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三十二
豫备之，而为此一切不得已之防。然行之既非其义，而守之又不以信，方其卖之之时，惟恐民之不售也，而强与之。既与之后，而又多方折辱之，百计科率之，遂使民之视冠带也如桎梏然，宁出粟也而不肯受官。噫！此等之事，非至于甚不得已不可行也。盍反思曰：今吾于可以己之时而遽行之，行之而又失信于人，一旦驯致于不得已之地，吾又将行何防而卖与何人哉？小人茍顾目前，不为逺虑，凡有建请，非甚不得已者，宜痛裁之。万一至于甚不得已，人皆可与也，惟犯赃官吏决不可焉。何也？彼为贪财而失其冠带，上之人又贪其财而与之，是则上下交为利矣，又何责彼为哉【以上鬻官】
译预先做好打算，从而采取这一系列迫不得已的防范措施。然而实行起来既不合乎道义，坚守起来又不讲信用，当出卖官职的时候，只怕百姓不肯买，就强迫他们接受。既然已经卖给他们，却又用各种方法折辱他们，用无数名目勒索他们，于是使得百姓看待官职和冠带就像看待枷锁一样，宁愿拿出粮食也不肯接受官职。唉！像这样的事，不到极其迫不得已的时候是不能实行的。何不反过来想想：现在我们在可以停止的时候却匆忙实行，实行之后又失信于人，一旦逐渐发展到极其迫不得已的地步，我们将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又能卖给谁呢？小人只顾眼前，不做长远打算，凡是有人提出建议，如果不是极其迫不得已的，应当痛加裁减。万一到了极其迫不得已的地步，任何人都可以卖给，只有犯贪污罪的官吏绝对不能卖。为什么呢？他们因为贪财而失去了官职和冠带，上面的人又贪图他们的钱财而把官职卖给他们，这就是上下互相谋取利益了，又怎么能责备他们呢【以上论述卖官】
唐▯宗天寳未，安禄山反。杨国忠遣御史崔众至太原，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万缗。
臣按此后世鬻僧道之始
穆宗时，李徳▯言：「初，徐徳兴为坛泗洲募人为僧，以资上福。人输钱三千，淮右小民规影徭赋，失丁男六十万，不为细变。」
臣按：民之为僧，何预于君？而小人乃以度僧为资，上福殊不思。天以好生为徳，度民为僧，是阏絶天地生生之仁，岂天所好哉？致一人于死地，尚足以感伤天地，而有以召灾；矧絶六十万人之生，意其召灾又何如哉？以是为求福，臣不信也。
宋神宗熈宁元年，钱公辅言：“祠部遇嵗饥，河决，鬻度牒以佐一时之急，自今宫禁恩赐度牒裁减，稍去剃度之冗。”是年，因公辅始卖度牒。
臣按：前此虽鬻僧，未有牒也。卖度牒，始于此。
神宗问王安石曰：「程颢言不可卖度牒为常平本，如何？」安石曰：「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凡四十五万石。若防年人货三石，则可全十五万人性命。」
臣按：天子以天下为家，四海为富。佛教未入中国之前，民未为僧，官未卖度牒，未尝无邉事，无荒年，未闻其有乏用度者。王安石自以孔孟负其学，以尧舜待其君，乃欲假度僧之法以活民之性命。臣不知其何见也。
熈宁二年，赐五百道度牒，付陜西宣抚司，易见钱籴谷。七年，又给五百道，付河东运司，修城。
髙宗绍兴七年，有言欲多卖度牒者，高宗曰：“一度牒所得不过三百千，一人为僧，则一夫不耕，其所失岂止一度牒之利？若住数年，其徒当自少矣。”
臣按，佛入中国，千有余年，世之英君钜儒，非不欲去之，但习俗已成，深固盘结，终无可去之期。唐宋以来，有度僧之令，至熈宁中，始为牒以鬻之。宋高宗曰：“一人为僧，则一夫不耕。”臣窃以为，一夫不耕，则国家失一人之用，非但吾不得其人一身之用，而吾之子孙亦并不得其子若孙用焉。诚反而思之，曰：“此辈可终去乎？”若有可去之几，禁而絶之上也。若度不能禁，与其纵之，孰若取其身庸而后度之，犹为愈也。伏读律文有曰：“僧道不给度牒私自簮剃者，杖八十。”若由家长，家长当罪；住持及受业师私度者，与同罪竝还俗。臣有愚见，请今后有欲为僧道者，许与所在官司具告行勘，别无违碍，量地方逺近、俗尚缓急，俾出闗给度牒，路费钱収贮在官，造册缴部。该部为之奏闻，给牒发下所司，遇祝圣之日，行礼毕，府州正佐亲临寺观，依其教法，当众簮剃毕，然后给牒。若有不待给牒擅自簮剃者，依律问罪，及罪其主令之人。其给度也，府不过四十人，州不过三十人，县不过二十人，非阙不补。如此则国家虽不得其身力之用，而得其佣钱以代其役，既得其钱，嵗终或解京，或留州，以为赈济饥荒、惠养孤老及脩造桥梁之用。如此则僧道少而人知自重，既无所损于其教，而彼之得度也，免防渉之劳、道途之费，彼亦乐为之矣。若此者，虽非圣人中正之道，然势至于此，无如之何，与其任彼所为，不若有所节制，失之于彼而得之于此，犹为彼善于此也【以上鬻僧】
汉武帝元狩四年初，算缗钱，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邉一嵗，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
臣按，此汉以来征榷居货之始。古者闗市之征，葢恶其专利，就征其税，非隐度其所居积之多少而取之也。武帝于元光初，既算其行者之舟车，至是又用公卿言，凡居货者各隐度其财物之多少于啇贾末作，率计有缗钱二千者出一算，于手力所作者，率计有缗钱四千者出一算。呜呼！出诸途者既正其赍载之具，藏诸家者又算其储积之物，取民之尽，一至此哉！
武帝元光中，始算啇车；至是，又算民▯
臣按：算啇之车，已为无名，而又算民之车与▯。凡民不为吏，不为三老、骑士，茍有轻车，皆出一算。啇贾则倍之。▯五丈以上，出一算。呜呼！缗钱之法，初为啇贾设也。至其后，乃算及民之舟车，遂使告缗者遍天下，则凡民有蓄积者，皆为有司所隐度矣。不但啇贾末作也。
译唐玄宗天宝末年，安禄山反叛。杨国忠派遣御史崔众到太原，通过收钱的方式让百姓出家为僧尼道士，十天之内就获得了一百万缗钱。
臣认为，这是后世贩卖僧道身份的开端。
唐穆宗时，李德裕说：“起初，徐德兴在坛泗洲招募百姓出家为僧，以此资金献给皇帝祈福。百姓每人出钱三千，淮右地区的平民为了逃避徭役赋税，导致失去丁男六十万，这不是小事。”
臣认为：百姓出家为僧，与君主有什么关系？而那些小人却把度僧作为敛财的手段，献给皇帝祈福，完全不考虑后果。上天以好生为德，让百姓出家为僧，这是断绝天地生生不息的仁德，难道是上天所喜欢的吗？导致一个人陷入死地，尚且足以感动天地，从而招致灾祸；何况断绝六十万人的生计，那么招致的灾祸又会怎样呢？用这种方法来求福，我不相信。
宋神宗熙宁元年，钱公辅说：“祠部遇到年成饥荒、黄河决堤时，就贩卖度牒来辅助一时的急用，从今以后，皇宫内赐予的度牒应当裁减，逐渐去除剃度出家的冗杂现象。”这一年，因为钱公辅的建议，开始贩卖度牒。
臣认为：在此之前虽然贩卖僧籍，但没有度牒。贩卖度牒，是从这时开始的。
神宗问王安石说：“程颢说不能把卖度牒作为常平仓的本钱，怎么办？”王安石说：“现在卖度牒所得的钱可以购买粮食，总共四十五万石。如果防备灾年，每人救济三石，就可以保全十五万人的性命。”
臣认为：天子以天下为家，以四海为财富。佛教传入中国之前，百姓没有出家为僧，官府没有贩卖度牒，曾经没有边境战事，没有荒年，没听说过有缺乏用度的情况。王安石自认为以孔孟之学自负，以尧舜之道对待君主，却想借助度僧的方法来拯救百姓的性命。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熙宁二年，赐予五百道度牒，交给陕西宣抚司，兑换现钱购买粮食。七年，又给予五百道，交给河东转运司，用于修筑城墙。
宋高宗绍兴七年，有人建议多卖度牒，高宗说：“一道度牒所得不过三百千，一个人出家为僧，就有一个农夫不耕种，所损失的难道只是一道度牒的利益吗？如果过几年，他们的徒众自然会减少。”
臣认为，佛教传入中国，有一千多年，世间的英明君主和大儒，不是不想去除它，只是习俗已经形成，根深蒂固，终究没有去除的期限。唐宋以来，有度僧的命令，到熙宁年间，才开始制作度牒来贩卖。宋高宗说：“一个人出家为僧，就有一个农夫不耕种。”我私下认为，一个农夫不耕种，那么国家就失去一个人的用处，不仅我得不到这个人本身的用处，而且我的子孙也一并得不到他子孙的用处。确实反过来想想，说：“这些人可以最终去除吗？”如果有可以去除的契机，禁止并断绝他们是上策。如果确实不能禁止，与其放任他们，不如收取他们的劳役钱然后再度他们，还算是更好的办法。我阅读律文有说：“僧道没有给予度牒私自剃度出家的，杖打八十。”如果是家长允许的，家长应当治罪；住持及受业师私自度人的，与同罪并还俗。我有愚见，请求今后有想要出家为僧道的人，允许向当地官府报告进行审查，如果没有其他违碍，根据地方远近、风俗缓急，让他们出关给予度牒，路费钱收取储存在官府，造册上缴到部门。该部门为此上奏皇帝，给予度牒下发到相关部门，遇到祝圣的日子，行礼完毕，府州正佐亲临寺观，依照他们的教法，当众剃度完毕，然后给予度牒。如果有不等待给予度牒擅自剃度出家的，依照律法治罪，以及治罪其主使之人。那些给予度牒的，府不超过四十人，州不超过三十人，县不超过二十人，没有空缺不补充。这样那么国家虽然得不到他们的体力用处，但得到他们的劳役钱来代替他们的徭役，既然得到他们的钱，年终或者解送京城，或者留在州府，作为赈济饥荒、恩惠养育孤老以及修造桥梁的用处。这样那么僧道少而人们知道自重，既没有损害他们的教派，而他们得到度牒，免除跋涉的劳苦、路途的费用，他们也乐意这样做了。像这样，虽然不是圣人中正之道，然而形势到了这种地步，无可奈何，与其任由他们作为，不如有所节制，在那边失去而在这边得到，还是比那样好一些【以上贩卖僧籍】
汉武帝元狩四年初，计算缗钱，隐匿不自行申报，申报不全面，戍守边境一年，没收缗钱，有能告发的，把其中一半赏给他。
臣认为，这是汉朝以来征收货物税的开端。古代关市的征税，大概是厌恶他们垄断利益，就近征收他们的税，不是暗中估量他们积蓄的多少而索取。武帝在元光初年，已经计算行商的舟车，到这时又采用公卿的建议，凡是积蓄货物的人各自暗中估量他们的财物多少，对于商贾末作，大概计算有缗钱二千的出一算，对于手工业者，大概计算有缗钱四千的出一算。唉！在路上的已经纠正了他们携带装载的工具，藏在家里的又计算他们储存的物品，索取百姓的彻底，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武帝元光年间，开始计算商车；到这时，又计算百姓的车与船。
臣认为：计算商人的车，已经是没有名目的，而又计算百姓的车与船。凡是百姓不做官吏，不做三老、骑士，只要有轻车，都出一算。商贾则加倍。船五丈以上，出一算。唉！缗钱的法令，最初是为商贾设立的。到后来，竟然计算到百姓的舟车，于是使得告发缗钱的人遍布天下，那么凡是百姓有积蓄的，都被官吏暗中估量了。不仅仅是商贾末作。
唐肃宗即位时，两京防没，民物耗▯，乃籍江淮富商右族赀蓄，十収其二，谓之率贷。
徳宗时，国用不给，借富啇钱，约罢兵乃偿之，搜督甚峻，民有自经死者。
臣按：唐行率货及借钱令，以万乗之君，而借货于民，已为可丑，况又名曰借货，其实夺之，又可丑之甚也。人君其尚制节谨度，毋使国家之贫至于如此。史册书之，贻丑万世哉【以上借货】
徳宗时，军用不给，乃税间架，算除陌钱。
臣按：民房屋有税及官用省钱，始此所谓税间架者，毎屋两架为间，计间税钱。除陌钱者，凡公私给与及买卖，每钱一缗，官除五十钱。呜呼！为国而啇算至此，可谓无策矣【此算间架除陌钱】
宋太祖开寳三年，令朴买坊务者，収扺当。
臣按：朴买之名，始见于此。所谓朴买者，通计坊务该得税钱总数，俾啇先出钱与官买之，然后聼其自行取税以为偿也。元初亦有此法，有以银五十万两朴买天下差发者，有以银五万两檏买燕京酒课者，有以银一百万两朴买天下河泊桥梁渡口者。耶律楚材曰：「此皆奸人欺上防下，为害甚大。」咸奏罢之【此朴买】
宋神宗元丰中，王安石行新法，既鬻坊场河渡，又并祠庙鬻之，募人承买。
哲宗元祐中，刘挚言：“坊场旧法，买户相承，皆有定额，请罢实封之法，酌取其中，定为永额，召人承买。”
臣按：所谓承买者，凡有坊场、河渡去处，先募人入钱于官承买，然后听其自行収税以偿之也。墟市之聚集，既买之；津渡之往来，又买之；甚至神祠之祭赛，亦买之。为国牟利之▯▯，至于如此，虐民慢神，不亦甚哉【此言承买】
宋元祐五年，御史中丞傅尧俞言：「监司以今嵗蚕麦竝熟，催督积年逋负，百姓必不能用一熟之力了积年之欠，且令带纳一料，侯秋成更令带纳。」
臣按：民间耕蚕，一年之収，仅足以供一年之赋，有所逋负，积压既多，有非一熟所能偿。了尧俞所建带纳之説，是诚有司▯徴逋负之良法。
知杭州苏轼言：「朝廷恩贷指挥，多被有司巧为艰阂，故四方皆有『黄纸放，白纸取』之语。虽民知其实，止怨有司，然陛下未尝峻发徳音，戒饬大臣，令尽理推行。」
臣按：轼他日又言，今民荷寛政，无他疾苦，但为积欠所压，如负千钧而行，免于僵仆则幸矣，何暇举首奋臂以营求于一饱之外哉？自祖宗以来，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无侵欺盗用，及虽有侵用而本家及伍保人无家业者，竝与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奸民幸免之▯特以民既乏竭，无以为生，虽加鞭挞，终无所得；缓之则为奸吏之所蚕食，急之则为盗贼之所慿借。故举而放之，则天下悦服，虽有水旱盗贼，民不思乱，此为损虚名而收实利也。轼之此言，足尽百姓逋负之利害。伏望圣明于凡徳音之布，凖此以施行，天下穷民不胜之幸。
孝宗时，朱熹上封事，伏见祖宗旧法，凡州县催理官物，已及九分已上，谓之破分，诸司即行住催，版曹亦置不问，由是州县得其赢余以相补助，贫民有所拖欠，亦得迁延以待蠲放，恩自朝廷惠及闾里，此诚不刋之令典也。
臣按：宋朝催理破分之法，后世亦可遵行【以上追理】
徽宗宣和末，陈亨伯以发运兼经制使，利用诸司财计，而以经制为名。绍兴初，孟庾提领措置财用，又因经制之额，増析而为经总制钱。
臣按：叶适言，维▯驻跸，国用益困，吕頥浩、叶梦得实总财事，四顾无防，于是议用陈亨伯所収经制钱者。其説以为征啇虽重，未有能强之而使贩卖；酒虽贵，未有能强之而使饮。若头子之类，特取于州县之余，而可供猝廹之用。梦得士人，而其言如此，葢辨目前，不暇及逺，亦不足怪也。由是言之，则宋所谓经总制钱，葢出于不得已，而为一时权宜之计。当是时也，所谓强敌压境，岁有荐食吞噬之谋；翠华南廵未知税驾息肩之所；兵屯日盛，将帅擅命，而却敌之功无嵗无之，固非计财惜费之时，何暇为寛征薄敛之事？所惜者和好之后，遂因仍用之，而不能除，以为一时生民
译唐肃宗即位时，两京沦陷，百姓财物消耗殆尽，于是登记江淮地区富商和豪族的积蓄，征收其十分之二，称之为“率贷”。
唐德宗时，国家用度不足，向富商借钱，约定战争结束就偿还，但搜刮督责非常严厉，百姓有上吊自杀的。
臣按：唐朝实行率贷和借钱令，以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却向百姓借贷，已经是很可耻的了，况且名义上叫借钱，实际上是掠夺，更是可耻之极。君主应当节制用度，不要让国家贫困到这种地步。史书将其记载下来，遗臭万年啊【以上借货】
唐德宗时，军费不足，于是征收间架税，计算除陌钱。
臣按：民间房屋征税以及官府节省用钱的措施，始于此时。所谓间架税，每两架梁为一间，按间征税。除陌钱，凡是公私给予及买卖，每贯钱，官府扣除五十文。唉！为了国家而算计到这种地步，可以说是无计可施了【此算间架除陌钱】
宋太祖开宝三年，命令购买坊务的人，收取抵当。
臣按：扑买的名目，开始见于此处。所谓扑买，是通盘计算坊务应得的税钱总数，让商人先出钱向官府买下，然后听任其自行收税来偿还。元朝初年也有此法，有用五十万两银子扑买天下差发的，有用五万两银子扑买燕京酒课的，有用一百万两银子扑买天下河泊桥梁渡口的。耶律楚材说：“这都是奸人欺上瞒下，危害极大。”全都奏请废止【此扑买】
宋神宗元丰年间，王安石实行新法，既出售坊场河渡，又连同祠庙一起出售，招募人承买。
宋哲宗元祐年间，刘挚说：“坊场旧法，买户相承，都有定额，请求废止实封之法，斟酌取其中间值，定为永久定额，召人承买。”
臣按：所谓承买，凡是有坊场、河渡的地方，先招募人向官府交钱承买，然后听任其自行收税来偿还。墟市的聚集，已经买了；津渡的往来，又买了；甚至神祠的祭祀，也买了。为国家牟利的贪婪，到了这种地步，虐待百姓亵渎神灵，不也太严重了吗【此言承买】
宋元祐五年，御史中丞傅尧俞说：“监司因为今年蚕麦都丰收，催督积年的拖欠，百姓必定不能凭一年的丰收之力还清积年的欠款，且让他们带纳一料，等秋收后再让他们带纳。”
臣按：民间耕种养蚕，一年的收成，仅够供给一年的赋税，有所拖欠，积压既多，不是靠一年的收成所能偿还的。傅尧俞所建议的带纳之说，确实是有关部门征收拖欠的良法。
知杭州苏轼说：“朝廷恩贷的指令，多被有关部门巧立障碍，所以四方都有‘黄纸放，白纸取’的说法。虽然百姓知道实情，只怨恨有关部门，但陛下未曾严厉发布德音，告诫大臣，让他们尽力推行。”
臣按：苏轼后来又说，现在百姓承受宽政，没有其他疾苦，只是被积欠所压，如同背负千钧重物行走，免于倒下已是幸运，哪有空闲抬头举手去谋求一饱之外的东西呢？自祖宗以来，每当有赦令，必定说：“凡欠官物没有侵吞盗用，以及虽有侵用但本家及伍保人无家业的，一并予以免除。”祖宗并非不知道官物损失、奸民侥幸免除的弊端，只是认为百姓已经匮乏枯竭，无法生存，即使加鞭抽打，终究一无所得；缓征则被奸吏蚕食，急征则被盗贼凭借。所以举而免除，则天下悦服，即使有水旱盗贼，百姓也不思乱，这是损失虚名而收获实利。苏轼的这些话，足以尽述百姓拖欠的利害。伏望圣明在发布德音时，依据此来施行，天下穷民不胜庆幸。
宋孝宗时，朱熹上封事，看见祖宗旧法，凡州县催理官物，已达到九分以上，称为破分，各有关部门就停止催征，户部也不置问，因此州县得到盈余来互相补助，贫民有所拖欠，也能拖延以待免除，恩惠从朝廷惠及民间，这确实是不可磨灭的良法。
臣按：宋朝催理破分的办法，后世也可以遵行【以上追理】
宋徽宗宣和末年，陈亨伯以发运使兼任经制使，利用各有关部门的财计，而以经制为名。绍兴初年，孟庾提领措置财用，又依据经制的额度，增加分析而为经总制钱。
臣按：叶适说，当时皇帝驻跸，国家用度更加困窘，吕颐浩、叶梦得实际总管财政事务，四顾无策，于是商议使用陈亨伯所收的经制钱。他们的说法认为，征收商税虽然重，没有谁能强迫商人贩卖；酒虽然贵，没有谁能强迫人饮酒。至于头子钱之类，只是从州县的盈余中取用，而能供应突然紧迫的用度。叶梦得是士人，而他的言论如此，大概是因为辨别眼前之事，来不及顾及长远，也不足为怪。由此说来，那么宋朝所谓的经总制钱，大概是出于不得已，而作为一时的权宜之计。当时，强敌压境，每年都有进犯吞噬的图谋；皇帝南巡不知停息之所；军队驻扎日益增多，将帅专断命令，而抵御敌人的功劳没有一年没有，本来就不是计较财用吝惜费用的时候，哪有空闲做宽征薄敛的事？所惋惜的是和好后，就沿袭使用，而不能废除，作为一时生民的
光宗时，赵汝愚言：“诸县措诸月摏钱，其间名色类多违法，最为细民之害。试举其大者，则有曰麴引钱，曰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帖钱，保正牌限钱，折纳牛皮筋角钱。两讼不胜，则有罚钱；既胜，则令纳欢喜钱。殊名异目，在处非一。”
臣按：自古取民之财之多，无如宋朝者。天下税务、酒务，无处无之。且如成都一府，税务二十一处，酒务三十五处，其歳额皆四十万以上。然此大郡也。若夫中郡如鳯翔者，税务亦十有五，酒务亦二十有五，当世之民何以堪哉？至于南渡之后，又有所谓经縂制钱、月桩之类。所谓月桩者，其取之尤为无谓。其间殊名异目，皆是于常赋之外、经制之余，巧生别计。然皆当时权宜不得已而为之事，已世殊悉皆革罢。惟所谓罚讼者之钱，今世藩宪、郡邑，犹借此以为攫取之计。朝廷虽有明禁，视之以为虚文。夫家人之为此，为公也；今世之为此，假公以营私也。乞峻发徳音，着为常宪，分文以上皆准以枉法之赃，庶几革官吏贪墨之风，厉士夫亷隅之节【此经总制月桩钱】
以上论鬻算之失
大学衍义补卷三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三十三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制国用
漕挽之宜【上】
禹贡》兾州夹右碣石入于河【自北海达河碣石在其右】兖州浮【舟行水曰浮】于济漯达【因水入水曰达】于河。青州浮于汶达于济。徐州浮于淮泗达于河。扬州防【顺流而下曰防】于江海达于淮泗。荆州浮于江沱濳汉逾【越也】于洛至于南河。豫州浮于洛达于河。梁州浮于濳逾于沔入于渭乱【絶河而渡曰乱】于河。雍州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防于渭汭。
程頥曰：「冀为帝都，东西南三靣距河，他州贡赋皆以达河为至。」
朱熹曰：「冀州三面距河，其建都实取转漕之利，朝防之便。故九州之终，皆言达河，以纪其入帝都之道。」臣按：《禹贡》于各州之下，列贡赋之后，而叙其各州之水达河之路。达于河，即达京师也。然当时贡赋，皆驾舟筏，浮水路以达于河，葢亦后世漕运之法也。但未明言其为漕耳。然叙水路于贡赋之后，每州皆同意，自可见也。
百里赋纳总【禾本全曰总】二百里纳铚【刈禾曰铚】三百里纳秸【半藁去皮曰秸】服【又使服输将之事】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臣按《禹贡》之时，民所输纳以供京师者，止于五百里。葢当是时，风俗淳厚，用度俭朴，而卿大夫各有采地，而又寓兵赋于井田，无后世养官养兵之费也。
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则国无一年之积；粟行四百里，则国无二年之积；粟行五百里，则众有饥色。」
臣按：周之王畿，止于千里，逺输不出五百里。乘舆器服之用，宗庙百司之给，自足以供。春秋战国以来，行师千里，间行漕挽，然事已，兵休，犹未至于甚困也。
左传·僖公十三年》：晋荐饥，乞籴于秦。秦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
臣按：泛舟以输粟，春秋之世已有之矣。
哀公九年吴城防沟通江淮
杜预曰：「于防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粮道也。」今广陵韩江是。
臣按：开渠以通粮道，已见于春秋之世。
孙武曰：「千里馈粮，士有饥色。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臣按：古者出师，往往因粮于敌，而兵不乆暴粮，不逺馈，非若后世兴乆出之师，馈至逺之粮也。
秦欲攻匈奴，运粮使天下飞刍挽【引车船也】粟，起于黄腄【黄腄，东莱二县】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海【在朔方】率三十钟【六斛四斗】而致一石。
臣按：前此未有漕运之名也。而飞挽始于秦。秦以欲攻匈奴之故，致负海之粟输北河之仓。葢由海道以入河也。海运在秦时已有之，然率以三十钟而致一石，是以百九十斛乃得一石。葢通计其飞挽道路所费，不专指海运之时也。
汉兴，髙祖时，漕运山东之粟，以给中都官，歳不过数十万石。
张良曰：「闗中阻三靣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
译光宗时期，赵汝愚进言说：“各县征收的月桩钱，其中名目大多违法，是百姓最大的祸害。试举其中主要的几项，就有麴引钱、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帖钱、保正牌限钱、折纳牛皮筋角钱。打官司双方都不胜诉，就要缴纳罚钱；胜诉的一方，也要缴纳欢喜钱。名目繁多，各地不一。”
臣按：自古以来，向百姓搜刮钱财之多，没有超过宋朝的。天下的税务、酒务，无处不在。比如成都一府，税务有二十一处，酒务有三十五处，每年的定额都在四十万以上。然而这只是大郡的情况。至于像凤翔这样的中等郡县，税务也有十五处，酒务也有二十五处，当时的百姓怎么能够承受呢？到了南宋南渡之后，又有所谓的经总制钱、月桩钱等名目。所谓的月桩钱，其征收尤其毫无道理。其中各种名目，都是在常规赋税之外、经制钱之余，巧立名目额外征收。然而这些都是当时权宜之计，不得已而为之，如今世道不同，都已全部革除。只有那罚讼的钱，当今的藩镇长官、郡县官员，还借此作为搜刮的手段。朝廷虽然有明令禁止，却视同虚文。古代家人做这种事，是为了公事；当今世人做这种事，是假借公事来谋取私利。恳请皇帝颁布严明的诏令，定为常法，凡是一文钱以上的都要按枉法赃罪论处，或许能革除官吏贪污腐败的风气，激励士大夫廉洁的节操【此段论经总制月桩钱】
以上论述卖酒税的弊端
大学衍义补卷三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三十三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制国用
漕运的适宜【上】
《禹贡》记载：冀州从右边夹着碣石山进入黄河【从北海到达黄河，碣石山在它的右边】；兖州乘船在济水、漯水上行进【在水上行船叫浮】，到达黄河【顺着水流进入另一条河流叫达】；青州乘船在汶水上行进，到达济水；徐州乘船在淮河、泗水上行进，到达黄河；扬州顺流而下在长江、海上行进【顺流而下叫防】，到达淮河、泗水；荆州乘船在长江、沱水、潜水、汉水上行进，越过洛水，到达南河；豫州乘船在洛水上行进，到达黄河；梁州乘船在潜水上行进，越过沔水，进入渭水，横渡黄河【横渡河流叫乱】；雍州乘船在积石山出发，到达龙门、西河，顺流而下在渭水入河处行进。
程颐说：“冀州作为帝都，东、西、南三面靠着黄河，其他各州的贡赋都以到达黄河为终点。”
朱熹说：“冀州三面靠着黄河，其建都确实是为了获取转运漕运的便利，以及朝见天子的方便。所以九州的末尾，都说到达黄河，以记录它们进入帝都的道路。”臣按：《禹贡》在各州之下，列出贡赋之后，叙述各州的水路到达黄河的路径。到达黄河，就是到达京师。然而当时的贡赋，都是驾着舟筏，顺着水路到达黄河，这大概也是后世漕运的方法。只是没有明确说这是漕运罢了。然而将水路叙述在贡赋之后，每州都是同样的意思，自然可以看出。
一百里内的赋税缴纳完整的禾束【禾本完整叫总】，二百里内缴纳割下的禾穗【割禾叫铚】，三百里内缴纳去皮的半干禾秆【半干去皮叫秸】，并服役运输【又使服役运输叫服】，四百里内缴纳粟米，五百里内缴纳精米。
臣按：《禹贡》时代，百姓输送供给京师的，仅限于五百里内。大概当时风俗淳厚，用度俭朴，而且卿大夫各自有采邑，又将兵役赋税寓于井田制中，没有后世供养官员和军队的费用。
《管子》说：“粮食运输三百里，国家就没有一年的积蓄；粮食运输四百里，国家就没有两年的积蓄；粮食运输五百里，民众就有饥饿的脸色。”
臣按：周朝的王畿，只有千里，远距离运输不超过五百里。皇帝车马器物的使用，宗庙百官的供给，自然足够供应。春秋战国以来，出兵千里，有时进行漕运，然而事情结束，军队休整，还没有到非常困顿的地步。
《左传·僖公十三年》：晋国连年饥荒，向秦国请求买粮。秦国向晋国输送粮食，从雍地到绛地，接连不断地运送，称为“泛舟之役”。
臣按：用船运送粮食，在春秋时代已经有了。
哀公九年，吴国在邗地筑城开沟，沟通长江和淮河。
杜预说：“在邗江筑城，开凿沟渠东北通射阳湖，西北到宋口进入淮河，以通粮道。”现在广陵的韩江就是。
臣按：开渠以通粮道，在春秋时代已经出现。
孙武说：“千里运送粮食，士兵就有饥饿的脸色。吃敌人一钟粮食，相当于我方二十钟。”臣按：古代出兵，往往在敌国就地取粮，军队不长期驻扎，粮食不远距离运送，不像后世发动长期的战争，运送远方的粮食。
秦国想要攻打匈奴，运输粮食使天下飞刍挽粟，从黄腄【黄腄，东莱的两个县】、琅邪等沿海的郡县，转运到北海【在朔方】，大概三十钟【六斛四斗】才能运到一石。
臣按：此前没有漕运的名称。而飞挽始于秦朝。秦因为想要攻打匈奴，致使沿海的粮食输送到北河的粮仓。大概是由海路进入黄河。海运在秦朝时已经有了，然而三十钟才能运到一石，是以一百九十斛才得到一石。大概总计了飞挽道路上的费用，不专指海运的时候。
汉朝兴起，高祖时，漕运山东的粮食，供给中央官府，每年不过数十万石。
张良说：“关中凭借三面的险阻防守，只凭借一面向东控制诸侯。诸侯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