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三十五

译功，大凡拥有土地，便会有人民；有人居住的地方，上天都会生出万物来供人食用，只是土地有适宜与不适宜的区别罢了。根据土地适宜的特性进行种植，人们的食物随处可得，如果有不足的地方加以补助，从其他地方获取供给也是可以的。因此，善于为国家谋划的人，必定顺应天时，竭尽地利，不会因为边塞之地气候严寒，就停止人为的努力，这就是晁错、赵充国等人提出在边塞屯田建议的原因。

虽然如此，关于守边的议论，固然应当充分获取屯田的利益，也不可不知道扰乱农田的危害。宣帝问赵充国说：“将军难道不考虑敌人听说军队撤走，青壮年聚集起来攻击、扰乱屯田的人，以及在道路上驻扎的军队再次杀害掠夺百姓，将用什么办法来制止他们呢？”赵充国又上奏说：“北边从敦煌到辽东，依托边塞排列烽燧，有官吏士兵数千人，敌人多次大规模进攻，都不能造成危害。现在留下步兵一万人屯田，地势平坦，多高山便于远望，各部队相互保护，沟垒和瞭望楼（谯楼）连绵不断，用木材相连加固，便于士兵整备战斗器具，烽火一旦连通，形势紧迫时合力作战，以逸待劳，这是用兵有利的地方。”

臣愚昧地认为，必定先没有扰乱农田的危害，然后才能收获耕田的利益。如今边塞可以耕种的土地，靠近城堡的，固然容易出力；至于偏远的外地，地势偏远而形势孤立，必定要像赵充国所说的那样依托边塞排列烽燧，敌人大规模进攻不能造成危害，而且有山丘可以远望，有沟堑可以阻隔，有营垒可以休息，架起木头作为瞭望台，连接木头作为栅栏，时常派出游兵以防备敌人劫掠，这样屯田耕种的士兵，身体有所遮蔽而没有外部的忧虑，内心有所依靠而没有内部的怨恨，能够尽力于田地之中，而享受收获的利益了。

请在边境无事的时候，派遣官员巡视边境，考察土地的适宜性，完全按照赵充国所说的话处置防备，分兵屯种，一边耕种一边守卫，那么赵充国的言论就不只是对当时有利，而且对今天也有利了。赵充国上奏时有话说：“希望明诏广泛详细地听取公卿的议论，臣从中采择。”臣在这里也这样说。

译东汉末年天下动乱，百姓抛弃农业，各路军队纷纷起事，普遍缺乏粮食，没有终年的储备计划，饥饿时就抢劫掠夺，饱食后就丢弃剩余，百姓多有互相残食的现象，州县乡里一片萧条。曹操采纳枣祗的建议，建立屯田制度，任命枣祗为屯田都尉，任峻为典农郎中，招募百姓在许下屯田，获得粮食百万斛。于是各州郡普遍设置田官，各地积存粮食，粮仓都装满了，所以曹操征伐四方，没有运输粮食的劳苦。

臣按：曹操采纳枣祗的建议，招募百姓在许下屯田，在战乱离散之后，尚能使粮仓充满。如果在太平无事的时候，派遣官员遍访州县，寻找闲置土地，增设官田，招募百姓在各方最要害的地方耕种，积存粮食以补助国家财政，稍微减轻百姓的租税，这也是满足国家用度的一种方法。

诸葛亮从斜谷讨伐魏国，因为之前几次出兵，都因运粮不继而使壮志未能伸展，于是分兵屯田，作为长期驻扎的计划。耕种者混杂在渭水边的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居乐业，军队没有私取百姓财物的行为。

臣按：军队没有粮食，就不能成为军队。善于谋划国家的人，用兵时让士兵耕种他们食用的粮食，即让他们耕种自己食用的土地。自食其力，而不依赖他人供给，就地取粮于敌人，因此所到之处都能成功。赵充国、诸葛亮这两个人，所处的地方虽然不同，但所见的智慧却是相同的。

魏正始四年，司马懿督军讨伐吴国，想要扩大屯田积蓄粮食，作为消灭敌人的资本，于是派邓艾巡视陈项以东，直到寿春。邓艾认为过去平定黄巾军时，在许都屯田积谷，以控制四方，现在三个方向已经平定，战事在淮南，命令淮北屯田两万人，淮南三万人，一边耕种一边防守，每年完成五百万斛粮食，作为军资，六七年间可以获得十万人的军队，五年的粮食。凭借这些攻打吴国，无往不胜。司马懿听从邓艾的计策，于是向北逼近淮水，从钟离西南横石以西，直到泚水四百多里，设置一个军营，六十人，一边耕种一边防守，同时修缮拓宽淮阳百尺二渠，上游引黄河水，下游通淮河颍水，在颍水大力修建各种堤坝，南北开凿渠道三百多里，灌溉田地两万亩，淮南淮北都相互连接，官田民田，田间小路相连，每当东南有事，大军兴起，泛舟而下，粮食有储备，而没有水灾的危害。

陈尧叟说：“旱田的命运悬于天，人力虽然努力，如果水旱灾害不时发生，那么一年的功夫就白费了。水田的制度依靠人力，人力如果努力，那么地利就可以穷尽。而且虫害的灾害，又比旱田少。水田既已修好，其利益加倍，与旱田不可同日而语。”

臣按：如今太平日子长久，人口日益繁多，天下田价比国家初建时增加数十倍。水田只有扬州最便宜，旱田只有颍寿最轻。而且地方在两京之间，距离大致相等。如今天下一家，虽然没有魏人南征的战事，但是用他们的方法施行于今日，也可以依靠它稍微减轻百姓的劳力，节省每年的漕运，对于国家用度不是没有帮助。臣请求在淮南一带湖荡之间、低湿之地、芦苇之场，全部作为屯田，派遣官员巡视这些地方，测量地势高低，探测泥涂深浅，召集江南无田的百姓，先测量地势，因地制宜，先开凿大河，宽二三丈以通大海，又各开中河八九尺以通大河，又随处各开小河四五尺以通中河，使水有排泄的地方，然后在低洼不可耕种的地方，挖深作为湖荡，以及在靠近旧湖的地方，疏通其水，使有蓄积的地方，或者筑堤以限制水，或者筑堰以蓄水，或者设斗门以放水，都像江南的制度。百姓无力的，供给粮食，田地建成后，依照官田征收赋税；百姓有力的，计算其工钱，田地建成后，依照民田缴纳赋税。六七年间，其所得恐怕不少于魏人。魏人以偏安的国家，有外敌的忧患，尚能兼有淮颍而全部耕种，其后果依靠其用度而成就其功业。何况如今以四海为疆域，而此地介于两京之间，又是运道经过的地方，有鱼盐的利益，有莞蒲的用途，古人所谓“扬一之地”啊。而且距离大江仅百里左右，大江之南，百姓多而田地少，居住者耕种富家的田地，成为奴仆；外出者追求微薄的利益，轻易离开家乡。像这样的人，难道是他们的意愿吗？没有可以用来供养父母养育子女的资源，不得已罢了。然而百姓愚昧而安分，所以常心多而无定见。倘若朝廷颁布方尺之诏，派遣一介之臣，鼓舞而招徕他们，没有不成功的。建成后，又在颍寿之间召集百姓开垦旱田，也随地势分田，因民力定税，其功效又比水田容易。考查唐史上元年间，在楚州古射阳湖设置洪泽屯，在寿州设置芍陂屯，田地肥沃，大获其利，都在这里，遗迹可考。

晋羊祜镇守襄阳，开垦田地八百多顷。羊祜刚到时，军队没有百天的储备；到他晚年，有十年的积蓄。平定吴国之后，杜预修筑召信臣的遗迹，利用滍、淯诸水灌溉原田万余顷，划分疆界刻石，使有固定的份额，公私同利，众百姓依赖它。

臣按：羊、杜二人所开垦的田地，其遗迹在今湖广的荆、襄，河南的唐、邓。古称洛阳为天下之中，臣从今日疆域来看，

译那么这三郡确实是我朝天下的中心。天下的田地，南方多水田，北方多旱地，如今这三郡大概是水田旱地兼而有之。南方人利于水耕，北方人利于旱种，而南北流民寄居在此的，比其他郡县要多。臣请求在两藩交界之处，设立一个官府，选拔朝廷中懂得农事的官员，巡视此地。适合水耕的土地，就引水筑堰，招募南方人耕种；适合旱种的土地，就划分疆界，招募北方人种植。庄稼成熟之后，按亩征收租税，就地储存。遇到紧急需用时，从汉水进入长江，由长江直达金陵，稍微节省每年漕运的数量，多留存郡县的储备。如果黄河、洛水、关陕一带遭遇荒歉，也可以用来救济。又在闲暇时探求武关入秦的道路，商议陆路运输的旧法，万一三边军需短缺，或许也能依靠它来接济。

译唐朝设立军府以捍卫要害关冲，于是利用隙地设置营田。全国屯田总数为九百九十二处，司农寺每处屯田三顷，州镇各军每处屯田五十顷。水陆土地的肥沃与贫瘠，播种种植的适宜情况，以及劳役的繁重与简省，收成的多与少，都由尚书省决定。

臣按：自古屯营之田，有的用兵卒，有的用百姓，都是在军队之外，分别分派士兵设立机构。只有我朝的制度，在卫所所在有闲旷土地的地方，分派军队建立屯堡，使他们既耕种又守卫。大概以十分为比例，七分守城，三分屯耕。遇到紧急警报，早晨出发晚上就能到达，这是在守卫防御之中而收获耕种之利。这种制度比古代更好。近代又在各道专门设置一名风宪官，来提督管理。牛具农器，由屯曹总管；细粮种子，由户部掌管。有卫所的地方，就有屯营之田，不像唐人专门设立农寺来统领。每军受田二十亩，纳租六石，而余丁所受田和所纳租，相比正军则又减少。臣私下认为，民田中租例最轻的须收三石，那些田地大多肥沃，军队屯种的田地多，那些废弃不耕的田地，而所收的租税却是十倍。请求像唐人那样比较水陆土地的肥沃与贫瘠、播种种植的适宜情况，以及劳役的繁重与简省、收成的多与少，各自根据地利土宜，制定征收租税的条例，使得所有屯种的军队乐于前往，既能充实军国储备而没有欠负，又能使家庭安乐而有积蓄，公私两便，上下都充足了。

元和年间，振武军发生饥荒，宰相李绛请求开辟营田，可以节省度支的漕运费用，于是任命韩重华为营田使，从代北开始，开垦田地三百顷，拿出犯赃罪的官吏九百多人，给予他们农具耕牛和借种的粮食，让他们偿还所欠的粟米。一年大丰收，于是招募百姓分为十五个屯，每屯一百三十人，每人耕种一百亩，在高处建立堡垒。东起振武，西越云州，直到中受降城，共六百余里，设立栅栏二十处，开垦田地三千八百余里，每年收获粟米二十万石，节省度支钱二千余万缗。

臣按，韩重华在代北开辟营田三千八百余里，获得粟米二十万石，节省度支钱二千余万�。自从有屯田以来，没有获利像这样多的。当时沿边的土地，都被藩镇专占，而实行屯田还获得了利益。像这样，如今国家疆域万里，卫所林立，又正值边疆安靖之时，虽然有时有侵扰，未曾出动大军深入内地。诚然在无事之时，追寻古人的遗迹，考察前人的行事，东起辽东，西尽甘凉，在所有边塞没有盐碱而适宜裁种的地方，根据地势，考察土宜，建立营堡，开垦田地，分派军队耕种。当耕耘收获之时，除了老幼守城外，所有丁壮，全家出动。仍然在耕种地百十里之外，设立亭障，开凿沟渠，作为烽堠以瞭望，派出游骑以巡哨。遇到寇盗入境，未到之前，预先知道警戒防备，势力可以抵抗就抵御，不能抵抗就避开。这样，处处都有屯种之所，年年都有收获之入，边储自然充足，可以节省内地转运的劳苦，可以严密抵御外侮的准备。

宋太宗端拱年间，任命陈恕为河北东路招置营田使，大力兴办河北营田。在此之前，雄州东边濒临大海，多积水，戎人担心，不敢由此路入侵。顺安军到北平二百里，地势平坦广阔，没有阻隔，每年边骑多由此进入。议论者认为应当测量地形高低，利用水陆之便，建立田界，疏通沟渠，多种五谷，用来充实边仓而限制戎马。所以派遣陈恕等人经营。陈恕秘密上奏：“戍卒都懒惰游荡依赖官府供给，一旦让他们冬天披甲持兵，春天执耒耜耕种，恐怕会发生不测之变。”于是停止。

臣按：天下之事，不是兴作之难，而是处置得宜之难。自从汉赵充国在边地提出屯田之议，魏晋至唐，都实行过，未曾不用兵。而且他们所实行的，都在穷边绝塞之地，严寒贫瘠之所，未曾听说担心有不测之变而不为。如今宋所谓的边，在中国境内，不是边疆。而陈恕却担心发生不测之变，秘密上奏停止。唉！如果治理天下的人，凡有兴作，不顾事理之可否，只顺从人情之从违，何以立国呢？古人不曾说：“以安逸之道役使百姓，虽然劳苦也不怨恨。”臣请求在所有边塞设置屯田，分派军队耕种，不必征收租税。士卒能在本田之外多耕种的，设立赏赐条例。只要使人人奋耕，家家有积蓄，边城自然充足。于是命令内地运输边粮的州郡，让他们带着钱来买粮。家中有积蓄，市价自然平稳，不仅边用不亏，边军都充足，而内地百姓也节省了。

宋淳化年间，临津令黄懋上书，请求在河北诸州兴修水利田，自称闽人、闽地种水田，沿着小渠导泉，加倍耗费功力。如今河北州军陂塘很多，引水灌溉田地，省功易成。于是任命何承矩为屯田使，黄懋充任判官。在所有河北诸州水积聚的地方，大举开垦田地，征发诸州士兵一万八千人，供给他们的劳役。在雄、莫、霸等州，兴修堰坝六百里，设置斗门，引定水灌溉。

译起初年种植水稻，恰逢早霜导致收成不佳，第二年才获得成熟。起初，承矩提出建议，反对他的人很多。武臣以修缮营建为耻，众人的议论更加激烈，几乎要停止这项工程。到了这时，议论的人才平息下来。芦苇、蒲草、蚌蛤等物产丰富，百姓依赖这些利益。

译马端临说：“士兵和农民本是同一批百姓，所以没有战事时就驱使他们务农，努力从事耕种；有战事时就征调他们当兵，承担征战的任务。即使是唐代府兵制的情况也是这样。至于屯田，则是驱赶流民，开垦荒地，一边耕种一边戍守，以此来节省军粮的运输，尤其是一种好方法。自从府兵制败坏之后，士兵和农民就分裂为两类，不仅农民因供养士兵而疲惫，而且士兵也耻于从事农业。从陈恕所上的奏章以及阻止何承矩屯田建议的人那里就可以看出。那么国家的财力会怎样，能不困于军饷呢！”

臣按：宋朝定都汴梁，距离雄州、霸州等地将近三千里，而且与契丹接壤。如今这些地方属于京城附近的地区，在四方没有战事、人口繁多的时候，按照何承矩的旧例来恢复那些废弃的屯田，确实不难。万一这个建议被皇帝采纳，这也是充实国家用度、节省漕运士兵的一个帮助。

宋神宗熙宁元年，下诏利用各监牧马场的剩余土地，设立田官，命令他们专门负责农业事务，以资助牧养马匹的费用。

臣按：如今京畿地区，在建国之初设立了行太仆寺，管辖六个监和二十四个苑，用来牧马。如今这个机构虽然废除了，但那些监苑的土地依然存在，大多被皇亲国戚请求赏赐，作为私人庄园。恳请陛下英明决断，全部收回，也仿照宋人设立田官专门负责农业的办法，不仅可以资助牧马的费用，也可以借此补助军粮，以节省军饷。

宋孝宗隆兴元年，张阐说：“荆襄屯田的危害，不是田地不能耕种，而是没有耕种田地的人。官府担心工程不能完成，不免向流民摊派任务；流民不够，不免强迫百姓，舍弃自己成熟的田地去耕种官府的荒地。私人的田地已经荒芜，赋税却依然存在，占据百姓的田地作为官田，夺取百姓种植的谷物作为官粮。老人小孩无人供养，一方动荡不安。有关部门知道这样不方便，向朝廷报告，废除了屯田。我认为，与其抛弃这些土地，哪里比得上让两淮地区归附的百姓去耕种呢？这不仅可以避免他们流离失所，日后开垦的范围扩大，田地形成之后，然后收取多余的粮食上缴官府，确实对双方都有利。”

臣按：凡是前面所陈述的屯田策略，并不是田地不能耕种。实在是担心耕种田地没有合适的人选，如果专门使用军队，那么军队人数有限；如果专门使用百姓，那么百姓各自有田地。其中的困难确实像张阐所说的那样。臣私下认为，宋朝偏安一隅，以荆襄作为边境，每年都有军事行动，防备戒备，战马践踏，土地多有荒田。不像我们今天承平已久，人口日益增多，土地的力量不足以供给人们的粮食，所以南北的百姓，到处流浪谋生，而江西地区尤其多。国家如果真的选拔任用有魄力的大臣，赋予他们招揽流民的任务，借给数万两官银作为购买种子的本钱，让他们自己选择下属，走遍天下有闲田的地方，考察地势，建立屯堡以聚集流民，开垦荒地成为良田，开挖渠道水堰以提供灌溉。将来成效对国家的补助不少。虽然如此，开垦土地的工程固然不容易，而预料事情的智慧更是人们难以做到的。在开始做事的时候，估量或许未必恰当；在实施的时候，弊端或许难免，自觉失当，允许他们自首，掩饰不追求虚功的人，然后加以责罚。这样就没有宋人强迫百姓舍弃熟田耕种荒田的弊病了。然而这不仅仅是屯田一事如此，天下所有事情没有不是这样的。

元泰定年间，虞集担任翰林直学士，进言说：“京城的东边，濒临大海数千里，北到辽东，南到青州、齐州，是一片芦苇丛生的地方。海潮每天到来，淤积成为肥沃的土地。采用浙江人的方法，修筑堤坝抵御海水作为田地，听任富人想要获得官职的人，聚集众人，分配土地，官府划定边界作为界限。能够带领万人耕种的，授予万人的田地，担任万人的长官；千人、百人也是这样。考察懒惰的人并替换他们。三年后，查看成果，根据土地的高低确定税额，依次逐渐征收。五年有积蓄，任命官职，从积蓄中发放俸禄。十年不废弃，可以世袭，如同军官的法令。”

臣按：虞集的这个建议，在当时没有实行，等到元朝末世。海运不能到达，而国家用度不足，谋划国家大事的人想到虞集的话，于是设立了海口万户。大体上遵循他的建议，每年也能得到数十万石粮食，以资助国家用度。唉，也太晚了！如今国家定都燕京，军队东边都濒临大海，烟火连绵数千里，而居民稠密。在这个完全安定极盛的时候，正是居安思危的日子。恳请将虞集的这个建议，命令朝廷大臣商议，特别委派有心计的大臣，巡视沿海一带，专门负责此事。仍然命令先在福建、浙江沿海州郡，修筑堤坝抵御海水的地区，征召懂得农事的士民前来随行，考察是否可行，讲求利害，处置确定之后，然后招募丁壮，根据情况，划分疆界，根据人数多少，授予官职，完全按照虞集的建议。虽然天下之事，提建议的人思考得不算不周全，而执行的人实行未必尽力。在集议的时候，说话的人本来就说一旦有这个制度，那么执行的人一定会因为贿赂而办不成。事情于是停止，等到不得已的时候，才采用他的建议。然而时机已经失去，事势已经改变，不可为矣。唉，难道不是后世的永远鉴戒吗！臣曾经听福建、浙江人说，大凡濒临大海的地方多盐碱，必须得到河水来冲洗，然后才能成为田地。所以做海田的人，一定要修筑堤岸以防止咸水进入，疏通沟渠以引导淡水到来，然后田地可以耕种。臣在东京

译沿海一带，虽然未曾亲自踏足，但曾乘船沿漳河、御河顺流而下，经由白河到达潞渚，观察其入海水量最大的地方，没有比得上直沽的。然而河水径直泻入大海，用于灌溉的水量不多。建议在河流即将入海之处，依照《禹贡》中“逆河”的方法，截断河流，横向开辟一条长渠，汇聚水流并分流河水，然后在低洼潮湿的尽头修筑长堤，沿途各处设置水门，以掌管开闭。向外拦截咸水，使其不能进入内河；向内排泄淡水，使其不至于漫溢。这样田地就可以开垦成功了。在所有淡水入海的地方，都依照此法施行，那么沿海数千里之内就都是良田了。这不仅百姓依靠它获得食物，官府也依赖它获取财用。如此则国家坐享富庶强盛，远近各地都有所凭借。这就好比富有的家庭，东南地区的漕运物资，是其别业地产的产出；沿海地区的收成，是其近郊田地的收获。这对国家利益的贡献，难道微小吗？由此可以宽缓东南百姓的负担，由此可以壮大西北地区的势力。虞集的建议在当时未被采用，却能在今天得以施行，虞集虽然身死，但他的精神与功业却永存不朽了。

译至正十二年，丞相托克托进言说：“京畿附近的水田，招募江南人耕种，每年可收获粟麦一百多万石，不必劳烦海运，京城粮食就充足了。”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西起西山，南到保定、河间，北至檀州（今密云县）、顺州（今顺义县），东达迁民镇，凡是官有的土地以及原来管辖的各处屯田，全部由分司农司制定法令进行佃种。所需的人工费用、牛具、农具、谷种，发放钞币五百万锭。任命乌兰哈达、乌克逊、良祯共同担任大司农卿。又在江南招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围堰的人，各一千名，担任农师。颁发空名的增设职事敕牒十二道：招募农民一百人的，授予正九品官职；招募二百人的，授予正八品；招募三百人的，授予从七品。就让他们管理统领所招募的人。所招募的农夫，每人发给钞币十锭。因此当年大丰收。

臣按：如今京畿之地，可以改为稻田的地方很多。官家和百姓中，本来就有耕种收获的。如果真能顺着他们已耕种的地方，推广到尚未耕种的地方，使他们充分发挥人力，广泛利用地利，并且借机招募、劝勉、辅助，斟酌元朝的制度，略微仿照实行，这对于国家财政多少会有帮助。

以上关于屯营之田，臣按：自夏商周三代以来，没有建都于幽燕地区的，从辽金开始，才相继建都于此，等到我们大明朝，居中图治，秉承上天的新命，建立面向光明的宏大基业，体现至尊的地位，接受四方的拱卫，才开始在这里建立极治。六宫百官、六军万民都聚集在这里，所花费的不可估量，每年的预算何止亿万？况且疆域广阔，有汉唐所没有的，沿边建立军镇，屯兵驻守，大都依靠远方供给近处，取外以足内，调拨中原以充实边疆。积聚固然困难，而运输也有不易之处，百姓的租赋有限，国家的用度无穷，如果不是在每年的常规赋税之外，另有经营，而想要财政优裕丰足，是很难的。因此自古善于筹划国事的人，常常在有余的地力中取足，而不敢伤害容易失去的民心，这就是屯营之田兴起的原因。如今天下没有不纳税的土地，而我们寻求不纳税的土地来耕种；没有不耕种的农民，而我们借不耕种的人来役使；没有不作战的士兵，而我们趁不作战的时候来使用他们。对内在京师常规储备之外充实粮食，对外在常用储备之余充实边储。臣所以在治国平天下的要点中，在节制国家用度之下，首先列举贡赋的常规，而以屯营之田作为结尾，以表明国家用度的来源，虽然不止一条，但田地是根本。用人之力，尽地之利，因天之时，这是治国平天下的要道，不出于此了。有人问朱熹说：“《大学》论述治国平天下而谈到财利，为什么呢？”朱熹回答说：“天下之所以不平，都是因为财利。”希望陛下在清闲安适之时，留心天下的大本大源，以节制天下的财利，那么天下就不足以平定了。臣不胜恳切之情。

大学衍义补卷三十五

<子部,儒家类,大学衍义补>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三十六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明礼乐

总论礼乐之道【上】

舜典同律度量衡脩五礼

朱熹说：“律指十二律，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大吕、夹钟、仲吕、林钟、南呂、应钟。六个为律，六个为吕。用它来审度而度量长短，那么九十分黄钟的长度一分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仗，十丈为引。用它来审量而衡量多少，那么黄钟的管容纳中等大小的秬黍一千二百粒为一龠，而十龠为合，十合为斗，十斗为斛。用它来平衡而权衡轻重，那么黄钟的龠所容纳的一千二百粒黍，重量为十二铢，两个龠则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这就是黄钟之所以成为万事根本的原因，诸侯国如果有不统一的，就审察并使之统一。五礼，指吉、凶、军、宾、嘉。修五礼之所以要统一天下的风俗（十龠之十应当作合）。”

臣按：礼乐由天子制定，而施行于诸侯之国。帝舜巡守，到达方岳之下，对于律则使之统一，统一是担心其有不一致；对于礼则加以修明，修明是担心其有废弛坠落。这说明礼乐的制作，自古就有。天子既在朝廷之上使用，又颁布于诸侯之国，又按时统一、修明，不只是具备其仪文，协调其声音，所以统一天下的制度，统一天下的风俗。后世只在建国之初，颁布一次制度，继位的君主没有听说有统一律度、修明礼制的举动，详于政刑，而略于礼乐，这就是治理之所以不及古代的原因吗？

周礼大司徒以五礼防范万民的诈伪而教导其中正，以六乐防范万民的情欲而教导其和谐

郑玄说：“礼用来节制阻止百姓的奢侈诈伪，使他们的行为合乎中正。五礼指吉、凶、军、宾、嘉。乐用来荡涤阻止百姓的情思，使他们的心意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