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四十八

译一、举荐贤能；二、乡大夫宴请国中的贤者；三、州长练习射礼；四、党正举行蜡祭。当今世所实行的，只保留了“乡大夫宴请国中贤者”这一项罢了。其他如所谓的“州长练习射礼”“党正举行蜡祭”，世间已不再讲求；而“三年举荐贤能”，其宴饮虽然被称为“鹿鸣宴”，但也不以乡饮酒礼为名了。乡饮酒礼的名称，始于周成王时期。汉、唐以来，也曾偶尔施行，但没有固定的制度。我太祖皇帝建国之初，就下诏天下府、州、县每年举行两次，永远作为定制。恭读御制《大诰》，其中有云：“乡饮酒礼，不过是申明古代圣明君王的教令罢了。”所以乡饮酒礼，用来排列长幼次序，评定贤良，区别奸恶顽劣之人，区分罪犯。在座席之间，年高德劭者居于上位，年高淳朴笃实者并列一旁，按照年龄次序排列。那些曾经违背条令、触犯法律的人，安排在外侧就座。同类的人自成席位，不允许干扰良善之人的席位。主持者如果不加分别，致使贵贱混淆，一旦被察觉或席中有人发觉，主持者以违抗制度论处，奸恶之徒若不听从主持者安排，扰乱正席，全家将被迁出教化之外。唉！这种礼仪，是古代圣明君王的制度，使良民安居于天下，从古至今，兴办它，乡里就安定，邻里就和睦，长幼有序，有无穷的乐趣。伟大的君王之言，所谓“顺从者昌盛，违背者灭亡”，其垂范后世、警诫世俗的深意真是深远啊。《礼记》说：“礼的教化作用，微妙地制止邪恶于未形成之时，使百姓日益向善、远离罪恶而不自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译所以圣人用道来制定礼仪，乡大夫和士人君子在房户之间设置酒尊，这是宾主共同使用的。酒尊中盛放的是玄酒【用水制成】，这是看重它的质朴。菜肴出自东房，由主人提供。洗置于东檐下，这是主人用来洁净自身以侍奉宾客的。

郑玄说：“乡人指的是乡大夫，士指的是州长、党正。君子指的是乡大夫。酒尊设在房户之间，宾主共同使用，是指将酒尊设在东房的西室，门户的东侧，位于宾客和主人之间。酒虽然是主人摆设的，但宾客也用它来回敬主人，所以说宾主共同使用。大地之道以右为尊，将玄酒设在西边，是因为看重它质朴的缘故。”

臣按，这是古人举行乡饮酒礼的第一种情况。贾公彦所说的“又有乡大夫、士宴请国中的贤者，使用乡饮酒礼，就是这种情况”。由此看来，这种礼仪不仅崇尚年长，也是用来崇尚贤能的。而我们圣祖的诰文中说：“排列长幼次序，是崇尚年长；评定贤良，是崇尚贤能。”然而不仅如此，还借此来区别奸恶顽劣之人、区分罪人。一次礼仪的举行，各种道义都具备在其中。真是盛大啊！

《周礼》中乡大夫的职责，每三年进行一次大考核，考察他们的德行、道义、才能、技艺，从而推举贤者和能者。乡老和乡大夫率领他们的属吏，以及众多百姓，用礼仪来礼遇宾客【用乡饮酒的礼仪来礼遇并尊奉他们】。

吴澂说：“古代乡大夫在乡学中举行乡饮酒礼，用宾客的礼仪来推举贤者和能者，并将他们的名字上报到天府，选择其中最贤能的作为主宾，其次的作为介宾。这是根据德行来选拔，而不是根据年龄来论定。”

臣按，这是古人举行乡饮酒礼的第二种情况。本朝每三年进行一次大考核，一旦开科，两京和十三藩都有乡试。撤去考场遮蔽物那天，有关部门设席等待考试官及考中的举子，称为鹿鸣宴。现在应当斟酌古代制度，以解元作为主宾，按次序作为介宾，设三位宾和众宾，而以考试官作为僎，提调官作为主人，监试官作为司正。执事官员及藩臬官僚，都在其中作为陪位。执事人员中有营私舞弊的，列在外侧就坐，完全依照朝廷颁降的礼制来执行，以恢复古人推举贤能的礼仪【或者另外设席来慰劳考试官也可以】。

党正在国家搜索神灵进行祭祀时，就用礼仪来聚集百姓，并在序中饮酒，以端正长幼的位次。

郑玄说：“国家搜索神灵进行祭祀，是指每年十二月大蜡的时候。端正长幼位次，就是《乡饮酒义》所说的：‘六十岁的人坐着，五十岁的人站着侍候；六十岁的人用三豆，七十岁的人用四豆，八十岁的人用五豆，九十岁的人用六豆’。一定要端正它，是因为百姓在春夏秋三季忙于农事，到了这时农事空闲，就教育他们，尊敬长辈、养老人，体现孝悌之道。”

臣按，这是古人举行乡饮酒礼的第三种情况。我私下认为现在的制度，一年举行两次乡饮酒礼，既在正月望日举行，又在十月朔日举行。岁首的礼仪，应当如常制，集合在官府和在民间的老人，以端正长幼位次。至于孟冬之月，百谷告成，农夫整年勤苦，才开始得以稍作休息，请求略微仿效周人蜡祭的礼仪，备办牺牲和甜酒来搜索祭祀神灵，聚集百姓中的老人饮酒来慰劳他们，于是礼遇那些年高有德的人作为大宾，而以那些能率领子弟耕种的人作为众宾，这大概符合古代礼仪的本意。

《射义》说：“卿大夫和士射箭时，一定要先举行乡饮酒礼。”

贾公彦说：“州长趁着春秋两季，用礼仪来防范并聚集百姓，在州的序学中举行礼仪，先举行乡饮酒礼，然后射箭。”

臣按，这是古人举行乡饮酒礼的第四种，这就是州长在春秋两季用礼仪来防范百姓，并在州序中射箭。臣请求在正月望日、十月朔日行礼之后，就率领宾客以下人员，依照朝廷原颁降的射礼仪注，在学中举行射礼，这样古代礼仪就能在今日复行了。

孔子说：“我观察乡饮酒礼，就知道王道是很容易实行的。”

吕大临说：“礼仪所尊重的，是尊重它的意义。它的形式则由摈相熟悉掌握，它的意义则由君子知晓。修习它的形式，通达它的意义，然后才可以教化百姓、形成风俗。贵贱分明，等级差别清晰，和乐而不放纵，敬爱兄长而不遗漏，安乐而不混乱。这五点，都体现在饮酒的礼仪中，并且可以教化百姓、形成风俗。所以说：‘我观察乡饮酒礼，就知道王道是很容易实行的。’易，指容易实行；易易，是极言其容易。”

黄干说：“邀请主宾和介宾，陈列器物饮食，向主宾和介宾献酒，向僎献酒和旅酬，宴饮，这六项是礼仪的大节。登降进退、辞让接受，是礼仪的形式。鼎、俎、笾、豆，是礼仪的器物。脯、醢、脊、胁，是礼仪的用品。这些是观礼的人所共同知道的。它们的数量容易知道，它们的意义难以知道。乡饮酒礼教导亲善和睦。乡里亲善和睦，凌犯争讼的风气就止息了。一饮一食，一拜一坐，一拱手一退让，无不是教化。通晓其意义的人，又不仅仅可以亲善和睦乡里而已。天理得以彰显，人心得以端正，无处不可以施行。圣人制定礼仪来教化人，凡是乡里的人，都知道这个意义。这就是成周时代，人人都有士君子行为的原因。礼仪废弛、音乐坠失，乡里人聚众饮酒，未曾废除丰盛的饮食，奢侈的摆设，悦耳的声妓，放纵的喧哗，这是教导奢侈，诱导淫乱，放纵欲望，无不是败坏人心的。后世的士大夫，曾不如古代在田亩中辛勤劳作的人。既然这样，那么这种礼仪，当今有志于古代的学士大夫，难道可以不思考如何讲明并练习它吗？

译臣认为孔子这番话，与所谓“圣人用道来规范”以及我朝圣谕的文字，都表明礼仪在天下，确实是施行王道的关键，是万世帝王应当推行的，而凡是有治理百姓职责的人，不可只是敷衍地应付旧例，而不明白应当恭敬谨慎的原因。【以上为乡饮酒礼】

译《周礼》规定，乡大夫在乡饮酒礼之后，通过乡射礼的五个方面来考察民众。这五个方面是：第一是和，即情感抒发合乎节度；第二是容，即举止动作符合礼法；第三是主皮，即射箭不偏离靶心；第四是和容，即仪容与和悦相称；第五是兴舞，即节奏与音乐相合。

吴澂说：“所谓考察民众，就是向民众询问并选拔人才。”

臣按：这里说的是乡大夫举荐贤能之士，在乡饮酒礼之后举行乡射礼，以此来考察民众。我朝圣祖在洪武三年初次下诏天下开科取士，第三场面试四项内容，其中一项就是射箭，通过观察射中靶心的多少来评判，这正是沿用了这一制度。

州长在春季和秋季，用礼制来防范民众，并在州学的射场举行射礼。

丘葵说：“序，就是州学。孟子说：‘序，就是射箭的地方。’大概是因为射箭要按次序进行，并且用来区分贤与不贤。”

臣按：夏商周三代之后，射礼已经很久没有实行了。只有晋朝的庾亮曾经依照周制来推行。我朝圣祖刚取得天下，就命令天下府州县学的教官教导生员，每天讲读经书，放学之后，设立射圃，教学生练习射箭。每月初一、十五要考试，地方官员在闲暇时，也与教官一起练习射箭。命令礼部制定图式和礼仪规范，共有八条：一射式，二树立射靶，三设置射位，四主射，五赏酒，六司职射箭，七射箭器具，八射箭职事，九射箭位置，十礼仪规范。所说的射箭器具，共有九种；射箭职事，共有七种。直到今天，天下都设立射圃，每月初一、十五，地方官员亲自拜谒先师并听取诸生讲读之后，前往射圃举行射礼。这就是州长防范民众在州学举行射礼的遗意。

《射义》说：“所以射箭时进退周旋，必须符合礼制。内心志向端正，外表身体挺直，然后才能持弓握箭稳固。持弓握箭稳固，然后才能谈论射中。由此可以观察人的德行。”

吕大临说：“礼射，必须先配对。所以每一对都有上耦、下耦，都手持弓并夹着箭。他们前进时，到达台阶就到达台阶，到达器物就到达器物，都要作揖。他们后退时，也是如此。他们的行走有左右之分，他们的升降有先后之序。他们射箭都是依次发射。他们从楅上取箭时，开始前进作揖，到达福位作揖，取箭作揖，插箭入袖后作揖，后退时与将要前进的人作揖。他们取箭时有横弓、缩手、兼弣、顺羽、依次取箭的节度。射毕饮酒，胜者袒露右臂，佩戴决遂，手持张开的弓；不胜者穿好衣服，脱下决拾，加上松弛的弓，登堂饮酒，相互作揖如初。那么进退周旋，必须符合礼制，就可以看出来了。”先王制定礼制，难道是随意设立繁琐的文饰和细节，使人难以实行吗？也只是说用善道来涵养人罢了。大概君子对于天下，必须没有任何不合节度的地方，然后才能成就德行；必须努力践行然后才能有功绩。人的四肢想要安逸，如果恭敬的心不能胜过，那么怠惰傲慢之气就会产生，举止周旋就不能合乎节度。身体虽然安逸，但内心也因此不安。使不安的地方变得安定，那么手脚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放纵邪僻，逾越本分冒犯上级，将无所不至。天下的动乱，从此开始了。圣人担忧这一点，所以常常谨慎于繁琐的文饰和细节，在人们无所事事的时候涵养他们，使他们习惯而不怕麻烦，那么不谦逊的行为也就无从产生。等到时间久了安于礼制，那么不合礼的事就不做，无处不是义了。君子用恭敬来端正内心，用义理来规范外在。内心所存的是恭敬，那么外在表现的就是庄重。内外共同修养，那么发用于事的就是中节了。射箭，是一种技艺。仪容符合礼，节奏符合乐。发射而不偏离靶心，这一定是乐于义理，长久保持恭敬，用心专一的人，然后才能得到。那么他之所以能得到的原因，他的德行就可以知道了。

孔子说：“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如果一定要争，那只有在射箭时吧？作揖谦让后登堂，射毕下堂饮酒，他们的争也是君子之争。”

朱熹说：“作揖谦让后登堂，是大射的礼仪，配对后三次作揖然后登堂。下堂饮酒，是说射毕作揖下堂，等待众耦都下堂，胜者才作揖给不胜者，登堂取酒杯，站立饮酒。说君子恭敬谦逊，不与人争，只有在射箭时才有争。然而他们的争，雍容谦让，竟然如此，那么他们的争是君子之争，而不是像小人的争了。”

孔子说：“射箭不以射穿皮靶为主，因为力气有强弱不同，这是古来的道理。”

朱熹说：“射箭不以射穿皮靶为主，是乡射礼的条文，因为力气有强弱不同。孔子解释礼的意思，就是这样。皮，是皮革，在布靶中间安置皮革作为靶心，所说的鹄就是它。科，是等级。古代射箭用来观察德行，只以射中为主，而不以射穿皮革为主。大概是因为人的力气有强弱不同等级。”

杨时说：“射中可以学习，但力气不能勉强达到。”

臣按《仪礼》记载，射箭有大射、宾射、燕射三种，天子、诸侯、卿大夫都有，士没有大射而有宾射、燕射。后世礼制废弃之后，所说的射箭，只用于战争阵势，而用来作为礼节的，大概很少了。我朝圣祖想用它来选拔人才，以恢复古人择士、泽宫的制度，但没有实现。随后颁布图式、礼仪规范于天下，不仅以此来教导士子，而且一定让教官与地方官员练习射箭。唉！在无事的时候在学校教导他们，让他们习惯礼仪谦逊的仪容，一旦有事，就用于战争阵势，那么天下无敌了【以上乡射礼】

《周礼·大行人》记载，周王用来安抚邦国诸侯的方法，每年普遍慰问【询问他们的安危】，每三年普遍视察【查看他们的治理成效】，每五年普遍省视【考察他们的风俗】。

译《国语》说：周朝的常设官职中有这样的规定：敌对国家的宾客到来，关尹上报，行理拿着符节迎接他，候人作为向导，卿出郊外慰劳，门尹清扫门庭，宗祝主持祭祀，司里安排馆舍，司徒备办役夫，司空巡视道路，司寇查禁奸盗，虞人送入木材，甸人堆积柴薪，火师监督燎祭，水师监督洗涤，膳宰送上熟食，廪人进献生食，司马陈列饲草，工人检修车辆，百官各自带着物品到来。宾客进入如同回家，因此无论大小国家没有不怀念爱戴的。如果是尊贵国家的宾客到来，就按等级增加一等，更加防备。至于天子的使者到来，就由各部门长官亲临处理事务，上卿监督其事。

译臣查考《周礼》一书，对于诸侯之间聘问的礼仪记载详备，而对于王朝派遣使臣的礼仪则较为简略。大行人是周王用来安抚邦国的官员，诸侯没有一年不与之交往，却未曾听说有送别使臣、供奉物资的礼仪。唯独在《国语》中记载，定王派遣单襄公出使宋国和楚国，途经陈国时，道路杂草丛生无法通行，单襄公回国后向定王报告，并引用周朝秩官的话，所说的都是诸侯国的礼仪。其最后一句话说道：“至于天子的使臣，都由主管官员亲自处理事务，上卿加以监督”，那么在当时必定有其相应的礼仪。《周礼》制定制度以训导诸侯，只记载了诸侯相互对待的礼仪，而没有记载他们奉承天子的礼仪。并非没有记载，而是敌对国家的礼仪尚且如此，尊贵国家的宾客到来，还要根据等级增加一等以示敬慎，那么天子的使臣到来，所增加的礼数不止一等，其表示敬慎的措施更是层层加码，这是可以推知的。自从废除诸侯、设置郡守之后，不再有邦交之礼，所奉承的只有天子的使臣罢了。考察历代的礼制，只有王朝的礼仪，所谓的郡邑礼仪，已经泯灭无存了。本朝开国之初，制定了《洪武礼制》，出使礼仪共有六条。洪武二十年，又命令礼部官员制定礼仪定式，出使礼仪共有三条。洪武二十七年，又命令礼官参用这两本书，制定出使礼仪总共二十条。开读诏书、派遣使臣，分为一、奉命出使王国，二、奉命出使诸司及十四蕃国，三、颁降行人司，永远作为定制。又诏令颁布迎诏仪注于天下，凡是朝廷派遣使臣到各处开读诏书，将要到达时，所在地的官僚穿着朝服，准备龙亭、仪仗、鼓乐，在郊外迎接使者，使者下马后将诏书置于龙亭中，使者站在亭东，官吏等人面向北行五拜三叩头礼，众官及鼓乐队在前引导，使者随行到官署，众官先进入东西两侧站立，龙亭到达后，使者站在其东西两侧面向【如果有出使的廷臣，先赞曰：出使官行礼，引导赞引出使官在露台行五拜三叩头礼】，赞唱排班，班齐之后行四拜礼，使者捧着诏书交给展读官，展读官跪着接受，开读诏书，众官跪着听【出使官在露台束跪听】，宣读完毕，展读官捧着诏书交给使者，再次放入亭中，众官俯伏起身行四拜礼，山呼万岁、舞蹈，又行四拜礼，礼毕，众官到龙亭前跪下，长官致辞说“圣躬万福”，使者鞠躬回答说“圣躬万福”，众官于是换便服拜见使者，行再拜礼。臣私下认为，自古礼仪文辞之详尽，没有比得上《周礼》一书的，而其中所载朝觐聘问的礼仪虽然详尽，但在出使这一节却唯独缺失，而我圣祖创立的制度，其详尽程度竟如此。大概王朝对于郡国，从地域来说，疆域阻隔遥远；从名分来说，名分悬殊隔绝。所以能够通达上下之情，统一远近之势，是因为有使臣的往来和诏令的颁布罢了。其迎接和授受的过程，如果简略粗率，不仅不足以严肃九重天威的命令，重视皇华使节的尊严；而且下面的人也会轻忽而不知道尊重。而播告修明申谕的意思，或许不足以震慑奉承之人，事体或许会因此败坏，或许会因此失误，也是有的【以上出使及迎诏礼】。

《月令》记载，季冬之月，命令有司举行大难【与“傩”同】，旁磔【剖开牲体，攘除阴气】，出土牛以送寒气。

陈澔说：“月建在丑，丑为牛土，能生水，所以特作土牛以彻底送走寒气。”

陈祥道说：“土胜水，牛善于耕，胜水所以可以胜寒；气善于耕，所以可以显示农耕的早晚。《月令》：季冬之月，举行大难旁磔，然后出土牛，那么出土牛是驱除阴气的终结之事。既然后来告诉百姓拿出五种谷物，命令农夫计算耦耕之事，那么出土牛，又是农耕的开始之事。”

后汉《祭祀志》记载：立春之日，在东郊迎春。车、旗、服饰都呈青色，唱《青阳》，舞《云翘》之舞。

宋志记载立春前五日，都在大门之外制造土牛、耕夫、犁具。这天黎明，有司设坛祭祀先农，官吏各自拿着鞭杖，环绕击打牛三次，以此来表示劝耕的意思。

臣查考：宋景祐年间颁布的《土牛经》，制作土牛，以当年的天干色为首，地支色为身，纳音色为腹，以立春日的天干色为角耳尾，地支色为胫，纳音色为蹄。元至元年间的经式，牛色则以立春日为法，日干色为头角耳色，地支色为身色，纳音色为蹄尾肚色。国初沿袭元制，正统年间才开始采用言官的建议，土牛颜色重新使用当年的地支天干纳音，如同宋法。现在的制度，每年立春日内，京城和藩府州县，提前制造土牛。芒人前一天出东郊，准备鼓乐迎入官署。到了这天举行鞭春礼，众官各自拿着鞭杖，环绕牛击打三次，众人一起击碎它【以上迎春礼】。

马端临说：“秦汉之后，礼仪的因袭变革不同。有古代有而现在没有的，如大射、聘礼、士相见之类。有古代没有而现在有的，如圣节上寿、上尊号、拜表之类。”

臣查考，古今适宜不同，礼经有可以根据义理兴起的条文。天下之事，衡量于义，而与义没有违背，那么这种礼仪虽然自古先王没有制定，而后世的人根据义理兴起，创立为一代的礼仪，也不算过分。马氏著《文

译《献通考》中，只记载了王朝的礼仪，至于所谓郡国的礼仪，则没有记载。书中说：“现在的礼仪虽然不能说没有缺失，然而讨论礼仪制度，不是书生所能参与知晓的，因此也不再对此加以论述。”书生参与讨论礼仪制度并为之撰写文辞，固然不可以；但如果只是记述前人的旧制，详细记载一代的制度，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所谓圣节上寿，以及汉代以来贺岁首、魏晋以来贺冬至，这些虽然是夏商周三代以前所没有的。然而古代诸侯国对于王朝，朝见、会同、殷颛之类，一年中没有哪个月是空过的；而当今世所实行的，只有这三种礼仪罢了。

这三种礼仪，在京的文武百官，到了日期备好表章拜贺；而天下亲藩、边将、藩宪、府、州、卫、所五品以上的官员，提前派遣官员奉表称贺。到了日期前一天，在寺观演习礼仪；到了当天，在所在官署举行庆贺礼。其仪注大致如同朝仪，只是祝赞的言辞不同，以及正旦、冬至不使用〇制罢了。

这三种礼仪，今天朝廷将其视为大礼，这不仅仅是为了寄托臣子忠爱的诚意，也是为了昭示华夏与夷狄，使人心趋向恭敬的更加恭敬，使万方尊奉戴德的更加稳固。这虽然是古代没有而现在有的，但正是礼仪中所谓“义起”的情况，政令这类也是如此。圣人如果再次兴起，臣知道他也绝不会改变这一制度。

如今这些礼仪详细记载在《洪武礼制》中，但今天天下进表的衙门，提前进表时已经实行了十二拜、山呼、舞蹈的礼仪，到了当天只实行五拜三叩头的礼仪；而五品以下的衙门则实行全套礼仪。臣私下认为，臣子奉侍君上的礼仪，应当隆重而不应当简略。在三大朝贺之日，全郡的官吏、儒生、军民等人全部到齐，必定要先演习礼仪而后行礼。到了当天，礼仪却如此简略，似乎不相称，请求统一都实行全套礼仪为宜【以上为遥贺之礼】

译朱熹说：“礼制施用于朝廷的，州县的士人百姓无法参与知晓。如果全部颁布，那么初学者会苦于内容太多，熟习者会担忧内容过于广博，都无法穷尽。所以不如选取州县官民所应使用的部分，参酌近代的制度，另外加以编纂，称为《臣民礼略》。刻版印刷并颁布施行，州县各备三份：一份供州县长官备查，一份存放在学校，一份存放在名山寺观，都装在匣中收藏。州县长官视同诏书一样遵守。而百姓所使用的，则让州县自行刻版，每年摹印张贴在街市村落，使大家都能知晓，这样就可以长久实行了。”又说：“礼书颁布后，又应当让州县选择士人中敦厚好礼的人，讲解诵读其中的义理，演习颁布的礼仪。州县各选若干人，由学校供给俸禄，名叫‘治礼’。每当要举行事务时，就让他们进行教导。又命令监司如提学司等，考察那些奉行不符合法度的人，举发惩治他们。”

臣按：朱熹的这些话，可以在今天施行。请命令礼官将洪武年间颁布的《孝慈录》、《诸司职掌》、《洪武礼制》、《礼仪定式》，以及永乐年间颁布的《文公家礼》等书，逐一参酌。凡是天下郡县家乡臣民应当实行的礼仪，敕令翰林儒臣删减润色，编为一书，印行天下，使人们遵守。如朱熹所议论的那样，又在学校、村社选拔人习学演习，并命令州县正官、学校教职专门管理。而提督学校的宪臣，在敕书中将此载入，使他们巡视督察勤勉与懒惰，作为劝勉和惩戒。这确实是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要务，治理国家的方法，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恳请圣明君主留意，那么朱熹的议论虽然未在往昔实行，却能在今天实行了。天下臣民不胜庆幸。

《周礼》小行人一职，如果国家发生疫病（病疾为札）丧事（因疫病而死叫丧），就命令赙赠（按礼赠送财物叫赙）补助（帮助其不足）。如果国家发生凶年（谷物不熟）荒年（凶年严重叫荒），就命令赒济（用利益周济）委积（聚集物资给予）。如果国家有军旅（军队）工役（劳役），就命令犒劳（犒赏）禬助（聚众财物给予）。如果国家有福事，就命令庆贺。如果国家有祸灾，就命令哀悼吊唁。这五种事物，处理它们的事故。

臣按：天子对于诸侯国，有疫病丧事就命令赙赠补助，有凶年荒年就命令赒济委积，这就是大宗伯用丧礼哀悼死亡，用荒礼哀悼凶疫。有军旅工役就命令犒劳禬助，这就是大宗伯用禬礼哀悼围困战败，用防礼哀悼寇乱。有福事就命令庆贺，有祸灾就命令哀悼吊唁，这难道不是大宗伯用贺庆之礼亲近异姓诸侯国，用吊礼哀悼祸灾吗？臣在《明礼乐》下记载郡国的礼仪，此前都是郡国奉行于上的礼仪，这是朝廷施行于下的礼仪。成周盛世君王用来周全防范、保爱其臣民的，不靠权势而靠道理，不靠名分而靠礼仪。这样看来，与后世把百姓当作牛羊草芥对待的相比，就有差别了。唉！多么仁爱啊！

等到把万民的利害编为一书，把礼俗、政事、教治、刑禁的逆顺编为一书，把悖逆暴乱作恶犯令的人编为一书，把疫病丧事、凶年荒年、困厄贫困编为一书，把康乐安和、和平编为一书。这五种事物，每个国家辨别差异，向君王回报，以周知天下的情况。

吴澄说：“万民的利害，是说如果禁止革除，那么某事对百姓有利，某事对百姓有害。逆顺，是说遵守王法为顺，违背王法为逆。悖逆到犯令，是说人做恶事。疫病丧事、凶年荒年、困厄贫困，是说人不幸遭遇灾难。康乐和亲安平，是说人做善事又有福庆。用这五种事物询问各国，分别记录下来，使君王得以周知。如果民生利益兴盛，政俗美好，人少灾祸止息，福庆聚集，那么治理情况就可以知道了。反之则没有治理好。”

郑鄂说：职方掌管天下的地图，以周知利害。他的了解依靠地图，这里则记载在书中。依靠书来了解事情，即礼俗、政事、教治、刑禁。诸侯所实行的，或有逆顺从违，不编为一书，无法知道他们叛服的情况。悖逆、暴乱、作恶、犯令，是罪恶已经显著。不编为一书，无法知道他们罪恶的轻重。还是曾经犯令，还是不改而仍然犯令。疫病丧事、凶年荒年、困厄贫困是诸侯所遭遇的事故，不编为一书，无法知道远方百姓的忧患。康乐是说百姓安乐，和亲是说僚属交往欢洽，安平是说国家宁静。不编为一书，无法知道诸侯国的治理情况。

臣按：三代封建制度实行，天子用来共同治理的，是诸侯国。废除诸侯设置郡守之后，那么藩属州郡，实际上相当于古代的诸侯。然而古代的诸侯国不过数十个，现在的郡县多达千百个，其土地分割，疆域辽阔隔绝，官吏繁多，其形势不容易合并，其民情不容易沟通，比古代更加困难。在成周之时，设立小行人一职，巡行并辨别差异，有不能普遍探究而全部列举的，所以为之编书以叙述其事，共有五种。大概先王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那么小行人用这五种事物巡行天下，每个国家辨别差异，各编为一书，向君王回报，以周知

译通晓天下的情况，那么君主即使身处深宫九重之上，不离开座位，只需翻阅片刻，就能将天下之大、四海之广、万民的礼俗，都了然于心。臣请求陛下下诏，让两京及十三省的巡抚大臣以及各地方府州，各自编纂一本书，详尽记载各郡县的礼俗、政事、教化治理、刑罚禁令以及应当推行的紧要事务，以备陛下夜间阅览。如果遇到紧急事务，便查阅此书以探究其缘由，这对于国家政务未必没有裨益。

译以上所述为郡国所行之礼。臣认为：郡国所行之礼不仅限于此，而书中只记载这些，是因为祭祀的典章制度完备，属于“秩祭祀下”一类；学校的制度完备，属于“崇教化下”一类。

《大学衍义补》卷四十八

<子部,儒家类,《大学衍义补》>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四十九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明礼乐

家乡之礼【上之上】

《礼记·王制》记载的六礼：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乡饮酒礼、相见礼。

吴澄说：“冠、婚、丧、祭这四种，是家庭内部的礼仪；乡饮酒、相见这两种，是乡里社会的礼仪。《仪礼》中有士冠礼、士婚礼、士丧礼、士的祭祀有特牲馈食礼；乡里有乡饮酒礼，相见有士相见礼。”

《论语》中孔子说：“慎重地办理父母的丧事，追念久远的祖先，百姓的道德就会归于淳厚了。”

朱熹说：“慎重地办理丧事，是指丧礼尽其礼节；追念久远的祖先，是指祭祀尽其诚心。百姓的道德归于淳厚，是说下层百姓受到感化，他们的道德也归于淳厚。因为丧事是人们容易疏忽的，却能谨慎对待；久远的事是人们容易遗忘的，却能追念不忘。这就是使道德淳厚的道理。所以以此要求自己，自己的道德就淳厚；下层百姓受到感化，他们的道德也就归于淳厚了。”

苏辙说：“如果在丧祭之事上疏忽大意，那么背弃死者、遗忘生者的人就会很多，风俗就会变得浅薄了。”

孔子说：“父母在世时，按礼节侍奉他们；去世后，按礼节安葬他们；祭祀时，按礼节祭祀他们。”

朱熹说：“生前侍奉、死后安葬和祭祀，侍奉父母的始终过程就完备了。礼就是天理的具体规范。人侍奉父母，从始至终，完全依照礼节而不苟且，这种对父母的尊敬，达到了极点。”

胡寅说：“人想要孝顺父母，心意虽然无穷，但本分则有限制。能够做而不做，与不能做而强行去做，同样是不孝。所谓依礼而行，就是只做那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罢了。”

文中子说：“冠礼废弛，天下就没有成人了；婚礼废弛，天下就没有家道了；丧礼废弛，天下就遗弃亲人了；祭礼废弛，天下就忘记祖先了。”朱熹说：“礼有根本有文饰。从施用于家庭的角度来说，名分的坚守、爱敬的实质，是根本；冠、婚、丧、祭的仪章度数，是文饰。根本方面，有家庭日常生活的常理，固然不可以一天不修持；文饰方面，又都是用来维系人道始终的纲纪。虽然实行它们有时节，施行它们有场所，但如果平时不讲解明白、不熟悉练习，那么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也就无法合乎适宜而顺应节度，这也是不可以一天不讲解且练习的。”

臣认为：礼书上说，人有了礼就安定，没有礼就危险。这说明礼在天下，不仅仅是有这些仪章度数用来观赏美化而已。风俗的兴盛与衰败，世道的治理与混乱，人家的成功与失败，都系于这礼。礼无处不在，关键在于人人都实行这礼，家家都实行这礼，积累家庭成为郡国，积累郡国成为天下，没有一个地方没有这礼，没有一件事不由这礼。这就是所谓夏商周三代比邻可封的淳厚风俗了。

又说：“夏商周三代的时候，礼的经典已经完备。然而留存至今的，宫室庐舍器用服饰的制度，出入起居的节度，都已经不适合当世了。世间的君子，虽然有时斟酌古今的变化，改定为当时的法度，但有的详细有的简略，没有折中标准。甚至有的遗忘了根本而追求末节，忽视实质而急于应用。即使是立志喜好礼的人，尚且不能举出其要领；而困于贫困的人，尤其担心最终无法达到礼的要求。”因此我曾经独自研究观察古今的典籍，依据其大体不可改变的原则，而在其中稍加增减，写成一家之书。大抵上谨慎名分，崇尚爱敬，作为根本；至于施行的时候，则又略去浮华的文饰，趋向根本的实质，以暗自附合孔子遵从先进（简朴）的遗意。希望古人修身齐家的道理，慎终追远的心意，还可以重新显现；而对于国家崇尚教化、引导百姓的意图，或许也有小小的补益。

臣认为：宋儒朱熹依据《仪礼》以及程颐、张载、司马光诸家的礼书，编撰了《家礼》一书，斟酌古制准绳今情，确实简易可行。太宗皇帝命儒臣编修《性理大全》，书中已经记载了这本书。现在士大夫家中也往往有实行的。请求敕令礼部详细审定并颁行天下，让各道督学宪臣兼管其要领，下达给府州县教官，每十天一次，率领师生演习其礼仪。并命令乡村社学教读者专门学习其事。遇到民间有吉凶等事，按照礼仪而行。这样那么天下的人家都有这本书，人们都熟悉这礼仪。朱熹说修身齐家的道理，慎终追远的心意，可以重新显现。然而没有在朱熹的时代显现，而在当今时代显现。又说国家崇尚教化、引导百姓的意图，也有所补益。然而没有补益于宋朝，而补益于今朝了。臣曾经将《家礼》概括提炼为仪节，颇为简易可行。现在士大夫也有依此实行的。倘若有可采纳之处，请求下发天下郡县，并非没有补益。以上总论人家应当实行的礼仪。

《内则》说：“后王命令冢宰将德行降施于众兆民。”

吕祖谦说：“《内则》一篇，开头说后王命令冢宰将德行降施于众兆人。大概夏商周三代用来教化天下的，都是凭借这个。自从秦汉以来，只在外面的风俗上谈论政事，不再过问人家内部的事务了。”

吴澄说：“天子为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