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十六

译真是到了极点。周文王一怒，两个国家的人便得到了安宁。商纣王在天下横行霸道，天下百姓遭受的苦难深重极了。周武王一怒，天下百姓便除去了祸害。因此，当时的百姓，只怕他们的君主不发怒。至于汉武帝出兵塞北，隋炀帝渡海征讨辽东，元世祖兴兵攻打日本，那些出生在元狩、太初年间，大业、至元年间的百姓，是多么不幸而遭遇他们君主的发怒啊！唉！文王、武王的发怒，君主发怒而百姓欢喜；这三位君主的发怒，君主发怒而百姓怨恨。后世的君主，应当知道以此为鉴戒啊！

译齐国攻打燕国，战胜了它。齐宣王问道：“有人劝我不要吞并燕国，有人劝我吞并它。凭借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去攻打另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五十天就攻克了它，光靠人力是达不到这种程度的。如果不吞并，必定会有上天的灾祸。如果吞并它，怎么样？”孟子回答说：“吞并它而燕国百姓高兴，就吞并它。古人有这样做过的，周武王就是这样。吞并它而燕国百姓不高兴，就不要吞并。古人有这样做过的，周文王就是这样。凭借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去攻打另一个拥有万辆车的大国，百姓用箪盛着饭、用壶装着酒来欢迎王师，难道有别的原因吗？是为了逃避水深火热的苦难罢了。如果水更加深，火更加热，百姓也就转而寻求其他的救主了。”

朱熹说：“根据《史记》记载，燕王哙把国家让给相国子之，导致国家大乱，齐国趁机攻打它，燕国士兵不战而降，城门不关闭，于是齐国大获全胜，燕国局势发生了逆转。这是说齐国如果更加暴虐，百姓将会转而希望别人来救援。”赵岐说：“征伐的道理，应当顺应民心，民心悦服，就符合天意了。”

齐国攻打燕国，吞并了它。诸侯们打算谋划救援燕国，齐宣王说：“诸侯大多谋划攻打我，用什么办法来对待他们呢？”孟子回答说：“我听说凭借七十里的土地就能在天下执政的，商汤就是这样。没听说过拥有千里土地的国家却害怕别人的。《尚书》说：‘商汤第一次征伐从葛国开始，天下人都信任他。’他向东征伐，西边的夷人就抱怨；向南征伐，北边的狄人就抱怨。他们说：‘为什么后轮到我们呢？’百姓盼望他，就像大旱时盼望云彩一样。做生意的人不停止营业，耕种的人不改变劳作，诛杀他们的君主而慰问他们的百姓，就像及时雨降临，百姓非常高兴。《尚书》说：‘等待我们的君主，君主来了我们就复活了。’现在燕国虐待它的百姓，大王前去征伐它，百姓认为大王将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所以用箪盛着饭、用壶装着酒来迎接王师。如果杀死他们的父兄，捆绑他们的子弟，毁坏他们的宗庙，迁移他们的宝器，这怎么可以呢？天下本来就已经畏惧齐国的强大了，现在又增加了土地却不施行仁政，这就等于发动天下的军队来攻打自己。大王赶快发布命令，放回他们的老人和小孩，停止搬运宝器，与燕国的众人商议，拥立一位君主然后离开，这样就还来得及阻止（诸侯的进攻）。”

朱熹说：“千里畏人，指的是齐王。一征，指第一次征伐。天下信之，是信任他的志向在于救民，而不是为了暴虐。这是说商汤之所以能凭借七十里土地而在天下执政的原因。齐国吞并燕国，如果能像商汤征伐葛国那样，燕国人就会高兴，齐国就可以统治天下了。现在却不施行仁政，而是肆意残暴，就无法安慰燕国百姓的期望，也无法使诸侯的心归服，所以不免拥有千里土地却害怕别人。”

齐国攻打燕国，有人问：“您劝齐国攻打燕国，有这回事吗？”孟子说：“没有。”沈同问：“燕国可以攻打吗？”我回答说：“可以，如果那样（指燕国君臣失道）就可以攻打它。”他如果问：“谁可以攻打它？”那我就回答说：“作为天吏，才可以攻打它。”

吕大临说：“奉行天命，称为天吏。国家的废兴存亡，只由天命决定，不敢不遵从。像商汤、周武王就是这样。”

臣按：燕国和齐国都是诸侯国。燕国虽然无道，但齐国并非天子，擅自兴兵攻打它，用《春秋》的法度来衡量，本来就不应该，这就是孟子有“天吏”说法的原因。况且燕国与齐国，地位相当，德行相近，没有很大的差别，但是燕国的君主不应当把先君的位置让给别人，而他的臣子也不应当接受君主的位置而不推辞。当时周王室衰微，不能行使九伐的权力，燕国和齐国接壤，邻国发生变乱，前去救援纠正，也不算过分。但是当时燕国百姓无罪，作乱的是子哙和子之。齐人战胜燕国之后，就应当像孟子所说的那样，赶快发布命令，放回百姓中的老人和小孩，安放国家的宝器，诛杀作乱的君臣，然后与燕国的世臣耆老商议，另立君主然后离开。对于燕国的土地和人民，不图谋利益，这样就是为邻国平定祸乱，而不是占有它。齐王虽然不是天吏，但存有复兴灭亡国家、延续断绝宗祀的心思，诛杀乱臣、安定百姓的意图，也差不多接近商汤、周武王的军队了。先儒说商汤十一次征伐，并不是完全灭掉那些国家，如果是占有，那就是践踏田地而夺走牛。齐王杀死他们的父兄，捆绑他们的子弟，毁坏他们的宗庙迁移他们的宝器，这就是灭掉他们的国家了，怎么能阻止诸侯的军队呢？这是孟子为齐国人写的，为处理吞并燕国的事宜提供办法，可以作为后世用兵平定祸乱的法则。

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方圆三里的内城，方圆七里的外城，包围起来攻打它却不能取胜。包围起来攻打它，必定有得天时的，然而不能取胜，这是天时不如地利。城墙不是不高，护城河不是不深，武器装备不是不坚固锋利，粮食不是不多，却弃城而逃，这是地利不如人和。所以说，限制百姓不靠疆域的界限，巩固国家不靠山河的险要，威慑天下不靠武器装备的锋利。施行仁政的人帮助他的人就多，不施行仁政的人帮助他的人就少。帮助他的人少到极点，连亲属都会背叛他；帮助他的人多到极点，天下的人都会顺从他。凭借天下人都顺从的力量，去攻打连亲属都背叛的人，所以君子不战则已，战就一定能胜利。”朱熹说：“天时，

译这是指时日干支中的孤、虚、旺、相等类别；地利，是指险要阻碍和城池的坚固；人和，是指获得民心的和睦。三里七里，是城郭较小的情况，郭外城，是指环绕的围墙。说的是四面攻围，旷日持久，必定会遇到天时有利的时候，（此时）就会放弃围城。说的是不得民心，百姓不会为之守城。域，是界限的意思。说的是不战则已，一旦开战就必定胜利。

译张栻说：“得道的人只是顺应天理罢了，举措顺应天理，人心就会心悦诚服。先王之所以能实现人和，就在于此，并且极尽多方援助的功效，以至于天下都顺从他们，他们称王，谁能抵挡得住？失道则违背人心，人心背离，即使是亲人也会疏远，不也是孤立且危险吗？即使有高城深池，又有谁愿意和你一起防守呢？”

臣按：孟子说天时、地利、人和，这三句话，是万世用兵的关键。然而就其中权衡轻重而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用兵争夺天下，如果不能得到人心的和谐，即使得天时、地利，也等于没有得到。先儒说得到天下的人，无非是因为得到了民心。得到人心，在于得道。本着道义来得到人心，那么地利的险要，有人愿意为之防守；天时的有利，有人愿意为之利用。先王守护国家，治理天下，根本和枝节都兼顾，这样固然以得道、得人心为根本，也不废弃天时、地利这些枝节。用兵的人，固然希望这三者都具备，然而用来收服人心使之和谐的方法，又不是临时可以达到的。这又在于平日减少刑罚、减轻赋税，教导百姓孝顺、悌敬、忠诚、守信，实行先王的政治，来体恤百姓。这样就能在天下无敌，成为天子的官吏。那么即使地利不稳固，天时不顺遂，也足以自我防守了，何况兼得天时、地利呢。

孟子说：“春秋时期没有正义的战争。那边比这边好一些，是有的。征伐，是上级讨伐下级；敌对的国家不能互相征伐。”

朱熹说：“春秋每记载诸侯战争讨伐的事情，必定加以讥讽贬斥，以彰显他们擅自兴兵的罪过。没有认为符合道义而赞许的，只是其中那边比这边好一些的，是有的，比如召陵之师之类就是这样。征伐是用来匡正人的，诸侯有罪，就由天子讨伐并匡正他们。这就是春秋没有正义战争的原因。”

孟子说：“仁爱的人在天下无敌。用极度的仁义去讨伐极度的不仁，为什么会有血流到舂米的木杵上的事呢？”

朱熹说：“《武成》篇说武王讨伐纣王，纣王前面的士兵掉转戈矛攻击后面的军队，向北逃跑，血流漂杵。孟子说这话，那么这是不可信的。然而书本的原意，是说商人自相残杀，不是说武王杀了他们。孟子提出这话，是担心后世的人迷惑，并且助长不仁的心。”

孟子说：“有人说：‘我善于布阵，我善于作战。’这是大罪。国君喜好仁德，天下就没有敌手。向南面征伐，北狄怨恨；向东面征伐，西夷怨恨。说：‘为什么把我们放在后面？’武王讨伐殷商时，兵车三百辆，勇士三千人。武王说：‘不要害怕，我是来安定你们的，不是来和百姓为敌的。’他们像山崩一样叩头，跪拜接受征伐。因为说的是正义的话，各自想要匡正自己，哪里用得着作战呢？”

朱熹说：“制定行伍，叫作陈，交战叫作战。百姓被暴君虐待，都希望仁者来匡正他们的国家。”

张栻说：“不立志于仁，而只想凭借功力取胜，那么天下谁不是我的敌人？胜与负，都是残害百姓而违背道义。”

许谦说：“孟子的时代，都崇尚攻战，能打仗的人被认为是贤臣，而孟子却认为这是大罪。大概国君如果能实行仁政来爱护百姓，让他们吃饱穿暖安逸舒适，那么下面的百姓就会亲近拥戴他们的君主。其他国家的百姓受君主虐待，内心必定归附这里。百姓既然乐于归附我们，我们用亲近君主的百姓去征伐虐待百姓的君主，那么那些百姓怎么会愿意和我们为敌呢！”

臣按：孟子这三章，都阐明征伐的事情。第一章说春秋时期，没有正义的战争；第二章说武王仁义的军队，没有血流漂杵的事；第三章说商汤、周武仁义的军队，必定不用善于作战的人。

老子说：“用道辅佐君主的人，不凭借武力称霸天下。这件事容易遭到报应，军队所到之处，荆棘丛生。大军过后，必定有灾荒年成。所以善于用兵的人，达到目的就停止，不敢凭借武力逞强。达到目的而不矜夸，达到目的而不自夸，达到目的而不骄傲，达到目的是不得已，达到目的而不逞强。事物强壮就会衰老，这就叫作不符合道。不符合道就会早衰。”

林希逸说：“兵器，是凶器。我用来害人，别人也将用来害我。所以说：这件事容易遭到报应。用兵的地方，农民不能耕种，那么荆棘就丛生。用兵之后，伤害天地和顺之气，那么必定有灾荒年成的灾难。”

臣按：臣子辅佐君主，应当用道义征服天下，使天下的臣民都处在我的道义教化之下。如果不能以道义征服，而只凭借武力逞强，那么用来辅佐君主的方法，就不是正道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好胜的人必定遇到对手，我用武力加于人，别人也用武力加于我，一来一往，是必然的道理。况且兵器一兴起，农业必定荒废，杀戮既多，天和必定受损。在地上就生出荆棘，在天上就招致水旱，在人身上就导致疾疫。兵器虽然不可用，也不能不用。所以善于用兵的人，必定果断。果断，是什么意思？果断地执行所做的事。用来铲除残暴，平定祸乱。不果断，那么百姓的祸害就不能铲除，而没有停止的时候。这样用兵，这就叫作善于用兵，不是用来在天下逞强。用来逞强，就不是善于用兵了。然而所谓果断，如果矜夸自傲，能停止而不停止，倚仗强力欺凌别人，那是不可以的。必定不要矜夸，不要自夸，不要骄傲，不要逞强，不得已时，常在果断之中，存有抑制谨慎的意思。

译那么我的军队就不会因为过于强盛而走向衰败了。大抵军队直进为壮，迂回为老，万物都是如此。所以说：“事物强盛到了极点就会走向衰败。”如果用兵时自夸骄横，可以停止却不停止，就必然会因为过于强盛而走向衰败。像这样，就是不能用道义来辅佐君主；不能用道义辅佐君主，就有迅速灭亡的道理。所以说：“不合道义的事要尽早停止。”

译又说：那些精良的兵器，是不吉利的器具，万物都厌恶它，所以有道的人不居处使用它。因此君子平时以左边为贵，用兵时以右边为贵。兵器是不吉利的器具，不是君子所用的器具，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它。清静淡泊才是上策，所以不认为兵器是美好的。如果认为兵器美好，就一定会喜爱它。喜爱兵器的人，就是喜爱杀人的人。喜爱杀人的人，不可能在天下实现自己的志向。臣按：佳的意思是美好。兵器是凶险的事物，却把它当作美好，这乃是世间一种不吉利、不祥善的器具。正因为它是不祥的器具，所以在使用时，万物没有不厌恶它的，然而人却有人把它当作美好，不厌恶它，难道反而是把兵器当作美好吗？有道之士，心境恬淡而志向无为，只以道德为乐，不把兵器当作美好，怎肯让自己处于不祥之地而把杀人当作快乐呢？后世的君主，如果把用兵当作美好，把杀人当作快乐，原本想以此在天下实现志向，最终却身死国灭的人很多。老子的话，应当深深引以为戒。

又说：“用正道治理国家，用奇谋使用军队，用无为来取得天下。”

臣按老子这三句话，所谓用正道治理国家，用无为来取得天下，与圣人的道理没有不同。用奇谋使用军队，解说的人认为奇是诈术，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大概所谓的奇，就像所说的攻击敌人没有防备的地方，出乎敌人的意料，避开坚实打击空虚，抓住机会设下埋伏，并不是所谓的偏邪不正。

又说：“善于为将的人不逞勇武，善于作战的人不发怒，善于战胜敌人的人不与敌人正面交锋，善于用人的人把自己放在别人之下。这就叫做不争的德行，这就叫做使用别人的力量。”

臣按：为将的人，必定以文事而武名自居，而不是以善于为将自居。作战，是用来执行天道的讨伐，而不是用来发泄自己的怒气。带着怒气作战，不是善于作战。与人作战而获胜，不是善于战胜。不与敌人作战而敌人屈服，这才是善于战胜。用人而把自己放在别人之下，不凭借自己的长处胜过别人，不凭借自己的所有凌驾于别人之上，那么在用人的道理上就善于了。像这样的人，都是具有不争的德行，而能使用别人力量的人。

又说：“用兵的人说：‘我不敢做主动进攻的一方而只做被动应战的一方，不敢前进一寸而退让一尺。’这就叫做行列没有行列，手臂没有手臂，敌人没有敌人，兵器没有兵器。祸患没有比轻敌更大的，轻敌就会丧失我的法宝。所以两军相对，心怀哀怜的一方胜利了。”

臣按老子所谓用兵的人说，是说世上用兵的人有这样的说法。我不敢先动手，只应对外人的行动，不敢做主动进攻的一方而只做被动应战的一方。我的前进，固然连半步也不敢先走；至于退让，即使达到一尺，也不计较。行动然后才能行动，我使用军队，行动却像没有行动。攘除必定用手臂，我行军像人的攘除，却不用手臂。遇到敌人必定因循，我所因循的是敌人，却像没有敌人。执持必定用兵器，我所执持的是兵器，却像没有兵器。像这样，大概是以不争为德行。然而争固然不可以，轻敌也不可以。所以行军的祸患，轻敌是最大的。轻敌而匆忙，不把它当作悲哀，反而当作喜悦，那么我用来作为国家法宝的东西，怎么不被丧失呢？所以两个敌对的国家，军队相互对抗，其中自己心怀哀怜的一方常常胜利。心怀哀怜的人不把用兵当作喜悦，常常忧愁悲伤地思念。正因为他不喜悦用兵，他的志向常常有哀怜的意思，惟恐出现失误，从而丧失我所依赖的法宝，那么法宝就常常为我所有了。法宝是什么？国家的法宝在于人民。用兵而能心怀哀怜，这也不同于把兵器当作美好的人。不把兵器当作美好，而把它当作悲哀，不是不得已不使用，那么必定不至于失败，而丧失我所宝贵的东西了。

荀子说：“观察国家的强弱、贫富有征验。上面不崇尚礼制，军队就弱；下面不爱惜人民，军队就弱；承诺不守信，军队就弱；庆赏不循序渐进，军队就弱；将领不能胜任，军队就弱。”

臣按：国家的强弱，在于军队。根据荀子的话反过来看，所以上面崇尚礼制，军队就强；下面爱惜人民，军队就强；承诺能够守信，军队就强；庆赏循序渐进，军队就强；将领能胜任其职责，军队就强。观察别人的国家，不必观察他们的士兵，观察这五点，有能胜任的有不能胜任的，那么他们的强弱就可以知道了。

临武君（大概是楚国将领，不知道他的姓名）与孙卿在赵成王面前讨论用兵，成王说：“请问用兵的要领。”临武君回答说：“上面得到天时，下面得到地利，观察敌人的变动，后发动，先到达，这是用兵的要术。”孙卿说：“不是这样，我听说古代的道理，凡是用兵攻战的根本，在于统一民心。弓矢不调和，羿也不能射中；六匹驾车的马不和顺，造父也不能到达远方；士兵和人民不亲附，汤武也不能必胜。所以善于使人民亲附的人，就是善于用兵的人。所以用兵的要领在于使人民亲附罢了。”临武君说：“不是这样，军队所重视的，是势力；所实行的，是变诈。善于用兵的人，恍惚悠远，不知道从哪里出来。孙武、吴起使用它，无敌于天下，难道一定要等待使人民亲附吗？”孙卿说：“不是这样，我所讲的，是仁人的军队，王者的志向。您所重视的，是权谋势力；所实行的攻夺变诈，是诸侯的事情。仁人的军队，不可以用诈术欺骗。可以被诈术欺骗的，是怠慢的人，暴露

译“袒”是指上下不相保护的意思，君臣之间混乱，因此产生了背离的德行。所以用夏桀那样的暴君去欺骗另一个夏桀，或许还有巧妙与笨拙的侥幸之分；用夏桀去欺骗尧那样的圣君，就像用鸡蛋去碰石头，用手指去搅动沸水，如同奔赴水火，进去就会被烧焦或淹死。因此，仁德之人统领上下，百将同心，三军协力，臣子侍奉君主，下级服从上级，就像儿子侍奉父亲，弟弟侍奉兄长，就像手臂护卫头脸而覆盖胸腹一样。如果先用欺诈突袭，然后趁其惊慌再加以攻击，这是同一回事。

译臣按：荀子的这番话，是关于回归根本的论述。所谓用兵的关键在于使百姓归附，如果百姓不归附，那么商汤、周武王也不能保证必胜。如果依靠权谋势力来施行欺诈，施加于敌人，尚且有高明与拙劣之分。但如果遇到施行仁义的主君，百姓归附而将领效命，那权谋欺诈还有什么用呢！

陈嚣曾问荀子说：“先王议论用兵，常以仁义为根本。仁爱的人关爱他人，合乎道义的人遵循事理。既然如此，又为什么要用兵呢？凡是用兵的目的，都是为了争夺。”荀子说：“仁爱的人关爱他人，因为关爱他人，所以厌恶别人加害于他们。合乎道义的人遵循事理，因为遵循事理，所以厌恶别人扰乱秩序。那军队，是用来禁止暴行、消除祸害的，不是为了争夺。所以仁人的军队，所驻扎的地方神妙莫测，所经过的地方教化感化，如同及时雨降临，没有不喜悦的。”

臣按：荀子的这番话，可见帝王的军队，如果不是为了禁止暴行、消除祸害，不敢轻易出动，这才是仁义的军队。所以它所驻扎的地方，神妙而不可测度；所经过的地方，教化融合而没有痕迹。这就是它之所以为王道，并且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原因，本来就不是霸业那种小小的补救堵塞所能相比的。又哪里是那些因小忿、争小利的人所能相提并论的呢？

《三略》说：致力于扩张土地的人会使国家荒废，致力于广施恩德的人会使国家强盛。能保有自己所有的人是安定的，贪图别人所有的人是残暴的。残暴毁灭的政治，会累世遭受祸患。制定超过制度的措施，即使成功也必然失败。舍弃自己而教导别人是违背常理的，端正自己而感化别人是顺应常理的。违背常理的是动乱的招致，顺应常理的是治理的要领。又说：圣明的君王使用军队，并不是以此为乐，而是用来诛讨暴乱。用正义去诛讨不义，就像决开江河去浇灭小火，面对深不可测之处去推挤将要坠落的人，必定能够战胜。之所以优柔防范、恬淡而不进攻，是因为害怕严重伤害人和物。军队，是不祥的器具，天道厌恶它。不得已而使用它，这是符合天道的。人在道中，就像鱼在水中，得到水就生存，失去水就死亡。所以君子，常常畏惧而不敢失去道。

臣按：《三略》这本书，有人说它是姜太公的书。然而其中所引用的军法以及所谓“英雄侵盗县官”等话语，都不是三代以前的言辞。然而汉光武帝曾经引用它的话作为诏书，那么这本书的流传也已经很远了。其中值得采纳的地方很少，然而这几句话，大致不违背圣贤的宗旨，所以记录下来，不因人废言。

《司马法》说：“杀人是为了安抚人，杀他是可以的；攻打他的国家，是为了爱护他的百姓，攻打他是可以的。用战争来制止战争，即使进行战争也是可以的。所以仁爱的人被亲近，合乎道义的人被喜悦，有智慧的人被信赖，勇敢的人被倚重，守信的人被信任。在国内得到爱戴，所以能够防守；在国外得到威严，所以能够作战。作战的原则不违背农时，不经历百姓的疾苦，这是为了爱护我们的百姓。不施加欺诈，不趁人之危，这是为了爱护敌国的百姓。冬天和夏天不兴兵，这是为了兼爱两国的百姓。所以国家虽然强大，喜好战争必然灭亡；天下虽然安定，忘记战争必然危险。”

先王的治理，端正名分治理事物，建立国家区分职事，按照爵位分配俸禄。诸侯喜悦归附，海外来朝服，诉讼平息而战争停止，这是圣德的治理。其次贤明的君王，制定礼乐法度，于是设立五刑，兴起甲兵来讨伐不义。礼与法是表里关系，文与武是左右关系。

陈师道说：齐威王派遣他的大夫追述古代的司马兵法，附上齐国大司马田穰苴的说法，称为《司马穰苴兵法》。那所谓古代的司马兵法，是国家的政典。所谓穰苴兵法，是太史迁所论述，现在博士弟子所诵读讲解的。从前周公制定政典，司马官职守护它，来辅佐天子，平定邦国，端正百官，均衡万民，所以征伐出自天子。等到上面废除了这个典制，下面失去了职事，周朝就衰落了。所以征伐出自诸侯，典制的存废兴亡系于此。太史迁只见到七国、楚、汉的战争，靠欺诈取胜，而他自己本来未曾践行道义，于是认为仁义是虚名，而怀疑三代只是虚文，可以说是不学无术了。谨按传记所载《司马法》的文字，现在的书中都没有，那么也不是齐国的全书。然而它的书说：“礼与法是表里，文与武是左右。”又说：“杀人以安抚人，杀他是可以的。攻打他的国家，爱护他的百姓，攻打他是可以的。用战争去除战争，即使进行战争也是可以的。”又说：“冬天和夏天不兴兵，这是为了兼爱百姓。”这是先王的政令，有什么难的呢！

臣按：宋人编纂兵法，选择其中切要的为七书，而《司马法》比其他各家更为优秀，其中的言论大多值得采纳，而这几句话，尤其突出。

《尉缭子》说：“凡是军队不攻打没有过错的城市，不杀害没有罪过的人。杀害别人的父兄，掠夺别人的财物，奴役别人的子女，这些都是盗贼行为。所以军队，是用来诛讨暴乱，禁止不义的。军队所施加的地方，农民不离开他们的田地，商人不停止他们的店铺，士大夫不离开他们的官府，因为武力的议论在于一人。所以军队不流血而天下亲近。”又说：“欲望产生于没有法度，邪恶产生于没有禁令。最好的是神妙的教化，其次是顺应事物，最下的是不剥夺百姓的农时，不损害百姓的财产。禁令必须依靠武力才能成功，奖赏依靠文治才能成功。”又说：“军队，是凶险的器具；争夺，是违背道德的。事情必有根本，所以王者讨伐暴乱，以仁义为根本。战国时期为了树立威势、抵抗敌人而相互图谋，而不能废除军队。军队，以武力为根本，以文治为种子；武力为表，文治为里。能胜任这两者，就知道胜负了。文治用来观察利害，辨别安危；武力用来冒犯强弱，用力攻守。”

译臣按：前代儒者说，《尉缭子》虽然未能纯粹体现王道政治，也可以说是窥见了根本的大统。而这几句话，大致符合古人仁义之师的标准，是可以采纳的。至于其他篇章，以杀戮来施行教化，舍弃不用就可以了。

译《史记》说，战争，是圣人用来讨伐强暴、平定乱世、夷平险阻、拯救危难的。自从有血有角的野兽，被侵犯就会搏斗，何况是人呢？人怀有好恶、喜怒的情感，高兴时爱心产生，愤怒时毒害施加，这是情性的常理。从前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平定火灾；颛顼有与共工交战，以平定水害；成汤有征伐南巢，以灭绝夏朝的动乱。相继兴起相继废弃，胜利者执政，这是上天所授予的。从此以后，名士相继兴起，晋国任用舅犯，齐国任用王子成父，吴国任用孙武，申明军纪，赏罚必定守信，最终称霸诸侯，兼并列国土地。虽然比不上三代诰誓那样的崇高，但自身受宠、君主尊贵，在当时显赫扬名，难道不说是荣耀吗？难道与那些世俗儒生不明大体、不权衡轻重，妄言道德教化不应使用武力，大到窘迫受辱失守国土，小到侵犯削弱国力，于是固执不变等同吗？所以教鞭和体罚不能废除于家庭，刑罚不能舍弃于国家，诛伐不能停息于天下。使用它有巧妙与笨拙，施行它有顺利与逆反罢了。夏桀、殷纣，手能搏杀豺狼，脚能追赶四马并驾的车，勇力并非不强大；百战克胜，诸侯慑服，权谋并非不重大。秦二世，驻扎军队于无用之地，连年征战于边境，力量并非薄弱；结怨于匈奴，祸患牵连到越地，势力并非寡少。等到威势耗尽、权势极尽，里巷之人成为敌国，罪过产生于穷兵黩武而不知满足，贪得之心不息。

臣按：司马迁将此记载于《律书》，谈论音律却先谈论战争，不谈论战争的使用，而谈论战争的停息，首先推究战争的开始，进而涉及春秋战国善于作战的人士，接着涉及夏桀、殷纣、秦二世的过失，而以汉文帝拒绝陈武的建议作为结尾。大概是希望当世君主停战息民，安抚和睦通使，使民心欢畅融洽，阴阳协调和谐，以此作为制定律法的基础，他的用意是好的。但他认为孙武等人申明军纪，自身受宠、君主尊贵以此作为荣耀，这还是战国时期的风气。帝王用兵，出于不得已，是为了消除百姓的祸害，哪里是为了自身荣耀呢？至于所谓世俗儒生不明大体，不权衡轻重，“权”这个字，确实是决定用兵与否的关键。臣认为“权”衡轻重，从事物来说，不如“权”衡是非，以道理来决定才是得当的。

汉高祖时，陆贾常常上前讲述《诗》《书》。高祖骂他说：“我靠骑在马上得到天下，何须《诗》《书》？”陆贾说：“靠骑在马上得到天下，难道可以靠骑在马上治理天下吗？文武并用，才是长久的治国之道。”

臣按：文武并用，才是长久的治国之道。必定古代有此言论，陆贾才称引它。这短短八个字，古今治理国家，之所以确立国家根本、成就国家治理、延续国家国运，确实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的。承受天命以安定民生的人，难道可以只用一方面而舍弃另一方面吗？

陆贾说：“天下安定时，要注意宰相；天下危乱时，要注意将领。将相和谐协调，那么士人就会预先归附。天下即使有变故，权力也不会分散。”

臣按：陆贾这话，虽然当时是为陈平谋划以对付诸吕，然而国家有变故，没有将相不和而能安定的，这是百代所共同的道理。

汉宣帝时，魏相上书说：“臣听说，拯救动乱、诛杀暴虐，称为义兵。兵符合义就能称王。敌人加害于自己，不得已而起兵，称为应兵。兵顺应形势就能胜利。因小怨恨、不忍愤怒而起兵，称为忿兵。兵出于愤怒就会失败。贪图别人的土地财宝而起兵，称为贪兵。兵出于贪婪就会破败。倚仗国家强大，夸耀民众众多，想在敌人面前显示威风，称为骄兵。兵骄傲就会灭亡。这五种情况，不仅是人事，也是天道。”

臣按：魏相论述用兵的名目有五种，开头用“臣听说”的话。大概自古有此言论，魏相引用它来告知宣帝。后世君主有想要用兵的，必定要根据他所遇到的敌人、所做的事情，用这五种名目来衡量。在这五种情况中，究竟符合哪一种呢？必定符合义就能称王，顺应就能胜利，然后不得已才兴师动众。如果有类似所谓忿、贪、骄的情况，就赶快停止，不使其陷入败破灭的境地。那么所施行的，下顺人心，上合天道，而在天下无敌了。

宋欧阳修对仁宗说：“自古王者治理天下，虽然有忧虑勤勉之心，而不知道治理的关键，那么心思越劳累而事情越违背；虽然有采纳谏言的明智，而没有坚决执行的果敢，那么言论越多而听信越迷惑。伏思圣心所最忧虑的，而当今最缺乏的，不过是没有军队、没有将领、没有财用、没有抵御戎狄的防备、没有可任用的大臣。这五种，陛下忧虑其末端，而臣认为现在都有。然而陛下没有得到并使用它们，为什么呢？”回答说：“朝廷有三大弊病。什么是三大弊病？一是不谨慎号令，二是不明确赏罚，三是不责求实效。三大弊病在上层因循守旧，那么万事在下层就会废弛败坏。”

臣按：欧阳修在仁宗时，上此奏疏。他的话虽然是为宋朝而发，然而天下后世，威武之所以不振，治道之所以不立，正是由于这三者罢了。如果真的能谨慎号令的颁布，明确赏罚的实施，责求实效的成效，那么军队将领财用，不担心没有任用，有抵御戎狄的大臣，有防备了。内修外攘，百事并举，威武难道有不振兴的吗！

韩琦对仁宗说：“现在进献计策陈述边境事务的，不过希望朝廷选择将帅，训练

译训练士兵，修治兵器铠甲，修缮城墙护城河，大量储备物资粮草，以等待狡猾的羌人出现可乘之机，这是安定边疆、抵御寇盗的当务之急。然而一般人的考虑，都能想到这些，臣私下认为这不过是外部的忧患罢了。即使是汉、唐全盛时期，难道能使四方夷族永远顺从而保证他们不成为盗贼吗？如果纲纪不能确立，忠臣与奸佞不能分辨，赏罚不能严明，号令不能取信于民，无谓的耗费没有节制，随意的赏赐没有定规，追求宴饮安逸，沉溺于宫廷的奢侈靡费，接受妇女的请托干预，纵容亲近宠幸之人的侥幸行为，这就是臣所说的内部祸患。况且四方夷族窥探中原，必定是观察到有裂痕才行动，所以外部忧患的兴起，必定始于内部祸患。臣现在为陛下谋划，不如先治理内部祸患以消除外部忧患，内部祸患既已平定，外部忧患自然平息。这就好比树木有根本和枝末，没有根本稳固而枝叶不繁盛的。

译臣按：治理国家的大纲在于文治与武功。如果文治修明而武功不备，就像天有阳气而无阴气，地有柔顺而无刚强，人有仁爱而无义理一样。因此，自古以来的帝王虽然以文德来治理国家，但用来辅助文治并使其长久安定、长治久安的，没有不借助于武功的。然而，武功的作用，不在于使用它来建立功业，而在于不使用它才是最大的成就。所以，武功作为文治的一部分，其意义在于“止戈”（停止战争）。因此，国家常常使武备与文教并行，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做好准备，在太平无事时就进行防备，以此来遏制祸乱在萌芽状态，保卫国家的长治久安，而不是等到事情临头才开始准备，有了变故才去防备。如果不这样做就来不及了。所以我详细考察经史中记载的关于威武的事例，全部记录下来，并引用韩琦关于先治理内部祸患的说法，作为结尾。过去所说的“上等的防备莫过于自我治理”就是这个意思。韩琦认为自我治理的防备措施是：确立纪纲，区分忠奸，严明赏罚，谨慎号令，节省不必要的开支，废除横征暴敛的赏赐，减少安逸游乐，禁止奢侈浪费，杜绝请托，抑制侥幸。能够实行这几点，那么内部就没有祸患了。内部既无祸患，那么威武的根本就确立了。即使有外部祸患，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以上总论威武之道【下】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十七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严武备

军伍之制

《周礼·小司徒》规定：于是统计万民的卒伍来使用他们。五个人编为一伍，五伍编为一两，四两编为一卒，五卒编为一旅，五旅编为一师，五师编为一军。用来征发军队，用来从事田役【指劳役之事】，用来比追【指追捕盗贼】，用来征收贡赋【指发布政令以征收贡赋之事】。

郑玄说：“‘用’是指让百姓从事这些事务。伍、两、卒、旅、师、军，都是军队的名称。两，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入；师，二千五百人；军，一万二千五百人。这都是先王根据农事来制定军令的，希望他们恩惠足以互相体恤，道义足以互相救助，服饰仪容可以互相区别，声音容貌可以互相识别。”

臣按：这就是五家编为一比，五比编为一闾，四闾编为一旅，五旅编为一党，五党编为一州，五州编为一乡的制度。

于是平均分配土地，来核查人口，从而周详地知道他们的数量。上等土地，一家【有丈夫有妻子称为家】七口人，可以服役的有三人；中等土地，一家六口人，可以服役的有五人；下等土地，一家五口人，可以服役的有二人。凡是征发劳役，不超过每家一人，把其余的人作为预备【多余的人】。只有在田役和追捕盗贼时才竭尽【全部】出动【行动】。

贾公彦说：“凡是征发劳役，不超过每家一人，把其余的作为预备，意思是：一家兄弟虽然多，除去一人作为正卒，正卒之外，其余的都是预备卒。只有在田役和追捕盗贼时才竭尽出动，不只是正卒一人，预备卒也全部出动。”吴澄说：“根据田赋来出兵，是古代的制度。现在难以实行，为什么呢？古代的田役和追捕盗贼，都在一个乡之中，近的只有几十里，远的也不过几百里，行动迅速而期限短，所以壮丁没有畏惧，家庭没有怨恨。秦汉以来，万里远征戍守，百姓害怕出行就像被处死一样。在这个时候，却借用《周官》的说法来抽取民丁，非常可悲。现在兵农已经分离，制度虽然不同于古代，但是士兵接受官府供给，不耕种而吃饭，虽然劳累但不怨恨；百姓缴纳赋税，免于征发服役，虽然贫困但不劳累。至于募兵的方法，悬挂重赏，让百姓自愿应募，并且规定二十岁加入军队，五十岁免除军役，这就完美了。这是斟酌得宜的做法。”

臣按：成周时期根据田赋来出兵，必须先平均土地的高低优劣，普遍了解人口的多寡，又在人口中考查身力的强弱，能否胜任事务。如果一家七口人中有三人能胜任事务，只用其中一人作为正卒，其余的作为预备卒。使用正卒一人，联合四家编次为一伍，层层积累而上，等级相承形成伍、两、卒、旅、军、师的制度，根据土地情况来征发，那么百姓没有贫困窘迫；不任用不能胜任的人，那么士兵没有疲弱怯懦。这个制度一旦确定，遇到征伐就征发他们作为军队，应当操练检阅时就让他们去从事田役，遇到盗贼就编组他们去追捕，遇到闲暇时就命令他们去缴纳贡赋。大概是有事就随时征调，无事就依旧缴纳赋税。每个正卒之外都有多余的丁口作为副手，随缺随补，军伍没有空缺。多用就多征发一定比例，不会不足。先儒说先王兵员充足却好像没有军队，并不是没有军队，而是使用他们时就布满在行列中，不使用他们就收敛回归到田野乡里。这是万世没有弊端的军政。后世舍弃没有弊端的制度而采用有弊端的制度，古代的制度一旦丧失，永远无法恢复，真是令人感慨啊。

《大司马》规定：凡是制定军队，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天子有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企一军。军将都由命卿担任，二千五百人为一师，师帅都由中大夫担任，五百人为一旅，旅帅都由下大夫担任，一百人为一卒，卒长都由上士担任，二十五人为一两，两司马都由中士担任，五人为一伍，伍都有伍长。一军则有两个府，六名史官，十名胥，一百名徒。

吕祖谦说：“一军的编制，人数为一万二千五百。减少一人，就不够；增加一人，就多余。大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