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五十一

译这是夏季。河西以及河外的州郡，如今大多还存在。那河南的九州，虽然其中一两个可以考证，但其余七个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推测大概都在今天的河套地区吧？自古以来守卫边疆的人，都沿袭前代的旧制，汉朝沿袭秦朝，唐朝沿袭隋朝，那些边城营堡往往都保留着旧迹。只有我们朝守卫边疆，没有沿袭前代，而是创立了新的制度。大概自从唐天宝年以后，河朔以北大多成为藩镇割据，朝廷直接控制的，只有突厥、吐蕃、南诏而已。五代以来，后晋把燕云十六州贿赂给契丹，而河西地区完全归属拓跋氏，宋朝把内地当作边境，金朝和元朝又无所谓边境。我们圣祖取得天下后，在西北边城普遍设立藩府，统领重兵，占据要害，但都在靠近边境的地方，未曾像汉朝和唐朝那样在境外远戍。洪武初年，西北边防的重镇有宣府、大同、甘肃、辽东、大宁。永乐初年，撤去大宁，只保留四个镇。宁夏守镇的设立始于永乐初年，榆林的控制始于正统年间，其余如花马池等堡，都是在边境多事的时候创建的。如今要害之处，朝廷的处置固然已经严密，但所谓的黄河套地区，似乎还缺失，为什么呢？前代之所以废弃它，是因为边城的防守在内地，而那块地方在境外，所以如此。如今我们的守镇，反而有在河套之外的，每当秋高马肥、风寒河冻之时，他们或许长驱直入，屯聚在那里，以此骚扰我们的内地，幸好他们向来没有深谋远虑，没有使用汉人的计谋，不进行据地之争，所以来得快去得也快，有收获就离开，似乎不值得在意。然而谋划事情贵在事先，预防祸患贵在预先。过去他们固然曾经深入内地，议论的人担心他们成为我们内地的祸害，千方百计谋划如何驱使他们出去，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幸好他们自己离开了，于是没有一个人再议论这件事。万一他们再来，怎么处置呢？事情尚未发生，虽然不能预先推测其有无，但万全的计策，不能不事先筹划。臣愚昧地过度考虑，认为如今西北各边，祖宗以来防备抵御的措施，固然已经详尽，唯独这一处偶然没有顾及，不是遗漏了，而是祸患的萌芽尚未萌发。如今已经暴露明显了，所以事先预防，现在正是时候吧？自古以来中国守卫边疆的人，都是将士守卫在内地，而抵御戎人在外，这块地方却是他们反而进入我们的内地，而我们所守卫的反而在他们的外面。他们之所以能进入，必然有其原因，都要一一推究其缘故，在他们所经过的道路上，预先扼守其要冲，在他们所屯聚的地方，先占据其险要，不要只是庆幸眼前无事，而一定要为日后做长远打算。议论的人如果说设置城守，那么粮饷供给困难，将导致汉人的劳费，何不想想赫连建立国家，元昊设置郡县，都在这块地方，从哪里得到食物呢？《宋史》明确说那里五谷丰饶，尤其适宜种植稻麦，汉人在境外的轮台之地尚且设置屯营，何况这里是在黄河以南的次边之地呢？臣请求下达合朝议论：“在这无事的时候，北敌远遁之际，派遣通晓古今、识大体大臣，亲自到那块地方，详细考察是否可行，上报朝廷。如果认为可行，或者在河南修筑城池，作为镇遏；或者在河北占据要害，作为扼塞；或者沿河岸边设置营堡，以防备他们直接渡河。事情必须出于万全，然后施行。不然，比较利害足以相当，暂且保留旧制也可以。”愚儒未曾踏足边地，姑且以意推测可否，听从皇上命令。

译后汉王霸率领六千多名弛刑徒，与杜茂一起修治飞狐道，堆积石块、铺设泥土，修筑亭障，从代郡到平城三百多里。

李贤说：“飞狐道在蔚州飞狐县北面，通往妫州怀戎县，就是古代的蜚狐口。”

臣按：飞狐口在今蔚州广昌县。

北魏中书监高闾上表认为：北方部族擅长的是野战，短处是攻城。如果用他们的短处来夺取他们的长处，那么即使他们人多也不能构成祸患，即使来犯也不能深入内地。况且他们分散居住在野外沼泽，追随水草迁徙，作战时连同家业一起到来，逃跑时连同牲畜一起逃走，不携带粮草而饮食自给自足，因此历代都能成为边境的祸患。六镇势力分散，即使兵力加倍也不愿作战，互相围困逼迫，难以制服他们。请求依照秦汉旧例，在六镇北面修筑长城，选择要害之地，每隔一段距离开设城门，在城门旁边建造小城，驻扎军队防守。他们既然不攻城，野外掠夺又无收获，草料耗尽就会逃走，最终一定会受到惩戒。计算六镇东西不过千里，一个士兵一个月的功夫，可以修筑三步宽的地段，强弱搭配，不过动用十万人，一个月就可以完成。虽然暂时劳累，但可以永久安逸。大凡修筑长城有五种好处：免除游动防守的辛苦，这是第一；北方部族放牧，没有抄掠的祸患，这是第二；登上城墙观察敌人，以逸待劳，这是第三；免除无休止的防备，这是第四；每年经常运输粮草，永远不匮乏，这是第五。

臣按：我朝建都于燕，紧邻边境，所以设置险阻来护卫都城，尤其应该谨慎巩固。太行山从西边而来，蜿蜒向北，经过居庸关向东，直到医巫闾山，这是第一层内藩篱。又向东起于旧大宁边界，跨越宣府、大同、代州的境地，向西直到保德州的黄河，这是第二层外藩篱。那内部的藩篱，是天造地设，重峦叠嶂，作为国家北门的屏蔽，就是《易经》所说的地险。至于外部的藩篱，虽然有天然的地险，但其中多有间断之处，因此弥补其缺陷，堵塞其缝隙，作为对外敌的防备，这又要依靠王公们设置险阻。臣听说云代一带，设置墩台来防守，有大边，有小边，大边用来谨慎斥候侦察，小边用来严守备。现在如果真能在大边墩台之间空缺的地方，凭借悬崖险峻，顺着地势修筑城墙，相互连接，实在是守边长久之计。高闾说六镇东西不过千里，一个士兵一个月的功夫可以修筑三步之地，强弱搭配不过十万人，一个月就可以完成。臣私下认为现在山后沿边之地，东起永宁四海冶，西到保德河边，从东向西，计算其长度不过一千三百二十里而已。其间墩台相望，远的十几里，近的几里，就在空缺的地方加筑塞墙，延伸连接，也没有很大的劳费。古人说一个月就可以完成，臣请求以三年为期，遇到边境没有警报的时候，米谷丰收的年份，孟夏仲秋，天气温凉之时，酌情拨出骑兵作为防备，借用十万人的劳力，花费十数万的钱粮，三年之中，仅仅劳累一百八十天，完成这千百年来的巨大工程。那么边境城防寇盗永远清平，国家藩篱更加厚实，高闾所说的五种好处，他们只是空谈，而我们今天真实享受其利了。

唐高祖时，突厥每年侵犯边境，皇帝召集群臣询问防备边境的方法。将作大匠于筠请求在五原、灵武在黄河上设置水军，扼制敌人入侵。中书侍郎温彦博说：“魏国修筑长堑遏制匈奴，现在可以采用。”皇帝派桑显和挖掘边境大道，召集江南船工，大量征发士卒修治战舰。

臣按：根据于筠的请求，在五原、灵武在黄河上设置水军，遏制敌人入侵。彦博也说，魏国修筑长堑，那么向西的黄河固然可以行船，而沿河之地也可以挖掘壕沟。

起初朔方军与突厥以黄河为界，河岸上有拂云祠。突厥每次侵犯边境，必定先拜谒祠堂祈祷解厄，然后整顿军队渡河南下。当时默啜全部兵力向西攻击，突驰。施张仁愿请求乘虚夺取漠南之地，在黄河以北修筑三座受防城，断绝他们南侵的路。唐休璟认为自两汉以来都在北面守城，现在在敌人腹地修筑城池，最终会被他们占有。张仁愿坚持请求，中宗听从了他。上表请求留下任期届满的士兵来协助工程，咸阳五百名士兵逃跑回家，张仁愿抓获他们，全部在城下斩首，军中惊恐战栗。服役的人尽力，六十天三座城就建成了。以拂云为中城，南面正对朔方，西城南面正对灵武，东城南面正对榆林。三座堡垒相距，各四百多里，北面都是大沙漠。开拓土地三百里远。又在牛头、朝那山北面设置烽火台一千八百所。从此突厥不敢越过山去放牧马匹，朔方更加没有寇患。每年节省费用以亿计，减少镇守士兵数万。

王禹偁说：“兵势的祸患在于不集中，将臣的祸患在于没有权力。现在固然不能专门委任一人，那么请求在沿边要害之地修筑三座城池来防备，像唐朝受防城那样。如果国家有三十万军队，让他们互相救援，责成他们取得成功。”

臣按：朔方军就是现在的河套地区。唐初与突厥以黄河为界，那么就是常常守河了。而张仁愿所修筑的三座受防城，都在黄河以北，大漠以南。史书说中城南面正对朔方，意思是现在的河套地区；西城南面正对灵武，意思是现在的宁夏地区；

译东地南面正对着榆林，推测现在位于绥德与云州之间。如今它的旧址已无法考证。议论的人大多认为东胜州就是古代东受防城的所在地，那里现在有断头山，土地最为肥沃，而且适宜居住。怀疑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牛头朝那。本朝在此设立东胜卫，后来迁移到了内地。宣德、正统年间，常常有人建议恢复旧制，但最终都没有实现。自古以来守卫边疆的人，必定占据险要地势。然而守卫险要，不是守在险要之内，而是守在险要之外。如果就在险要之处守卫，那么敌人就与我们共同占据险要了。所以古人守卫长江，必定先守卫淮河；守卫黄河也是如此。唐朝抵御突厥时，起初以黄河为界，后来张仁愿在黄河之外修建了三座城池。这就是守卫长江的道理，大概是为了选择要害之地，扼住敌人的咽喉并折断其胁肋。因此唐朝自从有了这些城池之后，朔方地区更加没有寇患，每年节省的费用以亿计，减少镇守的士兵数万人，这是明显的验证。如今边境城池营堡的部署已经确定，固然没有更改的道理。然而事情有暂时辛劳而长久安定、花费少而成效大的，古人也不害怕改变，关键在于实行要有渐进的过程，处理要有恰当的方法罢了。臣因此只提出这个开端，而不敢详尽阐述，留给后来筹划国家长远大计的人参考。

译五代晋高祖将幽（今顺天地区）、蓟（今蓟州）、瀛（今河间地区）、莫（今任丘地区）、涿（今涿州）、檀（今密云县）、顺（今顺义县）、新（今保安州）、妫（今隆庆州）、儒（今永宁县）、武（在今朔州西境）、云（今大同地区）、应（今应州）、寰（今马邑县）、朔（今朔州）、蔚（今蔚州）十六州割让给契丹。胡三省说：“石晋把十六州送给契丹，人们认为这是北方自行撤除屏障的开始。我认为雁门以北的各州即使丢弃，还有关隘可以防守；至于燕、顺、蓟等州，则是失去了地势险要之处。然而卢龙的险要位于营（今昌黎等县地区）、平（今永平地区）两州的边界。自从刘守光僭越称帝，周德威攻取此地，契丹趁机占据营、平。自从后唐同光年间以来，契丹南侵一直直达朔州、易州，他们失去险要地势已经很久了。后来后晋天福八年，契丹主召集山后及卢龙的军队，共五万人，让赵延寿率领，入侵中原。所谓山后就是云、应等州，而卢龙就是幽州的军号。这乃是天福初年割让给契丹的土地和人民，契丹使用中国的将领率领中国的士兵，来攻打中国，借寇兵而资盗粮，从此中原地区都成为祸患了。”臣按：石晋贿赂契丹的十六州土地，幽、蓟、瀛、莫、涿、潭、顺七州在山前，新、妫、儒（此处原文为儒，疑为儒州或衍文，依文意应为山后州县之一，通常指儒州或类似建制，但据史实十六州中无儒州，疑为“蔚”之误或特指某小州，此处依原文直译）、武、云、应、寰、朔、蔚九州在山后，加上此前契丹自行夺取的营、平二州，总共是十八州。从此中原不仅失去了土地和人民，连关隘也一并失去了。晋人自己把险要关隘送给别人，已经无法凭险自守；宋朝继承其后而不能恢复中原的旧貌，于是以白沟河为界，所以两国遭受的祸患大致相同。自从晋天福元年把土地贿赂契丹，前后四百五十多年，我太祖才将他们从泥涂之中拯救出来，又在此建都，使他们上升到天日之上。凭借百二山河拥有天然的地势险要，重重城墙，驻扎百万精锐军队在此镇压，这确实是万万年不可拔除的根基。如今山前山后都是我们中国的土地，山前七州现在是京畿之地，太行山从西边延伸过来，连绵的山冈和峰峦环绕包围，向东直到医巫闾山的境界，作为内部的屏障；山后各州从永宁、四海冶以西，经过云、代的境界，重重关隘排列戍守，作为外部的屏障。如果委任得当，守御有法，可以保证没有外患。只有昌平以东，遵化、永平一带，过去有大宁都司、兴营、义防等卫所，在山后，作为外部屏障。后来移入内地，因为这个缘故，京师东北的屏障非常单薄。将来如果突然发生外患，未必不会从这里出现。天下的祸患，往往出于意料之外，然而能在事情发生之前谋划，预先防备，那么祸患就会在无形中消解。请下达命令让大臣们商议：从居庸关以东，经过黄花镇、古北口，直到山海关。山的后面都是荒漠无人之地，不像居庸关以西有大小边镇两层可以防备。怎样可以妥善处理后事，使之永远没有外患？必定有奇谋宏略出现在其中。如果不得已，臣有一个建议：请将洪武年间从大宁都司后移保定的机构，设立在永平，或者遵化，或者蓟州，作为重镇。凡是原来所属的卫所，迁移到沿山要害之处，互相呼应。仍然在山后，距离山五里或十里，或者三四十里，衡量地势，利用地形便利，修筑墩台，就在空缺的地方，接连修筑边墙。在其中选择一个重要地点，设立关镇，屯驻军队守备，作为乌梁海入贡的道路。一方面保卫都城，一方面防止陵寝受侵。这确实是千万年的长远谋划。不然的话，国家培养精锐储备人才，等到我方力量有余而时机可乘时，仍然恢复洪武年间山后帅府的旧制，使之与宣府、大同列为三镇，直达辽东边境。这样国家的险要之地失而复得，屏障厚实而没有可乘之机，根本稳固而没有意外的祸患了。希望圣明的君主，在这太平无事的时候，思考祸患预先防备，有为国家万年无穷考虑的举措，不要认为是书生过分忧虑而忽视它。

宋仁宗时，范仲淹提出攻守两议。他关于进攻的议论说：“我私下看到延州以西，庆州以东，有贼界一百多里，侵入汉地，是可以进攻的地方。军队进入贼界时，应当先颁布号令，活捉投降者给予奖赏，杀害投降者处以斩刑，获得精壮者给予奖赏，杀害老幼妇女者处以斩刑，抵抗者合力诛杀，投降者用厚利安抚，逃跑者不要追击，怀疑有作为人质的缘故，居住者不要迁移，让他们安居故土。于是大规模修筑城寨以占据那块土地，等到城寨坚固牢靠，应当留下土兵防守，与旧寨相比，人数必定加倍，派遣使臣去安抚，必定严厉告诫说：贼人大举到来，就明确斥候召唤援兵，坚壁清野以困住他们。贼人从外部到来，就扼守险要设伏等待他们，平时高价收购粮食入中，以及设置营田来辅助。这样就能分散贼人的势力，振奋我军的威势。所用的主兵官员使臣，勇敢敢死的人排在前面，可以防守应敌的人排在后面，使臣中能担任一队之任的参列前队，有心力办事的人营建城寨。我观察后汉段纪明，率领骑兵三千，”

译出动步兵一万人，战车三千辆，军费五十四亿三，冬季和夏季多次大破羌人。像这样攻取一处城寨，平定之后便再图谋一处，作为据守的防线。关于守边的议论说：西戎居住在绝漠之外、长河之北，凭借遥远的地势和险要的地形，不容易攻取。在那里设置官吏、驻扎军队，不需要供给俸禄和粮食，每当他们举兵侵犯边境，哪怕是一毫之物都出自他们自己，像风一样聚集、像云一样消散，不曾长期积聚供养。中原王朝则不能派遣远征的军队，长期驻守而不轮换，士兵承受着风霜之苦，怀着对故乡的思念。再加上每日供给口粮，每月供给库银，春季和冬季的衣物鞋履以及物资运输在路上络绎不绝，国家财用和民力日益枯竭，军心愁怨，必须姑息迁就，这是中原长期驻兵的后顾之忧。我认为边塞的镇守，应当致力于长远的规划。我观察赵充国兴办屯田，大大获得了地利，于是击败了先零羌。魏武帝在征伐之中，命令披甲的士兵因地制宜地开垦荒地，所以并不十分劳累，大功得以成就，几年之中，各地积蓄的粮食，粮仓都装满了。唐朝设置屯田，从天宝八年开始，河西收获二十六万石，陇西收获四十四万石。孙武说：分别建立各种营垒，用利益来使他们获利，让他们食用土地上的出产，切实役使当地人民的力量，所以赋税没有辗转迁徙的劳苦，徭役没有荒废旷工的叹息。

译臣按：范仲淹呈上攻守两策，最后说：“国家若用攻，就应选取近处目标，这样兵势就不会陷入危险；若用守，就必须谋划长久，使民力不致匮乏。这可以说是掌握了攻守的适宜原则了。”

范仲淹又呈上和、守、攻、备四种防御策略，其中守策说：“长久防守的计策，必须使用土兵，他们熟悉山川地形，习惯战斗，比起东兵，战守功效加倍。然而沿边、次边的土兵数量少，分守不够，更应当在要害便利的城寨招募土兵。如果内地的土兵愿意改隶边寨，就迁移他们的家属集中安置。为什么呢？关内各州的土兵大多在边境服役，有的轮替归营，几个月之间又出发去远方戍守，这不仅是风霜之苦，更极大地伤害骨肉亲情。征夫无法保全家庭，寡妇众多，触犯人情，时间久了怨恨必然兴起。如果能把他们的家属一并迁到沿边住营，再免除他们出军服役，父母妻子乐于团聚，作战时互相救援，防守时互相安定。又因为沿边无税之地，所招募的弓箭手各自让他们聚居在险要之处，每两三个指挥共同修筑一个堡，以保全他们的家室并与城寨互相呼应。敌人若小规模来袭，就让弓箭手与各寨土兵合力抵御；敌人若大规模进犯，那么在二十天前必定能听到集结的消息。我次边的军马完全可以征调驻扎在坚固城池，以等待敌人的进退。沿边山势重叠，敌人的重兵必然沿着大川行进，先求快速，等到他们得胜，使我军沮丧不敢出战，才敢分兵考虑掠过险阻，再无顾虑。我军若持重不战，那么敌人的重兵在川路中行进，粮草无处供给，牛羊无处获取，不出几天人马困顿死亡，敌人的重兵更不敢越过险阻，又未能决出胜负，必然不得已而分兵掠夺。我军在山谷村落中埋伏精锐等待他们，敌人分散掠夺的兵众轻装且寡弱，可击可逐，使他们分散时无法掠夺，聚集时无法作战。想要长驱直入，我军就让各将领出奇兵尾随其后；想要全军撤回，我军就让各城出兵乘其疲弊。这是防守的要领。”

其攻策说：“臣曾计算陕西四路的兵力，将近三十万，并非不多。然而各自分守城寨，所以每年防兵不过两万余人，白白消耗粮草，不敢行动。年年设防，常像敌人到来一样，不知敌人的计谋，究竟侵犯哪条路？敌人那边则不然，部落分散居住，衣食自给，忽然集结，集中攻击一路，所以动辄号称十余万人。用我军分散的兵力，抵挡他们专一的态势，众寡不敌，于是导致失败。况且他们是客，应当劳累反而安逸；我们是主，应当安逸反而劳累。我军若再用此计，使他们劳累而我军安逸，那么取胜必然了。请在鄜延、环庆、泾原三路各选将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卒两万，骑兵三千，组成三军，用新定的阵法训练一年多，选拔其中的精勇。然后观察敌人的空隙，让三军轮流在横山一带劫掠，防守者厚赏，各自让他们安居乡土；抵抗者集中兵力急击，必定击破他们的部落。假如鄜延一军先出，敌人必然大举来应，我军就退守边寨，或占据险要，不与他们大战，不出十天，他们自己困顿疲弊，势将溃败撤回，那么我军环庆的军队又出击了。敌人若再图集结来抵抗王师，那么又有泾原的军队乘虚而入，他们则疲于奔命，部落产生怨恨，那么我军兵势自然振奋。三五年间，山界可以全部夺取。这是春秋时吴国用三军破楚的计策。”

臣按：范仲淹所议的攻守策略，虽然是为了防备当时的西夏，然而用来通论后世的边防事务，形势不同而道理相同，选择并实行它，推行并落实它，未必不可用。

张亢向仁宗论述边防机要和军政所疑虑的十件事，其中第三件说：“现在鄜延副总管许怀德兼任环庆军马，环庆副总管王仲宝又兼任鄜延，那泾原、秦凤总管等也兼任邻路。虽然命令互相防备呼应，然而环州到延州十四五天的路程，直路也不下十个驿站；泾原到秦州又比这更远。如果一处有事，从这里发兵赴援，而山谷险恶，人马已经困顿，想要责求他们的功效，怎么可能得到呢？”

臣按：兵势贵在互相连接，如果相距遥远，那么首尾不能相应，必然导致迟缓不及事之失。

张亢又说：“四路军马，各不下五六万，朝廷尽全力供应，而边臣只说兵少，每路想要再增加十万人，也未见成功的功效。况且兵无节制，是一弊；无奇正变化，是二弊；无应援，是三弊；主将不统一，是四弊；兵分势弱，是五弊。有这五弊，如同驱赶市井百姓去作战，即使有百万之众，也无益于事。”

臣按：张亢所说的五弊，不仅当时有，现在也是如此。

欧阳修向英宗说：“防御边境的部署，东起麟府，西尽秦陇，地域长达二千余里，分为五路，而分为州、军的有二十四，而军州分为寨、堡、城的，又将近二百，都需要列兵防守。所以我们的兵虽然多，不得不分散；分散既多，不得不寡。而敌人出击时，常常举其全国之众合聚为一而来，所以我们的兵虽然多，分散后变寡；他们的众虽然寡，聚集后变多。用他们的多，击我们的寡，不得不败。这城寨之法，已经不足以自守了。而五路大将军所谓的战兵，分散在二十四州军，想要合兵出击，则担心后

译空虚而没有防备；想要各自留守防备并集结其余兵力，那么兵力少不足以出击进攻，撤退时又无法自我防守，这就是用兵多年始终不能出击的原因。」又说：「兵力分散导致防备薄弱，是兵家的大害；这种危害通常在于我方；以逸待劳，是兵家的大利；这种利益通常在于敌方。现在如果真能反过来处理这件事，把我方的危害转移给敌人，夺取敌人的利益归我方所有，像这样行动就能获得成功。」

译臣按：当今防备边疆的地方，东起辽东，西至陇蜀，不仅仅是像宋朝人的边防地那样，从麟州、府州开始，到秦州、陇州结束而已。洪武、永乐年间的盛世，所防守的不过几处，但都占据着总的防线，扼守着要害之地，人员聚集而力量完整，对于敌人的来犯有所准备，能够以全部力量取胜。正统以后，分为堡寨，每天增加军卒的数量，虽然军卒总数不比从前减少，但堡寨的设置日益增多，确实像欧阳修所说的“我们的士兵虽然多，分散开来就少了；敌人虽然少，聚集起来就多了”。现在兵力无法增加，而堡寨又不能减少，请求敕令了解边防事务的大臣亲自到边境，仔细审查寨堡的设置，如果非要害之地，或者虽是要害之地但兵力稀少，不足以防守的地方，撤销那些稍缓的，合并到最要害的地方。这样城堡就不会虚设，将领和士兵都能发挥作用了。

《诗序》说：“《采薇》这首诗，是送别戍守边疆的役卒的。”周文王的时候，西边有昆夷的祸患，北边有玁狁的灾难，凭借天子的命令，命令将帅派遣戍守边疆的役卒，来守卫中原，所以唱《采薇》来送别他们，唱《出车》来慰劳归来的士兵，唱《杕杜》来催促他们归来。

程颐说：“毒害百姓而不听从上级，那么人们就会产生仇恨敌人的心情了。”又说：“古代的戍守役卒，两年就回来。今年暮春出发，明年夏天接替的人到了，再留下防备秋天；到了过了十一月才回来。又明年仲春到来，暮春派遣下一批戍守的人，每秋和冬初两批戍守的人都在边疆，就像现在的防秋一样。”

熊禾说：“北方部族害怕暑热，耐寒，而且秋天气候使胶凝结，弓弩可以使用，所以秋冬容易侵犯掠夺，每次留下屯兵来防备。”

臣按：程颐前面所说的，是万世为百姓用兵的大义；后面所说的，是万世派遣戍守、留下屯兵的常规制度。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向北修筑长城，用了四十多万人；向南戍守五岭，用了五十多万人；骊山、阿房宫的劳役，各用了七十多万人。兵力不够用，后来就征发谪戍了。后来里门左边的人，全部征发。

晁错说：“秦朝时向北攻打胡貉，在黄河边上修筑要塞；向南攻打杨粤，设置戍卒。胡貉的地方，是积聚阴寒的地方。树皮三寸厚，冰六尺厚，吃肉喝酪。那里的人皮肤致密，鸟兽有细毛，他们的性能耐寒。杨粤的地方，少阴多阳，那里的人皮肤疏松，鸟兽毛少，他们的性能耐暑。秦朝的戍卒不能适应那里的水土，戍守的人死在边疆，运输的人累死在路上。秦朝百姓看到出行就像被抛弃到市场处死一样，因此用谪戍的方式征发，名叫‘谪戍’。先征发有罪过的官吏和赘婿、商人，后来征发曾经有市籍的人，再后来征发祖父母、父母曾经有市籍的人，后来又从里门左边征发。不愿意去的人，深深怨恨，有背叛的心。凡是百姓守战到死而不投降败退的，是因为计算利益才这样做的。所以战胜守固，就有拜爵的赏赐；攻城屠邑，就得到财物来富家室，这样就能使他们的众人防备矢石、赴汤蹈火，视死如生。现在秦朝征发士卒，有万死的祸害，而没有丝毫的回报，死事之后，得不到免除赋税徭役的待遇，天下人明知祸害会波及自己。”陈胜执行戍守任务到达大泽乡，成为天下的先驱，天下人跟随他像流水一样，这是秦朝用威逼胁迫得到百姓的弊端。

易祓说：“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向北修筑长城，向南戍守五岭，又有骊山、阿房宫的劳役，兵力不够用，甚至征发谪戍，先征发弛刑之类的人，其次征发商人之类的人，其次征发治狱不公正之类的人，其次征发宫刑徒的人，其次征发曾经有市籍的人，再其次征发祖父母、父母曾经有市籍的人，先征发里门左边的人，名叫闾左之戍，还没来得及征发右边的人，而秦二世即位，又调集材士五万来保卫咸阳，百姓无法生活，天下骚动，陈胜、吴广就起事了。”

臣按：夏商周三代的派遣戍守役卒，是不得已才派遣的，反复开导晓谕，既怜悯他们的私情，又陈述公义，大概是用仁义来实行的。秦人则不然，是用威逼胁迫来实行的，那么去的人怎么能得到他们的心而使他们效力呢？晁错说凡是百姓守战到死而不投降败退的，是计算利益才这样做的。战胜守固，就有拜爵的赏赐；攻城屠邑就得到财物来富家室。所以能使他们的众人防备矢石、赴汤蹈火、视死如生，那么用功利来说，不如三代使唤百姓，专门用道义来说服。虽然如此，人心不如古代，好义不如好利，所以勉励中等以下的人，也不得不这样。

秦朝使用商鞅的法律，每月做更卒，然后又做正卒。一年屯戍，一年力役，是古代的三十倍。

臣按：更卒，是指给郡县服役一个月就轮换的人；正卒，是给中央官府服役的人。

汉朝的更卒有三种：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代正卒没有固定的人，人人都轮流做，一个月一换就是更卒。贫穷的人想要得到雇更钱，轮到服役的人出钱雇佣别人，每月两千，这就是践更。天下人都要轮流戍守边疆三天，也叫更，法律上所说的繇戍。即使是丞相的儿子也在戍守边疆的征调中，不可