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三十一

译这又不是后人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因为古代确实有这样的礼仪。后世这种礼仪已经很久不施行了，即使是唐太宗想要参酌制定，李靖仍然认为出兵时举行告庙仪式，任命将领时允许其临机专断，这与斋戒后推毂送行的仪式没有区别，不需要参酌制定，更何况其他情况呢？出兵任命将领，是为了平定祸乱、安定国家，赋予他们斩杀的权力，让他们掌管三军的性命，这难道是小事可以轻易苟且简略、毫无礼仪的吗？如果没有礼仪，怎么激励劝勉将士的忠心，加重将领的权威，从而让他们拼死效力以成就武功呢？古今情况不同，不能完全照搬古制，请命令礼官斟酌古代的制度，参酌当下的时宜，制定出一代出兵遣将的礼仪。

译汉文帝对冯唐说：“我驻守代地的时候，听说赵国将领李齐贤能，在巨鹿作战。如今我每次吃饭，心思都不曾离开巨鹿。”冯唐回答说：“这还不如廉颇、李牧做将领呢。”文帝拍着大腿说：“唉！我偏偏得不到廉颇、李牧这样的将领，我还担忧什么匈奴呢？”冯唐说：“陛下即使得到了他们，也不能任用。”文帝说：“你怎么知道的呢？”冯唐回答说：“上古君王派遣将领时，跪着推动车轮，说：‘国门以内的事情，由我决断；国门以外的事情，由将军决断。’军功爵赏，都在外面决断，回来再向朝廷奏报。这不是空话。李牧做赵国将领，驻守边疆，军营市场的租税，都自行用来犒劳士兵，赏赐在外决断，不经过朝廷复核。充分信任并责求成功，所以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智慧和才能。如今我私下听说魏尚做云中郡太守，他把军营市场的租税全部用来犒劳士兵，拿出自己的俸禄，三天杀一头牛，亲自款待宾客、军吏和舍人，因此匈奴远远避开，不靠近云中郡的边塞。敌人曾经一次入侵，魏尚出击，杀敌很多。士兵从田间应征入伍，哪里懂得尺籍伍符这些文书法规？整天奋力作战，斩首捕虏，上报战功到幕府，只要有一句话不符合规定，文官就依法制裁，他的赏赐就不能实行，官吏奉行法律必定严格执行。况且魏尚因为上报战功时首虏数目相差六级，陛下手下的官吏削去他的爵位，处罚并遣返他。由此说来，陛下即使有廉颇、李牧，也不能任用。”文帝很高兴，当天派冯唐持符节赦免魏尚，恢复他云中郡太守的职务，并任命冯唐为车骑都尉。臣按：文帝感叹得不到廉颇、李牧这样的将领，而冯唐回答说皇帝得到了也不能任用，并且列举古人派遣将领的礼仪以及李牧守边的事情作为论据，最后用魏尚的事实来证实。这不仅是当时的弊端，后世拘泥于文书法令来约束边将的弊端至今仍然存在。英明的君主任用将帅，专门委任，责求成功，只以军事政治修明、寇盗平息为效验，不必拘泥于簿册文书的法令是可以的。

唐代陆贽对德宗说：“凡是想要选拔任用将帅，必须先考察他的品行和能力，然后指明所授予的防区，告知所委托的事务，让他自己揣度是否可行，自己陈述规划，需要什么样的甲兵，借用什么人做参佐，需要多少兵马，使用多少资粮，在哪里设置营寨，什么时候取得成绩，始终的要领都要让他筹划。于是观察他的计谋，核实他的名声与实际。如果认为才能没有可取之处，言论不可实行，就应当在开始时退却他，不应当在事后留下忧虑。如果认为志气足以胜任，方略可以施行，就应当在最终要求他，不应当在中间掣肘。像这样，那么怀疑的人不被任用，被任用的人不被怀疑，在选材上耗费精神，在委任上安然无为。既然委托了事务，既然满足了需求，必然可以核查他的好坏，实行赏罚。受到赏赐的人不认为泛滥，应当受罚的人无法推辞。授予和接受的权力既然专一，苟且偷安的心思自然平息。因此古代派遣将帅，君王亲自推动车轮并命令说：‘国门以外，由将军裁断。’又赐予斧钺，表示让他专权防守。所以军中的仪容不进入国内，国内的仪容不进入军中，将领在军中，君王的命令有所不接受。这确实是权宜之计，不可以由远方决断，号令不可以两从。没有委任不专一，却希望他克敌制胜成功的。”

臣按：古今选拔任用将帅的方法，陆贽这篇奏疏说尽了。后世的君主，应当遵循执行的。

陆贽又说：近来边防军队的进退裁制，多出自皇上的裁断；设置武将，先求容易控制，多设部将来分散他们的力量，减轻他们的责任来削弱他们的心志。虽然有所惩戒，也有所损失，于是使得分权负责、责求成功的道义废弃，死战退敌、承担罪责的志气衰退。一方面听命，另一方面也听命，违背军情也听命，违背事宜也听命。如果所设置的将帅，必定选取顺从没有违抗的，那么像这样就可以了。如果有平定凶暴、安定祸乱的意图，那么就不可以了。两个强国相接，两军相持，事机的到来，间隙不容喘息。积蓄谋略等待，还恐怕失去时机，临时才开始谋划，本来就疏漏了。何况千里之远，九重之深，陈述难以明了，听取阅览不能统一，想要事情没有遗漏的计策，即使是圣人也有所不能。假使谋虑能够周全，权变来不及怎么办？戎虏奔驰冲击，快如狂风，驿书上报，一个月才报告。守土的人因为兵少不敢抗敌，分镇的人因为没有诏令不敢出兵。逗留之间，寇敌已经逼近，借口救援未到，各自关闭营垒保全自己。牧马屯牛，尽被抢劫；农夫樵夫，全部成为俘虏。虽然诏令各镇发兵，只以虚声应援，互相观望，不敢拦截邀击。贼寇既然纵掠退归，这才陈述战功报告捷报，他们的损失减少百倍而说成一分，他们的收获夸大百倍而说成一千。将帅既然侥幸于总制，在朝中不担忧他们的罪过连累，陛下又认为大权由自己掌握，不探究事情真相，用兵像这样，可以说是机宜失于遥制了。

臣按：陆贽这篇奏章，详细叙述了用兵遥制的过失，古今是一致的。其中所谓“虽然有所惩戒，也有所损失”，将帅既然侥幸于总制，在朝中不担忧罪过连累，陛下又认为大权由己，不探究事情真相，切中古今实情。至于所谓“只以虚声应援，互相观望，不敢拦截”，贼寇既然纵掠退归，这才陈述战功告捷。他们的损失减少百倍而说成一分，他们的收获夸大百以成千，这又是边防陈述战功告捷的普遍弊端。

宪宗元和四年，任命左神策中尉

译吐突承璀担任招讨处置等使。翰林学士白居易上奏章，认为国家进行征伐，应当责成将帅负责。近年才开始让宦官担任监军，从古至今，没有征调天下军队，专门让宦官统领的先例。臣担心四方听到这个消息，必定轻视朝廷；四方异族听到这个消息，必定嘲笑中原。陛下难道忍心让后代相传，说让宦官担任制将都统，是从陛下开始的吗？

译臣按：晋文公想要派人镇守原邑，却向宦官勃鞮咨询，把任务交给了赵衰。评论的人说，镇守原邑是为了承接天子之命，树立霸业，向诸侯传达命令，不应当向亲近的宦官谋划，以亵渎王命。政治败坏的开端，由此滋生了。齐桓公任用管仲而兴盛，进用竖貂而败坏了其后世。景监得以推荐卫鞅，〇石得以杀害王望之。造成这些失误的，根源在于晋文公。唉！晋文公向勃鞮咨询镇守原邑的人选，懂得治国大体的人尚且认为在当时是羞耻的，却使后代陷入困境。何况亲自任用这样的人来统领军队，托付边防重任呢？有志于帝王治道的人，应当由此类推来自我反省。

元和十一年，高霞寓在铁城大败，仅以身免。当时讨伐淮西的将领们，胜利了就虚报杀敌数量，失败了就隐瞒不报。这次大败，无法掩盖。皇帝才得知消息，朝廷内外都震惊愕然。宰相入朝觐见，打算劝皇帝罢兵。皇帝说：“胜负是兵家常事，现在只应当讨论用兵的策略，考察将帅中不胜任的人加以替换，军粮不足的人给予援助罢了，怎么能因为一名将领失利，就立刻议论罢兵呢？”于是只采纳裴度的意见，其他主张罢兵的人渐渐停止了议论。

臣按：韩愈说：“凡是平定蔡州的功劳，只有依靠防备才能成功。”用一句话来决断，确实是君主处理事务的根本。如果事情符合天理的正道，契合人谋的公正，而又刚毅果断地主宰于内心，那么天下就没有难以做成的事，君主就没有不能成就的功业。史书记载讨伐淮西的将领，胜利就虚报战果，失败就隐瞒，这是衰世将帅蒙蔽君主的常态，不仅仅是唐朝征讨淮西如此。有国家的人不可不知道。

穆宗时，昭义监军刘承偕依仗恩宠欺凌节度使刘悟，暗中与磁州刺史张汶谋划，防备刘悟被送往京城，由张汶代替他。刘悟知道了这件事，暗示军士作乱，杀了张汶，包围刘承偕，想要杀他。幕僚贾直言进入，责备刘悟，赦免了刘承偕，把他囚禁在府舍。穆宗召见刘悟，命令送刘承偕到京城，刘悟没有及时奉诏。穆宗问裴度：“应当如何处置？”裴度回答说：“刘承偕在昭义骄纵不法，我全都知道了。陛下如果一定要收服天下人心，只应当下达半纸诏书，详细陈述刘承偕骄纵的罪行，命令刘悟召集将士斩了他，那么藩镇的臣子谁不想为陛下效死呢？”穆宗低头想了很久说：“我不吝惜刘承偕，但是太后把他当作养子，你再想想其他的办法。”裴度请求将他流放。

臣按：刘承偕因为骄纵激变，刘悟被他囚禁。裴度请求治他的罪，是对的。但是让刘悟召集众人斩了他，想以此来收服藩镇的心。这样固然可以得到藩镇的心，岂不是失去了朝廷的威严吗？臣私下认为，刘承偕如果有罪，朝廷应当下诏列举他的罪恶，让刘悟派人送他到京城，公开公正地治他的罪，这样就对了。虽然如此，刘承偕是太后的养子，杀了他会伤害太后的意思。怎么办？回答说：皇帝列举刘承偕的罪恶，反复对太后说：“不杀他，恐怕激起祸乱，成为宗庙社稷的忧患。”说到再三，一定要太后听从才停止。

武宗会昌四年初，李德裕认为自从韩全义以来，将帅出征屡次失败，弊病有三：一是诏令下到军前，每天有三四次，宰相大多不参与听闻；二是监军各自凭意见指挥军事，将帅不能专断进退；三是每支军队都有宦官作为监使，全都挑选军中骁勇的数百人作为牙队，那些在阵前战斗的都是怯弱的士兵。每次作战，监使自己有信旗，登高骑马，用牙队保卫自己，监视军势，稍微退却就引旗先走，阵势从而崩溃。李德裕于是与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商议，约定策略，监军不得干预军政，每兵千人允许监使取十人自卫，有功按例受赏。两位枢密使都认为对，禀报武宗实行。自从抵御回鹘到泽潞罢兵，都遵守这个制度。如果不是中书省进呈诏书的意思，更没有其他的诏令。从宫中发出的号令既然简少，将帅得以施展他们的谋略，所以所向有功。

臣按：李德裕说将帅出征屡次失败，弊病有三，难道只是当时的弊病吗？李德裕此举很好，但是如果没有两位枢密使与他同心，就不能去除这个弊病而成就这个功业。两位枢密使也是宦官，却能顺从道理而不顺从私欲，为国家而不为他们的党羽，唉，真是贤良啊！

大中九年，浙东军乱，驱逐观察使李讷，贬李讷为朗州刺史，监军王宗景受杖四十，发配恭陵，仍然下诏从今以后武官失律，一并连坐监军。

唐末时，各节度使既然有监军，那些统领偏师的也设置中使监军。中使主将不能专断号令，作战小胜就飞驿奏报，自以为有功；不胜就胁迫诸将把罪责归给他们。全都挑选军中骁勇的人来保卫自己，派遣羸弱的人去作战，所以每次作战大多失败。

臣按：既然任用为将帅，却又用中使监督他们，这是怀疑他们。中使、将帅同为臣子，为什么要在这中间分怀疑和信任呢？怀疑人就不任用，任用就不怀疑。用中使做监军，恰好让他们干扰将帅的权力，败坏军政，而松懈士卒的心，未必有益。

宋太祖想要讨伐江南，曹彬与诸将入朝辞行。皇上对曹彬说：“南方的事情，全部委托给你，千万不要掠夺百姓，务必广布威信，使他们自己归顺，不需要急迫攻击。”并且把匣中的剑授予曹彬说：“副将以下不听从命令的，斩首。”臣按：王者的军队，是代替天来施行道义的。所以代替王者来施行

译天道的体现者，是谁呢？是统兵作战的将帅。将帅如果不能使部下严肃整饬，那么即使有仁德也无法施行，有义气也无法振奋，号令无法推行而事业功绩也就无法建立了。宋太祖任命曹彬时的言辞，以及授予他宝剑的用意，可以看出他仁德与义气都兼顾周全了。

译太祖留意于将帅，分别任命李汉超等人控制防御西北边疆。那些家族在京师的将帅，太祖对他们抚恤非常优厚，把他们所管辖州县的盐铁专卖之利，全部赐给他们，任凭他们往返贸易，免除他们经过地方的税收，允许他们招募勇士作为自己的亲信。凡是军中事务，都听从他们根据情况自行处置。每当他们来朝见，太祖必定召见他们，赐座，赐给饮食，赏赐格外优厚，送他们回去。因此边疆将领都富有钱财，能够供养士兵、使用间谍，透彻了解外族的情状，有时发生侵扰掠夺，也能预先知道，提前设伏袭击，大多取得胜利，所以整个太祖在位期间，没有西北的忧患，各个叛乱依次被削平，武功盖世，这就是得到壮士守卫四方，推诚相待、以赤诚之心对待他们所导致的。臣按：前人曾说，太祖任用将领，用恩宠尊崇他们，用真诚厚待他们，用财富使他们富足，降低他们的名位而提高他们的权势，忽略细微之处而追求大局，让他们长期任职而要求他们取得成效。用非同寻常的恩宠宠幸他们，那么他们的感激就深；用赤诚之心对待他们，那么他们的意志就坚定；用非同寻常的恩惠使他们富足，那么他们供养士兵就足以得到效死的力量，使用间谍就足以得到敌人的情报；至于降低他们的名位而不损害他们的权力，那么地位低微的人就有建功立业的决心，而勇猛有智谋的人得以施展谋略；他们的过错被宽容，才能得以振奋；长期任职，那么对事务就熟悉。自古以来任用将领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而宋太祖能够运用它，这就是他供养士兵少而积蓄人才多，手段简约而收效广博的原因吧。

太宗太平兴国年间，任命杨业为云州观察使，主持代州事务。自从雁门战役之后，契丹害怕他，每次望见杨业的旗帜，就撤退离去。戍守边疆的主将，大多嫉妒他，有人暗中上书诽谤，指责他的短处。皇上都不追究，把那些书信封好交给杨业。

富弼说：“从前魏国将领乐羊征讨中山，平定了它。等到回来，看到君主收藏的三箱诽谤书信，才明白将帅立功并不难，只是君主信任他们很难罢了。将帅专掌军外大权，独自行使威福，人们难道没有嫉妒他们的吗？嫉妒就会产生诽谤。既然有诽谤的话传到君主耳中，君主被迷惑就会怀疑将领。将领被怀疑，没有能够立功的，这就是乐羊感叹这件事的原因。此后的帝王，如果不是聪明睿智的君主，很少有不被诽谤迷惑的，他们的明智不及魏国的君主。杨业本是河东的降将，太宗得到他，信任不怀疑，每次收到诽谤书信，一一交给杨业，使边疆将领安心做事，这超过了魏国的君主。臣按：太宗对待杨业，可以说是符合古人任用将领的道理了。虽然如此，将领如果是合适的人选，这样就可以了；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难道不会更加助长恶行吗？所以君子贵在明晓事理而先有预见。”

太宗和防凖谈论将帅，皇上说：“将帅的才能谋略，固然不要求他们完美无缺，只要衡量他们的能力而任用他们。上自节度使，下至二千石官员，根据他们的功效授予职位。微小的功劳都加以甄别，下情必定能上达。下情必定能上达，就没有猜忌二心的嫌疑；微小的功劳都加以甄别，就没有怨恨不满的祸端。所以各自致力于忠孝而巩固禄位，悖乱之心就不会萌生。”

臣按：太宗说“微小的功劳都加以甄别，下情必定能上达”，这两句话，是任用将领的关键道理。然而在这两者之中，又以“下情必定能上达”为主。下情不能上达，即使是巨大的功劳，也可能被人蒙蔽，何况微小的功劳呢？

孙何对真宗说：“谨查《史记》，汉高祖将要平定三秦时，选择吉日，斋戒，设置坛场，拜韩信为大将军，统领诸将。魏国的旧例，派遣将领出征，符节郎授予节钺，跪着推动车轮。北齐任命将领出征，就由太卜到宗庙，烧灼龟甲占卜，在宗庙授予鼓旗，皇帝陈列法驾，穿着衮冕，在太庙拜祭，全部告祭完毕，走下中阶，引见上将，拿着斧钺授予他柄。将军已经拿着斧钺，回答说：‘国家不能从外面治理，军队不能从内部制约。臣接受命令，有旗鼓斧钺的指挥权，而君主没有一句命令干预臣。’皇帝说：‘如果对社稷有利，将军自行决断。’将军带着斧钺上车而出，皇帝推动车轮，出门时说：‘从此以外，由将军决断。’臣私下看到近来边疆将领授任赴任之际，只授予一尺见方的诏书，前面所说的筑坛告庙的礼仪，都缺失而没有建立，实在可惜。”

臣按：后世任命将领的礼仪很久废除了。我文皇帝派遣成国公朱能征讨安南的黎季犛。圣驾亲临龙江，举行祃祭并亲自告诫朱能等人。其礼仪的详细记载都在有关部门，可以考证。可以作为圣明子孙万世的法则。

仁宗时，狄青自请攻打侬智高。韩绛说：“武人不可以单独任用。”皇上拿这话问庞籍。庞籍说：“狄青出身行伍，如果任用文臣做他的副手，必定会被文臣牵制，号令不专一，不如不派遣。”于是下诏广南的将领佐官都听从狄青的节制。如果孙沔、余靖分路拦截攻击，也各自听从孙沔等人的指挥。

臣按：古代任命将领，托付以军外的大权，本来不需要文臣做他们的副手。然而后世人心不古，做将领的多是不懂书的人，义气多而仁爱少，勇气有余而智慧或许不足。任用武人而参用文人的品行，以仁为本，用智谋来辅助他们的武艺，似乎不算过分。

张方平对仁宗说：“将帅的职务，仍然应该让他们长期在位。祖宗任用李汉超、郭进、贺惟宗等人，远的二十年，近的也有八九年。给予他们事权，忽略细微的过失，不因谗言轻易调动他们，又不给他们高官，常常让他们志向有所未满，不怠于做好事。”

译如今却不是这样，武将们把边塞郡县称为边任，把它当作晋升的阶梯。那些担任边任的人，没有丝毫功劳和微薄成效，没过几年就直接升到高位，却又频繁调动更换。地形山川还没来得及了解，军官士兵还没来得及熟悉，官吏百姓的风俗还没来得及通晓，就又离任了。希望陛下借鉴祖宗的旧例，重视爵位赏赐以等待真正的功劳，要求长期任职以观察实际的效能。

译臣按：方平说，宋太祖长期任用将帅，最值得后世效法。自汉、唐以来，君主中号称善于使用将帅的，首先推崇宋太祖。即使是汉高祖也有所不及，因为汉高祖能够驾驭将帅，而宋太祖则善于任用将帅。

田况对仁宗说：“古代优秀的将帅，把宴请犒劳士卒放在首位，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刀锋之下，生死只在顷刻之间，本来就应该竭尽恩义来抚慰他们的心。李牧防备匈奴，把市场的税收都收入幕府，作为士卒的费用；赵充国抵御羌戎，也每天宴请军士。太祖任用姚、全斌、董遵诲抵抗西戎，何继筠、李汉超抵挡北敌，每人各自得到环庆、齐、棣一州的征收租税和农赋，用来购买牛酒犒劳军队，朝廷不过问他们的收支，所以得以使边防安宁，不敢窥探。又听说曹彬征讨江南，每天从和州依次起运粮饷，猪羊肉数千斤来供给战士。臣按：将士抵御敌人，是将自己的性命为国家保卫百姓、守护国土，如果正当出战的时候，作为将帅的只是用法令驱使他们，而没有犒劳的礼节，怎么能够感动他们的心，而使他们竭尽全力、舍命效忠呢？古人本来就有因为一块烤肉而得到报答的，也有因为一块肉没吃到而产生怨恨的。饮食之物虽然微薄，但人的感激之情产生得非常快，不仅仅是因为区区吃喝的缘故。田况的话，难道是没有根据的空话吗？”

刘敞对仁宗说：“君王派遣使者统率军队，一定要为他设置副手和参佐，不仅仅是为了掌管纪律、广开谋略，也是为了谨慎对待大事，防备意外。现在统领数万人的军队，连接四路的广阔地域，节制万里疆土，吉凶成败都系于此，却只凭一辆车亲临，孤身一人独立，突然遭遇疾病或意料之外的危险，没有可以依靠托付的人，没有人相互维持，这不是周全的计策。朝廷让狄青宣抚荆湖，经制盗贼，却不设置副臣，我认为这不合适。”

臣按：君主任用将帅，固然不能不专一，但也不能独自专断。因为人的资质性情不同，才智有限，一个人的见识，不如两个人周全，这就是任命将帅时一定要为他设置参佐的原因。然而这不仅仅是为了辅助他做不到的地方，也是为了遏制他不敢做的恶行。人之所以敢于做坏事，是因为没有人制约他。有同心的人，就能暗中消除他的坏心思；有异议的人，就能遏制断绝他的恶念。

神宗元丰年间，宦官李宪奏请设置保障，作为驻兵讨贼的地方。朝廷采纳李舜举的建议，罢免了深入攻取的策略。李舜举退朝后去见执政大臣，执政王珪迎接慰劳他说：“朝廷把边防事务交给押班和李留后，没有西顾之忧了。”李舜举说：“四郊多垒，这是卿大夫的耻辱。相公主持国政，却把边防事务交给两个宦官，可以吗？这两个臣子只应该供职于宫廷洒扫，怎么可以担当将帅的重任呢？”

臣按：李舜举的话，大概是有所激愤才说的，未必是他的本心。但是所谓宦官只应该供职于宫廷洒扫，怎么可以担当将师的重任？这是天下的名言。宦官能说出这样的话，难道只是比他的同类贤明而已吗！

王岩叟对哲宗说：“朝廷升降大帅，固然应当慎重，不能轻易听信一个人的话就实行。如果他的话出于爱憎喜怒的私意，而欺骗蒙蔽公议，岂不是损害君上的英明，误了国家的大事？如果真的可疑，自然应当让本路的监司共同考察。相信他的话再实行也不晚，现在进言的人往往掩盖他的长处而不告诉，摘取他的短处而揭露，那么他的爱憎之情自己就可以看出来了。如果有显赫的功劳就不记录，而暗中进言就立即实行，四方听到后，又有谁为陛下尽心呢？既然因为一个人的话就更换元帅，元帅将会人人畏惧；这些人有不能自保的忧虑，这些人将会人人侵侮他们的元帅，形成骄横的气势。这种风气逐渐滋长，不是朝廷的美事。”

臣按：汉文帝时，季布担任河东守，曾经被召到京师，留在客馆一个月后罢免。季布说：“我在河东任职，陛下无故召我，这人一定有人向陛下说我的坏话。现在我到了，没有接受事务，被罢免离去，这人一定有人在毁谤我了。陛下因为一个人的赞誉召我，因为一个人的毁谤罢免我，我担心天下人听到后，会借此窥探陛下的深浅。”文帝对待季布，君臣之情相通，有言论还可以传达给后世。上下隔绝，殿陛之间如同相隔万里，何况边将真正在万里之外呢！君主升降将臣，应当以王岩叟的这些话为鉴戒。

胡寅对高宗说：“将帅的才能，智慧一定能谋略，勇敢一定能作战，仁爱一定能防守，忠诚一定不欺骗。得到这样的人而任用他，然后以恩惠对待他，以威严驾驭他，以诚信结交他，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这才是任用将帅的实质。平庸无能的人，本来没有智勇，见到敌人就溃败，与他亲近厚待，等级威严不立，赐予过度，官职超越界限，想要收买他的心，反而足以导致他的轻慢。听信他狂妄虚夸的大话，期望他朴实效命的功劳，这是任用将帅的虚文。”

臣按：胡寅进呈这道奏疏共有七条策略，其中第三条是“务实效，去虚文”，其条目也有七项，这是七项之一。事情有实有虚，致力于实就有功效，追求虚就没有效果，不仅仅是用将这一件事如此【以上言委任】

以上论将帅之任【下】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三十一

<子部,儒家类,大学

译《衍义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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