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八十一

译被外物遮蔽，受习俗引诱，于是那原本淳厚的本性开始变得浅薄了。然而先前从上天那里获得的本来面目，则依然淳朴如初。在上位的人如果真诚地敬重经典，并在所谓人伦常道中践行德行，兢兢业业地恭敬谨慎而不忽视，都必定切实地内化于自身。凡是我命令百姓作为政教的内容，就是我喜好并奉为常道的准则。那么我这一身，周旋行动都在大道之中，由此在听闻观感之下的人，没有不向善改过、变恶为美、化顽劣为仁厚、由浅薄回归淳厚的，广阔平坦，都提升进入大道之中，没有偏邪不正的了。

译《君牙》篇中，周王说：“你自身能够端正，就没有人敢不端正；民心没有天然的准则，只有以你的准则为准则。”

蔡沈说：“教化的根本在于君主，君牙自身端正，内心中正，百姓就会效法他，这是体现人性所共同认可的。‘正’是从身体行为来说的，希望他的举止没有邪僻的行为；‘中’是从内心思想来说的，希望他的存想没有邪僻的念头。”孔子说：“在上位的人带头端正，谁敢不端正呢？”周公说：“带头做到内心中正。”

臣按：这是周穆王任命君牙为大司徒时的诰命。

《诗经·序》说：“《羔羊》和《鹊巢》的功德所导致的。”《召南》地区的国家受文王政教的感化，在位者都节俭正直，品德像羔羊一样纯洁。羔羊的皮（用来做皮衣），白色的丝线缝制五道边缘（用丝线装饰皮衣的名称），退朝后回家吃饭，从公门出来，从容自得的样子。

朱熹说：“南方各国受文王政教的感化，在位者都节俭端正，所以诗人赞美他们衣着有常，从容自得如此。”

臣按：前代儒者说这首诗是文王所作，人的效法如同春风和气，所到之处都生辉，所以人才所成就的，考察在野的人，那么威武勇猛的武夫，成为公侯的腹心；观察在朝的人，那么从容自得的大夫，节俭正直。这是文王的教化，不能用深浅远近来衡量。既然如此，君主的一身，是风化之本，怎么能不谨慎自己的出发点呢！

又说：“《驺虞》是《鹊巢》的应验。《鹊巢》的教化，使人行伦常既已端正，朝廷既已治理，天下普遍受到文王的教化，那么万物繁衍生长，按时狩猎，仁爱像驺虞一样，那么王道就成就了。”

朱熹说：“文王的教化，始于《关雎》，而至于《麟趾》，那么他的教化深入人心了。表现在《鹊巢》，而及于《驺虞》，那么他的恩泽遍及万物了。大概是因为意诚心正的功夫不息且长久，那么他的熏陶透彻，融合周遍，自然有不能停止的，不是智力和私心所能达到的。所以《序》以《驺虞》为《鹊巢》的应验，而看到王道的成就，这必定有所传承。”

陈鹏飞说：“始于《鹊巢》的夫妇，而人伦端正；中于《羔羊》的君臣，而朝廷治理。人伦既已端正，朝廷既已治理，使天下都受到文王的教化，而有驺虞的仁心，那么王道就成就了。”

《礼记·坊记》：孔子说：“做好事就归功于父母，有过错就归咎于自己，那么百姓就会兴起孝道。”

吴澂说：“说做子女的做好事归功于父母，有过错归咎于自己，那么百姓受其感化，都会兴起对父母的孝道。”

孔子说：“治理百姓的人，朝廷尊敬老人，那么百姓就会兴起孝道。”

郑玄说：长民指天子诸侯。

叶梦得说：“老人接近于父母，亲近的人尚且尊敬上级，那么亲人百姓必定知道孝顺下级。”

《缁衣》孔子说：“在上位的人容易侍奉，在下位的人容易了解，那么刑罚就不繁杂了。”吕大临说：“在上位的人喜好诚信，那么百姓没有不敢用真情的。容易侍奉，是因为喜好诚信的缘故；容易了解，是因为用真情的缘故。如果在上位的人用机心对待百姓，那么百姓也用机心对待上级，奸诈产生，想要刑罚不繁杂，是不可能的。”刘彛说：“在上位的人难以侍奉，那么在下位的人难以了解；在上位的人容易侍奉，那么在下位的人容易了解。好恶违背常理，喜怒失去常态，于是有隐藏诚信来讨好的人，委屈忠直来阿谀的人，包藏祸心来欺诈的人，只要可以蒙蔽上级而免除罪责，惩罚有什么达不到的呢？在下位的人这样，可以说难以了解。”

臣按：上下的分别虽然不同，但人心的道理是一样的。在上位的人有偏心难以侍奉，有褊狭之心难以侍奉，有私心难以侍奉，有忌妒之心难以侍奉，有猜疑之心难以侍奉，有欲望之心难以侍奉。在下位的人有深情难以了解，有厚貌难以了解，有巧言难以了解，有令色难以了解，有阴私难以了解，有隐忍难以了解，有藏机难以了解，有蓄奸难以了解。作为在上位的人，知道我的地位尊贵而权力重大，人们敬畏躲避尚且来不及，一定要和颜悦色地待人，开诚布公地示人，倾心诚意地用人，平心静气地与人，宽仁大度地容人，至诚恻怛地恕人，那么在我这里就容易侍奉了。知道人难以了解，推诚以待之，因事以试之。像孔子所说的“看他的所作所为，观察他的由来，考察他的安心”，又像所说的“不预先怀疑欺诈，不凭空猜测不信，但也先觉的人”，这是贤者，那么人的难以了解也变得容易了解了。大体上知人就是智慧，即使是尧也认为难，在下位的人确实不容易了解。在上位的人如果能一概以诚相待，而不藏机蓄智作为牢笼驾驭的手段，那么在我这里容易侍奉，而在彼那里就不难了解了。孟子说：“至诚而不能感动人的，从来没有过。”

孔子说：喜好贤人就像《缁衣》那样，厌恶恶人就像《巷伯》那样，那么爵位不滥授而百姓变得老实，刑罚不施行而百姓都信服。《大雅》说：“效法文王，万国信服。”陈澔说：《缁衣》，是《郑风》，赞美郑武公的诗；《小雅》《巷伯》，是寺人讽刺周幽王的诗；《大雅》《文王》的篇章。

吕大临说：“喜好贤人必定像《缁衣》那样笃实，那么人们就知道上级真正喜好贤人了。不必用爵禄的多次劝诱，而百姓自然兴起愿心来尊敬上级。厌恶恶人必定像《巷伯》那样深切，那么人们就知道上级真正厌恶恶人了。”

译不必施行刑罚，百姓自然敬畏顺服。周文王的喜好与厌恶合乎正道，且皆出于真诚之心，因此成为天下人效法的典范。这就是德行之所以能取信于下民的原因。

译孔子说：“下级侍奉上级，不听从上级口头发布的命令，而是追随上级实际的行为。上级喜好某种事物，下级必定会有更加过分的人去追求。因此，上级所喜好和厌恶的，不可以不慎重。因为这是百姓的表率。”陈祥道说：“言语对人的感化较浅，所以百姓不听从口头命令；行为对人的感化较深，所以百姓追随实际行为。上级的喜好和厌恶出于正道，那么百姓都会随之归于正道；上级的喜好和厌恶出于邪道，那么百姓都会随之归于邪道。就像标杆端正影子就端正，标杆歪斜影子就歪斜一样。所以说这是百姓的表率。”马睎孟说：“命令，是向百姓发布的命令；行为，是上级自身践行的行为。上级自身的行为是这样，而发布的命令却是那样。百姓不听从那样的命令，却追随这样的行为。这说明上级的喜好和厌恶，是下级所取法以为正道的标准，因此不可以不慎重。”臣按：上级喜好某种事物，下级必定会有更加过分的人。过分，是指比君主更加过分。众多的人群，愚昧的百姓，没有见识，看到上级所喜好的是这个，就纷纷趋附追随，模仿效法。起初虽然只有一两个人，最终会达到千万人；起初虽然只是涓涓细流，最终会达到滔天之势。所谓更加过分，就是如此。唉！人君的喜好崇尚，起于一念之间的偏私，顷刻之间的顺适，却不知道天下的人随风倒伏，于是由此形成风俗，或者由此导致动乱灭亡。那么，统治人民的人，他的喜好崇尚可以不谨慎吗？孔子说：“上级喜好仁德，那么下级践行仁德就会争先恐后。因此，治理百姓的人，彰显志向，端正教化，尊崇仁德以像父亲爱护子女那样爱护百姓，百姓就会致力于完善自身的行为，以此来取悦上级。”陈澔说：“彰显志向，是明确我喜好和厌恶的所在。端正教化，是以自身行为率领先行正道。所彰显的志向和所施行的教化，没有不是尊崇仁德的事情，以此作为爱护百姓的方法。因此百姓都感念其像父亲爱护子女那样的心意，致力于完善自身行为的善，从而取悦上级，就像子女顺从父母的命令一样。”孔子说：“百姓以君主为心，君主以百姓为身体。心庄重则身体舒展，心严肃则容貌恭敬。心喜好它，身体必定安适它；君主喜好它，百姓必定想要它。心依靠身体得以保全，也依靠身体受到损伤；君主依靠百姓得以生存，也依靠百姓而灭亡。”方慤说：“百姓以君主为心，是说百姓的喜好和厌恶跟随君主。君主以百姓为身体，是说君主的喜乐与忧患同百姓一致。身体虽然在外部发挥作用，但这是由于心的驱使，所以说：‘心喜好它，身体必定安适它。’心虽然在内部为主宰，但依靠身体的保护，所以说：‘心依靠身体得以保全，也依靠身体受到损伤。’”陈祥道说：“身体跟随心，百姓跟随君主。所以上级以庄重临下，那么下级也舒展了；上级以严肃临下，那么下级也恭敬了。心依靠身体来表现，心不在焉，那么看了也看不见，听了也听不到，这难道不就是‘心喜好它，身体必定安适它’的意思吗？君主是用来率领百姓的。君主喜好仁德，那么下级没有不仁德的；君主喜好义理，那么下级没有不义理的。如果君主不这样做，那么百姓就没有跟从的依据。身体是保卫心的，身体保全则心随之保全，身体损伤则心随之损伤。所以说：‘心依靠身体得以保全，也依靠身体受到。’百姓是保卫君主的，百姓归附，然后才可以统治天下；百姓离去，那么也就不能独自统治了。所以说：‘君主依靠百姓得以生存，也依靠百姓而灭亡。’”臣按：《缁衣》这一篇，就是用心与身体相互依赖，来比喻君主与百姓相互资助的意思，以显示肢体的运动，都由心神的主使，也像庶民的喜乐与忧患，都由君主的喜好和厌恶决定一样。然而肢体的运动，心神固然依靠它来荣养护卫，但是运动到了极点，以至于疲废而痿痹，那么人心的精神也就会随之受到损伤。人民的服役，君主固然依靠它来奉养，但是役使过度，以至于贫苦而怨恨叛乱，那么君主的国家也就会随之丧失灭亡。所谓君主依靠百姓得以生存，也依靠百姓而灭亡，这两句话，身为上位者应当常常写在座右，作为早晚的警戒，以此来比拟丹书的告诫。《春秋左氏传》穆子说：“我听叔向说：‘喜好和厌恶没有过错，百姓就知道所适从，事情没有不成功的。’”孔颖达说：“所喜好的必定是善，所厌恶的必定是恶。在上位者所喜好、所厌恶没有过错，那么下民就知道所适归。意思是都知道归于善。”臧武仲说：“上位者所做的事，是百姓所归向的。上位者不做，而百姓有人做了，因此施加刑罚，而没有谁敢不惩戒。如果上位者做了，而百姓也做了，这是理所应当的，又何必禁止呢？”陆贽说：“凡是上位者所做的事，是用来引导下级的；上位者不做的事，是用来检束下级的。上位者不做，而下级有人做了，然后才可以设立严密的防范，设置明确的刑罚。如果上位者做了，而下级也做了，这本来就是情理之中的，又何必禁止呢？”臣按：武仲这番话，虽然是为季武子而发，但是万世之后，居于上位的人，制定法度，明确禁令，必定先在自己身上做到，然后才去实行。这样，那么所发布的命令没有不执行的，所禁止的事情没有不停止的。如果只知道责备别人，却不知道责备自己，这难道是《大学》中絜矩之道的精神吗？《论语》中季康子问：“使百姓恭敬、忠诚并勤勉，该怎么办？”孔子说：“以庄重的态度临下，百姓就会恭敬；孝顺父母、慈爱众人，百姓就会忠诚；举用善人并教导无能的人，百姓就会勤勉。”朱熹说：“庄重，是指容貌端严。以庄重的态度临下，百姓就会对自己恭敬；对父母孝顺，对众人慈爱，百姓就会对自己忠诚。善人被举用，无能的人被教导，那么百姓有所劝勉，而乐于为善。”张栻说：“这些都是我自身应当做的，不是为了想要使百姓恭敬、忠诚并勤勉而……

译这样做就可以了。然而如果能这样，那么百姓的反应大概会有不期然而然的情况。」臣按：「季康子问『如何使百姓恭敬、忠诚并互相勉励』，这里说‘使’，是有意去驱使他们。圣人回答以庄重、孝顺、慈爱以及举荐贤良、教导无能的人，并加上‘则’这个字。大概意思是上位者如果能这样，以庄重、孝顺、慈爱来面对百姓，并举荐贤良、教导无能的人，那么百姓自然会有这样的感应，起初并不是有所驱使，也不需要等待驱使才会这样。」

译季康子向孔子询问为政之道，孔子回答说：“政就是正。您带头端正，谁敢不端正呢？”

范祖禹说：“没有自己不正却能端正别人的。”

臣按：《尚书》说：“表率端正了，万国就端正了。在上位的是表率，在下位的是影子。表率端正，影子也就端正了。”先代儒者认为，“政”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它能用端正自己的方式来端正别人。自己不能端正，怎么能端正别人呢？居于人民之上的人，如果真能以端正之心存于内心，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于天下，那么近的群臣，远的万民，谁敢不端正呢！

季康子担忧盗贼，向孔子请教。孔子回答说：“如果您自己不贪求，即使奖励人民去偷盗，他们也不会偷。”

朱熹说：“意思是您不贪求，那么即使奖励人民去做盗贼，人民也会知道羞耻而不偷窃。”

臣按：不是自己的东西却去取，就是盗。这不仅指钱财货物，凡是我不应当拥有却占有的，都是盗的行为。康子担忧别人偷盗他人的货物，想要消除它，圣人告诉他不要贪求。所谓不要贪求，是指凡是我所喜好、使用的，如果道理上不可为，道义上不应当为，名分上不允许为，却凭借我的权势去多取，乘我的力量去强夺，放纵我的才能去妄为，这些都是盗。我作为大盗却禁止小民不做小盗，这难道合乎情理吗？所谓即使奖励也不偷窃，是假设的说法。

季康子向孔子询问为政之道说：“如果杀掉无道的人来成就有道的人，怎么样？”孔子回答说：“您治理政事，哪里用得着杀戮呢？您想要善，百姓就会善。君子的品德像风，小人的品德像草。风吹在草上，草必定倒伏。”

朱熹说：“执政者是百姓观察效仿的对象，何必杀戮呢？想要善，百姓就会善。”尹焞说：“杀戮这种说法，难道是在上位者该说的话吗？以身作则教导，人们会顺从；用言语教导，人们会争讼，何况是杀戮呢？”

张栻说：“在上位的人，心里存着杀戮的念头，就已经失去了治理人民的根本，怎么能禁止他们的恶行呢？想要善的心纯正笃厚，体现在政教之中，那么百姓将会顺从，巨大的变化就像风吹动一样，谁有不顺从的呢？那么百姓之所以没有顺从，只是我想要善的诚意不够笃厚罢了。”

臣按：君主对于百姓，就像天地对于万物，父母对于子女一样。天地生育万物，父母生育子女，只担心不能让他们得到安适，而夭折阻碍他们生生不息的道理，甚至伤害他们的生命。君主对于百姓，应当体察天地父母的心，才能大致尽到君主的道。所以君主对于百姓，贤能的人就保护抚恤他们，不贤的人就哀怜他们，养育他们，教化他们，惩戒他们，告诫他们，反复多次，不得已才施加刑罚。而且刑罚也有等级，如果不是到了违背天理、败坏人伦的地步，不施加极刑。康子却想要杀掉无道的人来成就有道的人。道存在于自己，然后才可以要求别人。我居于别人之上，所谓的道，有时出现有时隐没，却想要要求下面的人无道而杀掉他们，又怎么知道他们是无道的呢？圣人告诉他：“因为您想要善，所以百姓善。希望您反求诸己，而尽到自己的道。”所谓善，是天理的公正，人道的端正，纯粹而没有恶。我有这种善，别人也有这种善。上位者以善自处，那么下面同样有这种善的人，也会感发而兴起。

孔子说：“上位者喜好礼，那么百姓就没有谁敢不恭敬；上位者喜好义，那么百姓就没有谁敢不服从；上位者喜好信，那么百姓就没有谁敢不真诚。如果这样，那么四方的百姓就会背着孩子来归附。”

朱熹说：“喜好义就是事情合乎宜，情诚实就是真诚。恭敬服从真诚，大概都是各自以其同类来回应。”

臣按：在自己身上都尽到了道，那么在下面的人就各自以同类来回应，这就是端正自己而万物端正。

孔子说：“上位者喜好礼，那么百姓就容易驱使。”

谢良佐说：“礼通达而名分确定，所以百姓容易驱使。”

辅广说：“上位者喜好礼，那么等级节次分明，而诚意谦退，所以观察感化下面的人，也都安守自己的本分，听从上级的命令，因而容易驱使。”

《大学》引《诗经》说：“快乐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百姓所喜好的，他也喜好；百姓所厌恶的，他也厌恶。”这就叫做百姓的父母。

朱熹说：“能够推己及人而以民心为己心，就是爱民如子，而百姓也爱他如父母。”又说：“君子有推己及人的道理，所以能以自己的好恶，知道百姓的好恶，又能以百姓的好恶为自己的好恶。喜好他所喜好的而与他聚集，厌恶他所厌恶的而不施加于他，那么上位者爱护下位者，真像父母爱护子女一样。那些百姓亲近上位者，难道不也像子女爱护父母一样吗！”

臣按：先代儒者说爱民之道，不过是顺从其好恶之心而已。大概百姓所喜好的，是饱暖安乐；所厌恶的，是饥寒劳苦。让百姓常得到他们所喜好的，而不把所厌恶的事情加在他们身上，这就是爱民之道。虽然如此，上下的名分虽然不同，好恶的情感却是一样的。百姓所好恶的，就是我之所好恶的。因为自己的好恶，而知别人的好恶；又以百姓的好恶，作为自己的好恶。如果不是真心爱民，而以父母之心对待百姓的人，能这样吗？如果不这样，喜好别人所厌恶的，厌恶别人所喜好的，这就叫做违背人的本性。灾祸必定会降临到自己身上，不只是用人如此。

诗

译说：“那南山高峻挺拔，岩石险峻耸立。显赫的太师尹氏，百姓都注视着你。治理国家的人不能不谨慎，偏邪就会成为天下的罪人了。”

译朱熹说：“《诗经·小雅·节南山》这篇诗里的师尹，是周朝的太师尹氏。意思是说，身居高位的人，是众人瞻仰的对象，不可不谨慎。如果不能以公正的标准来衡量事物，而喜好与厌恶都顺从一己的偏见，那么就会导致自身被杀、国家灭亡，成为天下最大的耻辱。”

臣按：先代儒者说，传文引用这两首诗来阐明，身为上位者，是民众共同仰慕的对象，那么他的喜好与厌恶应当与民众一致。如果顺从一己的偏私，就违背了人心所共同认同的道理，从而成为天下人所诛戮的对象。因为上位者，是下位者所瞻仰的。民众有不平之事，依赖他来平定；民众有不公之事，依赖他来公正处理。而上位者先以不平、不公自居，喜好与厌恶顺从一己的偏见，这叫做违背人的本性，逆反人的情理。虽然他的地位高、权势重，一时之间人们无可奈何；虽然未必真的被杀，却有被杀的道理。唉！作为百姓父母的人，如果不能尽到父母的道义，而成为天下最大的罪人，也不过是在喜好与厌恶的公正与偏私上罢了，能不谨慎吗！

孟子说：“君主仁，就没有人不仁；君主义，就没有人不义。”

朱熹说：“张氏说这一章重复出现，但上一章主要说人臣应当以端正君主为急，这一章直接告诫君主，意义也有细微的差别。”

臣按：这一章就是君主之道，用来阐明感化的关键。因为有尧舜那样的君主，就有尧舜那样的百姓；有桀纣那样的君主，就有桀纣那样的百姓。如果所行的是桀纣那样的事，却想要得到尧舜那样的治理，是没有这种道理的。君主施行仁义，而下位的人逆天悖理，用不仁不义来回应，天理昭昭，也不会容忍。不久就会沦丧败坏，从古到今，没有不是这样的。所以君主治理国家，必须存有仁义之心，来施行仁义的政令。

汉章帝时，马廖上疏说：“从前汉元帝罢免了掌管织造服饰的官署，汉成帝穿着洗过的旧衣，汉哀帝撤销了掌管音乐的机构，然而奢侈浪费的风气没有停止，以至于衰败混乱，这是因为百姓跟随的是君主的行动而不是言语。改变政令、移易风俗，一定要有根本。传文说：‘吴王喜好剑客，百姓身上多创痕；楚王喜好细腰，宫中人多饿死。’长安的谚语说：‘城里人喜好高高的发髻，四方的人发髻就高出一尺；城里人喜好宽阔的眉毛，四方的人眉毛就占半额头；城里人喜好宽大的袖子，四方的人就用整匹的帛料。’这些话虽然像戏言，却切合事实。先前颁布的制度，没过多久后来就渐渐不执行了，虽然有时官吏不奉行法律，主要是因为懈怠从京师开始。现在陛下朴素简约的喜好，发自圣明的本性，如果真能让这件事彻底完成，那么四海之内都会歌颂您的德行，声名熏染天地，神明可以沟通，何况推行法令呢？”

臣按：马廖所说的“百姓跟随行动而不跟随言语”，确实是认识治理教化根本、风化源头的见解。这句话，始于周成王命令君陈时说：“违背上面的命令，顺从自己的喜好。”《大学》所说的“所命令的与所喜好相反，百姓就不服从”，《礼记》所说的“不听从所命令的，顺从所行动的”，都是这个意思。因为君主一身，是风化的本源，而京师，又是风化开始发出的地方。君主，如果能端正自身、治理好家庭，不做不合礼义的事，而在京师这个首善之地，对于各种营建、物品的制造，有不合于礼、不当于义的，全部禁止革除，只以古初为法式，以礼义为标准。如果有违背的，一定要加以罪责，并连坐监管的官员、制造的工匠。不仅如此，后世君主所颁布的律令格式，不是不严格谨慎，然而能暂时施行，却不能长久的，为什么呢？上位者既然不能率先以身作则，所以亲近尊贵的人仿效而首先触犯，然后天下人随风倒伏。所谓“百姓跟随行动而不跟随言语”，难道不确实吗！

第五伦又对汉章帝说：“各位诸侯王、公主、外戚骄奢越制，京师尚且如此，拿什么来昭示远方？所以说：自身不正，即使有命令也不执行。以身作则来教导的，人们就顺从；用言语来教导的，人们就争辩。阴阳调和，年成才丰收；君臣同心，教化才成功。”臣按：第五伦说“以身作则来教导的，人们就顺从；用言语来教導的，人们就争辩”，这就是《大学》所说的“所命令的与所喜好相反，而百姓不服从”的意思。所以君主既然端正自身修养德行，亲身实行节俭，以身作则来教导，为天下做出表率；又建立制度，严明禁令，来告诫妃嫔、宗族亲戚之类，以及左右侍奉的臣子。内到朝廷，近到京城，使各自安守本分，不得越礼逾制，那么天下人就会顺从他的教化，而不敢触犯。如果只是责备别人而不责备自己，限制疏远的人而不限制亲近的人，禁止远方的人而不禁止近处的人，耳目所及之处就像没听见没看见一样，而在郡县远方、乡里之间却详细制定制度，严厉制定法律，那么也只是白白浪费文书，徒然挂在墙壁上罢了，怎么能收敛他们放纵的心，杜绝他们喧哗的议论，而革除他们颓废的风俗呢？

以上谨好尚以率民

大学衍义补卷八十一

<子部,儒家类,大学衍义补>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八十二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广教化以变俗

《周书·君陈篇》周王说：“君陈，你遵循周公伟大的训诫，不要依仗权势作威作福，不要倚仗法律来削减宽厚，而要有节制地从容行事以达成和谐。”

吕祖谦说：“周公的训诫已经很大了，还想要遵循它，是继承前人的政事。如果只是以持守因袭为心，所成就的必定比前人低好几等。只有奋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