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二十六

译后来的人（如果旗帜倒下才到，就处死他），于是排列车兵和步兵，如同作战时的阵势，都坐下听誓，众官吏在阵前听誓，杀牲口在左右巡行阵前说：“不听从命令的人处死！”中军用鼙鼓发令，鼓手都击鼓三次，司马摇动铃铎，众官吏竖起倒下的旗帜，车兵和步兵都起来，击鼓前进，鸣镯，车兵和步兵都前进，到达第二表就停止。三次击鼓掩口摇铃，众官吏放倒旗帜，车兵和步兵都坐下。又三次击鼓摇铃，竖起旗帜，车兵和步兵都起来，击鼓进发，鸣镯，车兵快跑，步兵小跑，到达第三表就停止。坐下和起来像刚才一样，于是击鼓车兵奔驰，步兵疾走，到达第四表就停止。击鼓警戒三次，车兵三次发射，步兵三次刺杀。于是击鼓退却，鸣铙且后退，退到第一表就停止。坐下和起来像刚才一样，于是进行狩猎。

译吴澄说：仲冬时节农事闲暇，所以进行大阅兵，以检阅车马，操练战阵，尤其详细地在春夏秋三季打猎的野外进行，所谓芟除田野以便驰骋驱驰。立表是为了端正行列，在百步处立一表，三表则是三百步，又五十步为一表，那么四表总共三百五十步，左右的宽度，应当容纳三军，其步数随军队多少而定。在第四表的中央建立旗帜，所谓第四表的中央。天刚亮时倒下旗帜，是说集合众人必须早，所以天刚亮就倒下旗帜，后至者处死，都坐下听誓。陈前是说面向南对着表，中军是说中军将领。命令击鼓的人击鼓以振奋士气，鼓人是指师帅、旅帅。司马是指两司马摇动铃铎以振奋众人。到达表才停止，是说从后表前到第二表。三次击鼓并掩铃铎，掩是说掩住铃铎的口而摇动它，用来停止行进、平息气息。又两次击鼓而车骤行、步兵快走，到达表才停止，是说从第二表前到第三表。又三次击鼓而车奔驰、步兵奔跑，到达表才停止，是说从第三表前到第四表。击鼓警戒是说警戒攻击敌人，每次击鼓一曲，车就转一次，步兵就刺一次，到三次就停止，象征敌人屈服了。鸣响铙钲且后退，是说军队撤退时卒长鸣响铙钲以协调众人。击鼓到达表才停止，是说从前表到后表才停止。

臣按：《周礼》四季都进行教阅，但名称各不相同。春天叫振旅，振的意思是收。因为冬天刚进行大阅兵，春天农务正忙，所以收拢众人。夏天气候炎热，万物告成，所以以茇止为名，教习夜战之事。秋天气候肃杀，所以以治兵为教，教习昼战之法。冬天农事已闲，就通晓三季的教习并举行，所以叫做大阅兵。国家大事在于军事，而国家的安危、百姓的生死都系于此。在承平之时，操练战阵之法，将来有事时，驱使他们临战阵，冒着刀箭，将领可以全胜，士兵可以保全性命，国家也因此而完全安定。然而教习他们，是想让他们有所辨别。在事先辨别，那么士兵知道将领的意图，想要有所谋划作为，不等待言语告知，在耳目之间就自然明白。耳目有所见闻，那么心中运转，而手足在外响应。凡是士卒坐起进退、快慢开合的规律，都是将领意图想要做的。这样，是不战则已，战则无不胜。《周礼》振旅所辨别的，在于鼓、铃铎、镯、铙；茇舍所辨别的，在于号令名称；治兵所辨别的，在于旗帜器物。至于大阅兵，则兼辨这三者。这三者行军布阵，缺一不可。三季则各专习其一，冬阅则兼用这三者。专习是为了精熟，合习是为了贯通。由此可知先王教战的方法，虽然多端，但其关键不外乎辨别罢了。战争不是一个人能做的，也不是一天能完成的。人多则难以整齐，一定要整齐，不能人人告诫，不可事事教习。所以有金鼓之声，声音不同，那么事情也随之不同；有旗帜器物的节度，节度有异形，那么事情也随之区别。如果没有早先辨别，等到临期才展示，必定不能全部记住。日子多则难以防备，一定要防备，白天有白天的事，夜晚有夜晚的事。白天就用旗帜器物的号令，使他们看到龙虎鸟蛇的图像就知道方向；夜晚就用名称的区别，使他们听到门名、县鄙的名称而契合于心。如果没有早先辨别，等到临期才展示，必定不能完全明白。三季各辨别一物，那么习练得熟而理解得深了。如果不合三者并阅，又怎么能通融而尽其用呢？这是年终必定有大阅兵教习的原因。如今朝廷教战的方法，每月三次操练，不是严寒盛暑不停止，相比周人的教阅只限于四季，尤其频繁了。但是所立的法规，未必详尽；而奉行的人，多不尽心。臣希望特别敕令有关官员，召集文武大臣，掌管政事及懂兵法的人，斟酌古今事宜，立为定制，颁给将领，使他们按此教习。每年仲冬，皇帝亲临大阅兵，而施行赏罚的典制。这样，那么列屯坐食的，都是精兵，而用之天下无敌了。

《诗序》：“《车攻》，宣王复古也。宣王能内修政事，外在攘夷狄，恢复文武的境界，修车马，备器械，再次会合诸侯于东都，借田猎而选拔车徒。”

朱熹说：“先王的田猎，借此显示车马的盛大，纪律的严明，所以成为中兴之势，在于此。所谓田猎，不同于寻常的田猎。”臣按：“古人多借田猎来讲武事，他们田猎的目的，不是荒废于禽兽。这时周室中衰，玁狁内侵，逼近京邑，宣王的即位，北伐南征，以成就中兴之功。《诗》序所谓‘恢复文武的境界’，就是此。东都的会合久缺，田猎的礼仪不讲，于是修车马，备器械，再次会合诸侯，借田猎而选拔车徒，大概是借搜狩来讲武事，以加强内修外攘的治理罢了，不是专为禽兽。”

吉日，赞美宣王田猎。

朱熹说：这也是宣王的诗。

吕祖谦说：“《车攻》《吉日》，所以为复古的是什么？大概搜狩的礼仪，可以看到王赋的恢复，可以看到军实的盛大。”

译由此可以看出军队纪律的严明，可以看出上下级之间的情义，可以看出管理事务的周密。想要了解文臣武将的功业，这些也足以让人观察了解了。

译臣按：先儒认为，宣王之所以能够恢复文王、武王的功业，固然不仅仅在于两首诗中所说的搜狩之事。然而仅从这两首诗来看，其车马、徒卒、御者所出的情况，可以看出王赋的恢复；旌旗、车饰的完备，决拾、弓矢的精良，可以看出军备的兴盛；选拔徒卒则井然有序，徒卒和御者都不惊扰，行动者有秩序而无喧哗，又可以看出军纪的严明；在防同之地进行绎祭，协助我举防（积禽）全都率领左右来宴飨天子，又可以看出上下之间的情谊；将要使用马力时，既进行伯祭又进行祷祭，分配禽兽均匀而大厨房不盈满，又可以看出综理细微的周密。大概在一件事之中，五种美德就具备齐全了。由此推论，那么其余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

春秋桓公四年春正月在郎地狩猎。

胡安国说：“军事祭祀，是国家的大事。狩猎，是用来演练大事的。用兵来训练军旅，是用来显示武力而威震天下；取物来祭祀宗庙，是用来显示孝道而顺服天下。所以仲春时节教习振旅，接着进行搜猎；仲夏时节教习茇舍，接着进行苗猎；仲秋时节教习治兵，接着进行狝猎；仲冬时节教习大阅，接着进行狩猎。然而不合时令就会伤害农事，不合地点就会损害万物。田猎的地方，如郑国有原圃，秦国有具囿，都是固定的场所。违背固定的场所，侵害百姓和万物，百姓就会苦不堪言，那么听到车马的声音，看到羽旄的美丽，就会举首皱眉互相告诉，能不谨慎吗？”

臣按：先王的田猎，借着打猎来演练武事，这就是所说的安不忘危，治不忘乱。一定有固定的场所，一定有固定的时间，不伤害农事，不损害万物，以此来练习驰驱的节度，测试击射的技艺。这绝不是所谓在外沉迷于禽兽，追逐野兽没有厌倦的人。我朝都城西南有海子，就是古代原圃、具囿之类。每年仲冬以后，皇帝亲自临幸校猎，就是古人的遗制。

桓公六年秋八月大阅。

何休说：“不教导百姓作战，这就是抛弃他们。所以每年简阅徒卒，叫做搜；每三年简阅车马，叫做大阅；每五年大简车马和徒卒，叫做大搜。存在时不忘记灭亡，安定时不忘记危险。”

程颐说：“治理国家的方法，武备不可废弃。一定要在农闲时节讲习演练，这是保护百姓、守卫国家的道理。没有事情而这样做，是妄动；有警报而这样做，如果平时没有教导，怎么能保卫国家呢？”

臣按：大阅的礼仪，是天子的礼仪。而鲁国作为诸侯却实行它，所以《春秋》记载以显示其僭越。礼仪在诸侯那里实行，就是僭越；在天子那里实行，就是保护百姓、守卫国家的道理。后世虽然有教阅的事情，但其礼仪不完备。在汉、唐也间或有实行的。请求命令礼官和掌管兵权的人，考究《周官》以及汉、唐以来的典故，制定大阅的礼仪。除了每月将帅自行教战外，每年仲冬，请皇帝临幸教场，举行大阅礼，以考核将领和军士的技能，以此赏罚升降。使天下四方夷狄听到，知道圣人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这样就不敢萌生非分的作乱之心。

《谷梁传》说：借着搜狩来练习使用武事，是礼仪中最重要的。用艾兰（香草）作为防（田猎的大界限），放置旃（旌旗的一种）作为辕门（用车辕表示门），用葛（或作褐）覆盖质（质是椹，用褐覆盖椹）作为闑（门中的闑），流房握（指两车轊头各离开门边空握四寸），御轚（挂）者不得进入，车轨尘（指车不得入门，车轨的尘土不出辙），马〇蹄（发足相应），揜禽旅（揜取众禽），御者不失其驰，然后射者才能命中。超过防界的不追逐，是不跟随奔逃之道的道理。面部受伤的禽兽不献，不成禽的也不献。禽兽虽然多，天子只取三十只，其余的分给士众在射宫练习射箭。射箭而中靶但没得到禽兽，就得到禽兽；得到禽兽但射箭不中，就不得到禽兽。这也知道古人重视仁义而轻视勇力。

臣按：古人借着搜狩来练习使用武事，不仅仅是为了练习作战和行礼，不仅仅是为了崇尚勇力和表彰仁义。借艾兰的草作为防界，放置通帛的旃作为门；用毛布覆盖门闑，是怕伤害马足。车进入门时，用车轴阻碍，以检验其驾驭的能力。车辙的尘土，希望它不远；马行走的蹄，希望它相应。禽兽的群队，希望不遗漏。像这样，不是御者不失其驰就不能做到。御者不失其驰，那么射者就能关弓命中。超过防界的兽，不允许追逐，这就是作战时不追逐奔逃的人。面部受伤的兽，不允许献，这就是作战时不杀投降的人。不成禽的兽，不允许献，这就是作战时不杀戮幼稚的人。田猎虽然以得到禽兽为上，但作战则以能射为先。所以在分配禽兽的时候，又以射箭作为取舍的标准。古代兴盛时期，借着搜狩来练习使用武事，因此三军之众，耳目所濡染，手足所运动，见闻熟练，心意流通。一旦临到战阵之间，进退取舍，都符合节度，所以军旅所到之处，没有不成功的，这是由于教阅有素。

《左传·隐公五年》臧僖伯说：“春搜，夏苗，秋狝，冬狩，都在农闲时节来演练事务。每三年治兵，入城振旅，归来饮至，以清点军实，昭示文章，明确贵贱，辨别等级，顺应少长，练习威仪。”

译杜预说：“搜索并挑选那些不孕的牲畜，‘苗’通‘苗’，意为除去害虫；‘狝’是杀的意思，以杀为名，是顺应秋气；‘狩’是围守的意思，冬天万物都已成熟，捕获了就取用，不再有所挑选。四季演习武事，每三年进行一次大规模操练。出征时称为‘治兵’，意思是开始整治军事事务；回师时称为‘振旅’，意思是礼仪结束后整顿队伍返回。归来后在宗庙饮酒，用来清点车马、步兵、器械以及所获得的战利品。”

译林尧叟说：“‘昭文章’，就是彰显纹饰图案。国君、大夫、士的车乘、服饰、旌旗，各有不同的纹饰图案，用以明确贵贱等级。这说的是田猎的规制，地位尊贵者先射杀猎物，以此来彰显国君、大夫、士与平民的贵贱，辨别等级行列。所谓辨别上下等级的行列，无论是坐立、进退，都是如此。‘顺少长’，指出征时年轻人走在前面，这是趋向敌人的道义；返回时年轻人走在后面，这是护卫军队的道义。这些都称为‘顺’。”

臣按：在成周时期，田猎的礼仪，每年举行四次，每三年举行一次大田猎。出征时称为‘治兵’，回师时称为‘振旅’，归来后在宗庙举行饮至礼，以清点军功物资。然而不称之为‘治田’，而称之为‘治兵’；不称之为‘田实’，而称之为‘军实’。由此可以看出，春搜、夏苗、秋狝、冬狩这些田猎活动，虽然说是为了田猎，实际上是为了练习作战。至于其中所说的彰显纹饰、明确贵贱、辨别等级、顺应长幼，并总结为‘习威仪’，这又可以看出，凡是所彰显、所明确、所辨别、所顺应的，无非是为了练习武事的威严仪态，使他们有威严而令人敬畏，有仪态而可供效法。后世的田猎礼仪，只是以追逐禽兽、放纵欲望为乐罢了，不再有古人讲习武事的制度。所谓的教阅，只是应付旧例；而射箭所施放、戈矛所击打、刀刃所刺击，都没有实际受用的地方。所演练的，都是虚文而没有实用。

僖公二十七年，晋侯开始回国教导百姓。过了两年，想要使用他们。子犯说：“百姓还不知道道义，没有安居乐业，因此出兵安定襄王（周王），入国致力于利民，百姓怀念恩德了。将要使用他们。子犯说：‘百姓还不知道信用，没有明白使用的信用（没有明白见用之信），因此攻打原国来展示信用。百姓容易用货物交换资财，不追求丰厚，明确定价不改变（明定其辞不贰价），晋侯说：‘可以了吗？’子犯说：‘百姓还不知道礼仪，没有产生恭敬之心，因此举行大搜来展示礼仪。设立执秩（主管爵秩的官员）来端正官职，百姓听从而不迷惑，然后才使用他们。’撤去谷地的戍守（第二年楚子派申叔撤去谷地戍守），解除对宋国的包围（第二年楚子派子玉撤去宋国包围），一战而称霸（第二年战于城濮），这是文教的成果（由晋侯以文德教化百姓）。”

臣按：晋文公想要使用百姓去作战，而子犯认为百姓还不知道道义、信用和礼仪，所以不能使用。晋文公于是展示道义，展示信用，展示礼仪，然后才使用他们，所以一战就能成就霸业。这大概符合孔子回答樊迟问政时所说的，所谓上位者喜好礼、义、信这三件事。然而圣人所说的喜好，是内心真正喜好，自然能导致百姓的敬服。晋文公则是想要百姓被使用，所以故意这样做来展示给他们看。这就是王道与霸道的区别。虽然如此，晋文公是霸主，他使用百姓，尚且一定要先使百姓心服，然后才使用他们。后世则是驱赶百姓罢了。如果只遂行自己的欲望，哪里还顾恤百姓的顺从或违抗。

昭公十四年，楚子派然丹在宗丘（地名）检阅上国的军队，并且安抚那里的百姓，救济贫困者，赈济穷困者，抚育孤幼，赡养老疾者，收容单身者，救济天灾人患，宽恕孤寡，赦免重罪轻戾，查究奸邪，举用有才德而沉滞的人，礼遇新来的羁旅之人，叙录旧勋，禄赏功臣，联合亲属，任用良才处理事务，量能授官。派屈罢在召陵检阅东国的军队，也这样做（像然丹一样）。在边疆结好，休养生息五年后才用兵，这是合乎礼的。

孔颖达说：“兵，是作战器械的名称。作战必然让人手持兵器，所以称人持兵为兵。简兵，是说料简其强弱，集合起来检阅他们。并且慰抚那里的百姓。分贫振穷，以下都是安抚百姓的事情。”

臣按：检阅军队并且安抚百姓。大概百姓是军队的来源。为了百姓而设立军队，军队完备而百姓失去安居之所，哪里比得上养育他们的军队呢？本朝在边地任命大臣守备，同时兼任巡抚的职务，就是这个意思。

《王制》：有战事发生，就命令大司徒教导士人使用车甲。

郑玄说：有发，谓有军师发卒。

孔颖达说：“国家有军旅，征发士卒，这是司马的职责。君王则命令大司徒教导乘兵车及穿甲胄的仪容。一定是大司徒，因为大司徒主管民众，又主管教化，所以与司马互相制约。”

臣按：先儒认为大司徒教导士人，就让司马评定他们的才能，所以出任比长、乡大夫、伍长、军将等职，他们的才能没有不适宜的。司马治理军队，就让大司徒教导他们事务，所以入居比、闾、族、党、州、乡，出任伍、两、卒、旅、军帅等职，他们的事务没有不治理好的。

《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于是教导田猎，以练习五种兵器。

郑玄说：“教于田猎，是借着田猎的礼仪，教导百姓战法。五戎，指五种兵器：弓、矢、殳、矛、戈、盾。”

臣按：先儒认为教导田猎，接着练习五戎与车攻，借着田猎来选拔车兵和步兵，意思相同。上面说‘教’，下面说‘习’，是我教导他们，所以他们练习。戎器必定以五为数，因为兵法五人为一伍的缘故。田猎所以能得利，军旅所以能效死。人之所欲，莫

译没有比利益更让人追求的；没有比死亡更让人厌恶的。把人们所厌恶的事情寄托在人们所追求的事情中，并使之成为习惯，这是古代圣王深远的用意。大司马在秋天打猎时训练军队，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译以上论述简阅训练的教化【上】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二十六

<子部，儒家类，《大学衍义补》>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二十七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的关键

严整武备

简阅训练的教化

孔子说：“善人教导百姓七年，也就足以让他们投入战争了。”

朱熹说：“教导百姓，是教导他们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忠诚守信的品行，以及努力耕作、研习武备的方法。百姓知道亲近他们的上级，为他们的长官效死，所以可以投入战争。”

臣按：先代儒者认为，善人怀有忠爱悲悯之心，而他教导人的方法又兼顾根本与枝节。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忠诚守信，这是根本；努力耕作也是根本；研习武备的方法，则是枝节。根本与枝节都兼顾到了，而且必须经过七年才勉强可以投入战争，用兵之事岂能轻易言说！唉！凭着忠良平易正直的善人，去教导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忠诚守信的良民，尚且必须经过七年之久，然后才可以投入战争。不到七年，还是不可以的。“可”字，是勉强可以但尚有所未尽的意思。后世招募乌合之众，去抵御必死的盗贼，抵御披坚执锐的戎狄，他们的失败是理所当然的！那些能够成功的，也不过是侥幸罢了。

孔子说：“让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去作战，这就叫做抛弃他们。”

朱熹说：“‘以’是用意，使用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去作战，必定有败亡的祸患，这就是抛弃他的百姓。”

张栻说：“所谓的教导，是教导他们君臣、父子、长幼的道义，使他们都有亲近上级、为长官效死的心，然后又教导他们军队的节制，像《司马法》那样。如果未经教导就驱使他们作战，这就是把他们抛弃在死地罢了。”臣按：“圣人所说的教导百姓，不只是教导他们的武艺，必须先以文事来教导他们。必须使这些百姓知道尊崇君主、亲近上级的道义，然后才让他们拿起武器、穿上铠甲，练习弓箭来抵御君王所愤怒的敌人，保卫国家。这样内心专一，而勇气奋发于外，那么不战则已，战则无敌了。”

鲁国打算让慎子担任将军，孟子说：“不教导百姓就使用他们，叫做祸害百姓。祸害百姓的人，在尧舜的时代是不被容忍的。”

朱熹说：“教导百姓，是教导他们礼义，使他们知道在家侍奉父兄，出门顺从长上。使用他们，是让他们去作战。”

辅广说：“能像这样教导他的百姓，才可以投入战争。让他们抵御愤怒的敌人、抵抗侮辱，在临阵之际，都像手足护卫头目，子弟保卫父兄一样。不然，这就是把他们陷入死地。所以叫做祸害百姓。在尧舜的仁政下，难道会容忍这样的人吗！”

臣按：孔孟是百世文教的宗师，而谈到武事，却切切以教导为言。由此看来，不只是文事有教导，武事也有教导。名义虽然分为文武，但教导的原则是一致的，最终归结于使百姓明白本性，保全百姓的生命罢了。然而必须百姓本性明白，然后他们的生命才可以保全。如果不教导百姓就使用他们，孔子说这是抛弃百姓，孟子说这是祸害百姓。身为统治者，平日不知道如何教导百姓，却一旦驱使他们面对刀箭，那么虽然不加以斥逐，不施加刑罚杀戮，实际上与抛弃他们、祸害他们，有什么不同呢？唉！作为百姓的父母，不能养育他们、福佑他们，反而抛弃他们、祸害他们，况且所争夺的，只是土地名称这类细微的小事？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民贼了。尧舜的时代，难道会容忍这样的人吗？这样的人，尧舜的时代尚且不包容，何况身居尧舜之位，治理尧舜之民的人，竟然想要做尧舜时代所不容之人所做之事呢？

汉朝制度，常在九月都试太守、都尉、县令、县长，丞相负责防范，都试考核优劣。

东汉制度，立秋这一天，自郊外祭祀完毕，开始宣扬威武，在郊外东门宰杀牺牲，以进献陵庙。其礼仪，皇帝乘坐戎车，白马红鬃，亲自拉弓射杀牺牲。牺牲用鹿和麛，太宰令、谒者各一人，乘坐获车，驾四匹马送牺牲到陵庙。回到宫中，派遣使者带着束帛赐给武官。武官演练兵器、习练战阵的礼仪，宰杀牺牲的礼节，名叫防刘。武官都演练孙武、吴起的兵法六十四种阵势，名叫乘之。

臣按：汉朝继承秦朝制度，三时不举行讲武，只有十月皇帝车驾幸临长安水南门，防范五营士兵布列八种阵势进退，名叫“乘之”。而东汉所演练的，却是六十四种阵势。大概六十四种阵势，就是八种阵势演变为八八六十四种。所谓“防刘”，就是汉武帝太初二年下令天下五日之膢。膢音“刘”，“刘”是杀的意思。大概想要习练战阵的方法，先宰杀牺牲作为礼仪。

汉灵帝中平五年，下诏征发四方军队，在平乐观下讲武。建造大坛，上面建立十二重五彩华盖，高十丈。坛的东北方建造小坛，又建立九重华盖，高九丈。排列步兵、骑兵数万人，结营布阵。天子亲自出来，临视军队，驻在大华盖下，又驻在小华盖下。礼仪完毕，皇帝亲自穿上铠甲，骑披甲的马，在阵中绕行三圈后返回。

盖勋说：“先王炫耀德行而不炫耀武力，现在寇敌在远方却设置近处的阵势，不足以昭示果敢坚毅，只是黩武罢了。”

唐朝制度，仲冬之月，在京城外讲武。提前十一天，有关部门奏请讲武。兵部承接诏令，于是命令将帅挑选军士，清理地面作为场地，四面设立五根标志杆。又在北厢另外清理地面，南向作为车驾停驻观看的地方。提前三天，尚舍奉御设置大次及御座于清理好的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