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八
始此前此未有也。有之，始自武氏。宋人因按，以爲故事，而说者遂以此爲委任台諌之专。嗟乎，此岂治朝盛德之事哉？夫泛论事情，风闻可也。若乃讦人隂私，不究其实，而辄加以恶声，是岂忠厚诚实之道哉？夫有是实，而后可加以是名；有是罪，而后可施以是刑。茍不察其有无虚实，一闻人言，即形之奏牍，寘于宪典。呜呼，「莫须有」，何以服天下哉？我祖宗着爲宪纲，许御史纠劾百司不公不法事，须要明着年月，指陈实迹，不许虚文泛言，搜求细事。盖恐言事者假此以报复私讐，中伤善类，污蔑正人，深合圣人至诚治天下之防。
译在此之前，从未有过这种情况。有的话，也是从武则天开始。宋人便据此作为先例，于是议论的人便把这当作是专门委任台谏官员的惯例。唉，这难道是治理国家的盛世美德吗？泛泛地议论政事，依据传闻是可以的。但如果揭发别人的隐私，不追究事实真相，就随意加上恶名，这难道是忠厚诚实的做法吗？有了这样的事实，然后才能加上这样的罪名；有了这样的罪行，然后才能施加这样的刑罚。如果不考察事情的真假虚实，一听到别人的话，就写在奏章里，置于法律条文之下。唉，“莫须有”，怎么能让天下人心服呢？我们的祖宗制定为法律纲纪，允许御史纠举弹劾百官不公不法之事，必须明确注明年月，指出具体事实，不允许空泛地议论，搜求细枝末节。大概是担心言官借此报复私仇，中伤好人，污蔑正直的人，这深深契合圣人以真诚治理天下的防范之道。
睿宗时，侍御史杨孚弹纠不避权贵，权贵毁之。上曰：「鹰抟狡兔，须急救之，不尔必反爲所噬。御史惩奸慝，亦然。茍非人主保卫之，则亦爲奸慝所噬矣。」
臣按：睿宗此言，可以爲世主任用风宪之法。
肃宗在灵武时，武臣崛兴，无法度。大将管崇嗣背阙坐，笑语諠纵。监察御史李勉劾其不恭。帝叹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穆宗时，夏州节度使李祐拜大金吾，违诏进马，侍御史温造劾之。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呉元济，未尝心动；今日胆落于温御史矣！”
臣按：御史之设，所以爲朝廷，非爲其人也。既授之以是职，必假之以是权。彼持其权以举厥职，则人知所严惮，而不敢爲恶。其爲朝廷之益，大矣。唐人有言：「御史爲天子之耳目。宸居之堂陛，未有耳目聪明，堂陛峻正，而天子不尊者也。天子尊，未有奸臣贼子而不灭也。」奸臣贼子灭矣，可以自朝廷至于海隅，荡荡然，何所不理哉！观于此言，则知古人设官之意。
宋制，御史入台满十旬，无章疏者，有辱台之罚。
臣按：宋朝切责御史，以举其职，其严如此。盖惟恐其不言也。上之所以责之于其下者，必欲其言。如此，居是职者，虽欲缄黙不言，不可得矣。
石介曰：「君有佚豫、失德、悖乱、亡道、荒政、咈諌、废忠、慢贤，御史府得以諌责之。相有依违、顺防、蔽上、罔下、贪宠、忘諌、专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纠绳之。将有凶悍不顺、恃武肆害、玩兵弃战、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弹劾之。君至尊也，相与将至贵也，且得諌责、纠劾之余，可知也。」
曾肇曰：「御史责人者也。将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职，天下之有败法乱纪、服防搜慝者，御史皆得以责之。然则御史独无责乎？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御史之责也。」
臣按：宋二臣之言，可见御史责任之重且难。如此爲御史者，必如二臣所言，然后爲能举其职；不然则于是职有愧矣。由是观之，则凡其在任之日，所以形于言论，见之章疏者，乃其职分之所当爲，非好爲是以求名也【以上台官】
周礼保氏掌諌王恶【地官】
臣按：官以保爲名，而职以諌恶爲事。盖欲其陈王之过失，以保佑王之躬，辅之翼之，以归诸道也。自周人有是官，汉人因之以设諌诤之员，其名虽异，而制则同也。
秦始置諌议大夫，掌论议无常员汉武帝更置谏大夫，光武又以爲諌议大夫。唐承隋制，复置，随宰相入閤。宋置諌院。
唐置左右补阙，左右拾遗。宋改左右补阙爲左右司諌，左右拾遗爲左右正言。
臣按：諌议大夫、补阙、拾遗、司諌、正言，皆前代之諌官也。我朝革去前代中书省，并其所谓諌官者，不复置焉。惟设六科给事中，以掌封驳之政，而兼以言责付之。
秦始置给事中，汉因之。唐定爲四员。宋制，凡制敇有所不便，凖故事，封驳。
臣按：给事中自秦以来爲加官，至宋元丰中始有定职。其职专以封驳而已。我朝始分爲六科，科设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给事中随其科事繁简而设员。凡章奏出入，咸必经由。有所违失、抵牾、更易、紊乱，皆得封驳。不特此也，凡朝政之得失、百官之贤佞，皆许聨署以闻。盖实兼前代諌议、补阙、拾遗之职也。祖宗设官，不以諌诤名官，欲人人皆得以尽其言也。而又专寓其责于科道。吁！四海无不可言之人，百官无非当言之职。又于泛然散处之中，而寓隠然专责之意。祖宗设官之意深矣，求言之意切矣。
唐太宗贞观元年制曰：「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閤议事，皆命諌官随之，有失辄奏。」
臣按：宋王安石言，唐太宗之时，所谓諌官者，与丞相俱进于前，故一言之谬，一事之失，可救之将然，不使其命已布于天下，然后从而争之也。君不失其所以爲君，臣不失其所以爲臣，其亦庶乎其近古也。今也，上之所欲爲，丞弼所以言于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己出，然后从而争之，上听之而改，则是士制命而
译唐睿宗时，侍御史杨孚弹劾纠举不法，不避权贵，权贵们诋毁他。皇帝说：“鹰隼搏击狡兔，必须及时救援，不然一定会反被兔子咬伤。御史惩治奸邪，也是这样。如果不是君主保护他们，那么他们也会被奸邪所害。”
臣按：睿宗这番话，可以作为后世君主任用风宪官员的法度。
唐肃宗在灵武时，武将崛起，没有法度。大将管崇嗣背对着宫殿坐着，谈笑喧哗放纵。监察御史李勉弹劾他态度不恭敬。皇帝感叹说：“我有李勉，朝廷才开始受到尊重。”
唐穆宗时，夏州节度使李祐被任命为大金吾，违背诏令进献马匹，侍御史温造弹劾他。李祐说：“我夜晚攻入蔡州，擒获吴元济，未曾心动；今天却在温御史面前胆寒了！”
臣按：设置御史，是为了朝廷，不是为了他们个人。既然授予他们这个职位，必定赋予他们相应的权力。他们凭借权力履行职务，人们就会知道敬畏，不敢作恶。这对朝廷的益处，是很大的。唐人有话说：“御史是天子的耳目。天子宫殿的台阶，没有耳目聪明、台阶峻正，而天子不尊贵的。天子尊贵，没有奸臣贼子不灭的。”奸臣贼子灭掉了，从朝廷到海边，浩浩荡荡，有什么治理不好的呢！看这番话，就知道古人设置官职的用意。
宋朝制度，御史入台满七十天，没有上奏章疏的，有辱没御史台的惩罚。
臣按：宋朝严厉责罚御史，让他们履行职务，严厉到了这种地步。大概是唯恐他们不说话。上面之所以责罚下面的人，必定是想让他们说话。像这样，担任这个职位的人，即使想闭口不言，也不可能了。
石介说：“君主有安逸享乐、失德、悖乱、亡道、荒废政事、违背谏言、废弃忠臣、轻慢贤人，御史府可以谏言责问。宰相有依违两可、顺从防备、蒙蔽君主、欺骗下属、贪图宠幸、忘记谏言、独占福分、作威作福，御史府可以纠举绳正。将领有凶悍不顺、倚仗武力肆意作害、玩忽军事放弃作战、暴虐刑罚毒害百姓，御史府可以弹劾。君主是最尊贵的，宰相和将领是最尊贵的，尚且可以谏言责问、纠举弹劾，其他可知了。”
曾肇说：“御史是责备别人的人。将相大臣不是合适的人选，百官有司失职，天下有败坏法纪、搜捕奸恶的人，御史都可以责备他们。那么御史就没有被责备的吗？居其位有所不知，知道了有所不言，言说了有所不行，行而君子担忧，小人庆幸。这是御史的责任。”
臣按：宋朝两位大臣的话，可见御史责任之重且难。像这样担任御史的人，必定像两位大臣所说的那样，然后才能算是履行了职务；不然就对得起这个职位感到惭愧了。由此看来，那么凡是他们在任期间，表现在言论上、见于章疏上的，是他们职分所应当做的，不是喜好这样做来求取名声。【以上台官】
《周礼》保氏掌管谏正君王的恶行【地官】
臣按：官职以“保”为名，而职责以谏正恶行为事。大概是想要他们陈述君王的过失，来保佑君王自身，辅助他、翼护他，使他归于正道。自从周朝有了这个官职，汉朝沿袭它设置谏诤的官员，名称虽然不同，但制度是相同的。
秦朝开始设置谏议大夫，掌管议论，没有固定员额。汉武帝改设谏大夫，光武帝又改回谏议大夫。唐朝承袭隋朝制度，再次设置，跟随宰相入阁。宋朝设置谏院。
唐朝设置左右补阙，左右拾遗。宋朝改左右补阙为左右司谏，左右拾遗为左右正言。
臣按：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司谏、正言，都是前代的谏官。我朝革除前代中书省，连同那些所谓的谏官，不再设置。只设置六科给事中，掌管封驳政令，而兼把言责托付给他们。
秦朝开始设置给事中，汉朝沿袭它。唐朝定为四员。宋朝制度，凡是制敕有不方便的，依据旧例，封驳。
臣按：给事中自秦以来作为加官，到宋朝元丰年间才有固定职掌。其职责专门是封驳而已。我朝开始分为六科，每科设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给事中根据各科事务繁简设置员额。凡是章奏出入，都必须经过。有所违失、抵触、更改、紊乱，都可以封驳。不仅这样，凡是朝政的得失、百官的贤佞，都允许联名上报。这实际上是兼有前代谏议、补阙、拾遗的职务。祖宗设置官职，不用谏诤命名官职，是想让人人都能尽其言。而又专门把责任寄托在科道官身上。唉！四海之内没有不可说话的人，百官没有不当说话的职务。又在泛泛分散之中，寄托隐含专门责任的意思。祖宗设置官职的用意深远，求取言论的意图恳切。
唐太宗贞观元年制书说：“从今以后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议事，都命令谏官跟随，有失误就立即上奏。”
臣按：宋朝王安石说，唐太宗的时候，所谓的谏官，与丞相一起进见君主，所以一句话的错误，一件事的失误，可以在将要发生前挽救，不使命令已经颁布于天下，然后才去争辩。君主不失做君主的道理，臣子不失做臣子的道理，这也差不多接近古制了。现在，上面想要做的，丞弼对上面说的，都不能知道。等到命令已经发出，然后才去争辩，上面听从而改正，这就是士人制约命令而
君听也；不听之而逐，则是臣不得其言而君耻过也。臣窃以谓，唐宋之制与今不同，前代宰相行事，諌官无由得知；今则六部之事，无一不经于六科，则虽不必随大臣入閤议事，当其章疏初入之时，制敕始出之际，则固可以先事而諌矣。
译您听从了；如果不听从就驱逐臣，那就是臣子没能说出自己的意见，而君主以过错为耻。臣私下认为，唐宋的制度与现在不同，前代的宰相行事，谏官没有途径得知；现在则是六部的事务，没有一件不经过六科，那么即使不必跟随大臣进入内阁议事，在奏章刚刚呈上的时候，制敕刚刚颁布之际，本来就可以事先进谏了。
宪宗谓李綘曰：「比諌官多朋党，论奏不实，皆陷谤讪，欲出其尤者，若何？」綘曰：「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荧误上心。自古纳諌者昌，拒諌者亡。夫人臣进言于上，岂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如有雷霆之威，彼昼度夜思，始欲陈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将以闻，则又惮而削其半，故上达者财十二耳。何哉？干不测之祸，顾身不利耳。虽开纳奬励，尚恐不至今，乃欲谴诃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諌之益。」
臣按：李绛此言，非但以破憸人之谋，亦使其君知諌臣之难也。如此，宪宗闻其言，即知諌之爲益。此其所以爲唐令主，后世称治者必宗之欤？
宋欧阳修曰：「諌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议，系焉。諌官虽卑，与宰相等。天子曰『是』，諌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諌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间，与天子争是非者，諌官也。」司马光曰：「古者諌无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无不得諌者。汉兴以来，始置官，以天下之政，四海之众，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爲任亦重矣。」
臣按：今世諌官虽无定职，然祖宗设立六科，实以言责付之。凡内而百司，外而藩郡，应有封章，无有不经由者。矧列署内廷，侍班殿陛，日近清光，咫尺天顔，上无所于属，下有所分理。欧阳修所谓争是非于殿陛之间，今虽无此比，至于司马光所谓天下之政，四海之众，得失利病，萃于一官，则今犹古也。然则是职也，亦岂易得其人哉？必如光所谓择言事官，当以三事爲先：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必得如是之人，以居諌官，则上而君德必有所助，下而朝政必无所缺矣【以上諌官】
蔡襄告其君【仁宗】曰：「任諌非难，听諌爲难；听諌非难，用諌爲难。陛下深忧政教未孚，赏罚未明，羣臣之邪正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故増耳目之官以广言路。羣邪恶之必有，御之之说不过曰：『某人也好名，也好进也，彰君过也。』或进此説，正是邪人欲蔽天聪，不可不察焉。」
臣按：自古小人欲蔽人主之聪明，恐其耳目之官攻己过、发己私，不得久安其位者，必假此三说以诳惑其君。其君不明，或信其说，以至于屏弃正言、疎远正人，以驯致于危亡之地者多矣。听言者盍反思曰：「彼之言当欤？否欤？己之过有欤？无欤？」彼之言果当用之而有益于国，则其得敢言之名、进显要之位，乃所固有者也，岂谓好哉？己之过果有焉，因之而不陷于恶，则彼有进忠之益，而我有从諌之美，乃所谓善补过也，岂谓彰哉？以是而反求于心，则知其言真有益于己，虽无益焉，亦未必有损也。爲人上者，惟恐其臣之不好名、不好进，吾不得以闻其过而改之耳，尚何咎之有哉？
苏轼言于其君【神宗】曰：「宋朝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闗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諌风防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擢用台諌，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鋭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諌折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严宻，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而养猫以去鼠，不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蓄狗以防盗，不以无盗而蓄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爲子孙万世之防。朝廷纪纲，孰大于此？纪纲一废，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茍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臣始读此书，疑其太过，以爲鄙夫之患失，不过傋位以茍容。及观李斯忧防恬之夺其权，则立二世以亡秦；卢杞忧懐光之数其恶，则误德宗以再乱。其心本生于患失，其祸乃至于丧邦。孔子之言，良不爲过。是以知爲国者，平居必有亡躯犯顔之士，则临难庶几有狥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
译宪宗对李绛说：“近来谏官大多结党营私，议论奏报不真实，都陷入诽谤讥刺的境地，我想把其中特别恶劣的人驱逐出去，你看如何？”李绛说：“这并非陛下的本意，一定是奸佞小人用这些话迷惑误导了陛下的心意。自古以来，采纳谏言的国家昌盛，拒绝谏言的国家灭亡。臣子向君主进言，难道容易吗？君主尊贵如天，臣子卑微如地，君主拥有雷霆般的威严，臣子白天思虑、夜晚筹谋，起初想陈述十件事，不久就删去五六件，等到将要上奏时，又因畏惧而删减了一半，所以能上达天听的只有十分之二三罢了。为什么呢？因为触犯不可预测的灾祸，顾及自身不利罢了。即使君主开明纳谏并加以奖励，尚且担心谏言不能到达，现在反而想要斥责他们，使正直之士闭口不言，这不是对国家有利的。”宪宗说：“如果不是你这样说，我不知道进谏的好处。”
臣按：李绛这番话，不仅是为了破除奸佞小人的阴谋，也是为了让君主知道谏臣进言的艰难。像这样，宪宗听了他的话，就知道进谏的好处。这就是他之所以成为唐朝贤明君主，后世称颂治世必定尊崇他的原因吧？
宋代欧阳修说：“谏官，天下的得失，一时的公议，都系于他们身上。谏官虽然地位卑微，却与宰相同等重要。天子说‘对’，谏官说‘不对’；天子说‘一定要实行’，谏官说‘绝对不可实行’。站在殿阶之间，与天子争辩是非的，就是谏官。”司马光说：“古代没有专门的谏官，从公卿大夫到工商百姓，没有谁不可以进谏。汉朝兴起以来，才开始设置谏官，将天下的政事，四海民众的得失利弊，汇聚到一个官职身上，让他进言，他的责任也很重了。”
臣按：当今世道的谏官虽然没有固定的职掌，但是祖宗设立六科，实际上是将言责托付给他们。凡是内部各官府，外部各藩郡，应该有的奏章，没有不经过他们的。况且他们列署在内廷，侍立在殿阶之下，每日接近清明的圣光，近在咫尺面对天颜，上面没有专属的上级，下面有分理的事务。欧阳修所说的在殿阶之间争辩是非，现在虽然没有这样的比况，至于司马光所说的天下的政事，四海民众的得失利弊，汇聚到一个官职身上，那么现在和古代是一样的。既然如此，这个职位，又哪里容易找到合适的人选呢？一定要像司马光所说的那样选择言事官，应当以三件事为先：第一，不贪恋富贵；其次，看重珍惜名节；再次，通晓治理国家的体制。一定要得到像这样的人，来担任谏官，那么对上君主的德行必定有所辅助，对下朝廷的政事必定没有缺失了【以上关于谏官】
蔡襄告诉他的君主【仁宗】说：“任用谏官并不难，听取谏言才难；听取谏言并不难，采纳谏言才难。陛下深深忧虑政教未能使人信服，赏罚未能严明，群臣的邪正未能区分，四方的利害未能穷尽，所以增加耳目之官以广开言路。群邪小人之存在是必然的，抵御他们的说法不过说：‘某人也喜好名声，也喜好进取，揭露君主的过错。’或者进献这种说法，正是邪人想要遮蔽天子的聪听，不可不仔细考察。”
臣按：自古以来，小人想要遮蔽君主的聪明，恐怕耳目之官攻击自己的过错、揭露自己的私心，不能长久安稳地占据职位，必定假借这三种说法来欺骗迷惑君主。君主不明察，或者相信这种说法，以至于屏弃正直的言论、疏远正直的人，从而逐渐导致危亡境地的人很多了。听取言论的人何不反思说：“他的话恰当吗？不恰当吗？我的过错有吗？没有吗？”他的话如果确实恰当，采纳他而对国家有益，那么他获得敢言的名声、晋升显要的职位，是他本来就有的，哪里说是喜好呢？我的过错如果确实有，因为他的话而不陷入恶行，那么他有进献忠言的好处，我有听从谏言的美德，这就是所谓善于弥补过错，哪里说是揭露呢？用这种态度反求诸己，就知道他的话确实对自己有益，即使没有益处，也未必有损害。作为君主的人，只恐怕臣子不喜好名声、不喜好进取，我得不到听闻自己的过错而改正罢了，还有什么可责怪的呢？
苏轼对他的君主【神宗】说：“宋朝自从建隆以来，未曾因为言论而治罪过言官，即使有轻微的责罚，随即就超擢升迁，允许他们根据传闻进言，而没有长官约束。言论涉及皇帝，天子就改变脸色；事情关系到朝廷，宰相就待罪。所以仁宗在位时，议论的人讥讽宰相只是奉行台谏的风闻防范罢了。圣人的深意，世俗之人哪里知道？提拔任用台谏，固然未必都是贤人，他们所说的也未必都对，但是必须培养他们的锐气并借给他们重权，难道是徒然的吗？将要以此折损奸臣的萌芽，而补救内部权重过重的弊端。奸臣的起始，用台谏折损他们绰绰有余；等到奸臣势力已成，用武力去取他们也不够。现在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的奸臣，万万没有这种道理。然而养猫是为了去除老鼠，不因为没老鼠就养不捕鼠的猫；蓄狗是为了防止盗贼，不因为没盗贼就蓄不吠叫的狗。陛下怎能不向上念及祖宗设置这个官职的本意，向下为子孙万世做防备。朝廷的纲纪，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纲纪一旦废弃，什么事不会发生呢？孔子说：‘鄙陋的人，可以和他一起侍奉君主吗？’他们没有得到时，担心得到；已经得到后，担心失去。如果担心失去，就没有什么事做不出来的了。我起初读这本书，怀疑它说得太过了，认为鄙陋的人担心失去，不过是备位以苟且容身。等到看到李斯担忧韩恬夺取他的权力，就拥立二世导致秦朝灭亡；卢杞担忧李怀光数说他的罪恶，就误导德宗导致再次动乱。他们的心原本生于担心失去，他们的祸患竟然达到丧失国家的程度。孔子的话，确实不过分。因此知道治理国家的人，平时必定有冒死犯颜的士人，那么面临危难时或许就有殉义守死的臣子。如果平时尚且不能进一言，那么面临
难何以责其死节？人臣茍皆如此，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主何縁知觉？天下岂不殆哉？臣所谓存纪纲者，此之谓也。」
译又怎能要求他们以死守节呢？如果臣子都像这样，言论没有不同意的，没有不契合的，互相呼应唱和，那谁不是贤臣呢？万一有小人在其中，君主又凭借什么察觉呢？天下难道不危险吗？我所说保存纲纪，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臣按：苏轼此言，以爲朝廷之纪纲，专在于台諌。盖有见之言也。有志立纪纲以正朝廷、安天下者，尚念之哉！
吕祖谦曰：「天子以一身之微，处法宫之邃，百僚之邪正，吾躬之得失，皆奚自而察之？于是设爲耳目之官，以司风宪之任。故一人不必用其聪，恃其明，举天下之事，无不闻而见之。汉宣之时，萧望之迁諌议，出补郡守，则亦民之师帅，非不美也。望之上疏，且以出諌官以补郡守，所谓忧其末而忘其本。盖朝无诤臣，则不知过，以是知台諌之选，不容少缓。」
臣按：台諌之任，非素禀刚正者未易居也。然人臣之禀性刚正者恒少，间有一二，或讷于言辞，或短于章疏，求其称是任者，盖甚难也。幸而得其人，又使不得久居其位，而迁之于外，此望之所以有忧末忘本之论也。虽然，爲官择人，迁而用之，固犹可也。不幸而有奸邪小人处乎当道，恶其刚正不隠，或至发己之隂私，假迁除以去之，亦或有矣。有志于求諌者，不可不知【以上总论台諌】
以上论重台諌之任
大学衍义补卷八
<子部,儒家类,大学衍义补》>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九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正百官
清入仕之路
周礼》大司徒以乡三物【物，事也。三物，德行艺也】敎万民，而賔【敬之也】兴【举也】之。一曰六德：知【别是非】仁【公无私也】圣【通明也】义【有断制】中【诚实也】和【无乖戾】二曰六行：孝【善事父母】友【善于兄弟】睦【亲其九族】婣【亲其外亲】任【信于朋友】恤【振于贫乏】三曰六艺：礼【有五礼】乐【有五乐】射【有五射】御【有五御】书【有六书】数【有九数】
乡大夫三年则大比，攷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谓州长以下】与其众寡【谓无多少】以礼【谓行乡饮酒礼】礼【谓礼之也】宾之【以賔客之礼敬之】厥明【明日也】乡老及乡大夫羣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掌宗庙之寳藏者】内史贰之【书其副本也】
臣按：成周盛时，用乡举里选之法以取士。然所以取士之法，则奉大司徒之敎而兴举之也。其敎云何？所谓六德、六行、六艺是也。德存于心，不可见，故攷其行艺而书之。二十五家为闾，闾有胥，闾胥则书其敬敏任恤者。百家为族，族有师，族师则书其孝弟睦婣有学者。五百家为党，党有正，党正则书其德行道艺。二千五百家为州，州有长，州长则考其德行道义而劝之。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乡有大夫，则于三年大比攷其果有六德六行而为贤，通夫六艺之道而为能，则是能遵大司徒之所敎而成材矣。于是乡老及乡大夫帅胥、师、正、长之属，合闾、族、州、党之人，行乡饮之礼，用賔客之仪以兴举之。书其氏名于简册之中，献其所书于天府之上，谓之賔者，以賔礼敬之，而不敢忽也。虽然，岂但賔于乡而已哉？《易》曰：「观国之光，利用賔于王。」则在天子亦賔之矣。然不特此耳。及其登名天府之时，贤能之书一上九重之君，至尊至贵，亦且屈万乘之尊以拜而受之。所以然者，岂非贤才之生，乃上天所遗，以培植国家元气者乎？
王制命乡论【谓述其德艺而保举之】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选择而用之也】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才过千人之谓】升于司徒者不征【征谓徭役】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造成也】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臣按三代盛时仕进有二道有由乡学而进者有由国学而进者乡学则掌于乡大夫而用之在大司徒国学则掌于大乐正而用之在大司焉乡学所敎之士大夫论其秀者升之司徒则谓之选士选者择而用之也升之司徒既选而用之则不给徭役于乡矣选士之中有不安于小成者司徒又论而升之国学则虽司徒之徭役亦不给矣此二等皆谓之造士造者成也由选士而为造士是乡学所进者则用之为
译臣按：苏轼这番话，认为朝廷的纲纪，专门在于台谏。这大概是有所见的言论。有志于建立纲纪以端正朝廷、安定天下的人，应当牢记这一点啊！
吕祖谦说：“天子凭自己微小的身躯，身处深宫之中，百官的邪正，自身的得失，都凭借什么来考察呢？于是设立作为耳目的官员，来掌管风纪法度的职责。所以天子不必运用自己的听觉，倚仗自己的视觉，天下所有的事情，没有不听到和看到的。汉宣帝时，萧望之由谏议大夫迁任，外放补任郡守，这虽然也是百姓的师长，并非不美好。但萧望之上书，认为让谏官外任郡守，是所谓担忧细枝末节而忘记了根本。因为朝廷如果没有直言敢谏的臣子，就不知道过错，由此可知台谏的人选，不容许稍有延缓。”
臣按：台谏的职责，不是向来禀赋刚正的人是不容易担任的。然而臣子中禀赋刚正的人常常很少，偶尔有一两个，有的不善于言辞，有的不擅长撰写章疏，寻求能胜任这个职位的人，大概很难。有幸得到了合适的人，又让他不能长久担任这个职位，而将他外迁，这就是萧望之之所以有担忧细枝末节而忘记根本的议论的原因。虽然如此，为了官职而选择人才，外迁而任用他，本来还是可以接受的。不幸的是，如果有奸邪小人处在权要之位，厌恶他们刚正不阿，或者甚至揭发自己的隐私，借调任外放来除掉他们，也是有的。有志于寻求谏言的人，不可不知道【以上总论台谏】
以上论述重视台谏的职责
大学衍义补卷八
<子部,儒家类,大学衍义补》>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九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正百官
清入仕之路
《周礼》大司徒用乡三物【物，事也。三物，德行艺也】教导万民，而敬重【敬之也】举荐【举也】他们。一曰六德：智【辨别是非】仁【公正无私】圣【通达明晓】义【有决断】中【诚实】和【没有乖张违逆】；二曰六行：孝【善于侍奉父母】友【善于对待兄弟】睦【亲近九族亲属】婣【亲近外亲】任【对朋友守信】恤【救济贫乏者】；三曰六艺：礼【有五礼】乐【有五乐】射【有五射】御【有五御】书【有六书】数【有九数】。
乡大夫每三年进行一次大考核，考察他们的德行、道义、才艺，而举荐贤者和能者。乡老和乡大夫率领他们的属吏【指州长以下】和众人【指无论多少】，按照礼仪【指举行乡饮酒礼】礼遇【指以礼相待】他们【以宾客之礼敬重他们】。第二天【明日也】，乡老和乡大夫及众属吏将贤能者的名册献给天子，天子拜受，登记在天府【掌管宗庙宝藏的机构】，内史抄录副本【书其副本也】。
臣按：成周盛世，采用乡举里选的方法来选拔士人。然而选拔士人的方法，则是奉行大司徒的教导而举荐他们。那教导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六德、六行、六艺。德行存于心，看不见，所以考察他们的行为才艺而记录下来。二十五家为闾，闾有胥，闾胥就记录那些恭敬、勤勉、守信、救济的人。百家为族，族有师，族师就记录那些孝顺、友爱、和睦、亲近外亲且有学问的人。五百家为党，党有正，党正就记录那些德行、道义、才艺的人。二千五百家为州，州有长，州长就考察他们的德行、道义而劝勉他们。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乡有大夫，就在三年大考核时考察他们确实具备六德六行而为贤者，通晓六艺之道而为能者，这就是能够遵循大司徒的教导而成才的人了。于是乡老和乡大夫率领胥、师、正、长等属吏，集合闾、族、州、党的人，举行乡饮酒礼，用宾客的礼仪来举荐他们。将他们的姓名写在简册中，将所写的名册献给天府，称为“宾”，是以宾客之礼敬重他们，而不敢忽视。虽然如此，难道只是在乡里以宾客之礼相待而已吗？《易经》说：“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那么在天子那里也是以宾客之礼相待了。然而不仅如此。等到将名字登记在天府的时候，贤能者的名册一旦上达九重之君，至尊至贵，也屈尊万乘之尊来拜受。之所以这样，难道不是因为贤才的产生，是上天所赐予，用来培植国家元气的吗？
《王制》规定乡里评议【指述说他们的德行才艺而保举】秀士，升荐给司徒称为选士【选择而任用他们】；司徒评议选士中的优秀者而升荐给学校称为俊士【才能超过千人】；升荐给司徒的不在乡里服徭役【征指徭役】，升荐给学校的不在司徒那里服徭役，称为造士【造就完成】；大乐正评议造士中的优秀者报告给天子而升荐给司马称为进士；司马辨别议论官材，评议进士中的贤者报告给天子而确定他们的议论，议论确定然后授予官职，任命官职然后授予爵位，爵位确定然后给予俸禄。臣按：三代盛世，仕进有两条途径，有由乡学而进的，有由国学而进的。乡学由乡大夫掌管，而任用权在大司徒；国学由大乐正掌管，而任用权在大司马。乡学所教导的士人，大夫评议其中的优秀者升荐给司徒，就称为选士，选是选择而任用的意思。升荐给司徒既已选择而任用，就不在乡里服徭役了。选士之中有不安于小成的人，司徒又评议而升荐给国学，那么即使在司徒那里的徭役也不服了。这两等都称为造士，造是完成的意思。由选士而为造士，这是乡学所进荐的人，就任用他们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