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五十五

译羌人和月氏单于失去援助，因此远远逃遁，从此漠南不再有匈奴的王庭了。然而通往西域的道路，近处有龙堆，远处有葱岭，那里有令人身热头痛、悬度艰难的险阻。淮南王刘安、杜钦、扬雄的论述，都认为这是天地用来划分区域、隔绝内外的界限。西域各国，各有自己的君主，兵力分散弱小，没有统一的领导，虽然隶属于匈奴，但并不亲近依附。匈奴只能得到他们的马匹、牲畜和毛毡，却无法统率他们一起进退。西域与汉朝隔绝，路途又遥远，得到他们并无益处，抛弃他们也无损失。只要我有盛大的德行，就不必从他们那里获取什么。所以自建武年间以来，西域各国思念汉朝的威德，都乐意归附，多次派遣使者向汉朝送人质，请求设置都护。光武帝远观古今，顺应时势，采取羁縻政策保持联系，但推辞而没有答应。这即使是像大禹安抚西戎、周公拒绝白雉、唐太宗退回骏马那样的义举，也兼而有之了。

译臣按：自从汉朝派遣张骞打通西域之后，中原帝王在国力强盛之时，往往派遣使者远通西域。在汉朝，有大宛、乌孙、于阗、龟兹、月氏等国；在唐朝，有高昌、焉耆、龟兹、于阗、天竺等国；在宋朝，有天竺、高昌、大食、于阗、龟兹等国；在本朝，则有哈密、和卓、额尔巴、拉赛、玛爾堪、哈里、于阗等地。古今所说的西域，其土壤山川并未改变旧貌，但其名称随时代更改，无法一一复认识别。只有所谓的于阗，自汉朝以来直到今天，始终没有改变其旧称。因此，通过考察史书记载的方向、里数，逐步推究，似乎也可以大致了解其情形。然而圣人详于治理内部而略于治理外部，知道其名称便知其所在，顺应其风俗而处置，便算是得当了。正不必像汉人那样派遣使臣、设立都护、安置质子、通婚联姻、寻求珍宝货物，这些对国家的治乱都没有益处。班固所说的“得到它并不增加利益，抛弃它也不造成损失”，这话已经说尽了。只有现在所说的哈密、齐勤、蒙古、罕都、安定、鄂端、察逊等地，都是前代中国的边境，即所谓的敦煌、酒泉、伊吾的故地。洪武、永乐年间，因为当地土酋归附，设立为卫。这些地方地处我国近边，靠近北部，不能一概视为外国，以致被敌人利用。这也是汉人斩断匈奴手臂，不使其与羌人相通的一种策略。

《唐书》吐蕃，本是西羌的部属，大约有一百五十种，散居在河湟、江岷之间，有发羌、唐旄等部，但未曾与中国交往。居住在析支水以西，祖先叫鹘提勃悉野，勇武多智，逐渐兼并各羌部，占据其地。“蕃”与“发”读音相近，所以他的子孙称为吐蕃，姓氏为勃悉野。

宋祁说：“唐朝兴起，四方夷狄有不顺服的，都动用武力征讨，击溃其主力，犁庭扫穴，然后才罢休。只有吐蕃号称雄强，为患最久。赞普于是尽占河湟之地，逼近王畿，作为东境，侵犯京师，掠夺近辅，谋士和猛将环视商议，最终未能抓住要害。晚年吐蕃自行灭亡，而唐朝也衰落了。”

臣按《唐书》说吐蕃散居在河湟、江岷之间。河湟即今天的陕西西宁、河州等地，江岷即今天的陕西岷洮州及四川松茂等地。

《大明一统志》说西蕃就是吐蕃。其祖先本是羌属，散居在河湟、江岷之间。其酋长发羌、唐旄等，居住在析支水以西。后来有樊尼的人，西渡黄河，越过积石山，居住在跂布川，或逻婆川。隋朝开皇年间有论赞索的人，居住在青海以西。唐朝贞观年间，开始与中国通好。随后灭掉吐谷浑，尽占其地。到了唐末，吐蕃衰弱，部族分散。入内归附的称为熟户，其余称为生户。宋朝时朝贡不绝。其首领唃厮罗，起初居住在鄯州，后来迁徙到青唐。神宗、哲宗、高宗朝，都授予官职。元朝宪宗开始，在河州设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帅府，又在四川边境外设置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等地宣抚司。世祖时，再次设立郡县，设置官员分职，以吐蕃僧人帕克斯巴为大宝法王，由帝师统领。继承者数代，弟子号称司空、司徒、国公，佩戴金玉印。

本朝洪武六年，诏令吐蕃各族酋长举荐原有官职的人到京城授职，于是设置五衙门，建立官职赐予印信，让他们因循风俗治理。以摄帝师纳木喀巴勒藏布为炽盛大宝国师，元国公纳木喀斯达克巴勒嘉勒灿等为都指挥同知、宣慰使元帅、招讨等官。从此，蕃僧有被封为灌顶国师及赞善王、阐化王、觉大乘法王、如来大宝法王的，都赐予印章诰命。近年或隔年赴京朝贡。臣按吐蕃之地，北起陕西的河湟，向南经过四川抵达云南西北边境。洪武六年设立都指挥使司两个，即乌思藏、朵甘；指挥使司一个，即陇答卫。七年又设置宣慰司三个，即朵甘及董卜韩胡、长河西、鱼通宁远；设置招讨司六个，万户府四个，千户所十七个。这些都在教化之外，每年通朝贡而已。自从有西僧以来，这些部族不构成边患，遇到寇盗，朝廷派遣僧人晓谕，随即解散。至于边境之内，如陕西的岷州、洮州，四川的龙州、黎州等地，人杂氐羌，都是吐蕃的部族，早已内属，全听官府约束，不再生事。只有所谓的松潘，其地险隘，粮饷运输困难，生蕃顽劣粗犷，屡次成为边害，所以遏制隔绝的方法，处置未得其宜。大概是因为其地贫瘠而人贫穷，性情急躁而无常，但风俗颇崇尚僧人，请下达群臣商议，顺应其风俗治理。在如今屯军的地方，依照岷州的例子，建立一个大寺，选择蕃僧中有道德行为为众人信服者，授予诰印识名，让他守卫此地。每年派人赏赐，仍在威州或茂州立一个大营，退前时将卒在此守御，扼守要害，开通互市。这样便可以稍微缓解蜀人运输之苦，而平息边境劫掠之患了【以上西羌】

汉武帝元狩元年开始打通滇国，元封二年开始设置益州郡。明

译东汉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率领五万户百姓归附朝廷，朝廷在其地设置哀牢、博南两个县。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册封南诏首领为王，蛮语称王为“诏”。此前有六个诏，彼此不能统辖，蒙舍诏位于最南边，到皮逻阁时逐渐强大，于是请求合并为一个，朝廷准许，迁居太和城。宋熙宁九年，大理派遣使者进贡地方特产。政和九年，封其酋长为大理国王。元宪宗二年，平定大理，设立三十七个郡。世祖从西蕃进入大理，平定云南，派遣将领招降其酋长，于是划分三十六路、四十八甸，都设置土官管辖，由大理、金齿都元帅府统辖。明朝洪武十七年，设立麓川、车里两个宣慰使司。此外还有孟养、木邦、缅甸、老挝、八百、大甸宣慰司，它们与麓川、车里都是百夷的同族。

译苏辙说：“蛮夷之人侵扰边境以谋求利益，其中没有怀有远大志向的，这类人都是可以谋划招抚来的。”我曾经观察西南边远地区的蛮夷，探求他们发生变乱的起因，那些发展到攻城略地、杀害百姓、纵横放肆而无法挽救的地步，其积累的过程没有不是逐渐形成的。蛮夷的百姓，宁愿断绝往来也不愿与我们互通，如今在边境之上，我们调和他们的货物并接纳他们进入市场，却让边境百姓欺凌侮辱、欺骗蒙蔽并夺取他们的利益，地方长官又认为这是扰民而不加禁止，蛮夷穷困愤恨、走投无路，无处申诉，所以他们的形势必然发展到解除仇恨、结盟攻掠，在刀箭之间残杀我们，从而使他们的志向得以伸张。唉，做官的人像这样，也可见他们不知根本了。开通关市，约束官吏百姓，对待他们如同对待中原百姓，还谁会激怒他们而做这种事呢【从金齿经过蒲缥将要到达怒江，有屋床山，这是云南百夷的界限。高山夹着深谷，地势险要道路狭窄，马匹不能并排行走。过了这座山大约三里，就是怒江渡口，这条江就是百夷的地界。沿着河流向下几十里，登上高黎贡山，就是现在的交通要道。高黎贡山的路也很险峻，上山二十里，下一个陡涧，再上山三十里到达山顶，夷人在那里设立栅栏作为寨堡。过了寨堡再下山四十里左右到达平地，就是麓川江的上游。过了这里就没有险要的地方了。一路从怒江西行二十程到达腾冲府，大约七天到达麓川。一路从云南白崖经过景束，从木通甸到达弯甸渡河进入茫施，大约十程到达麓川。从怒江上游防来渡到景东，沿河有十几处小渡口，都可以入境】

臣按：云南地区，汉代时已纳入中国，称为西南夷。唐末被南诏占据，后来被杨、段两氏所有，自成一体。宋朝最终未能拥有它。元世祖开始平定大理，将该地纳入内属。本朝设立为藩府，命令黔国公世代镇守。如今云南、楚雄、临安、大理等府，设置如同内地，而在元江、永昌之外，又将麓川、车里等地视为西南夷，这也如同汉代从成都看待滇池一样。建国之初只设立麓川、车里两个宣慰司，共七个。这七个都是百夷之地，而只有麓川地方广大且重要。正统年间因为思任发抗拒教化，降格为陇川宣抚司。大致云南地区，其南面以元江为关隘，以车里为屏障，从而到达八百。其西面以永昌为关隘，以麓川为屏障，从而到达木邦。西南通向缅甸，直达南海。东南统领宁远，从而连接安南。西北尽于丽江，从而通向吐蕃。所以驾驭它的方法，与南蛮、北狄不同。大概他们距离中国非常遥远，如果有叛乱，不过是抗拒教化、亏欠岁贡罢了，不足以影响中国的轻重。为今之计，应当选择一个要害之地，或者景东，或者腾冲，任命将领一员统军在此守备，严禁中国客商擅自进入他们的地区，那么他们不知道中国的虚实，就不会被人煽惑引诱。设立互市有所交易，允许他们移文通译携带货物前来，使他们知道中国的货物难得，就不敢轻易自我断绝往来了【以上西南夷】

《唐书》记载：高丽，东跨海距离新罗，南跨海距离百济，西北连接营州。《大明一统志》记载：朝鲜国，周朝时是箕子所封的国家。秦朝时属于辽东外徼。汉初，燕国人卫满占据其地。汉武帝平定朝鲜，设立真蕃、临屯、乐浪、玄菟四郡。汉昭帝合并为乐浪、玄菟二郡。汉末被公孙度占据，传至孙渊，被魏国消灭。晋朝永嘉末年，才开始称为高丽。高丽本是扶余的别种，其王高琏居住在平壤城，就是乐浪郡的地界。唐朝征讨高丽，攻下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该国向东迁徙，在鸭绿水东南一千多里。五代唐时，王建讨伐高氏，开辟土地更加广阔，合并古新罗、百济为一国，迁都松岳，以平壤为西京。后来子孙派遣使者朝贡宋朝，也朝贡辽、金，历经四百多年未曾改换姓氏。元朝至元年间，西京内属，设置东宁路总管府，划定慈悲岭为界。本朝洪武二年，国王颛上表祝贺太祖即位，赐予金印诰命，封为高丽国王。二十五年，其门下侍郎李成桂主持国事，改名旦，迁居汉城，派遣使者请求改换国号。下诏改国号为朝鲜。该国分为八道，分别统领府、州、郡、县。

臣按：高丽自晋代建国至此八百余年，才开始改换三个姓氏。在唐朝以前，所谓高丽，只是一国。五代以后，才合并三韩、百济为一国。在元朝时，还有耽罗，如今耽罗也被其所有。其土地面积比隋唐往征之时，已经增加了好几倍。然而该国颇为崇尚礼义，安分守己，自进入我朝以来，恭顺朝廷，四季朝贡，不废礼节，大概懂得了小国侍奉大国的礼仪。孟子说：“敬畏天命的人能保全他的国家。”朝鲜具备这一点。虽然如此，先儒有言：“君臣之道，各自尽力罢了。”他们既然尽到了敬畏天命的诚意，那么我们对待他们，难道不应该顺应天命而自处吗？仰惟大明照耀天空，而万方遥远之地，没有不被照亮的。那些如星罗棋布的国家，寸地尺天，没有不在我的照临之下。而这个国家，依傍我国日出之地的角落，庇护在我国扶桑树的阴影下，而其所得的光辉，唯独先于其他国家。

译（高句丽）之所以如此，并非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私下的亲近缘故。从前唐太宗凭借英武的君主身份，亲自率军到达乐浪、丸都的边境，最终却未能实现志向。而我们朝廷在开明堂安坐接受他们的朝拜，每年按季节时令，派遣使者携带礼物往来，没有哪个月是空过的。因此，这是道德教化感召使他们这样，也是因为地域接近的缘故。

译日本位于东海之中，古代称为倭奴国。有人说因为厌恶它原来的名字，所以改名为日本，是因为它靠近太阳升起的地方。

吴莱说：东海以东的地方，国家大概有几百个，北起拘耶韩，南到耶马台为止，旁边还有夷洲、纻屿，那里的人没有不是倭人的种族，估计都与会稽、临海相望。大的国家有几万户，小的国家只有一二百里，没有城墙来巩固自己，没有粮食作为储备，只是居住在山林中，捕捉海里的鱼虾来维持生活。在汉朝和魏朝时期，已经与中国相通，那里的人软弱而容易控制。慕容廆曾经掠夺他们的男女几千人，捕鱼来供给军队食用。后来他们的种族繁衍，稍微懂得用兵。唐朝攻打百济，百济借了他们的军队，在白江口战败，于是退缩收敛兵器而退去。现在的倭奴，已经不是昔日的倭奴了。

臣查阅《皇明祖训》所列的各国夷狄名称共有十五个，其中包含日本。而在其下面注释说：“日本国虽然朝贡，但时常勾结奸臣，图谋不轨，所以断绝往来。”大概因为这个国家的人虽然粗略懂得文字，但内心实在狡诈。海外的各个藩属，如占城、真腊、闵婆之类，都没有曾经成为边境的祸患。只有这个国家，居住在海洋之中，在前朝时，允许他们进行贸易，从四明航海而来，战船几十艘，戈矛剑盾，无不齐全。拿出贵重的货物进行贸易，如果不满足他们的欲望，就焚烧城郭，抢劫居民。海道的兵卒无法应对他们，往往成为海边州郡的祸害。圣祖明察其中的缘故，所以痛心地断绝往来。在开国之初，四方夷狄臣服，只有这倭奴时常侵犯我们的海道，所以在山东、淮浙、闽广沿海的地方设置卫所，数量很多。大体上是因为倭寇的缘故。宣德以前，他们还出没在海边，成为百姓的祸害。正统以后，大概很少再来了。过去趁着风向，派遣水师从海道防备他们。近来则在沿海的都司，委派一名都指挥，统领所属的卫所，抽调官军，专门以防备倭寇为名，操练战船，作为防备。因此几十年来，他们知道我们有防备，不再侵犯边境。有时几年才来朝贡一次，朝廷也因为他们的恭顺，而礼遇他们。唉！以前断绝往来，今天却以客礼相待，这并不是自相矛盾。以前的欺诈，今天的真诚。圣人在其中有什么私心呢？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五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五十六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的关键

驾驭外藩

劫掠诱导穷兵黩武的过失

《易经》师卦六五爻辞：田中有禽兽，利于捕捉，没有灾祸。

程颐说：“军队的兴起，必定是因为蛮夷扰乱华夏、盗贼奸宄成为百姓的祸害，不能怀柔招降，然后才奉命讨伐他们。就像禽兽进入田地，侵害庄稼，在道义上应该猎取，就猎取它们。这样行动才能得到没有灾祸的结果。如果轻举妄动来毒害天下，灾祸就大了。执言奉辞，就是明示他们的罪过而讨伐他们。像秦始皇、汉武帝，都是穷尽山林来搜捕禽兽的人，并不是田中有禽兽的情况。”

朱熹说：“六五，是用兵的主帅，柔顺而居中，不主动挑起兵端。敌人加害于自己，不得已而应对，所以呈现田中有禽兽的意象。而占卜利于捕捉，没有灾祸。”

臣查阅：田中有禽兽，利于捕捉就捕捉它们，不在田中的禽兽，不利于捕捉，这是可以知道的。盗贼兴起于民间，戎狄侵犯境内，这就是田中有禽兽。至于那些没有侵犯我们的土地而伤害我们的百姓，也就像禽兽在山林中飞翔奔走，本来就是它们的本分。却放纵我们的贪欲，倚仗我们的势力，去猎取它们，难道是有利的吗？《易经》说：“田中有禽兽，利于捕捉，说没有灾祸，那么不在田中的禽兽，不仅不利于捕捉，捕捉它们必定有灾祸，这是可以知道的。”这不仅仅是人事，也是天道。

复卦上六爻辞：迷途而不知返回，防备会有灾祸，如果出兵，最终会有大败，因为这是国君的灾祸，以至于十年不能征伐。象传说：迷途不知返回的灾祸，是违背了君道。

程颐说：“以阴柔居于复卦的终位，始终迷途而不知返回。迷途而不知返回，灾祸可想而知。灾是天灾，从外面来；眚是过失，由自己造成。既然迷途而不知返回，善行不在自己身上，那么行动都会有过失。灾祸和过失也从外面而来，大概是自己招致的。迷途而不知返回，没有可以施行的办法。如果出兵，最终会有大败；如果以此治国，就是国君的灾祸。十年，是年的终结，以至于十年不能征伐，表示最终不能施行。既然迷途于道，什么时候可以呢？说这是国君的灾祸，是说它违背了君道。君主居于上位而治理众人，应当遵循天下的善道，却迷途于复卦，违背了君道。”

张栻说：“《易经》的爻辞，很少有像这样详细阐述灾祸的，很少有像这样极端的，却唯独在复卦的上六爻中提及。大概自古以来，亡家覆国，违背道义败坏德行，无处不在，其根源起于一念之微，不能遏制罢了。以阴柔的才能，远离根本，所谓人欲肆行而天理灭绝，所以有大败终遭灾祸的警戒。”

臣查阅：迷途而能返回，那么他的迷途就不会最终停留在迷途，而有向善的机会，改过的勇气；而他的蒙蔽也不会最终停留在蒙蔽了。如果昏迷而不知返回，必定会有天灾，必定会有人祸。凡事没有不招致灾祸的，而在出兵时尤其严重。所以一旦失败到涂地，那么祸患就蔓延到国家，灾难就波及到百姓。即使到了十年之久，天道虽然变化，但国势仍然不能振兴。智伯好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