序。其间向隅悲泣之喻，鬻棺利死之譬，皆痛切人情，深中事理。人主万几之暇，以其言与前书所载路温舒之疏竝观，宁能不惕然于心乎？其所谓今之听狱者，求所以杀之；古之听狱者，求所以生之。请合而言之曰：听狱者当于杀之中而求其生，求其生而不可得，然后杀之。有可生之路，则请以谳焉。罪疑从轻，可也。不疑然后杀之。如是则狱无不得之情，世无寃死之▯矣。
光武建武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严重，则人畏法令；今宪律轻薄，故奸轨不胜。宜増科禁，以防其源。”诏下公卿，杜林奏曰：“古之明王，深识逺虑，动居其厚，不防侈辟。周之五刑，不过三千。大汉初兴，详览失得，破矩为圜，斲雕为朴，蠲除苛政，更立疏网。海内欢欣，人懐寛徳。及至其后，渐以滋章，吹毛索疵，诋欺无限。果桃菜茹之类，集以成赃；小事无妨于义，以为大戮。故国无防士，家无全行。至于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为敝弥深。臣愚以为宜如旧制。”帝从之。
臣按：卓茂有云，律说大法，礼顺人情。葢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有恩情之▯，礼俗之交也。若一切绳之以法，凡岁时交馈皆以为赃，寻常举动皆坐以罪，鸟兽不可与同羣，而人之与人曷以相聚处？而礼义何自而兴哉？杜林之议，所谓集以为赃，及小事无妨于义，以为大戮。非惟汉世，后世亦有此弊。乞定为明制，馈送之赃不许集计，其小事无妨于义者，虽若于法不应，然于大义无害者，亦不以为罪。如此则刑辟不多，而动居于厚矣。
以上总论制刑之义【下】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一
<子部,儒家类,大学衍义补》>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二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慎刑宪
定律令之制【上】
舜典曰象以典刑
孔颖逹曰：「易云：『象也者，像此者也。』又曰：『天垂象，圣人则之。』是象为仿法，故为法也。依法用其常刑，用
译洪迈说：“《虞书》中‘象刑惟明’，象就是法。汉文帝的诏书开始说：‘虞舜时代，在衣冠上作画，用不同的章服作为惩罚，而百姓不触犯。’武帝的诏书说：‘唐尧虞舜时画象示众，百姓不触犯。’《白虎通》说：‘画象，是指衣服象征五刑。’犯墨刑的戴防巾，犯劓刑的穿赭色衣服，犯髌刑的在膝盖上涂墨，犯宫刑的穿草鞋，犯大辟的穿无领布衣。”
臣按：《虞书》说：“象以典刑”，紧接着就是流刑宽宥五刑，以及鞭刑作为官刑，扑刑作为教刑。如果像画衣冠的说法那样，“象以典刑”只是象征性地设立刑罚，那还可以说得通。至于流刑和鞭扑，又怎么制定象征性的刑罚呢？大概当时有犯罪的人，其罪行处于可议论、可怜悯的死刑边缘，偶然制定了这种制度罢了。不然的话，古代没有这种制度，而是好事的人看到后世的刑罚残酷苛刻，为了矫枉过正而说了这样的话吗？
《汉书·刑法志》说：汉朝国运极盛，历经二百多年。考察从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这六代之间，判处死刑的人，大约每年千余人中才有一人。古人有话说：“满堂饮酒，有一人面向角落悲伤哭泣，那么满座的人都因此不快乐。”君王对于天下，就像坐在一个厅堂上一样。所以有一个人得不到公正，君王心中就会感到凄怆。如今郡国受刑而死的人，每年数以万计；天下的监狱有两千多处，其中冤死的人多少相互掩盖，监狱里的囚犯没有减少一人。这就是和气未能融洽的原因。推究刑罚之所以繁多的原因，是礼教没有确立，刑法不明，百姓多贫穷，豪杰谋取私利，奸邪不能立即抓获，监狱不公所造成的。《尚书》说：“伯夷降下法典，教化百姓依靠刑罚。”意思是制定礼制来制止刑罚，就像堤坝防止水溢一样。如今堤坝崩塌，礼制未立，死刑超过限度，生刑容易触犯，饥寒交迫，穷困时便泛滥成灾，豪杰擅权谋私，成为他们的囊橐，奸邪有所隐藏，便习以为常且逐渐扩大，这就是刑罚繁多的原因。孔子说：“古代懂得法律的人，能减少刑罚的根本；现在懂得法律的人，只是不放过有罪的末节罢了。”又说：“现在审理案件的人，寻求杀人的理由；古代审理案件的人，寻求活人的理由。与其杀害无辜，宁可放过有罪的人。”现在的狱吏，上下互相驱迫，以苛刻为明察，深文周纳的人获得公正的名声，持平公正的人多遭祸害。谚语说：“卖棺材的人希望每年发生瘟疫，不是憎恨人想杀死他们，而是利益在于人死。”现在审理案件的官吏想要陷害人，也像这样啊。
臣按：班固这番话，不只是汉代审理案件的过失，后世的案件类似这样的也很多。所谓伯夷降下法典，教化百姓依靠刑罚，意思是制定礼制来制止刑罚，就像堤坝防止水溢出，深得帝王治理礼刑先后的次序。其中向隅悲泣的比喻，卖棺材利死的譬喻，都痛切人情，深中事理。君主在万机之暇，将这番话与前书所载路温舒的奏疏一起观看，难道能不心中警惕吗？他所说的现在审理案件的人，寻求杀人的理由；古代审理案件的时候，寻求活人的理由。请合并说：审理案件的人应当在死刑中寻求生路，寻求生路而不可得，然后才处死。有可以活命的途径，就请上报审议。罪疑从轻，是可以的。不怀疑然后才处死。这样那么案件没有不得到实情，世间没有冤死的人了。
光武帝建武十四年，群臣上奏说：“古代肉刑严重，那么人们畏惧法令；现在宪律轻薄，所以奸邪不能制止。应当增加条款禁令，以防备其源头。”诏书下达给公卿，杜林上奏说：“古代的圣明君王，见识深远，行动厚道，不防备奢侈和邪僻。周朝的五刑，不过三千条。大汉初兴，详细考察得失，破除方矩改为圆规，砍削雕饰改为质朴，废除苛政，重新设立宽松的法网。海内欢欣，人们怀有宽厚的德行。等到后来，逐渐滋长彰明，吹毛求疵，诋毁欺骗没有极限。瓜果蔬菜之类，聚集起来算作赃物；小事无妨于道义，却定为大罪。所以国家没有防备的士人，家庭没有完整的品行。以至于法律不能禁止，命令不能制止，上下互相逃避，弊端越来越深。臣愚以为应当像旧制一样。”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臣按：卓茂曾说，法律说明大法，礼顺应人情。大概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是因为有恩情的联系，礼俗的交往。如果一切都用法律来约束，凡是岁时交往馈赠都算作赃物，寻常举动都定罪，鸟兽不可与之同群，而人与人怎么相聚相处？而礼义从哪里兴起呢？杜林的议论，所谓聚集算作赃物，以及小事无妨于道义却定为大罪。不只是汉代，后世也有这种弊端。请求制定明确的制度，馈赠的赃物不允许累计计算，那些小事无妨于道义的，虽然按照法律不应该，但对大义无害的，也不定为罪。这样那么刑罚不多，而行动厚道了。
以上总论制定刑罚的意义【下】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一
<子部,儒家类,《大学衍义补》>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二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慎刑宪
定律令之制【上】
《舜典》说象以典刑
孔颖达说：“《易经》说：‘象，是像此的意思。’又说：‘天垂示象，圣人效法它。’所以象是仿效法式，因此是法。依法使用常刑，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