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九十五
勑所司，每正嵗申明旧制，自朝廷始，先校在官之尺量斗斛权衡。」使凡收受民间租税噐物，不许过则。又于凡市场交易之处，悬挂则様，以为民式。在内京尹及五城兵马司官，在外府州县官，每月一次校勘。宪臣出巡所至，必令所司具式呈騐。公私所用，有不如式者，坐其所司及所造所用之人。是亦王政之一端也。
译皇帝命令有关部门，每逢新年伊始，重申旧有的制度，从朝廷开始，首先校验官府使用的尺、量、斗、斛、权、衡等度量衡器具。使得凡是征收民间租税和器物的时候，不允许超过规定的标准。又在所有市场交易的地方，悬挂标准样品，作为百姓的规范。在京城的京尹及五城兵马司官员，在外的府、州、县官员，每月进行一次校验。监察御史出巡所到之处，必定命令有关部门拿出标准样品进行查验。公私所用，有不符合标准的，追究主管部门以及制造和使用这些器具的人的责任。这也是王政的一个方面。
五子之歌曰：「明明我祖【禹也】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遗也】厥子孙。关【通也】石和【平也】钧王府则有」。
蔡沈曰：「典则，治世之典章法度也。」百二十斤为石，三十斤为钧，钧与石五权之最重者也。关通，以见彼此通同，无折阅之意；和平，以见人情两平，无乖争之意。言禹以明明之德君临天下，典则法度所以贻后世者如此。至于钧石之设，所以一天下之轻重而立民信者，王府亦有之。其为子孙后世虑，可谓详且逺矣。臣按：圣人本律作噐，以一天下者，非止一钧石也。而五子所歌，举大禹所贻之典则，止言钧石而不及其他，何哉？先儒谓法度之制始于权，权与物钧而生衡，衡运生规，规圆生矩，矩方生绳，绳直生准。是权衡者，又法度之所出也。故以钧石言之。嗟夫！万物之轻重，取信于权衡；五权之轻重，归极于钧石。是虽一噐之设，而与太宰所掌之六典八则同为祖宗之所敷遗。承主噐而出治者，乌可荒坠先祖之绪哉！
周礼·内宰》凡建国，佐后立市，陈其货贿，出其度量，合方氏掌达天下之道路，同其数噐，壹其度量。
大行人，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十有「一」嵗同度量，同数噐。
臣按：三代盛时，所以制度量，以定长短多寡，以取信于天下者，非但王府则有，凡诸侯之国，道路之间，莫不有焉。天子时巡，则自用以一侯国之制；非时巡之嵗，则又设官以一市井道路之制焉。是以当是之时，一噐之设，一物之用，莫不合于王度，而无有异同。否则，非但不可行，且有罪也。此天下所以一统也欤？
典瑞璧羡以起度
玉人璧羡度尺好【璧孔也】三寸以为度。
郑▯曰：「羡者，不圆之貌。盖广径八寸，袤八尺，以起度。」蔡元定曰：「按尔雅，肉倍好谓之璧，羡延也。此璧本圜，径九寸，好三寸，肉六寸，而裁其两旁各半寸，以益上下也。其好三寸，所以为璧也；裁其两旁以益上下，所以为羡也。袤十寸，广八寸，所以为度尺也。以为度者，以为长短之度也。则周家十寸、八寸皆为尺矣。」陈氏言：「以十寸之尺起度，则十尺为丈，十丈为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则八尺为寻，倍寻为常。」
王昭禹曰：「夫度在礼，则起于璧羡；在乐，则起于黄钟之长。先王以为度之不存，则礼乐之文熄，故作璧羡，使天下有考焉。」
臣按班固《汉志》：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孙子《算术》：蚕所吐丝为忽，十忽为一丝，十丝为一毫，十毫为一厘，十厘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则尺固当以十寸为正。矧天地之数，生于一而成于十，十者天地之足数也。以是为度，以定万物之长短，岂非一定之理、中正之道哉？璧羡既起，十以为丈引，又起八以为寻常，则非一定矣。设欲用八去其十之二，是则八也，又何用别为之制哉？臣愚以为璧羡虽古人之制，然宜于古而未必宜于今也。请凡今世所用之尺，壹以人身为则。谨考许慎《説文》：寸，十分也。人手却一寸动□，谓之寸。口十分为寸，则十寸为尺也。宜敇有司考定古法，凡寸以中人手为准，铸铜为式，以颁行天下。凡所谓八寸、六寸之尺，虽古有其制，皆不得行焉。则用度者有定凖，制造者有成法矣。或曰：人之手有短长，体有肥瘠，乌可据以为定哉？曰：自古制度者，或以絫黍，或以丝忽。地之生黍，岂皆无大小？蚕之吐丝，岂皆无粗细？何独致疑于人身哉？且身则人人有之，随在而在。拟寸以指，拟尺以手，虽不中不逺矣。
防氏为量，改煎【炼也】金锡，则不耗【不复减耗】不耗，然后权之。权之，然后凖【水平】之。凖之，然后量【量以黍】之。量之，以为鬴【容六斗四升】深尺，内方尺，而圜其外，其实一鬴。其臋一寸，其实一豆【四寸为豆】其耳三寸，其实一升【两龠为合，四合为升】重一钧【三十斤】其声中黄钟之宫，槩【所以为平】而不税【不征其税】其铭曰：「时【是也】文【
译《五子之歌》说：“英明伟大的我们的祖先禹，是天下万国的君主，有典章有法则，留给了他的子孙。关通石，和平钧，王府中都有。”
蔡沈说：“典章法则，是治理天下的典章法度。”一百二十斤为一石，三十斤为一钧，钧和石是五种权衡中最重的。关通，用以表明彼此相通，没有亏损的意思；和平，用以表明人情两平，没有违背争执的意思。是说禹以英明伟大的德行君临天下，所留给后世的典章法度就是如此。至于钧石的设立，用以统一天下的轻重而确立百姓的信任，王府中也有。他为子孙后世考虑，可以说详尽而且深远了。臣按：圣人制定律吕来制作器物，用以统一天下的，不仅仅是一钧一石。而五子所歌咏的，列举大禹所遗留的典章法则，只说到钧石而没有提到其他，为什么呢？先儒说：法度的制度始于权衡，权衡与物体相均衡而产生衡器，衡器运转产生圆规，圆规画圆产生矩尺，矩尺画方产生墨线，墨线拉直产生水准。这样看来，权衡又是法度的源头。所以用钧石来说明。唉！万物的轻重，取信于权衡；五种权衡的轻重，最终归结于钧石。这虽然只是一种器物的设立，却与太宰所掌管的六典八则同为祖宗所颁布遗留的。继承主器而出治天下的人，怎么可以荒废坠失先祖的事业呢！
《周礼·内宰》：凡是建立国家，辅佐后妃设立市场，陈列货物财贿，拿出度量衡器，合方氏掌管通达天下的道路，统一计数器物，统一度量衡。
《大行人》：天子用来安抚邦国诸侯的，第十一年统一度量衡，统一计数器物。
臣按：夏商周三代兴盛时期，之所以制定度量衡，用以确定长短多寡，以取信于天下，不仅仅是王府中有，凡是诸侯的国家，道路之间，没有不有的。天子按时巡行，就亲自使用以统一侯国的制度；不是巡行的年份，就设立官员以统一市井道路的制度。因此在那个时候，一种器物的设立，一种物品的使用，没有不符合王制的，而没有差异不同。否则，不仅不能通行，而且有罪过。这就是天下所以统一的原因吧？
典瑞用璧羡来确立尺度。
玉人用璧羡来度量尺，璧孔三寸作为尺度。
郑玄说：“羡，是不圆的样子。大概是宽径八寸，长八尺，用来确立尺度。”蔡元定说：“按照《尔雅》，肉倍好叫做璧，羡是延长的意思。这璧本来是圆的，直径九寸，孔三寸，肉六寸，而裁去两旁各半寸，以增加上下。它的孔三寸，所以是璧；裁去两旁以增加上下，所以是羡。长十寸，宽八寸，所以作为度尺。作为尺度，是作为长短的尺度。那么周朝的十寸、八寸都作为尺了。”陈氏说：“用十寸的尺来确立尺度，那么十尺为丈，十丈为引；用八寸的尺来确立尺度，那么八尺为寻，加倍为常。”
王昭禹说：“尺度在礼制中，起源于璧羡；在音乐中，起源于黄钟的长度。先王认为尺度如果不存在，那么礼乐的纹饰就会消亡，所以制作璧羡，使天下有考证的依据。”
臣按班固《汉书·律历志》：尺度的九十分黄钟的长度一分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孙子算经》：蚕吐出的丝为忽，十忽为一丝，十丝为一豪，十豪为一厘，十厘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尺为一丈。那么尺本来应当以十寸为正。况且天地的数，生于一而成于十，十是天地的足数。用这个作为尺度，以决定万物的长短，难道不是一定的道理、中正的道吗？璧羡既已确立，十作为丈引，又确立八作为寻常，那么就不一定了。假使想用八去掉十的二，那就是八了，又何必另外制定制度呢？臣愚以为璧羡虽然是古人的制度，但适宜于古代而不一定适宜于现在。请凡是今世所用的尺，一律以人身为标准。仔细考证许慎《说文解字》：寸，十分也。人手后退一寸动，叫做寸。口十分为寸，那么十寸为尺。应当命令有关部门考证确定古法，凡是寸以中等人的手为准，铸造铜器作为标准，颁行天下。凡是所谓八寸、六寸的尺，虽然古代有其制度，都不得通行。那么使用尺度的人有确定的标准，制造器物的人有固定的法则了。有人说：人的手有短长，身体有肥瘦，怎么可以依据它作为确定呢？回答说：自古制定制度的人，有的用累黍，有的用丝忽。大地生长的黍，难道都没有大小吗？蚕吐出的丝，难道都没有粗细吗？为什么唯独对人身产生怀疑呢？况且身体人人都有，随处都在。用指头比拟寸，用手比拟尺，虽然不中也不远了。
防氏制作量器，冶炼金锡，那么不损耗，不损耗，然后权衡它。权衡它，然后水平它。水平它，然后量它。量它，作为鬴深一尺，内方一尺，而外圆，它的容量是一鬴。它的臋一寸，它的容量是一豆，它的耳三寸，它的容量是一升，重一钧，它的声音中黄钟的宫，槩而不税，它的铭文说：“时文
王昭禹曰：「量之为噐，内方而外圜，则天地之象也。其臋一寸，其耳三寸，则隂阳竒耦之义也。其重一钧，则权衡之法寓焉。其声中黄钟，则律吕之法寓焉。夫黄钟为律之本，而宫为五声之纲。量之所制，其本起于黄钟之龠。其成也，声又复中于黄钟之宫，岂非以天下之法于此乎出，而五则之法于此乎成欤？非特此也。宫于五行为土，于五常为信。则以量为法则之主，且以立信于天下也。惟其立信于天下，故与天下为公平，而不敢私焉。」
郑敬仲曰：「量之为物，其粗则寓于规矩法度之末，而其妙极于天下之精防。盖出于时文之思索，而归诸大中至正之道。民所取中而芘者也。虽童子适市，莫之或欺矣。」出之以内宰，掌之以司市，一之以合方，氏同之以行人，凡以观四国也。舜之巡守，所以同度量；而孔子亦曰：「谨权量，四方之政行焉。」五子之歌曰：「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和钧，王府则有所谓永启厥后，兹噐维则者也。
臣按：先儒谓栗之为义，有坚栗难渝之义，使四方观之以为则，万世守之以为法，以立天下之信，无敢渝焉。所以名工谓之防氏也。夫三代之量，以金锡为之，外圜而内方，以象天地。后世则改用木，而内外皆方，失古意矣。古昔先王所以垂典则于子孙，以示四方，信后世者，既有所谓大经大法，而于噐物之制作，又皆各有成法焉。然又恐其岁久而易壊也，又必镕炼金锡而铸为之噐，权其轻重之剂，准其髙下之等，既精既坚，无余无欠，刻为铭文，以为世则，置之王府之中，以示天下之式，以垂后世之范，使其是遵是用，不敢有所渝易焉。以此为防，末代乃有以公量收私量贷，以暗收人心，潜移国祚，如齐陈氏者。然后知古先哲王于巡守之时，必同度量衡，于行政之初，必审权量，非故为是屑屑也，其为虑一何逺哉。
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歩，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歩。古者百亩，当今东田【即诗言南东其亩也】百四十六亩三十歩。古者百里，当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歩四尺二寸二分。陈澔曰：古者八寸为尺，以周尺八尺为歩，则一歩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歩，则一歩有五尺一寸二分。是今歩比古歩，毎歩剰出一尺二寸八分。以此计之，则古者百亩，当今东田百五十六亩二十五歩一寸六分十分寸之四，与此百四十六亩三十歩不相应。里亦仿此推之。
臣按孟子言仁政必自经界始，所谓经界者，治地分田，经画其沟涂封植之界也。后世田不井授，凡古之沟涂封植之界限尽废，所以经界者不过歩其逺近，量其广狭，分其界至以计其顷亩之数焉耳。然欲计之而无所以经画之尺度可乎？大江以北，地多平原广野，若欲歩算，固亦无难。惟江南之地，多山林险隘，溪涧阻隔，乃欲一一经画之，使无遗憾，岂非难事哉？古人丈量之法，书史不载，惟《王制》仅有此文，然止言古今尺歩亩里之数，而不具其丈量之法。今世量田用所谓歩弓者，不知果古法否？然传用非一日，未必无所自也。是法也，施于寛广平衍之地，固无不可，惟于地势倾侧纡曲尖邪之处，其折量纽算为难，小民不人人晓也，是以任事之人易于作弊。宋南渡初，李椿年言经界不正，十害首行于平江，然后推及于诸郡，当时亦以为便，惟闽之汀、漳、泉三郡未及行。朱子知漳州，言于朝，力主行之，然竟沮于言者。或曰宋人经界之法可行否欤？曰：何不可之有！使天下藩服郡县皆得人如李椿年、朱熹、郑昭叔斯行矣。虽然犹未也，茍非大臣有定见，得君之专，以主之于上，岂能不摇于羣议而终于必行哉？
月令，仲春之月，日夜分，则同度量钧【平也】衡【称上曰衡】石【百二十斤】角【校也】斗甬正权【称锤】概【执以平量者】
仲秋之月，日夜分，则同度量，平权衡，正钧【三十斤】石角斗甬。
郑▯曰：「因昼夜等而平，当平也。同角正，皆所以平之也。」
呉澂曰：「衡下但言石于五者之中，举其至重者言也。上曰
译王昭禹说：“量器这种东西，内部方形而外部圆形，这是天地的象征。它的深度一寸，它的耳部三寸，这是阴阳奇偶的含义。它的重量一钧，那么权衡的法度就蕴含在其中。它的声音符合黄钟，那么律吕的法度就蕴含在其中。黄钟是律的根本，宫音是五声的纲领。量器的制定，其根本起源于黄钟龠。它制成后，声音又恰好符合黄钟的宫音，这难道不是天下的法度由此产生，而五则的法度由此确立吗？不仅如此。宫音在五行中属土，在五常中属信。那么以量器作为法度的主宰，并且用来在天下确立诚信。正因为它在天下确立了诚信，所以它与天下人公平，而不敢有私心。”
郑敬仲说：“量器这种东西，其粗浅的方面寄托在规矩法度的末节，而其精妙之处极尽天下的精微防范。它源于时文的思索，而归于大中至正的道理。这是百姓所取中并赖以庇护的。即使是童子去集市，也没有人欺骗他。”由内宰拿出，由司市掌管，由合方统一，由行人会同，这些都是为了观察四方各国。舜巡视守土，用来统一度量；孔子也说：“谨慎对待权量，四方的政令就能推行。”《五子之歌》说：“光明伟大的我们的祖先，万邦的君主，有典章有法则，留传给子孙。”关石和钧，王府中就有所谓永远开启后世的，这器物就是法则。
臣按：先儒说“栗”的含义，有坚栗难以改变的意思，让四方观看它作为准则，万世遵守它作为法度，用来确立天下的诚信，没有人敢改变。所以称制作它的工匠为防氏。三代的量器，用金锡制作，外部圆形内部方形，用来象征天地。后世则改用木头，内外都是方形，失去了古人的本意。古代先王用来为子孙留下典章法则，向四方展示，取信于后世的，既有所谓的大经大法，而在器物的制作上，又都有成法。然而又担心岁月久远容易毁坏，所以一定要熔炼金锡铸造为器物，权衡轻重的比例，准定高下的等级，既精细又坚固，没有多余也没有欠缺，刻上铭文，作为世代的准则，放置在王府之中，向天下展示法式，为后世留下典范，让他们遵循使用，不敢有所更改。以此作为防范，末世才有用公量收取私量借贷，暗中收买人心，暗中转移国运，像齐国陈氏那样的人。然后才知道古代圣王在巡视守土时，一定要统一度量衡，在行政之初，一定要审慎权量，不是故意做这些琐碎的事，他们的考虑是多么深远啊。
《王制》：古代用周尺八尺作为一步，现在用周尺六尺四寸作为一步。古代一百亩，相当于现在东田一百四十六亩三十步。古代一百里，相当于现在一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陈澔说：古代八寸为一尺，用周尺八尺作为一步，那么一步有六尺四寸。现在用周尺六尺四寸作为一步，那么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这样现在的步比古代的步，每步多出一尺二寸八分。以此计算，那么古代一百亩，相当于现在东田一百五十六亩二十五步一寸六分十分寸之四，这与这一百四十六亩三十步不相符。里数也仿照此推算。
臣按：孟子说仁政必须从经界开始，所谓的经界，就是治理土地分配田地，规划沟渠道路封植的界限。后世田地不实行井田制，凡是古代的沟渠道路封植的界限全部废除，所以经界不过是测量远近，衡量广狭，划分界限来计算顷亩的数量罢了。然而想要计算却没有用来规划的尺度可以吗？大江以北，土地多是平原旷野，如果想要测量计算，本来也不难。只有江南的土地，多是山林险隘，溪涧阻隔，想要一一规划，使没有遗憾，难道不是难事吗？古人丈量的方法，史书不记载，只有《王制》仅有这段文字，然而只说古今尺步亩里的数量，而不具备丈量的方法。现在世上传说量田用所谓的步弓，不知果真是古法吗？然而流传使用不是一天，未必没有来源。这种方法，施行在宽广平坦的土地上，本来没有不可以的，只有在地势倾斜曲折尖斜的地方，折算计算为难，小民不是人人都懂，所以做事的人容易作弊。南宋南渡初年，李椿年说经界不正，十大害首先在平江实行，然后推广到各郡，当时也认为便利，只有福建的汀、漳、泉三郡没有实行。朱熹任漳州知州，向朝廷进言，极力主张实行，然而最终被进言的人阻止。有人说宋人的经界之法可行吗？回答说：有什么不可行的！假使天下藩属郡县都能得到像李椿年、朱熹、郑昭叔这样的人，这就实行了。虽然如此还不够，如果不是大臣有坚定的见解，得到君主的专任，在上面主持，怎么能不被众人的议论动摇而最终一定实行呢？
《月令》，仲春之月，昼夜平分，就统一度量钧（平）衡（秤杆上叫衡）石（一百二十斤）角（校正）斗甬正权（秤锤）概（拿着用来平量器的）。
仲秋之月，昼夜平分，就统一度量，平正权衡，校正钧（三十斤）石角斗甬。
郑〇说：“因为昼夜相等而平正，应当平正。同角正，都是用来平正的。”
吴澄说：“衡下只说石，在五者之中，举出最重的来说。上面说”
量，下又曰斗甬者，先总言其噐，后言其名也。权者，衡之用；概者，量之用。唯度，既不析其名，又不言其用者，度自用无为之用者也。」
译“量”之下又说“斗甬”，这是先总说它的器具，后说它的名称。权，是衡的功用；概，是量的功用。只有度，既不分析它的名称，又不说它的功用，是因为度本身具有无为的功用。
臣按：古先圣王凡有施为，必顺天道，是以春秋二仲之月，昼夜各五十刻，于是乎平等。故于此二时审察度量权衡，以騐其同异，或过而长，或过而短，或过于多，或过于少，或过于重，或过于轻，皆有以正而均之，使之皆适于平焉。后世事不师古，无复顺时之政，虽有度量权衡之制，一颁之后，听民自为，无复审察校量之令，故有累数十年而不经意者矣。况一岁而再举乎？民伪所以日滋，国政所以不平，此亦其一事也。
论语谨权量四方之政行焉
饶鲁曰：「谨权量，是平其在官之权衡、斗斛，使无过取于民。关石和钧，王府则有固是要，通乎官民。然民间权量关系尚浅，最是官府与民交渉，便易得加增取盈。今之苗斛皆然，当纣之时，必是取民过制，所以武王于此不容不谨。」
臣按：饶鲁谓民间权量关系尚浅，最是官府与民交渉，便易得加增取盈。今之苗斛皆然。呜呼！岂但一苗斛哉？苗斛之弊，比其他为多。尔凡官府收民贡赋，其米麦之类则用斗斛，布帛之类则用丈尺，金银之类则用权衡。三者之中，丈尺为害较浅。惟斗斛之取盈，积少成多；权衡之按抑，以重为轻。民之受害，徃徃积倍蓰，以至于千万，多至破家鬻产，以沦于死亡。用是人不聊生，而祸乱以作。武王继商辛壊乱之后，即以谨权量为行仁政之始。言权量而不言度，非遗之也，而所谨尤在于斯焉。谓之谨者，其必丁寜慎重，反覆详审，而不敢轻忽也欤？
前汉律志：「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本起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黒色者】中【不大不小】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而五度审矣。夫度者，别于分，忖为寸，蒦【音约】于尺，张于丈，信于引。引者，信天下也。职在内官，廷尉掌之。」
臣按：以上言度五度之义，分者可分，列也。寸者，忖也；尺者，蒦也；丈者，张也；引者，信也。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黄钟之龠，用度数审其容【因度以生量，审其中所容多少】以子谷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凖其概。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而五量嘉【善也】矣。夫量者跃于龠，合于合，登于升，聚于斗，角于斛也。职在太仓大司农掌之。臣按：以上言量五量之义。龠者跃也，跃防动气而生物也。合【音閤】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也，斗者聚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
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本起于黄钟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而五权谨矣。始于铢两，于两明，于斤均，于钧终于石。
臣按：以上言权五权之义，铢者殊也，物丝忽防，始至于成，著可▯异也。两者两，黄钟律之重也。斤者，明也；钧者，均也；石者，大也。
凡律度量衡用铜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齐风俗也。铜为物之至精，不为燥湿寒暑变其节，不为风▯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于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铜也。用竹为引者，事之宜也。
臣按：五度之法，髙一寸，广二寸，长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惟引则用竹，盖引长十丈，髙一分，广六分，长而难以收藏，故用竹篾为之为宜也。五量之法，用铜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不满之处】焉。其上为斛，其下为斗，左耳为升，右耳为合龠，其状似爵。夫班志于度量二者皆言其所以制造之质，或用铜，或用竹，独于权衡畧焉。乃于下文总言度量衡用铜者，意者权衡亦用铜欤？后世于度量二者用木为之，度间有用铜者，而斗斛之制用铜鲜矣。权之为噐，非若度量虽有长短大小之不同，而各自为用。惟权之一噐，则兼衡与凖而叅用，之所以为之质者亦各不同：凖必以绳，权必以铜，而衡则以木。若铜为之也，后世一惟用木耳。臣请诏有司考校古今之制，铸铜为度量权衡之式，藏在户部，颁行
译臣按：古代圣明的君王，凡是有作为，必定顺应天道。因此，在春秋两季的仲月，昼夜各为五十刻，此时昼夜长短相等。所以在这两个时节，要审察度量衡的标准，以验证它们的差异，如果过长、过短，过多、过少，过重、过轻，都要加以纠正和均衡，使它们都符合标准。后世做事不效法古人，不再有顺应时节的政令，虽然有度量衡的制度，一旦颁布之后，就任由百姓自行使用，不再有重新审察校对的命令，所以有几十年都不加注意的情况。何况一年要实行两次呢？民间欺诈日益滋生，国家政令不平，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论语》说：“谨慎地对待权量，天下的政令就能推行。”
饶鲁说：“谨慎地对待权量，就是使官府使用的权衡、斗斛公平，不让百姓受到过多的索取。关石和钧，王府中本来就有，这固然重要，能通达官民。然而民间权量的关系尚浅，最关键是官府与百姓打交道时，容易增加索取以取盈。现在的税粮斗斛都是这样。在商纣王的时候，一定是向百姓索取超过了制度规定，所以周武王在这方面不能不谨慎。”
臣按：饶鲁说民间权量的关系尚浅，最关键是官府与百姓打交道，容易增加索取以取盈。现在的税粮斗斛就是如此。唉！难道仅仅是税粮斗斛的问题吗？税粮斗斛的弊端，比其他方面更多。凡是官府收取百姓的贡赋，米麦之类使用斗斛，布帛之类使用丈尺，金银之类使用权衡。这三者之中，丈尺的危害相对较轻。只有斗斛的取盈，积少成多；权衡的按压，以重为轻。百姓受到的伤害，往往积累到数倍甚至千万倍，多到破家卖产，以至于死亡。因此百姓无法生存，祸乱由此产生。周武王在商纣王败乱之后，就以谨慎对待权量作为施行仁政的开始。只说权量而不说度量，并不是遗漏，而是谨慎的重点尤其在于此。所谓谨慎，必定是叮咛慎重，反复详审，而不敢轻忽吧？
《前汉书·律历志》说：“度量，是分、寸、尺、丈、引，用来测量长短。本源起于黄钟律管的长度，用子谷秬黍（黑色的黍）中（不大不小）的，一黍的宽度，测量九十分黄钟的长度，一分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十丈为一引，这样五种度量就审定了。度，分别于分，忖度为寸，握持为尺，张开为丈，信实为引。引，是取信于天下。职掌在内官，由廷尉掌管。”
臣按：以上说的是五种度量的含义，分，是可以分开，排列的意思。寸，是忖度的意思；尺，是握持的意思；丈，是张开的意思；引，是信实的意思。
量，是龠、合、升、斗、斛，用来测量多少。本源起于黄钟律管的龠，用度数审定它的容量（因为度量产生量，审定其中容纳的多少），用子谷秬黍中的，一千二百粒装满它的龠，用井水校准它的平齐。龠合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斗十为斛。这样五种量就美好了。量，跃动于龠，合于合，登于升，聚集于斗，角于斛。职掌在太仓，由大司农掌管。臣按：以上说的是五种量的含义。龠，是跃动的意思，跃动防止动气而生物。合（音閤），是合龠的量。升，是登的意思，斗，是聚集的意思，斛，是角斗平多少的量。
权，是铢、两、斤、钧、石，用来称物平施，知道轻重。本源起于黄钟律管的重量，一龠容纳一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所以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二斤为钧，四钧为石。这样五种权就谨慎了。始于铢两，于两明，于斤均于钧，终于石。
臣按：以上说的是五种权的含义，铢，是殊的意思，物丝忽防，始至于成，著可差异。两，是两，黄钟律管的重量。斤，是明的意思；钧，是均的意思；石，是大的意思。
凡是律度量衡使用铜的，名字来自名字本身。用来统一天下，整齐风俗。铜是物品中最精纯的，不因燥湿寒暑改变它的节度，不因风吹日晒改变它的形状，坚定而有常，类似士君子的行为，所以使用铜。使用竹作为引，是事情适宜的。
臣按：五种度量的方法，高一寸，宽二寸，长一丈，而分寸尺丈就存在了。只有引使用竹，因为引长十丈，高一分，宽六分，长而难以收藏，所以使用竹篾制作是适宜的。五种量的方法，使用铜方尺而外面圆形，旁边有不满之处。上面为斛，下面为斗，左耳为升，右耳为合和龠，形状像爵。班固的志书在度量和量两者都说了它们制造的材质，有的用铜，有的用竹，唯独在权衡方面略去了。于是在下文总说度量衡使用铜的，意思是权衡也用铜吗？后世在度量和量两者使用木头制作，度量间有用铜的，而斗斛的制度用铜很少了。权作为器具，不像度量虽然有长短大小不同，而各自为用。只有权这一种器具，则兼衡与准而参用，所以制作它的材质也各不相同：准必用绳，权必用铜，而衡则用木头。如果用铜制作，后世只使用木头。臣请求诏令有关部门考校古今的制度，铸造铜作为度量权衡的样式，收藏在户部，颁行天下。
天下藩服郡县。凡民间有所铸造，必依官式，刻其成造岁月，匠作姓名，赴官校勘，印烙方许行使。
译天下的藩属、府郡、县邑。凡是民间有所铸造，必须依照官方的样式，刻上制造完成的年月、工匠的姓名，送到官府查验核对，加盖印烙后才允许流通使用。
秦始皇二十六年一衡石丈尺
吕祖谦曰：「自商君为政，平斗甬权衡丈尺，其制变于古矣。至是并天下一之，皆令如秦制也。然此乃帝王初政之常，秦犹沿而行之。至于后世，则鲜或举之矣。」臣按：「秦事不师古，至为无道，而犹知以一衡石丈尺为先务，况其不为秦者乎？」然吕祖谦作《大事记》，于始皇平六国之初，书曰：「一衡石丈尺。」而其解题则云：「自商君为政，平斗甬权衡丈尺。」意其所书之石，非钧石之石也。后世以斛为石，其始此欤？
宋太祖诏有司精考古式，作为嘉量，以颁天下。凡四方斗斛不中度、不中式者，皆去之。又诏有司按前代旧式，作新权衡，以颁天下，禁私造者。
太宗淳化三年诏曰：「书云：『同律度量衡，所以建国经而立民极也。』国家万邦咸乂，九赋是均，顾出纳于有司，系权衡之定式。如闻秬黍之制，或差毫厘，锤钩为奸，害及黎庻宜令详定称法，着为通规。」
臣按：宋太祖、太宗皆起自民间，熟知官府出纳之弊，故其在位，首以谨权量为务。史谓：比用大称如百斤者，皆悬钩于架，植镮于衡，或偃手，或抑按，则轻重之际，殊为悬絶。于是更铸新式，悉繇絫黍而齐其斤石，不可得而增损也。又令每用大称，必悬以丝绳，既置其物，则却立以视，不可得而抑按。繇是观之，可见古昔好治之君，莫不爱民。其爱民也，凡官吏可借以害民者，无不预为之禁革。则虽一毫之物，不使过取于民。彼其具文移着律例约束，非不备，刑罚非不严。然利之所在，人惟见利而不见害，徃徃法外以巧取，依法以为奸。孰若每事皆立为一法，如宋人之于权衡，必齐其斤石，不可得而增损，又俾操执者却立以视，而不得按抑。噫！使凡事事皆凖此以立为之法，则官吏无所容其奸，而小民不至罹其害矣。
程颐曰：「为政须要有纲纪文章，谨权审量，读法平价，皆不可阙。」
朱熹曰：「所谓文章者，便是文饰，那谨权审量、读法平价之类耳。」
臣按：程子谓为政须要有纲纪，文章，谨权审量，皆不可阙。朱子谓文章便是文饰，那谨权审量之类，然但言文章而不及纲纪。臣窃以谓，权而谨之，量而审之，使其长短适平，多寡酌中，固是文饰之意。然于操执之时，或钩锤之转移，衡尾之按抑，收放之际，或斛面之加淋，旁庣之摇撼，则是无纲纪矣。是知圣人为治，无一善之徒行，无一法之徒立，一噐之设，虽小也，而必正其制度；一物之用，虽防也，而必防其病弊。惟恐一事之或失其宜，一民之或被其害，此所以钜细精粗无不毕举，上下四方无不均平也欤。
以上权量之谨，臣按舜巡守同律度量衡，而此止云权量，而不及度者？盖《论语》叙武王之行政，止言谨权量，朱子注《孟子》引程子之言，亦止言谨权审量，而不及度，意者权量之用比度为切欤？不然，则举二以包其一也。
大学衍义补卷九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九十六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备规制
寳玉之噐
书辑【敛也】五瑞【信也】既月乃日觐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朱熹曰：「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五等诸侯执之，以合符于天子，而验其信否也。」
臣按：物质之美而贵者，莫如玉。故天子而下，皆执之。盖以至贵之人，而执至美之物。天子则以是而致敬于天，诸侯则用是而尽诚于天子也。
禹贡》扬州，厥贡瑶琨；梁州，厥贡璆；雍州，厥贡惟球、琳、琅玕。
蔡沈曰：「瑶琨，玉石名。诗曰：『何以舟之？维玉及瑶琨。』説文云：『石之美似玉者，取之可以为礼噐。』璆，玉磬也。球琳，美玉也。琅玕，石之似珠者。尔雅曰：『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球琳琅玕。』」
臣按：玉之为物，自古中国所在有之，观诸《山海经》可见矣。在尧舜之世，已用为圭璧；禹贡之时，扬、梁、雍三州所贡已有玉石。在战国时，卞和所献之玉出于荆山。汉之时，关中之蓝田
译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衡石、丈尺。
吕祖谦说：“自从商鞅执政，统一斗、桶、权、衡、丈、尺，其制度已与古代不同。到这时（秦始皇）兼并天下，统一天下，都命令依照秦的制度。然而这不过是帝王初政的常规，秦朝尚且沿袭实行。至于后世，就很少有人举行了。”臣按：“秦朝行事不效法古代，以至于无道，却还知道把统一衡石、丈尺作为首要任务，何况那些不效法秦朝的人呢？”然而吕祖谦作《大事记》，在秦始皇平定六国之初，记载说：“统一衡石、丈尺。”而他的解题却说：“自从商鞅执政，统一斗、桶、权衡、丈尺。”意思是他所记载的“石”，不是钧石之“石”。后世以斛为石，大概是从这里开始的吧？
宋太祖下诏让有关部门精细考证古制，制作嘉量，颁行天下。凡是四方斗斛不符合标准、不符合规格的，都予以废除。又下诏让有关部门按照前代的旧制，制作新的权衡，颁行天下，禁止私自制造。
太宗淳化三年下诏说：“《尚书》说：‘统一律、度、量、衡，是用来建立国家纲纪和确立百姓准则的。’国家万国安宁，九赋均平，考虑到官府出纳，关系到权衡的定式。听说秬黍的标准，有时相差毫厘，秤锤钩子成为奸诈的工具，祸害百姓，应当命令详细审定称量之法，制定为通行的规范。”
臣按：宋太祖、太宗都起自民间，熟知官府出纳的弊端，所以在位期间，首先把谨慎权衡作为要务。史书记载：以前使用百斤的大秤，都把钩子挂在架子上，把环扣在秤杆上，有时用手托起，有时用手按压，那么在轻重之间，差别就非常悬殊了。于是重新铸造新式秤，全都由累黍来统一斤石，不可能再增减。又命令每次使用大秤，必须用丝绳悬挂，放置物品后，就要退后站立观看，不可能再用手按压。由此看来，可见古代善于治理的君主，没有不爱民的。他们爱民，凡是官吏可以借以害民的事情，无不预先禁止革除。那么即使是一毫之物，也不让多取于民。那些具备公文、制定律例约束，难道不完备吗？刑罚难道不严厉吗？然而利益所在，人们只看到利益而看不到祸害，往往在法外用巧取，依法行奸诈。哪里比得上每件事都确立一种法律，像宋人对待权衡那样，必须统一斤石，不可能增减，又让操作者退后观看，而不能按压。唉！如果凡事都以此为准则来立法，那么官吏就没有地方施展奸诈，小民也不至于遭受祸害了。
程颐说：“为政必须要有纲纪、文章，谨慎权衡、审慎度量，宣读法令、平抑物价，都不可缺。”
朱熹说：“所谓文章，就是文饰，那些谨慎权衡、审慎度量、宣读法令、平抑物价之类罢了。”
臣按：程子说为政必须要有纲纪、文章、谨慎权衡、审慎度量，都不可缺。朱子说文章就是文饰，那些谨慎权衡之类，然而只说文章而没有提到纲纪。臣私下认为，权衡而谨慎，度量而审慎，使长短适中，多寡恰当，固然是文饰的意思。然而在操作的时候，或者秤锤钩子的转移，秤杆尾部的按压，收放之际，或者斗面加水淋洒，旁边摇晃，那就是没有纲纪了。由此可知，圣人治理天下，没有一种善政是单独实行的，没有一种法律是单独设立的，一种器具的设置，虽然微小，也一定要端正其制度；一种物品的使用，虽然防范，也一定要防止其弊病。惟恐一件事失当，一个百姓受害，这就是为什么巨细精粗无不并举，上下四方无不均平的原因吧。
以上关于谨慎权量，臣按：舜巡视四方，统一律、度、量、衡，而这里只说权量，没有提到度？大概《论语》叙述武王行政，只说谨慎权量，朱子注《孟子》引用程子的话，也只说谨慎权衡、审慎度量，没有提到度，意思是权量的使用比度更迫切吧？不然，就是举二以包其一。
大学衍义补卷九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九十六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备规制
宝玉之器
《尚书·舜典》：“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朱熹说：“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璧，子执谷璧，男执蒲璧。五等诸侯拿着这些，以与天子合符，来验证其诚信与否。”
臣按：物质之美而贵者，没有如玉。所以天子以下，都拿着它。大概是用至贵的人，拿着至美的物。天子用它来向天致敬，诸侯用它来对天子尽诚。
《禹贡》：扬州，进贡瑶琨；梁州，进贡璆；雍州，进贡球、琳、琅玕。
蔡沈说：“瑶琨，玉石名。《诗经》说：‘用什么来装饰船？是玉和瑶琨。’《说文》说：‘石之美似玉者，取之可以为礼器。’璆，玉磬也。球琳，美玉。琅玕，石之似珠者。《尔雅》说：‘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球琳琅玕。’”
臣按：玉这种东西，自古以来中国到处都有，看《山海经》就可以知道了。在尧舜时代，已经用作圭璧；《禹贡》之时，扬、梁、雍三州所贡的已有玉石。在战国时，卞和所献的玉出于荆山。汉朝之时，关中的蓝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