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八
类。遗忘，谓若间帷幙而忘有人在焉，以兵矢误投射之之类。防弱老耄，今律年未满八嵗及八十以上，非手杀人者，他皆不坐。惷愚，谓生而痴騃童昏者。」吴澂曰：「上服情重者，墨劓及死刑是也。下服情轻者，宫刑是也。」
译遗忘，是指隔着帷帐幕布而忘记里面有人，以致用兵器箭矢误射误投之类的情形。防止老弱衰老之人，如今的律法规定，年龄未满八岁以及八十岁以上的人，如果不是亲手杀人，其他罪行都不予治罪。愚笨，是指生来就痴呆昏聩的人。」吴澂说：「上服是指情罪较重的，墨刑、劓刑以及死刑属于此类。下服是指情罪较轻的，宫刑属于此类。」
臣按：三刺之讯羣臣、羣吏、万民，即孟子所谓“左右诸大夫、国人皆曰可杀，然后杀之”之意也。讯于羣臣、羣吏、万民，皆曰可杀，则罪有可杀之辟矣。而犹原之以三宥，恐其所以犯此者，其不识乎？或过失、遗忘乎？三者皆无之，然犹审之以三赦。若其人果防、弱、老、耄、惷、愚也，则又在所释焉。以此三法参酌民情，而求其实，断制罪狱，而折其中。情之重者服以上刑，轻者服以下刑，然后刑之、杀之。则所刑者乃求其所以免不可得，而后刑之所杀者，乃求其所以生不可得，而后杀之。则刑与不刑、杀与不杀，皆合乎中道矣。谳狱恒以是存心，则死者与我俱无憾，而朝廷无寃狱，天下无寃民矣。
王制附従轻赦従重
孔頴达曰：「附従轻者，施刑之时，此人所犯之罪在轻重之间，可轻可重，则当求可轻之刑而附之，罪疑惟轻是也。赦従重者，所犯之罪本非意故为，而入重罪，放赦之时，従重罪之上而赦之，《书》『眚灾肆赦』是也。臣按：犯罪者有重有轻，定罪者或附或赦，附入者当従其轻，赦出者当従其重。」
疑狱，泛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方慤曰：“泛与泛爱之汜同。可信则断之以已，可疑则资之于众也。”众疑赦之者，又不以偏爱而有所释。必察其罪之在大辟，则比于大辟以成其狱；察其罪之在小辟，则比于小辟以成其狱。
臣按：疑狱与众共之，吕刑所谓胥占是也。众疑赦之，吕刑所谓刑罚之疑有赦是也。
梁人有取后妻，后妻杀夫，其子又杀之。孔季彦过梁，梁相曰：“此子当以大逆论，礼继母如母，是杀母也。”季彦曰：“昔文姜杀鲁桓，春秋去其姜氏，传曰‘絶不为亲礼也’。絶不为亲，即凡人尔。且夫手杀重于知情，知情犹不得为亲，则此下手之时，母名絶矣。方之古义，是子宜以非司冦而擅杀当之，不得以杀母而论为逆也。”梁相従其言。臣按此事与汉武帝为太子时所论访年杀继母之狱同。武帝谓继母无状，手杀其父，下手之日，母恩絶矣，其言与季彦同。季彦又谓方之古义，宜以非司冦而擅杀当之，后世遇有狱如此比者，宜以为凖。
汉髙帝制诏御史：「狱之疑者，吏或不敢决；有罪者久而不论，无罪者久系不决。自今以来，县道官狱疑者，各谳所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当报【谓处断也】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亦当报之。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
臣按此汉人谳狱之制
景帝中五年诏：「诸狱疑，若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服也】者，辄谳之。」
臣按：文致于法，谓原情定罪，本不至于死，而以律文傅致之也。傅致于法，而于人心有不服者，则必谳之，使必服于人心，而后加之以刑；否则，従轻典焉。
后元年诏曰：「狱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疑狱者谳有司，有司所不能决，移廷尉。有令谳而后不当谳者，不为失。欲令治狱者务先寛。」
臣按：治狱者，必先寛。此一语，古帝王之存心也。
武帝时，儿寛为廷尉史，以古法义决疑狱张汤甚重之。时上方向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汤虽文深意忌，不専平，然得此声誉而深刻吏为爪牙，用者依于文学之士。
臣按：汉人去古未逺，其断大狱，犹必傅古义，不颛颛于律也。后世但知有律令尔，不复有言及古义者矣。
宣帝置廷平，季秋后请谳。常幸宣室斋居而决事。臣按：宣帝于季秋后幸宣室斋居而决事，葢知狱事乃死生之所系，不敢轻也。斋居则心清而虑専，烛理明而情伪易见。
成帝时，淳于长坐大▯诛，小妻乃始等六人，皆以事未发觉时弃去，或更嫁。及长事发，丞相翟方进等议，欲坐之。廷尉孔光駮议，以为大逆无道，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欲惩后犯法者也。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长自未知当罪大逆，而乃始等弃去，或更嫁，义已絶，而欲以为长妻论杀之，名不正，不当坐。有诏，光议是。臣按：妇人従夫
译臣按：三刺之讯问群臣、群吏、万民，就是孟子所说的“左右近臣、大夫、国人都说可以杀，然后才杀他”的意思。讯问群臣、群吏、万民，都说可以杀，那么罪行就有可杀的判例了。然而还要用三宥来推原其情，恐怕他犯下此罪的原因，是因为不识事理吗？或者是过失、遗忘吗？如果这三种情况都没有，仍然还要用三赦来审慎考量。如果这个人确实是年幼、体弱、年老、昏耄、愚笨的人，那么就在赦免之列了。用这三种方法参酌民情，来探求事实真相，判决定罪，取其中正。情节重的服上刑，情节轻的服下刑，然后才施加刑罚、处死。那么被处刑的人，是探求其免除刑罚的理由而不可得，然后才施加刑罚；被处死的人，是探求其活命的理由而不可得，然后才处死。那么刑与不刑、杀与不杀，都合乎中道了。审理案件常以此存心，那么死者与我都没有遗憾，朝廷没有冤狱，天下没有冤民了。
《王制》附从轻，赦从重。
孔颖达说：“附从轻，是指施加刑罚时，此人所犯的罪行在轻重之间，可轻可重，就应当寻求可轻的刑罚而附会之，这就是‘罪疑惟轻’的意思。赦从重，是指所犯的罪行本非故意而为，却入了重罪，在赦免时，从重罪之上而赦免之，《尚书》中的‘眚灾肆赦’就是这个意思。臣按：犯罪者有重有轻，定罪时或附会或赦免，附会入罪的应当遵循从轻，赦免出罪的应当遵循从重。”
疑狱，广泛与众人共同商议。众人怀疑，就赦免他。必须考察大小案件的类比，来定案。方慤说：“泛与泛爱的泛同。可信的就由自己决断，可疑的就资取众人的意见。”众人怀疑就赦免他，又不因偏爱而有所释放。必须考察其罪行在大辟，就类比大辟来定案；考察其罪行在小辟，就类比小辟来定案。
臣按：疑狱与众人共同商议，就是《吕刑》所说的胥占。众人怀疑就赦免他，就是《吕刑》所说的刑罚之疑有赦。
梁国有个人娶了后妻，后妻杀了丈夫，她的儿子又杀了后妻。孔季彦路过梁国，梁相说：“这个儿子应当以大逆罪论处，礼法上继母如同母亲，这是杀母。”季彦说：“从前文姜杀了鲁桓公，《春秋》去掉了她的姜氏，传文说‘断绝不为亲礼’。断绝不为亲，就是普通人罢了。况且亲手杀人重于知情，知情尚且不得为亲，那么下手之时，母亲的名分就断绝了。比照古义，这个儿子适宜以非司寇而擅杀来定罪，不能以杀母论为逆罪。”梁相听从了他的话。臣按：此事与汉武帝为太子时所论访的张年杀继母之狱相同。武帝说继母无状，亲手杀其父，下手之日，母恩断绝，他的话与季彦相同。季彦又说比照古义，适宜以非司寇而擅杀定罪，后世遇到此类案件，适宜以此为准则。
汉高帝制诏御史：“案件有疑问的，官吏有时不敢决断；有罪者长久不论处，无罪者长久拘系不决。从今以后，县道官案件有疑问的，各自上报所属的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应当上报【指处断】所不能决断的，都移交给廷尉，也应当上报。廷尉所不能决断的，谨慎具奏，附上所当比附的律令以闻。”
臣按：这是汉人谳狱的制度。
景帝中五年诏：“诸案有疑问，或者虽然文辞凑合于法，而在人心不服的，就上报。”
臣按：文致于法，是指推原情定罪，本不至于死，而以律文凑合之。凑合于法，而在人心有不服的，就一定上报，使人心一定信服，然后施加刑罚；否则，就遵循轻典。
后元年诏说：“案件是重大的事。人有智愚，官有上下。有疑问的案件上报有司，有司所不能决断的，移交给廷尉。有命令上报而后不当上报的，不算过失。想要让治狱者务必先宽。”
臣按：治狱者，必须先宽。这一句话，是古代帝王的存心。
武帝时，儿宽为廷尉史，以古法义决断疑狱，张汤很看重他。当时皇上正崇尚文学，张汤决断大狱想要附会古义，于是请求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张汤虽然文辞深密、心意忌刻，不专于平正，然而得到此声誉而深刻吏为爪牙，用者依附于文学之士。
臣按：汉人去古未远，其断大狱，还一定要附会古义，不专于律。后世只知道有律令罢了，不再有谈及古义的了。
宣帝设置廷平，季秋后请谳。常驾临宣室斋居而决事。臣按：宣帝在季秋后驾临宣室斋居而决事，大概是知道狱事乃死生之所系，不敢轻视。斋居则心清而虑专，烛理明而情伪易见。
成帝时，淳于长坐大逆罪诛，小妻乃始等六人，都以事未发觉时弃去，或更嫁。等到长事发，丞相翟方进等议，想坐罪她们。廷尉孔光驳议，认为大逆无道，父母妻子同产，无论少长都弃市，是为了惩戒后犯法者。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淳于长自己不知道当罪大逆，而乃始等弃去，或再嫁，义已断绝，而想以长妻论杀之，名不正，不当坐罪。有诏，孔光议是。臣按：妇人从夫
者也，在室之女，当従父母；已醮之妇，则当従夫家。况夫婢妾之属，事未发前，已离主家，岂有従坐之理哉？孔光之议，诚是也。
译女子在娘家时，应当顺从父母；已经出嫁的妇人，就应当顺从夫家。何况婢女妾室这类人，在罪行尚未暴露之前，已经离开了主人家，哪里还有连坐的道理呢？孔光的意见，确实是正确的。
哀帝时，丞相薛宣不持后母服，给事中申咸毁之，不得封侯。宣子况令杨明斫伤咸，事下有司议。御史中丞众等议奏曰：「况首为恶，明手伤，功意俱恶，皆当弃市。」廷尉直駮议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春秋》之义，原心定罪，原况以父见谤，发忿怒，无他大恶，加诋欺，辑小过成大辟，陷死刑，违明诏，非法意，不可施行。明当以贼伤人，不直况与谋者，皆爵减【以其官爵减罪】完为城旦。」帝以问公卿，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以中丞议是。
臣按：汉人有疑狱，既下法官议，议上，又以问公卿大臣，此疑狱所以卒无疑也。狱不疑，则人不寃矣。
章帝时，有兄弟共杀人者，帝以兄不训弟，故报【论也】兄重而减，弟死。中常侍孙章宣诏言两报重，尚书奏章矫制，罪当腰斩。帝问郭躬，躬对曰：“法令有故误，章传令之谬，于是为误，误者于文则轻，当罚金。”帝曰：“章与囚同县，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诈，且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善之。
臣按：郭躬谓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斯言也可以为谳狱者之格式。
魏夷毌丘俭族，俭孙女适刘氏，当死，以孕，系廷尉。司▯主簿程咸议曰：「女适人者，若已产育，则成他家之母，于防不足以惩奸乱之原，于情则伤孝子之恩。男不遇罪于他族，而女独婴戮于二门，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分也。臣以为在室之女可従父母之刑，既醮之妇则従夫家之戮。」朝廷従之，着于律令。
臣按：有虞之世，罪人不孥，矧女之适异姓者乎？程咸之议，魏人着于律令，后世宜凖以为法。
晋元帝为左丞相时，熊逺上书，以为军兴以来，处事不用律令，竞作新意，临事立制，朝作夕改，至于主者不敢任法，毎辄闗谘，非为政之体也。愚谓凡为驳议者，皆当引律令经传，不得直以情言，无所依凖，以亏旧典。若开塞随宜，权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専用也。
臣按：熊逺谓凡为驳议者，皆当引律令经传，不得直以情言，此可以为后世法官驳正谳疑者之法。又谓开塞随宜，权道制物，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専。此言深明于君臣之义。葢人臣当官处事，凡有所见，自当敷陈上闻，以须进止，不可任意直行，非但驳疑狱一事然也。
唐制，天下疑狱谳大理寺，不能决，尚书省众议之，録可为法者，送秘书奏报。
臣按：唐制，凡大理寺所不能决之疑狱，尚书省防众议定録可为法者，送秘书省。秘书省者，文学侍従之臣所聚之处，欲其引古义，质经史以证之，因一时之疑，立百世之法，本一人之事，为众人之则。臣请自今，遇三法司有疑狱，防众详谳，有可为法者，亦乞送翰林院纂集为帙，以示天下。
贞观中，大理卿胡演进月囚帐。太宗曰：“其间有可矜者，岂宜以一律断？”因诏凡大辟罪，令尚书九卿谳之。臣按：罪至大辟，罪之大者也。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复生。今凭一吏之见，据一简之书，致一人于不可复生之地，安能保其皆当罪而无寃哉？太宗诏凡大辟罪，不以一律断，而必令尚书九卿同谳之，重人命也。
太宗尝因录囚，见同州人房彊以弟谋反当従坐，谓侍臣曰：「反逆有二，兴师动众一也，恶言犯法二也。轻重固异，而钧谓之反，连坐皆死，岂定法耶？」
臣按：此言后世断反逆狱者，宜以为凖。
太宗欲止奸，遣人以财物试赂之，有司门令史受馈绢一疋，上怒，将杀之，裴矩谏曰：「此人受赂，诚合重诛，但陛下以物试之，即行极法，所谓陷人于死，恐非道徳齐礼之义。」上纳其言。
臣按：太宗饵人以物，而坐以赃罪，非人君以诚待人之道。然裴矩谏之，而即纳其言，其亦异诸偏执不回者欤？
太宗以为，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下，今三公九卿，即其职也，乃诏死罪，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及尚书平议之。
臣按：今制令文武大臣议死囚与此同。然当秋后防议之时，大臣一时防集，法司承
译哀帝时，丞相薛宣不为后母服丧，给事中申咸诋毁他，使他不能封侯。薛宣的儿子薛况命令杨明砍伤申咸，案件交给有关部门商议。御史中丞众等人上奏说：“薛况首先作恶，杨明动手伤人，功劳和意图都坏，都应当处死并在闹市示众。”廷尉直驳议说：“杀人者死，伤人者受刑，这是古今通行的道理，夏商周三代都不曾改变。《春秋》的原则，是推究动机来定罪。推究薛况是因为父亲被诽谤，发泄愤怒，没有其他大恶，如果加上诋毁欺瞒，把小过错扩大成死刑，陷入死罪，违背明诏，不符合法律的本意，不可施行。杨明应当以贼伤人论处，不直接判薛况与杨明同罪，都按官爵减罪，完刑为城旦。”皇帝拿此事询问公卿，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认为御史中丞的议论正确。
臣按：汉人有疑难案件，已经交给法官商议，商议上奏后，又询问公卿大臣，这就是疑难案件最终没有疑点的原因。案件没有疑点，那么人就不会受冤了。
章帝时，有兄弟共同杀人的，皇帝认为兄长没有教导好弟弟，所以判兄长重刑而减轻弟弟的刑罚，弟弟判死刑。中常侍孙章宣读诏书说两人都判重刑，尚书上奏孙章假托诏命，罪当腰斩。皇帝询问郭躬，郭躬回答说：“法令有故意和过失的区别，孙章传达命令的错误，在这里属于过失，过失在条文上处罚较轻，应当罚金。”皇帝说：“孙章与囚犯同县，怀疑他是故意的。”郭躬说：“周朝的道路像磨刀石一样平，像箭一样直，君子不预先怀疑别人欺诈，况且王法是天刑，不可以曲折地制造生机。”皇帝认为他说得好。
臣按：郭躬说王法是天刑，不可以曲折地制造生机，这话可以作为审理疑难案件者的准则。
魏国夷灭毌丘俭全族，毌丘俭的孙女嫁给刘氏，应当处死，因为怀孕，关押在廷尉。司〇主簿程咸议论说：“女子出嫁的，如果已经生育，就成为别人家的母亲，在防范上不足以惩治奸乱的根源，在情理上则伤害孝子的恩情。男子不在其他家族获罪，而女子独自在两家受戮，这不是哀怜女子柔弱、均衡法制大体的做法。我认为在家的女子可以跟随父母的刑罚，已经出嫁的妇人则跟随夫家的杀戮。”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载入律令。
臣按：虞舜的时代，罪人不株连妻儿，何况女子嫁给异姓的呢？程咸的议论，魏人载入律令，后世应当以此为法。
晋元帝担任左丞相时，熊逺上书，认为军队兴起以来，处理事情不依据律令，竞相提出新意见，临事制定制度，早上制定晚上修改，以至于主管者不敢依法行事，每次都关涉咨询，这不是为政的体统。我认为凡是进行驳议的，都应当引用律令经传，不能只凭情理说话，没有依据，以损害旧典。如果开塞随宜，权变制物，这是人君所能做的，不是臣子所应当专用的。
臣按：熊逺说凡是进行驳议的，都应当引用律令经传不能只凭情理说话，这可以作为后世法官驳正疑难案件者的法则。又说开塞随宜，权变制物，是人君所能做的，不是臣子所应当专用的。这话深明君臣之义。大概人臣当官处事，凡有所见，自然应当陈述上报，等待进退，不可任意直行，不只是驳议疑难案件一事如此。
唐朝制度，天下疑难案件审理于大理寺，不能决断的，尚书省众人商议，记录可以作为法则的，送秘书省奏报。
臣按：唐朝制度，凡是大理寺不能决断的疑难案件，尚书省众人商议决定，记录可以作为法则的，送秘书省。秘书省是文学侍从之臣聚集的地方，想要他们引用古义，质证经史来证明，因一时的疑难，确立百世的法则，因一人的事情，作为众人的准则。臣请求从今以后，遇到三法司有疑难案件，众人详细审理，有可以作为法则的，也请求送翰林院编纂成册，以昭示天下。
贞观年间，大理卿胡演进呈每月囚犯账目。太宗说：“其中有值得怜悯的，难道适宜用一律断案吗？”于是下诏凡死刑，令尚书九卿审理。臣按：罪至死刑，是最大的罪。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复生。现在凭一个官吏的见解，依据一卷文书，使一人处于不可复生的境地，怎么能保证他们都当罪而无冤呢？太宗下诏凡死刑，不是一律断案，而一定令尚书九卿共同审理，重视人命啊。
太宗曾经因为审理囚犯，见到同州人房彊因为弟弟谋反应当连坐，对侍臣说：“反逆有两种，兴师动众是一种，恶言犯法是另一种。轻重固然不同，而都称为反，连坐都死，难道是定法吗？”
臣按：这话后世断反逆案件者，应当以此为准则。
太宗想要制止奸邪，派人用财物试探贿赂他们，有司门令史收受馈赠绢一匹，皇上愤怒，将要杀他，裴矩劝谏说：“此人受赂，确实应当重诛，但陛下用物品试探他，就执行极刑，所谓陷人于死，恐怕不符合道德齐礼的原则。”皇上采纳了他的话。
臣按：太宗用物品引诱他人，而判以赃罪，不是人君以诚待人的道理。然而裴矩劝谏，就采纳他的话，他也不同于偏执不回的人吧？
太宗认为，古代断狱，一定在三槐九棘之下讯问，现在三公九卿，就是他们的职务，于是下诏死罪，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及尚书共同评议。
臣按：现在制度令文武大臣议死囚与此相同。然而当秋后共同评议之时，大臣一时聚集，法司承
行官吏虽即其犯由，当众先读，然成案或有文致具成文理，一时猝急，未易详究。乞为明制，毎嵗防议重囚，先期法司备将防议罪囚所犯事由及其招拟，通行知防。中间若有可疑可矜者，详具明白，当众辨诘，聨名以闻。如此则防议不为虚应故事，而民之犯罪死者无寃矣。
译执行公务的官吏虽然应当根据罪犯的案由，当众首先宣读，但已定案的卷宗有时文辞修饰、逻辑严密，在仓促紧急之际，难以详细探究。恳请制定明确的制度，每年会审重囚时，事先由司法部门将参与会审的重囚所犯罪行及其供词判拟，普遍通知与会官员。其中若有可疑或值得怜悯之处，详细陈述清楚，当众辩问查究，联名上报。这样，会审就不会流于形式，而犯罪被处死的百姓也就没有冤屈了。
▯宗时，武强令裴景仙犯乞取赃，积五十匹。上怒，令集众杀之。大理卿李朝隐奏曰：「景仙犯乞赃，罪不至死。其曾祖寂，缔构元勲其家曾陷非辜诛夷，惟景仙独存，宜入议条。且一门絶祀，情或可矜，愿寛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诏不许。朝隐又奏曰：「生杀之柄，人主合専；轻重有条，臣下当守。据法枉理，而取十五匹便抵死刑，因乞为赃数千匹，止当流坐。若令乞取得罪，便处斩刑，后有枉法当科，欲加何辟？」
臣按：今律有枉法赃，求索赃，受财虽同，其所以得财者则异，此罪所以有轻重也。
栁宗元为栁州刺史，州民莫诚救兄，以竹刺其人右臂，经十二日身死。凖律，以他物殴伤在辜内死者，依杀人论。宗元上状桂管观察府，谓莫诚赴急而动，事出一时，解难为心，岂思他物？救兄有急难之戚，中臂非必死之疮，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当恭守，抚事似可哀怜，律宜无赦，使司明至当之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轻之。愿臣按部，民犯法情有可矜，为守令者不为之伸理，则非所以为父母矣。宗元上状帅府，请轻莫诚之罪，亦刺史职分之所当为也。
穆宗长庆中，羽林官骑康宪男买得，年十四，以其父被力【能角觝有力之人】人张涖所拉，气将絶，持木锸击其首，见血死。有司当以死刑，刑部员外郎孙革奏：“买得救父难，非暴击，王制称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亲，春秋之义，原心定罪。今买得防孝，宜在哀矜，伏冀下中书门下商量。”敕防：“买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虽杀人当死，而为父可哀，若従沈命之科，恐失原情之义，宜付法司减死罪一等处分。”
臣按：论罪者，必原情。原情二字，实古今谳狱之要道也。
敬宗寳厯三年，京兆府有姑鞭妇至死者，奏请断以偿死。刑部尚书栁公绰议：“尊殴卑，非鬬也。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遂减死论。
臣按：「刑以弼教，论罪者必当以教为主。」
五代晋天福中，刑部员外郎李象奏：「据刑法，盗贼未见本赃推勘，因而致死者，故者以故杀论，无故者减一等。又据断狱律云：『若依法使杖，依数拷决，而邂逅致死者勿论。邂逅，谓不期致死而死。』且彼言拷决尚许勿论，此云无故，郤令坐罪，事理相背。请今后推勘之时，致死者若实无故，请依邂逅勿论之义。」
马端临曰：「有罪者拘滞囹圄，官不时科决，而令其瘐死，此诚有国者之所宜矜闵。然既曰盗贼，则大者可杀，小者可刑。其推勘淹时而不即引伏者，皆大猾巨蠧也。邂逅致死，而以故杀论，过矣。」
臣按：人之至恶者，盗贼也。大则害人之命，小则攫人之财，诚无足矜闵者。而古之制法律者，推勘盗贼，不见本赃而死者，尚为故与无故之刑，非邂逅身死者必论焉。此无他，盗贼之名，天下之至恶者也。一旦用以加诸其人，非真有实情显迹者不可也。欲知其实情显迹，必须穷其党与，索其赃仗焉。葢为刦盗，必有党与，必持器仗，必得货财。货财物物同也，器仗家家有也，党与人人可指也。今获盗焉，并与其党与器械货财而得之，其真耶？伪耶？吾不得而知也。欲加人以恶名而致之于死地，乌可以轻易乎哉？是故不可以盛怒临之，俾之得以输其情也；不可以严刑加之，俾之得以久其生也。输其情则真伪可得而见，久其生则是非可因而知。是以验其党与，必歴审其家世、居止、性习之异、离合聚散、圗谋之由；验其赃仗，必详究其制造、物色、形状之殊、小大新陈、利钝之实。某物因某而得，某人因某而来，某执某器械，某得某货财，所经由也，何处所证见也？何人？既访诸其邻保，又质诸其亲属。及其追賍也，必俾失主先具其所失之物，其形状如何？其色様如何？或大或小，或长或短，或新或陈。某物乃某工所制，某物従某人而得。所失之物与所得之賍较勘，皆同，必须无一之参错互异，然后坐以罪焉。则我心尽而彼心服矣。仰惟我祖宗朝仪最为严肃，虽犯反逆大罪，亦不当朝引见，惟于所获
译唐玄宗时期，武强县令裴景仙犯有索取赃物的罪行，累计赃物五十匹。皇上大怒，下令召集众人将他处死。大理寺卿李朝隐上奏说：“裴景仙犯有索取赃物之罪，按律罪不至死。他的曾祖裴寂，是开国元勋，其家族曾无辜被诛杀，只有裴景仙一人幸存，应当适用‘议’的条款予以宽宥。况且他全家断绝祭祀，情理上值得怜悯，希望宽恕他在闹市被杀的酷刑，让他去边远地区服役。”皇帝下诏不准许。李朝隐又上奏说：“生杀大权，君主应当专断；刑罚轻重有法度，臣下应当遵守。如果依据法律却违背情理，索取十五匹赃物就判处死刑，那么因索取而得赃数千匹，只应当判处流放。如果规定索取赃物获罪就处斩，那么以后遇到枉法裁判应当定罪的情况，又要施加什么刑罚呢？”
臣按：现在的法律中有枉法赃、求索赃，虽然都是收受财物，但获取财物的方式不同，所以罪行的轻重也就不同。
柳宗元担任柳州刺史时，州民莫诚为救兄长，用竹刺伤对方右臂，对方十二天后死亡。按照律法，用其他物品殴打致伤，在法定期限内死亡的，按杀人罪论处。柳宗元向桂管观察使府上呈文书，说莫诚是因赴救急难而行动，事情出于一时，本意是为了解除危难，哪里会想到使用其他物品？救兄长在急难中有悲痛之情，刺中手臂并非必死之伤，不幸导致死亡，揣测并非本意。按照条文固然应当恭敬遵守，但体察事情似乎值得哀怜，律法虽然规定不可赦免，但使司应当明察至当的情理，或许不应拘泥于守吏的常规，恳请从轻发落。希望臣巡视辖区时，百姓犯法但情有可悯，作为地方长官如果不为他们伸张道理，就不是所谓的父母官了。柳宗元向帅府上呈文书，请求减轻莫诚的罪行，这也是刺史职责范围内应当做的事。
唐穆宗长庆年间，羽林军官骑康宪的儿子买得，年仅十四岁，因其父被有力气的人张涖拉扯，气息将绝，买得持木锹击打张涖头部，见血后张涖死亡。有关部门判处买得死刑，刑部员外郎孙革上奏说：“买得为父解围，并非暴怒攻击，《王制》说五刑的道理，必须推究父子亲情，《春秋》之义，推究本心来定罪。现在买得出于孝心，应当予以哀怜，恳请交由中书门下商议。”皇帝下诏说：“买得尚在童年，能懂得孝道，虽然杀人应当处死，但为了父亲值得哀怜，如果遵循严惩不贷的法条，恐怕违背推究情理的正义，应当交付司法部门减死罪一等处理。”
臣按：论定罪责，必须推究情理。“原情”二字，确实是古今审理案件的要道。
唐敬宗宝历三年，京兆府有婆婆鞭打媳妇致死的案件，奏请判处婆婆偿命。刑部尚书柳公绰议论说：“尊长殴打卑幼，不属于斗殴。况且婆婆的儿子还在，因为妻子而诛杀母亲，不符合教化。”于是减等判处死刑。
臣按：“刑罚用来辅助教化，论定罪责应当以教化为根本。”
五代后晋天福年间，刑部员外郎李象上奏说：“根据刑法，盗贼未见到本赃进行推究勘验，因而致死的，故意致死的按故意杀人论处，无故致死的减一等。又根据断狱律规定：‘如果依法使用杖刑，按次数拷打决断，而偶然致死的不予论罪。偶然，指不期望致死却死了。’况且那法律规定拷打尚且允许不予论罪，这里说无故，却要求定罪，事理相悖。请求今后推究勘验时，致死的如果确实是无故，请依照偶然致死不予论罪的原则。”
马端临说：“有罪者被拘禁在监狱，官府不及时判决，而让他们病死，这确实是治国者应当怜悯的。然而既然称为盗贼，那么罪大者可杀，罪小者可刑。那些推究勘验拖延时间而不立即招供的，都是大奸巨猾之人。偶然致死，却按故意杀人论处，太过分了。”
臣按：人中最邪恶的，是盗贼。大则害人性命，小则掠夺他人财物，确实不值得怜悯。而古代制定法律的人，推究勘验盗贼，未见本赃而死亡的，还区分故意与无故的刑罚，并非偶然致死的必定论罪。这没有别的原因，盗贼之名，是天下最邪恶的名声。一旦加诸于人，如果没有真实的案情和明显的迹象是不可以的。想要知道真实的案情和明显的迹象，必须穷究其同伙，搜求其赃物和武器。因为做抢劫盗窃的事，必定有同伙，必定持有武器，必定得到财物。财物物品相同，武器家家都有，同伙人人可以指认。现在抓获盗贼，连同其同伙、器械、财物一起抓获，是真的呢？还是假的呢？我无法知道。想要加人以恶名而将其置于死地，怎么可以轻易呢？因此不能用盛怒对待他，使他能够陈述实情；不能用严刑拷打他，使他能够长久生存。陈述实情则真伪可以看见，长久生存则是非可以由此而知。所以查验其同伙，必须详细审查其家世、居住、习性、离合聚散、图谋的原因；查验其赃物武器，必须详细探究其制造、颜色、形状的不同、大小新旧、锋利钝拙的真实情况。某物因某人而得，某人因某人而来，某人持某器械，某人得某财物，所经过的地方，何处所见，何人？既向邻居保甲访查，又向亲属质问。等到追缴赃物时，必须让失主先具报其所失之物，其形状如何？其颜色样式如何？或大或小，或长或短，或新 or 旧。某物是某工匠所制，某物从某人而得。所失之物与所得赃物比对勘验，都相同，必须没有一丝参差错异，然后才定罪。这样我的心尽而彼心服了。仰惟我祖宗朝仪最为严肃，即使犯有反逆大罪，也不当朝引见，只在所获
强盗则连賍仗引赴御前，非无意也。葢恐不逞之徒诬执平人以希陞赏，使有寃者得以对天吁告，不至为人所隔絶也。呜呼！圣祖之心，天地之心也。为臣子者所当深体。
译将强盗连同赃物、作案工具一起押解到皇帝面前，并非没有深意。大概是担心那些不法之徒诬陷无辜平民以谋求升迁奖赏，让蒙受冤屈的人能够直接向天申诉，不至于被他人阻隔隔绝。唉！圣祖的用心，就是天地般的仁爱之心。身为臣子的人应当深切体察。
宋太宗端拱中，广安军民安崇绪告其继母冯为父知逸所离，今冯夺父赀产，欲与已子大理定，崇绪讼母罪死。太宗疑之，判大理寺张佖固执前断，遂下台省议。徐▯议谓：“崇绪词理虽繁，但当定其母冯曽离与不曾离。”右仆射李昉等议曰：“崇绪为冯强占田业，亲母阿蒲衣食不充，所以论诉。若従法寺断死，则知逸何辜而絶嗣？阿蒲无地而托身。臣等参详，田业并合归崇绪，冯亦合与蒲同居终身供侍，不得有阙。冯不得擅自货易庄田，并本家亲族亦不得来主崇绪家务。如是，则男虽庶子有父业可安，女虽出嫁有本家可归，阿冯终身亦不乏飬。”诏従昉等议，佖等各罚一月俸。
臣按：徐▯谓但当定其母冯曾离与不曾离，断此狱者当以此言为主。若是冯氏已离异，则与安氏义絶，不当得其田业，况其所生之子乎？崇绪讼之宜也。若本不曾离异，则是崇绪以庶子而讼嫡母，当以死罪，又何可疑？观崇绪讼冯占父赀产，欲与已子而李昉等亦谓女虽出嫁，有本家可归。阿冯终身不乏养，不知所谓已子者，果知逸所生乎？或前夫之子乎？抑知逸死后而阿冯再嫁所生乎？审是前子，则固不当得安氏田业。若是再嫁有所生，则冯于安氏决无可复归之理。允若兹，则佖与昉所议皆未必为得。然则断是狱也奈何？曰：若安知逸本不曾离阿冯，而崇绪妄以为离，非但得罪于母，且得罪于父，以子告母，伦理何在？坐以死宜也。官司原情定罪，闵知逸之絶祀，而崇绪为亲母乏养而诉嫡母，情非为已，亦有可矜。闻之于上，姑従轻减可也。
仁宗天圣四年，诏曰："朕念生齿之蕃，抵冒者众，法有髙下，情有轻重，而有司巧避防文，一切致之重辟，岂称朕好生之志哉？其令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虑者，具案以闻，有司勿得举驳。其后虽法不应奏，吏当坐罪者，审刑院贴奏，率以恩释，为例名曰贴放，吏始无所牵制，谳者多得减死。"
臣按罪而至于死，死则不可复生矣。法官明知其人之不应死，而其所犯者罹于死之刑，遂加以死刑焉，是何也？拘于文而恐为有司举驳故也。仁宗此诏，可为后世法。
神宗熈寜初，登州有妇阿云，母服中嫁韦氏【一作聘】恶其夫陋，谋杀不死。按问欲举自首，审刑院、大理寺论死，用违律为婚，奏裁。敇贷其死，知登州许遵奏引律，因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従故杀伤法，以谋为所因，当用按问欲举条，减二等。刑部定如审刑、大理，遵不服，请下两制详。诏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同议，二人议不同，遂各为奏。光议是刑部，安石议是遵。诏従安石所议，而御史中丞滕甫请再议，诏送翰林学士吕公着、知制诰钱公辅重定。公着等议如安石，诏曰：“可。”法官齐恢等皆以公着所议为不当，又诏安石与法官集议，恢等益坚其説。明年二月，诏今后谋杀人自首，并奏聴敕裁判。刑部刘述奏，诏书未尽，封还中书。王安石时为参知政事，又奏与唐介等数争议帝前，卒従安石议。刘述等又请中书、枢宻院合议，中丞吕诲、御史刘琦皆请如述奏，下之二府。文彦博以为杀伤者，欲杀而伤也，即已杀者不可首。吕公弼以为杀伤于律不可首，请自今已杀伤依律，其従而加功自首，即奏裁。陈升之、韩绛议与安石略同。
司马光曰：执条据例者，有司之职也；原情制狱者，君相之事也。分争辨讼，非礼不决；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以礼观之，岂难决之狱哉？彼谋杀为一事，为二事？谋为所因，不为所因。此苛察缴绕之论，乃文法俗吏之争，岂明君贤相所当留意耶？今议论嵗余，而后成法终为弃，百代之常典，悖三纲之大义，使良善无告，奸凶得志，岂徇其枝叶而忘其本根之致耶？臣按：宋朝制刑有律，有敕。阿云之狱，既经大理审刑，刑部又经翰林、中书、枢宻名臣，如司马光、王安石、吕公着、公弼、文彦博、唐介，法官如刘述、吕诲、刘琦、钱顗、齐恢、王师元、蔡冠卿，议论纷纭，迄无定说。推原所自，皆是争律敕
译宋太宗端拱年间，广安军民安崇绪控告他的继母冯氏，说冯氏是被父亲安知逸休弃的，如今冯氏夺取了父亲的财产，想给自己的儿子大理安定，安崇绪诉讼要求判处继母死罪。太宗对此表示怀疑，大理寺判官张佖坚持原来的判决，于是将案件下发给台省商议。徐〇的议状说：“安崇绪的言辞虽然繁杂，但只应当判定他的继母冯氏曾经被休弃还是没有被休弃。”右仆射李昉等人议状说：“安崇绪因为冯氏强占田产，亲生母亲阿蒲衣食不足，所以提起诉讼。如果按照大理寺的判决判处冯氏死刑，那么安知逸有什么罪过却要断绝后代？阿蒲没有土地可以安身。我们参详认为，田产应当全部归还安崇绪，冯氏也应当与阿蒲共同居住，终身供养侍奉，不得有所欠缺。冯氏不得擅自买卖庄田，她本家的亲属也不得来主持安崇绪家的家务。这样，儿子虽然是庶子也有父亲的产业可以安身，女儿虽然出嫁也有娘家可以回归，阿冯终身也不缺乏供养。”皇帝下诏听从李昉等人的意见，张佖等人各罚一月的俸禄。
臣按：徐〇说只应当判定继母冯氏曾经被休弃还是没有被休弃，审理此狱的人应当以这句话为主。如果冯氏已经离异，那么她与安氏的情义断绝，不应当得到安家的田产，何况是她所生的儿子呢？安崇绪诉讼是适宜的。如果本来没有离异，那么就是安崇绪以庶子的身份诉讼嫡母，应当判处死罪，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看安崇绪诉讼冯氏占据父亲的财产，想给自己的儿子，而李昉等人也说女儿虽然出嫁，有娘家可以回归，阿冯终身也不缺乏供养，不知道所谓的“自己的儿子”，究竟是安知逸所生的吗？或者是前夫的儿子呢？或者是安知逸死后阿冯再嫁所生的呢？如果确实是前夫的儿子，那么本来就不应当得到安家的田产。如果是再嫁所生的，那么冯氏对于安家决没有可以回归的道理。既然这样，那么张佖与李昉的议论都未必得当。那么审理这个案件该怎么办呢？回答说：如果安知逸本来没有休弃阿冯，而安崇绪妄自认为休弃了，这不仅得罪了母亲，而且得罪了父亲，儿子控告母亲，伦理在哪里？判处死罪是适宜的。官府推究情由定罪，怜悯安知逸断绝祭祀，而安崇绪因为亲生母亲缺乏供养而诉讼嫡母，情由不是为了自己，也有值得怜悯的地方。上报给皇上，暂且从轻减刑是可以的。
宋仁宗天圣四年，下诏说：“我念及人口繁衍，触犯法律的人众多，法律有高下之分，情理有轻重之别，而有关部门巧妙地回避防范条文，一律判处死刑，这难道符合我好生恤刑的志向吗？命令天下死罪中情理值得怜悯以及刑名有疑虑的，详细记录案情上报，有关部门不得举发驳斥。后来即使法律不应奏报，官吏应当获罪的，由审刑院附议上奏，通常以恩赦释放，作为惯例称为‘贴放’，官吏开始不受牵制，审理案件的人大多能减死。”
臣按：罪行到了死刑，死了就不能复生了。法官明知那个人不应当死，而他所犯的罪却属于死刑，于是加上死刑，这是为什么呢？拘泥于条文而害怕被有关部门举发驳斥的缘故。仁宗这道诏书，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
宋神宗熙宁初年，登州有个妇人阿云，在母亲丧期嫁给了韦氏，厌恶丈夫丑陋，谋杀丈夫未死。审讯时想要援引自首条款，审刑院、大理寺判处死刑，引用违律为婚的条款，奏请裁决。皇帝敕令宽免她的死罪，登州知州许遵上奏引用律法，因为犯罪杀伤而自首，可以免除所因之罪，仍然按照故意杀伤法，以谋作为所因，应当适用按问欲举的条款，减二等。刑部裁定如同审刑院、大理寺的意见，许遵不服，请求下发两制详议。皇帝下诏让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一同商议，两人意见不同，于是各自上奏。司马光的议状赞同刑部，王安石的议状赞同许遵。皇帝下诏听从王安石的议状，而御史中丞滕甫请求再次商议，皇帝下诏送交翰林学士吕公着、知制诰钱公重新裁定。吕公着等人的议状如同王安石，皇帝下诏说：“可以。”法官齐恢等人都认为吕公着的议状不当，又下诏让王安石与法官集议，齐恢等人更加坚持他们的说法。第二年二月，皇帝下诏今后谋杀人自首，都奏请听从敕令裁判。刑部刘述上奏，说诏书未尽事宜，封还中书。王安石当时任参知政事，又上奏与唐介等人在皇帝面前多次争议，最终听从了王安石的议状。刘述等人又请求中书、枢密院合议，御史中丞吕诲、御史刘琦都请求按照刘述的上奏，下发给二府。文彦博认为杀伤者，是想杀而伤了，已经杀了就不能自首。吕公弼认为杀伤在律法上不能自首，请求从今以后已经杀伤的依照律法，那些跟随加功自首的，就奏请裁决。陈升之、韩绛的议状与王安石大致相同。
司马光说：执掌条据例证，是有关部门的职责；推究情由制定狱案，是君主宰相的事情。分争辨讼，不是礼义不能决断；礼义所弃绝的，就是刑罚所采取的。阿云的事情，用礼义来看，难道是难以决断的狱案吗？谋杀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谋作为所因，不作为所因。这种苛细查究、纠缠不清的议论，是文法俗吏的争执，难道是明君贤相应当留意的吗？现在议论了一年多，最终形成的法则反而被抛弃，违背百代的常典，悖逆三纲的大义，使良善之人无处申诉，奸凶之人得逞，难道是徇其枝叶而忘记其本根导致的吗？臣按：宋朝制定刑罚有律，有敕。阿云的狱案，既经过大理寺、审刑院，刑部又经过翰林、中书、枢密的名臣，如司马光、王安石、吕公着、吕公弼、文彦博、唐介，法官如齐恢、吕诲、刘琦、钱顗、刘述、王师元、蔡冠卿，议论纷纷，始终没有定论。推究其根源，都是争辩律敕。
之文，谋与杀为一事，为二事，有所因，无所因而已。由是以观，国家制为刑书，当有一定之制，其立文之初，当须斟酌稳当，必不可以移易，然后着于简牍，使执其文而施之用者，如持衡量然，轻重多寡，不可因人而上下，斯为得矣。然则阿云之狱，何以处之？曰：司马氏固云，分争辨讼，非礼不决。臣请决之以礼。夫夫妇三纲之一，天伦之大者。阿云既嫁与韦，则韦乃阿云之天也。天可背乎？使韦有恶逆之罪，尚在所容隐，今徒以其貎之丑陋之故，而欲谋杀之，其得罪于天而悖于礼也甚矣。且妻之于夫，存其将之之心，固不可，况又有伤之之迹乎？诸人之论，未有及此者。司马氏始是刑部，其后有弃常典、悖三纲之説，然隐而未彰也。臣故推衍其义，以断斯狱。
译关于阿云一案，是谋害与杀人视为同一件事，还是分为两件事，关键在于是否有其他缘由，还是毫无缘由罢了。由此看来，国家制定刑律，应当有确定的制度，在拟定条文之初，必须斟酌稳妥恰当，必定不可随意更改，然后才记录在简牍上，让执行条文并加以应用的人，如同手持秤杆和斗斛一样，罪行的轻重多寡，不能因为人的不同而随意增减，这才算是得当。那么，阿云的案件该如何处理呢？回答说：司马光本来就说，对于争讼案件，不依据礼义就无法决断。臣请求用礼义来决断此案。夫妻是“三纲”之一，是天伦中最重要的关系。阿云既然已经嫁给韦氏，那么韦氏就是阿云的天。天可以背离吗？假如韦氏有恶逆的罪行，尚且还在所容许隐瞒的范围内，现在仅仅因为韦氏相貌丑陋的缘故，就想要谋杀他，这得罪于天且违背礼义的程度就非常严重了。况且妻子对于丈夫，存有将要伤害他的心思，本来就不可以，何况还有实际伤害他的迹象呢？众人的议论，没有达到这一点的。司马光起初在刑部任职时，后来出现了抛弃常法、违背三纲的说法，但当时隐藏而没有显露。臣因此推演其中的义理，来判决此案。
元丰中，宣州民叶元以同居兄乱其妻而杀之，又杀兄子，而强其父与嫂约契，不讼于官。邻里发其事，州以情理可悯，为上请审刑院，奏欲贷其死。上曰：“罪人已前死，奸乱之事，特出叶元之口，不足以定罪。且下民虽为无知抵法冒禁，固宜哀矜。然以妻子之爱，既杀其兄，仍戕其侄，又罔其父，背逆天理，伤害人伦，宜以殴兄至死律论。”臣按：“刑者，弼教之具，教以天理人伦为本。茍背逆天理，伤害人伦，则得罪于名教大矣。寘之于死，夫复何疑！”神宗而为此言，可谓至明也已矣。
夀州民有杀妻之父母兄弟数口者，州司以不道缘坐其妻子。刑部驳之曰：「殴妻之父母，即是义絶况是谋杀，不当坐其妻。」
又莆田民杨讼其子妇不孝，官为逮问，则妇之父为人殴死，杨亦与焉，坐狱未竟，遇赦免，妇仍在其家。判官姚珤以为妇虽有父讐，然既仍为妇，则当尽妇礼，欲并科罪。摄守陈振孙谓父子天合，夫妇人合，人合者恩义有亏，则已在法。诸离异皆许还合，独于义絶不许者，谓此类也。况两下相杀，尤义絶之大者乎？初问杨罪时，合勒其妇休离，当离不离，则是违法。且律文违律为婚，既不成婚，即有相犯，并同凡人。今此妇合比附此条，不合收坐。臣按：刑以弼教，刑言其法，教言其理，一惟制之以义而已。义所不当然，则入于法；义所当然，则原于理。故法虽有明禁，然原其情而于理不悖，则当制之以义，而不可泥于法焉。夫父子夫妇，皆人伦之大纲，然原其初，终是生身之恩重于伉俪之义。葢女子受命于父母，后有夫，因夫而有舅姑，异姓所以相合者义也。义既絶矣，恩従而亡。无恩无义，人理安在哉？此法所以必原于理，而所以为理法之权者，义而已矣。
哲宗元符中，刑部言：「祖宗以来，重失入之罪，所以恤刑。绍圣之法，以失出三人比失入一人，则是一嵗之中，偶失出罪死三人，即抵重谴。夫失出，臣子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徳。请罢理官失出之责，使有司谳议之间，务令忠恕，従之。」
臣按：宋朝重深入之罪，而失出者不罪焉。此书与其杀不辜，寜失不经之意也。后世失入者坐以公罪，而失出者往往问以为賍。是以为刑官者，寜失入而不敢失出。葢一犯賍罪，则终身除名；犯公罪者，可以湔除而无后患故也。
髙宗绍兴二十六年诏申严州郡妄奏出入人死罪之禁。右正言凌哲上疏言：「汉髙祖入闗约法三章，杀人者实居首焉。司马光有言：『杀人者不死，虽尧舜不能致治。』窃见诸路州军勘到大辟，虽刑法相当者，类以为可悯，奏裁无他。居官者无失入坐累之虞，为吏者有放意鬻狱之事。贷死愈众，杀人愈多，非辟以止辟之道也。欲望特降睿防，应今后州军大辟，若情犯委实，疑虑方得具奏。若将别无疑虑，情非可悯，奏案辄引例减贷以破正条，并许台官弹劾，严寘宪典。」上览奏曰：「但恐诸路灭裂实有疑虑情理可悯之人，一例不奏，有失钦恤之意。」臣按洪迈有言：「州郡疑狱许奏谳，葢朝廷之仁恩。然不问所犯重轻及情理蠧害，一切縦之则为壊法。虽然人心所见不同，而其所议拟之狱未必皆当，或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茍非取裁于上，焉能决断？必欲立为一定之法，不许轻易奏谳，则所失入者多矣。」髙宗曰：「但恐诸路实有疑虑情理可悯之人，一例不奏，有失钦恤之意。」仁者之言哉！
孝宗乾道四年，臣僚言：民命莫重于大辟。方鍜錬时，何可尽察？独在聚録之际，官吏聚于一堂，引囚而读，示之死生之分，决于顷刻。而狱吏惮于平反，摘纸疾读，离絶其文，嘈▯其语，故为不可晓之音，造次而毕。呼囚书字茫然，引去指日聴刑，人命所干，轻忽若此。臣请于聚録时，委长吏防无干碍吏人，先附囚口占责状一通，覆视狱案，果无差殊，然后亦防无干碍吏人，依句宣读，务要详明，令囚通晓，庶防无辜者无憾，寃枉者获伸。
臣按：民之有罪，固有明知而故犯者，然而愚騃不审而冒抵刑禁者，亦往
译元丰年间，宣州百姓叶元因同居的兄长奸淫其妻，便杀了兄长，又杀了兄长的儿子，并胁迫其父与嫂子订立契约，约定不向官府诉讼。邻里揭发了此事，州府认为情理上值得怜悯，向上级请示审刑院，上奏请求宽恕叶元死罪。皇上说：“罪犯已经先死了，奸淫乱伦之事，只是出自叶元之口，不足以定罪。况且百姓虽然无知触犯法律、冒犯禁令，本来应当哀怜。然而因为爱护妻子儿女，既杀了兄长，又杀害侄子，还欺骗父亲，违背天理，伤害人伦，应当按照殴打兄长致死的律法论处。”臣按：“刑罚是辅助教化的工具，教化以天理人伦为根本。如果违背天理，伤害人伦，那么得罪名教就大了。将他处死，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神宗能说出这样的话，可以说是极其英明了。
寿州有个百姓杀了妻子父母兄弟数人，州府以不道之罪连坐其妻子。刑部驳斥说：“殴打妻子的父母，就是义绝，何况是谋杀，不应当连坐其妻。”
又有莆田百姓杨氏控告儿媳不孝，官府逮捕审讯，发现儿媳的父亲被人殴打致死，杨氏也参与了此事，案件尚未审结，遇到赦免，儿媳仍留在杨家。判官姚珤认为儿媳虽然有杀父之仇，但既然仍是儿媳，就应当尽儿媳的礼节，想要一并定罪。代理太守陈振孙说：“父子是天合，夫妇是人合，人合者如果恩义有亏，就已经在法律之内了。各种离异都允许重新结合，唯独义绝不允许，说的就是这类情况。何况双方互相杀害，更是义绝中最大的了。当初审讯杨氏罪行时，应当勒令其休弃儿媳，应当休弃而不休弃，就是违法。况且律文规定违律成婚，既然不成婚，如果有相犯，都按普通人处理。现在这个儿媳应当比照这条律文，不应当收监定罪。”臣按：“刑罚用来辅助教化，刑罚说的是法，教化说的是理，一切都只用义来制约。义所不应当的，就进入法的范畴；义所应当的，就源于理。所以法律虽然有明确的禁令，但推究其情而在理上不违背，就应当用义来制约，而不能拘泥于法。父子夫妇，都是人伦的大纲，但推究其本源，终究是生身之恩重于伉俪之义。女子受命于父母，后来有了丈夫，因为丈夫而有公婆，异姓之所以能够结合是因为义。义既然断绝了，恩也就随之消亡。无恩无义，人理在哪里呢？这就是法律必须推究于理，而作为理法权衡的，只是义罢了。”
哲宗元符年间，刑部说：“祖宗以来，重视失入之罪，是为了体恤刑罚。绍圣年的法律，以失出三人抵失入一人，那么一年之中，偶然失出罪死三人，就抵受重谴。失出，是臣子的小过；好生，是圣人的大德。请求免除理官失出的责任，让有关部门在审议案件时，务必做到忠恕，朝廷听从了。”
臣按：“宋朝重视失入之罪，而对失出者不加以罪责。这符合与其错杀无辜，宁可失于不经的意旨。后世失入者以公罪论处，而失出者往往被问罪为贪赃。所以做刑官的人，宁可失入也不敢失出。大概是因为一旦犯贪赃罪，就终身除名；犯公罪的人，可以洗刷清除而没有后患的缘故。”
高宗绍兴二十六年下诏申严州郡妄奏出入人死罪的禁令。右正言凌哲上疏说：“汉高祖入关约法三章，杀人者确实排在首位。司马光有话说：‘杀人者不死，即使是尧舜也不能治理好天下。’我私下看到各路州军勘验的大辟案件，虽然刑法相当，大多认为值得怜悯，上奏裁决没有其他原因。做官的人没有失入坐累的担忧，做吏的人有放纵卖狱的事情。宽贷死罪的人越多，杀人的人越多，这不是用刑罚来制止刑罚的道理。希望特别降下睿旨，今后州军大辟案件，如果情犯确实，有疑虑才可以具奏。如果将别无疑虑，情不可悯，上奏案件却援引例子减贷以破坏正条，都允许台官弹劾，严厉置于宪典。”皇上看了奏章说：“只怕各路灭裂实有疑虑、情理可悯的人，一概不奏，有失钦恤之意。”臣按洪迈有话说：“州郡疑狱允许上奏审议，大概是朝廷的仁恩。但不问所犯轻重及情理蠧害，一切纵容就是坏法。虽然人心所见不同，而所议拟的案件未必都恰当，有的似是而非，有的似非而是。如果不取裁于上级，怎么能决断？一定要立为一定之法，不许轻易奏谳，那么失入的就多了。”高宗说：“只怕各路实有疑虑、情理可悯的人，一概不奏，失钦恤之意。”这是仁者的言论啊！
孝宗乾道四年，臣僚说：“民命没有比大辟更重的。在鞫炼时，怎么能够尽察？只在聚录之际，官吏聚集在一堂，引出囚犯宣读，展示死生的分别，决断于顷刻之间。而狱吏害怕平反，摘取纸卷快速宣读，割裂文意，嘈杂其语，故意发出不可理解的声音，仓促完毕。呼叫囚犯书字茫然，引去指日听刑，人命所关，轻忽到如此地步。臣请求在聚录时，委派长吏防范无关碍的吏人，先附囚口占责状一通，复查狱案，确实没有差错，然后也防范无关碍的吏人，依句宣读，务求详明，让囚犯通晓，希望无辜者没有遗憾，冤枉者获得伸张。”
臣按：“百姓有罪，固然有明知而故意犯法的，然而愚钝不审而冒犯刑禁的，也往往
往有之。鞫问之际，彼既不能自直，聚録之顷，而官司又不与之辨明，则含寃于地下矣。
译过去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在审讯的时候，他既然无法为自己辩白，在汇总案卷的时候，官府又不替他辨明真相，那么他就含冤死在地下（无法昭雪）了。
以上谨详谳之议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八
<子部,儒家类,大学衍义补》>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九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慎刑宪
伸寃抑之情
周礼》大司寇以肺石【赤石】达穷民。凡逺近惸【无兄弟】独【无子孙】老防之欲有复【犹报也】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
郑▯曰：「穷民，天民之穷而无告者。」
王安石曰：「立三日然后听之，则又恶民之渎其上；则上瞆眊而不渫，虽诚无告，反不暇治矣。」
臣按：先儒谓肺者，气之府，而外达乎皮毛。惸独老防，天民之穷无告者，其防弱也，犹国之皮毛焉。心之气，靡不通之也。不通则疾病生焉。故用之达穷民，其有取于是乎？立于肺石三日者，审究考核，得其情实，然后以其辞告于上，罪其长焉。先王之时，民之穷困无告者，皆得达于上。牧长不敢遏，左右不能蔽。尽天下之惸独老防，无一人不得自言其情。又岂有无罪而罹于深文密网者哉？
朝士掌外朝之法，左嘉石【文石】平罢民焉；右肺石【赤石】达穷民焉。
朱申曰：「嘉石设于左，平罢急之民，使之自强于善；肺石设于右，达穷困之民，使之申其情。」
大仆建路鼔于大寝之门外，而掌其政，以待达穷者与遽令。闻鼔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
郑▯曰：「大寝路寝也。其门外则内朝之中。穷谓穷寃失职，以达于王遽传也。」
王安石曰：「路鼓四靣，示欲四方无所不达。大寝之门外，自外至者莫近焉，则欲其闻之速也。」
臣按：吏治不能以皆善，民情未易以上达，是以成周盛时，思所以通幽隐之情，防壅隔之患，于是有肺石、路鼓之设焉。民之穷困者，则俾之立肺石之上，使人人得而见焉。见之，斯知其为穷矣。民之寃抑者，则俾之击路门之鼓，使人人得而闻焉。闻之，斯知其为寃矣。肺石设于外朝，大司寇掌之，而听之者朝士也。朝士见有立肺石者，则以达司寇，司寇以复诸王。路鼓在寝门之外，大仆主之，而守之者御仆也。御仆闻有击鼓声者，则以达大仆，大仆以闻诸王。□然其人立于朝着之间，无不见者，朝士虽欲不达司寇，司寇虽欲不达诸王，不可也。填然其声鸣诸路寝之中，无不闻者，仆御虽欲不闻大仆，大仆虽欲不闻天子，不能也。是以闾阎之幽，悉达于殿陛之上，甿庶之贱，咸通乎冕旒之前。民无穷而不达，士无寃而不伸，此和气所以畅达，而天地以之而交，治道以之而泰也欤。
汉明帝时，穷治楚王英谋逆狱者累年，系狱者数千人。其人多引列侯，皆所未尝相见者。侍御史寒朗上书言其诬。帝曰：“即如是，何故引之？”对曰：“其人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虚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何不早奏？”怒捶之。左右方引去，朗曰：“愿一言而死。”曰：“臣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恶大故，臣子所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无后责。是以考一连十，考十连百，及公卿相防。陛下问以得失，皆长跪言。旧制大罪祸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于身，天下幸甚。及其归舍，口虽不言，而仰屋窃叹，莫不知其寃，无敢为陛下言者。臣今所言，诚死无悔。”帝意解。后二日，车驾自幸洛阳狱，録囚徒，理出千余人。
臣按：寒朗所言，囚人多引贵显者，冀以自明，及出之不如入，可无后责。与夫公卿相防，口不言而归，仰屋窃叹，非但汉时为然，而后世典狱之吏、执事之臣，往往皆然。明主所宜深鉴也。
唐髙宗时，唐临为大理卿，帝常録系囚，前卿所处者多号呼称寃，临所处者独无言。髙宗怪，问其故，囚曰：“唐卿所处本自无寃。”髙宗叹息良久，曰：“治狱者不当如是耶？”臣按前代帝王皆躬自録囚，盖以人命至重故也。虽以髙宗之昏，制于悍后，犹不废此制。后世一惟法司是信，而有寃者无由得见上而诉之，此狱所以不清，寃气郁而和气为之感伤，有由然也。
武后时，告密者诱人奴告主，以求
译以上谨详审断狱讼的议论。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八
<子部，儒家类，《大学衍义补》>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九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的关键
慎重刑罚法度
伸张冤屈压抑之情
《周礼》规定，大司寇用肺石【红色的石头】来传达穷困百姓的冤情。凡是远近孤苦【无兄弟】无依【无子孙】的老弱之人，想要向上申诉【犹报也】，而其长官不代为传达的，就让他们站在肺石上三天。士人听取他们的陈述，上报给上级，并惩处那位长官。
郑玄说：“穷民，是指上天子民中穷困而无告的人。”
王安石说：“站立三天然后才听审，这是厌恶百姓轻慢冒犯上级；如果上级昏聩而不通达，即使确实是无告之人，反而没有空闲去治理了。”
臣按：先代儒者说肺是气的府库，而向外通达于皮毛。孤苦无依的老弱之人，是上天子民中穷困无告的人，他们的微弱，就像国家的皮毛一样。心的气息，没有不通达的。不通达就会产生疾病。所以用它来传达穷民，大概是有取义于此吧？站在肺石上三天，是为了审究考核，查明真实情况，然后才将他们的陈述上报，惩处他们的长官。先王时代，百姓中穷困无告的人，都能通达于上级。地方长官不敢阻遏，左右近臣不能遮蔽。全天下的孤苦老弱，没有一个人不能亲自陈述自己的冤情。又怎么会有无罪而遭受严酷法律罗网的人呢？
朝士掌管外朝的法度，左边设置嘉石【有纹路的石头】来平定懈怠懒惰的百姓；右边设置肺石【红色的石头】来传达穷困百姓的诉求。
朱申说：“嘉石设置在左边，平定懈怠急躁的百姓，使他们自强向善；肺石设置在右边，传达穷困百姓的诉求，使他们申述冤情。”
大仆在大寝宫门外设置路鼓，并掌管其政令，以等待传达穷困冤屈的人和紧急命令。听到鼓声，就迅速迎接御仆和御庶子。
郑玄说：“大寝就是路寝。其门外就是内朝之中。穷是指穷困冤屈失职，以通达于王；遽是传令。”
王安石说：“路鼓四面都有，表示想要四方无所不达。大寝宫门外，从外面来的人没有比这里更近的了，这是想要让他们迅速听到。”
臣按：官吏的治理不能都做到完善，民情不容易向上通达，因此在成周盛世，思考用来疏通幽隐之情、防止壅塞隔绝之患的方法，于是设置了肺石、路鼓。百姓中穷困的人，就让他们站在肺石上，使人人得以看见。看见了，就知道他们是穷困了。百姓中冤屈压抑的人，就让他们敲击路门的鼓，使人人得以听见。听见了，就知道他们是冤屈了。肺石设置在外朝，由大司寇掌管，而听审的是朝士。朝士看见有站在肺石上的人，就上报给大司寇，大司寇再回复给君王。路鼓在寝宫门外，由大仆主管，而看守的是御仆。御仆听见有击鼓声，就上报给大仆，大仆再禀报给君王。既然那人站在朝廷之中，没有看不见的人，朝士即使想不上报给大司寇，大司寇即使想不上报给君王，也是不可能的。鼓声在路寝之中鸣响，没有听不见的人，御仆即使想不禀报大仆，大仆即使想不禀报天子，也是不能的。因此里巷间的幽隐，都通达于殿阶之上，平民的卑微，都沟通于帝王之前。百姓没有穷困而不被通达的，士人没有冤屈而不被伸张的，这就是和气之所以畅达，而天地因此交感，治道因此安泰的原因吧。
汉明帝时，穷究楚王英谋反案件的人连续多年，关在监狱里的有几千人。这些人大多牵连列侯，都是未曾见过面的。侍御史寒朗上书说这是诬陷。皇帝说：“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还要牵连他们？”回答说：“这些人自知所犯的罪行不道，所以大多虚妄牵连，希望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清白。”皇帝说：“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不早点奏报？”愤怒地鞭打他。左右正要把他拉走，寒朗说：“希望说一句话再死。”皇帝说：“臣下考问囚犯时，在事的人都共同说妖邪恶行是大罪，是臣子所共同痛恨的。现在释放他们不如关押他们，可以没有后患。因此考问一个牵连十个，考问十个牵连一百个，甚至牵连到公卿相互防备。陛下询问得失，他们都长跪回答说。旧制大罪祸及九族，陛下的大恩只限于本人，天下很幸运。等到他们回到住处，嘴上虽然不说，但仰头看着屋顶暗自叹息，没有不知道他们是冤屈的，只是不敢为陛下说话。臣下今天所说的，即使死也无悔。”皇帝心意消解。两天后，皇帝亲自到洛阳监狱，审录囚徒，平反释放了一千多人。
臣按：寒朗所说的，囚犯大多牵连显贵，希望以此来表明清白，以及释放不如关押，可以没有后患。以及公卿相互防备，嘴上不说而回去，仰头看着屋顶暗自叹息，不仅汉代如此，而后世掌管监狱的官吏、执掌事务的大臣，往往都是这样。英明的君主应该深刻鉴戒。
唐高宗时，唐临担任大理卿，皇帝经常审录囚犯，前任大理卿处理的囚犯大多号哭喊冤，唐临处理的囚犯却独自无言。高宗感到奇怪，询问原因，囚犯说：“唐卿处理的本来就没有冤屈。”高宗叹息了很久，说：“治理案件的人不应当这样吗？”臣按：前代帝王都亲自审录囚犯，大概是因为人命至重。即使是高宗那样昏庸，受制于悍妇，也不废除这个制度。后世只信任司法部门，而有冤屈的人没有办法见到上级申诉，这就是案件不清，冤气郁结而和气受到感伤的原因。
武后时，告密的人诱使奴仆控告主人，以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