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八十二
然开拓，期以光大前业，然后仅能不替。葢造始之与继成，其力量不同也。和中之时，大体固当寛，茍无制，则流荡放肆，安能从容以和乎？驯扰调娱于品制之中，游息化养于范围之内，斯其所以和也。」
译然而开拓基业，期望光大先人的功业，之后仅仅能够不使事业衰败。这是因为开创者与继承者，他们的力量是不同的。在和谐中道的时期，大体上固然应当宽厚，如果没有限制，就会放纵散漫，怎能从容地达到和谐呢？在法度规范中驯服调适，在界限范围内游息化育，这就是它之所以能和谐的原因。
蔡沈曰：「君陈何至依势以为威，倚法以侵削者？然势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夺，毫髪不于人而于己，是私意也，非公理也，安得不作威以削乎？」君陈之世，当寛和之世也。然寛不可一于寛，必寛而有其制；和不可一于和，必从容以和之。
臣按：先儒谓周公迁殷顽民于下都，周公亲自监之。周公既没，成王命君陈代周公，此其防命之辞。夫周公之毖殷顽民，而君陈继其后，民习之顽犷者，至是稍驯扰矣。故成王戒其无以法制以行刻削之政，尚存寛典以布和厚之仁，庶几其从吾之化，以变其旧俗也。
又曰：「尔无忿疾于顽，无求备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简厥修，亦简其或不修；进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蔡沈曰：「无忿疾人之所未化，无求备人之所不能忍。言事容，言德。」
侯甫曰：「无忿疾于顽，有忍者也；无求备于一夫，有容者也。」
王安石曰：「修谓其职业，良谓其行义。职业有修与不修，当简而别之，则人劝功进；行义之良者，以率其不良，则人励行。」
臣按：民之为民，有修者，亦有不修者；有良者，亦有不良者。修者简别之，不使与不修者混；不修者亦简别之，不使与修者杂。既简别之如此，然后于中冀其能修而至于良善者，进用之；而不良者知所愧慕，亦必修饬而至于良善。是进厥良，所以率其不良者也。先儒谓：「顽不率教者，不可忿疾之；率教者，亦当奬防之。」然不可以求备，必有忍，至德乃大，即无忿疾于顽之意。简厥修至，率其或不良，即无求备之意。此数言者，虽成王为君陈治殷民而言，是诚万世人君命官化民之要道也。
毕命王若曰：「呜呼！父师，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绥定厥家，毖殷顽民，迁于洛邑，密迩王室，式化厥训。既歴三纪【十二年曰纪】世【父子曰世】变风移，四方无虞，予一人以寜。」
蔡沈曰：「毕公代周公为太师也。文王、武王布大徳于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难也。周公左右文武，成王安定国家，谨毖顽民，迁于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既歴三纪，世已变而风始移。今四方无可虞度之事，而予一人以寜，言化之之难也。」
臣按：以周公之元圣，辅佐文武之圣，成王之贤，而一殷民在京邑之近，而又继之以君陈，以和其中，歴三十六年之乆，世已变矣，而后其风始移焉。由是观之，民之难化可知矣。然殷民在洛邑，密迩王室，其无虞度之事，而曰「四方」者，盖一肢有疾，而浑身为之不寜，一处有事，而四方为之骚扰。人君以一人之身，而居四方之中，四方之中，茍一处之有事，而四方咸为之劻勷矣。民既不寜，君身安得寜乎？此古之明君，必择贤臣而付以保厘之任；国之贤臣，必体君心而尽其谨毖之心，有由然也。
又曰：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我闻曰：世禄之家，鲜克由礼，以荡陵德，实悖天道，敝化奢丽，万世同流。兹殷庻士，席宠惟旧，怙侈灭义，服美于人，骄淫矜侉，将由恶终。虽収放心，闲之惟艰。
蔡沈曰：「对暂之谓恒，对常之谓异，趣完具而己之谓体，众体所防之谓要。政事纯一，辞令简实，深戒作聪明，趋浮末，好异之事。古人论世禄之家，逸乐豢养，其能由礼者鲜矣。既不由礼，则心无所制，肆其骄荡，陵蔑有徳，悖乱天道，敝壊风化，奢侈美丽，万世同一流也。康王将言，殷士怙侈灭义之恶，故先取古人论世族者发之。」
吕祖谦曰：「殷士慿借光宠，助发其私欲者，有自来矣。私欲、公义相为消长，故怙侈必至灭义。义灭则无复羞恶之端，徒以服饰之美，侉之于人，而身之不美，则莫之耻也。流而不返，骄淫矜侉，百邪并见，将以恶终矣。洛邑之迁，式化厥训，虽已収其放心，而其所以防闲其邪者，犹甚难也。」
臣按先儒有言：「人之心，莫难收于己放之时，尤莫难闲于既収之后。茍其根尚在，虽一时之
译蔡沈说：“君陈何至于依仗权势来树立威严，倚靠法律来侵夺剥削呢？然而权势是我所掌握的，法律是我所使用的。如果喜怒赏罚，毫发之间都不考虑他人而只考虑自己，这是私意，不是公理，怎能不树立威严来剥削呢？”君陈所处的时代，应当是宽厚平和的时代。然而宽厚不能一味地宽厚，必须宽厚而有其制度；平和不能一味地平和，必须从容不迫地使之平和。
臣按：先代儒者说，周公将殷商的顽劣百姓迁徙到下都，周公亲自监管他们。周公去世后，成王命令君陈接替周公，这是成王告诫君陈的言辞。周公谨慎地防范殷商的顽劣百姓，而君陈继承其后，那些习于顽劣粗野的百姓，至此稍微驯服了。所以成王告诫他不要用法制来施行刻薄削夺的政治，应保留宽厚的典章来布施和厚仁爱，希望他们能顺从我们的教化，从而改变他们的旧俗。
又说：“你不要对顽劣的人愤恨厌恶，不要对一个人求全责备。一定要有忍耐力，事情才能成功；要有包容心，德行才能宏大。考察他们的修养，也要考察那些不修养的人；进用那些良善的人，来率领那些不良的人。”
蔡沈说：“不要愤恨厌恶那些尚未被教化的人，不要求全责备那些不能忍耐的人。说的是做事要宽容，说的是德行。”
侯甫说：“不对顽劣的人愤恨厌恶，是有忍耐力的人；不对一个人求全责备，是有包容心的人。”
王安石说：“修指他们的职业，良指他们的行义。职业有修养和不修养的，应当简别区分，那么人们就会劝勉立功进取；行义良善的人，用来率领那些不良的人，那么人们就会勉励品行。”
臣按：百姓作为百姓，有修养的，也有不修养的；有良善的，也有不良的。对修养的人要简别区分，不让他们与不修养的人混杂；对不修养的人也要简别区分，不让他们与修养的人混杂。既然这样简别区分，然后从中期望那些能修养而达到良善的人，进用他们；而不良的人知道羞愧仰慕，也必然修养自身而达到良善。这就是进用良善的人，用来率领那些不良的人。先代儒者说：“顽劣不听从教化的人，不可愤恨厌恶他们；听从教化的人，也应当奖赏防范他们。”然而不可以求全责备，一定要有忍耐力，至德才能宏大，这就是不对顽劣的人愤恨厌恶的意思。考察他们的修养直到率领那些不良的人，这就是不求全责备的意思。这几句话，虽然是成王对君陈治理殷商百姓而言，这确实是万世人君任命官员教化百姓的要道。
毕命王说：“唉！父师，只有文王、武王将大德布施于天下，因此能够承受殷商的天命。只有周公辅佐先王，安定他们的国家，谨慎防范殷商的顽劣百姓，迁徙到洛邑，靠近王室，以教化他们的训诫。已经历经了三纪，世道变迁风俗转移，四方没有忧患，我一人得以安宁。”
蔡沈说：“毕公接替周公担任太师。文王、武王将大德布施于天下，因而能够承受殷商的天命，说的是得到天命的艰难。周公辅佐文武，成王安定国家，谨慎防范顽劣百姓，迁徙到洛邑，靠近王室，用来教化他们的训诫。已经历经了三纪，世道已经变迁而风俗才开始转移。现在四方没有可忧患的事情，而我一人得以安宁，说的是教化的艰难。”
臣按：凭借周公的元圣，辅佐文武的圣明，成王的贤德，而将殷商百姓安置在京邑的近处，又接着任用君陈，以调和其中，历经三十六年之久，世道已经变迁了，而后他们的风俗才开始转移。由此看来，百姓难以教化可以知道了。然而殷商百姓在洛邑，靠近王室，没有忧患的事情，却说“四方”，大概是一肢有病，而全身因此不安宁；一处有事，而四方因此骚扰。人君以一人之身，居于四方之中，四方之中，如果一处有事，而四方都为之忙碌不安。百姓既然不安宁，君身怎能安宁呢？所以古代的明君，必定选择贤臣而托付以保全治理的任务；国家的贤臣，必定体察君心而尽其谨慎防范之心，是有原因的。
又说：政事贵在持之以恒，言辞崇尚体现要点，不喜好奇异，商朝风俗靡靡，利口被视为贤能，余风未灭，你要念及啊！我听说：世袭俸禄的家族，很少能遵循礼制，以放荡凌驾于德行之上，实在违背天道，败坏教化奢侈华丽，万世同流。这些殷商的众士，凭借宠幸如旧，依仗奢侈灭弃道义，服饰美观于人，骄纵淫佚矜夸自大，将以恶终。虽然收敛放纵的心，防范它却很难。
蔡沈说：“相对于暂短的是恒，相对于常规的是异，追求完备而已的是体，众体所防备的是要。政事纯一，言辞简实，深深告诫自作聪明，趋附浮末，喜好奇异的事情。古人论及世袭俸禄的家族，安逸享乐豢养，能遵循礼制的很少。既然不遵循礼制，那么心无所制约，肆其骄纵放荡，凌蔑有德之人，悖乱天道，败坏风化，奢侈华丽，万世同一流也。康王将要言说殷商士人依仗奢侈灭弃道义的恶行，所以先取古人论及世族的话来引发。”
吕祖谦说：“殷商士人凭借光宠，助长其私欲的，有由来矣。私欲、公义相互消长，所以依仗奢侈必然导致灭弃道义。道义灭弃则不再有羞恶的端倪，徒以服饰之美，夸耀于人，而自身的不美，则不以为耻。流而不返，骄纵淫佚矜夸自大，百邪并见，将以恶终了。迁徙到洛邑，以教化他们的训诫，虽然已经收敛了放纵的心，而用来防范其邪念的，仍然很难。”
臣按先代儒者有言：“人的心，莫难收于己放之时，尤莫难闲于已收之后。苟其根尚在，虽一时之
所収敛，将触事而发，此闲之所以为难也。」由是以观，则殷人之病根已在膏肓矣。欲去其根，有非法令之所能禁遏，必推原其病根之所以生，而求其对病之药，以荡涤之，调摄之，保养之，然后其根可以防去，而永无萌蘖之生矣。所谓对病之药，在有恒之政体要之辞；而所以调摄之者，则在复其所弗克由之礼焉。若夫保养其天和之妙剂，则下文所谓「惟徳惟义」是已。
译所征收的赋税，将因事而触发，这就是其中难以处理的原因。」由此看来，那么殷人的病根已经深入膏肓了。想要去除这个病根，不是法令所能禁止遏制的，必须推究其病根产生的原因，并寻求对症的药物，来荡涤它、调摄它、保养它，然后病根才可以防止去除，而永远不再有萌芽滋生了。所谓对症的药物，在于有恒常的政体以及关键的言辞；而用来调摄的方法，则在于恢复那些未能遵循的礼制。至于保养其天然和气的妙药，就是下文所说的“唯有德行，唯有道义”了。
又曰：资【资财也】富，能训，惟以永年。惟徳惟义，时乃大训。不由古训，于何其训？王曰：「呜呼！父师，邦之安危，惟兹殷士，不刚不柔，厥徳允修。」
蔡沈曰：「言殷士不可不训之也。资富而能训，则心不迁于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训非外立教条也，惟徳惟义而己徳者，心之理；义者，理之宜也。徳义，人所同有也。惟徳义以为训，是乃天下之大训。然训非可以己私言也，当稽古以为之説。盖善无证，则民不从；不由古以为训，于何以为训乎？」又曰：「是时四方无虞矣，蕞尔殷民化训三纪之余，亦何足虑？而康王拳拳以邦之安危惟繋于此，其不茍于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泽，其深长也，宜哉！不刚所以保之，不柔所以厘之。不刚不柔，其徳信乎，其修矣。」
陈经曰：「礼义生于富足，既富以养其身，又训以养其心，全正性所以顺正命，此所以永年也。」所谓能训，岂外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谓训哉？「徳者，人心之所得；义者，人心之所宜，根于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谓大训。」古训所载，亦惟徳义而已。即人心之所同然，而证之古所已然，非德义之外有古训也。毕公之化，本诸同然，而民易从；参诸己，然而民易信。闲之之道，孰过于此？「君陈尚有辟以止辟，三细不宥之説。」此篇虽歴数商俗之不美，然惟务区别以生其愧，教训以导其善，无片言及于刑，盖纯以徳化而刑措不用，信矣。
吕祖谦曰：「始皇以安危繋于匈奴，而急之以刚；徳宗以安危繋于藩镇，而缓之以柔，皆以致乱。」
臣按：毕命一篇，可见周家以仁厚立国，而虑患之逺，爱民之深。其制事也，既得寛猛之宜；而其处民也，又得刚柔之中。所以使其民得以顺其性命之正，而全其义理之天。向之骄荡悖乱者，皆克由礼；心之放者既闲，义之灭者复存。恶不终于恶，而复全其本初之善矣。所以然者，一由其以古训而为训也。是知化民变俗之良法要道，莫先于古训。古人徃矣，而其训戒之辞则具载于经籍之中。是以善于为治者，知古训为出治之大本，化民之大机。设小学以古训而启其▯，开大学以古训而明其论。颁布经书，俾其读诵；设立师儒，为之讲解；责任守令，为之提督。无一处而不立古人之学，无一人而不读古人之书，无一家而不行古人之礼。如此则普天之下，虽三家之市，八口之家，五尺之童，皆知德义可尊，礼教可尚。夫然而奸顽之不化，习俗之不美，治道之不隆，盛运祚之不灵长，万无此理也。
郑子产为政于郑，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童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豫价。三年，门不夜闭，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舆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臣按：子产为政，而为其民殖田畴，诲子弟，可谓教养兼举矣。
汉文帝时，贾谊上防曰：「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囬心而乡【与向同】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岂如今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此业一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若夫经制不定，是犹度江河亾【无同】维楫【维以繋船，楫以制船】中流而遇风波，船必覆矣。」
臣按：为治而不定经制，是犹度江河而无维楫，船而无维楫，则船必覆；国而无经制，则国必乱。经者，百世之常道；制者，一时之成法。有常道以为持循之本，有成法以为持循之具。是则为治之大体，非通儒者不能知也。俗吏何足知此哉！
武帝时，严安上书曰：「今天下人民用财侈靡，车马衣裘，宫室皆竞修饰，调五声使有节，族杂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于前以观欲，天下【观示之，使其慕欲也】彼民之情，见美则愿之，是教民以侈也。臣愿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贫富不
译又说：资财富足，又能加以训导，才能长寿。只有道德和道义，才是你们重大的训导。如果不遵循古代的传统，又拿什么来训导呢？周康王说：“唉！父师，国家的安危，只在于这些殷商的遗民，对待他们既不能过于刚硬，也不能过于柔和，他们的德行确实需要修养。”
蔡沈说：“这是说殷商的遗民不可不加以训导。资财富足而能加以训导，那么心就不会被外物所转移，从而可以保全性命的正道。然而训导并非从外部设立教条，只是道德和道义罢了。德，是心中的理；义，是理的适宜。德和义，是人人都有的。以道德和道义作为训导，这才是天下最大的训导。但是训导不可以凭个人的私意来说，应当考察古代的传统来作为依据。因为善行如果没有证据，百姓就不会顺从；如果不遵循古代的传统作为训导，又拿什么作为训导呢？”又说：“这时四方没有忧患了，小小的殷民经过三十多年的教化训导，还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而康王却念念不忘国家的安危只系于此，他对于小小的成就如此不苟且。文王、武王、周公的恩泽，如此深长，是理所当然的！不刚硬是为了保护他们，不柔和是为了治理他们。不刚硬也不柔和，他们的德行确实修养得很好。”
陈经说：“礼义产生于富足，既然富足用来养育身体，又用训导来养育心灵，保全正性是为了顺应正命，这就是长寿的原因。”所谓能训，难道是在人心天理之外还有别的训导吗？“德，是人心所获得的；义，是人心所适宜的，根植于人心所共同认可的，这就叫做大训。”古代传统所记载的，也只是道德和道义罢了。就在人心所共同认可的地方，用古代已经存在的事实来验证，并不是在道德和道义之外还有古代传统。毕公的教化，基于人心共同认可，所以百姓容易顺从；参照于人心共同认可，所以百姓容易相信。约束的方法，哪有比这更好的呢？“君陈还有法律来制止犯罪，对于三种细微的罪行也不宽恕的说法。”这篇文章虽然列举了商朝风俗的不美，但只是致力于区别对待以产生他们的羞愧，用教训来引导他们的善行，没有一句话提到刑罚，大概纯粹是用道德来感化而刑罚搁置不用，确实如此。
吕祖谦说：“秦始皇把国家的安危系于匈奴，而用刚硬急切的手段对待；唐德宗把国家的安危系于藩镇，而用柔和迟缓的手段对待，都导致了混乱。”
臣按：《毕命》这一篇，可以看出周朝以仁厚立国，而虑患深远，爱民情深。他处理事务，既得到了宽猛相济的适宜；他对待百姓，又得到了刚柔相济的中道。所以使他的百姓能够顺应性命的正道，而保全义理的天性。以前那些骄纵放荡悖乱的人，都能遵循礼制；心志放荡的人已经约束，道义泯灭的人重新存在。恶行不会最终停留在恶，而是重新保全了他们本初的善。之所以这样，完全是因为他用古代传统作为训导。由此可知，教化百姓改变风俗的良好方法和关键途径，没有比古代传统更优先的。古人已经逝去，而他们的训诫言辞则完整记载在经籍之中。因此善于治理的人，知道古代传统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教化百姓的关键。设立小学用古代传统来启发他们的蒙昧，开设大学用古代传统来阐明他们的道理。颁布经书，让他们诵读；设立教师，为他们讲解；责成地方长官，为他们监督。没有一个地方不设立古人的学问，没有一个人不读古人的书，没有一个家庭不行古人的礼仪。这样那么普天之下，即使是三家的小市场，八口之家，五尺高的儿童，都知道道德道义值得尊崇，礼教值得崇尚。如果这样，奸邪顽固的人不被感化，风俗不美好，治理之道不兴盛，盛世国运不长久，这是万万没有道理的。
郑国的子产在郑国执政，城市和乡村有法度，上下有职分，田地有疆界和沟渠，庐舍和井田有伍制。对于忠诚节俭的人就跟随并奖赏他，对于奢侈浪费的人就因此惩罚他。一年，年轻人不戏弄老人，头发花白的人不需要人搀扶，儿童不在田埂上玩耍。二年，市场上不预先定价。三年，城门夜里不关闭，路上没有人拾取遗失的东西。四年，农具不用归还。五年，士兵没有名册。丧期不用命令就治理得好。造车的人歌颂他说：“我有儿子，子产教诲他；我有田地，子产使之肥沃。子产如果死了，谁来继承他？”
臣按：子产执政，为他的百姓开垦田地，教诲子弟，可以说是教养兼举了。
汉文帝时，贾谊上奏说：“改变风俗，使天下人心归向正道，这类事情不是普通官吏所能做到的。普通官吏所致力于的，在于文书簿册，而不知道大体。陛下又不自己担忧，我私下为陛下惋惜。难道现在不制定经制，让君像君、臣像臣、上下有等级、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吗？这个制度一定，世世代代常安，然后有所持循了。如果经制不制定，这就好比渡江河没有缆绳和船桨，在中流遇到风波，船一定会翻。”
臣按：治理国家而不制定经制，这就好比渡江河而没有缆绳和船桨，船没有缆绳和船桨，那么船一定会翻；国家没有经制，那么国家一定会乱。经，是百世的常道；制，是一时的成法。有常道作为持循的根本，有成法作为持循的工具。这是治理国家的大体，不是通儒不能知道的。普通官吏哪里值得知道这些呢！
汉武帝时，严安上书说：“现在天下百姓用财奢侈，车马衣裘，宫室都竞相修饰，调和五声使有节奏，杂糅五色使有花纹，重视五味，方丈于前以展示欲望，天下（展示给他们，使他们羡慕欲望）百姓的情性，见到美好的就希望得到，这是教百姓奢侈。臣希望为百姓制定制度来防止他们的淫逸，使贫富不
相燿，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则盗贼消，刑罚少，隂阳和，风▯时，五谷蕃熟，民不天厉也。」
译相互照耀，以调和民心。民心既已平和，那么盗贼就会消亡，刑罚就会减少，阴阳就会调和，风雨就会应时，五谷就会丰茂成熟，百姓就不会遭受天灾疫病了。
臣按：人民所以侈靡者，多见于车马、衣裘、宫室、饮食四者。诚能立为制度，凡所乗之车马、所居之宫室、所服之衣裘、所用之饮食，皆有阶级等第。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僭上。使官民上下得于见闻者熟，则其存于心志者定。心志既定，则有余者不敢恣为于己，不及者不敢慕欲于人。众心安定，家给人足，而教化行矣。
文翁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才者，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数嵗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又修起学宫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髙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吏民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繇是大化，蜀郡学者比齐鲁焉。
臣按：天下之风俗，未必皆美也；人君之教化，未必皆及也。盖舆图之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人君一人，不能一一躬歴之；而其所为条教，又未必皆能一一如其俗，是以有赖于承流宣化之吏，随其地，因其俗，以倡率教导之。若文翁之治蜀者是己。是故人君之治，莫大于崇教化；欲崇教化，莫先于学古训；欲民之学古训，则在乎立学校焉。学校既立，有师儒以为之指教，有经书以为之准则，俾知善之当为，恶之不当为，欣然以从，翕然以化，皆革其旧染之俗，而兴礼义之风。此诚人君治平之本，而良二千石之任也。
韩延夀为颍川大守，颍川多豪彊难治，延夀欲教以礼譲，恐百姓不从，乃歴召郡中长老为向乡里所信者数千人，设酒具食，亲与相对，接以礼意，人人问以謡俗民所疾苦，为陈和睦亲爱销除怨咎之路，长老皆以为便，因与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又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爼豆为吏民行丧祭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后入守左冯翊，恩信周遍，二十四县莫敢以词讼自言者。
臣按：延夀与民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此诚得化民之本原。盖民之所以贫窘而流于邪淫，其原皆出于昏嫁、丧祭之无其制。婚嫁、丧祭，民生之不能无者，民间一遇昏嫁、丧祭，富者倾赀以为观美，贫者质贷以相企效，流俗之相尚，邪説之▯惑，遂至破产而流于荒淫邪诞之域，因而起争讼，致祸乱者，亦或有之。汉之时，异端之教犹未甚炽，今去其时千年矣，世变愈下，而佛、道二教大为斯民之蠧惑。非明古礼以正人心、息邪説，则民财愈匮而民性愈荡矣。幸而有朱氏《家礼》一书，简易可行，乞敕有司，凡民间有冠、昏、丧、祭，一依此礼以行，有不行者，以违制论。其守令上计课，以教民行古礼为最，此无可书，虽有他最，亦不在陞举之列。如此则礼教行而民俗美，化民成俗之教，莫大于此。
黄霸为颍川太守，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霸力行教化，而后诛罚，务在成就全安。长吏凡治道，去其泰甚者尔。以外寛内明，得吏民心，治为天下第一。天子下诏称▯曰：「颍川太守霸，宣布诏令，百姓乡化，孝子弟弟，贞妇顺孙，日以众多。田者让畔，道不拾遗，养视鳏寡，赡助贫穷。狱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乡于教化，兴于行谊，可谓贤人君子矣。」书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颍川孝弟有行义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赐爵及帛。后数月，徴霸为太子太傅，迁御史大夫。
臣按：人君欲其政教之行于天下，非得循良之臣承流而宣化于下，其势不能以徧及也。汉宣帝垂意于治，数下恩泽诏书，吏不奉宣，霸为选择良吏，分部宣布诏令，令民咸知上意，然后为条教班行民间。民知太守之条教，皆承天子之意，故易于信从。及其教化既行，天子闻之，又日诏以称扬之，首曰「宣布诏令，百姓向化」，而歴数其政绩之美，且赐爵及金，并推及其郡民之贤者。呜呼！汉去三代未逺，其君之求治，臣之为治，皆有古遗意。后世则惟以簿书财赋为急，未闻有及教化者矣。虽有其言，亦
译臣按：百姓之所以奢侈浪费，大多表现在车马、衣裘、宫室、饮食这四个方面。如果真能制定制度，凡是所乘坐的车马、所居住的宫室、所穿戴的衣裘、所使用的饮食，都设有等级差别。上级可以兼用下级的规格，下级不得僭越上级的规格。让官民上下通过日常见闻熟悉这些规定，那么他们内心所认定的标准就会固定下来。心意既定，那么富裕的人不敢肆意挥霍，贫穷的人也不敢羡慕追求。人心安定，家家丰足，教化就能推行了。
文翁担任蜀郡太守，仁爱且喜好教化，见蜀地偏僻简陋，带有蛮夷的风俗。文翁想诱导他们进步，于是挑选郡县中聪明有才的小吏，亲自训诫勉励，派遣他们到京城跟随博士学习，几年后都学有所成，返回蜀地。文翁任命他们担任重要职务，又在成都市中修建学校，招收下属各县的子弟作为学生，免除他们的徭役，成绩优秀的用来补充郡县官吏，次等的评定为孝悌力田。官吏百姓以此为荣，几年间争着想做学校的学生，富人甚至出钱来求得入学资格。因此教化大行，蜀郡的学者比得上齐鲁地区。
臣按：天下的风俗，未必都是美好的；君主的教化，未必都能普及。因为版图广阔，深谷大河之间，生活着不同习俗的百姓，君主一人，不能一一亲自巡视；而且他所制定的政令，也未必都能完全符合各地的风俗，所以有赖于传达政令、宣扬教化的官吏，根据当地情况，顺应当地风俗，来倡导引导百姓。像文翁治理蜀郡就是这样。所以君主治国，没有比推崇教化更重要的了；想要推崇教化，没有比学习古代训诫更优先的了；想要百姓学习古代训诫，关键在于设立学校。学校既已建立，有老师儒生为他们指导教诲，有经书作为准则，使他们知道善事应当去做，恶事不应当去做，欣然顺从，迅速感化，都革除旧有的陋习，兴起礼义的风尚。这确实是君主治理太平的根本，也是优秀地方长官的职责。
韩延寿担任颍川太守，颍川多豪强难以治理，延寿想用礼让来教导他们，担心百姓不听从，于是逐一召见郡中几千位被乡里信任的长老，摆设酒食，亲自与他们相对而坐，以礼相待，向每个人询问民间风俗和百姓疾苦，为他们陈述和睦亲爱、消除怨恨的方法，长老们都认为可行，于是与他们商定嫁娶、丧葬、祭祀的礼仪规格，大致依据古礼，不得超过法度，又命令学校官员和诸生穿戴皮弁、手持礼器，为官吏百姓演示丧葬、祭祀、嫁娶的礼仪，百姓遵行这些教导，后来他入京担任左冯翊，恩德信义遍布，二十四个县没有敢打官司申诉的。
臣按：延寿与百姓商定嫁娶、丧葬、祭祀的礼仪规格，大致依照古礼，不得超过法度。这确实掌握了教化百姓的根本。百姓之所以贫困窘迫而流于邪淫，根源都在于婚嫁、丧葬、祭祀没有制度。婚嫁、丧葬、祭祀，是百姓生活中不能没有的，民间一旦遇到婚嫁、丧葬、祭祀，富人耗尽资财来追求排场美观，穷人借贷来相互攀比，流俗相互崇尚，邪说迷惑人心，以至于破产而流于荒淫邪诞的境地，因而引发争讼，导致祸乱的，也时有发生。汉代时，异端教派还不那么兴盛，现在距离那时已经一千年了，世道更加衰落，而佛、道二教极大地迷惑了百姓。如果不阐明古礼来端正人心、平息邪说，那么百姓财力会更加匮乏，民心会更加放纵。幸好有朱熹的《家礼》一书，简易可行，请求命令有关部门，凡是民间有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一律依照此礼施行，有不实行的，以违反制度论处。地方长官考核政绩，以教导百姓实行古礼为最优，这没有可记录的，即使有其他优秀政绩，也不在升迁举荐之列。这样礼教推行而民俗美好，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教育，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黄霸担任颍川太守，制定条令教化，设置父老、师帅、伍长，在民间颁布施行，劝勉行善，防范奸邪。黄霸大力推行教化，然后才进行诛罚，务求保全安定。长吏治理之道，去掉那些过于严苛的措施罢了。因为外表宽厚内心明察，深得官吏百姓之心，政绩天下第一。天子下诏称赞说：“颍川太守黄霸，宣布诏令，百姓归向教化，孝子悌弟，贞妇顺孙，日益增多。种田的人互相让出田界，路上不捡拾遗失的东西，赡养照顾鳏寡，资助帮助贫穷。监狱有时八年没有重罪囚犯，官吏百姓归向教化，兴起于行为道义，可以说是贤人君子了。”《尚书》不说过吗：“辅佐大臣多么贤良啊！”于是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俸禄中二千石。而颍川的孝悌有行义的百姓、三老、力田，都按等级赐爵和布帛。几个月后，征召黄霸担任太子太傅，升任御史大夫。
臣按：君主想要政教在天下推行，如果没有循良的臣子承继流风而向下宣扬教化，其势力不能遍及。汉宣帝留心治理，多次下达恩泽诏书，官吏不奉行宣布，黄霸选择良吏，分派区域宣布诏令，让百姓都知道皇上的心意，然后制定条令在民间颁布施行。百姓知道太守的条令，都是秉承天子的意思，所以容易相信顺从。等到教化既已推行，天子听说后，又每天下诏来称赞他，首先说“宣布诏令，百姓归向教化”，并列举他的政绩之美，而且赐爵和黄金，并推广到郡中贤能的百姓。唉！汉代距离夏商周三代不远，其君主追求治理，臣子施行治理，都有古代遗风。后世则只以文书财赋为急务，没听说有顾及教化的。即使有这样的话，也
无其实。为吏者固不暇于教化，万有一焉，不罹于文法，幸矣！况望増秩赐金，徴入朝以为显官哉？后世有志于教化之君，其尚以宣帝为法；有志于教化之吏，其尚以黄霸为法。
译没有实际的成效。担任官吏的人本来就没有闲暇去从事教化，万一能够不触犯法律条文，就已经是幸运的了！更何况指望增加俸禄、赏赐金钱，征召入朝担任显赫的官职呢？后世有志于推行教化的君主，应当以宣帝为榜样；有志于推行教化的官吏，应当以黄霸为榜样。
卓茂为宻令，劳心谆谆，视民如子，举善而教，口无恶言。吏人亲爱而不忍欺之。人有言亭长受其米肉遗者，茂问之，知其自以恩意遗之，非从其求，谓之曰：“人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仁爱，知相敬事也。今隣里长老尚故馈遗，此乃人道所以相亲，况吏与民乎？吏顾不当乗威力、彊请求耳。凡人之生，羣居杂处，故有经纪礼义以相交接。亭长素善吏，嵗时遗之，礼也。”人曰：“茍如此，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设大法，礼顺人情。今我以礼教汝，汝必无怨恶；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门之内，小者可论，大者可杀也。且归念之。”于是人纳其训，吏懐其恩，数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遗。
臣按：卓茂所谓律设大法，礼顺人情，专以礼教民，而不以法治。眞古所谓循良之吏，使天下郡县皆得若人而治之，而知所缓急轻重，则天下日底于治平矣。
鲁恭为中牟令，专以徳化为理，不任刑罚。邑人许伯等争田，累守令不能决。恭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责，辍耕相让。
臣按：教化之所以不行者，以利心胜而义心防也。民间之讼，多起于财产，兄弟以之而相防，骨肉以之而相残，皆自此始也。为守令者，茍能为民分理而使之均平，则词讼不兴，人和而俗厚矣。教化其有不行也哉！
秦彭迁山阳太守，以礼训人，不任刑罚，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毎春秋飨射，辄修升降揖逊之仪。乃为人设四诫，以定六亲长幼之礼。有遵奉教化者，擢为乡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劝勉之。吏有过咎，罢遣而己，不加耻辱。百姓懐爱，莫有欺犯。后转颍川太守，肃宗廵幸，再幸颍川，辄赏赐恩宠甚厚。
许荆为桂阳太守，郡濵南州，风俗脆薄，不识学义。荆为设丧纪、昏姻制度，使知礼禁。尝行春到耒阳县，民有蒋均者，兄弟争财，互相言讼。荆对之叹曰：“吾荷国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顾使吏上书陈状，乞诣廷尉。均兄弟感悟，各求受罪。在任十二年，父老称歌。徴拜谏议大夫。
臣按：荆以郡民兄弟相争讼，为教化不行，而任咎于己，且至上书言状，乞诣廷尉。然非其平昔设为丧纪、昏姻制度，使民知礼禁，而遽然而为此举，则是矫激好名，非眞实也。君子所不贵。
仇览为遂亭长，劝人生业，为制科令，至于果菜为限，鸡豕有数。农事既毕，乃令子弟羣居，还就黉学。其以轻游恣者，皆役以田桑，严设科罚，躬助丧事，赈防穷寡。朞年称大化。览初到亭，人有陈元者，独与母居，而母诣览，告元不孝。览惊曰：“吾近日过元舎，庐落整顿，耕耘以时，此非恶人，当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养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于一朝，欲致子以不义乎？”母闻，感悔，涕泣而去。览乃亲到元家，与其母子饮，因为陈人伦孝行，譬以祸福之言。元卒成孝子。
臣按：仇览，一亭长耳。视今乡老、里长之役，而乃能以教化化民为事。况受天子千里、百里之寄者乎？使普天之下，大而一郡，次而一邑，下而至于闾里之间，凡为民之长者，皆能以教化为务，天下有不平治者哉？
吴祐迁胶东相，政惟仁简，以身率物。民有相争诉者，辄闭閤自责，然后科行所讼，以道譬之。或身到闾里，重相和解。自是争讼省息，吏民不欺。
任延为九眞太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贫无礼聘，令长吏以下各省俸禄以赈助之，同时娶者二千余人。是嵗风▯顺节，谷稼丰衍，吏民为立祠。后拜武威太守，首除暴害，吏民累息，即造立学宫，自掾吏子孙皆令诣学受业，复其徭役，章句既通，悉显防荣进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齐蘓琼为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争田，积年不断各相援据乃至百人。琼召普明兄弟谕之曰：「天下难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泪诸证人莫不洒泣。普明兄弟叩头乞外，更思分异十年遂同住。
后魏封囘为安州刺史，山民愿朴，父子賔
译卓茂担任密县县令时，用心勤勉恳切，看待百姓如同子女，推举贤善之人并加以教化，口中没有恶语。官吏和百姓亲近喜爱他，不忍心欺骗他。有人告发亭长接受了他赠送的米肉，卓茂询问此事，得知亭长是出于恩惠情意赠送的，并非迎合他的索取，便对那人说：“人之所以比禽兽尊贵的原因，在于有仁爱之心，懂得互相敬重侍奉。如今邻里间的老人尚且馈赠礼物，这是人道相亲的表现，何况官吏与百姓之间呢？官吏只不应当凭借威势强力索取罢了。大凡人生在世，群体居住混杂相处，所以有纲纪礼义来互相交往。亭长向来善待官吏，逢年过节赠送礼物，这是符合礼节的。”那人说：“如果这样，法律为什么禁止它呢？”卓茂说：“法律设立大的法度，礼制顺应人情。如今我用礼来教导你，你一定没有怨恨；如果用法律来惩治你，你将手足无措呢？在一个门内，小事可以论处，大事可以处死。暂且回去想想吧。”于是那人接受了教导，官吏感怀他的恩德，几年间教化大行其道，路上没有人拾取别人遗失的东西。
臣按：卓茂所说的“法律设立大的法度，礼制顺应人情”，专门用礼来教化百姓，而不用法来治理。这真是古人所说的循良官吏，如果天下郡县都能得到这样的人来治理，并且知道处理的缓急轻重，那么天下就会日益达到太平治世了。
鲁恭担任中牟县令，专门用道德教化来治理，不依赖刑罚。县民许伯等人争夺田地，历任守令都不能决断。鲁恭为他们公平审理曲直，双方都退下并自责，停止耕作互相谦让。
臣按：教化之所以不能推行，是因为利欲之心胜过而道义之心微弱。民间的诉讼，大多起因于财产，兄弟因此互相防备，骨肉因此互相残害，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担任守令的人，如果能够为民分辨道理使之公平，那么诉讼就不会兴起，人和而风俗淳厚了。教化怎么会不能推行呢！
秦彭调任山阳太守，用礼来训导百姓，不依赖刑罚，崇尚喜好儒雅，敦厚明晓学校教化。每逢春秋两季举行飨射之礼，就修习升降揖让的礼仪。于是为百姓设立四条告诫，以确立六亲长幼的礼节。有遵奉教化的人，提拔为乡三老，常在八月赠送酒肉来劝勉他们。官吏有过错，罢免遣散而已，不加羞辱。百姓感怀爱戴，没有人欺骗冒犯。后来调任颍川太守，肃宗巡幸，再次来到颍川，就给予赏赐恩宠非常优厚。
许荆担任桂阳太守，郡境濒临南方州郡，风俗轻脆浅薄，不懂得学问义理。许荆为他们设立丧礼、婚嫁的制度，使他们知道礼法的禁忌。曾经春天巡视到耒阳县，百姓中有个叫蒋均的人，兄弟争夺财产，互相告发诉讼。许荆面对他们叹息说：“我肩负国家重任，而教化不能推行，罪责在于太守。”于是回头让官吏上书陈述情况，请求前往廷尉受审。蒋均兄弟感悟，各自请求受罪。在任十二年，父老称赞歌颂。被征召任命为谏议大夫。
臣按：许荆因为郡民兄弟互相争讼，认为是教化不能推行，而把罪责归于自己，甚至上书陈述情况，请求前往廷尉。然而如果不是他平时设立丧礼、婚嫁制度，使百姓知道礼法禁忌，而突然做出这样的举动，那就是矫激好名，不是真实了。君子所不贵重的。
仇览担任遂亭长，劝勉百姓从事生产，制定科条法令，以至于瓜果蔬菜有限额，鸡猪有数量。农事结束后，就命令子弟群居，回到学校学习。那些轻浮游荡放纵的人，都役使他们从事田桑劳作，严格设立科条刑罚，亲自帮助丧事，赈济贫穷寡弱。一年间号称大化。仇览刚到亭时，有个叫陈元的人，独自与母亲居住，而母亲到仇览处，控告陈元不孝。仇览惊讶地说：“我近日经过陈元家，房屋整洁，耕作按时，这不是恶人，应当是教化未到达罢了。”母亲守寡抚养孤儿，苦身到老，为什么一朝发泄忿怒，想要使儿子陷入不义呢？”母亲听后，感悔，流泪哭泣而去。仇览于是亲自到陈元家，与他的母子饮酒，趁机陈述人伦孝行，用祸福的话来比喻。陈元最终成为孝子。
臣按：仇览，只是一个亭长罢了。看如今乡老、里长的役职，却能够以教化百姓为事。何况承受天子千里、百里寄托的人呢？如果普天之下，大到一郡，次到一邑，下到闾里之间，凡是百姓的长辈，都能以教化为务，天下有不平治的吗？
吴祐调任胶东相，政事只以仁简为主，以身作则率导万物。百姓有互相争讼的，就关闭门户自责，然后裁决所讼之事，用道理来比喻他们。有时亲自到闾里，重重地和解他们。从此争讼减少平息，官吏百姓不欺骗。
任延担任九真太守，骆越的百姓没有嫁娶礼法，任延于是发文给所属各县，各让男子二十到五十岁，女子十五到四十岁，都按年龄相配，那些贫穷没有礼聘的，命令长吏以下各自节省俸禄来赈助他们，同时娶妻的有两千多人。这一年风调雨顺，谷物丰收，官吏百姓为他立祠。后来任命为武威太守，首先铲除暴害，官吏百姓得以喘息，随即建立学宫，从掾吏子孙都命令到学受业，免除他们的徭役，章句通晓后，都显扬荣耀晋升他们，郡里于是有了儒雅之士。
齐苏琼担任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争夺田地，多年不断，各自援引证据甚至达到百人。苏琼召见普明兄弟晓谕他们说：“天下难得的是兄弟，容易求得的是田地。假使得到田地，失去兄弟，心里如何？”因而流泪，各位证人没有不洒泪的。普明兄弟叩头请求外出，再思考分家，十年后于是同住。
后魏封回担任安州刺史，山民质朴，父子宾
臣按：今所谓中州之域，渐染山民之俗，其为治化之累，大矣，请痛禁之。
清河王励为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庙，其俗敬▯，祈祷者必以牛酒至，破产业。励叹曰：“子胥贤者，岂宜损百姓？”乃告谕所部，自此遂止。
臣按：▯神无处无之，民之祀神，虽其俗尚之，失然亦足以见▯神之理，自然感通之妙。但不可破赀产以备牲牢耳，宜为明禁。惟许以鸡鹜羔豚，有以牛祭者，罪坐其师巫。葢民愚而惑，茍有疾厄，必事祈祷，虽冒禁犯罪，不顾也。惟禁其惑诱之人，则自然止息。
隋梁彦光为相州刺史，时人情险诐，妄起风謡。彦光欲革其弊，用秩俸招致山东大儒，毎乡立学，非圣哲之业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亲临防试，有勤学异等、聪明有闻者，升堂设馔；其余并坐廊下。有好争讼、惰业无成者，坐之庭中，设以草具。及大比当举行賔贡之礼，祖送郊外，资以财物。于是人皆劝励，风俗大改。
唐髙士廉为益州长史，蜀土俗薄，畏▯而恶疾，父母病危殆，不躬扶持，杖头挂食，遥以哺之，兄弟异财，罕通假借，士廉随力劝诱，有不悛者，亲率官吏诣门劝谕，由是一里翕然，多为孝弟，兼命儒生讲论坟典，勉励后进，教化复兴。
韩愈为潮州刺史，下牒请置乡校，云：“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不如以徳礼为先，而辅以政刑也。’欲用徳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此州学废日乆，进士、明经百十年间，不闻有业成贡于王庭、试于有司者。人吏目不识乡饮酒之礼耳，未尝闻鹿鸣之歌。忠孝之行不劝，亦县之耻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戸万有余，岂无庻民者耶？刺史、县令不躬为之师，里闾后生无所从学尔。赵徳秀才沉雅专静，颇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论説，且排异端而宗孔氏，可以为师矣。请摄海阳县尉为衙推官，专勾当州学，以督生徒，兴恺悌之风。刺史出己俸百千以为举本，収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馔。”自此潮人日趣文学，立祠祀之，至今。
常衮为福建观察使，设立乡校，使学者作为文章，亲加讲导，与为客主均礼，观游宴飨与焉。由是风俗一变，嵗得贡士甚盛。后衮卒，闽人以衮配享于学宫。
宋韩琦知并州，河东俗杂羌夷，用火葬。琦为买田，封表刻石，着令，使得葬于其中。人遂以焚尸为耻。
臣按：自古中国无焚尸之俗，至佛氏自西域入中国，始有之。为人子者，乃忍其亲之体魄，付之烈焰，不孝之罪，莫大焉。琦为郡，独能禁之。今此风犹存，民习成俗，非严刑痛禁之，不能止。请着为令，有犯禁者，以毁伤父母律问罪，并坐其举火之人。是亦崇孝道、美风俗之一端。
陈襄为仙居令，民不知教，襄于正嵗，耆老来贺，作文一篇曰：“为吾民者，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妇有恩，男女有别，子弟有学，乡闾有礼，贫穷患难，亲戚相救，昏姻死丧，邻保相助，无堕农业，无作盗贼，无学赌博，无好争讼，无以恶陵善，无以富吞贫，行者让路，耕者让畔，班白者不负戴于道路，则为礼义之俗矣。”使门人读于庭，且谕之曰：“吾秩满即去，尔有子弟，亟遣就学。”于是耆老相语，感德叹嗟，翕然从之，学者兴起。
程颢为晋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度乡村逺近为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难相恤，孤防残废者，责之亲党，使无失所，行旅出其途者，疾病皆有所养，诸乡皆有校，暇时亲召父老与之语，儿童所读书，为正其句读，教者不善则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为学，乃择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乡民为社防，为立科条，旌别善恶，使有劝有耻，在县三嵗，民爱之如父母。
臣按：程颢在晋城，仅三年耳，而其徳教有如此者。使之乆于其任，必大有所成就。今守令以九年为满，朝廷茍责之以成效，其间必有超出伦类，而能以明道之徳教为治者。治平之基，端在于此。
朱熹知漳州，以习俗未知礼，采古丧葬嫁娶之仪，掲以示之，命父老解説以教子弟。土俗
译臣按：如今所谓中州的地区，逐渐沾染了山民的习俗，这对于治理教化造成的拖累，非常严重，请严厉禁止这种风气。
清河王高励担任楚州刺史时，城北有一座伍子胥庙，当地习俗非常敬奉伍子胥，去祈祷的人必定带着牛和酒前往，以致破败家产。高励感叹说：“伍子胥是贤人，怎么应该损害百姓的利益呢？”于是告诫晓谕所管辖的部门，从此这种风气就停止了。
臣按：神灵无处不在，百姓祭祀神灵，虽然这是习俗所崇尚的，但这也足以体现神灵的道理，以及自然感应沟通的奥妙。只是不可以破费家产来准备祭祀用的牺牲罢了，应当明确禁止。只允许用鸡鸭、小羊小猪祭祀，如果有用牛祭祀的，就要治那些巫师神汉的罪。因为百姓愚昧而迷惑，如果有疾病灾祸，必定从事祈祷，即使冒着禁令犯罪，也不顾惜。只禁止那些迷惑诱导的人，那么这种风气自然就会停止。
隋朝梁彦光担任相州刺史时，当时人心险恶乖僻，胡乱兴起谣言。梁彦光想要革除这种弊端，用官俸招来山东的大儒，每个乡都设立学校，不是圣贤的学业不得教授。经常在季月（每季度的最后一个月）召集学生，亲自考核，有勤奋学习、成绩优异、聪明有闻名的，升堂设宴款待；其余的都坐在走廊下。有好争讼、懒惰学业无成的，坐在庭院中，给他们粗劣的饭食。等到大比之年应当举行宾贡之礼时，在郊外送行，资助他们财物。于是人们都受到鼓励，风俗大大改变。
唐朝高士廉担任益州长史时，蜀地风俗浅薄，畏惧鬼神而厌恶疾病，父母病危，不亲自扶持照顾，只在拐杖头上挂着食物，远远地喂给他们吃；兄弟分家产，很少互相借给财物。高士廉尽力劝导诱导，有不改正的，亲自率领官吏到门前劝导晓谕，因此一个里的人同心一致，大多变得孝顺友爱，又命令儒生讲论经典，勉励后辈，教化得以复兴。
韩愈担任潮州刺史，下发公文请求设立乡校，说：“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用刑罚来整顿，百姓只求免于刑罚而没有羞耻心；不如以道德礼教为先，而用政令刑罚作为辅助。’想要用道德礼教，没有不通过学校师生关系的。这个州的学校荒废已久，进士、明经在百十年间，没有听说有学业完成贡入朝廷、在有关部门考试的人。官吏百姓眼睛没看过乡饮酒的礼节，也没听过《鹿鸣》的诗歌。忠孝的行为不被劝勉，这也是县里的耻辱。十户人家的地方，必定有忠信的人，现在这个州有一万多户，难道没有平民百姓吗？刺史、县令不亲自做老师，乡里的后生就没有跟从学习的人了。赵德秀才深沉雅致、专心宁静，颇通经书且有文采，能知晓先王的道理并加以论述，而且排斥异端而尊崇孔子，可以做老师了。请求代理海阳县尉担任衙推官，专门掌管州学，以督促学生，兴起和乐平易的风气。刺史拿出自己的俸禄一百千作为本钱，收取盈余来供给学生饮食。”从此潮州人日益趋向文学，建立祠堂祭祀他，直到今天。
常衮担任福建观察使，设立乡校，让学者写文章，亲自加以讲解指导，与学者以主客平等的礼节相待，观看游览宴饮也参与其中。因此风俗一变，每年贡举的士人非常多。后来常衮去世，福建人将常衮配享于学宫。
宋朝韩琦担任并州知州，河东风俗混杂着羌夷，用火葬。韩琦为他们购买田地，封土立碑刻石，制定法令，让他们可以葬在其中。人们于是以焚烧尸体为耻。
臣按：自古以来中国没有焚烧尸体的习俗，直到佛教从西域传入中国，才开始有这种习俗。作为儿子，竟然忍心将父母的遗体，交给烈火焚烧，不孝的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韩琦担任郡守，唯独能够禁止这种风气。现在这种风气还存在，百姓习以为常，不严厉刑罚痛加禁止，就不能停止。请制定为法令，有违反禁令的，按照毁伤父母的律法问罪，并治那些点火之人的罪。这也是崇尚孝道、美化风俗的一个方面。
陈襄担任仙居县令，百姓不懂教化，陈襄在新年，耆老来祝贺时，写了一篇文说：“作为我的百姓，父亲要义，母亲要慈，兄长要友爱，弟弟要恭敬，儿子要孝顺，夫妇要有恩义，男女要有分别，子弟要有学问，乡里要有礼节，贫穷患难时，亲戚互相救助，婚丧嫁娶时，邻居互相帮忙，不要荒废农业，不要做盗贼，不要学赌博，不要好争讼，不要以恶欺凌善良，不要以富吞并贫穷，走路的人互相让路，耕种的人互相让田界，头发花白的老人不在道路上背负重物，那就是礼义的风俗了。”让门人在庭院里朗读，并且晓谕他们说：“我的任期满了就要离开，你们有子弟，赶快送他们去上学。”于是耆老互相交谈，感激赞叹，同心一致地听从，求学的人兴起。
程颢担任晋城县令，百姓有事到县里的，必定告诉他们孝悌忠信的道理，根据乡村远近划分保伍，让他们在力役上互相帮助，在患难上互相体恤，孤儿寡妇残废的人，责成亲属照顾，使他们不失所，行旅经过这里的人，生病都有人供养，各个乡都有学校，闲暇时亲自召集父老与他们交谈，儿童所读的书，纠正他们的句读，教得不好就更换老师，风俗起初非常粗野，不知道学习，于是挑选子弟中优秀的，聚集起来教育他们，乡民组成社学，制定科条，表彰区别善恶，使人们有劝勉有羞耻，在任三年，百姓爱戴他像父母一样。
臣按：程颢在晋城，仅仅三年罢了，而他的道德教化就有这样的成效。如果让他长期担任这个职务，必定会有很大的成就。现在守令以九年为任期满，朝廷如果以成效来要求他们，其中必定有超出常人，而能用明道的道德教化为治的人。太平治世的根基，就在这里。
朱熹担任漳州知州，因为当地习俗不知道礼，采集古代丧葬嫁娶的礼仪，张贴出来展示给他们，命令父老解说以教育子弟。当地习俗
臣按：朱熹在漳州，首以礼教化俗，今其所着《家礼》，我太宗皇帝已表章，颁布天下，请命有司举行，并命提学宪臣督视，有不奉行者，问以违制之罪，如此则礼教兴行，而异端不待禁革，自然废息。
余仲寛宰剑之顺昌时，闽俗生子多者至三四子，则后皆不举，为其资产不足以赡也。若女则不待三，徃徃溺之，建剑尤甚。仲寛乃作戒杀子文，召诸乡父老为人信服者，列坐庑下，以俸置醪醴，亲酌饮之，出其文使归，劝其乡人无得杀子。嵗月间活者以千计，转运判官曹辅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寛一官，仍令再任，复为立法推行一路。
臣按：溺子之俗，至今浙东为甚。请自今有除为浙东守令者，考满上课，必书云：“自到任之后，民并无溺子者。”如有不实，坐降一级。如此则民间举子必多，戸口日増，是亦仁政之大端也。
以上广教化以变俗。臣按：治者君也，所以为治者民也。推君之治而致之民者，吏也。治道有二，曰政，曰教。政以法令行之也，易；教以道义行之也，难。教之本虽在于人君正身齐家，以为感化之机，然地非一方而遐外者，未易以徧逹；人非一类而踈逺者，未易以遽及。是故明君在上，知教化为治道之急务，则必设学校，明礼义，立条教，以晓谕而引导之，使之皆囿于道义之中，而为淳厚之俗。而又必择守令之人，布吾之政教，丁寜告诫，使其知朝廷意向所在，而其为政必以教化为先，变不美之俗以为美，化不良之人以为良，使人人皆善良，家家皆和顺，由家而邑，由邑而郡，民风士习如出一律，则天下之大治平之基，实自此而积累也。
大学衍义补卷八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八十三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严旌别以示劝
周书·毕命》曰：「旌别淑【善也】慝【恶也】表厥宅里，彰善瘅【病也】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
蔡沈曰：「旌善别恶，成周今日由俗革之政也。表异善人之居里，如后世旌表门闾之类，显其为善者，而病其为不善者，以树立为善者，风声使显于当时而传于后世，所谓旌淑也。其不率训典者，则殊异其井里疆界，使不得与善者杂处。《礼记》曰：『不变移之郊，不变移之遂，即其法也。』使能畏为恶之祸，而慕为善之福，所谓别慝也。」
吕祖谦曰：「荣辱不止于一时，而流芳遗臭将传百世而未冺。所谓树之风声也。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惟风声所传，则可以鼓动千百年之逺。虽事徃迹陈，而兴起如新。弗率者殊其井疆，岂眞欲絶之而置之人类之外哉？欲其畏慕而卒归于善而已，此旌别之本心也。」
陈栎曰：「旌别淑慝，一句纲也。表厥至风声，三句旌淑也。弗率至畏慕，三句别慝也。东郊之政，以保为厘。旌别淑慝者，厘也，义之尽也。本心欲其畏慕而同归于善者，以保为厘也，仁之至也。又树立为善者之风声，见其善善之长，俾为恶者畏慕，见其恶恶之短，有以人治人，改而止之意。爱之深，待之厚，如此卒化浮薄为忠厚，宜哉。」
臣按：人君为治，在乎明好恶之所在，使民知所以向方，趋于善而不流于恶，则俗尚正而治化可成也。茍混混然而无所旌别，则为善者不知其可为而自怠，为恶者不知其不可为而日肆矣。此康王命毕公以保厘东郊，而必告之以旌别淑慝也。然其旌之也，则表厥宅里，使过其居者曰：「此善人之居，君上所以彰而表之也。」如此，吾何可不为善乎？其别之也，则殊其井疆，使经其所者曰：「此恶人之居，君上所以瘅而异之也。」如此，吾何可为不善乎？逺近之人，闻其风而兴起，目其事而警戒，不徒行于一时，而其风声流传，且至千百世焉。大抵人君治民之道，非一端，而其大要归于使民为善而不为恶。着之训典者，感之以言；树之风声者，示之以形。感之以言，言则有时而己示之以形，形则终古常存。欲其毎视于目，常儆于心，无时而或已也。感化转移之机，括
译臣按：朱熹在漳州任职时，首先用礼教来教化风俗，如今他所著的《家礼》，我太宗皇帝已经表彰并颁布天下，请命令有关部门推行，并命令提学御史监督视察，有不遵从执行的，以违反制度的罪名治罪，这样礼教就能兴盛推行，而邪说异端不待禁止革除，自然就会消亡。
余仲宽担任福建顺昌知县时，福建风俗生儿子多的家庭，到了第三、第四个儿子，后面的都不让出生，因为家产不足以供养。如果是女儿，不等生到第三个，往往就溺死，建宁、剑州一带尤其严重。仲宽于是撰写了禁止杀子的文章，召集乡里那些为人信服的老者，让他们坐在廊下，用俸禄置办酒食，亲自斟酒给他们喝，拿出那篇文章让他们带回去，劝告乡人不得杀子。一两年间，活下来的婴儿数以千计，转运判官曹辅将此事上报，朝廷嘉奖他，就提升仲宽一级官职，并让他继续留任，又让他制定法令在一路推行。
臣按：溺杀婴儿的风俗，至今浙东地区最为严重。请从今以后，凡被任命为浙东守令的官员，任期届满考核时，必须在考语中写明：“自到任之后，百姓并没有溺杀婴儿的。”如果有不实之处，就降职一级。这样民间生育子女必然增多，户口日益增加，这也是仁政的重要方面。
以上是通过广施教化来改变风俗。臣按：治理国家的是君主，用来治理的是百姓。推行君主的治理并施之于百姓的是官吏。治理之道有两种，一是政，一是教。政是用法令来推行的，容易；教是用道义来推行的，困难。教化的根本虽然在于君主端正自身、治理好家庭，以此作为感化的契机，然而地域不是一方，边远地区难以普遍到达；百姓不是一类，疏远的人难以迅速触及。因此圣明的君主在上位，知道教化是治理国家的急务，就一定会设立学校，阐明礼义，制定条令教谕，用来晓谕并引导百姓，使他们都局限于道义之中，形成淳厚的风俗。而又一定要选择守令之人，颁布我们的政教，反复告诫，使他们知道朝廷意向所在，而他们施政必定以教化为先，改变不好的风俗成为好的风俗，教化不良的人成为良善的人，使人人善良，家家和顺，由家庭到县邑，由县邑到郡国，民风士习如同一个标准，那么天下大治太平的基础，实际上就是从这时积累起来的。
《大学衍义补》卷八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八十三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严旌别以示劝
《周书·毕命》说：“表彰善良、辨别邪恶，标示他们的居处，彰显善行、憎恶恶行，树立风气声名，不遵从训典的，区别他们的井田疆界，使他们能够敬畏羡慕。”
蔡沈说：“表彰善良、辨别邪恶，是成周时期因俗革新的政令。标示善人的居处，如同后世旌表门闾之类，显扬行善的人，而憎恶作恶的人，以此树立行善者的风气声名，使它在当时显扬并流传到后世，这就是所谓的表彰善良。那些不遵从训典的人，就区别他们的井田疆界，使他们不能与善人混杂居住。《礼记》说：‘不改变就迁到郊外，不改变就迁到遂地，就是这种法令。’使他们能畏惧作恶的祸患，而羡慕行善的福分，这就是所谓的辨别邪恶。”
吕祖谦说：“荣辱不止于一时，流芳遗臭将流传百世而不灭。这就是所谓的树立风气声名。人在政举，人亡政息。只有风气声名所流传的，才可以鼓动千百年之远。虽然事情过去踪迹陈旧，但兴起如同新的一样。不遵从的人区别他们的井田疆界，难道真的想断绝他们而把他们置于人类之外吗？是想让他们敬畏羡慕而最终归于善而已，这是旌别善恶的本心。”
陈栎说：“旌别淑慝，是一句总纲。从‘表厥’到‘风声’，三句是旌淑。从‘弗率’到‘畏慕’，三句是别慝。东郊的政令，以保为厘。旌别淑慝，是厘，是义的极致。本心想要他们敬畏羡慕而同归于善，是以保为厘，是仁的极致。又树立行善者的风气声名，看见他喜好善的长处，使作恶的人敬畏羡慕，看见他厌恶恶的短处，有用人治人、改正而停止的意思。爱之深，待之厚，这样最终化浮薄为忠厚，是适宜的。”
臣按：君主治理国家，在于明确好恶所在，使百姓知道方向，趋向善而不流于恶，那么风俗崇尚正道而治理教化就可以成功。如果混混沌沌而没有旌别，那么行善的人不知道可以行善而自我懈怠，作恶的人不知道不可作恶而日益放肆。这就是康王命令毕公保卫治理东郊，而一定要告诉他旌别淑慝的原因。然而表彰的时候，就标示他们的居处，使经过他们住处的人说：“这是善人的居处，君主用来彰显并标示他们的。”这样，我怎么能不行善呢？辨别的时候，就区别他们的井田疆界，使经过那里的人说：“这是恶人的居处，君主用来憎恶并区别他们的。”这样，我怎么能行恶呢？远近的人，听到风气而兴起，看到事情而警戒，不仅仅行于一时，而且他们的风气声名流传，甚至达到千百世。大抵君主治理百姓的方法，不是单一的，而其大要归结为使百姓行善而不作恶。写在训典中的，是用言语感化；树立风气声名的，是用形象示现。用言语感化，言语有时而尽；用形象示现，形象则终古常存。想要他们每次看到，常警戒于心，没有时刻停止。感化转移的契机，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