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十五

译不过是礼罢了。因此，朝廷的礼仪，官府的管理，虽然都不能没有礼，但在军队的法度上，尤其应当崇尚威严。然而，如果只崇尚威严而不以礼为根本，那么所谓的“威”，就是矫揉造作、傲慢自大的样子；所谓的“严”，就是粗暴凶狠的气势。

译春天，狄隐公二年，十二月，郑国人攻打卫国。

胡安国说：“郑国人攻打卫国，是为了讨伐滑国的叛乱。凡是军事行动，声张罪状去讨伐叫做‘伐’；秘密行军掠夺边境叫做‘侵’；两军交锋叫做‘战’；包围其城邑叫做‘围’；进入其国都叫做‘入’；迁移其朝廷和市场叫做‘迁’；毁坏其宗庙和社稷叫做‘灭’；用诡诈的手段战胜它叫做‘败’；全部俘虏叫做‘取’；轻装快速行军出其不意地攻击叫做‘袭’；敌人已经离去而跟踪追击叫做‘追’；聚集兵力防守叫做‘戍’；凭借弱国依附强国并能左右局势叫做‘以’。这些都是记录实际事实，以表明轻重缓急，彰显征伐是天子的大权。现在郑国没有天子的命令，即使有可以指责的理由，也是王法所禁止的，何况是为了报复私怨呢！”

臣按：征伐是天子的重大权力，没有王命而擅自行动，这就是作乱。春天，《狄书》记载“郑人伐卫”，自从编入《春秋》以来，各国兴兵动武，这是开始。胡氏根据书中记载的“伐”字，推演并详细阐述了用兵的名称，共有十三种：叫做伐，叫做侵，叫做战，叫做围，叫做入，叫做迁，叫做灭，叫做败，叫做取，叫做袭，叫做追，叫做戍，叫做以。由此可见用兵的事情，其类别和名称有如此不同。兴师讨伐别人的罪过，必须先审察其大小、远近、强弱、虚实，以此确定名称，然后顺应形势，抓住时机来决定计谋，这样才能收到万全的效果。

鲁襄公十一年春天，周历正月，鲁国设立三军。

胡安国说：“三军，是鲁国的旧制。古代大国设三军，中等国家设二军，小国设一军。鲁国作为侯爵封于曲阜，方圆数百里，天下没有比它更强的。到了僖公时，能够恢复周公的疆域，史克作了颂诗。诗中说：‘公车千乘’，又说：‘公徒三万’。所以知道三军是鲁国的旧制。然而车称为公车，那么臣下就没有私人的车乘；徒众称为公徒，那么臣下就没有私人的民众。如果有侵伐之事，各位卿大夫轮流率领军队出征，事情结束后将领就回到朝廷，车辆归还到甸区，铠甲散放到丘邑，士兵返回到城邑，将领都是公家的臣子，士兵都是公家的民众，互不隶属。从文公、宣公以来，政权落入私家，废除了公室的三军，而三家各自拥有一军。季氏全部征收赋税，而旧法就灭亡了。因此说‘作’，《春秋》记载这件事，以显示昭公失去国家，定公没有正统，而兵权不可失去。拥有天下国家的公室，应当以此为鉴戒。”

臣按：胡氏说兵权不可失去，拥有天下国家的公室，应当以鲁国为鉴戒。鲁国只是一个国家，尚且不可失去兵权，何况是天下这样大的国家呢？

鲁昭公十一年，夏四月，楚子虔诱骗蔡侯般，在申地杀了他。楚公子弃疾率领军队包围蔡国。

胡安国说：“楚子在申地，召见蔡侯，埋伏甲士抓住并杀了他。楚子被贬称名，为什么呢？世子般杀害了他的君主，诸侯与他通好会盟，已经十三年了。这是中国变成了夷狄，而没有人察觉。楚子如果以大义倡导天下，奉辞讨伐，在蔡国抓获般，讨伐他弑父与弑君的罪过，而在宫中、在官府的人都没有赦免。残害他的身体，淹没他的宫室，与蔡国众人商议，安置君主后离去。即使是古代征讨暴乱的人，也不会超过这个做法了。又有什么可厌恶的呢？现在虔本心是想图谋蔡国，不是为了讨伐贼人而举兵。而且他挟持欺诈、毁坏信义，用厚重的贿赂和甜言蜜语，诈诱其君主，抓住并杀了他，肆意横行无道，贪图一时的利益，给后世留下祸害。弃疾因此杀害戎蛮，商鞅因此欺骗魏将，秦人因此劫持怀王，倾覆危亡成为习俗，天下大乱。刘邦项羽之际，死亡的人十有九。圣人深深厌恶楚虔，所以称其名，他的考虑很深远。后世诛讨乱臣的人，有的畏惧其强大，有的侥幸其弱小，不凭借大义兴师，以至于使用诡谋诈力，侥幸取胜。如果事情防备得当，反叛者都会恐惧；如果防备不当，正好助长混乱。如唐代宗图谋田思明，唐宪宗欺骗王弁，都昧于《春秋》垂下的警戒旨意了。”

臣按：《春秋》记载这件事，以表明君主想要兴师铲除奸乱，必须审察机宜时势，以等待间隙和时机，仗着大义正言来声张罪状进行讨伐，而不使用诡谋诈力来侥幸取胜。胡氏所说的后世诛讨乱臣的人，不凭借大义兴师，以至于使用诡谋诈力侥幸取胜，如果事情防备得当，反叛者都会恐惧。如果防备不当，正好助长混乱。这几句话，可以作为世间君主诛讨乱臣、安抚反叛者的鉴戒。

《谷梁传》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轻易出兵，善于出兵的人不轻易列阵，善于列阵的人不轻易交战，善于交战的人不死，善于死的人不亡。”

范寗说：“用道德引导，用礼制整齐，邻国仰望我们，欢喜如同亲戚，何必出兵呢？军队平时严肃，不需要炫耀军容列阵。上等的用兵是挫败敌人的计谋，何必到了列阵的地步？阵势严整，敌人望而生畏，不敢交战。投兵于胜地，避实击虚，所以没有死者。民众尽其性命，没有逃跑背弃散亡，见到危难就献出生命，义气存在于君主和亲人，虽然死了也如同存在。”

臣按：古代的圣王在混乱未发生时就制定治理措施，在危险未出现时就保卫国家。治理国家一靠道德礼制，而不专门依赖武力。并不是没有军队，而是不用于师旅征战。虽然使用了师旅的众多兵力，而不布列于行伍阵势。虽然有行伍阵势的法度，而不施用于战斗。战斗有防备，遇到敌人可以不死。然而最终不战斗，死亡遵循其道，虽然死了可以不亡。然而最终不死。解说者以一言为一事，而各自援引古人的

译事情要用事实来证实。臣下不采纳这种做法。

译《左传·隐公十一年》记载：鲁隐公联合齐侯、郑伯攻打许国。君子认为郑庄公在这件事上合乎礼制。礼，是用来治理国家、安定社稷、使百姓有序、造福后代的。许国没有法度所以攻打它；许国投降就放过它；估量自己的德行来决定处置方式；衡量自己的力量来采取行动；观察时机而行动，不连累后人。这可以说是懂得礼了。

臣按：郑庄公联合齐、鲁攻打许国，进入许国后，郑庄公命令许国的大夫奉许叔回国。君子认为他做到了讨伐叛乱、保存灭亡国家、延续断绝宗庙的礼制。所谓“没有法度就攻打它，投降就放过它，估量德行来处置，衡量力量来行动”这几句话，确实掌握了圣人处理事务、对待他人的关键。而所谓“观察时机行动，不连累后人”，其思虑周全、谋划深远，尤其可以作为世人的法则。

息侯攻打郑国，郑伯在边境与息侯交战。息国军队大败而回。君子因此知道息国将要灭亡。不估量德行，不衡量力量，不亲近同姓（郑、息是同姓国家），不征询言辞，不考察是否有罪。犯了五种错误而去攻打别人，他丧失军队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隐公十一年》）

杜预说：“不征询言辞，是指言语相恨，应当明确征询言辞，以审察曲直，不应轻易争斗。”

臣按：“韪”的意思是“是”。人们兴师攻打别人，都是看到别人有不对的地方罢了。反过来要求自己，我所做的也有不对的地方吗？如果有不对的地方，就立刻停止。所谓的“是”，就是理罢了。顺理为是，逆理为非。像这样，只要不兴兵动众，一动众就符合天道；只要不攻打别人，一攻打就是奉行天道的讨伐。

《桓公十一年》，斗㝅说：“军队取胜在于和睦，不在于人多。”

臣按：所谓的“和”，就是孟子所说的“地利不如人和”中的“和”。

《庄公十年》，齐国军队攻打我国。鲁庄公准备迎战，曹刿请求拜见。他的同乡说：“当权者谋划这件事，你又何必参与呢？”曹刿说：“当权者目光短浅，不能深谋远虑。”于是入朝拜见。曹刿问：“凭借什么作战？”庄公说：“衣食这类养生的东西，我不敢独自专有，一定分给他人。”曹刿回答说：“小恩小惠没有遍及百姓，百姓不会跟从您。”庄公说：“祭祀用的猪牛羊和玉器丝织品，不敢虚报，一定对神诚实。”曹刿回答说：“小信用未能使神信服，神不会赐福给您。”庄公说：“大大小小的案件，虽然不能一一明察，但一定根据实情处理。”曹刿回答说：“这是尽了本职的一类事情，可以凭借这个打一仗。作战时请让我跟随。”庄公和他同乘一辆战车，在长勺作战。庄公准备击鼓进军，曹刿说：“还不行。”齐军三次击鼓后，曹刿说：“可以了。”齐军大败。庄公准备驱车追击，曹刿说：“还不行。”下车查看齐军车轮的痕迹，登上车前横木远望齐军，说：“可以了。”于是追击齐军。战胜后，庄公问其中的原因，曹刿回答说：“作战，靠的是勇气。第一次击鼓振作士气，第二次击鼓士气就衰弱了，第三次击鼓士气就耗尽了。他们的士气耗尽，我们的士气正盛，所以战胜了他们。大国难以预测，担心有埋伏。我看到他们的车辙混乱，望见他们的旗帜倒下，所以追击他们。”

臣按：曹刿对鲁庄公的回答，既掌握了用兵的根本，又掌握了用兵的方法。所谓“小恩小惠没有遍及，小信用未能使神信服”，都不可以作战。只有根据实情审理案件，这才是尽心的忠诚。像这样之后才可以作战，可以说是掌握了作战的根本了。至于三次击鼓后士气耗尽，担心有埋伏，一定要等到车辙混乱、旗帜倒下，然后才追击，可以说是掌握了作战的方法了。他回答同乡的问题，说“当权者目光短浅，不能深谋远虑”，这确实是天下后世的通病。唉！吃着别人的俸禄却不能谋划别人的事情，这些人本来就可鄙了。所以任用这些人却不知道他们可鄙，不也是极其可鄙的吗！

《僖公二十七年》，晋侯准备攻打虢国，士蒍说：“不行，虢公骄傲，如果屡次战胜我们，一定会抛弃他的百姓。没有民众之后再去攻打他，想要抵御我们，他和谁一起呢？礼乐、慈爱，是战争所积蓄的。百姓谦让事务、乐于和睦、爱护亲人、哀悼丧事，然后才可以用来作战。虢国不积蓄这些，频繁作战将会饥饿。”

孔颖达说：“礼乐慈爱，是说国君教导百姓，民间有这四样东西积蓄这些事，然后才可以与人作战，所以说‘战所畜也’。”士蒍既说了条目，又用其义复述：‘礼崇尚谦让，让事就是礼；乐用来和睦亲近，乐和就是乐；慈是爱之深，爱亲就是慈；爱到极致然后哀丧，就是爱。’民间有这四件事，然后才可以用来作战。

臣按：《春秋》距离古代不远，所以它论战总是以民心为本；后世则只论敌情罢了。

《僖公十九年》，宋国人包围曹国。子鱼对宋公说：“周文王听说崇国德行混乱而攻打它，军队驻扎三十天而不投降，退兵修明教化然后再攻打它，依靠原来的营垒而崇国投降。《诗经》说：‘给妻子做榜样，推广到兄弟，用来治理家国。’现在君主的德行恐怕还有缺失，却去攻打别人，怎么办？何不先内省德行呢？没有缺失然后再行动。”

林尧叟说：“因垒而降，垒是石垒。说不增加兵力，只是依靠旧垒，崇国就自己服了。”

臣按：一定要德行没有缺失，然后才可以攻打别人。世上君主有想要兴师攻打别人的，何不先内省说：“我的德行有缺失吗？”如果还有缺失，正应当修省还来不及，庆幸别人不攻打我也。怎么可以攻打别人呢！

《僖公二十二年》，宋公和楚人在泓水交战。宋国人已经排好阵势，楚国人还没有全部渡过河。司马请求攻击他们。宋公说：“不行。”

译楚军已经渡河但还没有排好阵势，又有人报告。晋侯说：“还不行。”等楚军摆好阵势后才发起攻击。宋军大败。晋侯大腿受伤，守门官也战死了。国人都责怪晋侯。晋侯说：“君子不伤害已经受伤的人，不俘虏头发花白的老人。古代用兵作战，不凭借险阻狭窄的地形。我虽然是亡国者的后代，也不攻击没有摆好阵势的军队。”

译苏轼说：“古人有句话，图谋王道不能成功，其弊端还足以称霸。襄公施行王者的军队，还足以抵挡桓公、文公的军队，一战之后，救死扶伤都来不及，这仅仅是狂妄平庸罢了。齐桓公、晋文公得到管仲、子犯而兴盛，襄公有一个子鱼却不能任用，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自古以来失道的君主像这样的很多，死后论定，没有像襄公那样欺骗后世的。”

吕祖谦说：“评论的人把宋襄公的失败归咎于古道，这就像盲人错误地评价宫角音，于是想一并废除大乐，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有的人又说宋襄公没有帝王的德行，却想效法帝王的军队，所以导致失败，这也是不对的。假使帝王时代的人都服从他的德行，那么本来就不需要用兵了。德行不能使人服从，所以才有战争。那么战争，是产生于人们不服从的。他们既然不服从，像野猪一样横冲直撞，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我们却想从容地拱手谦让来对待他们，正好把猎物送给他们罢了。我担心帝王的军队不像这样笨拙。古代誓师说：‘消灭你们的仇敌’，说：‘捕捉那些凶残的人’，凛然不曾有丝毫宽贷，所宽恕的，只是不攻击逃跑的人罢了。逃跑而归顺我们，所以不攻击。如果推进锋刃和他们争夺一时的性命，为什么要放纵他们呢？这是放纵投降者，是帝王的军队；放纵敌人，是宋襄公的军队。怎么可以把它们混为一谈呢？”

臣按：宋襄公的失败，《公羊传》认为君子赞赏他不攻击没有列阵的敌人，面临大事而不忘记大礼，有君主而没有臣子，认为即使是文王的战争，也不过如此。他的话虽然过分，然而襄公的战争，未必完全错误。只是拘泥古法而不通晓变通，所以招致失败罢了。因此善于学习圣人的人，应当效法他的本心。本心是什么？就是仁义罢了。至于已经形成的事迹，不必拘束地按照步骤去做。

宣公四年，鲁宣公和齐侯平定莒国和郯国，莒国人不同意，鲁宣公攻打莒国，夺取向地。这是不合礼的。平定国家要用礼，不能用乱。攻打而不治理，就是乱。用乱来平定乱，有什么治理呢？没有治理，怎么行礼呢？

杜预说：“指责鲁宣公不用礼治理，而用攻打。”

臣按：左氏论征伐，大抵以礼来说，可见只有礼可以止息战乱。如果攻打别人的国家而不用礼，那就是用乱来平定乱。

成公十二年，晋国军队救援郑国。荀林父率领中军，听说郑国已经和楚国讲和，桓子（即荀林父）想撤军，说：“来不及救援郑国却让百姓劳苦，有什么用呢？”楚国撤军再行动（指出兵攻打郑国）也不算晚。随武子说：“好。我听说用兵要观察敌人的罪过才行动，德行、刑罚、政令、事务、典章、礼制不改变，不可以与之对抗。不因为这几项不变而征伐，楚国军队讨伐郑国，愤怒于它的背叛而哀怜它的卑微，背叛就攻打它，服从就放过它，德行和刑罚都成就了。攻打背叛者，是刑罚；安抚服从者，是德行。这两者都确立了。”又说：“德行确立，刑罚施行，政令成就，事务适时，典章顺从，礼制和顺，怎么可以对抗它？看到可以就前进，知道困难就后退，是军队的好政令。兼并弱国，攻击昏昧，是武力的好准则。”

孔颖达说：“既然说了观察罪过才行动，又说没有罪过的事，德行、刑罚、政令、事务、典礼这六项实行不变易的，不可以与之对抗。圣王制定征伐，是为了有罪的人，不是为了这六项不变易而征伐。”臣按：这里列举六项的名称，下文逐一说明楚国不变易六项来充实它，但是这六项中，德行、刑罚是最主要的。德行确立，刑罚施行，政令成就，事务适时，顺从典章，礼制和顺，六项是治理的要领。治国而有这六项不可变易，那么在我方有不可对抗的条件，而在敌方就没有办法对抗我们了。

晋国荀林父率领军队和楚庄王在邲地交战，晋国军队大败。潘党说：“君王何不修筑武军（修筑军营以彰显武功）而收集晋国尸体作为京观（堆积尸体在上面封土），我听说战胜敌人一定要给子孙看，让他们不忘武功。”楚庄王说：“这不是你所知道的。‘文’字停止‘戈’字就是‘武’，武是禁止暴乱（武的第一德）、收敛兵器（第二德）、保持大业（第三德）、确定功业（第四德）、安定百姓（第五德）、和睦众人（第六德）、丰富财物（第七德）的。所以让子孙不忘它的章程（写在篇章上让子孙不忘）。现在让我让两国尸骨暴露，太暴虐了！展示武力以威慑诸侯，兵器不收敛了。暴虐而不收敛，怎么能保持大业？还有晋国在，怎么能确定功业？违背民意的还很多，百姓怎么安定？没有德行而逞强，争夺诸侯，怎么和睦众人？利用别人的危难而安于别人的动乱，作为自己的荣耀，怎么丰富财物？武有七德，我一项也没有，怎么给子孙看？”（十二年）

臣按：武有七德，楚庄王的话一定有根据，大概是古语。假使天下兴兵动众的人，都必须基于禁止暴乱、收敛兵器、保持大业、确定功业、安定百姓、和睦众人、丰富财物。不是这七项就不行动，那么天下的人只怕上级不用武力。军队所到之处，百姓盼望它就像大旱时盼望云霓一样。

成公十三年，刘子说：“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祭祀有执膰（祭祀时拿着肉），战争有受胀（战争时接受牺牲）。”

臣按：祭祀，是用来沟通神明的；战争，是用来保卫国家的。这两者，是国家的大事。

成公十六年，楚庄王救援郑国。子反进去拜见申叔时，说：“军队怎么样？”回答说：“德行、刑罚、详义（与祥同）、礼制、信用，是战争的器具。德行用来施”

译施恩惠，用刑罚来纠正邪恶，用详备的礼仪来侍奉神灵，用道义来建立利益，用礼制来顺应时节，用诚信来守护万物。百姓生活富足而道德端正，使用资源有利而事务节制，顺应时节而万物成就，上下和睦相处，交往没有违逆，所求之物无不具备，各自知道行为的准则。所以《诗经》说：“养育我的众民，没有不遵循你的准则。”因此神灵降下福佑，时节没有灾害。百姓生活敦厚、宏大、和谐一致而听从指挥，没有不尽力服从上级命令的，甚至不惜牺牲生命来弥补上级的不足。这就是战争之所以能够取胜的原因。如今楚国对内抛弃百姓（指不施恩惠），对外断绝友好关系（指不建立利益），亵渎庄严的盟誓（指不祭祀神灵），违背信誓旦旦的诺言（指不守护万物），违逆时节而行动（指不顺应时节），使百姓疲敝以逞强。百姓不知道什么是诚信，进退都成为罪过。人们只忧虑自己最终会落到什么地步，谁还肯拼死效命呢？

译孔颖达说：“叔时这番回答首尾呼应，先列举六项名称，说‘这是作战的器具’。意思是具备这六件事才可以作战，就像器具一样。”

臣按：《春秋》时代，先王礼义的恩泽尚存，所以谈论军事的人还知道以道德仁义为言。后世则舍弃道德仁义，只谈论兵甲士马的多寡强弱。他们作战的结果相同，但用来作战的手段却不同。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器具”不同。器具既然不同，所以它们的用途也各不相同。

范文子说：“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内外都没有祸患，如果不是圣人，外部安宁必定会有内部忧患。何不放过楚国，把它作为外部的威胁呢？”（见僖公十六年）

臣按：范文子这话，就是孟子所说“在国外没有敌对的国家和忧患，国家常常会灭亡”的意思。大抵中等资质的人，有所警戒就会有所畏惧，有所畏惧就能自我反省，知道如何反省，就不敢放纵恣肆，国家就可以保全了。

襄公二十七年，宋国左师请求赏赐，宋君赐给他城邑。子罕说：“凡是诸侯中的小国，晋、楚之所以用兵威压他们，是因为他们畏惧，然后上下慈爱和顺；慈爱和顺，然后能安定他们的国家，来侍奉大国，这是他们得以生存的原因。没有威压就会骄傲，骄傲就会生出祸乱，祸乱生出就会灭亡，这是他们灭亡的原因。天生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指金木水火土），百姓都同时使用，废弃一种都不行，谁能去掉兵器？兵器设立已经很久了，是用来威压不守法度的人，彰显文德的。圣人凭借它兴盛，乱人凭借它衰败，衰败兴盛、生存灭亡、昏庸明智的方法，都由兵器决定。而你要求去掉它，不也是欺骗吗？”

林尧叟说：“宋国向戌因为弭兵（停止战争）的功劳，想要宋君给予厚赏。宋君想赏赐他城邑，来展示给子罕看。子罕说：‘凡是诸侯中的小国，晋、楚之所以用兵来威服他们，是因为有所畏惧，然后大小上下慈爱和顺。慈爱和顺，然后国家赖以安定，来听从大国的政令。这是他们常常安存的原因。没有威压就会骄傲放纵，骄傲放纵就会祸乱必至，祸乱就会灭亡随之而来。这是小国大国以至于灭亡的原因。天生金、木、水、火、士五种材料，天下百姓都并举而用之。五者不可缺一，兵器是五材中的金，难道可以去掉吗？古人设立兵器，由来已久，用来威服不遵轨法的人，而昭明国家文德的盛大。商汤、周武吊民伐罪，凭借兵威而兴盛；夏桀、商纣身死国亡，凭借兵威而衰败。大抵明君善于用兵，就凭借它兴盛，凭借它生存，这是方法好；昏君不善于用兵，就凭借它衰败，凭借它灭亡，这是方法不好。之所以这样，都是由用兵导致的。而向戌要求去掉兵器来安定各国，不也是极其欺罔吗？’”

臣按：国家有六典，而不可没有兵器；就像天有五种材料，而不可以没有金一样。大抵立国有文治，必有武功；施治有赏赐，必有惩罚。只有文治而没有武功，那么威势不立而国势衰弱；有赏赐而没有惩罚，那么法令不行而人心放纵。

昭公十一年，楚君修筑陈、蔡、不羹（地名）的城墙，派弃疾做蔡公。楚王问申无宇，申无宇回答说：“选择儿子没有比父亲更合适的，选择臣子没有比君主更合适的。郑庄公修筑栎邑，而安置子元在那里，致使昭公不能即位。齐桓公修筑谷邑，而安置管仲在那里，直到今天还依赖他。我听说五大不在边，五细不在庭，亲近的人不在外，寄居的人不在内。现在弃疾在外，郑丹在内，君王您稍微警戒一下吧。”楚王说：“国家有大臣，怎么样？”申无宇回答说：“郑国的京、栎确实杀了曼伯，宋国的萧、亳确实杀了子游（在庄公十二年），齐国的渠丘确实杀了无知（在庄公九年），卫国的蒲、戚确实赶走了献公（在襄公四年）。如果由此看来，那么对国家有害。末梢太大必定折断，尾巴太大不能摇动，这是君王您所知道的。”杜预说：“五大指五官之长，专权盛势超过节度，就不可以居于边境；细弱不胜任，也不可以居于朝廷。”

孔颖达说：“宋国杀子游，齐国杀无知，乃是依靠大邑来讨伐篡位的贼人，而说它们对国家有害，是因为它们能专断废立，这就是国家的祸害。天子建立诸侯，是想让他们藩屏王室；诸侯拥有城邑，是想让他们指挥服从自己，不能让小邑控制国都。所以大城是国家的祸害。末梢太大必定折断，是用树木做比喻；尾巴太大不能摇动，是用畜兽做比喻。”

臣按：末梢太大必定折断，尾巴太大不能摇动，这两个比喻实在切中要害。君主治理国家，必须居重驭轻，必须以大制小，那么上下之势顺从，小大之分确定，就像心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不仅上面的人安于其位，下面的人也不敢萌生非分之想，抗拒成命了。考查《楚语》中有说：“公制城邑，像身体和牲畜一样，有首领股肱，以至于拇指毛脉，大的能摇动小的，所以变化而不劳苦。”边境是国家的尾巴，比作牛马，暑气已经到来，虻虫已经很多，而不摇动尾巴，臣下对此感到恐惧。这个比喻尤为详尽，谋划国家而考虑到长远的人，应当图谋此事。

哀公元年，吴国军队在陈国，楚国大夫都害怕，说：“阖庐只因为能使用他的百姓，在柏举打败了我们，现在听说他的继承人又更厉害，将怎么办？”子西说：“你们几个人忧虑彼此不和睦，不要担心吴国了。从前阖庐吃饭不超过两种味道，居住不铺重席，居室不筑高坛，器物不彩绘雕刻，宫室不观览（台榭），舟车不装饰，衣服财用，选择不取费（不崇尚

译细靡在国中时，上天降下灾祸瘟疫，他亲自巡视孤寡之人，供给他们缺乏的物资；在军中，煮熟的食物分给士兵之后他才敢吃，他所品尝过的食物，士兵和车兵也都一同享用。他勤勉地体恤百姓，与百姓同甘共苦，因此百姓不感到疲乏劳累，即使战死也知道不会被抛弃。我们已故的大夫子常轻视我，这正是他失败的原因。现在听说夫差驻扎的地方建有台榭陂池，住宿时有妃嫔侍从陪伴，一天的行程中，想要的必定实现，喜爱的必定顺从，聚集珍奇之物，致力于观赏享乐，把百姓当作仇敌，而役使百姓却日益频繁，这是先自己走向败亡，怎么能打败我们呢？

译臣按：楚子西预测吴国时，不考察其土地面积的广狭、车兵步卒的多寡、士兵的强弱、武器装备的锋利或迟钝，只根据国君所修行的德行和所做的事，来推测胜负。既然如此，那么拥有国家的君主，强兵的要诀，哪有比修养德行更优先的呢？治理军队则是次要的。

鲁哀公七年，季康子想要讨伐邾国，于是宴请大夫来谋划此事。子服景伯说：“小国侍奉大国，靠的是守信；大国保护小国，靠的是仁爱。背叛大国，是不守信；讨伐小国，是不仁爱。百姓依靠城池得到保护，城池依靠德行得到保全。失去了这两种德行就会危险，那将依靠什么来保全呢？”

臣按：景伯说，百姓依靠城池得到保护，城池依靠德行得到保全。所谓的德行，不过是守信与仁爱罢了。国家无论大小，都能推己及人，以忠恕为心。自己厌恶下属做的事，不要用来侍奉上级；自己厌恶上级做的事，不要用来驱使下属。这样又怎么会有争斗侵夺的祸患呢！

《国语》记载：周穆王将要征讨犬戎，祭公谋父劝谏说：“不可以。先王彰显德行，不炫耀武力。武力收敛而适时行动，行动则显威严，炫耀则使人轻慢，轻慢则使人无所畏惧。先王对于百姓，勉励他们端正德行并淳厚其本性，丰富其财物，不阻塞其需求并便利其器具，明确利害的方向，用礼乐教化来修饰，使他们致力于趋利避害，感怀德行而畏惧威严，所以能够保全世代并日益壮大。周武王发扬前代的光明并加以慈爱和谐，侍奉神灵保护百姓，没有不欣喜拥戴的。商王帝辛对百姓作恶极大，百姓无法忍受而不愿拥戴，武王因此将军队开赴商都牧野。这是先王并非崇尚武力，而是勤于体恤百姓的痛苦并除去他们的祸害。先王的训诫是：有不祭祀的，就修省自己的意志；有不祭祀的，就修省自己的号令；有不进献的，就修省自己的典章；有不进贡的，就修省自己的名分；有不称臣的，就修省自己的德行。这五项次序完成而仍有不遵从的，就修省刑罚。于是就有了刑罚的法令，有攻伐的军队，有征讨的防备，有威严责备的命令，有文告的辞令。颁布命令陈述辞令，仍然不遵从，就再加强修养德行，不劳役百姓去远征，因此近处没有不听从的，远处没有不服从的。犬戎依照职分来朝见天子，天子说：‘我必定以不献祭为由征讨他们，并且炫耀武力，这难道不是废弃先王的训诫吗？’”

周襄王从郑国回来，把阳樊赐给晋文公，阳樊人不顺从，晋侯包围了他们，仓葛说：“武力不可以显露，文德不可以隐藏。显露武力没有功业，隐藏文德不显明。”胡安国说：“古代显露文德隐藏武力，修明训诫典章，次序完成而仍有不遵从的，于是才有攻伐的军队。”

臣按：这先王只彰显德行而不炫耀武力，有不服从的，必定先颁布威严责备的命令，陈述文告的辞令，如果仍然不遵从，也只是加强修养德行罢了，不劳役军队去远征。之所以这样，难道不是因为文德不可以隐藏，武力不可以显露，不应当崇尚武力而隐藏文德吗？

卫灵公向孔子询问军阵，孔子回答说：“祭祀礼仪的事情，我曾经听说过；军队作战的事情，我没有学过。”

尹焞说：“卫灵公是无道的君主，又对战争讨伐之事有志向，所以孔子回答没有学过就离开了。”

张栻说：“春秋时期，各国以强弱决定胜负，军队作战的事情似乎应该优先，而祭祀礼仪的事情似乎不急迫。却不知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是因为天定的次序和等级实在维持着它。治理国家的人，志向在于典礼，那么孝顺和睦的风气兴起，合力同心，尊重君主亲近上级，这样的强大谁能抵御呢？不然，三纲沦丧废弃，人心离散，国家靠谁建立呢？军队虽然精良，究竟有什么用呢？祭祀礼仪对于礼教，就像军阵对于军队，是道理寄托的地方，也是教化兴起的原因。假使灵公有志于祭祀礼仪之间，那么推广并通达它，必定有不可停止的。”

黄干说：“孔子回答卫灵公说军队作战的事情没有学过，回答孔文子说甲兵的事情没有听说过。等到观看夹谷之会，就用武力威胁莱人，齐侯害怕；费人作乱，就命令将士讨伐他们，费人败退。又曾说：‘我作战就能胜利。’孔子难道有没学过没听说过的吗？只是军队作战的事情不是用来作为训导罢了。”

臣按：文治和武功不是两条道路。益赞美尧说：“既有武功又有文治。”孔子道德完备，本来无所不能，又怎么会有不知道的呢？却说“没学过”，大概因为战国时代，相互崇尚武力而不崇尚文治，列国的君臣只知道军队作战而不知道祭祀礼仪。况且他们所谓的武力，是以权谋诡诈相互崇尚，穷兵黩武耗费财用而毒害百姓，轻敌少谋而祸延宗庙社稷。所以趁着卫君询问军阵，而回答说“没学过”，大概是不必学，也不屑于学。

孔子说：“天下政治清明，那么礼乐征伐由天子发出；天下政治黑暗，那么礼乐征伐由诸侯发出。”

朱熹说：“先王的制度，诸侯不得改变礼乐，专断征伐。”

张栻说：“礼乐征伐，是天子的事情。天下政治清明，那么礼乐征伐就由天子发出。大抵天子得其道，那么权纲在自己手中，而在下的人不敢侵犯。所谓由天子发出，天子又怎么敢以己意专断，而以私意加于

译这中间的道理是什么呢？也不过是奉行天理罢了。这就叫做掌握了正道。如果在上位者失去了正道，那么国家的纲纪就会瓦解，诸侯便得以趁机窃取权力，礼乐征伐之事将专断施行而无人顾及了。

译臣按：前代儒者说，先王时代，五礼六乐由宗伯掌管，九伐之法由司马掌管。礼乐征伐的权力在君主手中，臣下不敢侵犯。周王室衰微，夷王走下殿堂接见诸侯，鲁国的三家大夫使用《雍》诗撤去祭品，季氏的庭院中跳起八佾舞，礼乐的权力已经丧失，因此各国纷争，战争日益频繁，直到没有安宁的年份。天下无道，到了这种地步就达到极点了。圣人这样说，是为了给万世留下训诫，让身居高位的人，始终用正道来要求自己，端正自身、严明法度，一定要使权柄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威福不致下移，那么礼乐征伐都出自自己，就成为有道的世道了。

以上总论威武之道【中】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十五

<子部,儒家类,大学衍义补>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十六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严武备

总论威武之道

梁惠王说：“晋国，天下没有比它更强的，这是老先生您所知道的。到了我这一代，东边被齐国打败，长子战死；西边丧失七百里土地给秦国，南边被楚国羞辱。我对此感到耻辱，希望为死者报仇雪恨，怎么做才可以呢？”孟子回答说：“拥有方圆百里的土地就可以称王。大王如果对百姓施行仁政，减轻刑罚，降低赋税，让百姓深耕细作，强壮的人在闲暇日子修养孝悌忠信，在家侍奉父兄，在外侍奉长官，就可以让他们拿着木棒去击败秦国、楚国的坚甲利兵了。他们剥夺百姓的农时，使百姓不能耕种来赡养父母，父母受冻挨饿，兄弟妻子离散。他们使百姓陷入困境，大王去征讨他们，谁会跟大王作对呢？所以说：‘仁者无敌。’大王请不要怀疑。”

朱熹说：“百里，是小国。然而能施行仁政，那么天下的百姓就会归附他。减轻刑罚，降低赋税，这两项是仁政的大纲。君主施行仁政，百姓就能尽力于农耕，又有闲暇日子来修养礼义，因此尊敬君主、亲近上级而乐于效死。凭借他们残暴虐待百姓，而率领我们尊敬君主、亲近上级的百姓去纠正他们的罪过，他们的百姓正怨恨他们的君主，而乐于归附我们，那么谁跟我们作对呢？仁者无敌，大概是古语。百里可以称王，就是凭借这个。恐怕大王怀疑这言论迂阔，所以勉励他不要怀疑。”

孔文子说：“惠王的志向在于报仇，孟子的论述在于救民。所谓只有天吏才可以征伐，大概是孟子的本意。”

臣按：惠王的提问，孟子意欲强兵以报仇。孟子却教导他对百姓施行仁政，以此作为天下无敌的方法。仔细观看他的方法，不过让百姓深耕细作，孝悌忠信，就可以拿着木棒去击败秦楚的军队。车马士兵众多，兵器锋利，不足以抵挡秦楚的强大，却想用木棒去击败他们，难道不是太迂阔而不切合实际情况吗？然而看战国时期，国家有六个，后来都灭亡于秦国，固然因为秦国强大而有坚甲利兵。等到秦国灭亡，不过是起于折竿斩木的平民。当时，天下一家，万国一君，难道没有坚甲利兵吗？然而无法挽救秦国的灭亡。由此看来，坚甲利兵虽然可以在一时扩张国家威势，而孝悌忠信终究可以在长久凝聚民心。谁说孟子的话迂阔呢？

齐宣王说：“我有毛病，我喜欢勇武。”回答说：“大王请不要喜欢小勇。手按剑柄怒目而视说：‘他怎敢抵挡我！’，这是匹夫之勇，只能抵挡一个人。大王请扩大它。《诗经》说：‘文王勃然大怒，于是整顿他的军队，以阻止前往莒地的密人，以巩固周朝的福运，以回应天下。’这是文王的勇武。文王一发怒就安定了天下的百姓。《尚书》说：‘上天降下百姓，为他们设立君主，设立师长，只说是他们帮助上帝爱护百姓。四方有罪无罪，只有我负责。天下谁敢超越他的本分，一人横行于天下，武王对此感到耻辱。’这是武王的勇武。而武王也是一发怒就安定了天下的百姓。现在大王也是一发怒就安定了天下的百姓，百姓只怕大王不喜欢勇武。”朱熹说：“小勇，是血气所为；大勇，是义理所发。《诗·大雅·皇矣篇》，这是文王的大勇。《书·周书·泰誓篇》，说武王也是大勇。大王如果能像文武那样做，那么天下的百姓盼望他发怒来铲除暴乱，而把自己从水火中拯救出来，只怕大王不喜欢勇武罢了。”又说：“这一章说君主能克制小忿，就能体恤小事大以交往邻国；能培养大勇，就能铲除暴政救助百姓以安定天下。”

张栻说：“小勇，是血气之怒；大勇，是礼义之怒。血气之怒不可有，礼义之怒不可没有。知道这个，就可以见到性情的正，而识别天理、人欲的区别了。”

臣按：怒，是七情之一。怒与喜相对，圣人之情发动，都合乎节度。他的喜，就是庆赏，天下没有不仰慕他的恩泽；他的怒，就是刑戮，天下没有不畏惧他的威严。密人侵犯阮、徂共二国的人，涂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